滕军教授到底怎么贬谤卢仝和七碗诗了，谁知道？

不论中国茶人也罢，日本茶人也罢，几乎都无不熟知卢仝的名字，尤其是他的那首流誉古今的《七碗茶歌》，即《走笔谢孟谏议寄新茶》之诗。千百年来，它一直流传在民众的口头上和心田上：或则高吟之，或则评说之，或则训释之，或则征引之，书之于竹帛者有之，镌之于木石者有之，铭之于杯壶者有之，题之于画作者有之，悬于大雅之堂者有之，饰于清斋茅舍者有之，呈于摩崖石刻者有之，谱于山歌俚曲者有之。而这一切是偶然的么？不，斯乃必然也。只缘对于卢仝及其《七碗茶歌》的不朽之作，人民是永远也不会忘却的，历史是永远也不会忘却的。

然而殊堪令人惊异的是，在滕军教授的笔下，卢仝及其《七碗茶歌》，却被评说得一无是处，甚至不惜使用某些全然置史实于不顾的妄断臆说而贬抑之，而诬谤之，而发难之。若是不明底细者们听得此类评说，恐怕真还误以为这首《七碗茶歌》，纯乎属于无病呻吟，鄙俗不堪之作；并且更还误以为卢仝其人，只是唐代茶坛上的一介庸碌之徒，一介卑微角色呢。--哦哦！这样一种近乎在开历史的玩笑之举，却谁堪开得起啊？

而滕军教授对于一点，却未免太过掉以轻心，似乎压根儿就不以为然呢。在她看来，卢仝其人算得了什么！《七碗茶歌》算得了什么！若说这个卢仝嘛。那只不过是古代中国的一位"落魄文士"罢啦，而他终年所萦怀的无非是："远离仕途的苦闷"之情，"怀才不遇"的忧忿之思，"诗思不敏的焦躁"之慨，"柴门反关"的孤苦之叹，"困扰人生"的不堪之烦恼，"落魄士人"的无奈之悲愁，如斯而已矣，如斯而已矣！

这就是滕军教授对于诗人卢仝的人生解读并人生评价！

这就是滕军教授对于《七碗茶歌》的文化解读并文化评价！

二

我这里尤须指出的是，滕军教授对于卢仝的贬谤与发难，并非孤立地单单指向其个人，而是指向卢仝所生活的那个时代，甚至指向整个古代中国的茶坛。正如她所表白的那样，云:"笔者拟对古代中国饮茶发展历程的特点（着重于日本没有发生过的）作一归纳。"（按：引文中的着重号为本文作者所加，下同。）而她所说的"特点"之一，便是择用卢仝及其《七碗茶歌》作为一则特殊个案并特殊典型来予以论述的。那好罢，咱们不妨就此而作出一番"奇文共欣赏，疑义相与析"之探讨罢。兹即将其评说的原文引述如下：

--饮茶往往成为中国古代落魄文士借以浇愁，抒发怀才不遇之苦闷的表现形式。卢仝（795-835）的《走笔谢孟谏议寄新茶》就是在这种背景下写成的。其中吟到：

柴门反关无俗客，纱帽笼头自煎吃。

碧云引风吹不断，白花浮光凝碗面。

一碗喉吻润，二碗破孤闷，

三碗搜枯肠，惟有文字五千卷；

四碗发轻汗，平生不平事，尽向毛孔散；

五碗肌骨清，六碗通仙灵，

七碗吃不得也，唯觉两腋习习清风生。

蓬莱山，在何处？玉川子乘此清风欲归去。……

不难看出，卢仝在借饮茶抒发自己远离仕途的苦闷、诗思不敏的焦躁及对社会政治不满。卢仝力图借助茶的力量来摆脱种种人生的困扰，而获得一个如同蓬莱仙境般的精神世界。

这种借茶抒怀的例子还可以在《月夜》中找到。当时颜真卿（709-785）正仕途坎坷，被贬为湖州刺史。湖州附近的文人墨客纷纷聚集在他的周围。一日夜晚，六位高士共饮香茗，乘兴赋诗。这次茶会也是隋唐时期从史料上可查的唯一的一次文士茶会。……虽说是在美丽的月夜，寂静的闲轩里，几位名士高友相聚饮茶，气氛也算轻松，但比起明朗、舒（？）淡的日本弘仁茶会，还是令人感到其中的抑郁气氛。

而814年弘仁茶会中显示的明丽、舒（？）淡、悠缓、和谐的茶风在同时期的中国也是找不到的。嵯峨茶会不能不说是对唐代时期中国茶饮文化的变通与拓展，而不仅仅是效仿……

--摘引自滕军：《中日茶文化交流史》第40-45页

且请瞧瞧罢，滕军教授论述的上列诸点中，有对中国古代茶坛的评说，有对卢仝及其《七碗茶歌》的评说，有对颜真卿以及湖州文人墨客的评说，有对日本弘仁茶会，即嵯峨茶会的评说。但很是遗憾，她这些个俨然不假思索的评说告诉给读者的究是什么？无非或则是有逊于理性思考的褊狭之见，或则是就连起码的历史常识都置于不顾的妄断之说，诸如对于古代中国茶坛的所谓"历史发展特点"之论述，对于唐代诗坛并唐代茶坛的昔日辉煌之评价，以及对于唐代文士茶会与日本弘仁茶会文化价值之比较，凡斯尔尔，委实皆疏误多多也。--不过对此，本文只因限于题旨，却不能一一详予论述，有的只能在本文中兼带论述之，有的则须容后另行谋篇论述之，这里就此顺告读者诸君们。

三

而下文我要着重阐述的，则是就滕军教授关于卢仝及其《七碗茶歌》的评说，表达我个人的几点拙见，敬乞读者诸君鉴识之--

首先，我不能不做出这样的设问：卢仝果真是从官衙的高位上跌落下来而落落失意的"落魄文士"么？果真有过"怀才不遇"的忧思纠缠着他么？历代史籍果真是如斯记载的么？否！全然不是这样。卢仝的真实经历、真实人生，却跟滕军教授笔下描述的情形恰恰相反。据史料称，卢仝早年家境贫寒，可他竟苦读不辍，博览经史，年轻之时即诗情横溢，奇斯迭出："上不事天子，下不识王候"，这就是他在《冬日》一诗中放吟而出的旷怀远志并亮节高风！唐代文坛本是继魏晋南北朝之后，特别崇尚道家学说，风靡道教文化的时代，卢仝亦深受道家学说，并且深受魏晋风流，尤其是隐逸士风之陶染，遂即潜心隐居于少室山，终于养成他那抱朴狷介、清尚高洁的诗人风范，他始终拒绝仕途，不被高官厚禄所诱，即使朝廷两度备礼徵其为谏议大夫，却皆不赴诏。而且对于其时宦官专权的腐败政局，无情地予以抨击和讽刺，即如在《月蚀诗》中竟写下这样的讽句："颇奈虾蟆儿，吞我芳桂枝；我爱明镜洁，尔乃痕翳之"。

卢仝的人格毕竟最像卢仝的人格。其颖出于诗作之中的讽刺之锋芒，每每直指封建朝廷的最高统治者，却毫不含糊其词，更无半点惧色。即如《七碗茶歌》的首段诗行中就有如下的讽刺咏句:

"闻道新年入山里，蛰虫惊动春风起。天子须尝阳羡茶，百草不敢先开花。"

"摘鲜焙芳旋封裹,至精至好且不奢。至尊之余合王公,何事便到山人家。"

再看《七碗茶歌》的尾段，更表达出了诗人所秉有的强烈的人道主义襟怀，慷慨陈词，直抒胸臆，云：安得知百万苍生命，堕在巅崖受辛苦。便为谏议问苍生，到头还得苏息否？然而遗憾的是，滕军教授在其上述引文中，却只截取《七碗茶歌》的中间一段文字，竟将其首段和尾段的两处重要诗行，悉数删去，而始终未作出必要的解释，作出明白的交代。这在客观上，则非但影响到对于《七碗茶歌》的艺术评价并文化评价，而且更必会直接有损于对于诗人卢仝的人格评价与社会评价。试问，这难道不是作者在其书中留下的难以弥补的疏误么？

而我觉得最不可思议的是，滕军教授在她的笔下，却何以偏偏不惜使用种种贬抑诽谤的字眼，竭力诋毁卢仝，挑战卢仝呢？若是在某个对于中国茶史一无所知的作者来说，这样的错失尚还不足为怪的话，而作为撰著《中日茶文化交流史》的作者来说，竟把饮誉中外茶坛的诗人卢仝评说得面目全非，褒贬颠倒，试问，这怎教人们对此而予以理解，予以谅解呢！

尤须指出的是：唐代茶坛的昔日辉煌，并非凭空出现的。应当说，只缘有两颗光采夺目的星斗升起在其太空中而为之照耀，才会出现那样一番辉煌的。这两颗星斗就是：陆羽并卢仝。陆羽以其空前未有的《茶经》而垂诸史册；卢仝则以其独领风骚的《茶诗》而流布天下。陆羽被历代茶人尊奉为茶圣，卢仝则被历代茶人尊奉为亚圣。陆羽被讴歌而为茶神，卢仝则被讴歌而为茶仙。无怪乎古往今来的中国茶人，无不为我国古代茶坛的太空拥有这样两颗星斗而无限自豪，并且世界茶人亦无不为之仰慕，为之倾拜而不已

这就是卢仝在唐代茶坛上的历史地位！

这就是古今茶人对于卢仝的历史评价！

而这些这些，想必滕军教授不会一概皆茫无所知罢。

四

我的上述论说，不知道能否算是为卢仝所作的一种辩护。只因阅历有限，见识浅陋，恐怕从学术意义上说，则我实难做到真正辩护在点子上，辩护在要紧处。那么，这就算是我在感情上，在道义上作出的一点辩识罢。

那么接下去，我还要本着同样的动因，再为《七碗茶歌》辩识一番。

说实在话，我是万万没有想到，卢仝的这首被中外茶坛誉称是咏茶诗作的千古绝唱，却在滕军教授的笔下竟横糟贬谤。对此，请恕我直言，我的心情确乎一时难以平静，禁不住顿生几分激动！我不明白滕军教授这究竟是为什么？试问，《七碗茶歌》何咎之有！诗人卢仝何咎之有！

而在滕军教授的眼里看来，充满在这首茶诗中的是些什么？似乎无非是:只有晦暗，无有明朗；只有抑郁，无有豁达；只有卑俗，无有高洁；只有落魄，无有豪宕；只有消沉，无有奋发；只有私愿，无有宏图；只有忧己，无有忧世。……哦哦！像滕军教授这般贬谤卢仝这首《七碗茶歌》者，据我所知，古往今来还不曾发见有第二个人！

且再看看滕军教授采用的文化比较法罢：她由卢仝茶诗而引申说到文士茶会，再把日本的弘仁茶会用来跟我国唐代的文士茶会相比较；并对作为弘仁茶会之灵魂的嵯峨茶诗，作出至高无上的评价，以此示意嵯峨茶诗达于无以伦比的境界。言下之意，嵯峨茶诗则理所当然地驾乎卢仝的《七碗茶歌》之上！无怪乎滕军教授骄傲地"归纳"说："814年弘仁茶会显示的明丽、舒（？）淡，悠缓、和谐的茶风，在同时期的中国也是找不到的。"天哪！这真是奇说也，奇论也，奇文也！--至于日本的弘仁茶风并嵯峨茶诗之评说，容后当另拟专题论述，这里姑且从略可也。

而不论贬谤法也罢，比较法也罢，卢仝的《七碗茶歌》难道是诋毁得了，抹黑得了的么？

须知，卢仝的这首茶诗，非但是其时唐代诗坛的醉意风流之产物，而且更还是魏晋南北朝时代文坛遗下的隐逸风流之产物。至于论及唐代诗坛的醉意风流，其杰出的代表人物则无外乎两位：一位是酒仙李白，他是诗酒风流之泰斗；另一位则是茶仙卢仝，他则是诗茶风流的天才。因而卢仝的这首《七碗茶歌》，始终不失历史所赋予它的特殊艺术价值并特殊社会价值。千百年来，尽管古今中外的咏茶诗作浩如烟海，但迄今却还不曾发见有任何一首茶诗堪以跟《七碗茶歌》相媲美呢！

我国历代茶人无不为拥有这样的《七碗茶歌》而自豪！

我国历代茶坛无不为拥有这样的《七碗茶歌》而骄矜！

五

当然，我深知我的上述辩识是不会起什么作用的，人微言轻嘛。但这不要紧，好在历代有无数诗人，艺术家都曾为卢仝及其《七碗茶歌》有过大量的评论并讴歌，他们这不就是为之作了最好的辩护，最好的评说么？为此，兹即择其为人们所熟知者，引录如下：

（唐）朝愈：《寄卢仝》（节录）

玉川先生洛城里，

破屋数间而已矣。

一奴长须不裹头，

一婢赤脚老无齿。

先生事业不可量，

惟用法律自绳已。

春秋三传束高阁，

独抱遗经究终始。

嗟我今为赤县令，

授权不用欲何俟。

立召贼曹呼伍伯，

尽取鼠辈尸诸市。

先生又遣长须来，

如此处置非可喜。

况又时当长养节，

都邑未可猛政理。

先生固是吾所畏，

度量不敢窥涯。

放纵是谁之过欤，

效尤戳仆愧前史。

（唐）刘义：《塞上逢卢仝》

直到桑干北，逢君夜不眠。

上楼腰脚健，怀土眼睛穿。

斗柄寒垂地，河流冻彻天。

羁魂泣相向，何事有诗篇。

[注：羁魂：此即指卢、刘苦旅于塞外，因故滞留，则不由深怀眷念故园之情而惴惴不安，却不知何时抒此而见于诗作。]

（宋）苏轼：《游诸佛寺，一日饮酽茶七盏，戏书勤师壁》

示病维摩元不病，在家灵运已忘家。

何须魏帝一丸药，且尽卢仝七碗茶。

范仲淹（989-1052），字希文，苏州吴县人。北宋著名政治家、文学家。其父范墉，任武宁军节度掌书记。范仲淹两岁丧父，家境衰落。他不但从小勤奋好学，而且胸怀远大政治抱负，以天下为已任。宋真宗大中祥符八年（1015）中进士。仁宗时曾任秘阁校理，他为人忠直，极言敢谏，曾被贬河中府通判。仁宗明道二年（1033）任右司谏，景佑年间知开封府，上《百官图》，讥刺宰相吕夷简不能选贤任能，被贬饶州。康定元年（1040），召范仲淹为龙图阁直学士，陕西经略安抚副使，兼知延州，以防御西夏侵扰，他采取了一系列切实可行的措施，卓有成效地巩固了西北边防，声望大增，于仁宗庆历三年（1043）回朝任枢密副使、参知政事，继而向仁宗提出改革政治的十项主张，这就是后人所称的“庆历新政”。这些新的政治措施遭到保守势力的联合进攻，范仲淹被迫离开朝廷，罢去参知政事，新政失败。此后他又知邓州、杭州、青州等地，最后病死于徐州。卒赠兵部尚书，谥文正。范仲淹在学术上以易学著名，其文学亦为后世景仰，在文风卑弱的宋初，范仲淹反对西昆派，反对骈体文，主作用质朴的、有实际社会内容的作品来矫正文弊。他一生论著很多，诗、词、散文都很出色，有不少爱国忧民、反映社会现实的好作品，艺术上也颇见工力，颇具特色。名篇有散文《岳阳楼记》、词《渔家傲》、诗《江上渔者》等。集有《范文正公集》，其生平详见《宋史》卷三一四。他上继李、杜、韩、柳，下启欧阳修、曾巩、三苏、王安石等，与穆修、柳开一起，为北宋的诗文革新运动奠定了基础。

李白（701~762），字太白，号青莲居士。祖籍陇西成纪（今甘肃省天水市附近的秦安县），隋朝末年其先租因罪住在中亚细亚。李白的家世和出生地至今还是个谜，学术界说法不一。一说李白就诞生在安西都护府所辖的碎叶城，五岁时随父迁到绵州昌隆县青莲乡。

李白性情豪放，喜爱纵横家的作风，爱好任侠之事，轻视财货。早年在蜀中度过。他的父亲是个富商。李白二十五岁开始漫游全国，走过湖北，江西，河南，山东等地。

李白蔑视权贵，传说他喝醉酒，曾在玄宗面前使高力士给他脱靴。高力士认为这是很大的耻辱，就摘取李白诗句激怒杨贵妃。玄宗每次让李白做官，杨贵妃就加以阻止。李白知道玄宗的亲信对他有意见，于是恳求还家。玄宗赐给他财物，放他离开。

李白是我国唐代伟大的浪漫主义诗人，被誉为“诗仙”。他的诗豪迈瑰丽，诗里有突破现实的幻想，也有对当时民生疾苦的反映和对政治黑暗的抨击。他的散文具有清新明朗，奔放流畅的特点。

著有《李太白全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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王维

王维（701一761），字摩诘，盛唐诗人。祁州（今山西祁县）人，后移居蒲州今山西永济）。王维出生一个官僚地主家庭，多才多艺，不仅诗歌造诣很高，诗名很盛，而且精通书画和音乐。开元九年（721）王维中进士，历任右拾遗、监察御史。安史叛军攻入长安时被俘，被迫任伪职。长安收复后，降为太子中允。官终尚书右丞，世称王右丞。

在张九龄为相期间，王维颇富积极进取之心，诗作亦呈现出奋发昂扬的风貌。中年以后，随着政局的恶化，王维在终南、辋川别墅过着亦官亦隐的生活，并致力于田园山水诗的创作，成为盛唐田园山水诗派的代表作家。

王维的田园山水诗直接继承了陶渊明明净淡泊而深远的艺术风格，以观察细致，感觉敏锐著称，“诗中有画”是王维诗的一个显著特点。苏东坡曾言：“味摩诘之画，画中有诗，摩诘之诗，诗中有画。”他的诗往往融诗情画意于一体，创造出耐人回味的艺术境界，风格清新淡雅，意境幽远。王维晚年长斋奉佛，其田园山水诗也明显带有参禅悟道的气息。有《王右丞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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陆游

陆游(1125-1210)，字务观，号放翁，山阴(今浙江绍兴)人。 陆游是南宋著名的爱国主义诗人，有许多烩炙人口的佳作，譬如“壮心未与年俱老，死去犹能作鬼雄”。“王师北定中原日，家祭勿忘告乃翁”。广为人们吟颂。

陆游的一部《剑南诗稿》，有诗九千三百多首。他自言“六十年间万首诗”并非虚数。其中涉及茶事的就有三百首之多。 陆放翁一生曾出仕福州，调任镇江，又入蜀、赴赣，辗转祖国各地，在大好河山中饱尝各处名茶。茶孕诗情，裁香剪味，陆游的茶诗情结，是历代诗人中最突出的一个。他一生中所作的咏茶的诗多达二百多首，为历代诗人之冠。陆游的茶诗，包括的面很广，从诗中可以看出，他对江南茶叶，尤其是故乡茶的热爱，他自比陆羽，“我是江南桑苎翁，汲泉闲品故园茶”。这“故园茶”就是当时的绍兴日铸茶。他认为“囊中日铸传天下，不是名泉不合尝”。“汲泉煮日铸，舌本方味永”。 陆游在诗中还对“分茶游戏”作了不少的描述。分茶是一种技巧性很强的烹茶游戏，善于此道者，能在茶盏上用水纹和茶沫形成各种图案，也有“水丹青”之说。陆诗中反映出，他常与自己的儿子进行分茶，调济自己的生活情致。

陆游在《临安春雨初霁》一诗中吟道“矮纸斜行闲作草，晴窗细乳戏分茶”。诗中表露的闲散和无聊的心境，间接地反映出在国家多事之秋，爱国志士却被冷落的沉重的社会景象，也反映出南宋王朝的腐败和衰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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白居易

古代山西诗人中，名气最大的要数白居易了。他是继李白、杜甫之后唐代又一位大诗人，世称李杜白为唐代三大诗人。

白居易，太原人，出身于仕宦之家，高祖、曾祖、祖父俱为官，父亲为朝奉大夫、襄州别驾、大理少卿，累赠刑部尚书右仆射。因其祖、父俱在河南作官，所以居家河南。白居易于唐代宗大历七年（公元772年）正月二十日生干河南新郑县东郭宅。武宗会昌六年（846年）八月卒于洛阳，享年75岁。

白居易出生时，李白已逝世10年，杜甫也去世2年。时代需要大诗人，白居易适逢其时。他因出身书香门第，自幼又绝顶聪明，五六岁便学写诗，9岁便能够辨别声韵，加之家庭和社会给予他很大的刺激和督促，他青少年时代读书特别刻苦。后来忆及当时读书情况，他说：“昼课赋，夜课书，间又课诗，不遑寝息矣，以至于口舌生疮，手肘成胝。”少年时代又曾经过颠沛流离的避难生活，对社会各方面都有所了解。这些原因，造就了白居易这位杰出的诗人。

白居易出生不久，河南一带发生了战事。蒲镇李正己割据河南十余州，眼看还要继续乱下去，由彭城县令升任徐州别驾的白季庚，便送儿子白居易到南方避乱。小小年纪就离家避难，随后南北奔走，备尝艰辛。所以他15岁时便写下了记录当时真情的一首绝句；“故园望断欲何如？楚水吴山万里余。今日因君访兄弟，数行乡泪一封书。”后来又一首寄兄弟与妹妹的七律，也写得较好，历来为人称道，诗云：“田园寥落干戈后，骨肉流离道路中，……共看明月应垂泪，一夜乡心五处同。”从这些诗中可见白居易当时的生活状况和心理感受。从他家骨肉分散的情况也可以反映出当时社会动荡不安、人民流离失所的程度。白居易的少年时代，就是在这样的环境中度过的。

白居易16岁时，已经写出不少可以传世的好诗，其中最有名的是五言律诗《赋得古原草送别》。据说白居易初到长安，去拜见老诗人顾况。顾况闻他名居易，便开玩笑说：“长安米贵，居恐不易。”及读到这首诗的“野火烧不尽，春风吹又生”时，大为赞赏，说有这样的文笔，居长安不难。这首诗，确见白居易才情非凡。

自到长安，顾况为之延誉后，白居易有时居长安，有时在别处，曾去过徐州、襄州、杭州等地，交结了一些诗人，真正开始了他的诗人生涯。他27岁方从乡试，次年为宣州刺史崔衍所赏识，送往长安应试，贞元十六年（800年）29岁时，以第四名及进士第，31岁时，试书判拔萃科，与元稹等同时及第，与元稹相识，从此成为莫逆之交。在32岁那年春，白居易被授校书郎，算是步入了仕途，33岁时自洛阳徙家于秦，卜居渭上，距长安约百里，到35岁时，罢校书郎，随后又授周至县尉。次年，他由周至县尉调充进士考官，补集贤院校理。这年冬季，授翰林学士，就在授翰林学上这一年前后，娶杨虞卿从妹为妻，元和三年（808年）拜左拾遗。

当时任宰相的李吉甫对指斥朝政的牛僧孺等人不满，或黜或贬。初任拾遗的白居易上《论制科人状》，极言不当任意贬黜，因此得罪了李吉甫及其子李德裕，不幸陷入当时政治斗争的漩涡之中。在此后几十年的牛李党争中，白居易始终为李德裕所排挤，由此决定了他一生仕途不顺利。他任拾遗期间，克尽职守，屡陈时政，难免使得皇上或权臣不满。

元和六年（811年）四月，因母亲去世，白居易丁忧居渭村，而他的爱女金銮子也在这一年夭折。居渭村三年多，白居易又贫又病，好友元稹时常分俸济其困难。元和九年（814年）冬，授太子左赞善大夫，后因上疏请急捕刺武元衡者，为宰相所恶，被贬为州刺史，又为中书舍人王涯所谗，追诏再贬为江州司马。此次连续被贬，对白居易是一个重大的打击和教训，使他的思想发生了很大变化。为避祸远嫌，“不复愕愕直言”，“世事从今口不言”。在江州，他自称为“天涯沦落人”，以游历山水、作诗为事，慕起陶渊明来，希望作个隐逸诗人，并转而事佛，企图从佛教中求得解脱。总之，被贬江州司马，是白居易人生道路的一大转折。

白居易在江州四年，后移忠州，元和十五年召还。宪宗崩，穆宗继位，授中书舍人，后又拜尚书主客郎中，知制诰，加朝散大夫，转上柱国。白居易精神重又振奋，诗云“得水鱼还动鳞发，乘轩鹤亦长精神。”但因当时朋党之争仍很激烈，他不但不能有什么作为，而且“终日多忧惕”，惊叹“高有罾缴忧，下有陷阱虞”。很快又感到失望。他恐再遭权幸谗害，不敢久留朝中，便请求外任，于长庆二年（822年）出为杭州刺史，避开了朋党残酷倾轧的朝廷，从此思想进一步消沉，诗云：“谁知名利尽，无复长安心。”“敢辞官远慢，且贵身安妥。”荣枯任之，听天由命，颇有些与世相忘的意思了。为了涤除人生烦恼，白居易以妓乐诗酒放情自娱。他蓄妓与嗜酒无厌，直到暮年。蓄妓玩乐，始自东晋，唐代比较普遍，而在白居易身上表现得最为突出。从他的诗中知姓名之妓便有十几个。嗜酒，据他自己说，“唯以醉为乡”，“往往酣醉，终日不醒。”宋人统计白居易诗，说他“二千八百首，饮酒者九百首。”所以如此，都是为了逃避现实，自我麻醉。他还进一步从佛教中寻找精神倚托，寻求解脱之法，用佛家消极出世思想麻醉、安慰自己。《大宋高僧传》所载白居易向名僧致礼稽问佛法宗意，与名僧探讨佛理妙义，多在出守杭州后。白居易进而持斋坐道场，并且从此后一直好佛，经常持三长月斋，即在一、五、九月在家坐道场。所以白居易又为古代文人中崇佛、达观的代表，历代不少人对他称赞备至。其实，他之崇佛，并非真心事佛，而是为了解除烦恼，寻求解脱，是对社会的消极反抗，是一种退缩，也是在当时社会环境中一种无可奈何的选择。是仕途坎坷，感到失望所致。饱经忧患后，才潜心释氏以寄托。白居易晚年所撰《醉吟先生传》自我表白云：“性嗜酒、耽琴、*诗。凡酒徒、琴侣、诗友多与之游，游之外，栖心释氏”。可知他是先酒乐而后佛的。他甚至怀疑真有佛否。同时又炼丹学道。从严格意义上讲，白居易并不是一个真正的佛教信徒。同时，他之崇佛，还出于健身的原因。这便是他有时一边持斋、坐道场，一边又在心中想着妓乐美酒的原因。

虽则消极、蓄妓、耽酒、信佛，但在杭州刺史任上，他政绩斐然，关心民间疾苦，最为人称道的是修筑杭州湖堤蓄水灌田。人们为了怀念他，名所筑之堤为“白堤”，此外，还浚城中六井，以供市民饮用。

长庆四年（824年）五月，在杭州任期满。除太子左庶子、分司东都。于是，他卜居于洛阳履道里。至此为官20来年，竟然凑不足买房钱，只好以两匹马抵偿，于此可见他为官之清廉。第二年，他除苏州刺史，在苏州刺史任上只一年多，便因病免郡事。刘禹锡罢和州刺史，刘、白二人结伴归洛阳。一年后，白居易又转刑部侍郎，封晋阳县男。58岁那年，即大和三年（829年）春，白居易称病，免归，以太子宾客分司东都，从此不复出，后除河南尹，寻以病免，64岁那年，除同州刺史，不拜，改太子少傅，分司东都。因心境消极和健康原因，他不愿再为官了。60岁时，儿子阿崔夭折，这对诗人又是一打击，73岁时，曾施家财开龙门八节石滩，以利舟揖。卒年75岁。

从白居易一生仕途看，虽多为官，但总不顺利，老是处于一种忧愤不安的状态中。作为一个诗人，却成就极大，可以说名动朝野，甚至妇孺皆知。大概因为他青少年时期的颠沛流离和以后的数次被贬，多为外官，经历极广，对社会有较深刻的了解，才使他得以成为千古不朽的大诗人。

白居易的诗，前面已讲到，自少年时代便写得很好。16岁时“野火春风”之句，已成为千古名句。最为出名，堪称中国古代诗歌杰作的叙事长诗《长恨歌》，是他35岁为周至县尉时作。该诗以民间流传唐玄宗和杨贵妃的故事为题材，加以虚构，写得有声有色。生动动人，被评论家认为是唐代歌行体长诗中最好的一首，在我国诗歌史上占有突出地位。在这首诗里，他敢于批评唐玄宗的荒*。至有“汉皇重色思倾国”、“从此君王不早朝”等语。后面描写两人之深情，既微有讽刺，又饱含哀怜。说及生离死别的情形，笔锋颇常感情。全诗从曲曲折折的故事中兴起层层波澜，感情充沛复杂，读之给人以极大的感染力。

他45岁时所作另一首歌行体长诗《琵琶引》，也是同样受到人们高度评价的诗。他被贬作江州司马后，在浔阳江头和友人话别，舟中离别酒筵上，感伤之中，忽听邻船有弹琵琶声，移船相邀，原来是一位年老色衰、独守空船的歌妓，也有无限愁绪，借琵琶寄托幽怨。白居易听了她的身世，不仅深为同情，而且因之想到自己的不幸，因而产生“同是天涯沦落人，相逢何必曾相识”的感慨，便作了这首可与《长恨歌》媲美的长诗。前面叙歌妓的生平状况、可悲身世，后面以“我从去年辞帝京，谪居卧病浔阳城”转而写己，最后云“座中泣下谁最多，江州司马青衫湿。”“司马青衫”，因此也成典故。这首诗在艺术手法上，有很多优点，描写细致，音节和谐，尤其描写琵琶声音那一段，真是令人一唱三叹。而最重要的，还是感情的真挚。这两首长诗，是白居易留给后人的无价瑰宝。

白居易其他诗歌中，价值很高、为人称道的是前期所作的那些讽谕诗，尤以《秦中吟》和《新乐府》出名。刚步入仕途的白居易，反映民生疾苦，为正义而大声呼喊，“不识时忌讳”的勇气是非常令人钦佩的。《秦中吟》10首，首首如利剑，《重赋》谴责官府进奉羡余物，残酷盘削百姓，“夺我身上绫，买尔眼前恩。”《轻肥》写权贵赴宴会的气概和酒食的丰美，最后是“是岁江南旱，衢州人食人！”《歌舞》写公卿们日中乐饮、夜半歌舞的享乐生活，结句是“岂知阌乡狱，中有冻死囚！”《买花》写长安城中有钱人竞买牡丹、以豪奢相夸耀，最后说：“一丛深色花，十户中人赋。”《议婚》同情贫家女难以出嫁，《伤友》慨叹苦节之土的凄惨生活，《伤宅》讽刺豪门大兴建筑，“一堂费百万”。《不致仕》嘲讽八九十岁不肯退休的贪权者。《立婢》对不为好官立碑而虚伪地为某些人歌功颂德表示不满。《五弦》对当时不少人不懂传统文化而表示惋惜。可知全是批判、鞭挞和发牢骚者，是对德宗贞元到宪宗元和初黑暗政治的有力揭露，刺疼了统治阶级，难怪“闻《秦中吟》则权豪遗近者相目而变色矣。”白居易对自己的《秦中吟》也甚为自负，在编其诗集15卷完成后题的一首诗里说：“一篇《长恨》有风情，十首《秦吟》近正声。”

《新乐府》是与《秦中吟》差不多在同一个时期写出来的，是白氏讽谕诗中重要的另一组诗，共50首，写的是高祖武德至元和之间的事，时间跨度较《秦中吟》大，内容也更广泛。白氏在《寄唐生》诗中说他的乐府诗：“我亦君之徒，郁郁何所为。不能发声哭．转作乐府诗。篇篇无空文，句句必尽规。功高虞人箴，痛甚骚人辞。非求宫律高，不务文字奇。推歌生民病，愿得天子知。”可以说是他写《新乐府》的宣言和对《新乐府》的最好说明。被人们广为传诵的著名之作《卖炭翁》、《杜陵叟》、《缭绫》、《新丰折臂翁》等，即为《新乐府》中篇章。每首诗都有明确而强烈的中心思想，即序中所明言的“苦宫市也”、“伤农夫之困也”、“贪女工之劳也”、“戒边功也”、“忧蚕桑之费也”、“念寒隽也”、“戒求仙也”、“刺佛寺浸多也”、“疾贪吏也”等，鞭挞、讽刺，辞激情真，毫不留情，乃至大声疾呼。这些诗篇爱憎分明，除讽刺外，也有歌颂。这些诗篇，充分说明了白居易反对什么，赞美什么，是作者心迹的真实表露。他在《新乐府序》中明确宣布，这些诗是“为君、为臣、为民、为物、为事而作，不为文而作也”。“其事核而实”，宣称自己写的都是真实事件，更表现了一个中青年诗人扶正疾邪的战斗精神。在诗风上，继承了《诗经》、乐府古诗和杜甫歌行的优良传统，又采用了当时民歌的自由句法，形成了自己带有创造性的风格。

白居易将自己的诗歌分为四类，讽谕诗之外，还有闲适诗、感伤诗、杂律诗，也大都写得很好。总的来说，前期诗歌较后期诗歌更有价值。因为世途险恶，他后来的诗作再也没有了中青年时期的锋芒，是十分令人惋惜的。

作为一个大诗人，一个天才的诗人，白居易的创作才能是多方面的，他的诗歌不但在艺术形式上是多样的，在思想内容和艺术风格上也是多样的。白诗有一个最大的特点，就是语言通俗易懂，明白晓畅，但同时又经过千锤百炼，作了许多艺术加工。诗坛曾流传老妪亦解白诗的佳话。明代诗论家胡震亨《唐音统签》中曾有宋朝诗人张文潜看到过白居易诗手稿的记载，说“真迹点窜，多与初作不侔”，可知白居易作诗、改诗之刻苦认真。他的诗达到这样的艺术水平，是作者付出了多少辛苦才获得的。

白居易的诗，在他在世时便已广泛流传，甚有影响，使他颇感自豪。白居易在《与元九书》中说：“自长安抵江西三四千里，凡乡校、佛寺、逆旅、行舟之中，往往有题仆诗者；土庶、僧徒、孀妇、处女之口，每每有咏仆诗者。”元镇也说白居易之诗，“二十年间，禁省、观寺、邮候、墙壁之上无不书，王公、妾妇、马走之口无不适。至于缮写模勒街卖于市井，或持之以交酒茗者，处处皆是。”一个人的诗作，在当代即产生这样的社会效果，在古代是极少见的。不但如此，白居易诗当时还获得了很大的国际名声和众多的国外读者，日本、新罗（今朝鲜）、日南（今越南）等国，都有传写。据史料载，当时日本嵯峨天皇就曾经抄写过许多白居易的诗，藏之秘府，暗自吟诵。契丹国王亲自将白诗译成契丹文字，诏番臣诵读。

不言而喻，白居易诗对后代诗歌产生的重大而深远的影响，白诗将永远受到全世界人们的喜爱，流传千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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杜甫

杜甫（712—770），字于美，巩县（今尚河南）人，出身于一个世代“奉儒守官’哟封建官僚家庭。祖父是初唐著名诗人杜审言。开元中，年轻的杜甫曾漫游吴、越、齐、赵一带。天宝三载（744）在洛阳与李白相识，结下了深厚友谊。天宝五载（746）赴长安应试落第，困顿京城十年。天宝十四载（755）四十四岁时，才被授予右卫率府胄曹参军的微职。安史乱起，在流离颠沛中被叛军所俘，后从长安只身逃奔凤翔，受任左拾遗。不久，被贬为华州司功参军。乾元二年（759），弃官西行，经关陇。泰州、同谷入蜀，定居成都浣花溪草堂。西川节度使严武荐举杜甫为节度参谋、检校工部员外郎，故世称社工部。永泰元年（765），离蜀东下，滞留夔州二年。大历三年（768），携家出峡，漂泊于江陵、公安、岳州、衡阳一带。五年（770），病逝于湘水上的舟中。

杜甫生活在唐王朝由盛转表、祸乱迭起的时代。在政局日趋腐败的形势下，他那“致君尧舜上，再使风俗淳”的理想彻底破灭，饱经忧患的不幸遭遇使他对人民大众的苦难有了亲身的感受。他的诗歌相当真实地反映了广阔的社会生活，充满着强烈的忧国忧民感情，被誉为“诗史”。他是我国古代最伟大的现实主义诗人。

杜甫善于从一切优秀文学传统中吸取营养并加以发扬光大，形成了“沉郁顿挫”的创作风格。他兼长各体，尤其对七律的发展作出了杰出贡献。他的许多反映民生苦难的诗歌，继承了《诗经》和汉乐府的传统，又有自己的开拓和艺术创造，是白居易倡导的新乐府运动的先声。作品有《杜少陵集》。

文天祥，（1236——1283）字宋瑞，一字履善，号文山，南宋庐陵（今吉安）人。

南宋末年，朝廷偏安江南，国势弱小，北方蒙古族于1271年结束了内部争夺皇位的自相残杀局面，建立了元朝，接着把侵略矛头直指南宋。1273年，丞相伯颜统20万大军攻下襄、樊，以此为突破口，顺江而下，两年不到，便后临南宋首都临安的近郊。蒙古兵所过之处，尸横遍野，血流成河，农田荒废，百业凋敝，这是一场空前残暴的野蛮的侵略战争，南宋面临着亡国灭种的严重威胁，文天祥就是在这种形势下出现的抗击侵略的伟大民族英雄。

南宋朝廷长期为投降派所把持。还在1259年，宰相贾似道便以称臣、割江北地区和岁纳银绢各20万两匹为条件，暗中屈膝求和。伯颜却意在灭宋，并不停止南侵。1275年，将贾似道十三万大军消灭，朝廷便再无可用之兵。此时宋恭帝在位，年仅四岁，太皇太后谢氏临朝听政，不得不发出“哀痛诏”，号召天下四方迅速举兵“勤王”。文天祥当时正担任赣州知府，他“捧诏涕泣”，并立即行动，在两三个月内便组织了第一支“勤王”队伍近万人，几经周折，赶到了临安。而在成千上万大小地方官中，带兵勤王的只不过他和张世杰三人而已，这个政权腐朽到什么程度，可见一斑。1276年正月十八日，伯颜兵临皋亭山，左相留梦炎早已投降叛变。其他大臣或已投降。伯颜虽愿受降，却要右相陈宜中去元营洽谈，陈哪有这个勇气？当天晚上便逃之夭夭。谢太后唯珂派人只剩下一个文天祥。他毅然临危受命，但不是去投降，他考虑是“战、守、迁皆不及施”，“国事至此，予不得爱身”，他甚至借此机会观察一下敌营的虚实以谋“救国之策”。但是他没有想到，正当他指斥伯颜扣押不能返回宋营，他的义兵则在同时被投降派命令解散。敌人的凶残不曾使文天祥受困，昏庸的朝廷和无耻的投降派却使他遭到了第一次严重的挫折。

1276年二月初九日，文天祥被押送去大都（今北京），行至京口（今镇江），在义士的帮助下，逃脱了虎口，据他在《指南录后序》所记，至少有十六次幸免于死，经过千辛万苦，于四月初八日逃到了温州，此时他听说度宗的两个儿子（即恭帝的两个兄弟）已逃到福州，于是立即上表劝进。不久，被诏至福州，任右丞相兼枢密院事，后又命为同都督。七月，文天祥便在南剑州（今福建南平）打起帅旗，号召四方英雄豪杰，各各起兵，民复失地。1277年三月，文天祥统兵进军江西，收复南部数十州县，同时围困赣州，湖南、湖北皆起而响应，震撼了江南，鼓舞了人民的反侵略意志，使元统治者大为惊慌。元忙调40万大军来解赣州之围，另派兵五万追 击文天祥。文部不过五千余人，这年八月，空坑一战，遂致大败，部将数人牺牲，文妻及子女皆被俘，赵时尝在紧急中假扮文天祥，吸引了元军，文才得乘间逃脱。赵随即被杀。这是文天祥在一年多时间内所遭到的第二次重大挫折。

但是文天祥并没有灰心丧气，他下定决心抗元到底。1278年11月，他收拾残军，加以扩充，移兵广东潮阳，不幸于十二月二十日兵败五坡岭，文天祥自度难以逃出重围，当即吞服随带的冰片，以求一死，免遭污辱，但他并未死，而在昏迷中被俘了。这是他遭遇的最后一次严重的挫折。从此以后，文天祥便再也不能统领义军在战场上与元军拼杀。

文天祥被俘后，打定主意，只求义死而不求苟生。1279年十月，元平章阿合马来文天祥囚所劝降，文天祥长揖就坐，不把他放在眼里阿合马自讨没趣，灰溜溜地走了。同年年底，元丞相孛罗审问文天祥。孛罗一来就摆威风，要文跪下，遭到文拒绝，左右便用武力强使文天祥作跪拜状临刑前夕，皇帝忽必烈亲自出马劝降，以宰相之职作为诱饵，妄图使文天祥投降，但遭文天祥严厉拒绝。忽必烈只好问他，那你究竟要什么呢？文天祥回答说：“愿以一死足矣！”文天祥这种以身殉国，视死如归的的伟大精神使得敌人束手无策，一筹莫展。这实际上等于宣布了反侵略战争的胜利，是正义的胜利和他自己所赞颂的“正气”的胜利。也等于宣布侵略者的失败，是一切投降派和卖国贼的失败。

1283年1月9日，文天祥在大都柴市口英勇就义。他死后留下了大量诗文，其中如《过零丁洋》中的“人生自古谁无死，留取丹心照汗青”；狱中所作的《正气歌》以及死后从其衣带中 发现的“衣带诏”（孔曰“成仁”，孟曰“取义”，惟其义尽，所以仁至，读圣贤书，所学何事？而今而后，庶几无愧）都已成为光照日月、气壮山河的绝唱，成为民族精神财富的宝贵部分。文天祥也因此成为永垂不朽的民族英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