历史上被美女倒追的人有哪些，一个成君王，一个成战神，一个却成汉奸？

成君王的是东魏神武皇帝高欢，成战神的是唐王李世民驾下卫国公李靖；成汉奸的是民国四大美男子之一的汪精卫，这三人除了都是被倒追的之外，还有一个共同点就是，长的帅！这三人横跨历史上千年，充分说明，看脸是亘古不变的真理。

追高欢的，是北魏王朝真定侯娄提的孙女，代郡平城（现在山西大同）人娄昭君。因为背景显赫，人又聪明，所以年纪轻轻就有很多人想追求她，但都被她一一拒绝，直到看到了当时还名不见经传，守城门的高欢。

先别说之后高欢有多大成就，就说在当时连认识都不认识的情况下，能被娄昭君一眼看中的，必然是长相清新脱俗，也就是眼缘有了。不然那么多守城门的卫兵，娄昭君怎么可能就偏偏选了高欢？

追李靖的，据说是隋唐时期的女侠红拂女，本姓张，名出尘。红拂女正史之中并无记载，只是活跃在野史里。

传说红拂女本是司空杨素府中的歌伎，当时年轻帅气又有志向的李靖去拜见杨素时，被红拂女一眼看中。当晚红拂女就带着自己的全部家当**而出直接找到李靖私奔而去。并在之后的日子里全心全意陪着李靖建功立业。

追汪精卫的，是出生于马来西亚的南洋巨富陈耕基之女，陈壁君。据说她从一开始见到汪精卫就被汪精卫的美貌所吸引，可惜，因为自己太丑，所以陈壁君的真情表白被汪精卫严词拒绝。

不过陈壁君并没有死心，后来，在汪精卫有难的时候，陈壁君四处奔走想办法解救汪精卫，终于打动了汪美男子的心（也可能是怕人说自己知恩不报），这才娶了陈壁君。

通过以上例子再一次证明，只要长得帅，就不愁没人追。

下面是我在网上找的。

关于汉奸这个词，有时候其实很难说得清楚。

从字义上理解，汉奸应该是指汉民族的败类，但仔细一想，却又好像也并不一定是这么回事。《辞海》给“汉奸”下的定义是：原指汉族的败类；现指中华民族的叛徒。因此，“汉奸”这词还有个古今、专利之分（只属于中国人的专利）。

汉奸这词起源何时，恐无法考证，但西汉以前肯定还不曾出现过，因为那时还没有“汉”；甚至汉朝以后到北宋以前恐怕也不存在这个词，因为在历史记载的一些民族败类中，秦桧以前统称“败类”，秦桧以后才有“汉奸”这个词出现。

不但字义上不够清晰，而且在应用上有时也很困惑。按照定义去理解，历史中有些应该被归入汉奸行列的人物，却并没有人骂他们汉奸；有些一直在骂着的汉奸的，却还真有些情有可原。

譬如说范文成。满清能够灭李、灭明，他的作用实不可低估；但他是汉人无疑吧？而且当时的满清尚不能算“中华民族”。但后人有骂他汉奸的吗？另外如洪承畴、祖大寿，后人除对他们所表现的气节不屑外，也没见什么骂他们呀。

而同一时期的吴三桂却是人人皆骂的大汉奸。但看看吴三桂做汉奸的历史，有些却实处无可奈何。当时大明、大顺、满清三足鼎立。以兵力计，李最多，号称百万；明次之，但已不足自保；满最少，却也有十万。而吴只有区区四万兵马，想要立足而保明，非联李不足以抗清，非联清不足以平闯，无有独身的。但无论是那种选择，他都受制于人，非两全之策。而且从名节上讲，投清是背明，落汉奸之骂；降李则背主，负不忠之名。

吴三桂也选择过忠君，领命后他卷甲赴关阻清，但明被李忘，崇祯已吊死煤山；想护南明弘光，又鞭长莫及自己还无可退路。他选择过投李，但农民军入城后，疯狂捕拷明朝降官，大肆抢掠金帛美女；更何况，他老父遭刑讯，爱妾被霸占，亲属受凌辱。他选择过成仁，却又被部将所劝，而且成仁也决不是一件轻易下得了决心的事，对道学家来讲，成仁是可以保住名节，但作为一个三军统率，他手下有四万将士，自己成仁了，他们什么办？这种不负责任也不是大丈夫的所为。试问一下，倘若换了其他人处在此种境地，又能够怎样？他没得选择但又必须选择，而无论他怎样选择，反正横竖不会是好人。此等尴尬，不是身处其中之人，恐怕永远不能体会。

更为复杂的是，据现代学者考证，吴三桂当时降清（本意是想联清），是想用明朝实际上已经不复存在的京畿地区换取清兵来灭大顺，以期达到清、明南北而治。这也是“阶级仇”超过了“民族恨”，和南明弘光政权“攘外”必先“安内”的立场基本一致。

从以上历史条件来看，吴三桂也算是“时势”逼就了他这个“汉奸”，和范文成、洪承畴、祖大寿比，实在也算有点委屈。

但这种委屈却并不是理由，因为当时汉民族被异属所蹂躏，终归是由于他的降清起了关键作用。吴三桂的被归入汉奸（而且是中国十大败类之一）也属应该。

再来看看被我们骂得最狠、最久，且具有卖国贼代名词的秦桧。即使再过上百年、千年，秦桧的汉奸罪名恐怕也无法洗刷。但倘若你深入到秦桧当时所处的环境，却也恐怕有许多他自己想申诉的理由吧。

关于秦桧是内奸，许多书中均有这么一说。但说归说，证据却并不充分，人们大多只是从秦桧的所作所为推断而定他可能是内奸；而秦桧的这些所作所为，难道真是他一个人的过错？其他人就没有责任了吗？

答案是否定的。

文征明有过这样一首《满江红》：“岂不念，中原蹙？岂不惜，徽、钦辱？但徽、钦既返，此身何属？千古休夸南渡错，当时自怕中原复。笑区区一桧亦何能，逢其欲！”从文征明的词中我们可以看出，文对于秦亡岳的理解，更多的责任是归究于了宋高宗赵构。“笑区区一桧亦何能，逢其欲！”事实上也是如此，如果没有赵构的纵容和同意，秦桧有这个胆量害岳并对金曲膝下跪出卖民族利益吗。想想“四人帮”，我们或许也能领会，到底应该由谁来真正承担“文化大革命”的责任了。

从已知的资料我们知道，秦桧是一个极善于察言观色揣测别人心理的人。他猜透了赵构怕徽、钦归后，自己皇位不定的心理；因此，时时处处提防宋胜金败后把徽、钦送回的尴尬处境。而秦桧的这种担心也不是多余的，300多年后，明景帝迎归了他的亲哥哥英宗，却害死了一代民族英雄于谦便是事实。

另外还有一层关系。秦桧在赵构手上贵为宰相，倘若迎来了新主子，不但旧主子不会再行帮他，新主子也不见得一定会再用他；从他个人的利益出发，选择战、和的好处不言自明。

这是秦桧个人的品德问题，只不过，由于他的失德而使整个民族受辱，以整个民族长久的利益换取个人一时的荣辱，罪孽太重太深罢了。因此才会在他死了50年后被夺爵谥“谬丑”，到了明代又被视为大奸了。甚至于我们现在每天要用到的印刷字，也把本应该定为“秦”体的却改叫成“宋”体字了。

写到这里，我想起了和汉奸相对立的另一个词——“民族英雄”。

前年出版的《全日制普通高级中学历史教学大纲》（试验修订版）曾说，要用历史唯物主义的观点科学地分析对待我国历史上的民族战争，这类国内民族之间的战争是“兄弟阋墙，家里打架”，因此对岳飞、文天祥等人只能算作中华民族的杰出人物，而不能称之为“民族英雄”。

倘若这个理论存在，那么我想，我们不但不能定秦桧、吴三桂之流为汉奸，而且还应该定他们为英雄了。因为吴三桂的开关迎清，应该算作顺应了历史的潮流；秦桧的卖国求荣也可算作忠君和为了和平了。

这岂不是天大的笑话。而这笑话却又实实在在地存在过了，大家说是不是我们被弄得很糊涂了呀！

前段时间还看到过一篇评论汪精卫的文章。当然，我们确实不能拿今人的眼光去看古人。汪精卫前期的革命，只能代表他的过去，晚节的不保却是他实实在在的结果；更何况，汪的甘愿做汉奸并没有人逼他或者如吴三桂般万难选择。这一点，连汪精卫自己也清清楚楚。不然，他又何必死前指定要葬在中山陵，以向世人表白自己仍是孙中山的追随者，却又怕后人对他毁棺鞭尸而用了5吨坚硬的碎钢块掺在混凝土里浇筑成厚厚的墓壳呢？但尽管如此，一年多后，他的坟墓仍然还是给蒋介石炸了。现在中山陵上的那个小亭，又有几人知道这里的泥土曾被卖国巨奸玷污过呢？

要想为汪精卫、周佛海之流翻案恐怕是很难的，原因之一就是日本人现在仍不属于“中华民族”。而对秦桧、吴三桂之流的被定义为汉奸，除有着许多历史的曲折外，当时他们所“卖”的主子们，现在却已经是“中华民族”的一员了。

这或许就是构成“汉奸”这词复杂性的原因吧！

旧上海极司菲尔路上有座小院，看起来极为普通，但经常从这里传出令人胆寒的哀嚎与惨叫声。一般上海市民走到这里，多选择绕道而行。可见，这里真的令人望而生畏。

这座小院就是汪伪特工总部。院门口从未挂牌，因坐落在极司菲尔路76号，小院也被称为“76号魔窟”。这里遍设牢房和审讯室，每每进到这里的人，总是竖着进去，横着出来。

可是，1939年初冬的一个清晨，一位文弱的女子来到小院门前。她停留了片刻，深呼吸后，扬起微笑走了进去。

她是谁？竟有勇气走进这令人闻之色变的魔窟。是关露。

关露，二、三十年代，凭借诗作《太平洋上的歌声》蜚声文坛，与张爱玲、丁玲并称为“上海滩三大才女”。此后，她为**《十字街头》作词的主题曲《春天里》，因为旋律轻快，朗朗上口，而红遍上海滩。

日军入侵上海时，她写下 “宁为祖国战斗死，不做民族未亡人”，一时间，激起了青年的爱国之志，被人称为“民族之妻”。

她也不负她所写的这句诗，在抗日战争年代，她两次深入敌营，为祖国为人民，她舍弃了一切。

承母志，自强不息

1907年7月25日，山西省右玉县的胡家传来一声清亮的啼哭声，一个女孩降生了。这个女孩就是关露。

关露的家庭很特别，父亲胡陔是前清举人，做过知县。母亲是父亲赢来的。当时，外祖父与人赌钱赌输了，将母亲输了出去。

关露出生后，父亲为她取名胡寿楣，意为即使是女孩也可以光耀门楣。关露是她为自己取的笔名。后来，母亲又给她添了个妹妹，取名胡寿华，后改名胡绣枫。一家四口，日子过得还算顺遂。

关露九岁那年，父亲去世，家道也随之中落，母亲一个人挑起了家庭的重任。此时，母亲给人做家教，靠着微薄的收入养活全家人。

关露的母亲为人知书达理，开明，且受过良好的教育。关露的母亲从小教导她们要好好学习，要学会自立自强，要经济独立，要婚姻自主。

从小，母亲就将妇女解放的思想灌输到了俩姐妹的脑中。母亲可以说是她们的人生导师，为她们今后的人生打下了坚实的基础。

关露15岁时，母亲也去世了。这时，关露的姨妈将她们接到了家中。一段时间过后，姨妈称要为关露介绍对象。姨妈对关露说：“女孩子嫁人一定要嫁给有钱人，这样生活才有保障”。

这与关露从小接受的教育相背，她不同意。于是，带着妹妹逃婚了。

这时，关露姐妹俩认识她们人生中的第一个贵人刘道衡。刘道衡得知她们是逃婚出来的，为她们的勇气所打动，决定资助她们上学。

就这样，姐妹俩来到了上海法科大学的法学院读书。后来，关露转入南京中央大学文学系。上学后，接受到更多先进思想的洗礼，关露的内心越发独立、自强。

1932年，关露在文坛崭露头角，加入到左翼作家联盟。在这里，她结交包括丁玲、夏衍等在内不少志同道合的好友。不久后，加入***。

九一八事变后，面对日军的入侵，一腔爱国热忱的关露用文字，激起不少进步青年的爱国之志。

此后，关露以文化人的身份，积极奔走在抗日救国的路上。她用文字激励着无数爱国青年用鲜血和生命保卫祖国。这时的她，不知道她的命运即将发生改变，等待她的将是无尽的误解与孤独。

为革命，打入敌营成为“汉奸”

1939年秋天的一个深夜，关露正在书桌前修改自传体小说《新旧时代》。这时，门口传来几声“砰砰砰”的敲门声。

来人是中共上海情报工作负责人刘少文，他将一封来自中共南方局叶剑英的密电交给关露，密电上只有一句话：关露同志，速去香港找小廖接任务。

这里的小廖是在香港从事文化救亡工作的廖承志。看着密电，关露猜想应是调她到香港从事文化工作。她迅速收拾行李奔赴香港，到港的第二天，廖承志就来到关露下榻的旅馆，和他一起来的还有潘汉年。

潘汉年给关露下达任务，打入76号，潜伏在李士群的身边，了解他的思想动向，适时策反李士群。

李士群曾是中共党员，被国民党抓捕后叛变。到了抗日战争时期，他投靠日本人，加入了汪伪集团，掌管着汪伪上海特工总部。

当时，潘汉年心中合适的人选是关露的妹妹胡绣枫。当年，李士群被国民党抓捕后，他的妻子叶吉卿正好怀孕，生活艰难，是胡绣枫伸出援手。

李士群一直谨记胡绣枫的恩情。胡绣枫此时正在宜昌执行任务，无法分身，她向潘汉年推荐了姐姐关露。就这样，关露成为了接近李士群的人选。关露在心里已暗下决心，要奔赴这看不见硝烟的前线。

潘汉年对关露说：“今后要有人说你是汉奸，你可不能辩护，一辩护就完了。”

关露明白此后她面临的不仅是生命危险，还将失去名誉，孤独和世人的误解。她坚定说：“我不辩解。”

从香港回来后，关露第一时间联系了李士群。李士群对她的造访显得特别热情，他命人开着自己的黑车去接关露。

关露清楚来到这里，就要多用眼睛和耳朵，少用嘴。此后，关露便成为了76号的常客。

叶吉卿爱打牌，经常会召集富太太来家打牌。关露虽不会，仍陪着叶吉卿打，一陪就是一天。

（右1李士群）

有时，也与叶吉卿结伴逛街，开着李士群的车招摇过市。功夫不负有心人，关露慢慢取得了李士群夫妇的信任。她的任务顺利地进行着，此时，另一种压力也随之而来。

关露经常出入76号，与李士群交好的消息在坊间流传开来。她被当成“汉奸”，为人所耻，好友们一个个对她敬而远之。

一次，关露与叶吉卿从一家商店出来，刚要上车，不经意间，关露看到了自己的好友蓝兰。蓝兰此时正带着鄙夷、仇恨的目光，瞪了关露几秒钟，轻蔑地哼了一声，白了关露一眼，扭头走开了。

关露内心泛起疼痛，虽已做好被误解的准备，可她没有想到这种感觉是如此的难受。

这之后，她又被摒弃在文化界之外。这一切，关露在内心默默消化。她知道自己的任务高于一切。

经过长时间的观察，关露发现李士群是个投机主义者，在战争局势不明朗时，他会为自己留条后路。她将自己观察到的信息如实上报，组织认为李士群还是可以策反的。

太平洋战争爆发后，关露来到李士群的家里对他说：“李先生，老朋友想要见见你。”李士群是个聪明人，一听明白其中的意思。李士群对她说：“如果老朋友真的要我，我愿意帮忙。”

当晚，关露将李士群的意向及76号所有的一切，写成报告寄给了潘汉年。潘汉年收到后，立刻返回上海与李士群见面。

两年了，关露的任务结束了。潜伏在李士群身边，她始终坚守“我不辩护”，忍受着朋友的误解、厌恶、远离，将一切埋在心里。

现在终于可以洗去“汉奸”的罪名，重回自己最爱的文化界了，关露内心雀跃不已。

然而，此时的关露还不知道，不久后，另一个重任会落在她身上，她将会遭受更严重的误解。

为信仰，二入敌营甘背污名

结束潜伏任务的关露，内心已遍体鳞伤，急需休养。她给妹妹胡绣枫写了封信：“我想回到爸爸妈妈身边去？”

这里的父母指的是延安，是党的怀抱。然而，关露等来的是让她继续留在上海的命令。

不久后的一天夜里，关露的联系人给她带来一个任务，打入《女声》杂志社。

《女声》杂志是日本驻上海总领事馆和海军陆战队报道部，联合创办的一份中文妇女杂志。读者对象是日占区广大妇女同志，由日本著名作家左藤俊子出面负责。

左藤俊子有不少日本左翼朋友，组织上想通过左藤结识这些左翼分子，或是***的朋友，为中共打探情报。

左藤俊子中文不好，需要物色一名中文编辑，关露是最合适的人选。于是，关露开始了新的潜伏工作。

当时，《女声》杂志创刊的政治性很强，规定只能为大东亚圣战服务。因此，销量低，为了改善这一情况，他们采取了怀柔政策，规定只要不宣传抗日、宣传***以及苏联的文章，其他都可以发表。

关露抓住这一漏洞，发表了大量反对封建迷信、反对包办婚姻等先进进步思想。她钻了敌人的空子，让《女声》彻底为己所用。

1943年7月的一天，左藤俊子通知关露，让她参加8月份在日本召开“第二届大东亚文学者”大会。

参加这个会议的所有成员要附上照片登报，关露想这要是去了，势必要坐实“文化汉奸”的名声，内心极度抗拒的她找借口推掉了。

没成想，几天后，关露主动找到左藤俊子说要去参加这个会议。

原来，就在她拒绝后的一天晚上，她收到潘汉年的信。潘汉年要她带封信给东京帝国大学的秋田教授，点名要关露亲自交到秋田的手中。

关露内心挣扎不已，一想到过去的朋友会更加地鄙夷自己，她忍受不了那样的目光，想想都脊背发凉。

可关露还是那个关露，她想到的永远不是自己，而是国家。为了国家，她选择了去，即便知道自己的污名是洗不清了。

来到东京后，信顺利地交给了秋田教授。

回到上海的第一天，关露在街头买了份报纸，还没看就躺在床上迷迷糊糊地睡过去了。一觉醒来已是夕阳西下，关露拿起报纸，就被报纸上的大标题吸引了，标题赫然讲的是她去东京参会的事情。

关露一字不落地看完了报道，尤其是那句：“关露前后判若两人，她之附逆，绝非利诱，也非威胁所致，完全是自甘堕落，自愿出卖灵魂。”

关露看到这里，内心一片凄然，她知道“文化汉奸”的名声，自己是摘不掉了。

从名噪一时才女，到成为众人唾骂的汉奸，她始终谨记那句“我不辩护”。

为信仰，舍弃爱情

在那段苦难难熬的岁月里，唯一能给关露慰藉，支撑她走下来是远方爱人王炳南的来信。与王炳南之间的爱情，大概是关露这一生最幸福的事情。

1937年，关露与王炳南第一次相识。相识之初，王炳南就对关露心生好感。第二天，俩人正式相识，彼此给对方留下美好的印象。

这天晚上，关露送给王炳南一本自己的诗集《太平洋上的歌声》。她在给王炳南写赠言时，不小心将自己墨绿色派克笔夹在了书中。

在递给王炳南时，关露无意间触摸到他的手，她下意识地攥住王炳南的手说：“你的手怎么这么凉，快放到口袋里暖暖。”

一句普通的问候，在王炳南的心中留下了温暖。第二天，王炳南离开上海，前往武汉。不久后，他给关露寄来一封信，还有一张他的个人照。在照片的背后，他写下了一行字：

你关心我一时，我关心你一世。

王炳南是周恩来的秘书，一直跟随周恩来从事外交工作。这次去武汉也是周恩来召他去的。

此时，关露与王炳南已多年未见。距离未能阻隔俩人之间的爱情，他们一直通过书信往来。王炳南一直知道关露的身份，此时，他也能体会到关露心中的苦闷。

1945年8月，抗日战争胜利后。关露被国民党列入了锄奸的名单中。她的处境十分危险，党组织为了保护她，将她转移到了苏北淮阴新四军根据地。

来到根据地的关露心情舒畅，她终于不用再伪装了，也能见到自己心心念念的爱人了。在艰难的岁月里，是王炳南一封封来信让她心生希望。关露在王炳南那里从来无需辩解，他一直都懂。

关露来到根据地后不久，便因外界的评价，从而遭到隔离审查。当时，国民党对外散布消息，称新四军公然收留“汉奸”，迫于外力，关露被关押了起来，她的精神开始出现异常，她时常胡言乱语。

王炳南得知消息后，便提出要与关露结婚的意愿。但，周恩来与邓颖超拒绝了他的请求，他们劝王炳南说：“关露对外的名声不好，此时，与她结婚有损党的名誉。要他以国家大事为重。”

当时，国共两党正在谈判，王炳南又一直在外交战线上工作。王炳南考虑良久后，给关露写了封分手信，信中如实地写了分手的原因。

关露明白王炳南心中的纠结和不舍，她懂得当下确实不是好时机，遂同意分手。

自此，关露身边只余王炳南当初的照片，陪伴她度过余生。

为了民族，为了信仰，继牺牲自己的名声后，关露又献上了自己的爱情。

为革命，此生无怨无悔

关露一生有两大喜好，一是写作，二是喜爱孩子。

她的挚友陈慧芝见她喜欢孩子，就给她买了一个大的塑料娃娃。她对这个娃娃喜欢得不得了，经常为它缝制衣服，有时还抱在怀里亲一亲。此后，这个娃娃一直陪伴着她。

因为关露早年的卧底生涯，背负了太多的心理压力。面对好友们的误解，无法为自己辩护的她只能默默忍受，久而久之，她的精神出现异常，身体开始出现疼痛。去医院检查，却又查不出什么。

这种疼痛一直伴随着关露，疼得厉害时，满床打滚。即便如此，关露也未放弃写作。晚年时，她为潘汉年写下了回忆录。

回忆录写完，关露觉得自己内心再无牵挂与遗憾。1982年12月5日，关露结束了自己的生命，享年75岁。

关露死的时候陪在她身边的是那只大塑料娃娃，还有王炳南的照片。照片的背后，不知何时关露给加上了一句诗：

一场幽梦同谁近，千古情人独我痴。

潘汉年曾说，一个***员要将自己所有的一切奉献给党的事业，包括牺牲自己的生命。

关露这一生，无疑是验证了潘汉年的观点。为了革命，为了信仰，为了民族大义，她献上了自己的忠诚与生命，更难的是，她为此献上了自己的名誉和爱情。

对此，关露无怨无悔。她无愧于一个***员的称号。

在战争年代，关露是无数隐蔽战线上战士的缩影。为中华之崛起，他们以身伺虎，行走在黑暗中。为了信仰，他们甘愿舍弃一切，燃烧自己。他们用自己的热血浇灌这片热土，成就伟大的事业。谨以此文，向隐蔽战线的英烈们致敬！

END

文| 幽

编辑| 毛毛雨

排版 | 毛毛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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张爱玲和苏青这一对闺蜜，都是才华与美貌极为出众的女子。但是奇怪的是，他俩竟然爱上了同为“汉奸”的人。这究竟是怎么回事呢？

人的命运往往受到原生家庭的影响。

比如张爱玲，出身于极为显赫的家族。

她的祖母李菊耦是清末重臣李鸿章的长女，她的祖父张佩伦也是清末名臣。

然而，张爱玲的父亲张廷重和母亲黄逸梵的婚姻却极为失败。

他们一个是无所作为的遗老少爷，一个是接受新思想的新时代女性。两人在三观上的相悖，自然引发了无数争吵。

在张爱玲4岁的时候，母亲黄逸梵便抛下她和弟弟旅居世界各地。而她在很长一段时间里，饱受父亲和继母的责骂。

这种暗无天日的生活，直到张爱玲出走，才算结束。

尽管后来，张爱玲在母亲黄逸梵的帮助下，有了上大学的机会，并且和黄逸梵共同生活了一段时间。

可是，素来自由的黄逸梵，不仅没有怜爱张爱玲，反而随着时间的推移，视她为累赘。

缺爱，缺友情的生活，让张爱玲过早地养成了自卑敏感的性格。所以在她成名后，唯有苏青是她公开承认的朋友。

之所以如此，是因为苏青不仅当时名气与她相当。还有一点，就是苏青也是个不幸的女人，所谓同病相怜，自然也能彼此吸引。

苏青出身于书香门第，她的父亲早年考取公费留学的机会，在哥伦比亚大学留过学。然而他一身公子哥的做派，虽没有纳妾，在外面却是包养女人、嫖妓、打牌……于家事从不过问。

苏青的母亲是个老派的**，丈夫在外面花天酒地，她虽有怨言，却不敢过问，只能忍气吞声在家里做贤妻良母。

看着卑微的母亲，苏青的心是敏感的。所以，她渴望能早日成就一段和母亲不一样的婚姻。

苏青很会读书，她凭着优异的成绩，考上了国立中央外语系。

但由于早恋怀孕，苏青只能匆匆结束学业，奉子成婚。

苏青和丈夫是自由恋爱，她以为这样的婚姻和母亲的婚姻一定有所不同。

然而婚后，残酷的现实着实给了苏青一个大大的耳光。

起初，她和婆婆生活在一起，由于接连生了3个女儿，遭到婆婆的嫌弃。一怒之下，她跟着丈夫去上海讨生活。

由于经济不宽裕，再加上丈夫出轨，这种种的矛盾导致两人争吵不断升级。最后，丈夫甚至对有孕在身的她动了手，并嘲讽她也是个知识分子，为何不能自食其力。

哀莫大于心死。苏青才发现，她的婚姻并不比她母亲的婚姻要高明。

沉痛的婚姻教训，让她文思泉涌，以自己的经历为原型，写了一篇《产女》投给了当时很有影响力的《论语》刊物上。

文章刊登出后，苏青也正式踏上了创作之路。

一个女人想在社会上独立，实现财务自由，在民国时期是非常困难的。

苏青离婚后，曾写过一篇文辞犀利的《论离婚》，发表在报刊上。

这篇文章得到了上海伪市长陈公博的欣赏。再加上苏青又很有几分姿色，因此两人的关系进展飞速。

当时上海沦陷，陈公博做官自然是为日本人做事，也就是俗称的“汉奸”。

一心想尽快摆脱生活窘困的苏青，顾不得什么国家大义。她只知道陈公博这根稻草，能改变她的人生。

陈公博的权势，确实给苏青带来了很多便利条件。

一是解决了她的生计问题。

在和陈公博交往之初，得陈公博照拂，苏青曾被安排进政府内部做专员。但苏青不喜欢这种受约束又枯燥乏味的工作，没干多久便请辞了。

为了不让苏青为生活所忧，陈公博虽然同意她离职，依旧每个月都将工资如数发到她的手中。

不仅如此，陈公博出手阔绰，还将一张10万元的支票塞到了她的手里。

二是作品引起了巨大的反响。

苏青在陈公博的引荐下，开始参加一些文化方面的会议。

同时她的小说《结婚十年》在《风雨谈》上连载，并在社会上引发了极大的反响。

苏青赶紧趁热打铁，结集出版。没想到一版再版，竟再版了36次，这成为当时文坛的一大奇迹。而她也因此名声大噪，成为上海文坛最受欢迎的女作家。

在苏青名声大噪的这一年，张爱玲也凭着《沉香屑·第一炉香》在上海文坛上开始走红。接着，张爱玲又推出了《茉莉香片》《倾城之恋》等作品，迅速成为与苏青比肩的女作家。

既是对手，难免相遇。再加上二人的命运都并非一帆风顺，因此二人惺惺相惜，关系好到互相能穿对方的衣服。

在苏青的介绍下，张爱玲认识了在伪政府供职的胡兰成。

之后，张胡之恋闹得举国皆知。

而张爱玲面对胡兰成的一次次背叛，最终心灰意冷，选择了远走异国，这就不必赘述了。

不过，苏青和陈公博的暧昧，究竟是什么关系，至今仍无定论。

因为，陈公博是有妻的人，他和苏青的亲近，始终是暧昧的。他从未公开承认过和苏青的关系。

苏青也对她和陈公博的关系避口不谈。

不过，苏青曾在《古今》杂志上，称赞过陈公博的鼻子。说他的鼻子很大，面容很庄严。

抗战胜利后，作为汉奸的陈公博遭到清算。苏青也由于和他关系过密，不仅也被拘捕入狱，还被骂作“文妓”“汉奸文人”等，她的书也成为禁书。

就连苏青写陈公博的文章，也被人们拿出来反复曲解，甚至由她所说的“很大的鼻子”，联想到性和性能力等。因此一些小报期刊等，都喜欢来描述苏青和陈公博的关系，且描述得极为不堪。而苏青由于从未澄清事实，因此愈发让吃瓜群众坐实了他们的想象。

由于胡兰成和陈公博都是汉奸。在政治上，张爱玲和苏青自然也脱不了“汉奸老婆”的臭名。

对于苏青而言，能活着并且能体面地活着，才是最重要的事情。所以就算陈公博是一碗毒药，她也要为了成全自己而一饮而尽。好歹这样也有片刻的辉煌与欢乐。

对于张爱玲而言，她对政治毫无兴趣。她的一腔炽爱，不过只是 “见了他，她变得很低很低，低到尘埃里”。哪怕抗战胜利后，胡兰成落魄逃亡，她还是愿意给胡兰成送钱，让他缓解生活上的窘迫。

最终，面对所爱，张爱玲选择了离开，而苏青则选择了留下。

不管她们的选择如何，她们的晚年都殊途同归，一样凄惨。

我们有时会原谅对手，但很难原谅背叛，我们有时会原谅敌人，但很难原谅汉奸。说到汉奸，我们自然会想到抗战时期，那些背叛、出卖国家的伪军、汪精卫之流。 其实，在中国历史上历朝历代都有背弃国家投向敌国被称为汉奸的人。最早的当为西汉文帝时期投归于匈奴的宦官——中行说。他也由此被称为中国历史第一汉奸。 西汉文帝时期，内有王国势力、外有匈奴威胁。文帝只能继续与匈奴和亲之策，下令选送宗室女子去匈奴和亲，并让宦官燕地人中行说作为陪同侍臣一起前往匈奴。 中行说再三推托，不肯奉命，但朝廷强行派遣。怨恨之下，他对汉文帝说：「 ”我如果到了匈奴就会威胁汉国。”文帝只当他在说气话，也不以为意没有放在心上。 中行说到匈奴立刻归降，并深受老上单于的宠信。中行说劝说匈奴不要看中汉朝衣服食物的精美，增加匈奴对自己食物、器械、风俗自信心，还教匈奴人记数方法。 在中行说的支持下，老上单于在给文帝回书中口气傲慢。中行说也对汉朝使臣进行威逼利诱，动不动就索要钱物金银，不能满足就秋后派遣兵马入汉境中进行抢掠。 武帝时，汉朝国力强盛，废止和亲之策，汉军大举北击匈奴。匈奴不敌，中行说曾向单于献策，将病死之牛羊丢弃于水源之地、污染水质，打「 ”细菌战”毒害汉军。 中行说，后病死于匈奴，匈奴单于十分悲伤。纵观中行说的一生，前期服务于汉朝，后期投于匈奴，并全心全意辅佐匈奴单于对抗汉朝。第一汉奸之名当为实至名归吧。

天王张学友有一首非常好听的歌曲叫《李香兰》，知道且会唱的人应该不在少数。这样一首以人名来做歌名的歌曲确实是非常少见的，足可以见这个李香兰一定有她的过人之处。那么，李香兰到底何许人也呢？李香兰其实是侵华战争中一个很出名的女“汉奸”，日本人把她包装成当红明星，大搞文化输出来宣扬“大东亚共荣圈”的思想，洗脑民众做日本的顺民。她跟臭名昭著的另一个女汉奸川岛芳子还称兄道弟，并且在日本战败被审判时还能逃脱制裁，最终回归日本从政，安享晚年活到90多岁。她的一生属实比电视剧还精彩曲折，下面让我们一起来看看这位上世纪传奇巨星的故事吧。

1920年2月12日，在中国辽宁奉天附近的北烟台（辽宁灯塔市），李香兰出生在这里。彼时，李香兰还不叫这个名字，她本名叫山口淑子，是个再纯正不过的日本人。之所以会出生在中国，是因为她的家族是个汉学世家，她的祖父是日本佐贺县的汉学学者。她的父亲常年受她祖父的影响，早年就来到中国学习，之后更是举家都搬来了东北。

1931年，日本在东北建立“伪满洲”政权，成立了一系列的公司，淑子的父亲就在其中的“满铁”工作。1932年，山口家举家搬到了抚顺。正是在抚顺生活的这段时间，爆发了惨无人道的“平顶山事件”（日军为了报复抗日武装，屠杀了3000多名无辜平民），这起事件也影响到了淑子的父亲，被怀疑“通敌”而受到拘留。事后山口一家人又搬到了沈阳，淑子的父亲也意识到了时局的险恶纷乱，为了保护淑子，在其13岁时让她认了中国义父。

这个中国义父叫李际春，是淑子父亲的中国同学，当然，李际春的身份远不止如此。李际春有多个标签，北洋政府中将，淮军出身，奉系军阀，和日本陆军特务机关总长，二战甲级战犯土肥原贤二还是拜把子兄弟。淑子认他做义父时，他刚成立沈阳银行，并自认总裁。从此后，淑子就跟着义父姓李，并用曾经的笔名“香兰”得名“李香兰”。

到了李香兰14岁的时候，又认了时任天津市市长的潘政声为义父，以“潘淑华”这个名字在北平的一所女子中学念书。李香兰的这两位义父，俱是大名鼎鼎的汉奸，在战后均以叛国罪被处决。所以山口淑子从成为李香兰起，就已经注定了她“汉奸”的成分。李香兰的经历和另一个汉奸有些相似，就是川岛芳子。两人同样的认义父，一个是日本人认中国汉奸为义父，一个是中国汉奸认日本人为义父。并且这两人还有一番特殊的交集，对李香兰的人生轨迹改变很大。

由于义父潘政声是天津市市长，李香兰有机会频频出入天津的上流 社会 ，由此，她结识了川岛芳子。有意思的是“芳子”与 “淑子”两个名字在日语发音中差不多，两人都觉得很有缘分，更是大感亲近，一见如故，甚至还以兄妹相称。因为川岛芳子经常男装打扮，所以芳子称兄，李香兰自然就称妹了。正是她把李香兰推荐给了伪满**厂的。

而另一个对李香兰影响很大的挚友，则是白俄罗斯少女柳芭，两人也是结识于上流 社会 派对，正是柳芭引荐她拜苏联著名的歌剧演员波多列索夫夫人为师，使她的音乐天赋得以发掘，从而走上了唱歌的道路，可以说是这两人把李香兰引上了大荧幕前。

一个国家如果想要侵占另一个国家，除了军事上的占领，文化上的侵蚀也非常重要，日本深刻的意识到了这一点。1937年，抗日战争全面爆发，日本为推行“日满亲善”的怀柔政策和“大东亚共荣圈”的政治构想，成立了“满映”**公司，长相标致、歌声婉转的李香兰被聘为专职演员。李香兰出演的第一部**是《蜜月快车》，随后又出演了《支那之夜》《热砂的誓言》《白兰之歌》等大陆三部曲。这些影片通通是为了宣传日本的国策，同时美化日本军国主义殖民和侵略的目的，让公众认为，日本的侵略是非常受到欢迎的，影片的个中剧情非常无脑荒谬，带有强烈的民族歧视，甚至恶意曲解 历史 。不过在当时，确是非常受欢迎的，这就是文化输出的可怕之处，就跟美国好莱坞一样，今天的好莱坞不是也面向全球大搞文化输出？宣扬美式价值观吗？说个题外话，希望有一天，我们的文化产业也越来越强，也可以面向全世界输送我们的文化。

李香兰长相很美，她不是那种典型的东方美人，五官中带有一些西方人的深邃与挺拔，气质上具有东方美人的清雅脱俗，再加上李香兰精通日语与汉语，师从俄罗斯声乐大师能唱出一半女歌星唱不出的花腔女高音。这一切都使她成为一个特殊的存在，伪满洲国更是大力包装推广，很快李香兰就红透了大江南北，她越红，伪满就越利用她的影响力来拍辱华，美化侵略的**。在这期间李香兰更是多次为日军站台，多次赴前线慰问日军，可以说这位“中国养女”做的这许多事，是深深的伤害到了中国以及中国人民感情的。

到了1943年，抗日战争接近反攻状态，日本帝国已不复当初的嚣张跋扈，过去那些她跟伪满拍的影片注定不能让她在艺术上有所成就，她真正的代表作是是一部叫做《万世流芳》的影片，这片子当时造成了轰动效应，连毛泽东，蒋介石，周恩来都看过。1944年2月出版的《上海影坛》杂志还将该片评为“最佳影片”。到了1963年出版的《中国**发展史》对此片的评论是：“利用中国人民爱国主义的崇高感情，打着所谓‘清算英美侵略主义之罪恶’的幌子，歪曲林则徐这个爱国 历史 人物的形象，歪曲鸦片战争的 历史 ，充满了反 历史 主义的观点，并且还大肆渲染三角恋爱。”

真正让李香兰红得发紫的还是1944年无心插柳的一首歌曲《夜来香》。这歌红到什么程度呢？李香兰在东京的演唱会售票时，在剧场外排队的人把剧院围了七圈半。而它在全世界范围内有80多个版本，到现在这还是一项未被打破的记录，这首歌在现代的传唱度也是非常高，直到如今还有多位大咖歌星翻唱《夜来香》的版本。

不过这样的好景没有持续多久，正如李香兰那首《何日君再来》里唱的那样：“好花不常开，好景不常在。”1945年，日本战败，李香兰过去所有的影视作品，歌曲，都成了她汉奸身份的铁证，她要面临的是国仇家恨的清算。李香兰被军事法庭以“汉奸罪”审判，当时被捕的还有她的“兄长”川岛芳子。国民军事法庭先后宣判川岛芳子和李香兰，并判处两人死刑，不久，川岛芳子被执行枪决。而李香兰因为在法庭上大声宣告自己日本人的身份，从而被法庭宣布“汉奸”罪名不成立，得以被遣返回日本，保住一条小命。

1958年，告别中国后的李香兰，回到日本与日本外交官大鹰弘坠入爱河，并嫁给他做了外交官夫人。到1974年的时候，经由日本首相田中角荣的劝说，开始步入政坛，当了18年的参议院议员，直到72岁的高龄才从参议院退休。回归日本的李香兰，也对曾经自己年少无知犯下的过错深感内疚。她一直强调日本不可忘却这段 历史 ，在日本右翼的高压下，她毅然说出“日本应该谢罪”。并且在日本右翼参拜靖国神社时，还劝小泉纯一郎不要参拜靖国神社，并称：“那会深深伤害中国人的心。”

李香兰曾经的确做过助纣为虐的事，伤害了无数中国人，这是不可改变的事实，但是在战后，她又积极为“中日友好”奔走，足可见她也有内疚悔过之心。这样的一个人，你们是怎么看的呢？她的悔过是否值得原谅？欢迎在评论区讨论留言。

她叫高玲，活了83岁，临终前才透露出自己曾经是个女汉奸，其他人都不愿意相信。毕竟她又和蔼又平易近人，天天做善事，又节约不铺张浪费怎么跟无恶不作的大汉奸联系到一起呢。

其实高玲的汉奸生涯也只是她被迫的，不是她的本意。高玲从小就是苦命娃，才出生就因为是个女孩子就被父母扔掉了。养父养她养到十岁也被卖给地主恶霸家的傻儿子做童养媳。这个地主公公也是很垃圾的，看到儿媳年纪轻轻貌美如花，就霸王硬上弓了。刚开始还是假装喝醉酒，就在婚礼的那天，得亏儿子傻，不然就会爆发一场家庭伦理惨剧，儿子可能会提刀相见。后来在接下来的一年里，有了第一次就有无数次。高玲曾经很想去死，可是她没有勇气。最后一次她逃出来了。

高玲想重新开始新的生活。可是跑出来的时候身上都没有钱，走投无路下，高玲从虎穴刚逃出来又进了狼窝，她进了青楼。因为长得漂亮被汉奸王克敏看上，高玲不喜欢这么老的男人，还是个大汉奸，可是面对强势力她只是个弱女子。才十五岁的她被王克敏带回去，成了王克敏一样的汉奸。

终于抗战结束了，王克敏深知自己已经走投无路，不死活着也没有好日子过，一把年纪了也享受够了就在监狱里自杀了。高玲终于自由了，新的时代来临了，没有被遗弃，没有地主傻儿子，没有令人厌恶的老地主和老汉奸。她终于可以呼吸自由的空气，开始新的生活，她逃到香港，将自己不堪的过去埋葬在自己的心里。直到临终前才透露出自己曾经是个汉奸，大家都不愿意相信那么善良的高玲会做汉奸。但她就是那个时代不幸的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