散文 是偏重于抒写真情实感的文学体裁,感情是散文的灵魂,也是散文的内在线索之一,它支配着人、事、景、物的抒写。下面是我给大家推荐的周作人经典散文作品,供大家欣赏。
周作人经典散文作品推荐:生活之艺术
契河夫(Tshekhob)书简集中有一节道,(那时他在爱珲附近旅行,)“我请一个中国人到酒店里喝烧酒,他在未饮之前举杯向着我和酒店主人及伙计们,说道“请。”这是中国的礼节。他并不像我们那样的一饮而尽,却是一口一口的吸,每吸一口,吃一点东西;随后给我几个中国铜钱,表示感谢之意。这是一种怪有礼的民族……”
一口一口的吸,这的确是中国仅存的饮酒的艺术:干杯者不能知酒味,泥醉者不能知微醺之味。中国人对于饮食还知道一点享用之术,但是一般的生活之艺术却早已失传了。中国生活的方式现在只是两个极端,非禁欲即是纵欲,非连酒字都不准说即是浸身在酒槽里,二者互相反动,各益增长,而其结果则是同样的污糟。动物的生活本有自然的调节,中国在千年以前 文化 发达,一时颇有臻于灵肉一致之象,后来为禁欲思想所战胜,变成现在这样的生活,无自由、无节制,一切在礼教的面具底下实行迫压与放恣,实在所谓礼者早已消灭无存了。
生活不是很容易的事。动物那样的,自然地简易地生活,是其一法;把生活当作一种艺术,微妙地美地生活,又是一法:二者之外别无道路,有之则是禽兽之下的乱调的生活了。生活之艺术只在禁欲与纵欲的调和。蔼理斯对于这个问题很有精到的意见,他排斥宗教的禁欲主义,但以为禁欲亦是人性的一面,欢乐与节制二者并存,且不相反而实相成。人有禁欲的倾向,即所以防欢乐的过量,并即以增欢乐的程度。他在《圣芳济与其他》一篇论文中曾说道,“有人以此二者(即禁欲与耽溺)之一为其生活之唯一目的者,其人将在尚未生活之前早已死了。有人先将其一(耽溺)推至极端,再转而之他,其人才真能了解人生是什么,日后将被记念为模范的高僧。但是始终尊重这二重理想者,那才是知。生活法的明智的大师……一切生活是一个建设与破坏,一个取进与付出,一个永远的构成作用与分解作用的循环,要正当地生活,我们须得模仿大自然的豪华与严肃。”他又说过,“生活之艺术,其 方法 只在于微妙地混和取与舍二者而已,”更是简明的说出这个意思来了。
生活之艺术这个名词,用中国固有的字来说便是所谓礼。斯谛耳博士在《仪礼》序上说,礼节并不单是一套仪式,空虚无用,如后世所沿袭者。这是用以养成自制与整饬的动作之习惯,唯有能领解万物感受一切之心的人才有这样安详的容止。”从前听说辜鸿铭先生批评英文《礼记》译名的不妥当,以为“礼”不是Rite而是Art,当时觉得有点乖僻,其实却是对的,不过这是指本来的礼,后来的礼仪礼教都是堕落了的东西,不足当这个称呼了。中国的礼早已丧失,只有如上文所说,还略存于茶酒之间而已。去年有西人反对上海禁娼,以为妓院是中国文化所在的地方,这句话的确难免有点荒谬,但仔细想来也不无若干理由。我们不必拉扯唐代的官妓,希腊的“女友”(Hetaira)的韵事来作辩护,只想起某外人的警句,“中国挟妓如西洋的求婚,中国娶妻如西洋的宿娟”,或者不能不感到《爱之术》(ArsAmaroria)的真是只存在草野之间了。我们并不同某西人那样要保存妓院,只觉得在有些怪论里边,也常有真实存在罢了。
中国现在所切要的是一种新的自由与新的节制,去建造中国的新文明,也就是复兴千年前的旧文明,也就是与西方文化的基础之希腊文明相合一了。这些话或者说的太大太高了,但据我想舍此中国别无得救之道,宋以来的道学家的禁欲主义总是无用的了,因为这只足以助成纵欲而不能收调节之功。其实这生活的艺术在有礼节重中庸的中国本来不是什么新奇的事物,如《中庸》的起头说,“天命之谓性,率性之谓道,修道之谓教,”照我的解说即是很明白的这种主张。不过后代的人都只拿去讲章旨节旨,没有人实行罢了。我不是说半部《中庸》可以济世,但以表示中国可以了解这个思想。日本虽然也很受到宋学的影响,生活上却可以说是承受平安朝的系统,还有许多唐代的流风余韵,因此了解生活之艺术也更是容易。在许多风俗上日本的确保存这艺术的色彩,为我们中国人所不及,但由道学家看来,或者这正是他们的缺点也未可知罢。
周作人经典散文作品推荐:谈养鸟
李笠翁著《闲情偶寄》颐养部行乐第一,“随时即景就事行乐之法”下有看花听鸟一款云:
“花鸟二物,造物生之以媚人者也。既产娇花嫩蕊以代美人,又病其不能解语,复生群鸟以佐之,此段心机竟与购觅红妆,习成歌舞,饮之食之,教之海之以媚人者,同一周旋之至也。而世人不知,目为蠢然一物,常有奇花过目而莫之睹,鸣禽阅耳而莫之闻者,至其捐资所买之侍妾,色不及花之万一,声仅窈鸟之绪余,然而睹貌即惊,闻歌辄喜,为其貌似花而声似乌也。噫,贵似贱真,与叶公之好龙何异。予则不然。每值花柳争妍之日,飞鸣斗巧之时,必致谢洪钩,归功造物,无饮不奠,有食必陈,若善士信姻之佞佛者,夜则后花而眠,朝则先鸟而起,唯恐一声一色之偶遗也。及至驾老花残,辄怏怏如有所失,是我之一生可谓不负花鸟,而花鸟得予亦所称一人知己死可无恨者乎。”又郑板桥著《十六通家书》中,《潍县署中与舍弟墨第二书》末有“书后又一纸”云:
“所云不得笼中养鸟,而予又未尝不爱鸟,但养之有道耳。欲养鸟莫如多种树,使绕屋数百株,扶疏茂密,为鸟国鸟家,将旦时睡梦初醒,尚展转在被,听一片啁啾,如云门咸池之奏,及披衣而起,额面嗽口啜茗,见其扬翠振彩,倏往倏来,目不暇给,固非一笼一羽之乐而已。大率平生乐处欲以天地为圃,江汉为池,各适其天,斯为大快,比之盆鱼笼乌,其巨细仁忍何如也。”李郑二君都是清代前半的明达人,很有独得的见解,此二文也写得好。笠翁多用对句八股调,文未免甜熟,却颇能畅达,又间出新意奇语,人不能及,板桥则更有才气,有时由透彻而近于夸张,但在这里二人所说关于养鸟的话总之都是不错的。近来看到一册笔记钞本,是乾隆时人秦书田所著的《曝背余谈》,卷上也有一则云:
“盆花池鱼笼鸟,君子观之不乐,以囚锁之象寓目也。然三者不可概论。鸟之性情唯在林木,樊笼之与林木有天渊之隔,其为汗陛固无疑矣,至花之生也以土,鱼之养也以水,江湖之水水也,池中之水亦水也,园圃之上土也,盆中之上亦土也,不过如人生同此居第少有广狭之殊耳,似不为大拂其性。去笼鸟而存池鱼盆花,愿与体物之君子细商之。”三人中实在要算这篇说得顶好了,朴实而合于情理,可以说是儒家的一种好境界,我所佩服的《梵网戒疏》里贤首所说“鸟身自为主”乃是佛教的,其彻底不彻底处正各有他的特色,未可轻易加以高下。抄本在此条下却有朱批云:
“此条格物尚未切到,盆水豢鱼,不繁易捻,亦大拂其性。且玩物丧志,君子不必待商也。”下署名曰放文叔。查《余谈》又有论种菊一则云:
“李笠翁论花,于莲菊微有轩轻,以艺菊必百倍人力而始肥大也。余谓凡花皆可借以人力,而菊之一种止宜任其天然,盖菊,花之隐逸者也,隐逸之侣正以萧疏清癯为真,若以肥大为美,则是李(左绩之右右力)之择将,非左思之招隐矣,岂非失菊之性也乎。东篱主人,殆难属其人哉,殆难属其人哉。”其下有於文叔的朱批云:
“李笠翁金圣叹何足称引,以昔人代之可也。”於君不赞成盆鱼不为无见,唯其他思想颇谬,一笔抹杀笠翁圣叹,完全露出正统派的面目,至于随手抓住一句玩物丧志的咒语便来胡乱吓唬人,尤为不成气候,他的态度与《馀谈》的作者正立于相反的地位,无怪其总是格格不入也,秦书田并不闻名,其意见却多很高明,论菊花不附和笠翁固佳,论鱼鸟我也都同意。十五年前我在西山养病时写过几篇《山中杂信》,第四信中有一节云:
“游客中偶然有提着鸟笼的,我看了最不喜欢。我平常有一种偏见,以为作不必要的恶事的人比为生活所迫不得已而作恶者更为可恶,所以我憎恶蓄妾的男子,比那卖女为妾——因贫穷而吃人肉的父母,要加几倍。对于提鸟笼的人的反感也是出于同一的渊源。如要吃肉,便吃罢了。(其实飞鸟的肉于养生上也并非必要。)如要赏玩,在它自由飞鸣的时候可以尽量的看或听,何必关在笼里,擎着走呢我以为这同喜欢缠足一样的是痛苦的赏鉴,是一种变态的残忍的心理。”(十年七月十四日信。)那时候的确还年青一点,所以说的稍有火气,比起上边所引的诸公来实在惭愧差得太远,但是根本上的态度总还是相近的。我不反对“玩物”,只要不大违反情理。至于“丧志”的问题我现在不想谈,因为我干脆不懂得这两个字是怎么讲,须得先来确定他的界说才行,而我此刻却又没有工夫去查十三经注疏也。廿五年十月十一日。
周作人经典散文作品推荐:灯下读书论
以前所做的打油诗里边,有这样的两首是说读书的,今并录于后。其辞曰:
饮酒损神奈损气,读书应是最相宜,
圣贤已死盲空在,手把遗编未忍披。
未必花钱逾黑饭,依然有味是青灯,
偶逢一册长恩阁,把卷沉吟过二更。
这是打油诗,本来严格的计较不得。我曾说以看书代吸纸烟,那原是事实,至于茶与酒也还是使用,并未真正戒除。书价现在已经很贵,但比起土膏来当然还便宜得不少。这里稍有问题的,只是青灯之味到底是怎么样。古人诗云,青灯有味似儿时。出典是在这里了,但青灯究竟是怎么一回事呢同类的字句有红灯,不过那是说红纱灯之流,是用红东西糊的灯,点起火来整个是红色的,青灯则并不如此,普通的说法总是指那灯火的光。苏东坡曾云,纸窗竹屋,灯火青荧,时于此间,得少佳趣。这样情景实在是很有意思的,大抵这灯当是读书灯,用清油注瓦盏中令满,灯芯作住,点之光甚清寒,有青荧之意,宜于读书,消遣世虑,其次是说鬼,鬼来则灯光绿,亦甚相近也。若蜡烛的火便不相宜,又灯火亦不宜有蔽障,光须裸露,相传东坡夜读佛书,灯花落书上烧却一僧字,可知古来本亦如是也。至于用的是什么油,大概也很有关系,平常多用香油即菜子油,如用别的植物油则光色亦当有殊异,不过这些迁论现在也可以不必多谈了。总之这青灯的趣味在我们曾在菜油灯下看过书的人是颇能了解的,现今改用了电灯,自然便利得多了,可是这味道却全不相同,虽然也可以装上青蓝的磁罩,使灯光变成青色,结果总不是一样、所以青灯这字面在现代的词章里,无论是真诗或是谐诗,都要打个折扣,减去几分颜色,这是无可如何的事,好在我这里只是要说明灯右观书的趣味,那些小问题都没有什么关系,无妨暂且按下不表。
圣贤的遗编自然以孔孟的书为代表,在这上边或者可以加上老庄吧。长恩阁是大兴傅节子的书斋名,他的藏书散出,我也收得了几本,这原是很平常的事,不值得怎么吹听,不过这里有一点特别理由,我有的一种是两小册抄本,题曰明季杂志。傅氏很留心明末史事,看华延年室题跋两卷中所记,多是这一类书,可以知道,今此册只是随手抄录,并未成书,没有多大价值,但是我看了颇有所感。明季的事去今已三百年,并鸦片洪杨义和团诸事变观之,我辈即使不是能惧思之人,亦自不免沉吟,初虽把卷终亦掩卷,所谓过二更者乃是诗文装点语耳。那两首诗说的都是关于读书的事,虽然不是鼓吹读书乐,也总觉得消遣世虑大概以读书为最适宜,可是结果还是不大好,大有越读越懊恼之概。盖据我多年杂览的 经验 ,从书里看出来的结论只是这两句话,好思想写在书本上,一点儿都未实现过,坏事情在人世间全已做了,书本上记着一小部分。昔者印度贤人不借种种布施,求得半渴,今我因此而成二偈,则所得不已多乎,至于意思或近于负的方面,既是从真实出来,亦自有理存乎其中,或当再作计较罢。
圣贤教训之无用无力,这是无可如何的事,古今中外无不如此。英国陀生在讲希腊的古代宗教与现代民俗的书中曾这样的说过:
“希腊国民看到许多哲学者的升降,但总是只抓住他们世袭的宗教。柏拉图与亚利士多德,什诺与伊壁鸠鲁的学说,在希腊人民上面,正如没有这一回事一般。但是荷马与以前时代的多神教却是活着。”斯宾塞在寄给友人的信札里,也说到现代欧洲的情状:
“宣传了爱之宗教将近二千年之后,憎之宗教还是很占势力。欧洲住着二万万的外道,假装着__徒,如有人愿望他们照着他们的教旨行事,反要被他们所辱骂。”上边所说是关于希腊哲学家与基督__都是人家的事,若是讲到孔孟与老庄,以至佛教,其实也正是一样。在二十年以前写过一篇小文,对于教训之无用深致感慨,末后这样的解说道:
“这实在都是真的。希腊有过梭格拉底,印度有过释迦牟尼,中国有过孔子老子,他们都被尊崇为圣人,但是在现今的本国人民中间他们可以说是等于不曾有过。我想这原是当然的,正不必代为无谓的悼叹。这些伟人倘若真是不曾存在,我们现在当不知怎么的更为寂寞,但是如今既有言行流传,足供有知识与趣味的人的欣赏,那也就尽够好了。”这里所说本是聊以解嘲的话,现今又已过了二十春秋,经历增加了不少,却是终未能就此满足,固然也未必真是床头摸索好梦似的,希望这些思想都能实现,总之在浊世中展对遗教,不知怎的很替圣贤感觉得很寂寞似的,此或者亦未免是多事,在我自己却不无珍重之意。前致废名书中曾经说及,以有此种怅惆,故对于人间世未能恕置,此虽亦是一种苦,目下却尚不忍即舍去也。
《闭户读书论》是民国十六年冬所写的 文章 ,写的很有点别扭,不过自己觉得喜欢,因为里边主要的意思是真实的,就是现在也还是这样。这篇论是劝人读史的。要旨云:
“我始终相信二十四史是一部好书,他很诚恳地告诉我们过去曾如此,现在是如此,将来要如此。历史所告诉我们的在表面的确只是过去,但现在与将来也就在这里面了。正史好似人家祖先的神像,画得特别庄严点,从这上面却总还看得出子孙的面影,至于野史等更有意思,那是行乐图小照之流,更充足的保存真相,往往令观者拍案叫绝,叹遗传之神妙。”这不知道算是什么史观,叫我自己说明,此中实只有暗黑的新宿命观,想得透彻时亦可得悟,在我却还只是怅惆,即使不真至于懊恼。我们说明季的事,总令人最先想起魏忠贤客氏,想起张献忠李自成,不过那也罢了,反正那些是太监是流寇而已。使人更不能忘记的是国子监生而请以魏忠贤配享孔庙的陆万龄,东林而为阉党,又引清兵入闽的阮大铖,特别是记起《咏怀堂诗》与《百子山樵传奇》,更觉得这事的可怕。史书有如医案,历历记着证候与结果,我们看了未必找得出方剂,可以去病除根,但至少总可以自肃自戒,不要犯这种的病,再好一点或者可以从这里看出些卫生保健的方法个也说不定,我自己还说不出读史有何所得,消极的警戒,人不可化为狼,当然是其一,积极的方面也有一二,如政府不可使民不聊生,如士人不可结社,不可讲学,这后边都育过很大的不幸做实证,但是正面说来只是老生常谈,而且也就容易归人圣贤的说话一类里去,永远是空言而已。说到这里,两头的话又碰在一起,所以就算是完了,读史与读经子那么便可以一以贯之,这也是一个很好的读书方法罢。
古人劝人读书,常说他的乐趣,如四时读书乐所广说,读书之乐乐陶陶,至今暗诵起几句来,也还觉得有意思。此外的一派是说读书有利益,如云书中自有黄金屋,书中自有颜如玉,是升官发财主义的代表,便是唐朝做原道的韩文公教训儿子,也说的这一派的话,在世间势力之大可想而知。我所谈的对于这两派都够不上,如要说明一句,或者可以说是为自己的教养而读书吧。既无什么利益,也没有多大快乐,所得到的只是一点知识,而知识也就是苦,至少知识总是有点苦味的。古希伯来的传道者说,“我又专心察明智慧狂妄和愚昧,乃知这也是捕风,因为多有智慧就多有愁烦,加增知识就加增忧伤。”这所说的活是很有道理的。但是苦与忧伤何尝不是教养之一种,就是捕风也并不是没有意思的事。我曾这样的说:“察明同类之狂妄和愚昧,与思索个人的老死病苦,一样是伟大的事业。虚空尽由他虚空,知道他是虚空,而又偏去追迹,去察明,那么这是很有意义的,这实在可以当得起说是伟大的捕风。”这样说来,我的读书论也还并不真是如诗的表面上所显示的那么消极。可是无论如何,寂寞总是难免的,唯有能耐寂寞者乃能率由此道耳。民国甲申,八月二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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她是民国时代驰誉北平学界的才女,17岁考取北京女子师范大学时,即显露了卓越的文学才华。她以青年女性的英姿飒爽参加了轰轰烈烈的“五·四”爱国运动。在北京女高师,她才思瑰丽,文笔秀雅而为人称誉。22岁时,她发表了《卷葹》为名的系列小说,以形象鲜明生动的形象、艺术风格独特,语言流丽明快,揭秘了时代女性肉体与灵魂的关系。这一大胆的女性爱情小说,被当时文坛誉为“新女性文学之先锋”。这个署名为“淦女士”的作家立刻得到了小说大师鲁迅的青睐,称她的小说为“精粹名文”。她,就是著名的新文学作家、文史专家冯沅君。
她是民国时代的江南才女,在“六朝金粉地”的南京,她以自己绮丽的词思,腴美的华辞,雅致的杰构,瑰玮的才情,将一首首流淌少女的思慕柔情叠映到烟树芳草、水榭楼台的斜晖里。“三年不读南朝史,琐艳浓香久懒薰”(康有为词句),但这个苏州籍女词人没有在“琐艳浓香”中迷醉腻脂腻粉,而是婉约出新、自成一格。23岁时,在南京中央大学文学院读二年级的她,创作了一首《浣溪纱》,词中写道:“芳草年年记胜游,江山依旧豁吟眸。鼓鼙声里思悠悠。三月莺花谁作赋?一天风絮独登楼。有斜阳处有春愁。”中大文学院院长、著名词人汪东读到这首词,不禁拍案叫绝;散文大师朱自清亦推誉她为“现代李清照”。她,就是武汉大学中文系教授、著名女词人沈祖棻。
作为“五·四”时代狂飙突进的新女性,冯沅君有一颗炽热的向往自由恋爱的心,有一股青春少女奔涌的热烈感情。但是父亲冯异台死在湖北崇阳知县任上,她很早就由母亲吴清芝作主,说了一门亲事。当冯沅君从河南唐河老家考取北京女子高师、继而考取北京大学的研究生之后,眼界开阔、思想自由的她,就要极力挣开母亲包办婚姻的枷锁,开始自由恋爱。这一次的自由恋爱,似乎让冯沅君尝到了爱情的甜蜜。这个恋人就是王品青。20岁的少女冯沅君在北平北海公园参加杜威先生平民教育思想讨论会,会间遇到了北京大学物理系学生王品青,王品青在山东老家有父母包办的未婚妻,也在《语丝》上发表小品文,一样的遭遇、共同的爱好,让两个年青男女走到了一起。
沈祖棻因为这句“有斜阳处有春愁”,为汪东所激赏而有“沈斜阳”的雅号。这也让少女时代的沈祖棻更加沉浸在古典诗词的创作之中。她师从汪东填词,中央大学的一批文史根柢深厚的学术大师如词曲学家吴梅、文史专家胡小石、小学家黄侃、小说史家汪辟疆等等给沈祖棻以学问真传。青年女词人沈祖棻在中大校园是知名人物,钦慕她的人不在少数,但都没有勇气向她表白。当时在金陵大学读本科的程千帆,在大学三、四年级时就在报刊上常常发表文章,展露了文学才华。23岁大学本科毕业那年,程千帆发表了《少陵先生文心论》。这个时候的沈祖棻在金陵大学读研究生二年级。程千帆听研究生课程,在班上结识了才女沈祖棻,两个爱好文学的男女青年很自然地相爱了。这一年,沈祖棻27岁,程千帆23岁。虽然沈祖棻比程千帆大4岁,是大姐姐,但爱情来了,门板怎么挡得住呢?稍后,程千帆与沈祖棻在安徽屯溪结婚了,从此开始了夫妻俩流亡西南的艰辛奔波生活。
挣脱母亲包办婚姻绳索的冯沅君,与北大理科生王品青相恋,是激动,也是让人脸红心跳的。但接触时间长了,冯沅君对王品青的人品开始不满起来了。这个不满一累积就变成了讨厌、憎恨。王品青的人品究竟怎么样呢?冯沅君切身感受到,王品青没有上进心,不好学,学问浅薄,而且沉迷赌博,这一好赌的恶习让性格坚强的冯沅君绝对受不了。在北京大学读研究生时,冯沅君慢慢爱上了自己的师弟陆侃如。陆侃如在大学一年级时就表现出了罕见的学术天才,出版了《屈原》一书;继而考取清华学校国学研究院,出版了《宋玉》,在楚辞研究领域成就斐然,引人注目。出生于1903年的陆侃如比冯沅君小三岁,当冯沅君将自己爱上陆侃如告诉自己的哥哥冯友兰时,长兄如父的冯友兰一开始就不同意,他认为妹妹找一个比自己小的男子做丈夫不合适,得知还是自己妹妹主动追求陆侃如,冯友兰更是满口拒绝。冯沅君看到哥哥态度如此坚决,她于是选择了另一个办法,给北京大学校长蔡元培、教授胡适写信,让蔡、胡做冯友兰的思想工作。这一招很灵很好使,冯友兰不得不答应这门婚事。1929年1月,任清华大学哲学系教授的冯友兰请假到上海,为妹夫陆侃如、妹妹冯沅君的新婚主持婚礼,随后还一起陪同陆侃如、冯沅君夫妇到江苏海门省亲。
沈祖棻和程千帆结婚后,正值抗战初起之时。在金陵大学教书的沈祖棻和丈夫程千帆向大西南撤退,到了成都的金陵大学讲授诗词。抗日烽火燃烧的日子是苦难的,苦难的夫妻又遭遇了不幸。1940年,31岁的沈祖棻腹中长了瘤子要动手术,夫妻俩当时在四川雅安,从雅安到成都医治时间长,只好借住在校友和学兄唐圭璋家里。因为程千帆的精心照料,沈祖棻的病体才得以痊愈。40岁时,沈祖棻高龄怀孕,系剖腹产,身体备受折磨。当时庸医将手术纱布遗留在了她腹腔内,肚子一直疼痛难忍,坚持了两年才发现肚子里有异物,肠子也烂掉了一截,不得不到上海做手术。这一身体的异常磨难,并没有改变沈祖棻填词写诗的文学乐观天性。程千帆在武汉大学中文系执教时,按照武大的规矩,夫妻俩只能一人在校中教书,有研究生文凭的沈祖棻只能当家庭主妇。直到解放,沈祖棻才从江苏调到武汉大学中文系执教,夫妻才团圆。
冯沅君与陆侃如结婚后,放弃了文学写作,她由一个才情横溢的女作家变成了沉潜蕴藉的学问家。1932年,冯沅君和夫君陆侃如一同赴法国巴黎大学文学院攻读博士学位,归国后执教金陵女子大学、复旦大学、中山大学、武汉大学;1949年,陆侃如、冯沅君夫妻俩到山东大学中文系执教,直到辞别人世。陆、冯琴瑟和谐,共奏学术的曼妙弦谱。陆、冯合著的《中国诗史》、《中国文学史简编》驰名学术界。但 历史 似乎在1957年给陆侃如、冯沅君夫妻俩开了一个玩笑,以致深爱陆侃如的冯沅君说自己的老公“面目丑恶”。但以后,陆侃如、冯沅君夫妻俩欢好如昨。
沈祖棻和程千帆在武汉大学中文系教书,胜任愉快,教授生活也很惬意。从1957年到1975年,程千帆在湖北沙洋农场下放18年,沈祖棻在学校教书、抚养孩子,一点怨言也没有。但女儿结婚从武大家中搬走,沈祖棻心里空落落的,退休后的沈祖棻还和街道居委会的婆婆在一起谈天闲聊很和睦,晚年生活并不寂寞。没想到1977年一场意外的车祸让一代女词人沈祖棻戛然离世。程千帆晚年回忆说,沈祖棻跟他结婚,一辈子都没有过上安稳的日子,内心十分愧疚。让沈祖棻在天国无遗憾的是,程千帆尽丈夫之责将她的四部遗著整理出版:《宋词赏析》,上海古籍出版社1980年版;《唐人七绝诗浅析》,上海古籍出版社1981年版;《涉江词》,湖南人民出版社1982年版;《沈祖棻创作选集》,人民文学出版社1985年版。沈祖棻的名山事业,因程千帆的竭力阐扬而传布天下,岂不美哉。
最苦与最乐 梁启超
一九二二年八月十二日《时事新报·学灯》
人生什么事最苦呢?贫吗?不是。失意吗?不是。老吗?死吗?都不是。我说人生最苦的事,莫苦于身上背著一种未了的责任。人若能知足,虽贫不苦;若能安分(不多作分外希望),虽然失意不苦;老、死乃人生难免的事,达观的人看得很平常,也不算什么苦。独是凡人生在世间一天,便有一天应该的事。该做的事没有做完,便像是有几千斤重担子压在肩头,再苦是没有的了。为什么呢?因为受那良心责备不过,要逃躲也没处逃躲呀!
答应人办一件事没有办,欠了人的钱没有还,受了人的恩惠没有报答,得罪了人没有赔礼,这就连这个人的面也几乎不敢见他;纵然不见他的面,睡里梦里,都像有他的影子来缠着我。为什么呢?因为觉得对不住他呀!因为自己对他的责任,还没有解除呀!不独是对于一个人如此,就是对于家庭、对于社会、对于国家,乃至对于自己,都是如此。凡属我受过他好处的人,我对于他便有了责任。凡属我应该做的事,而且力量能够做得到的,我对于这件事便有了责任。凡属我自己打主意要做一件事,便是现在的自己和将来的自己立了一种契约,便是自己对于自己加一层责任。有了这责任,那良心便时时刻刻监督在后头,一日应尽的责任没有尽,到夜里头便是过的苦痛日子;一生应尽的责任没有尽,便死也带著苦痛往坟墓里去。这种苦痛却比不得普通的贫困老死,可以达观排解得来。所以我说人生没有苦痛便罢,若有苦痛,当然没有比这个加重的了。
翻过来看,什么事最快乐呢?自然责任完了,算是人生第一件乐事。古语说得好:“如释重负”;俗语亦说是:“心上一块石头落了地”。人到这个时候,那种轻松愉快,直是不可以言语形容。责任越重大,负责的日子越久长,到责任完了时,海阔天空,心安理得,那快乐还要加几倍哩!大抵天下事从苦中得来的乐才算真乐。人生须知道有负责任的苦处,才能知道有尽责任的乐处。这种苦乐循环,便是这有活力的人间一种趣味。却是不尽责任,受良心责备,这些苦都是自己找来的。一翻过去,处处尽责任,便处处快乐;时时尽责任,便时时快乐。快乐之权,操之在己。孔子所以说:“无入而不自得”,正是这种作用。
然则为什么孟子又说:“君子有终身之忧”呢?因为越是圣贤豪杰,他负的责任越是重大;而且他常要把这种种责任来揽在身上,肩头的担子从没有放下的时节。曾子还说哩:“任重而道远”,“死而后已,不亦远乎?”那仁人志士的忧民忧国,那诸圣诸佛的悲天悯人,虽说他是一辈子感受苦痛,也都可以。但是他日日在那里尽责任,便日日在那里得苦中真乐,所以他到底还是乐,不是苦呀!
有人说:“既然这苦是从负责任而生的,我若是将责任卸却,岂不是就永远没有苦了吗?”这却不然,责任是要解除了才没有,并不是卸了就没有。人生若能永远像两三岁小孩,本来没有责任,那就本来没有苦。到了长成,责任自然压在你的肩头上,如何能躲?不过有大小的分别罢了。尽得大的责任,就得大快乐;尽得小的责任,就得小快乐。你若是要躲,倒是自投苦海,永远不能解除了。 向培良
张恨水
谢冰莹
冉云飞
吴虞
琦君
鲁迅
郭沫若
茅盾
巴金
老舍
钱锺书
吕碧城
萧红
石评梅
张爱玲
徐志摩
胡适
梁实秋
林雨堂
郁达夫
邵洵美
戴望舒
李大钊
李叔同 ……
有很多作家,可以找一下
随着年岁渐长,越来越明白人生中应该有几样东西来帮助我们逃离现实。
人间四月天,便是其中一样。
1931年11月19日,徐志摩如约去听林徽因的讲座。10点20分。“轰”的一声炸响,飞机撞在党家庄上空的开山顶。机身轰然起火,像一只火鸟,翩翩坠落于山下,36岁的徐志摩英年遇难。这一场突然而至的噩耗,瞬间打破了林徽因苦撑下来的平静,也正是这一次意外发生,给了金岳霖亲近女神的机会,尽管此时林徽因身边站着梁思成。
鲁迅去世后的这年冬天,在一间小咖啡室相聚,萧红夫妇也来了。萧红的左眼青紫了一大块,她说:“没什么,自己不好,碰到硬东西上。是黑夜看不见,没关系……”在一旁的萧军以男子汉大丈夫的气派说:“干嘛要替我隐瞒,是我打的!”萧红淡淡一笑说:“别听他的,不是他故意打的,他喝醉了酒,我在劝他,他一举手把我一推,就打到眼睛上了。”萧军却说:“不要为我辩护!……”
1944年底,在一个傍晚,胡兰成在张爱玲家的阳台上看上海的暮色。胡兰成对张爱玲说:“将来日本战败,我大概还是能逃过这一劫的,就是开始一两年恐怕要隐姓埋名躲藏起来,我们不好再在一起的。”张爱玲听后,立马笑道:“那时你变姓名,可叫张牵,或叫张招,天涯海角有我在牵你招你。”
人间真正称得上才女的,其实并不多。古代几千年能叫得上名的大才女有两位:蔡文姬,李清照
可能还能再说出来鱼玄机、薛涛、柳如是。再说就很难了。
近现代能称得上才女的:林徽因、萧红、张爱玲
至于当代,说一个才女,跟上述某一位比一比,又能说出哪个?
她们都是聪慧绝伦的女人,她们的光华和风韵隔绝了与一般人的距离,让那个时代的男人可望而不可即。
作为一个现代人,如果穿越回民国,有没有机会追上这些明国才女呢?
原本是觉得极不可能,后来看到开篇的三个片段,才感到她们很多时候也是小女人啊,甚至为了自己所爱的男人而不惜忍受家庭暴力,那就YY一下吧。
这三个才女中,难度最大的应该就是林徽因。
首先林家本身就非同一般,是为国民革命做出贡献的家庭,号称一门忠烈。在这样环境下出生的林徽因,那见识和才学,那几乎是一个时代的标志,比萧红和张爱玲等显得更全面一些,萧、张的贡献只是在文学领域,而林徽因不仅是中国第一代女建筑学家,并且在诗歌、小说、散文、戏剧、绘画、翻译等方面都成就斐然,出众的才,倾城的貌,这个想追到手的难度太大。
徐志摩在遇到林徽因的时候她才16岁,徐已经是两个孩子的父亲,但一见林徽因就神魂颠倒,抛妻弃子追求都没能成功,然后找了个陆小曼。后来还有金岳霖一生不娶,守护四十多年,也只能做个护花使者。
只有梁启超的大公子梁思,门当户对,最终抱得美人归。
既然林徽因难度这么大,那么就先从简单的开始。
至于张爱玲,萧红,难度似乎就没那么大。
胡兰成追张爱玲,第一次见面之后凭着自己的三寸不烂之舌,从品评时下畅销书,到问起张爱玲每月写稿的收入,说各种各样的心里话,一聊就是五六个小时。第二次见面就把张爱玲的芳心撩动,据说两个晚上就搞定了。
那么可见:对张爱玲来说,最重要的就是一个“懂”字。
人世间,缺少的不是爱她的人,缺少的是懂她的人。
《红楼梦》里林黛玉亦说的是:“黄金万两容易得,知心一个也难求。”却不说真心爱我的人一个也难求,因为又美貌又有才,那想要去爱的人一定不少,但知心却不单单是爱就能做到的。
正因为一个“懂”字,往往让才女历尽坎坷,因为她对唾手可得的稳定幸福不屑一顾,却拼命的追求那个虚幻的“懂”。
张爱玲的思想自由开放,也不受各种道德束缚,因为这个懂,明知对方是汉奸也不在乎。
因而,穿越回民国,你懂她,那便离她已经很近了。
就算与世界为敌、也是自己的喜欢
萧红见萧军时遭到情骗,正是自己最落魄的时候,独居陋室,身怀六甲,欠了一屁股房钱,饭都吃不上。她向报社求救,萧军就如同拯救出走的娜拉一样拯救了萧红,就像神一样站在萧红面前。
在物质生活中,萧红确是一个极端需要保护的人,她体质差、意志薄弱、生命基础的脆弱,由于身体和情感的柔弱,萧红对萧军有着极大的依赖。
因此后来萧红即便遭受家庭暴力也不离不弃。
萧红与萧军的关系中,萧红一直处于被保护的地位,这种保护,从另一个角度看,必然会使女人缺少与男人平起平坐的话语权。
那么,遇到萧红,拯救,就是个关键词。
以拯救者的面目出现,同情她,爱惜她的文学才能,给她安稳的生活,让她不用再为吃穿钱财发愁,她就会依赖你,爱上你。
最后,遇到林徽因这样的民国女神该怎么办呢?以下条件缺一不可。
首先,穿越回民国,你一定要出生在一个极有影响力的名门望族里面,一般的富裕家庭,哪怕再有钱都不行。
其次,你还一定要聪明绝顶,不仅是学习成绩优良能考上牛津剑桥了,而是要成为屈指可数大师级的人物。重要的是还要年貌正好相当,不能你取得大师名号已经是老头子了。
然后,要有共同的志向,像梁思成和她一起学建筑,帮她完成自己的梦想
再然后,用情要专。像徐志摩这种浪子型的,花再多心思也会被一眼看穿,她会直接跟你做哥们儿。你自然也要做一个暖男,在她伤心难过的时候陪伴她,在她遇到困难时帮助她。
再再然后,关键时候让自己生一场大病,真正的女神都心地善良,她照顾你的时候反而更容易爱上你。
关键的,要有恒心、耐心,爱她的人一定很多,你要有像梁思成一样经得起十年的等待。
最后最重要的,找准时机,让你老爸去提亲。
再最后,相守一生,和她经历过战火,经历过颠沛流离,经历过失去,才能更懂得什么叫:“热爱”
YY到此结束。还是那句话:
你是爱,是暖,是希望,
你是人间的四月天!
李洁写的《文武北洋》,里面有关于段祺瑞、吴佩孚、张作霖、李大钊等人的描写,作者以寻访名人故居的方式回顾了民国年间的风云人物的事儿,挺真实,文笔不错,是散文。
老舍的《四世同堂》,是老舍先生的代表作,小说描写了抗战大背景下,平凡老百姓的故事。
张爱玲,中国现代作家,本名张_。1920年9月30日出生在上海公共租界西区的麦根路313号的一幢建于清末的仿西式豪宅中。张爱玲的家世显赫,祖父张佩纶是清末名臣,祖母李菊耦是朝廷重臣李鸿章的长女。张爱玲一生创作大量文学作品,类型包括小说、散文、**剧本以及文学论著,她的书信也被人们作为著作的一部分加以研究。1944年张爱玲结识作家胡兰成与之交往。1973年,张爱玲定居洛杉矶,1995年9月8日,张爱玲的房东发现她逝世于加州韦斯特伍德市罗彻斯特大道的公寓,终年75岁,死因为动脉硬化心血管病。
张爱玲与胡兰成,一个是当时上海最负盛名的女作家,一个是汪伪政府的要员。在乱世之中,他们的相识、相知、相恋,及至最后的分手,都堪称是一场“传奇”。
1944年初春的一天,南京的一座庭院的草坪上,有一个躺在藤椅上翻读杂志的中年男人。当他看到一篇小说时,才刚读了个开头,就不由得坐直了身子,细细地读了一遍又一遍。这个男人就是胡兰成,他读的小说就是张爱玲的《封锁》。
胡兰成是浙江嵊县胡村人,生于1906年。从小家贫,吃过很多苦,赤手空拳拼天下。他原有个发妻玉凤,在玉凤过世之时,胡兰成借贷以葬妻魂,却四处碰壁。对此,胡兰成后来回忆说:“我对于怎样天崩地裂的灾难,与人世的割恩难爱,要我流一滴眼泪,总也不能了。我是幼年时的啼哭,都已还给了母亲,成年的号泣,都已还给了玉凤,此心已回到了如天地之仁!”就是这个生活在社会底层只身闯世界的文人,在挣扎中淡漠了自己的人格、尊严、价值观。所以在汪精卫为组织伪政府而四处拉拢人才时,他们看上了胡兰成。而胡兰成也不顾是非黑白地应允,成了民族的罪人。
此时的胡兰成,已在汪伪政府中任职,正在南京养病。当他收到苏青寄来的杂志《天地》第十一期,读到《封锁》的时候,喜不自胜。文人与文人之间的那种惺惺相惜,使他对作者张爱玲充满了好奇。于是他立即写了一封信给苏青,对张爱玲的小说大加赞许,并表示极愿与作者相识。苏青回信说,作者是位女性,才分颇高。这更是让胡兰成对张爱玲念念不忘。不久,他又收到了苏青寄来的《天地》第十二期,上面不仅有张爱玲的文章还有她的照片。他越发想结识张爱玲了。胡兰成回到上海之后就去找苏青,要以一个热心读者的身份去拜见张爱玲。苏青婉言谢绝了,因为张爱玲从不轻易见人。但胡兰成执意想见,向苏青索要地址。苏青迟疑了一下才写给他静安寺路赫德路口192号公寓6楼65室。胡兰成如获至宝。虽然此时,他是个有妻室的人,而且,是他的第二次婚姻。
胡兰成第二天就兴冲冲地去了张爱玲家,她住的赫德路与他所在的大西路美丽园本来就隔得不远。可张爱玲果真不见生客。胡兰成却不死心,从门缝里递进去一张字条,写了自己的拜访原因及家庭住址、电话号码,并乞爱玲**方便的时候可以见一面。第二天,张爱玲打了电话给胡兰成,说要去看他,不久就到了。张爱玲拒绝他的到访,又自己亲自去见他,主意变得好快。其实早前,胡兰成因开罪汪精卫而被关押,张爱玲曾经陪苏青去周佛海家说过情。因此,她是知道他的。于是,就这样见面了。
真正见了面,胡兰成只说与他所想的全不对。他一是觉得张爱玲个子之高,二是觉得她坐在那里,幼稚可怜相,不像个作家,倒像个未成熟的女学生。但他两人一谈就是五个小时。从品评时下流行作品,到问起张爱玲每月写稿的收入。对一个初次见面的**问这样的问题,实在是失礼的,但“因为相知,所以懂得”,两人已有了知交之感,所以张爱玲倒未觉得胡兰成的话很唐突。胡兰成送张爱玲到弄堂口,并肩走着,他忽然说:“你的身材这样高,这怎么可以?”只这一句话,就忽地把两人的距离拉近了。“这怎么可以”的潜台词是从两个人般配与否的角度去比较的,前提是已经把两人作为男女放在一起看待了。张爱玲很诧异,几乎要起反感了,但,真的是非常好。
次日,胡兰成去回访张爱玲。她房里竟是华贵到使他不安,胡兰成形容说,三国时刘备进孙夫人的房间,就有这样的兵气。那天,张爱玲穿了一件宝蓝绸袄裤,戴了嫩黄边框的眼镜。多年后,胡兰成对这些细节都有着清晰的回忆。此后,他每天都去看张爱玲。一天,他向张爱玲提起刊登在《天地》上的照片,张爱玲便取出来送给他,还在后面题上几句话:见了他,她变得很低很低,低到尘埃里。但她心里是欢喜的,从尘埃里开出花来。
这一年,胡兰成38岁,张爱玲24岁。但很快,他们恋爱了。他们谈情说爱的方式似乎是他们最初相识的延续。胡兰成在南京办公,一个月回一次上海,一住八、九天。每次回上海,他不回美丽园自己的家,而是径直赶到赫德路,先去看张爱玲。两人每天在一起,喁喁私语无尽时。但当时世人并不了解他们之间的感情,只觉得胡兰成的政治身份是汉奸,又有妻室,年纪大到几乎可以做张爱玲的父亲。世人都觉得这样的爱情似乎有些不可思议,都是为张爱玲惋惜的。她却不觉得。
胡兰成是懂张爱玲的,懂她贵族家庭背景下的高贵优雅,也懂她因为童年的不幸而生成的及时行乐的思想。仅仅这一个“懂得”,也许就是张爱玲爱上胡兰成的最大原因。其实细细分析来,张爱玲本身就不是一个世俗之人,她不以尘世的价值观去品评一个人。她没有什么政治观念,只是把胡兰成当作一个懂她的男人,而不是汪伪政府的汉奸;对于胡兰成的妻室,她也不在乎,因她似乎并不想到天长地久的事。她在一封信中对胡兰成说:“我想过,你将来就是在我这里来来去去亦可以。”也许她只在乎胡兰成当下对她的爱,其他的,她都不愿多想。胡兰成的年龄比她大出很多,但这也许又成了她爱他的原因。
张爱玲从小缺乏父爱,便容易对大龄男性产生特别的感情,所以,年龄问题也不是障碍。于是,她倾尽自己的全部去爱他了,就这样在世人诧异的眼光中相爱了。爱得那样的超凡脱俗。
1944年8月,胡兰成的第三任妻子提出与他离婚。这给了张爱玲与胡兰成的爱情一个升华的机会结婚。他们就这样结婚了,没有法律程序,只是一纸婚书为凭。因为胡兰成怕日后时局变动,自己的身份会拖累张爱玲。没有任何仪式,只有张爱玲的好友炎樱为证。“胡兰成与张爱玲签订终身,结为夫妇。愿使岁月静好,现世安稳。”前两句是出自张爱玲之手,后两句出由胡兰成所撰。就这样,他们的感情有了一个踏实安稳的关系夫妻。1/3123下一页尾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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