女生叫男生离她远点是生气了吗?

女生叫男生离她远点是生气了吗?,第1张

你约她出去,无理由让你等超过30分钟。

男生等女生是很正常的,通常女生为了表达矜持,会稍微迟点。但是,毫无理由让你等超过30分钟,那就不正常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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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你面前,跟其他男生说说笑笑。

通常,女生在自己喜欢的男生面前都会很矜持,因为她担心自己在男生面前的表现不好,所以对一切都小心翼翼的,小声说话,小心做事。所以,如果她在你面前那么自然跟其他男生说笑,不好意思,她可能对你还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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看到你与别的女生谈笑风生,没有任何情绪。

女人的嫉妒心是很恐怖的,如果她喜欢你,看到这情形,肯定会有变化的。要嘛怕失去你,对你更主动更好,要嘛就是对你突然很冷淡,生气了。但是,如果跟平时没两样,Sorry,你只是她的朋友之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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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你表白过后,主动找你说清楚她不喜欢你。

女生经常表里不一,听到表白了,她没有表示,你找她问清楚,她拒绝你了,那可能并不代表她不喜欢你。只是,如果你表白了,是她主动找你并拒绝你的,那真的表示她或许有喜欢的人了,所以,要赶紧处理掉你,以免妨碍到她的感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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你打电话找她,没人接,之后也没有回你电话。

为了自己喜欢的男生,就算再忙,就算再晚,怎么样也会回你个电话或者短信的,尤其是在这样通讯发达的时代。她没有回,表示她忘了,也就代表她没有对你很上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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从不主动找你。

从来不主动联系你,你联系她,她也很冷淡,你不断地主动找她,突然,一个星期没找他,在这个时间里,她也没有主动找你一次,答案很明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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和你聊天时,不怎么搭理,就算搭理,也是很敷衍,并且很快就离开的那种。

通常跟自己喜欢的男生聊天,女生会表现很大的热情,好像这个世界只剩下你

我个人的感觉是白羊座喜欢人很积极,如果觉得对方对自己有意思,就会用暧昧的方式表达对对方的爱,因为如果不确定,就会有点担心表白失败会毁了所有的友谊。白羊座自然不喜欢被追。喜欢一个人很容易,只要他们在一起舒服快乐,就很容易有好印象。如果她被认定了,她会非常关心和爱她。对她的缺点的宽容也会被认为是它的可爱之处。白羊座很专一。

即使其他女人有魅力,她们也不会改变主意。他们可能会把她和其他女人比较,但他们永远不会背叛对方。因为确定了即使他们察觉到自己不合适,也不会主动提出分手或者想要好好相处。其实有时候就是钻进墙角的表现。白羊座占有欲超强。我们不是一对。如果我已经喜欢你了,你会对别人很不爽,即使我觉得有点不讲理。

我们在一起,你是我的,我的也是我的,即使你没有亲眼所见,只要想想你和别的男人会怎样把白羊座逼疯;白羊座喜欢对方,会主动给对方打电话发短信。他们想约对方出去玩。他们会不自觉地捏她的脸,想牵手,拥抱什么,爱我家甚至她家人都想关心。哈哈,考虑多多关心对方。很多不吃这一套的女生会觉得自己没有被他控制太多的自由==白羊座更喜欢情调,浪漫主义精心准备礼物或者为对方制造邂逅等。与白羊座的冒险性格有关。白羊座爱憎分明。喜欢就是喜欢,它会主动靠近。

如果你不喜欢它,你就不会了解这些鸟。上面有些朋友说的很准。哈哈,宣布名花都是昵称取的有点意思,不过大部分我觉得还是很宠的。我非常喜欢对方。比如我喜欢叫它“宝贝”。我通常讨厌与人和物进行皮肤接触,因为这是一种亲密接触。我在日常生活中也非常注意个人的清洁卫生。用的所有日用品通常都比我身边的干净,从不和普通朋友共用碗和勺子。不过,我愿意先为我喜欢吃她碗里的东西,喝她喝过的饮料的人说这么多。

李恪不能当上皇帝是主要原因他是隋炀帝的外孙,所以,人们担心残暴的隋朝会卷土重来,所以就算他如何有文武才,又如何善骑射,在当时也不可能让他当上皇帝。

http://zhidaobaiducom/question/3060006htmlsi=1

落英神剑 2003-9-8 13:50

RE:随笔关于李恪

第3子吴王李恪,是隋炀帝女儿阴妃所生。李恪有文武才,太宗常称其肖己,

欲立为太子,但遭到了大臣长孙无忌(文德皇后的哥哥)的反对。长孙无忌看到外

甥承乾、李泰都完了,想立另一个外甥即太宗第九子李治。后来,无忌辅立李治后

,就借口“谋反案”杀李恪“以绝众望,海内冤之”。在李世民的儿子中,数李恪

在大臣、百姓中威望最高,却死于冤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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雪饮狂刀 2003-8-30 00:28

随笔关于李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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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b]关于李恪[/b]

有空的时候我就会想起李恪。在我的感觉里,他总是深沉而忧郁的,没有一个王子应有的霸气与傲气,像他的名字一样,谨慎而恭谦。他的眼睛一定有如潭水一般的深邃,他的脸上一定写满刚毅,可是他的内心却始终缠绕着不可化解的哀愁和伤悲。

我想恪的母亲为什么会成为世民的妃子,这其中也应该有一段动人的故事。是因为隋亡了她成了亡国奴,为了生存才在后宫中谋取一席之地的吗?还是因为他们之间本身就有过一段轰轰烈烈的爱情?因为因为爱情她才挣脱一切,跟随了这个理论上是她仇人的男人?从感情上讲,我更愿意相信后者,我更愿意相信恪是一段爱情的结晶,而不是一场战争或者说是一个王朝覆灭一个女子受屈辱的见证。可是我所看到的史书以及后来很多关于世民的传记中都没有提及这件事。他们津津乐道于世民的纳弟妃为己妃,表示他们人道的批判或理性的同情,他们津津乐道于长孙皇后的仁德贤淑,表示他们最原始的崇敬或最虔诚的赞美。可是没有人想到恪的母亲,或许他们是不屑于这样一个零星的没有意义的片段,或许他们是不愿意这样一个“有伤风化”“没有气节”的女子玷污他们的纸笔。他们把一切都表现的那么理所当然,恪理所当然是一个帝王和一个前朝公主的儿子,一个前朝公主理所当然该成为下一个王朝帝王的妃子。

我一直在想,或许当恪的母亲还是公主的时候,当世民还属于平常的官宦子弟,当他们还没有利益冲突的时候,一个偶然的机会,他们相识了,然后这个情窦初开的公主就喜欢上了这个风度翩翩才貌双全的青年,而世民也一定被公主的纯真美丽所吸引。在世民晋阳起兵后,公主一定是痛苦的,但是她目睹了隋王朝的腐败专制,目睹了她父皇的奢华暴戾,最终她跟随了世民,成了隋王朝的叛逆者。

我一直相信,公主是为了爱情才跟随了王子,而不是为了苟求活命。

在我的感觉里,公主总是温柔而坚强的。她是一个没落王朝的背叛者,而这样的背叛是没有过错的。可是在当时她要接受多少世俗的冷嘲热讽,要遭受王子宫殿里多少人的鄙夷唾弃?然而她不去仇恨不去报复,她放弃高贵的身份甘心做王子身边的一个妾。

我不得不想起另一个和她遭遇完全相反的女子,她出身名门,十四岁的时候嫁给了世民成了他的妻。在世民登上宝座面南坐北的时候,她理所当然捧起了皇后的贵冠母仪天下。她就是历史上有名的文德皇后长孙氏,史书上给过这位皇后很高的赞誉,然而我并不喜欢她,或许是因为她实在太好了,好到让我不得不怀疑,她是否有着沽名钓誉的企图。可是公主是不同的,她在王子的宫殿里找了一个空间——兴许就是她过去做公主时的那个宫殿,她隐居在那里,过她自己的生活。她不去表白什么,毋庸证明什么,她用特殊的方式来表达她对亡亲的哀思,她用特殊的方式来表达她对爱情的执着。

所以在历史上我们没有看到这样一位公主——她声泪俱下的痛陈着对丈夫对爱人的控诉,她迫不及待的表明着她的清白与无辜。

恪就是在这么一个环境中长大的,他有这样一个父亲,他奠定了大唐王朝国富民强的千秋基业;他有这样一个母亲,她敢于放弃敢于追求堪称女史中的奇葩。

我不知道恪是怎么知道他的身世的,或许他自小就在兄弟的冷嘲热讽的话语中不解着,在大臣冷漠敌视中疑惑着,然后有一天,他的母亲认为他有能力承担或者不得不承担上一辈人的恩怨的时候,她退开了所有宫人使女,一盏长信青灯,昏暗的灯火摇曳着两个孤独的影子,她娓娓道来,从文帝开国的丰功伟业一直到炀帝的暴虐无道,从晋阳起兵的人心所向一直到玄武门的血流成河。她细细道来他所受一切不公平待遇的根源:他的身上流淌着两代帝王的血液。

我一直在想恪当时会是怎样的心情,他一定是震惊的说不出话来,他或许还会痛苦的质问上苍“为什么”。可是在我的感觉里他会微笑,微笑着对他的母亲说:娘,我懂了。恪会小心翼翼的藏好自己的伤口,不让人发现。

史书上说恪最终因为谋反被诛杀,我一直不相信恪会谋反,我更相信那是长孙无忌的阴谋,他有着不可告人的野心,太宗皇帝的“以史为镜”对他有着不一样的意义,他自然知道当年文帝是怎样从宇文氏家夺了天下,而高祖皇帝又是怎样让他的登位变的名正言顺。他也想要“以史为镜”,而恪无疑成了一个障碍,恪“地亲望高,中外所向”,太宗皇帝“初以晋王为太子,又欲立恪”,这怎不让长孙无忌不心惊胆战?如果立恪,他将如何安置?如果立恪,他的野心又将何去何从?他当然“固争”,他为他自己固争,为他的野心固争。他找了一个冠冕堂皇的理由,为他的外甥保住了将来,也为他自己保住了将来。可是他并不能安心,恪太过于优秀,既“善骑射”,又有“文武才”,他的优秀让很多人惴惴不安,那些跟随他父皇开创天下的大臣们,那些思想僵化冥顽不灵的官员们,以及那个高高在上却懦弱无能的新皇帝。而长孙无忌正是利用了这无数人的惴惴不安,除掉了自己的心腹大患。

我一直恪守着这样的情景,当世民当着恪的面宣布立李治为太子的时候,恪躬身向他行君臣之礼,李治扶住恪,他说的不是“免礼”,不是“请起”,他说“三哥,谢谢!”他是从他三哥手里接过了皇位,三哥把皇位心甘情愿的让给了他。

我想恪他是痛苦的,他得不到他想要的东西。他应有的不该只是一个藩王的名号,一块小小的封地。他应有的是至高无上的权力,是坐北朝南的荣耀,是整个大唐的江山。可是他无法得到,或者说他不想得到。

我常常在这个地方陷入矛盾,有时我真的怀疑自己能否很好的诠释李恪。我不相信他是一个极具野心的人,但我又希望他具有这样的野心。他应该得到他应有的东西,他应该以自己的方式编织他的皇冠,可是他又不该是残忍的,他不该为了一己的私利加重玄武门的血腥。

所以我只好说他是善良的,他的善良迫使他放弃他的梦想,放弃他的野心,放弃皇位,甚至放弃生命。我一直不相信恪会谋反,我一直觉得长孙无忌所谓的“吴王谋反”就像现在的思想犯罪一样,他没有证据,他能列举出恪招了多少兵买了多少马吗?他能说出恪招募了多少谋臣死士吗?他自然可以说很多很多,多到不计其数——只是尚在恪的头脑里。他向世人解释说他在未雨绸缪,他是在把坏事物扼杀在摇篮里,他真是个伟大的先知,他真是个不折不扣的圣人。

我把死亡看成是对恪的解脱,是对一个纯洁高尚的灵魂的释放。从那以后他可以不在矛盾不在痛苦,他在天国一定过的很好很好。我只能以这样的方式来宽慰自己,安抚自己

回答者:唐子畏 - 同进士出身 六级 1-22 03:20

两朝良佐——长孙无忌

南开大学历史学院 刘敏

贞观朝功臣济济,仅唐太宗图形于凌烟阁有特殊贡献的就有24位之多,长孙无忌被列在首功之位。不过,就才能而论,他在谋臣猛将、良宰贤相中绝对算不上突出,但从与唐太宗的关系看,却是太宗的腹心。由于受到唐太宗特殊信赖,长孙无忌不但在贞观朝发挥了特殊作用,且受托辅佐高宗,成为唐初政治史上的特殊人物。

长孙无忌的先祖,出自北魏皇族拓跋氏,因有殊功,改姓长孙氏。长孙氏是北魏以来的士族高门,属于军事贵族。但长孙无忌本人,在军事方面虽有一定谋略,但并不善于统兵打仗,用唐太宗的话说:“聪明鉴悟,雅有武略”,“总兵打仗,非其所长。”〔1〕这种情况与他早年经历有关。长孙无忌的父亲去世较早,他与妹妹一同在舅父高士廉家中长大。高士廉本人“少有器局,颇涉文史”〔2〕,很有才华和名望。在这样一个文化素养高的家庭中,长孙氏兄妹受到很好的文化教育。无忌“好学,该博文史”〔1〕,妹妹也是“少好读书,造次必循礼则”〔3〕。高士廉识人很有慧眼,早在李渊父子太原起兵之前,就发现李世民是个非常之人,把长孙无忌的妹妹聘与李世民,后来李世民做皇帝,册封长孙氏为皇后。长孙无忌的年龄与李世民相仿,二人从小交往友善,妹妹嫁给李世民后,两人关系更加亲密。

从李渊父子晋阳起兵叛隋,到建立唐朝,再到统一天下,长孙无忌一直追随李世民东征西讨,但却没有什么显赫之功。他在政治舞台上显露头角,是在玄武门事变中。唐朝建立后,李渊集团发生分裂,最突出的矛盾是太子李建成和秦王李世民之间争夺皇位继承权。李世民的才能。威望和接踵而至的显赫军功,不仅使其本人产生了觊觎皇位的野心,也引起太子李建成的忌妒和不安。开始是李建成想对李世民下毒手,但没成功。李世民问秦王府的僚属们:“阽危之兆,其迹已见,将若之何?”〔4〕房玄龄对长孙无忌说:“今嫌隙已成,一旦祸机窃发,岂惟府朝涂地,乃实社稷之忧,莫若劝王行周公之事,以安国家。存亡之机,间不容发,正在今日。”长孙无忌说:“吾怀此久已,不敢发口,今吾子所言,正合吾心,谨当白之。”〔5〕于是,房玄龄、杜如晦、长孙无忌同劝李世民先发制人,认为只有如此才能转危为安。

此时太子李建成与齐王李元吉也在加紧活动,用重金收买李世民部将尉迟敬德,遭拒绝后,又对李世民行刺,仍未得逞。李建成对李元吉说:“秦府智略之士,可惮者独房玄龄、杜如晦耳。”〔5〕于是,向李渊谗毁二人,将之逐出秦王府。这样李世民最为心腹之人只有长孙无忌仍在府中。长孙无忌坚决支持房玄龄政变的动议,与舅父高士廉和秦王部将侯君集、尉迟敬德等人日夜劝李世民诛杀太子与齐王。李世民仍犹豫不决,与灵州都督李靖商议,征求行军总管李世绩的意见,二人都表示不愿意于。正在此时,突厥南下侵犯,按惯例应由李世民督军抵御,但此次在李建成的推荐下,由李元吉代李世民督军北征,并调秦王府将领尉迟敬德等同行。他们的目的很明显,想借机抽空秦王府的精兵猛将,并计划在为李元吉饯行时杀掉李世民。李世民得知,立即与长孙无忌等商量,又派长孙无忌秘密召回房玄龄、杜如晦,共同谋划了玄武门兵变。六月四日,李世民亲率长孙无忌等十人,在玄武门成功地伏杀了李建成、李元吉。

在李世民夺取皇位继承权的兵变中,长孙无忌称得上是首功之人。在酝酿政变时,他态度坚决,竭诚劝谏;在准备政变时,他日夜奔波,内外联络;在政变之时,他不惧危难,亲至玄武门内。所以唐太宗至死不忘长孙无忌的佐命之功,临死前仍对大臣们说:“我有天下,多是此人之力。”〔1〕

李世民成了皇太子后,长孙无忌被任命为太子左庶子。不久李渊把帝位让给了李世民,长孙无忌升为左武侯大将军,后任吏部尚书,晋封齐国公,实封一千三百户。唐太宗几次要任命长孙无忌为宰相,但长孙皇后一再说:“妾备位椒房,家之贵宠极矣,诚不愿兄弟复执国政。”〔6〕她提醒太宗要吸取汉朝吕氏、霍氏等专权的教训,长孙无忌自己也要求逊职,但太宗不听,拜长孙无忌为宰相,任命他为尚书右仆射。为唐太宗夺取皇位,长孙无忌确实立有殊功,但担任宰相,他的才能似乎还不够。不能说长孙无忌不喜欢权势,但他为人谨慎小心,注意避免嫌疑,不像历史上许多外戚,依恃女儿或姐妹“椒房之宠”,肆无忌惮地攫取权力。他以盈满为戒,恳请太宗批准他辞去宰相要职,长孙皇后也为之请求,太宗不得已,让他辞去了尚书右仆射,而拜开府仪同三司。这一年,唐太宗在文武大臣的陪护下,亲至长安西郊祭祀,起驾返回时,特令长孙无忌与司空裴寂二人升用金辂以示宠幸。贞观五年(631年),长孙无忌与房玄龄、杜如晦、尉迟敬德四人,以元勋封每人一子为郡公。贞观七年,太宗册书,任命长孙无忌为司空,无忌坚决推辞不受,太宗不准,还特意写了一篇《威凤赋》,赐给长孙无忌,追思创帝业之艰难和长孙无忌的佐命之功。

唐太宗认为把朝廷要职授予长孙无忌,不是因为他是皇后的哥哥,而是鉴于他的才行。长孙无忌在玄武门兵变中表现出不凡的才能与胆识,太宗即帝位后,在一些重大事务上也发挥了重要的作用。如贞观元年时,突厥因天灾人祸,内部矛盾激化,多部反叛,实力大衰,朝廷中许多大臣请求乘机出兵攻打突厥,但唐与突厥不久前刚订立盟约,太宗有些犹豫。长孙无忌说:“虏(突厥)不犯塞而弃信劳民,非王者之师也。”〔6〕认为“今国家务在戢兵,待其寇边,方可讨击。彼既已弱,必不能来。若深入虏廷,臣未见其可。且按甲存信,臣以为宜”〔1〕。唐太宗采纳了他的意见,放弃了马上出兵的打算。又如,唐太宗十分仰慕周代的分封制,不顾许多大臣(如魏征、李百药、颜师古等)的反对;贞观十一年,诏令以荆州都督荆王元景为首的二十一名亲王为世袭刺史,以赵州刺史长孙无忌为首的十四名功臣为世袭刺史。唐太宗正式下诏,一般大臣不敢再谏,但侍御史马周和太子左庶子于志宁仍冒死谏诤,唐太宗根本不听。最后,是以长孙无忌为首的被封功臣呈递了抗封的表文,长孙无忌又通过自己的儿媳长乐公主再三向唐太宗请求,说:“臣披荆棘事陛下,今海内宁一,奈何弃之外州,与迁徙何异!”唐太宗才不得不“诏停世到刺史”〔7〕。

可见,长孙无忌是有一定胆识和才能的。但他在贞观朝权重无比、恩宠无匹的特殊地位,是否与他是唐太宗的妻兄有关,对此历史学家纷说不一,可以肯定的有两点;一是在唐太宗内心深处,长孙无忌最可信赖,在这一点上,不但被提拔于仇敌手下的魏征不能与之相比,就是秦府旧人、名相房玄龄也稍有逊色;二是长孙无忌身兼外戚和元勋的双重身份,比较注意避嫌,与历史上某些骄横外戚绝不相同。贞观十二年,唐太宗亲幸长孙无忌府第,十六年,拜长孙无忌为司徒,十七年,唐太宗将二十四位有特殊功勋的大臣图形于凌烟阁,以彰其功,长孙无忌排在第一位。综观,长孙无忌是唐太宗推心置腹的忠臣良佐,是对贞观朝有特殊贡献的人物,这是他的主要方面。但是,他在对待君主、处理与唐太宗的关系上,也有明显的局限。

贞观后期,唐太宗心骄志满,魏征多次提出批评劝告,唐太宗口头接受,行动难改,许多大臣都阿谀奉承,歌功颂德,这些人中也包括长孙无忌。贞观十八年四月,唐太宗幸临太平官,对侍从的大臣们说:“人臣顺旨者多,犯颜者少,今朕欲自闻其失,诸公其直言无隐。”这应该是劝谏唐太宗的良机,但长孙无忌等人却违心地说:“陛下无失。”〔8〕当时,只有刘洎和马周谈了太宗的过失。同年八月,太宗对长孙无忌说:“人苦不自知其过,卿可为朕明言之。”又一次令长孙无忌谈自己的过失。长孙无忌说:“陛下武功文德,臣等将顺之不暇,又何过之可言。”唐太宗当即就指出这是“曲相谀悦”〔8〕。唐太宗晚年不好直言,难得征求大臣们意见,长孙无忌却以阿谀代替忠谏,这是他作为名臣良佐的缺陷。

晚年,唐太宗最烦心的是太子问题。贞观十七年四月,李承乾被废,之后,最有资格被立为太子的,是长孙皇后的另外两个儿子:魏王李泰和晋王李治。两人相比,李泰的条件更为优越,首先他是长孙皇后的次子,比李治年长九岁,唐太宗对他思宠逾制,令其在王府中置文学馆,听任其招揽贤人学士,赏赐甚至超过太子,还不时在言谈中暗示要立李泰为太子,待承乾被废之后,又“阴许立泰”。李治是长孙皇后的三子,唐太宗的九子,不论从年龄还是父子感情看,均处于劣势,但舅父长孙无忌却大力支持,“固请立晋王治”〔9〕。李泰、李治都是长孙无忌的外甥,长孙无忌为什么弃太宗所宠,而要立李治呢?这并非私人感情,而是有重要政治背景的。

唐太宗统治后期,长孙无忌在朝臣中权重无比,为了在太宗之后仍维持这种局面,长孙无忌希望未来的皇帝,即今日的太子,应该由一个仁孝听话的外甥充当,这样,自己会得到尊重,权势会得到保障。因晋王李治生性懦弱,成为他极力支持的对象。而魏王李泰则不同,从小聪明绝伦,稍长善作诗文,成人后喜好经籍、舆地之学,从贞观十一年开始置文学馆收纳士人,文武官员也纷投门下,形成一股政治势力。李泰恃才不恭,上品官员不放在眼里不说,关键是不去争取舅父对自己的支持。长孙无忌知道,如果李泰做皇帝,依靠重用的必定是他自己的党羽,绝不是他这个舅父,所以不愿李泰立为太子。

两子争立,一边是才华出众的李泰,一边是懦弱少能的李治,按理说,立李泰是自然的,但唐太宗不能。李泰集团的主要成员是功臣子弟,他们靠祖上资荫,身处高官,奢侈放纵,希望通过李泰当皇帝,达到驱逐元老,自己掌权的目的。李治的支持者则是以长孙无忌为首的元老重臣,其中包括李绩、褚遂良等。长孙无忌既是唐朝的开国元勋,又是唐太宗的佐命大臣,是贞观政治的忠实执行者。唐太宗希望自己死后,贞观政治依然坚持下去,只能靠长孙无忌等元老重臣的辅佐,而绝不是李泰手下的那帮纨绔子弟。为此,他不得不舍爱立李治为太子。由于李治仁弱,不像自己,唐太宗在立了李治后,思想仍在动摇反复,一度又向长孙无忌提出想改立“有英武才”、“英果”似己的三子吴王李恪,被长孙无忌挡了回去,说:“晋王仁厚,守文之良王,且举棋不定则败,况储君乎?〔10〕唐太宗只好作罢,临终前,将辅佐李治的重任托与长孙无忌和褚遂良。

长孙无忌以回天之力促成李治继立,是为唐高宗。高宗即位后,立即拜长孙无忌为太尉,兼检校中书令,知尚书、门下二省事,长孙元忌辞去了知尚书省事,但仍任太尉同中书门下三品。唐高宗即位初年,实际执政的是长孙无忌。长孙无忌忠实执行唐太宗的遗训,继续推行贞观政治:贯彻均田今,社会经济进一步繁荣发展;贯彻以诗赋取士,增加进士科人选,扩大统治基础;亲自组织编写《唐律疏义》,并将之颁行全国,进一步完善了贞观法制;又平定了西突厥的叛乱,有力地维护了大唐王朝的统一;特别是恢复执行唐太宗晚年曾一度中断了的休养生息政策,终结了长期对高丽的战争,顺民情,得民心。高宗统治初年,即永徽年间,唐朝在政治、经济、文化、法律、军事各方面都比贞观时期有所发展,被封建史家誉为“永微之治”,常与“贞观之治”相提并论。这一成果的取得,有赖于长孙无忌的忠心辅佐,有赖于股肱大臣们的齐心协力,特别是受顾命之托的长孙无忌和褚遂良二人“悉心奉国,以天下安危自任”〔1〕。唐高宗对二人也是格外尊重信赖,“恭己以听之”,尤其是长孙无忌,“以元舅辅政,凡有所言,上无不嘉纳”〔12〕。

高宗朝最大的政治事件,当属废立皇后之争,这不是单纯的妻妾之斗、后宫争宠,而是有着深刻政治背景的。长孙无忌是这一事件的主要参与者,这场斗争的结果,使他及其家族的命运发生了彻底的转变。

永徽元年(650年),唐高宗立妃王氏为皇后,但王皇后无子无宠,萧淑妃不但生有一子,而且天资聪慧,深得高宗喜爱,为此,王皇后十分憎恨萧淑妃。高宗为太子时,太宗卧病,太子入侍,结识了太宗的才人武氏(武则天),很喜欢她。太宗去世后,武才人随众宫女到感业寺做了尼姑,太宗祭日时,高宗去感业寺行香,遇到了武氏,二人相对而泣。王皇后闻知此事,暗中让武氏蓄发,劝高宗将其纳入后宫,想用武氏离间萧淑妃之宠。不久,武氏便备受宠幸,被封为昭仪,又为高宗生下一子,王皇后与萧淑妃同时失宠。武则天并不以昭仪之位为满足,还想当皇后,不惜掐死自己刚生下的女儿,以嫁祸于王皇后,迫使高宗要废王皇后,立自己为后。高宗要废王立武,在朝中引起轩然大波;以长孙无忌、褚遂良为代表的元老重臣们极力反对,以许敬宗、李义府为代表的一批臣僚则全力拥护,在元老重臣中只有李绩一人称病而不表态,经高宗再次询问,则以“此陛下家事,何必更问外人”的回答,给了实际上的支持。但长孙无忌是高宗的舅父,太宗顾托掌权之臣,所以,他的意见特别重要,开始,武则天幻想争取长孙无忌的同意和支持,但使尽种种伎俩拉拢,均遭严词拒绝,这才丢掉争取元老重臣支持的想法,下决心与这些“老朽”进行一场生死的搏斗。

武则天的父亲去世很早,所以,她同许多后妃不同,在外朝没有根基,要对付长孙无忌是不易的。于是,她就拉拢一些政治上失意、对长孙无忌等不满的人,让他们为自己说话、造舆论。许敬宗、李义府、崔义玄、袁公瑜等人就成了武则天的心腹。这些人,都是卑劣无耻之徒,但武则天急需有人为他办事说话,特别是表请高宗,立她为后,充当耳目,监视长孙无忌等人,也就无法顾忌了。

永徽六年(655年),唐高宗终于不顾大臣们的冒死极谏,诏废王皇后和萧淑妃,册立武则天为皇后。因谏净,褚遂良等人被远贬蛮荒,武则天最忌恨长孙无忌,但他不同于褚遂良等,不但是佐命元勋,更是高宗的元舅,要将之搞垮,需要时机。显庆四年(659年),在武则天的授意下,由许敬宗费尽心机,把长孙无忌编织进一桩朋党案,进行恶毒陷害。许敬宗借处理太子洗马韦季方和监察御史李巢朋党案之机,诬奏韦季方与长孙元忌构陷忠臣近戚,要使权归无忌,伺机谋反。唐高宗先是吃惊不信,继而伤心怀疑,命许敬宗再察,然后面对许敬宗足未出户编造的关于韦季方交待与长孙无忌谋反的供词,哭泣道:“舅若果尔,朕决不忍杀之,天下将谓朕何,后世将谓朕何!”许敬宗举汉文帝杀舅父薄昭,天下以为明主之例宽慰高宗,又引“当断不断,反受其乱”的古训,催促其下决心。唐高宗懦弱昏庸,竟然不与长孙无忌对质(或者他需要不进行对质),就下诏削去了长孙无忌的太尉官职和封邑,流徙黔州,但准许按一品官供给饮食,算是对元舅的照顾,对当年为其争得帝位的报答。长孙无忌的儿子及宗族全被株连,或流或杀。三个月后,高宗又令许敬宗等人复合此案,许敬宗派大理正袁公瑜前往黔州,逼迫长孙无忌自杀。

唐高宗仁弱听话,是长孙无忌执意要立他为太子的主要原因,有讽刺意味的也正是这昏庸懦弱,最终致长孙无忌自己于死地。长孙无忌的结局冤屈而悲惨,但似乎又难以避免。他死保王皇后,反对立武则天,主要原因就是一个:王皇后出身名门(是西魏大将王思政的孙女),而武则天出身低微。不论王皇后,还是长孙无忌,都是一个多世纪以来掌握国家大权的关陇门阀士族的代表,他们关注的是关陇门阀的私利。长孙无忌在辅佐唐高宗时提拔了六名宰相,全部是周、隋大臣之后,关陇门阀成员。这种自魏晋以来门阀政治的残余状态与大唐帝国的繁荣发展是相舛的。到唐高宗上元元年(674年),追复长孙无忌官爵,令其孙长孙元翼袭封,唐文宗开成三年(838年)诏其裔孙钧为猗氏令〔11〕。靠“浩荡皇恩”才得以为令,这与长孙无忌于唐初的显赫,怎可同日而语。故长孙氏虽然得到平反,但终究是衰落了。长孙家族的兴衰,是与中国中古时期社会历史的发展大势相合的。

〔收稿日期〕2O02年7月

〔作者简介〕刘敏,女,1951年生,黑龙江哈尔滨人,南开大学历史学院教授,主要从事中国古代史的教学和研究。

参考文献:

〔1〕《旧唐书·长孙无忌传》。

〔2〕《旧唐书·高士廉传》。

〔3〕《旧唐书·后妃传》。

〔4〕《旧唐书·房玄龄传》。

〔5〕《资治通鉴》卷一九一,武德九年。

〔6〕《资治通鉴》卷一九二,贞观元年。

〔7〕《资治通鉴》卷一九二,贞观元年。

〔8〕《资治通鉴》卷一九五,贞观十三年。

〔9〕《资治通鉴》卷一九七,贞观十八年。

〔10〕《资治通鉴》卷一九七,贞观十七年。

〔11〕《新唐书·太宗诸子传》。

〔12〕《资治通鉴》卷一九九,永徽二年。

参考资料:

http://baikebaiducom/lemma-php/dispose/viewphp/24224htm

不管什么情况,五包子吃饭的时候一定会给小燕子夹菜。小燕子一把抓起包袱,五包子都能不动声色地接过去背着。包子还会逮住一切机会搂小腰,抓小手。还有各种天哪我媳妇真好看我媳妇真聪明我媳妇说什么都对的小眼神。

全复制,供参考:李恪不能当上皇帝是主要原因他是隋炀帝的外孙,所以,人们担心残暴的隋朝会卷土重来,所以就算他如何有文武才,又如何善骑射,在当时也不可能让他当上皇帝。

http://zhidaobaiducom/question/3060006htmlsi=1

落英神剑 2003-9-8 13:50

RE:随笔关于李恪

第3子吴王李恪,是隋炀帝女儿阴妃所生。李恪有文武才,太宗常称其肖己,

欲立为太子,但遭到了大臣长孙无忌(文德皇后的哥哥)的反对。长孙无忌看到外

甥承乾、李泰都完了,想立另一个外甥即太宗第九子李治。后来,无忌辅立李治后

,就借口“谋反案”杀李恪“以绝众望,海内冤之”。在李世民的儿子中,数李恪

在大臣、百姓中威望最高,却死于冤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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雪饮狂刀 2003-8-30 00:28

随笔关于李恪

[font=宋体]宋体[/font][size=4]4[/size]

[b]关于李恪[/b]

有空的时候我就会想起李恪。在我的感觉里,他总是深沉而忧郁的,没有一个王子应有的霸气与傲气,像他的名字一样,谨慎而恭谦。他的眼睛一定有如潭水一般的深邃,他的脸上一定写满刚毅,可是他的内心却始终缠绕着不可化解的哀愁和伤悲。

我想恪的母亲为什么会成为世民的妃子,这其中也应该有一段动人的故事。是因为隋亡了她成了亡国奴,为了生存才在后宫中谋取一席之地的吗?还是因为他们之间本身就有过一段轰轰烈烈的爱情?因为因为爱情她才挣脱一切,跟随了这个理论上是她仇人的男人?从感情上讲,我更愿意相信后者,我更愿意相信恪是一段爱情的结晶,而不是一场战争或者说是一个王朝覆灭一个女子受屈辱的见证。可是我所看到的史书以及后来很多关于世民的传记中都没有提及这件事。他们津津乐道于世民的纳弟妃为己妃,表示他们人道的批判或理性的同情,他们津津乐道于长孙皇后的仁德贤淑,表示他们最原始的崇敬或最虔诚的赞美。可是没有人想到恪的母亲,或许他们是不屑于这样一个零星的没有意义的片段,或许他们是不愿意这样一个“有伤风化”“没有气节”的女子玷污他们的纸笔。他们把一切都表现的那么理所当然,恪理所当然是一个帝王和一个前朝公主的儿子,一个前朝公主理所当然该成为下一个王朝帝王的妃子。

我一直在想,或许当恪的母亲还是公主的时候,当世民还属于平常的官宦子弟,当他们还没有利益冲突的时候,一个偶然的机会,他们相识了,然后这个情窦初开的公主就喜欢上了这个风度翩翩才貌双全的青年,而世民也一定被公主的纯真美丽所吸引。在世民晋阳起兵后,公主一定是痛苦的,但是她目睹了隋王朝的腐败专制,目睹了她父皇的奢华暴戾,最终她跟随了世民,成了隋王朝的叛逆者。

我一直相信,公主是为了爱情才跟随了王子,而不是为了苟求活命。

在我的感觉里,公主总是温柔而坚强的。她是一个没落王朝的背叛者,而这样的背叛是没有过错的。可是在当时她要接受多少世俗的冷嘲热讽,要遭受王子宫殿里多少人的鄙夷唾弃?然而她不去仇恨不去报复,她放弃高贵的身份甘心做王子身边的一个妾。

我不得不想起另一个和她遭遇完全相反的女子,她出身名门,十四岁的时候嫁给了世民成了他的妻。在世民登上宝座面南坐北的时候,她理所当然捧起了皇后的贵冠母仪天下。她就是历史上有名的文德皇后长孙氏,史书上给过这位皇后很高的赞誉,然而我并不喜欢她,或许是因为她实在太好了,好到让我不得不怀疑,她是否有着沽名钓誉的企图。可是公主是不同的,她在王子的宫殿里找了一个空间——兴许就是她过去做公主时的那个宫殿,她隐居在那里,过她自己的生活。她不去表白什么,毋庸证明什么,她用特殊的方式来表达她对亡亲的哀思,她用特殊的方式来表达她对爱情的执着。

所以在历史上我们没有看到这样一位公主——她声泪俱下的痛陈着对丈夫对爱人的控诉,她迫不及待的表明着她的清白与无辜。

恪就是在这么一个环境中长大的,他有这样一个父亲,他奠定了大唐王朝国富民强的千秋基业;他有这样一个母亲,她敢于放弃敢于追求堪称女史中的奇葩。

我不知道恪是怎么知道他的身世的,或许他自小就在兄弟的冷嘲热讽的话语中不解着,在大臣冷漠敌视中疑惑着,然后有一天,他的母亲认为他有能力承担或者不得不承担上一辈人的恩怨的时候,她退开了所有宫人使女,一盏长信青灯,昏暗的灯火摇曳着两个孤独的影子,她娓娓道来,从文帝开国的丰功伟业一直到炀帝的暴虐无道,从晋阳起兵的人心所向一直到玄武门的血流成河。她细细道来他所受一切不公平待遇的根源:他的身上流淌着两代帝王的血液。

我一直在想恪当时会是怎样的心情,他一定是震惊的说不出话来,他或许还会痛苦的质问上苍“为什么”。可是在我的感觉里他会微笑,微笑着对他的母亲说:娘,我懂了。恪会小心翼翼的藏好自己的伤口,不让人发现。

史书上说恪最终因为谋反被诛杀,我一直不相信恪会谋反,我更相信那是长孙无忌的阴谋,他有着不可告人的野心,太宗皇帝的“以史为镜”对他有着不一样的意义,他自然知道当年文帝是怎样从宇文氏家夺了天下,而高祖皇帝又是怎样让他的登位变的名正言顺。他也想要“以史为镜”,而恪无疑成了一个障碍,恪“地亲望高,中外所向”,太宗皇帝“初以晋王为太子,又欲立恪”,这怎不让长孙无忌不心惊胆战?如果立恪,他将如何安置?如果立恪,他的野心又将何去何从?他当然“固争”,他为他自己固争,为他的野心固争。他找了一个冠冕堂皇的理由,为他的外甥保住了将来,也为他自己保住了将来。可是他并不能安心,恪太过于优秀,既“善骑射”,又有“文武才”,他的优秀让很多人惴惴不安,那些跟随他父皇开创天下的大臣们,那些思想僵化冥顽不灵的官员们,以及那个高高在上却懦弱无能的新皇帝。而长孙无忌正是利用了这无数人的惴惴不安,除掉了自己的心腹大患。

我一直恪守着这样的情景,当世民当着恪的面宣布立李治为太子的时候,恪躬身向他行君臣之礼,李治扶住恪,他说的不是“免礼”,不是“请起”,他说“三哥,谢谢!”他是从他三哥手里接过了皇位,三哥把皇位心甘情愿的让给了他。

我想恪他是痛苦的,他得不到他想要的东西。他应有的不该只是一个藩王的名号,一块小小的封地。他应有的是至高无上的权力,是坐北朝南的荣耀,是整个大唐的江山。可是他无法得到,或者说他不想得到。

我常常在这个地方陷入矛盾,有时我真的怀疑自己能否很好的诠释李恪。我不相信他是一个极具野心的人,但我又希望他具有这样的野心。他应该得到他应有的东西,他应该以自己的方式编织他的皇冠,可是他又不该是残忍的,他不该为了一己的私利加重玄武门的血腥。

所以我只好说他是善良的,他的善良迫使他放弃他的梦想,放弃他的野心,放弃皇位,甚至放弃生命。我一直不相信恪会谋反,我一直觉得长孙无忌所谓的“吴王谋反”就像现在的思想犯罪一样,他没有证据,他能列举出恪招了多少兵买了多少马吗?他能说出恪招募了多少谋臣死士吗?他自然可以说很多很多,多到不计其数——只是尚在恪的头脑里。他向世人解释说他在未雨绸缪,他是在把坏事物扼杀在摇篮里,他真是个伟大的先知,他真是个不折不扣的圣人。

我把死亡看成是对恪的解脱,是对一个纯洁高尚的灵魂的释放。从那以后他可以不在矛盾不在痛苦,他在天国一定过的很好很好。我只能以这样的方式来宽慰自己,安抚自己

回答者:唐子畏 - 同进士出身 六级 1-22 03:20

两朝良佐——长孙无忌

南开大学历史学院 刘敏

贞观朝功臣济济,仅唐太宗图形于凌烟阁有特殊贡献的就有24位之多,长孙无忌被列在首功之位。不过,就才能而论,他在谋臣猛将、良宰贤相中绝对算不上突出,但从与唐太宗的关系看,却是太宗的腹心。由于受到唐太宗特殊信赖,长孙无忌不但在贞观朝发挥了特殊作用,且受托辅佐高宗,成为唐初政治史上的特殊人物。

长孙无忌的先祖,出自北魏皇族拓跋氏,因有殊功,改姓长孙氏。长孙氏是北魏以来的士族高门,属于军事贵族。但长孙无忌本人,在军事方面虽有一定谋略,但并不善于统兵打仗,用唐太宗的话说:“聪明鉴悟,雅有武略”,“总兵打仗,非其所长。”〔1〕这种情况与他早年经历有关。长孙无忌的父亲去世较早,他与妹妹一同在舅父高士廉家中长大。高士廉本人“少有器局,颇涉文史”〔2〕,很有才华和名望。在这样一个文化素养高的家庭中,长孙氏兄妹受到很好的文化教育。无忌“好学,该博文史”〔1〕,妹妹也是“少好读书,造次必循礼则”〔3〕。高士廉识人很有慧眼,早在李渊父子太原起兵之前,就发现李世民是个非常之人,把长孙无忌的妹妹聘与李世民,后来李世民做皇帝,册封长孙氏为皇后。长孙无忌的年龄与李世民相仿,二人从小交往友善,妹妹嫁给李世民后,两人关系更加亲密。

从李渊父子晋阳起兵叛隋,到建立唐朝,再到统一天下,长孙无忌一直追随李世民东征西讨,但却没有什么显赫之功。他在政治舞台上显露头角,是在玄武门事变中。唐朝建立后,李渊集团发生分裂,最突出的矛盾是太子李建成和秦王李世民之间争夺皇位继承权。李世民的才能。威望和接踵而至的显赫军功,不仅使其本人产生了觊觎皇位的野心,也引起太子李建成的忌妒和不安。开始是李建成想对李世民下毒手,但没成功。李世民问秦王府的僚属们:“阽危之兆,其迹已见,将若之何?”〔4〕房玄龄对长孙无忌说:“今嫌隙已成,一旦祸机窃发,岂惟府朝涂地,乃实社稷之忧,莫若劝王行周公之事,以安国家。存亡之机,间不容发,正在今日。”长孙无忌说:“吾怀此久已,不敢发口,今吾子所言,正合吾心,谨当白之。”〔5〕于是,房玄龄、杜如晦、长孙无忌同劝李世民先发制人,认为只有如此才能转危为安。

此时太子李建成与齐王李元吉也在加紧活动,用重金收买李世民部将尉迟敬德,遭拒绝后,又对李世民行刺,仍未得逞。李建成对李元吉说:“秦府智略之士,可惮者独房玄龄、杜如晦耳。”〔5〕于是,向李渊谗毁二人,将之逐出秦王府。这样李世民最为心腹之人只有长孙无忌仍在府中。长孙无忌坚决支持房玄龄政变的动议,与舅父高士廉和秦王部将侯君集、尉迟敬德等人日夜劝李世民诛杀太子与齐王。李世民仍犹豫不决,与灵州都督李靖商议,征求行军总管李世绩的意见,二人都表示不愿意于。正在此时,突厥南下侵犯,按惯例应由李世民督军抵御,但此次在李建成的推荐下,由李元吉代李世民督军北征,并调秦王府将领尉迟敬德等同行。他们的目的很明显,想借机抽空秦王府的精兵猛将,并计划在为李元吉饯行时杀掉李世民。李世民得知,立即与长孙无忌等商量,又派长孙无忌秘密召回房玄龄、杜如晦,共同谋划了玄武门兵变。六月四日,李世民亲率长孙无忌等十人,在玄武门成功地伏杀了李建成、李元吉。

在李世民夺取皇位继承权的兵变中,长孙无忌称得上是首功之人。在酝酿政变时,他态度坚决,竭诚劝谏;在准备政变时,他日夜奔波,内外联络;在政变之时,他不惧危难,亲至玄武门内。所以唐太宗至死不忘长孙无忌的佐命之功,临死前仍对大臣们说:“我有天下,多是此人之力。”〔1〕

李世民成了皇太子后,长孙无忌被任命为太子左庶子。不久李渊把帝位让给了李世民,长孙无忌升为左武侯大将军,后任吏部尚书,晋封齐国公,实封一千三百户。唐太宗几次要任命长孙无忌为宰相,但长孙皇后一再说:“妾备位椒房,家之贵宠极矣,诚不愿兄弟复执国政。”〔6〕她提醒太宗要吸取汉朝吕氏、霍氏等专权的教训,长孙无忌自己也要求逊职,但太宗不听,拜长孙无忌为宰相,任命他为尚书右仆射。为唐太宗夺取皇位,长孙无忌确实立有殊功,但担任宰相,他的才能似乎还不够。不能说长孙无忌不喜欢权势,但他为人谨慎小心,注意避免嫌疑,不像历史上许多外戚,依恃女儿或姐妹“椒房之宠”,肆无忌惮地攫取权力。他以盈满为戒,恳请太宗批准他辞去宰相要职,长孙皇后也为之请求,太宗不得已,让他辞去了尚书右仆射,而拜开府仪同三司。这一年,唐太宗在文武大臣的陪护下,亲至长安西郊祭祀,起驾返回时,特令长孙无忌与司空裴寂二人升用金辂以示宠幸。贞观五年(631年),长孙无忌与房玄龄、杜如晦、尉迟敬德四人,以元勋封每人一子为郡公。贞观七年,太宗册书,任命长孙无忌为司空,无忌坚决推辞不受,太宗不准,还特意写了一篇《威凤赋》,赐给长孙无忌,追思创帝业之艰难和长孙无忌的佐命之功。

唐太宗认为把朝廷要职授予长孙无忌,不是因为他是皇后的哥哥,而是鉴于他的才行。长孙无忌在玄武门兵变中表现出不凡的才能与胆识,太宗即帝位后,在一些重大事务上也发挥了重要的作用。如贞观元年时,突厥因天灾人祸,内部矛盾激化,多部反叛,实力大衰,朝廷中许多大臣请求乘机出兵攻打突厥,但唐与突厥不久前刚订立盟约,太宗有些犹豫。长孙无忌说:“虏(突厥)不犯塞而弃信劳民,非王者之师也。”〔6〕认为“今国家务在戢兵,待其寇边,方可讨击。彼既已弱,必不能来。若深入虏廷,臣未见其可。且按甲存信,臣以为宜”〔1〕。唐太宗采纳了他的意见,放弃了马上出兵的打算。又如,唐太宗十分仰慕周代的分封制,不顾许多大臣(如魏征、李百药、颜师古等)的反对;贞观十一年,诏令以荆州都督荆王元景为首的二十一名亲王为世袭刺史,以赵州刺史长孙无忌为首的十四名功臣为世袭刺史。唐太宗正式下诏,一般大臣不敢再谏,但侍御史马周和太子左庶子于志宁仍冒死谏诤,唐太宗根本不听。最后,是以长孙无忌为首的被封功臣呈递了抗封的表文,长孙无忌又通过自己的儿媳长乐公主再三向唐太宗请求,说:“臣披荆棘事陛下,今海内宁一,奈何弃之外州,与迁徙何异!”唐太宗才不得不“诏停世到刺史”〔7〕。

可见,长孙无忌是有一定胆识和才能的。但他在贞观朝权重无比、恩宠无匹的特殊地位,是否与他是唐太宗的妻兄有关,对此历史学家纷说不一,可以肯定的有两点;一是在唐太宗内心深处,长孙无忌最可信赖,在这一点上,不但被提拔于仇敌手下的魏征不能与之相比,就是秦府旧人、名相房玄龄也稍有逊色;二是长孙无忌身兼外戚和元勋的双重身份,比较注意避嫌,与历史上某些骄横外戚绝不相同。贞观十二年,唐太宗亲幸长孙无忌府第,十六年,拜长孙无忌为司徒,十七年,唐太宗将二十四位有特殊功勋的大臣图形于凌烟阁,以彰其功,长孙无忌排在第一位。综观,长孙无忌是唐太宗推心置腹的忠臣良佐,是对贞观朝有特殊贡献的人物,这是他的主要方面。但是,他在对待君主、处理与唐太宗的关系上,也有明显的局限。

贞观后期,唐太宗心骄志满,魏征多次提出批评劝告,唐太宗口头接受,行动难改,许多大臣都阿谀奉承,歌功颂德,这些人中也包括长孙无忌。贞观十八年四月,唐太宗幸临太平官,对侍从的大臣们说:“人臣顺旨者多,犯颜者少,今朕欲自闻其失,诸公其直言无隐。”这应该是劝谏唐太宗的良机,但长孙无忌等人却违心地说:“陛下无失。”〔8〕当时,只有刘洎和马周谈了太宗的过失。同年八月,太宗对长孙无忌说:“人苦不自知其过,卿可为朕明言之。”又一次令长孙无忌谈自己的过失。长孙无忌说:“陛下武功文德,臣等将顺之不暇,又何过之可言。”唐太宗当即就指出这是“曲相谀悦”〔8〕。唐太宗晚年不好直言,难得征求大臣们意见,长孙无忌却以阿谀代替忠谏,这是他作为名臣良佐的缺陷。

晚年,唐太宗最烦心的是太子问题。贞观十七年四月,李承乾被废,之后,最有资格被立为太子的,是长孙皇后的另外两个儿子:魏王李泰和晋王李治。两人相比,李泰的条件更为优越,首先他是长孙皇后的次子,比李治年长九岁,唐太宗对他思宠逾制,令其在王府中置文学馆,听任其招揽贤人学士,赏赐甚至超过太子,还不时在言谈中暗示要立李泰为太子,待承乾被废之后,又“阴许立泰”。李治是长孙皇后的三子,唐太宗的九子,不论从年龄还是父子感情看,均处于劣势,但舅父长孙无忌却大力支持,“固请立晋王治”〔9〕。李泰、李治都是长孙无忌的外甥,长孙无忌为什么弃太宗所宠,而要立李治呢?这并非私人感情,而是有重要政治背景的。

唐太宗统治后期,长孙无忌在朝臣中权重无比,为了在太宗之后仍维持这种局面,长孙无忌希望未来的皇帝,即今日的太子,应该由一个仁孝听话的外甥充当,这样,自己会得到尊重,权势会得到保障。因晋王李治生性懦弱,成为他极力支持的对象。而魏王李泰则不同,从小聪明绝伦,稍长善作诗文,成人后喜好经籍、舆地之学,从贞观十一年开始置文学馆收纳士人,文武官员也纷投门下,形成一股政治势力。李泰恃才不恭,上品官员不放在眼里不说,关键是不去争取舅父对自己的支持。长孙无忌知道,如果李泰做皇帝,依靠重用的必定是他自己的党羽,绝不是他这个舅父,所以不愿李泰立为太子。

两子争立,一边是才华出众的李泰,一边是懦弱少能的李治,按理说,立李泰是自然的,但唐太宗不能。李泰集团的主要成员是功臣子弟,他们靠祖上资荫,身处高官,奢侈放纵,希望通过李泰当皇帝,达到驱逐元老,自己掌权的目的。李治的支持者则是以长孙无忌为首的元老重臣,其中包括李绩、褚遂良等。长孙无忌既是唐朝的开国元勋,又是唐太宗的佐命大臣,是贞观政治的忠实执行者。唐太宗希望自己死后,贞观政治依然坚持下去,只能靠长孙无忌等元老重臣的辅佐,而绝不是李泰手下的那帮纨绔子弟。为此,他不得不舍爱立李治为太子。由于李治仁弱,不像自己,唐太宗在立了李治后,思想仍在动摇反复,一度又向长孙无忌提出想改立“有英武才”、“英果”似己的三子吴王李恪,被长孙无忌挡了回去,说:“晋王仁厚,守文之良王,且举棋不定则败,况储君乎?〔10〕唐太宗只好作罢,临终前,将辅佐李治的重任托与长孙无忌和褚遂良。

长孙无忌以回天之力促成李治继立,是为唐高宗。高宗即位后,立即拜长孙无忌为太尉,兼检校中书令,知尚书、门下二省事,长孙元忌辞去了知尚书省事,但仍任太尉同中书门下三品。唐高宗即位初年,实际执政的是长孙无忌。长孙无忌忠实执行唐太宗的遗训,继续推行贞观政治:贯彻均田今,社会经济进一步繁荣发展;贯彻以诗赋取士,增加进士科人选,扩大统治基础;亲自组织编写《唐律疏义》,并将之颁行全国,进一步完善了贞观法制;又平定了西突厥的叛乱,有力地维护了大唐王朝的统一;特别是恢复执行唐太宗晚年曾一度中断了的休养生息政策,终结了长期对高丽的战争,顺民情,得民心。高宗统治初年,即永徽年间,唐朝在政治、经济、文化、法律、军事各方面都比贞观时期有所发展,被封建史家誉为“永微之治”,常与“贞观之治”相提并论。这一成果的取得,有赖于长孙无忌的忠心辅佐,有赖于股肱大臣们的齐心协力,特别是受顾命之托的长孙无忌和褚遂良二人“悉心奉国,以天下安危自任”〔1〕。唐高宗对二人也是格外尊重信赖,“恭己以听之”,尤其是长孙无忌,“以元舅辅政,凡有所言,上无不嘉纳”〔12〕。

高宗朝最大的政治事件,当属废立皇后之争,这不是单纯的妻妾之斗、后宫争宠,而是有着深刻政治背景的。长孙无忌是这一事件的主要参与者,这场斗争的结果,使他及其家族的命运发生了彻底的转变。

永徽元年(650年),唐高宗立妃王氏为皇后,但王皇后无子无宠,萧淑妃不但生有一子,而且天资聪慧,深得高宗喜爱,为此,王皇后十分憎恨萧淑妃。高宗为太子时,太宗卧病,太子入侍,结识了太宗的才人武氏(武则天),很喜欢她。太宗去世后,武才人随众宫女到感业寺做了尼姑,太宗祭日时,高宗去感业寺行香,遇到了武氏,二人相对而泣。王皇后闻知此事,暗中让武氏蓄发,劝高宗将其纳入后宫,想用武氏离间萧淑妃之宠。不久,武氏便备受宠幸,被封为昭仪,又为高宗生下一子,王皇后与萧淑妃同时失宠。武则天并不以昭仪之位为满足,还想当皇后,不惜掐死自己刚生下的女儿,以嫁祸于王皇后,迫使高宗要废王皇后,立自己为后。高宗要废王立武,在朝中引起轩然大波;以长孙无忌、褚遂良为代表的元老重臣们极力反对,以许敬宗、李义府为代表的一批臣僚则全力拥护,在元老重臣中只有李绩一人称病而不表态,经高宗再次询问,则以“此陛下家事,何必更问外人”的回答,给了实际上的支持。但长孙无忌是高宗的舅父,太宗顾托掌权之臣,所以,他的意见特别重要,开始,武则天幻想争取长孙无忌的同意和支持,但使尽种种伎俩拉拢,均遭严词拒绝,这才丢掉争取元老重臣支持的想法,下决心与这些“老朽”进行一场生死的搏斗。

武则天的父亲去世很早,所以,她同许多后妃不同,在外朝没有根基,要对付长孙无忌是不易的。于是,她就拉拢一些政治上失意、对长孙无忌等不满的人,让他们为自己说话、造舆论。许敬宗、李义府、崔义玄、袁公瑜等人就成了武则天的心腹。这些人,都是卑劣无耻之徒,但武则天急需有人为他办事说话,特别是表请高宗,立她为后,充当耳目,监视长孙无忌等人,也就无法顾忌了。

永徽六年(655年),唐高宗终于不顾大臣们的冒死极谏,诏废王皇后和萧淑妃,册立武则天为皇后。因谏净,褚遂良等人被远贬蛮荒,武则天最忌恨长孙无忌,但他不同于褚遂良等,不但是佐命元勋,更是高宗的元舅,要将之搞垮,需要时机。显庆四年(659年),在武则天的授意下,由许敬宗费尽心机,把长孙无忌编织进一桩朋党案,进行恶毒陷害。许敬宗借处理太子洗马韦季方和监察御史李巢朋党案之机,诬奏韦季方与长孙元忌构陷忠臣近戚,要使权归无忌,伺机谋反。唐高宗先是吃惊不信,继而伤心怀疑,命许敬宗再察,然后面对许敬宗足未出户编造的关于韦季方交待与长孙无忌谋反的供词,哭泣道:“舅若果尔,朕决不忍杀之,天下将谓朕何,后世将谓朕何!”许敬宗举汉文帝杀舅父薄昭,天下以为明主之例宽慰高宗,又引“当断不断,反受其乱”的古训,催促其下决心。唐高宗懦弱昏庸,竟然不与长孙无忌对质(或者他需要不进行对质),就下诏削去了长孙无忌的太尉官职和封邑,流徙黔州,但准许按一品官供给饮食,算是对元舅的照顾,对当年为其争得帝位的报答。长孙无忌的儿子及宗族全被株连,或流或杀。三个月后,高宗又令许敬宗等人复合此案,许敬宗派大理正袁公瑜前往黔州,逼迫长孙无忌自杀。

唐高宗仁弱听话,是长孙无忌执意要立他为太子的主要原因,有讽刺意味的也正是这昏庸懦弱,最终致长孙无忌自己于死地。长孙无忌的结局冤屈而悲惨,但似乎又难以避免。他死保王皇后,反对立武则天,主要原因就是一个:王皇后出身名门(是西魏大将王思政的孙女),而武则天出身低微。不论王皇后,还是长孙无忌,都是一个多世纪以来掌握国家大权的关陇门阀士族的代表,他们关注的是关陇门阀的私利。长孙无忌在辅佐唐高宗时提拔了六名宰相,全部是周、隋大臣之后,关陇门阀成员。这种自魏晋以来门阀政治的残余状态与大唐帝国的繁荣发展是相舛的。到唐高宗上元元年(674年),追复长孙无忌官爵,令其孙长孙元翼袭封,唐文宗开成三年(838年)诏其裔孙钧为猗氏令〔11〕。靠“浩荡皇恩”才得以为令,这与长孙无忌于唐初的显赫,怎可同日而语。故长孙氏虽然得到平反,但终究是衰落了。长孙家族的兴衰,是与中国中古时期社会历史的发展大势相合的。

〔收稿日期〕2O02年7月

〔作者简介〕刘敏,女,1951年生,黑龙江哈尔滨人,南开大学历史学院教授,主要从事中国古代史的教学和研究。

参考文献:

〔1〕《旧唐书·长孙无忌传》。

〔2〕《旧唐书·高士廉传》。

〔3〕《旧唐书·后妃传》。

〔4〕《旧唐书·房玄龄传》。

〔5〕《资治通鉴》卷一九一,武德九年。

〔6〕《资治通鉴》卷一九二,贞观元年。

〔7〕《资治通鉴》卷一九二,贞观元年。

〔8〕《资治通鉴》卷一九五,贞观十三年。

〔9〕《资治通鉴》卷一九七,贞观十八年。

〔10〕《资治通鉴》卷一九七,贞观十七年。

〔11〕《新唐书·太宗诸子传》。

〔12〕《资治通鉴》卷一九九,永徽二年。

参考资料:

http://baikebaiducom/lemma-php/dispose/viewphp/24224htm

李恪不能当上皇帝是主要原因他是隋炀帝的外孙,所以,人们担心残暴的隋朝会卷土重来,所以就算他如何有文武才,又如何善骑射,在当时也不可能让他当上皇帝。

http://zhidaobaiducom/question/3060006htmlsi=1

落英神剑 2003-9-8 13:50

RE:随笔关于李恪

第3子吴王李恪,是隋炀帝女儿阴妃所生。李恪有文武才,太宗常称其肖己,

欲立为太子,但遭到了大臣长孙无忌(文德皇后的哥哥)的反对。长孙无忌看到外

甥承乾、李泰都完了,想立另一个外甥即太宗第九子李治。后来,无忌辅立李治后

,就借口“谋反案”杀李恪“以绝众望,海内冤之”。在李世民的儿子中,数李恪

在大臣、百姓中威望最高,却死于冤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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雪饮狂刀 2003-8-30 00:28

随笔关于李恪

[font=宋体]宋体[/font][size=4]4[/size]

[b]关于李恪[/b]

有空的时候我就会想起李恪。在我的感觉里,他总是深沉而忧郁的,没有一个王子应有的霸气与傲气,像他的名字一样,谨慎而恭谦。他的眼睛一定有如潭水一般的深邃,他的脸上一定写满刚毅,可是他的内心却始终缠绕着不可化解的哀愁和伤悲。

我想恪的母亲为什么会成为世民的妃子,这其中也应该有一段动人的故事。是因为隋亡了她成了亡国奴,为了生存才在后宫中谋取一席之地的吗?还是因为他们之间本身就有过一段轰轰烈烈的爱情?因为因为爱情她才挣脱一切,跟随了这个理论上是她仇人的男人?从感情上讲,我更愿意相信后者,我更愿意相信恪是一段爱情的结晶,而不是一场战争或者说是一个王朝覆灭一个女子受屈辱的见证。可是我所看到的史书以及后来很多关于世民的传记中都没有提及这件事。他们津津乐道于世民的纳弟妃为己妃,表示他们人道的批判或理性的同情,他们津津乐道于长孙皇后的仁德贤淑,表示他们最原始的崇敬或最虔诚的赞美。可是没有人想到恪的母亲,或许他们是不屑于这样一个零星的没有意义的片段,或许他们是不愿意这样一个“有伤风化”“没有气节”的女子玷污他们的纸笔。他们把一切都表现的那么理所当然,恪理所当然是一个帝王和一个前朝公主的儿子,一个前朝公主理所当然该成为下一个王朝帝王的妃子。

我一直在想,或许当恪的母亲还是公主的时候,当世民还属于平常的官宦子弟,当他们还没有利益冲突的时候,一个偶然的机会,他们相识了,然后这个情窦初开的公主就喜欢上了这个风度翩翩才貌双全的青年,而世民也一定被公主的纯真美丽所吸引。在世民晋阳起兵后,公主一定是痛苦的,但是她目睹了隋王朝的腐败专制,目睹了她父皇的奢华暴戾,最终她跟随了世民,成了隋王朝的叛逆者。

我一直相信,公主是为了爱情才跟随了王子,而不是为了苟求活命。

在我的感觉里,公主总是温柔而坚强的。她是一个没落王朝的背叛者,而这样的背叛是没有过错的。可是在当时她要接受多少世俗的冷嘲热讽,要遭受王子宫殿里多少人的鄙夷唾弃?然而她不去仇恨不去报复,她放弃高贵的身份甘心做王子身边的一个妾。

我不得不想起另一个和她遭遇完全相反的女子,她出身名门,十四岁的时候嫁给了世民成了他的妻。在世民登上宝座面南坐北的时候,她理所当然捧起了皇后的贵冠母仪天下。她就是历史上有名的文德皇后长孙氏,史书上给过这位皇后很高的赞誉,然而我并不喜欢她,或许是因为她实在太好了,好到让我不得不怀疑,她是否有着沽名钓誉的企图。可是公主是不同的,她在王子的宫殿里找了一个空间——兴许就是她过去做公主时的那个宫殿,她隐居在那里,过她自己的生活。她不去表白什么,毋庸证明什么,她用特殊的方式来表达她对亡亲的哀思,她用特殊的方式来表达她对爱情的执着。

所以在历史上我们没有看到这样一位公主——她声泪俱下的痛陈着对丈夫对爱人的控诉,她迫不及待的表明着她的清白与无辜。

恪就是在这么一个环境中长大的,他有这样一个父亲,他奠定了大唐王朝国富民强的千秋基业;他有这样一个母亲,她敢于放弃敢于追求堪称女史中的奇葩。

我不知道恪是怎么知道他的身世的,或许他自小就在兄弟的冷嘲热讽的话语中不解着,在大臣冷漠敌视中疑惑着,然后有一天,他的母亲认为他有能力承担或者不得不承担上一辈人的恩怨的时候,她退开了所有宫人使女,一盏长信青灯,昏暗的灯火摇曳着两个孤独的影子,她娓娓道来,从文帝开国的丰功伟业一直到炀帝的暴虐无道,从晋阳起兵的人心所向一直到玄武门的血流成河。她细细道来他所受一切不公平待遇的根源:他的身上流淌着两代帝王的血液。

我一直在想恪当时会是怎样的心情,他一定是震惊的说不出话来,他或许还会痛苦的质问上苍“为什么”。可是在我的感觉里他会微笑,微笑着对他的母亲说:娘,我懂了。恪会小心翼翼的藏好自己的伤口,不让人发现。

史书上说恪最终因为谋反被诛杀,我一直不相信恪会谋反,我更相信那是长孙无忌的阴谋,他有着不可告人的野心,太宗皇帝的“以史为镜”对他有着不一样的意义,他自然知道当年文帝是怎样从宇文氏家夺了天下,而高祖皇帝又是怎样让他的登位变的名正言顺。他也想要“以史为镜”,而恪无疑成了一个障碍,恪 “地亲望高,中外所向”,太宗皇帝“初以晋王为太子,又欲立恪”,这怎不让长孙无忌不心惊胆战?如果立恪,他将如何安置?如果立恪,他的野心又将何去何从?他当然“固争”,他为他自己固争,为他的野心固争。他找了一个冠冕堂皇的理由,为他的外甥保住了将来,也为他自己保住了将来。可是他并不能安心,恪太过于优秀,既“善骑射”,又有“文武才”,他的优秀让很多人惴惴不安,那些跟随他父皇开创天下的大臣们,那些思想僵化冥顽不灵的官员们,以及那个高高在上却懦弱无能的新皇帝。而长孙无忌正是利用了这无数人的惴惴不安,除掉了自己的心腹大患。

我一直恪守着这样的情景,当世民当着恪的面宣布立李治为太子的时候,恪躬身向他行君臣之礼,李治扶住恪,他说的不是“免礼”,不是“请起”,他说“三哥,谢谢!”他是从他三哥手里接过了皇位,三哥把皇位心甘情愿的让给了他。

我想恪他是痛苦的,他得不到他想要的东西。他应有的不该只是一个藩王的名号,一块小小的封地。他应有的是至高无上的权力,是坐北朝南的荣耀,是整个大唐的江山。可是他无法得到,或者说他不想得到。

我常常在这个地方陷入矛盾,有时我真的怀疑自己能否很好的诠释李恪。我不相信他是一个极具野心的人,但我又希望他具有这样的野心。他应该得到他应有的东西,他应该以自己的方式编织他的皇冠,可是他又不该是残忍的,他不该为了一己的私利加重玄武门的血腥。

所以我只好说他是善良的,他的善良迫使他放弃他的梦想,放弃他的野心,放弃皇位,甚至放弃生命。我一直不相信恪会谋反,我一直觉得长孙无忌所谓的 “吴王谋反”就像现在的思想犯罪一样,他没有证据,他能列举出恪招了多少兵买了多少马吗?他能说出恪招募了多少谋臣死士吗?他自然可以说很多很多,多到不计其数——只是尚在恪的头脑里。他向世人解释说他在未雨绸缪,他是在把坏事物扼杀在摇篮里,他真是个伟大的先知,他真是个不折不扣的圣人。

我把死亡看成是对恪的解脱,是对一个纯洁高尚的灵魂的释放。从那以后他可以不在矛盾不在痛苦,他在天国一定过的很好很好。我只能以这样的方式来宽慰自己,安抚自己

回答者:唐子畏 - 同进士出身 六级 1-22 03:20

两朝良佐——长孙无忌

南开大学历史学院 刘敏

贞观朝功臣济济,仅唐太宗图形于凌烟阁有特殊贡献的就有24位之多,长孙无忌被列在首功之位。不过,就才能而论,他在谋臣猛将、良宰贤相中绝对算不上突出,但从与唐太宗的关系看,却是太宗的腹心。由于受到唐太宗特殊信赖,长孙无忌不但在贞观朝发挥了特殊作用,且受托辅佐高宗,成为唐初政治史上的特殊人物。

长孙无忌的先祖,出自北魏皇族拓跋氏,因有殊功,改姓长孙氏。长孙氏是北魏以来的士族高门,属于军事贵族。但长孙无忌本人,在军事方面虽有一定谋略,但并不善于统兵打仗,用唐太宗的话说:“聪明鉴悟,雅有武略”,“总兵打仗,非其所长。”〔1〕这种情况与他早年经历有关。长孙无忌的父亲去世较早,他与妹妹一同在舅父高士廉家中长大。高士廉本人“少有器局,颇涉文史”〔2〕,很有才华和名望。在这样一个文化素养高的家庭中,长孙氏兄妹受到很好的文化教育。无忌“好学,该博文史”〔1〕,妹妹也是“少好读书,造次必循礼则”〔3〕。高士廉识人很有慧眼,早在李渊父子太原起兵之前,就发现李世民是个非常之人,把长孙无忌的妹妹聘与李世民,后来李世民做皇帝,册封长孙氏为皇后。长孙无忌的年龄与李世民相仿,二人从小交往友善,妹妹嫁给李世民后,两人关系更加亲密。

从李渊父子晋阳起兵叛隋,到建立唐朝,再到统一天下,长孙无忌一直追随李世民东征西讨,但却没有什么显赫之功。他在政治舞台上显露头角,是在玄武门事变中。唐朝建立后,李渊集团发生分裂,最突出的矛盾是太子李建成和秦王李世民之间争夺皇位继承权。李世民的才能。威望和接踵而至的显赫军功,不仅使其本人产生了觊觎皇位的野心,也引起太子李建成的忌妒和不安。开始是李建成想对李世民下毒手,但没成功。李世民问秦王府的僚属们:“阽危之兆,其迹已见,将若之何?”〔4〕房玄龄对长孙无忌说:“今嫌隙已成,一旦祸机窃发,岂惟府朝涂地,乃实社稷之忧,莫若劝王行周公之事,以安国家。存亡之机,间不容发,正在今日。”长孙无忌说:“吾怀此久已,不敢发口,今吾子所言,正合吾心,谨当白之。”〔5〕于是,房玄龄、杜如晦、长孙无忌同劝李世民先发制人,认为只有如此才能转危为安。

此时太子李建成与齐王李元吉也在加紧活动,用重金收买李世民部将尉迟敬德,遭拒绝后,又对李世民行刺,仍未得逞。李建成对李元吉说:“秦府智略之士,可惮者独房玄龄、杜如晦耳。”〔5〕于是,向李渊谗毁二人,将之逐出秦王府。这样李世民最为心腹之人只有长孙无忌仍在府中。长孙无忌坚决支持房玄龄政变的动议,与舅父高士廉和秦王部将侯君集、尉迟敬德等人日夜劝李世民诛杀太子与齐王。李世民仍犹豫不决,与灵州都督李靖商议,征求行军总管李世绩的意见,二人都表示不愿意于。正在此时,突厥南下侵犯,按惯例应由李世民督军抵御,但此次在李建成的推荐下,由李元吉代李世民督军北征,并调秦王府将领尉迟敬德等同行。他们的目的很明显,想借机抽空秦王府的精兵猛将,并计划在为李元吉饯行时杀掉李世民。李世民得知,立即与长孙无忌等商量,又派长孙无忌秘密召回房玄龄、杜如晦,共同谋划了玄武门兵变。六月四日,李世民亲率长孙无忌等十人,在玄武门成功地伏杀了李建成、李元吉。

在李世民夺取皇位继承权的兵变中,长孙无忌称得上是首功之人。在酝酿政变时,他态度坚决,竭诚劝谏;在准备政变时,他日夜奔波,内外联络;在政变之时,他不惧危难,亲至玄武门内。所以唐太宗至死不忘长孙无忌的佐命之功,临死前仍对大臣们说:“我有天下,多是此人之力。”〔1〕

李世民成了皇太子后,长孙无忌被任命为太子左庶子。不久李渊把帝位让给了李世民,长孙无忌升为左武侯大将军,后任吏部尚书,晋封齐国公,实封一千三百户。唐太宗几次要任命长孙无忌为宰相,但长孙皇后一再说:“妾备位椒房,家之贵宠极矣,诚不愿兄弟复执国政。”〔6〕她提醒太宗要吸取汉朝吕氏、霍氏等专权的教训,长孙无忌自己也要求逊职,但太宗不听,拜长孙无忌为宰相,任命他为尚书右仆射。为唐太宗夺取皇位,长孙无忌确实立有殊功,但担任宰相,他的才能似乎还不够。不能说长孙无忌不喜欢权势,但他为人谨慎小心,注意避免嫌疑,不像历史上许多外戚,依恃女儿或姐妹“椒房之宠”,肆无忌惮地攫取权力。他以盈满为戒,恳请太宗批准他辞去宰相要职,长孙皇后也为之请求,太宗不得已,让他辞去了尚书右仆射,而拜开府仪同三司。这一年,唐太宗在文武大臣的陪护下,亲至长安西郊祭祀,起驾返回时,特令长孙无忌与司空裴寂二人升用金辂以示宠幸。贞观五年(631年),长孙无忌与房玄龄、杜如晦、尉迟敬德四人,以元勋封每人一子为郡公。贞观七年,太宗册书,任命长孙无忌为司空,无忌坚决推辞不受,太宗不准,还特意写了一篇《威凤赋》,赐给长孙无忌,追思创帝业之艰难和长孙无忌的佐命之功。

唐太宗认为把朝廷要职授予长孙无忌,不是因为他是皇后的哥哥,而是鉴于他的才行。长孙无忌在玄武门兵变中表现出不凡的才能与胆识,太宗即帝位后,在一些重大事务上也发挥了重要的作用。如贞观元年时,突厥因天灾人祸,内部矛盾激化,多部反叛,实力大衰,朝廷中许多大臣请求乘机出兵攻打突厥,但唐与突厥不久前刚订立盟约,太宗有些犹豫。长孙无忌说:“虏(突厥)不犯塞而弃信劳民,非王者之师也。”〔6〕认为“今国家务在戢兵,待其寇边,方可讨击。彼既已弱,必不能来。若深入虏廷,臣未见其可。且按甲存信,臣以为宜”〔1〕。唐太宗采纳了他的意见,放弃了马上出兵的打算。又如,唐太宗十分仰慕周代的分封制,不顾许多大臣(如魏征、李百药、颜师古等)的反对;贞观十一年,诏令以荆州都督荆王元景为首的二十一名亲王为世袭刺史,以赵州刺史长孙无忌为首的十四名功臣为世袭刺史。唐太宗正式下诏,一般大臣不敢再谏,但侍御史马周和太子左庶子于志宁仍冒死谏诤,唐太宗根本不听。最后,是以长孙无忌为首的被封功臣呈递了抗封的表文,长孙无忌又通过自己的儿媳长乐公主再三向唐太宗请求,说:“臣披荆棘事陛下,今海内宁一,奈何弃之外州,与迁徙何异!”唐太宗才不得不 “诏停世到刺史”〔7〕。

可见,长孙无忌是有一定胆识和才能的。但他在贞观朝权重无比、恩宠无匹的特殊地位,是否与他是唐太宗的妻兄有关,对此历史学家纷说不一,可以肯定的有两点;一是在唐太宗内心深处,长孙无忌最可信赖,在这一点上,不但被提拔于仇敌手下的魏征不能与之相比,就是秦府旧人、名相房玄龄也稍有逊色;二是长孙无忌身兼外戚和元勋的双重身份,比较注意避嫌,与历史上某些骄横外戚绝不相同。贞观十二年,唐太宗亲幸长孙无忌府第,十六年,拜长孙无忌为司徒,十七年,唐太宗将二十四位有特殊功勋的大臣图形于凌烟阁,以彰其功,长孙无忌排在第一位。综观,长孙无忌是唐太宗推心置腹的忠臣良佐,是对贞观朝有特殊贡献的人物,这是他的主要方面。但是,他在对待君主、处理与唐太宗的关系上,也有明显的局限。

贞观后期,唐太宗心骄志满,魏征多次提出批评劝告,唐太宗口头接受,行动难改,许多大臣都阿谀奉承,歌功颂德,这些人中也包括长孙无忌。贞观十八年四月,唐太宗幸临太平官,对侍从的大臣们说:“人臣顺旨者多,犯颜者少,今朕欲自闻其失,诸公其直言无隐。”这应该是劝谏唐太宗的良机,但长孙无忌等人却违心地说:“陛下无失。”〔8〕当时,只有刘洎和马周谈了太宗的过失。同年八月,太宗对长孙无忌说:“人苦不自知其过,卿可为朕明言之。”又一次令长孙无忌谈自己的过失。长孙无忌说:“陛下武功文德,臣等将顺之不暇,又何过之可言。”唐太宗当即就指出这是“曲相谀悦”〔8〕。唐太宗晚年不好直言,难得征求大臣们意见,长孙无忌却以阿谀代替忠谏,这是他作为名臣良佐的缺陷。

晚年,唐太宗最烦心的是太子问题。贞观十七年四月,李承乾被废,之后,最有资格被立为太子的,是长孙皇后的另外两个儿子:魏王李泰和晋王李治。两人相比,李泰的条件更为优越,首先他是长孙皇后的次子,比李治年长九岁,唐太宗对他思宠逾制,令其在王府中置文学馆,听任其招揽贤人学士,赏赐甚至超过太子,还不时在言谈中暗示要立李泰为太子,待承乾被废之后,又“阴许立泰”。李治是长孙皇后的三子,唐太宗的九子,不论从年龄还是父子感情看,均处于劣势,但舅父长孙无忌却大力支持,“固请立晋王治”〔9〕。李泰、李治都是长孙无忌的外甥,长孙无忌为什么弃太宗所宠,而要立李治呢?这并非私人感情,而是有重要政治背景的。

唐太宗统治后期,长孙无忌在朝臣中权重无比,为了在太宗之后仍维持这种局面,长孙无忌希望未来的皇帝,即今日的太子,应该由一个仁孝听话的外甥充当,这样,自己会得到尊重,权势会得到保障。因晋王李治生性懦弱,成为他极力支持的对象。而魏王李泰则不同,从小聪明绝伦,稍长善作诗文,成人后喜好经籍、舆地之学,从贞观十一年开始置文学馆收纳士人,文武官员也纷投门下,形成一股政治势力。李泰恃才不恭,上品官员不放在眼里不说,关键是不去争取舅父对自己的支持。长孙无忌知道,如果李泰做皇帝,依靠重用的必定是他自己的党羽,绝不是他这个舅父,所以不愿李泰立为太子。

两子争立,一边是才华出众的李泰,一边是懦弱少能的李治,按理说,立李泰是自然的,但唐太宗不能。李泰集团的主要成员是功臣子弟,他们靠祖上资荫,身处高官,奢侈放纵,希望通过李泰当皇帝,达到驱逐元老,自己掌权的目的。李治的支持者则是以长孙无忌为首的元老重臣,其中包括李绩、褚遂良等。长孙无忌既是唐朝的开国元勋,又是唐太宗的佐命大臣,是贞观政治的忠实执行者。唐太宗希望自己死后,贞观政治依然坚持下去,只能靠长孙无忌等元老重臣的辅佐,而绝不是李泰手下的那帮纨绔子弟。为此,他不得不舍爱立李治为太子。由于李治仁弱,不像自己,唐太宗在立了李治后,思想仍在动摇反复,一度又向长孙无忌提出想改立“有英武才”、“英果”似己的三子吴王李恪,被长孙无忌挡了回去,说:“晋王仁厚,守文之良王,且举棋不定则败,况储君乎?〔10〕唐太宗只好作罢,临终前,将辅佐李治的重任托与长孙无忌和褚遂良。

长孙无忌以回天之力促成李治继立,是为唐高宗。高宗即位后,立即拜长孙无忌为太尉,兼检校中书令,知尚书、门下二省事,长孙元忌辞去了知尚书省事,但仍任太尉同中书门下三品。唐高宗即位初年,实际执政的是长孙无忌。长孙无忌忠实执行唐太宗的遗训,继续推行贞观政治:贯彻均田今,社会经济进一步繁荣发展;贯彻以诗赋取士,增加进士科人选,扩大统治基础;亲自组织编写《唐律疏义》,并将之颁行全国,进一步完善了贞观法制;又平定了西突厥的叛乱,有力地维护了大唐王朝的统一;特别是恢复执行唐太宗晚年曾一度中断了的休养生息政策,终结了长期对高丽的战争,顺民情,得民心。高宗统治初年,即永徽年间,唐朝在政治、经济、文化、法律、军事各方面都比贞观时期有所发展,被封建史家誉为“永微之治”,常与“贞观之治”相提并论。这一成果的取得,有赖于长孙无忌的忠心辅佐,有赖于股肱大臣们的齐心协力,特别是受顾命之托的长孙无忌和褚遂良二人“悉心奉国,以天下安危自任”〔1〕。唐高宗对二人也是格外尊重信赖, “恭己以听之”,尤其是长孙无忌,“以元舅辅政,凡有所言,上无不嘉纳”〔12〕。

高宗朝最大的政治事件,当属废立皇后之争,这不是单纯的妻妾之斗、后宫争宠,而是有着深刻政治背景的。长孙无忌是这一事件的主要参与者,这场斗争的结果,使他及其家族的命运发生了彻底的转变。

永徽元年(650年),唐高宗立妃王氏为皇后,但王皇后无子无宠,萧淑妃不但生有一子,而且天资聪慧,深得高宗喜爱,为此,王皇后十分憎恨萧淑妃。高宗为太子时,太宗卧病,太子入侍,结识了太宗的才人武氏(武则天),很喜欢她。太宗去世后,武才人随众宫女到感业寺做了尼姑,太宗祭日时,高宗去感业寺行香,遇到了武氏,二人相对而泣。王皇后闻知此事,暗中让武氏蓄发,劝高宗将其纳入后宫,想用武氏离间萧淑妃之宠。不久,武氏便备受宠幸,被封为昭仪,又为高宗生下一子,王皇后与萧淑妃同时失宠。武则天并不以昭仪之位为满足,还想当皇后,不惜掐死自己刚生下的女儿,以嫁祸于王皇后,迫使高宗要废王皇后,立自己为后。高宗要废王立武,在朝中引起轩然大波;以长孙无忌、褚遂良为代表的元老重臣们极力反对,以许敬宗、李义府为代表的一批臣僚则全力拥护,在元老重臣中只有李绩一人称病而不表态,经高宗再次询问,则以“此陛下家事,何必更问外人”的回答,给了实际上的支持。但长孙无忌是高宗的舅父,太宗顾托掌权之臣,所以,他的意见特别重要,开始,武则天幻想争取长孙无忌的同意和支持,但使尽种种伎俩拉拢,均遭严词拒绝,这才丢掉争取元老重臣支持的想法,下决心与这些“老朽”进行一场生死的搏斗。

武则天的父亲去世很早,所以,她同许多后妃不同,在外朝没有根基,要对付长孙无忌是不易的。于是,她就拉拢一些政治上失意、对长孙无忌等不满的人,让他们为自己说话、造舆论。许敬宗、李义府、崔义玄、袁公瑜等人就成了武则天的心腹。这些人,都是卑劣无耻之徒,但武则天急需有人为他办事说话,特别是表请高宗,立她为后,充当耳目,监视长孙无忌等人,也就无法顾忌了。

永徽六年(655年),唐高宗终于不顾大臣们的冒死极谏,诏废王皇后和萧淑妃,册立武则天为皇后。因谏净,褚遂良等人被远贬蛮荒,武则天最忌恨长孙无忌,但他不同于褚遂良等,不但是佐命元勋,更是高宗的元舅,要将之搞垮,需要时机。显庆四年(659年),在武则天的授意下,由许敬宗费尽心机,把长孙无忌编织进一桩朋党案,进行恶毒陷害。许敬宗借处理太子洗马韦季方和监察御史李巢朋党案之机,诬奏韦季方与长孙元忌构陷忠臣近戚,要使权归无忌,伺机谋反。唐高宗先是吃惊不信,继而伤心怀疑,命许敬宗再察,然后面对许敬宗足未出户编造的关于韦季方交待与长孙无忌谋反的供词,哭泣道:“舅若果尔,朕决不忍杀之,天下将谓朕何,后世将谓朕何!”许敬宗举汉文帝杀舅父薄昭,天下以为明主之例宽慰高宗,又引“当断不断,反受其乱”的古训,催促其下决心。唐高宗懦弱昏庸,竟然不与长孙无忌对质(或者他需要不进行对质),就下诏削去了长孙无忌的太尉官职和封邑,流徙黔州,但准许按一品官供给饮食,算是对元舅的照顾,对当年为其争得帝位的报答。长孙无忌的儿子及宗族全被株连,或流或杀。三个月后,高宗又令许敬宗等人复合此案,许敬宗派大理正袁公瑜前往黔州,逼迫长孙无忌自杀。

唐高宗仁弱听话,是长孙无忌执意要立他为太子的主要原因,有讽刺意味的也正是这昏庸懦弱,最终致长孙无忌自己于死地。长孙无忌的结局冤屈而悲惨,但似乎又难以避免。他死保王皇后,反对立武则天,主要原因就是一个:王皇后出身名门(是西魏大将王思政的孙女),而武则天出身低微。不论王皇后,还是长孙无忌,都是一个多世纪以来掌握国家大权的关陇门阀士族的代表,他们关注的是关陇门阀的私利。长孙无忌在辅佐唐高宗时提拔了六名宰相,全部是周、隋大臣之后,关陇门阀成员。这种自魏晋以来门阀政治的残余状态与大唐帝国的繁荣发展是相舛的。到唐高宗上元元年(674年),追复长孙无忌官爵,令其孙长孙元翼袭封,唐文宗开成三年(838年)诏其裔孙钧为猗氏令〔11〕。靠“浩荡皇恩”才得以为令,这与长孙无忌于唐初的显赫,怎可同日而语。故长孙氏虽然得到平反,但终究是衰落了。长孙家族的兴衰,是与中国中古时期社会历史的发展大势相合的。

〔收稿日期〕2O02年7月

〔作者简介〕刘敏,女,1951年生,黑龙江哈尔滨人,南开大学历史学院教授,主要从事中国古代史的教学和研究。

参考文献:

〔1〕《旧唐书·长孙无忌传》。

〔2〕《旧唐书·高士廉传》。

〔3〕《旧唐书·后妃传》。

〔4〕《旧唐书·房玄龄传》。

〔5〕《资治通鉴》卷一九一,武德九年。

〔6〕《资治通鉴》卷一九二,贞观元年。

〔7〕《资治通鉴》卷一九二,贞观元年。

〔8〕《资治通鉴》卷一九五,贞观十三年。

〔9〕《资治通鉴》卷一九七,贞观十八年。

〔10〕《资治通鉴》卷一九七,贞观十七年。

〔11〕《新唐书·太宗诸子传》。

〔12〕《资治通鉴》卷一九九,永徽二年。

参考资料:

http://baikebaiducom/lemma-php/dispose/viewphp/24224htm

  长孙无忌

  长孙无忌

  长孙无忌(?-659年),字辅机,河南洛阳人。先世乃鲜卑族拓跋氏,北魏皇族支系,后改为长孙氏。是唐太宗李世民的内兄,文德顺圣皇后的哥哥。

  长孙无忌非常好学,“该博文史”。隋朝义宁元年(617年),李渊起兵太原。无忌进见,渊爱其才略,授任渭北行军典签。自此辅佐李世民,建立了唐朝政权,是唐朝的开国功臣,以功第一,封齐国公,后徙赵国公。武德九年(626年),参与发动玄武门之变,帮助李世民夺取帝位。历任尚书仆射、司空。为人谨慎,改任司徒。贞观十一年(637年)奉命与房玄龄等修《贞观律》。贞观十七年,图功臣二十四人于凌烟阁,长孙无忌居第一。唐高宗即位,册封太尉,同中书门下三品。永徽二年(651年)奉命与律学士对唐律逐条解释,撰成《律疏》(宋以后称《唐律疏议》)30卷。因反对高宗立武则天为皇后,为许敬宗诬构,削爵流黔州(今贵州),自缢死。有诗三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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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两朝良佐——长孙无忌

  南开大学历史学院 刘敏

  贞观朝功臣济济,仅唐太宗图形于凌烟阁有特殊贡献的就有24位之多,长孙无忌被列在首功之位。不过,就才能而论,他在谋臣猛将、良宰贤相中绝对算不上突出,但从与唐太宗的关系看,却是太宗的腹心。由于受到唐太宗特殊信赖,长孙无忌不但在贞观朝发挥了特殊作用,且受托辅佐高宗,成为唐初政治史上的特殊人物。

  一

  长孙无忌的先祖,出自北魏皇族拓跋氏,因有殊功,改姓长孙氏。长孙氏是北魏以来的士族高门,属于军事贵族。但长孙无忌本人,在军事方面虽有一定谋略,但并不善于统兵打仗,用唐太宗的话说:“聪明鉴悟,雅有武略”,“总兵打仗,非其所长。”〔1〕这种情况与他早年经历有关。长孙无忌的父亲去世较早,他与妹妹一同在舅父高士廉家中长大。高士廉本人“少有器局,颇涉文史”〔2〕,很有才华和名望。在这样一个文化素养高的家庭中,长孙氏兄妹受到很好的文化教育。无忌“好学,该博文史”〔1〕,妹妹也是“少好读书,造次必循礼则”〔3〕。高士廉识人很有慧眼,早在李渊父子太原起兵之前,就发现李世民是个非常之人,把长孙无忌的妹妹聘与李世民,后来李世民做皇帝,册封长孙氏为皇后。长孙无忌的年龄与李世民相仿,二人从小交往友善,妹妹嫁给李世民后,两人关系更加亲密。

  从李渊父子晋阳起兵叛隋,到建立唐朝,再到统一天下,长孙无忌一直追随李世民东征西讨,但却没有什么显赫之功。他在政治舞台上显露头角,是在玄武门事变中。唐朝建立后,李渊集团发生分裂,最突出的矛盾是太子李建成和秦王李世民之间争夺皇位继承权。李世民的才能。威望和接踵而至的显赫军功,不仅使其本人产生了觊觎皇位的野心,也引起太子李建成的忌妒和不安。开始是李建成想对李世民下毒手,但没成功。李世民问秦王府的僚属们:“阽危之兆,其迹已见,将若之何?”〔4〕房玄龄对长孙无忌说:“今嫌隙已成,一旦祸机窃发,岂惟府朝涂地,乃实社稷之忧,莫若劝王行周公之事,以安国家。存亡之机,间不容发,正在今日。”长孙无忌说:“吾怀此久已,不敢发口,今吾子所言,正合吾心,谨当白之。”〔5〕于是,房玄龄、杜如晦、长孙无忌同劝李世民先发制人,认为只有如此才能转危为安。

  此时太子李建成与齐王李元吉也在加紧活动,用重金收买李世民部将尉迟敬德,遭拒绝后,又对李世民行刺,仍未得逞。李建成对李元吉说:“秦府智略之士,可惮者独房玄龄、杜如晦耳。”〔5〕于是,向李渊谗毁二人,将之逐出秦王府。这样李世民最为心腹之人只有长孙无忌仍在府中。长孙无忌坚决支持房玄龄政变的动议,与舅父高士廉和秦王部将侯君集、尉迟敬德等人日夜劝李世民诛杀太子与齐王。李世民仍犹豫不决,与灵州都督李靖商议,征求行军总管李世绩的意见,二人都表示不愿意于。正在此时,突厥南下侵犯,按惯例应由李世民督军抵御,但此次在李建成的推荐下,由李元吉代李世民督军北征,并调秦王府将领尉迟敬德等同行。他们的目的很明显,想借机抽空秦王府的精兵猛将,并计划在为李元吉饯行时杀掉李世民。李世民得知,立即与长孙无忌等商量,又派长孙无忌秘密召回房玄龄、杜如晦,共同谋划了玄武门兵变。六月四日,李世民亲率长孙无忌等十人,在玄武门成功地伏杀了李建成、李元吉。

  二

  在李世民夺取皇位继承权的兵变中,长孙无忌称得上是首功之人。在酝酿政变时,他态度坚决,竭诚劝谏;在准备政变时,他日夜奔波,内外联络;在政变之时,他不惧危难,亲至玄武门内。所以唐太宗至死不忘长孙无忌的佐命之功,临死前仍对大臣们说:“我有天下,多是此人之力。”〔1〕

  李世民成了皇太子后,长孙无忌被任命为太子左庶子。不久李渊把帝位让给了李世民,长孙无忌升为左武侯大将军,后任吏部尚书,晋封齐国公,实封一千三百户。唐太宗几次要任命长孙无忌为宰相,但长孙皇后一再说:“妾备位椒房,家之贵宠极矣,诚不愿兄弟复执国政。”〔6〕她提醒太宗要吸取汉朝吕氏、霍氏等专权的教训,长孙无忌自己也要求逊职,但太宗不听,拜长孙无忌为宰相,任命他为尚书右仆射。为唐太宗夺取皇位,长孙无忌确实立有殊功,但担任宰相,他的才能似乎还不够。不能说长孙无忌不喜欢权势,但他为人谨慎小心,注意避免嫌疑,不像历史上许多外戚,依恃女儿或姐妹“椒房之宠”,肆无忌惮地攫取权力。他以盈满为戒,恳请太宗批准他辞去宰相要职,长孙皇后也为之请求,太宗不得已,让他辞去了尚书右仆射,而拜开府仪同三司。这一年,唐太宗在文武大臣的陪护下,亲至长安西郊祭祀,起驾返回时,特令长孙无忌与司空裴寂二人升用金辂以示宠幸。贞观五年(631年),长孙无忌与房玄龄、杜如晦、尉迟敬德四人,以元勋封每人一子为郡公。贞观七年,太宗册书,任命长孙无忌为司空,无忌坚决推辞不受,太宗不准,还特意写了一篇《威凤赋》,赐给长孙无忌,追思创帝业之艰难和长孙无忌的佐命之功。

  唐太宗认为把朝廷要职授予长孙无忌,不是因为他是皇后的哥哥,而是鉴于他的才行。长孙无忌在玄武门兵变中表现出不凡的才能与胆识,太宗即帝位后,在一些重大事务上也发挥了重要的作用。如贞观元年时,突厥因天灾人祸,内部矛盾激化,多部反叛,实力大衰,朝廷中许多大臣请求乘机出兵攻打突厥,但唐与突厥不久前刚订立盟约,太宗有些犹豫。长孙无忌说:“虏(突厥)不犯塞而弃信劳民,非王者之师也。”〔6〕认为“今国家务在戢兵,待其寇边,方可讨击。彼既已弱,必不能来。若深入虏廷,臣未见其可。且按甲存信,臣以为宜”〔1〕。唐太宗采纳了他的意见,放弃了马上出兵的打算。又如,唐太宗十分仰慕周代的分封制,不顾许多大臣(如魏征、李百药、颜师古等)的反对;贞观十一年,诏令以荆州都督荆王元景为首的二十一名亲王为世袭刺史,以赵州刺史长孙无忌为首的十四名功臣为世袭刺史。唐太宗正式下诏,一般大臣不敢再谏,但侍御史马周和太子左庶子于志宁仍冒死谏诤,唐太宗根本不听。最后,是以长孙无忌为首的被封功臣呈递了抗封的表文,长孙无忌又通过自己的儿媳长乐公主再三向唐太宗请求,说:“臣披荆棘事陛下,今海内宁一,奈何弃之外州,与迁徙何异!”唐太宗才不得不“诏停世到刺史”〔7〕。

  可见,长孙无忌是有一定胆识和才能的。但他在贞观朝权重无比、恩宠无匹的特殊地位,是否与他是唐太宗的妻兄有关,对此历史学家纷说不一,可以肯定的有两点;一是在唐太宗内心深处,长孙无忌最可信赖,在这一点上,不但被提拔于仇敌手下的魏征不能与之相比,就是秦府旧人、名相房玄龄也稍有逊色;二是长孙无忌身兼外戚和元勋的双重身份,比较注意避嫌,与历史上某些骄横外戚绝不相同。贞观十二年,唐太宗亲幸长孙无忌府第,十六年,拜长孙无忌为司徒,十七年,唐太宗将二十四位有特殊功勋的大臣图形于凌烟阁,以彰其功,长孙无忌排在第一位。综观,长孙无忌是唐太宗推心置腹的忠臣良佐,是对贞观朝有特殊贡献的人物,这是他的主要方面。但是,他在对待君主、处理与唐太宗的关系上,也有明显的局限。

  贞观后期,唐太宗心骄志满,魏征多次提出批评劝告,唐太宗口头接受,行动难改,许多大臣都阿谀奉承,歌功颂德,这些人中也包括长孙无忌。贞观十八年四月,唐太宗幸临太平官,对侍从的大臣们说:“人臣顺旨者多,犯颜者少,今朕欲自闻其失,诸公其直言无隐。”这应该是劝谏唐太宗的良机,但长孙无忌等人却违心地说:“陛下无失。”〔8〕当时,只有刘洎和马周谈了太宗的过失。同年八月,太宗对长孙无忌说:“人苦不自知其过,卿可为朕明言之。”又一次令长孙无忌谈自己的过失。长孙无忌说:“陛下武功文德,臣等将顺之不暇,又何过之可言。”唐太宗当即就指出这是“曲相谀悦”〔8〕。唐太宗晚年不好直言,难得征求大臣们意见,长孙无忌却以阿谀代替忠谏,这是他作为名臣良佐的缺陷。

  三

  晚年,唐太宗最烦心的是太子问题。贞观十七年四月,李承乾被废,之后,最有资格被立为太子的,是长孙皇后的另外两个儿子:魏王李泰和晋王李治。两人相比,李泰的条件更为优越,首先他是长孙皇后的次子,比李治年长九岁,唐太宗对他思宠逾制,令其在王府中置文学馆,听任其招揽贤人学士,赏赐甚至超过太子,还不时在言谈中暗示要立李泰为太子,待承乾被废之后,又“阴许立泰”。李治是长孙皇后的三子,唐太宗的九子,不论从年龄还是父子感情看,均处于劣势,但舅父长孙无忌却大力支持,“固请立晋王治”〔9〕。李泰、李治都是长孙无忌的外甥,长孙无忌为什么弃太宗所宠,而要立李治呢?这并非私人感情,而是有重要政治背景的。

  唐太宗统治后期,长孙无忌在朝臣中权重无比,为了在太宗之后仍维持这种局面,长孙无忌希望未来的皇帝,即今日的太子,应该由一个仁孝听话的外甥充当,这样,自己会得到尊重,权势会得到保障。因晋王李治生性懦弱,成为他极力支持的对象。而魏王李泰则不同,从小聪明绝伦,稍长善作诗文,成人后喜好经籍、舆地之学,从贞观十一年开始置文学馆收纳士人,文武官员也纷投门下,形成一股政治势力。李泰恃才不恭,上品官员不放在眼里不说,关键是不去争取舅父对自己的支持。长孙无忌知道,如果李泰做皇帝,依靠重用的必定是他自己的党羽,绝不是他这个舅父,所以不愿李泰立为太子。

  两子争立,一边是才华出众的李泰,一边是懦弱少能的李治,按理说,立李泰是自然的,但唐太宗不能。李泰集团的主要成员是功臣子弟,他们靠祖上资荫,身处高官,奢侈放纵,希望通过李泰当皇帝,达到驱逐元老,自己掌权的目的。李治的支持者则是以长孙无忌为首的元老重臣,其中包括李绩、褚遂良等。长孙无忌既是唐朝的开国元勋,又是唐太宗的佐命大臣,是贞观政治的忠实执行者。唐太宗希望自己死后,贞观政治依然坚持下去,只能靠长孙无忌等元老重臣的辅佐,而绝不是李泰手下的那帮纨绔子弟。为此,他不得不舍爱立李治为太子。由于李治仁弱,不像自己,唐太宗在立了李治后,思想仍在动摇反复,一度又向长孙无忌提出想改立“有英武才”、“英果”似己的三子吴王李恪,被长孙无忌挡了回去,说:“晋王仁厚,守文之良王,且举棋不定则败,况储君乎?〔10〕唐太宗只好作罢,临终前,将辅佐李治的重任托与长孙无忌和褚遂良。

  长孙无忌以回天之力促成李治继立,是为唐高宗。高宗即位后,立即拜长孙无忌为太尉,兼检校中书令,知尚书、门下二省事,长孙元忌辞去了知尚书省事,但仍任太尉同中书门下三品。唐高宗即位初年,实际执政的是长孙无忌。长孙无忌忠实执行唐太宗的遗训,继续推行贞观政治:贯彻均田今,社会经济进一步繁荣发展;贯彻以诗赋取士,增加进士科人选,扩大统治基础;亲自组织编写《唐律疏义》,并将之颁行全国,进一步完善了贞观法制;又平定了西突厥的叛乱,有力地维护了大唐王朝的统一;特别是恢复执行唐太宗晚年曾一度中断了的休养生息政策,终结了长期对高丽的战争,顺民情,得民心。高宗统治初年,即永徽年间,唐朝在政治、经济、文化、法律、军事各方面都比贞观时期有所发展,被封建史家誉为“永微之治”,常与“贞观之治”相提并论。这一成果的取得,有赖于长孙无忌的忠心辅佐,有赖于股肱大臣们的齐心协力,特别是受顾命之托的长孙无忌和褚遂良二人“悉心奉国,以天下安危自任”〔1〕。唐高宗对二人也是格外尊重信赖,“恭己以听之”,尤其是长孙无忌,“以元舅辅政,凡有所言,上无不嘉纳”〔12〕。

  四

  高宗朝最大的政治事件,当属废立皇后之争,这不是单纯的妻妾之斗、后宫争宠,而是有着深刻政治背景的。长孙无忌是这一事件的主要参与者,这场斗争的结果,使他及其家族的命运发生了彻底的转变。

  永徽元年(650年),唐高宗立妃王氏为皇后,但王皇后无子无宠,萧淑妃不但生有一子,而且天资聪慧,深得高宗喜爱,为此,王皇后十分憎恨萧淑妃。高宗为太子时,太宗卧病,太子入侍,结识了太宗的才人武氏(武则天),很喜欢她。太宗去世后,武才人随众宫女到感业寺做了尼姑,太宗祭日时,高宗去感业寺行香,遇到了武氏,二人相对而泣。王皇后闻知此事,暗中让武氏蓄发,劝高宗将其纳入后宫,想用武氏离间萧淑妃之宠。不久,武氏便备受宠幸,被封为昭仪,又为高宗生下一子,王皇后与萧淑妃同时失宠。武则天并不以昭仪之位为满足,还想当皇后,不惜掐死自己刚生下的女儿,以嫁祸于王皇后,迫使高宗要废王皇后,立自己为后。高宗要废王立武,在朝中引起轩然大波;以长孙无忌、褚遂良为代表的元老重臣们极力反对,以许敬宗、李义府为代表的一批臣僚则全力拥护,在元老重臣中只有李绩一人称病而不表态,经高宗再次询问,则以“此陛下家事,何必更问外人”的回答,给了实际上的支持。但长孙无忌是高宗的舅父,太宗顾托掌权之臣,所以,他的意见特别重要,开始,武则天幻想争取长孙无忌的同意和支持,但使尽种种伎俩拉拢,均遭严词拒绝,这才丢掉争取元老重臣支持的想法,下决心与这些“老朽”进行一场生死的搏斗。

  武则天的父亲去世很早,所以,她同许多后妃不同,在外朝没有根基,要对付长孙无忌是不易的。于是,她就拉拢一些政治上失意、对长孙无忌等不满的人,让他们为自己说话、造舆论。许敬宗、李义府、崔义玄、袁公瑜等人就成了武则天的心腹。这些人,都是卑劣无耻之徒,但武则天急需有人为他办事说话,特别是表请高宗,立她为后,充当耳目,监视长孙无忌等人,也就无法顾忌了。

  永徽六年(655年),唐高宗终于不顾大臣们的冒死极谏,诏废王皇后和萧淑妃,册立武则天为皇后。因谏净,褚遂良等人被远贬蛮荒,武则天最忌恨长孙无忌,但他不同于褚遂良等,不但是佐命元勋,更是高宗的元舅,要将之搞垮,需要时机。显庆四年(659年),在武则天的授意下,由许敬宗费尽心机,把长孙无忌编织进一桩朋党案,进行恶毒陷害。许敬宗借处理太子洗马韦季方和监察御史李巢朋党案之机,诬奏韦季方与长孙元忌构陷忠臣近戚,要使权归无忌,伺机谋反。唐高宗先是吃惊不信,继而伤心怀疑,命许敬宗再察,然后面对许敬宗足未出户编造的关于韦季方交待与长孙无忌谋反的供词,哭泣道:“舅若果尔,朕决不忍杀之,天下将谓朕何,后世将谓朕何!”许敬宗举汉文帝杀舅父薄昭,天下以为明主之例宽慰高宗,又引“当断不断,反受其乱”的古训,催促其下决心。唐高宗懦弱昏庸,竟然不与长孙无忌对质(或者他需要不进行对质),就下诏削去了长孙无忌的太尉官职和封邑,流徙黔州,但准许按一品官供给饮食,算是对元舅的照顾,对当年为其争得帝位的报答。长孙无忌的儿子及宗族全被株连,或流或杀。三个月后,高宗又令许敬宗等人复合此案,许敬宗派大理正袁公瑜前往黔州,逼迫长孙无忌自杀。

  唐高宗仁弱听话,是长孙无忌执意要立他为太子的主要原因,有讽刺意味的也正是这昏庸懦弱,最终致长孙无忌自己于死地。长孙无忌的结局冤屈而悲惨,但似乎又难以避免。他死保王皇后,反对立武则天,主要原因就是一个:王皇后出身名门(是西魏大将王思政的孙女),而武则天出身低微。不论王皇后,还是长孙无忌,都是一个多世纪以来掌握国家大权的关陇门阀士族的代表,他们关注的是关陇门阀的私利。长孙无忌在辅佐唐高宗时提拔了六名宰相,全部是周、隋大臣之后,关陇门阀成员。这种自魏晋以来门阀政治的残余状态与大唐帝国的繁荣发展是相舛的。到唐高宗上元元年(674年),追复长孙无忌官爵,令其孙长孙元翼袭封,唐文宗开成三年(838年)诏其裔孙钧为猗氏令〔11〕。靠“浩荡皇恩”才得以为令,这与长孙无忌于唐初的显赫,怎可同日而语。故长孙氏虽然得到平反,但终究是衰落了。长孙家族的兴衰,是与中国中古时期社会历史的发展大势相合的。

  〔收稿日期〕2O02年7月

  〔作者简介〕刘敏,女,1951年生,黑龙江哈尔滨人,南开大学历史学院教授,主要从事中国古代史的教学和研究。

  参考文献:

  〔1〕《旧唐书·长孙无忌传》。

  〔2〕《旧唐书·高士廉传》。

  〔3〕《旧唐书·后妃传》。

  〔4〕《旧唐书·房玄龄传》。

  〔5〕《资治通鉴》卷一九一,武德九年。

  〔6〕《资治通鉴》卷一九二,贞观元年。

  〔7〕《资治通鉴》卷一九二,贞观元年。

  〔8〕《资治通鉴》卷一九五,贞观十三年。

  〔9〕《资治通鉴》卷一九七,贞观十八年。

  〔10〕《资治通鉴》卷一九七,贞观十七年。

  〔11〕《新唐书·太宗诸子传》。

  〔12〕《资治通鉴》卷一九九,永徽二年。

  《历史教学》2002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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