煌煌荆楚吟·合肥之旅·孙家花园·开启家学一代帝师

煌煌荆楚吟·合肥之旅·孙家花园·开启家学一代帝师

孙家花园位于南塘东南、卧龙山之东、长山脚下，又名“青琅玕馆”，是清乾隆年间寿州人孙蟠看破红尘、辞官归故里后所建，分为上、下花园及青竹园三部分。相传，乾隆皇帝下江南途经此地，感孙蟠之清志，临别书“玉笋”二字相赠，有盼其复出之意。今园中此碑尚存。孙蟠虽一直没有出山，但他的饱学却为后代开启了家学渊源。

孙家花园所以在江淮间享有盛名，说来与孙家鼐有关。孙家鼐，字燮臣，又名执生，别号澹静老人，谥文正公。生于道光七年。咸丰九年(1859)，咸丰皇帝亲自主持殿试，孙家鼐信笔写出一副有不凡才气的长联，歌颂清朝国泰民安，功如日月经天行地，皇帝欣喜若狂，大呼“绝妙”，点孙家鼐为头名状元。这副长联云：“亿万年济济绳绳，顺天心，康民意，雍和其体，乾见其行，嘉气遍九州，道统继羲皇尧舜;二百载绵绵奕奕，治绩昭，熙功茂，正直在朝，隆平在野，庆云飞五色，光华照日月星辰。”光绪四年(1878)，孙家鼐任内阁学士，擢工部侍郎，与尚书翁同和共授光绪帝读书，成为一代帝师。甲午战争爆发时，他竭力主战，一再陈述“衅不可启”。甲午战争后，康有为、梁启超兴起变法运动，孙家鼐提出变法自强的政治主张，带头办河南安阳广益纱厂，促其侄孙孙多森创办上海阜丰面粉公司和中孚银行，并投资北京自来水厂、滦州煤矿、井陉矿务局等，为发展民族工业作出一定贡献。出任吏部尚书协办大学士时，还主办了京师大学堂(今北京大学)。康梁戊戌变法失败后，谭嗣同等六君子被杀，太后党欲废光绪皇帝，孙家鼐力谏无效，不久便称病辞归以示抗议。宣统元年(1909)卒于北京，归葬寿州。由于孙家鼐文章及其为人、德行负盛于世，江淮间文人雅士视青琅玕馆为文阁书渊，常到孙家花园凭吊。

煌煌荆楚吟·洞庭湖之旅·君山·银盘青螺美仙乐盈洞庭

君山是洞庭湖中的一个山岛，与岳阳城相距水程15公里。它面积虽仅096平方公里，却以其风光的秀丽、神话传说的丰富和名胜古迹的众多而与岳阳楼齐名天下。

灵秀与物华

“未到江南先一笑，洞庭湖上对君山。”(黄庭坚《雨中登岳阳楼望君山》)君山的存在，为浩瀚云梦增添了无限的秀色与灵气。

君山呈椭圆形，由亭亭玉立的大小七十二个山峰组成，而峰峰相连又汇成十二个“螺髻”。远看如横黛，似青螺，点缀于明镜般的洞庭之中，极为秀美。李白“淡扫明湖开玉镜，丹青画出是君山”、刘禹锡“遥望洞庭山水翠，白银盘里一青螺”等名句，都生动形象地描绘了君山的独特风貌。及登临其上，放眼浩茫洞庭，则又可揽一湖浩气，似大海洗胸，心旷脱俗。故清文学家吴敏树叹曰：“此山揽纳洞庭一湖，其浩渺雄壮之观，以视郡治岳阳更为过之。”

君山由于四面环水，气候温和，雨量充沛，故又为充满生气的自然王国。这里有灰鸥、天鹅、花雀、翠鸟、锦鸡、鱼燕、黄鹂、杜鹃、斑鸠、画眉、绶带鸟等鸣鸟、水鸟三十余种。南麓湘水一角，盛产传说由王母娘娘银簪掉落洞庭而化成的珍品银鱼。山上有一种龟板有裂缝既有观赏价值又是酿造龟蛇名酒原料的金龟。君山佳木葱笼，群英竞秀。君山红绿叶一年四季红绿变幻，观赏价值不亚于北京香山红叶;龙舌山附近传为杨么所植君山金桂浓荫遮天蔽日，芳香溢遍全岛。君山自古多奇竹，今犹姿色未减：斑竹一枝千滴泪，令人梦魂牵绕;方竹，远看无甚异样，触摸即觉其方方正正，有棱有角;龟甲竹，竹筒形似龟背，纹络清晰，且有动感，活如群龟引颈上爬，极富生气与图案美;罗汉竹，竹竿下部节密匝而突变，呈斜面相互交结，酷似十八罗汉袒腹相向，传为古时君山一老僧以德行引来上界罗汉幻化而成，近年因竹节增长变慢，正面看竹节似张张人面，侧面瞧又似个个“人”字，故生物学者又鉴定为人面竹;梅花竹，竹干有深沟槽，状如梅花;圣音竹，竹竿上小下大，呈喇叭状，传过去僧人将其作喇叭，吹出声音不同凡响;凤凰竹，枝叶纤细，婀娜多姿，亦名孝顺竹;连理竹，同体异枝，枝叶繁茂，随风飘拂，沙沙有声，两根者如夫妻并肩携手，三根四根者如欢歌同舞之和睦家庭，民间传其为柳毅和龙女之化身;实心水竹，质地坚实，其竹笋居然嘴尖皮厚而腹中不空，故岳阳青年男女婚前多双双前来采撷，用以吊在床上挂鸳鸯枕巾……以及各具特色的紫竹、楠竹、龙竹、青篱竹、长耳箬竹等十余种。

君山更以“洞庭茶岛”著称于世。君山茶历史悠久。《中国茶经》载，初唐老僧“白鹤真人”从外地带来八棵茶苗，君山始有茶树。然后在君山这得天独厚的条件下繁衍生长，至后唐即被列贡品。历代相袭，至乾隆规定每年要向朝廷进贡。相传唐文成公主赴藏联姻时，君山茶即是随身携带礼品之一。《红楼梦》中写妙玉用梅花积雪烹煮的老君眉茶，即为君山银针茶。因君山茶好，历代人们争用最好的词语来命名它：白鹤茶、黄翎毛、龙鳞、凤羽、洞庭春、君山绿、君山毛尖等。现有两个品种，其一沿用君山毛尖旧称，1957年被评为全国十大名茶之一;另一为五十年代所育新品种“君山银针”，曾于1956年获德国莱比锡国际博览会金奖，被誉为“金镶玉”。君山银针不仅是茶中珍品，冲泡时还富欣赏之趣。它细若银针;白毫显露完整，芽身金黄。置于杯中，冲下沸水，芽尖即颗颗朝上，悬空竖立。继而徐徐下沉杯底，如群笋出土，笋尖林立。这时，杏**茶汁冉冉扩散，似云霞浮动。若继续冲泡，则可见茶芽三起三落，三番美趣。

昆仑石与七十二仙螺

或许正是由于君山造型的奇特和物产的丰美，人们对它的来历就不能不作最美好的想象了。有说它原是女娲补天的昆仑石：女娲为补天，历经千辛万苦来到昆仑山顶，找到五色宝石，炼成比彩云还漂亮，比棉花还柔软的熔浆，双手捧着补天上的窟窿。正补时，突然从南海刮来一股狂风将她手里的熔浆刮跑，一直吹落洞庭湖，变为七十二个形态不同的山峰。女娲乘虎赶来时，山峰还软绵绵的呢。也有说它是洞庭湖中七十二仙螺造的：很早以前，洞庭湖里住着七十二个修炼了九千九百九十九年的仙螺姑娘。有一年，连天暴雨使洞庭湖泛滥成灾。望着湖水中挣扎呼救的男女老少，仙螺姑娘们立即忍着剧烈的疼痛，并冒着再也回不到仙螺宫去的危险(螺壳是她们的命根，若一天里回不到壳里，便就是再修炼九千九百九十九年，也回不得仙螺宫)，脱下螺壳，变作大船，抢救灾民。打捞了七天七夜，救上了九千九百九十九人，她们却因过度疲劳而昏倒。等她们醒来时，那相连在一起的七十二条大船已搁浅在湖滩。为了让死里逃生的灾民得以生存，她们又将大船变成七十二座风姿各异的山峰，峰峰相连而成小岛。然后，一齐扯下自己青丝般的头发撒在七十二峰上，变成青松、翠竹、麦苗……撕碎彩云般的衣裙抛在七十二峰上，变成牡丹、金桂、杜鹃、芙蓉……她们给人们带来了幸福，人们也永远记住她们。君山这七十二峰，一直保留着“翠螺峰”、“碧螺峰”、“黛螺峰”等等美丽的名字。

神仙洞庭之府

君山长年隐没在洞庭烟波之中，古云梦那冬春多雾、夏秋多云、朝晖夕阴的天气和碧浪凌空、横无际涯的环境，给它涂上了浓重的神秘色彩，古人多疑有仙灵洞府居于其中。如晋王嘉《拾遗记》云：“洞庭之山，浮于水上，其上金堂数百间，玉女居之，四时闻金石丝竹之音，彻于山顶。”道书将其列为天下第十一福地(高崶《游岳阳洞庭记》和明隆庆《岳州府志》亦分别有十二福地、十五福地之说)。故君山初名洞庭山，意即其为神仙“洞府之庭”。(《湘妃庙纪略》)。后因娥皇、女英之传说而亦称湘山、君山。

君山的神秘莫测，使得它几乎一草一木、一竹一石都有着美丽的传说。其中涉及到的最早的人物，大概是三皇五帝中的黄帝。司马迁《史记·封禅书》载：“黄帝采首山铜，铸鼎于荆山下。鼎既成，有龙垂胡髯下迎黄帝，黄帝上骑，群臣后宫从上者七十余人。”据考，上述荆山即君山。今君山西南崖下猴子洞上方有一平台，传说即为当年黄帝铸鼎台。黄帝姓公孙，名轩辕，故又名轩辕台。据古籍载，轩辕台旁黄帝乘龙飞升处，旧时建有飞仙亭(亦名飞升亭)。惜早已不存。这里历来是游人驻足沉思之处。“五月扁舟过洞庭，鱼龙吹浪水云腥。轩辕黄帝今何在回首巴山芦叶青”，唐胡曾这首《轩辕台》诗或许代表了许多炎黄子孙的缅怀先祖之情。

除黄帝以外，还有秦皇、汉武、娥皇、女英、柳毅等传说。君山的灵秀和神异，使得历代许多文人骚客向往不已。一些达官贵人，更是将君山视为神灵，每到君山便建庙塑神、题字刻石，致使其山山有亭，坡坡有庙，素以“集奇撮胜”著称。据《巴陵县志》载，君山原有三十六亭、四十八庙、五井、四台。惜多毁圮，现修复者有二妃墓、封山印、朗吟亭、柳毅井、传书亭、酒香亭等。

当前，区域文化的研究方兴未艾，而对两种区域文化交融而生成的“第三种”边缘区域文化（如巴楚文化）的研究不多见。文章认为，巴楚文化是一种古老的文化，但又是一个崭新的课题，它对于整个民族传统文化系统的研究，尤其是土家族文化研究，具有十分重要的意义巴楚文化：一个古老而崭新的话题鄢维新内容提要当前，区域文化的研究方兴未艾，而对两种区域文化交融而生成的“第三种”边缘区域文化（如巴楚文化）的研究不多见。文章认为，巴楚文化是一种古老的文化，但又是一个崭新的课题，它对于整个民族传统文化系统的研究，尤其是土家族文化研究，具有十分重要的意义。鄢维新，男，1958年生，湖北省民间文艺家协会副秘书长。对于楚文化和巴文化也许人们并不陌生，但对于“巴楚文化”人们会觉得既眼熟却又十分陌生。因为就文化现象而言，它已存在了数千年，而就学术研究角度来看，它还只是一个刚刚问世不久、蹒跚而行的“稚童”。所以，对巴文化、楚文化有所了解的人，乍一看会产生十分熟稔的感觉，可细一端详又眼生得很：“巴楚文化”到底是个什么涵义？！巴楚文化的母体是巴文化和楚文化。巴文化和楚文化是两个紧邻却异同互见而互相渗透、吸收，具有高度亲和力的文化圈，这两种文化经过长时间的相互渗透、覆盖、吸收与混融，便形成了一种既非纯粹的巴文化，亦非纯粹的楚文化，巴中有楚（当然是以巴文化为主调）、楚中有巴（以楚文化为主调）的混融性边缘次生型的地域文化：巴楚文化。概括地说，就是“非巴非楚、亦巴亦楚”。巴楚文化不是巴文化与楚文化的简单迭加，“巴楚文化从来是巴楚二元复合的文化实体。复合，始则耦合，继而融合。”①如果非要给“巴楚文化”下一个“定义”的话，那么，张正明先生的一段话是不能不参照的：“我们所讲的巴楚文化，既有考古学文化——主要是秦汉以前的，也有历史性文化兼地域性文化——主要是魏晋以后的。总而言之，它是从古到今存在于巴楚交错地段的人类学文化。”②虽然巴楚文化源于巴、楚文化的交融，但它与巴、楚文化（包括其它一些文化圈）仍有着显然不同的特点：1．从时态上来看，巴、楚文化均可细分为先巴、先楚和后巴、后楚文化，而巴楚文化却没有划分出先巴楚文化时段的必要。因为所谓“先巴楚文化”只能是巴文化和楚文化。而后巴楚文化则应包括两个部分的内容：一是先秦巴楚文化的承绪；二是秦汉以后巴、楚文化余绪的相互影响、渗融。这种文化的融合凭借特殊的地理环境和统治者的羁縻政策得以数千年一贯地延续、保存下来。2．不论是中原文化，还是巴、楚文化都可以划分为公室（官方、统治者）文化和民俗文化两大块（当然这“二块”之间有着千丝万缕的联系），但对巴楚文化而言却不能这样划分。因为它没有政治实体可以附丽，故其不存在“公室文化”。如果说，二周时期的考古文化的主体成分是该时期的“公室文化”的话，那么，巴楚文化的“公室文化”只能通过巴、楚公室文化来表现，这一点已为考古发掘所证实。由此看来，巴楚文化的主体应在民俗文化之中，就在巴文化与楚文化相互“交错、交缠、互渗、互补，难分难解”③而产生的巴楚民俗文化之中。3．从空间来看，巴楚文化所生存的地域似应与巴、楚国界相对应。其实不然，巴、楚之间几无定界，无法以此为据。倒是独特的地形地貌对巴楚文化的分布区域起到了莫大的影响。“北起大巴山，中经巫山，南过武陵山，止于五岭”，④存在着一条积累深厚的古文化沉积带。这条古文化沉积带上的主体便是巴楚文化。虽然巴、楚文化的影响经常越过这一条古文化沉积带而深入对方的文化腹地，但几近完美的融合却以在这条古文化沉积带上的表现最为典型。4．从巴楚文化的形成及其流变来看，它具有独特的过程，它是巴、楚文化反复覆盖、浸润、融合的结果。考古资料证明，在巴、楚文化诞生之前，作为长江中游的原生土著文化——屈家岭文化曾深入川蜀，巴、楚之域的文化基底是一样的。楚人南下之时，将所携带的中原殷商文化因子与楚蛮的土著文化因子结合，广采博纳，创造了风采独具的楚文化。相对于楚文化而言，巴文化里的土著文化色彩则更为浓厚。楚文化在发展壮大的过程中既吸收了不少的巴文化因子（楚令尹子元的“振万”显然是受巴人乐舞影响的结果），同时又随国势西渐而向西“覆盖”巴文化之地。从沮漳以西乃至川东涪陵，本为巴地后入楚域，故郢都才有“客有歌于郢中者，其始曰《下里》、《巴人》，国中属而和者数千人”的盛事。当楚人“南有巴、黔”⑤之时，楚文化对巴文化的吸收与“覆盖”影响更是“方便”得很。魏晋以降，巴人后裔曾多次沿长江东迁、北徙（如江夏蛮，五水蛮名称的出现便是例证），将巴文化之遗绪（后巴文化）扩散到故楚腹地。“改土归流”以后，楚文化之遗绪（后楚文化）与中原文化又涌入巴蛮之地。人口的迁徙伴随着的自然是文化的输出、吸收、融合。在这历次的文化“拉锯战”中，巴楚文化一次又一次地得以“增殖”、加强。5．巴楚文化从诞生到余绪绵绵不绝至今，历时数千年，这在文化史上是罕见的。最初的巴、楚文化交流当在巴、楚立国之后。我们现在所能见到的证据有如下三类：在巴地或楚地有楚墓或巴墓之出现；在巴地或楚地某一具体墓地有同一时期的巴墓、楚墓的并存；巴墓或楚墓中偶有楚器或巴器的出土。⑥这只能算是巴、楚文化刚开始“接触”，由“不相干”变成了“相干”，尚不能称之为巴、楚文化融合的标志。而真正能代表巴、楚文化混融（象征巴楚文化问世）的文物证据，当推四川涪陵小田溪“巴楚编钟”的出土。据谭维四先生描述该套编钟有“青铜钟15件，1件为巴式，14件为楚式，是巴楚共存；而且钟架的建造亦如此，木质笋为楚钟所常见，青铜笋套以浮雕巴虎装饰，悬钟插销又以楚器常见类似饕餮形的云纹兽首为饰。其整套钟可以说是融巴、楚文化于一体而构成……堪称巴、楚文化混融的结晶”。⑦巴、楚亡于暴秦之后，其公室的礼制文化猝然中断，当然也就不存在直接交融的问题。但其文化意识并未完全消失，同时，作为后巴、后楚文化主体的巴、楚民俗文化依然存在，其交融仍不绝如缕。所以，巴楚文化仍以巴楚民俗文化为其主要载体在继续发展。从文化因子的构成来看，当今湘、鄂、川、黔毗邻地区的土家族文化主体实质上就是巴楚文化。由此看来，说巴楚文化历史悠久一点也不为过。6．巴楚文化的硕果丰富了中华文化宝库。巴楚文化的影响从空间来看，并不局限于湘、鄂、川、黔毗邻地区。在巴、楚文化融合的“前期，巴、楚文化因巴人和楚人邻居往来而互相渗透，而古老的巴文化对新兴的楚文化影响甚大。后期，随着巴土大部纳入楚国版图和巴人大部分成为楚国国民，巴文化基本上融汇入楚文化并且成了楚文化高度发展的重要基础。”其中，“巴人的巫风巫习也与楚人的巫风巫习融合为一体了。”正因为“两地的巫俗早已合流会融，成为同一文化类型，同含楚巫文化的因素。”⑧所以，屈原《九歌》中不乏巴巫文化的因子。不仅如此，在当今鄂西南土家族跳丧中仍有《九歌》的遗响（还有的甚至直接把《国殇》、《招魂》作为唱词）。而其中的舞蹈动作更是融合了巴人白虎崇拜和楚人凤崇拜的因子，如“猛虎下山”和“凤凰展翅”等。正是在巴楚文化融合的基础上，屈原才创作了堪称开浪漫主义先河的千古绝唱。无怪乎有人说屈原的作品是巴楚文化的代表。无独有偶，被唐代诗人刘禹锡推介到文人诗坛的“竹枝词”，实质上也是巴楚文化的结晶。所以，蔡靖泉先生说：“刘禹锡之所以会闻巴俞欠而感怀《九歌》，正说明其时的巴俞欠和楚歌在情调韵律上的近似。今日土家族的民歌，唱起来也大都徐而不迫，婉而有致，清亮悠扬，颇与楚辞的情调韵律相类。”⑨类似的例证还有许多，如楚人的漆器“虎座立凤”，“虎座鸟架鼓”，虎头“避邪”（根雕），楚人丝绸上的“凤龙虎戏斗”的刺绣图案，以及楚人建筑的“层台累榭”均可视为巴、楚文化交融后的结晶，这都是中国传统文化中的精品，为中华文化史写下了光辉灿烂的一页。谈到巴楚文化的特点，就不能不涉及巴楚文化的成因。据谭维四先生看来，其“主要成因有如下几点：（1）民族融合的结果；（2）文化交流的结晶；（3）国家征战与结盟促成；（4）自然地理条件与生态环境使然。”①可谓是一语中的。若从民俗文化的角度来看，还可补充二条：一是秦汉以后的封建统治者对湘鄂川黔地区巴人后裔所采取的“羁縻”政策；二是在此封闭环境中巴人后裔土家族人承续了巴楚文化，较多地保留了巴楚文化中的民俗文化原貌。也就是说，正是得益于以上两点，后巴楚文化才得以在土家族民俗文化中传承。虽经“改土归流”的冲击，现今的土家族民俗文化中（包括与之接壤的故楚之地）仍保留着较多的巴楚文化因子。这为我们从民俗文化角度研究巴楚文化提供了极大的方便。同时，也弥补了史籍中巴楚文化资料不足的缺憾。综上所述，巴楚文化是一种古老的文化，而巴楚文化研究则是一个崭新的课题。笔者以为，当今之时，民族传统文化硕果累累，区域文化的研究方兴未艾，异卉纷呈，但对两种区域文化交融而生成的“第三种”边缘区域文化（如巴楚文化）的研究还不多见。而恰恰就是这种“边缘文化”的研究对于整个民族传统文化系统的研究具有不可或缺的作用，是民族文化史链条中重要的一环。巴楚文化正是这种边缘区域文化研究不可多得的实例。它对于研究区域文化的辐射、扩张、相互撞击、融合及其演变轨迹、规律都具有积极的填补空缺与推动作用。对土家族民族文化研究的带挈作用更是不言而喻的。

《我有特殊沟通技巧》。

《我有特殊沟通技巧》是由沈文帅、张弛执导，范世錡、罗予彤、魏哲鸣、刘烨、董岩磊等主演的现实主义公安题材精品剧。

杨绵绵（罗予彤饰演）是剧中主要人物之一，天才少女，一个具有超强记忆力超群的"闯祸精"。与荆楚父亲多年前的离奇死亡有着千丝万缕的联系。

神秘实验药品的试验者。做事不计后果，任性自大，被恶人利用而不自知。

剧情：

荆楚是一名年轻有为的刑警，由于屡破大案被调任南星市重案大队副队长，与大队长刘大仁，警员柳如玉，周子升，常雁等人共同工作。

荆楚由小卖店杀人案认识了具有超强记忆力的杨绵绵，而杨绵绵似乎又与荆楚父亲多年前的离奇死亡有着千丝万缕的联系。

南星市知名博主南宫辰和女子偶像组合成员莎月相继死亡，死因均是过量注射一种药物，而致死药物来源无法查明，这意味着一种未知药物正威胁着人民的生命安全，重案大队的刑警们对相关案件抽丝剥茧，发现了背后更深的阴谋，同时荆楚等办案刑警的生命也受到威胁。

尽管前方迷雾重重，但南星市公安刑警不怕牺牲，牢记使命，最终捣毁了源自A国罪恶的违禁药试验基地，解救了一批深受其害的无辜市民。

一起谋财害命、生产制造违禁药物的特大案件告破，公安刑警们拼尽全力保护了南星市人民的生命安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