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红与黑》：一个带着假面的青年最后用生命殉葬了真我

《红与黑》是法国著名作家司汤达的作品，讲述了木匠之子于连的奋斗际遇，最后于连输给了时代命运，他的头颅安葬于荒凉的山洞里，灵魂却得到了净化和新生。

于连来自于一个底层木匠家庭，原生家庭带给他的是下等生活粗俗的环境以及心理上的矛盾。他是个爱读书的青年，聪慧上进有学问，一开始脱离那个下层家庭的他是带着少年人蓬勃的理想的，以拿破仑为偶像的他，希望像一个战士，靠自己在上流社会走出一条路来。他的心态既不是下层社会庸碌的湖水平静无波澜，也不是上层社会中灯红酒绿中熏陶的靡靡之音，而是一腔热血，如同《高老头》中的拉斯蒂涅，在踏上上流社会的路口气概非凡地说“现在我们来拼一拼吧”。

于连的“角色扮演”―德瑞纳市长的家庭教师

于连进入德瑞那市长家里做家庭教师的时候一开始就带着假面，在有玻璃的罩子里展示一举一动。“于连声称他将要做个神父，他可以将拉丁文《圣经》熟读背诵，私下却为《圣爱伦回忆录》《出征公报》这类拿破仑公报而着迷。”他压抑自己的爱好，希望利用圣经和教会在当时的地位实现自己的野心，从一开始于连就带着假面开始和这个社会斗。“于连仇视恐惧上流社会，连带着憎恶德瑞纳夫人的美貌，敏感和征服欲让他觉得她是他生命中的第一道暗礁。”他在面对德瑞纳夫人的美貌时产生过片刻的悸动，但是很快他就变得理智，因为他一开始就把一切当做了博弈的筹码，一面憎恶排斥着黑暗阴影下的乔木，一面又像青藤一样企图攀爬上去看看高处的风景。所以他表白的时候，一无所思，一无所欲，只是用传奇小说的笔调，因为他对德瑞纳夫人的迷恋像养料只是为了去滋润那块宏远理想和野心的土地，这不仅仅是丘比特爱神的眷顾和垂青，而是于连对上层社会的反叛和挣扎。在他和德瑞纳夫人推拉式的试探和调情后，他们坠入了爱河。

如果这勉强可以称作为爱情的话，这**花般的甜蜜也并不能长久，因为嫉妒挑拨者的告密，使这段关系暴露，于连匆匆离开，进入了贝尚松神学院。另一边的德瑞纳夫人在爱情和恐惧中发抖害怕，本性和规则的矛盾让她向神父忏悔，同安娜一样，她有她的儿子和上流社会的桎梏，做到情人和家庭的完美协调简直是天方夜谭。

角色撕裂―矛盾中的反思和挣扎

于连一直在一片海中浮沉，仿佛抱着一块漂浮的木板，不知道要被风吹到哪里去。《红与黑》是司汤达的代表作，也是法国第一部批判现实主义的杰作。展现了当时法国混乱黑暗的社会现状，有很强的现实性。“餐厅的隔壁是一群可怜的囚犯，吃着残羹剩肴，也许正饥饿着，一个示意，连一只粗俗的歌都无法拥有，于连激愤得甚至流出眼泪，用酒杯遮住眼睛，可是他想起来自己的角色，便冷静了下来，给这班俗物用拉丁文背诵《新约全书》，在一片赞叹中离去了。”这是社会的黑暗面，于连做为大群体芸芸众生的一员，被裹挟在时代的车轮里，为了自己的理想和野心，只能违背本心的不断纠正自己的定位，拷问自己“我扮演的角色真的完美无缺吗？我真的演好了吗？”

教会多是庸庸碌碌的俗人，权力的互相压榨和剥削，于连的才学和卓识，造成众人的排挤，使于连格格不入。彼拉神父对于连的赏识，可能是于连在空洞鬼态的教堂里少有的光亮，但是仍然有一种声音，“你刚才心里还有许多可怕的倔强的思想，现在你只不过是一个小孩子呀，你的贺拉斯到哪里去了？如果你不得不毁掉你自己的话，立刻去毁掉你自己吧。”教会的这段经历在某种方面来说，可以是于连人生阶段的一次过渡，从德瑞纳夫人到玛特儿**，于连此时向上层社会奋斗的冲劲仍然没有改变，甚至更强烈。

新的野心角逐―试探中的爱情

于连到了侯爵府邸展开了他对上层社会更新的了解。雷纳律师的诗写得很恰当，“这片巨大的谷地灯火辉煌，人头攒动，令我眼花缭乱。没有人认识我这无名鼠辈，谁都比我强 这一阵势使我不由得晕头转向”。

阶级的差距使于连格格不入，他的自尊心也让他无意闹了难堪。在一些场合中德瑞纳市长总要加快脚步，抢先进门，前主人的虚荣心使于连习惯性地加快了脚步，结果踩到了侯爵的脚上。侯爵患有痛风症，被于连一踩，痛得锥心刻骨，心里想“没想到他还这么笨手笨脚”。于连在这里的际遇像是一场有节奏的闯关游戏，触动的每一条人际交往和个人活动都对他的人生有重要的影响，而这个游戏里至关重要的一环是玛特儿**。

于连一对美丽的眼睛，战栗的和快乐的羞怯，回答得很好的时候，更增加了它们的光彩。而玛特儿的眼睛熠熠生辉，充满着智慧。他们更像是青年人的爱情，如火如荼，却不能说是真正意义上的势均力敌。玛特儿被于连轻视，而她却不能轻视他，当于连给寡居夫人寄去抄写的情诗时，玛特儿**的心才下了决心一样。他们好像不停地试探交手，谁都不想往前迈一步，玛特儿**的身份地位是很大程度上压倒于连的，是上层社会和底层社会的悬殊差距，但是在精神上面，仿佛玛特儿**才是那个被动的压制的角色。于连像一片云，有时离她近，有时离她远，她像是被放在天上的风筝，摇摇晃晃，牵扯风筝线的于连也没有十足的自信和把握能把这风筝攥在自己的手里。所以只能收线放线的进退之间，让风筝和放线的人心意相通。

“于连战胜了柯西乐侯爵的欢乐，完全击败了道德的规诫，是汝拉山上的穷木匠赢了。”他们陷入爱情长河里有着所有浪漫主义的元素，长长的木梯，美好的月色，然而两个年轻人困窘的不知如何是好，于连开始背诵《新爱洛伊斯》的句子。于连其实一直在角色之间焦灼和反思，每次在不存在的镜子面前窥镜自视，但是这种状态是他假装不出来的，于连在每段感情里都如同他矛盾的自我一样，掺杂着功利和纯粹，谋算和难以琢磨的真心。

然而当于连终于和玛特儿**的婚姻换来了仕途上的光明时，告密信将他所有的计划打乱，使之前所有的准备付诸东流。于连正为他自己的野心而陶醉，他和德瑞纳夫人往事的告密信使侯爵大怒，侯爵要求他和玛特儿**解除婚姻关系。于是于连在愤怒之下决定要杀死德瑞纳夫人，他买了手枪装好子弹，“于连手臂战栗的厉害，一时不能举平手枪，他瞄准她放了一枪，没有打中，他再放第二枪，她倒了下来。”于连被抓进了监狱，但是德瑞纳夫人只是受了轻伤，并没有死。而于连的野心之旅在侯爵家的一系列努力化为了泡影。

“ 死亡”和“新生”，腐朽中开出花

德瑞纳夫人来看于连，她在法庭上表明谅解于连，玛特儿**也没有放弃于连，她在积极营救他。于连在监狱里重燃了对德瑞纳夫人的爱情，他们像一堆还有些许光亮快要熄灭的柴火，在彻底熄灭之前用力的燃烧。“于连的野心在他心里已经死去了，另一种热情在野心的尸灰里冒出芽来。”曾经于连在维利埃尔高山的山洞看到的是法国最富庶的省份，激情和野心使他生存，而现在他只是想在那个山洞得到安息。

于连在法庭上的自白震聋发聩又无可奈何，“对于轻蔑的恐惧，使我说话，这种轻蔑，我本来以为死的时候是可以不在乎他的。先生们，我没有荣耀属于你们那个阶级，你们可以看见我是一个乡下人，不过对于自己处境的微贱，敢作反抗的举动罢了。但是陪审官先生们，即使我的罪没有这样重大，我看见也有许多人不会因为我的年少而怜惜我，他们愿意惩罚我，借我来惩戒一般少年―为贫穷而困厄，可是碰上运气受教育，而敢于混迹于富人，所谓高等社会里的少年。”此时的于连已经对自己的灵魂清晰的洞悉，他是法国复辟时期小资产阶级知识分子个人奋斗的典范，它拥有理想和野心，具有反抗精神，却不得不被现实妥协，又有自己不愿意迈出的底线，在社会丑恶中依然保持纯洁，却抗争不过现实社会。

德瑞纳夫人在于连死后三天拥抱着她的孩子，离开了人世。玛特尔**独自坐在一辆披着黑纱的车子里，把她如此爱过的人的头颅放在她的膝盖上，在于连临死前指定的那个荒凉的山洞里，亲手埋葬了它。这处与之前玛特尔**祖先的故事相呼应“那位勇敢的皇后出面向侩子手请求，把被砍掉的情人的头颅给她，她亲手把它埋葬在蒙马特山脚下的教堂里。在祖先被杀的日子里，玛特儿重孝纪念。”玛特儿**在这个时代依然重复了命运。

《红与黑》中于连用生命来反抗了社会对个人命运的不公，“红”象征着拿破仑时代和法国资产阶级革命的丰功伟绩，“黑”象征着复辟时代的王朝和教会的黑暗统治，于连是在不断飘摇的时代里矛盾的个体，但是他仍然在生命尽头维持了纯真，实现了心理上与上层社会彻底的决裂。

《红与黑》中所描绘的于连的两场爱情是当时法国“十分沉闷而又充满猜疑”的社会生活中的两种新型爱情：“一种是脑袋里的爱情，一种是心坎里的爱情”。这两种爱情都是资产阶级化了的贵族专制统治在上流社会内部所造成的心理状态。出身于平民阶级的青年于连，为了改变自己低下的社会地位和贫穷的生活状况，决心与上流社会进行一番搏斗。早年的启蒙主义思潮和拿破仑的英雄业绩鼓舞着他，铸成了一股顽强拼搏的意志力。而赢得贵族夫人和**的爱情，则是他实现个人野心的捷径。在波旁王朝复辟时代，这也几乎是于连唯一可能的飞黄腾达之路。当德•瑞那尔夫人自自然然地爱上于连时，他的阶级意识使他十分警觉。自卑感使他同夫人保持着距离。但是，平民阶级的自尊心，尤其是于连要打进上流社会的个人野心，又驱使他去接近这位夫人。他把通过德•瑞那尔夫人打进上流社会，看作自己的一种“责任”，把赢得夫人的爱情看作对统治阶级的“战斗”。如果说，于连上述这种心理活动是属于“头脑里的爱情”的话，那么，当于连一但在卧室里看见“这么美艳的夫人”，便一下子忘记了自己头脑里的种种计划，也忘记了装假做作，“回到他本来的面目”。热烈的真情，使他“两眼充满了眼泪”。双方的爱情经过身心的交融，于连“一无所思，一无所欲”，思想感情处于甜蜜幸福的境界。这时候，于连的爱情已从头脑里沉浸到心坎里去了。但是，于连的阶级意识，向上爬的野心，做人应有的尊严，即他所谓的“责任”，很快地又攫住他，提醒他，教他从那种全身心的爱情中拔出脚来。于连经过一番内心的自我反省，第二天便对德•瑞那尔夫人表示出英雄气慨，不肯正眼看她，以至于使德•瑞那尔夫人怀疑于连不爱她了。其实，“他所有的时间都在思量她的迷人的地方。”头脑里的思想观念终于抵不住内心涌出的热烈爱情。在于连和德•瑞那尔夫人的亲密交往中，“一种愚蠢的观念，觉得出身微贱，譬如自生自灭的可怜虫，会被人家看成是一个低劣的情人，这观念到现在完全消失了。”于是，“于连恢复了他那个年纪的全部热情，他疯狂般地堕入爱情里。”这就是说，头脑里的爱情又回到心坎里的爱情了。当然，阶级地位的不同和社会风气的冷酷，绝不许可于连和德•瑞那尔夫人的爱情永远保持下去。于连的处境还是要驱使他走自己的路。司汤达认为：保护自己的本能是从昆虫到英雄共有的一条法则。于连为了保护自己，日后能混出个样子来，他随时准备离开德。瑞那夫人。他的个人野心和英雄幻想，使他把“心坎时的爱”深深地埋藏起来，而用“头脑里的爱”去为自己的事业开路。于连到巴黎后与德•拉木尔**的恋爱便是这样的。对于德•拉木尔**，于连没有爱，而是刻意地、强制性地在脑海告诉自己要爱德•拉木尔**罢了。

：于连与雷夫人，玛**的爱情贯穿了《红与黑》全书。整部小说中于连性格中虚荣与诚挚的成分交织得最为紧密。于连出身于一个畸形的唯利是图的家庭，他从小没有父爱，没有手足亲情，饱受父亲精神和感情上的折磨。对于爱情，出于天性和本能他更迫切需要诚挚的爱情。但由于他所面对的是上流社会女人，因此病态的内心世界滋生了病态的虚荣心，这常常成为阻止他产生诚挚爱情的绊脚石，从而饱受爱情带来的各种幸福和疯狂折磨。于连的爱情之初，正如某些评论所说：“爱情仿佛是为了实践某种哲学观念，实践那种要做征服者、占有者，归根结底要做贵族和平等者的观念。”最初对于雷夫人的占有是为了报复雷市长这个粗鄙的的贵族对自己的辱慢。于连认为“当着他本人的面占有他的妻子的手”也是嘲笑这个粗鄙无礼的贵族的一种方式，赢得雷夫人的爱情是“他的职责”。他甚至还有一个更卑劣的念头就是：“有朝一日我发迹了，万一责备我干过家庭教师这个低践的职业，我可以告诉他，是爱情迫使钉从事这项工作的。”这是多么卑劣的虚荣心。总之，在与雷夫人最初的恋爱中，无论如何也看不到爱情，而只有虚荣。正如司汤达本人在其化名的评论文章中所说：“如果他产生了爱情的话，羞怯，这与初恋不可分离的伴侣，就会永远阻止他去战胜雷夫人十分真诚十分真实的贞洁。”

而与具有同样强烈的虚荣心的玛**的恋爱，虚荣的成分就太明显不过了。这种虚荣心培养出来的爱情时刻需要鞭子。对于这种爱情，小说第三十二章写道：“一位英国旅行者谈起他和一只老虎的亲密相处，他把它养大，抚爱它，但是桌子上始终放着一把子弹上膛的手枪。”这是对爱情的一个绝妙的讽刺。于连初次在玛**身上动的便是这样的脑筋：“她既然在这此玩偶眼中那么了不起，值得我好好地对她研究研究。”当他赢得了这位贵族**的爱情时，他的激动只在于：一个“可怜的农民”赢得“一位贵妇人的爱情表白”了。玛**每一次虚荣心遭到打击而妥协时，于连便感到一捉“野心得到满足的最强烈的幸福”，于连心中不止一次狂呼：“这个骄傲的女人，她跪倒在我的脚下了。”在这里于连感到的不是爱情，而是战胜了既有高贵出身又有大宗财产的贵族女子的自豪。应该承认玛**本人的虚荣心在这种爱情里也起了很大的作用。司汤达在化名评论文章中说：“巴黎女人爱她的情夫仅仅是她每天早上相信自己就要失去他。”玛**正好具有这种典型的巴黎女人的性格。当她“确信于连爱上她以后，立刻对他充满了鄙视。”而“差点儿被杀死的幸福”却使她认为“他配得上做我的主人”。这是一种“头脑中产生的爱情”，缺乏爱情所必需的某种温柔与诚挚。但事实上于连那颗年青而脆弱的心是那样需要女性的温柔抚慰，反抗父亲的压迫时，他需要在情妇身上寻找母爱的支持和安慰。所以最生于连战胜了虚荣，与雷夫人衷心地相爱了。雷夫人成了母亲和母爱的化身，她后来“象爱自己的孩子一样”爱着于连。他们陷入了爱情带来的种种疯狂的快乐中，他们的幸福有了一种“更为高贵的性质”。法庭上他对自己一时冲动对雷夫人犯下作了忏悔：“我竟然企图杀害最值得受到尊敬和钦佩的女人，雷夫人曾经象慈母一样地对待我。”狱中相会，爱情的热度上什到了极致，他们渴望一同去到另一个世界，但他们又把握不住另一个世界会找到什么。他们沉浸在了爱情的欢娱和生离死别的痛苦之中。“心灵的爱情”也已战胜“头脑的爱情”。在狱中于连“难得想到玛**”，“野心已经死去”“他对英雄主义已经感到厌倦”，一种“单纯的天真的和几乎羞怯的爱情”开始占据了仓皇心田，他给玛**在一起越来越来明显地感到痛苦。因为头脑产生的爱情里太缺乏诚挚，“它只有一些短促的兴奋时刻。”“同样的态度持续的时间不可能超过两天。”最终于连还是回归了自己性格中诚挚的一面。于连选择了“心灵的爱情”正说明在旺盛的虚荣心之后终于还是绽放出了一朵诚挚的爱情之花。