歌尽桃花
内容简介：暗恋了数年的温柔英俊的邻居大哥哥即将结婚，失恋的谢怀珉同学抱着破罐子破摔的心思，借着同乘电梯的档儿开口表白。可是人生就是那么奇妙，下一秒，电梯失重了。 当小谢同学再度张开眼睛时，她的世界已经完全颠覆。镜子里黑瘦的小女孩是她的新身份。神仙说，命格君系统有误，你就再等等吧。 这可要等到什么时候？ 百无聊赖的小谢同学，就这样开始了她啼笑皆非的穿越之旅……
穿越中的经典文了，一个词：温馨。看的时候真是舒心，因为男主实在太好了。
按照先前与商议制定的统一全国的策略：先西后东或称先陈后张，先南后北。龙凤十年（1364）开始，在西线陈友谅势力被翦灭的情势下，将统一战争的进攻目标作了根本性的转向——东灭张士诚。> > 对形势的正确把握与无声的“外交”战争> > 那年四月朱元璋在与孔克仁等侍臣谈论前代成败之事时这般说道：“当今天下，拥有相当实力的军事集团势力屈指可数，在北方的河北有孛罗帖木儿，河南有扩廓帖木儿，关中有李思齐、弼；在南方就我和东邻张士诚了。尽管张士诚十分狡猾，派了不少间谍上我们这边来侦查，但他管理能力很差，以我方数十万的兵力固守疆土，修明军政，同时委派将帅伺机而行，我想东灭张士诚应该不在话下！”> > 从这段谈话中我们不难发现，当时朱元璋已经将东灭张士诚提到了议事日程上来了，但他同时又注意到北方几个邻居，尤其是紧邻自己的中原割据实力派扩廓帖木儿，朱元璋对其处置十分谨慎和“友好”。扩廓帖木儿与孛罗帖木儿是当时北方地区两个最大的割据势力，与元廷有着错综复杂的关系，为了争抢地盘和扩大各自的势力，两者经常大打出手。在朱元璋消灭陈友谅时，扩廓帖木儿占据了上风，至正二十五年（1365）九月出任元廷左丞相，但因为得罪了朝廷的权贵势力，只做了两个月的丞相工作，他被迫辞职，外出治军。当时元顺帝封他为河南王，让他统领全国兵马，平定南方之乱。这样一来扩廓帖木儿就回到了河南，驻军彰德（即近代大奸贼老家河南彰德），飞檄各处诸侯，声言要会集各路兵马进行南征。可关中地区的军阀李思齐、张良弼等却根本不予理睬，这下可惹恼了扩廓帖木儿，他带兵西进关中，征讨李思齐等。元末军阀混战闹剧愈演愈烈，元顺帝诏令南征之事早就成为了一纸空文。> > 中原乱成一锅粥，这就大大便利了朱元璋南方统一运动的开展。为了防止东灭张士诚军事行动过程中可能出现腹背受敌的尴尬局面，从龙凤十年（1364）正月起，“大忽悠”朱元璋继续推行先前的交好北方策略，频频遣使北上，主动“示爱”，大打“太极”。龙凤十年年底在给扩廓帖木儿的信中，他对其养父察罕帖木儿大加赞赏，并十分同情地说道：令尊的不幸遇害使得一时豪杰莫不悼惜。接着就歌颂起扩廓帖木儿本人，称赞他“孝切于衷、勇发于义，鼓率愤旅，雪仇耻，以成父志”，实乃察罕帖木儿不死英魂之再现。然后再说到察罕帖木儿宿敌孛罗帖木儿如何之不好，称其为“古今大恶”，你扩廓帖木儿继承父志，要想战胜宿敌孛罗帖木儿的话，如果需要我，只要派一个使者到我这里说一声便是了。孛罗帖木儿为乱臣贼子，人人得而诛之，又何必分彼此？当今天下为豪杰相遇之际，理当开心见诚，共济时艰！> > 扩廓帖木儿本是汉族人，对于传统文化中的“怀柔”之术岂会不懂，更何况早就听说朱元璋是何等样的人了。要真是豪杰相遇之际坦诚相见，那你干吗西进征讨已经毫无威胁且奄奄一息的“大汉国”呢？干吗去欺负东邻张士诚呢？据说此人还算说得过去，投降我大元王朝后也算尽过职，可不像你朱元璋光说别人，自己一点表示都没有。扩廓帖木儿不傻，看懂了忽悠高手的心思，不仅不予回信，而且还将朱元璋的“和平”使者汪河等人给扣了起来。> > 第二年七月，鉴于几次派出的“示爱”信使都被扣的情势，朱元璋再次给扩廓帖木儿写了封情真意切的“求和”信，信中大致这样说：我以往派出的几位和平信使北上后都没能回来，阁下在与孛罗帖木儿进行军事交火而又胜负未决的情形下，派出了知院郭云、同佥任亮等率兵来攻略我湖广的景陵和沔阳，这些地方虽为大元故地，但落入他人之手（指西线红巾军）已经很久了，我是从他人之手而不是从那里获得这些地方的。其潜台词是，你在挑事，我可忍了！接着又从扩廓帖木儿的心事入手说事：“阁下如果真想挟天子令诸侯、创业于中原，那就跟我朱元璋说一声，和睦我们之间的江淮边境！最近阁下派竹昌、忻都等攻略我江淮之地，这可不好。听说张思道、李思齐等都想联合起来对付阁下，又有传闻贵军军中尚有人图谋不轨，阁下正值多虑之秋啊！今特地派人再来告诉阁下您一声，希望您早做准备，也盼我方以往信使早日能回，这样也不失双方之和气！”> > 真真假假，假假真真，朱元璋的几封“示爱”信写得相当有水平，从当时的史实来看，大致他7次致书扩廓帖木儿求和。尽管扩廓帖木儿都没有回信，但至少说，他也没有采取大规模的军事行动南进征讨，这就为朱元璋统一南方创造了极为有利的条件。> > 对北邻的“忽悠”实际上还是起到了作用。与此同时朱元璋又想到了西邻，西邻原来是陈友谅，现在陈友谅灭亡了，西部新邻变成了四川的明玉珍。明玉珍在元末各地割据头领中属于比较迟重的，他之所以走上独立的道路，跟他的忠君观念大相关联。徐寿辉被杀后，弑君凶手、乱臣贼子陈友谅当了“大汉国”皇帝，明玉珍无论如何也不能接受这个事实，于是就乘势独立。朱元璋对此十分清楚，在主动交好明玉珍时，竭力跟明玉珍套近乎，昔日讨好元朝和元朝军阀的应天吴王顿时变脸成反元大英雄、反元同盟军中的一员主将。我们不妨来看看朱元璋的这信是怎么写的：“胡人，本处沙塞，今反居中原，是冠履倒置。足下应时而起，居国上流，区区有长江之险，相为唇齿，协心同力，并复中原。事定之日，各守疆宇，特遣使通好。惟足下图之。”朱元璋竭力掩饰真实意图，将自己打扮成“江湖同道”中人。在元末割据势力当中，明玉珍算得上是个老实人，所以稍稍被忽悠一下，就起作用了。他在回信中说：“夏主皇帝奉书吴王足下。迩者，夷狄运衰，中原气盛，天必降生豪杰，驱逐胡虏，以为生民主，是乃天意之有在也。第以中原人物，解此者少，尚为彼用，殊为可恨。足下应运而兴，目视赤子之涂炭，想亦不忍也。区区人马二十万，北出汉中，东下荆、楚，期尽残虏，以安黎庶。特遣使奉复通好，不敢后约，惟高明亮之。”> > 从这样的回信中不难看出，在元末群雄中明玉珍的政治权术档次要低一点，人家一忽悠，他就上钩。所以从信使手中接过大夏主的回信后，朱元璋就开怀大笑，进攻张士诚可以放心干！> > 就在朱元璋发动无声战争的同时，老对手、老冤家张士诚在干些什么？
作为中国古代史上，一位极其充满争议的帝王。明太祖朱元璋一件尤其充满争议的大功业，便是那场终其整个执政生涯的反贪风暴。
对于历代开国帝王而言，反贪本不是个稀奇事。中国每个完成大一统的封建王朝，开基建国之后，都会把整肃吏治，当成头等大事来抓。流传至今的业绩与美谈，也从来都不少。
对这件事，朱元璋的认真程度，却堪称前无古人，甚至创下了各种中国历史之最：最严苛的量刑标准，贪污六十两白银就是死刑。最残暴到酷烈的多种刑罚，从凌迟处死到扒皮塞草，再到砍手砍脚劳动改造，可谓耸人听闻。
还有最早的“群众反贪运动”，平头百姓只要头顶一本国家法典《大诰》，就能大张旗鼓，把贪腐官员送到京城治罪。
更有最长的持续时间和最彻底严格的查办：宁可错杀绝不放过，发现一个就追查到底，冒头一个就抓一大批，闹出大案多起，数万官员落马，酷烈的反贪整肃，持续近三十年。
这是中国古代史上持续时间最长、涉及官员数目最多、波及范围最广的一次大规模惩贪行动，也是政治强人朱元璋，至今争议不断的事迹之一：褒奖者认为，这场运动惩治了腐败，弘扬了正义，纵然几百年后的好些后人读来，也深感扬眉吐气。
但贬低者同样大有人在，好些人认为，虽然惩贪没错，但手段太残暴，株连无辜也太多，矫枉却更过正。
更有人言之凿凿认定：饶是朱元璋手段用尽，可后来的明王朝，却依旧贪腐腐败严重。所以如此暴烈的反贪，其实最后还是失败收场。
到底是轰轰烈烈的成功，还是劳而无功的失败，且让我们从头梳理一下。
一、明初腐败很严重
朱元璋对于腐败的痛恨，很大程度上，来自早年悲苦的记忆：那个给予了成长苦难的元王朝，堪称整个中国古代史上，最为腐败的朝代之一，正如朱元璋称帝后的多次回忆中所说：那时候的官员，只知道敲诈勒索，暴虐害民，从不知为民解忧。
他自己的父母兄长，虽说是死于饥荒，但本该发下的救济粮，正是被贪官污吏们克扣。所以腐败，便是他的切齿仇敌。
然而当朱元璋历经奋斗，终于君临天下后，却吃惊的发现：这个他切齿的仇敌，非但没有随着元朝的覆灭而消亡，反而如毒素一般，正在大明王朝新生的肌体里迅猛扩散。
明朝开国后的困难局面，众所周知的一条，便是“穷”：元朝的失败统治，经济崩溃，天灾频繁。外加元末十多年战乱破坏。到处都是焦土荒地，战前几万人的乡镇，经常战后就剩几百人。
农民更大量逃亡，好多村庄空空荡荡，大明朝的所谓万里江山，其实建立在一片破砖烂瓦的废墟上。
这样的烂摊子，想要稳定政权，甚至开创盛世。没有一个廉洁高效的政府，几乎就是痴人说梦。但这时明朝面临的比“穷”更大的难题，却是“贪”。
元朝的贪腐风气，好比顽固的病毒，一有风吹草动，蛰伏期后便能传染。
偏偏明朝开国后，不但制度上早期沿袭元制，各级官员，好多也都是元朝的旧臣，衙门里的小吏们，更多是混多了的老油条，搞起贪污腐败，从来轻车熟路。
有了如上便利条件，随着明朝政权稳固，腐败的“平台”，也就随即搭起。
虽说朱元璋一心体恤民力，登基之后就出台各种优惠政策，田赋定到最低，新垦土地更免三年徭役，匠籍制度下的工匠们，更给改善生活，给予补贴。甚至连佃农的地位也提升，不再是地主家的奴才，真个是一心一意解放生产力。
但随着腐败抬头，这样的好经，也就给念歪了。比如朝廷收税，地方官吏们便勾搭连环，各种加码，在浙江地区，老百姓除了交国家税赋外，各种摊派的附加税，就多达七八种，总数比朝廷规定的田赋，更多处一辈多。
国家的公款税粮，更经常被人层层扒皮克扣，甚至老百姓明明交了税，还没送到京城，路上税粮就被各级官员分光，像颍州卫指挥使陈胜，一次性贪污卫所税粮，就多达三十八万石。
发展到后来，风气就更恶劣。地方上的豪强大户们，和官府勾搭连环，做起事情来，更是横行霸道，各种颠倒黑白的事情遍上演了：像浙江的地主赵淑，凭着一张元朝过期的地契，花钱疏通了官府，便轻易霸占了大批粮田。
好些原本有了土地，终于可以安居乐业的农民们，再次流离失所。苏州地区到了洪武三年（1370年），被世豪大户们拖欠的税粮，竟多达七十五万石，后来被朝廷逼得急了，苏州知府陈应竟把这批地主欠的粮食，转给穷百姓买单，谁家要是交不上，就拿烧红的烙铁烫，人送绰号“陈烙铁”……
地方腐败滋生，京城也好不到哪去。中央六部的官员，好些平时就是混日子，听凭衙门小吏们糊弄，学起捞钱来，却一个赛一个快。竞相开发贪腐新花样：比如户部发行宝钞（纸币），每次都截留私分一百多万。
刑部尚书开济，收了钱后竟能把死刑犯掉包，犯了死罪的人，硬让他给捞出来。兵部侍郎王志更有商业头脑，从提拔官员到追捕逃军，件件都能明码标价，花多少钱办多少事，一次受贿就是二十二万。
腐败如此横行，好不容易稳定的大明朝局，也又开始动荡不安。仅明朝立国头三年，各地军户逃亡就有四万多人。农民逃亡更是天文数字。然后湖北蕲州，罗县，外加四川广东，先后爆发数万人规模的农民起义。
仅《明实录》统计，大大小小的农民起义，就多达一百多起。虽然阵仗没法和元末比，但照此状况下去，重演元末农民大起义，只能是时间问题。
如果说如上状况，已足让朱元璋暴怒，那么另一件情况，更让朱元璋怒极：那些跟随他南征北战，为他立下无数汗马功劳的功臣宿将们，不但没起好作用，反而竞相堕落加速度，成了贪腐的“重灾区”。
明朝开国的时候，为了表彰诸多功臣的贡献，开始大行封赏，从公爵到子爵，前后陆续封了一百多人，其中公爵便有二十五位。这些大功臣们，不但有丰厚爵位和肥沃良田，很多人位高权重，极其显赫嚣张。
这样一来，贪腐风气的香风一熏，好些大功臣就飘飘然。眼看着刀枪入库，不但忙不迭地开始享受，办事也越发嚣张。比如名将凉国公蓝玉，从来喜欢霸占良田，而且还经常抢掠百姓为奴，民愤一直极大。
永嘉候朱亮祖，驻兵广东的时候不但贪爆害民，更罗织罪名，将阻拦其违法的县令道同陷害致死。济宁侯顾时，每天除了喝得花天酒地，就是到处兼并土地，正当军务从来不管。剩下的好些功臣也更如此，从攀比享乐到抢男霸女，歪事办得一箩筐。
要是这群人，都是宋初“杯酒释兵权”后的的土地主，危害也未必大，偏偏这群人除了有钱有爵位，手里更有兵有权，于是互相勾连，搞起腐败同盟，甚至走私不法，都成了家常便饭。
比如丞相胡惟庸，连他家的家奴，都成天出去公开走私货物，沿途官吏谁敢阻拦，接着就是一顿暴打。
如上严峻的事实，从明朝开国起，就不断传到朱元璋的耳朵里。也终于因此下了决心。以他自己的话说，就是“此弊不革，欲成善政，终不可得。”要革这个“弊”，也只有干一件事：反贪！
二、反腐先把制度抓
洪武二年（1367年）二月二十九日，朱元璋突然给群臣，发了一份奇特的诏书。
这诏书说奇特，是因为它更像一番表白。
“我当年还在民间的时候，经常看到元朝的官员欺辱百姓，敲诈勒索，现在想来，依然深恶痛绝啊。我希望大明朝的官员们，遇到类似的情况，都能够严惩不贷。
每一个官员，都可以奉公守法。你们要知道，如果你们廉洁奉公，清白做人，那就像走在坦途大道上一样，但是，如果你们胆敢贪污腐败，那么就像走进荆棘密布之中，就算能活着出去，也是遍体鳞伤。”
这份诏书，先追忆童年，再提要求，最后发警告。核心就是一件事：朝廷要反腐败了。
后人说起之后的这场反贪风暴，批评非常多的一点就是：这场反贪运动，抓人很多，杀人不少，但是制度建设，却极其缺失。
而如果仔细看史实，我们却会发现一个不一样的答案：朱元璋首先整顿的，不是贪官们，却恰是制度。
这里首当其冲的，便是官吏考课制度。通俗点说，就是官员的工作评估。
在这件事上，朱元璋一个对症下药的举措，便是首先制定了《授职到任须知》，也就是先抓教育。
明初腐败滋生的一大原因，不是官员没道德，而是官员没能耐。各地的衙门小吏，全是贪腐老手。官员却是外面来的，到任后俩眼一抹黑，就算想卷起袖子反腐，也是心有余力不足。
而这个问题，正是《授职到任须知》的编订原因：没能耐？那就要加强学习。这本册子上，详列了地方官员为官一地，必须要完成了三十一项工作，包括地方司法行政，税赋征收，乃至民生管理等各方面。
尤其厉害的是，这不是普通的流水账，相反每一项工作要务中，还仔细罗列了其中应当注意的多种问题。比如征收税赋，不但要懂你在任的地方，有多少田亩，更要搞清楚其中军田，民田，官田各有多少，每一种赋税征收中，贪官污吏们可能会捞钱贪腐的手段有哪些。如此细致，堪称官场规则的百科全书。
如果学过了这东西，依然祸害了老百姓，那就不是能力问题了。
而这“百科全书”的另一大作用，就是给官员套紧箍咒。其中每一条工作内容，都是考核官员的硬标准。工作评定的时候，每个地方官都要参照此册子，一条一条对照评估，哪条不符合，就等着倒霉吧。
而后朱元璋又编订《六部执掌》和《责任条例》，上级考核下级，全按照里面的规矩来。有章可循，犯法必究。
而随着学习的深入，明王朝的官员考核模式，也逐步固定下来。首先是考满制度，也就是官员每三年一次考核，三次考核为“满”，成绩好就能升官。
这制度到了洪武二十六年（1394年），基本固定下来：京城六部五品以下官员的“考满”，本部官员负责写评语，然后监察御史审核，最后户部再审查。军中文职官员“考满”，监察御史负责，军职首领由布政司审核，按察司再审查。
至于御史和布政司，则由皇帝亲自审核。就这样相互审查考核，各部门之间，也就互相制衡牵制。
与“考满”制度相辅相成的，便是“考察”制度。“考满”抓的是官员任期满后的考核，“考察”则抓的是官员任职期间的工作评估。
考核京官的叫“京察”，考核地方官的叫“外察”，同样是到了洪武二十六年（1394年），制度和模式基本固定下来，京官不定期考核，地方官每三年一次进京，接受吏部和都察院的联合考核，发现政绩不合格，就可立刻撤职，“考满”就没指望了。
俩项考核模式的完善，也使朱元璋逐步建立起一个完整的监督体系，全国官员的一举一动，便处在牢牢掌握下。这期间另一个制度修正，便是罢掉了元朝的御史台，建立了大明的都察院。
虽说都是御史，但跟御史台比，都察院的话语权显然更大，可以巡视地方，考核官员，弹劾不法行为。
这个改变，与明朝“考满”“考察”的变迁一脉相承。官小权大的御史们，便好似反腐的利器，割除腐败，十分方便有效。
经过这一系列苦心积虑的经营，在修正了元朝体制漏洞后，朱元璋逐步建立一套监管严格，执行力强大的督查体制。举国官员，便已是案板上的鱼肉，一经发现不法，立刻就能拿下。
三、反贪风暴，冤案祭旗
在完善督查体制的同时，从洪武四年（1371年）开始，朱元璋又完成了另一件事：机构精简。
从这年开始，明朝各级衙门，官员大规模缩编，到了洪武十三年（1380年），原先全国四千四百九十三个官员，已经减到了五百五十一人，算上衙门里的吏，总共也就五六千。
也几乎是在同时，一直加温的反腐行动，在洪武九年（1376年）正式爆发：空印案。
空印案，号称“洪武四大案”之一。也是朱元璋时代诸多官场大案中，最先爆发的一个。
然而颇具讽刺意味的是：这场拉开反腐大风暴的整肃事件，却是彻底的冤案。牵涉其中的官员，非但没有所谓的贪腐分子，相反，却不乏以廉洁奉公著称的楷模人物。
“空印案”的发生，起自明朝开国后一项财政制度：明朝地方官每年都要到京，向户部汇报是年的财政账目。地方官的财务报表，必须要和户部审核的完全无误，这样才算过关。
这看似是个简单的事，但放在当时，却极其折腾人：明朝财务制度极严，户部和地方的财务报表，哪怕有一个地方核算的不对，就要重新造册申报。造册倒还好办，盖章却是难题。
地方官造好图册，在地方上盖好印章，等到了京城核对，一旦发现有错，就要再回到任地，重新造好册后再盖章，然后再跑京城。在没有现代化交通工具的年月里，这就是一场玩命折腾的折返跑。
被折腾的久了，好些机灵的官员，也就想出了办法。公章当然不能带到京城，但可以先拿公章，预选盖好几个空白图册，带到京城备用。一旦发现有错，就可现场办公修改，十分方便容易。
日久天长，这个好经验就推广开来，成了明朝财政工作里一个心知肚明的潜规则。而一直到了洪武八年（1375年）末，朱元璋本人，也无意中发现了这个规则。
几乎所有人看来，这不是什么大事，往最大了说，也不过是钻规则空子。一没贪污二没腐败，顶多是个工作失误。而且自从明朝建国后，虽然考核制度严格，但对工作失误，朱元璋一向还算宽容。
之前几年，出现过的官员失职问题，只要没有贪腐行为，处罚基本也宽容。
但这次却真不同，朱元璋闻讯后竟然暴怒，立刻下令严查。很快查清来龙去脉，有个胆大的平民郑士利，一看要出大事，也壮着胆子上奏折，绕弯子赔小心说情，意思是官员也是为了干工作，您就网开一面吧。
谁知这奏折送上去，本想着灭火，却更像火上浇油。朱元璋立刻火速出手：说好话的郑士利，被罚去做了苦力。而涉事的官员更惨：户部尚书周肃以及各地衙门管理印章的官员，全部被处死刑。
副手统统被杖责后充军。外加事件爆发后，上奏折说情讲好话的官员，以及涉案各省的按察司主官，也都统统论罪。整一年折腾下来，仅判死刑的官员就有数百，因为此事获罪的各级官吏，更多达数千人。
特别冤枉的是，这件事牵涉进来的官员，贪官凤毛麟角，绝大多数都是兢兢业业干活的好官。
其中竟还有几位大明知名的廉政标兵：典型就是济宁知府方克勤，此人是明初著名的清官，治理济宁三年，把原本破败不堪的城市，变成欣欣向荣的乐土，素来是百姓称道的父母官。就因为负责管理印章，也惨遭无辜躺枪，结果被蒙冤杀害。遇难的时候，济宁百姓家家白衣素装，自发哀悼。
而对这场冤案，工于心计的朱元璋，也并非不知实情。但以他自己的话说：“如此作弊瞒我，此盖部官容私，所以布政司敢将空印执填写，尚书与布政司官尽诛之。”
他最愤怒的，不是这个工作方式问题，而是眼皮底下，被骗的好苦。借此大办一场，就是为了立威。
威风立起来了，接下来的事，就更成了雷霆风暴，从洪武九年（1376年）起，各地打击官场歪风的力度，一天比一天严苛，从中央到地方，相继有官员落马。
仅就这一年，按照御史韩宜可的奏报，在凤阳因为犯贪污罪被罚劳改的官员，数量就已经突破万人。
而这仅仅是开始，到了第二年，连接各地的驿道上，挤满了流放充军的犯官，连朱元璋本人都承认：今年各地都缺官员，好不容易补充上一批，没多久又快全抓光了。
大明王朝号称史上最严苛的法律，也以极强的执行力推广：六十两白银就是死刑，受贿一百二十贯就是充军。逮着的真贪官也格外多，仅中央官员，就有户部尚书赵逸和工部侍郎韩铎相继论死，地方上抓出来的贪官更是一大批，好些都是罪大恶极者：比如大名通判刘汝霖勒索百姓，被论罪处死，福建布政使陈泰下乡扰民，被抓到京城枭首示众。
新科进士陈升等三人，去昆山水灾地区赈灾，跟当地士绅吃了顿饭，收了一千多贯钱的礼物，朱元璋二话不说，立刻派锦衣卫送来绳索，勒令三人自尽。临淮和嵩山俩县，当地官员接受贿赂，逼他人代服劳役，事发后朱元璋大手一挥：俩县所有官员，全部处死！
轰轰烈烈的惩贪行动，就这样全国展开，当时各地的土地庙，都用来处决贪官。处决的方式，便是“扒皮塞草”，人杀了，然后剥皮塞草做成标本，摆在衙门里警戒后来者。
期间又有胡惟庸案发，大批功臣宿将被整顿，王朝上下，一片血雨腥风。
持续的整肃风暴，在洪武九年的大案后，曾一度渐渐平静。到洪武十六年左右的时候，风声也渐渐松了。洪武十七年（1384年），朱元璋又设立三法司，更制定《府州县官为政八事》，作为地方官员行政准则。
大案闹过了，贪官杀过了，规矩树立了，恐怖的惩贪风暴，似乎也该过去了。
然而到了洪武十八年（1385年），一月初九，吏部奏报官员考核结果，举国四千多官员，称职的只有四百三十九人，有贪腐行为的，竟还有一百七十多人。这个不太高的比例，却再次激起朱元璋的大怒。
不久之后，他用一份新的昭告，再次公布了肃贪的决心：我执政已经十八年了，一心要任用贤才，开创盛世。然而各地的官员，大多都不称职，而且好多官员还内外勾结，贪腐害民，这样的情况，我怎么能不忧虑啊！
于是雄心勃勃的朱元璋，再次发动了一场规模空前的反贪大整肃：郭桓案。
比起诸多无辜官员躺枪的空印案，郭桓案倒不是太冤：这年三月，御史余敏等人，告发户部侍郎郭桓有贪污行为，朱元璋立刻重手追查，一番顺藤摸瓜，果然查出了大收获：郭桓一干人等，不但贪污粮食四千多万石，而且勾搭连环，涉及到了刑部尚书王惠迪，兵部侍郎王志，工部侍郎麦至德等高官。
而且郭桓本人还收受地方贿赂，协助当地地主逃避国家赋税，侵吞国家钱粮。没查几天，案子越查越大。
但朱元璋是真不怕事情大，既然要查，那就往根子里刨。结果刨到最后，不但刨出了朝廷的大蛀虫，还挖出了地方腐败的潜规则：这帮人上下勾结，每年收税的时候巧立名目，加征摊派勒索百姓，收钱的花样有十多种不说。
还帮助豪强地主兼并土地，闹得大批农民倾家荡产。
事情清楚了，朱元璋处理也迅速：中央六部涉事的主犯，一律统统处死。礼部，兵部，工部，户部四个部的主犯，也就是郭桓，王志，麦至德，王惠迪四人，统统判了死刑，这样还不算，六部凡是涉及此事的办事官员，也一律统统处死。
这堪称是大明官场有史以来最惊天的大地震：此时胡惟庸已伏法，宰相制度废除，六部便是明朝政府最高机关，如此一闹，高官几乎全杀光。
各基层官员自然也无法幸免，从六部开始，各州府县乡一路查，查到谁办谁，就连地方上与之勾结的富户地主们，好些也都被治罪。
如贵溪夏氏，苏州姚氏，这几个当地有名的豪强地主，统统被砍了头。前后算起来，整个案件中仅处死刑者，数目竟高达三万人。
也因为这案子闹得动静太大，又发生在经济富庶的江南地区，以至于当地人人自危，好些富户更纷纷求告，一看杀得差不多了。
朱元璋又用了一种特殊的办法结案：从头到尾审理此案，判决人犯上万的右审刑吴庸，也被朱元璋处死。罪名是株连太多，扰民过度。
比起“立威”的“空印案”来，株连更多的郭桓案，也有着更深的意味：在郭桓案之前，明王朝虽然重手治贪，也惩办众多腐败分子，但都是冒出一个抓一个，而这一次，朱元璋的整肃，却指向了盘根错节的贪腐系统：江南豪强地主的威胁，一直令朱元璋头大，借这样一个案子，打压各地豪强，同时摧毁地方腐败的勾连系统，才是他要做的事。
而在地主豪强的威风被灭掉后，虽说为了安抚人心，拿吴庸当了替罪羊。但与此同时，朱元璋的另一个行动，却轰轰烈烈展开：发动群众。
这年十月，朱元璋亲自作序的《御制大诰》全国颁发，这部法律典籍，用活灵活现的案例，解释了各类法律条文，更收录了自朱元璋登基之后，全国各地发生的种种贪腐案件。且文字以白话为主，通俗易懂。
朱元璋下令，全国人民，特别是农民们，都要人手一本《大诰》，不识字的，就要找各村德高望重的老人，集合大家当场讲读学习。就连监狱里的犯人，谁读这个读的好，还能获得减刑。
尤其厉害的是，只要老百姓发现官员贪腐，头顶这本宝典，就能把官员捆了送京城治罪。其中还真有这么干的：一个叫陈寿六的农民，绑了腐败分子到京城，得到全国通报表扬。
而这件事情，也更折射了朱元璋如上折腾的终极目标：他不仅仅是因为痛恨腐败，更是要一心一意，建设一个他理想中的世界。
于是终其一生，他一直在动作，伴随着贪腐风暴的进行，官员的威风，地主的威风，统统被扫下去了。然后规定官员不能轻易下乡，农村找德高望重的长者来管理。而且村村都要有老人走街串巷，每天传达朱元璋的指示。这正是他心目中的“大明新农村。”
而与全国上下学《大诰》热潮对应的，是更加猛烈的惩贪风暴，郭桓案后，在他执政生涯的最后十二年里，肃贪的力度，再也没有放松过，从洪武十八年到洪武二十八年，是他反贪风暴的最高潮时期，每年都有大批官员不幸落马。
而这时他的矛头，又借着蓝玉案的时机，对准了剩余的功臣宿将们，如傅友德等战功卓著的功臣们，其获罪身死的主要罪名，都离不开“贪污”二字。
而持续的整肃，也成了官场的不二噩梦。如江西等地的地方官，在这十年之中，竟然没有一个能平安做到任期满的。按照许多野史的说法，他执政的最后十年，几乎到了“无日不杀人”的地步。
更邪乎的说法是，那时朱元璋每天，只要玉带在腰下面，就要多杀人，玉带在腰上面，还能少杀一点。虽说传言不足信。但真实的记录中：官员每天早晨上班，晚上能平安回来，全家就像过节一般高兴——高兴多活一天。
而在这种大清洗般的围剿下，贪官固然杀了不少，清官却也好多陪绑，除了空印案中的诸多冤魂外，户部尚书滕德懋，出名的清官廉吏，也因被告发卷入了贪腐案，被安了“盗用军粮十万石”的罪名含冤遇害。
等着事情过去了，一次朱元璋去滕德懋家，竟发现滕家极度穷苦，然后剥开滕德懋的尸体，又发现他腹中只有野草，半颗粮食都没有，这才明白自己办错了案。
之所以出现类似的冤屈，除了株连过多，冤假错案难免外，却也由于晚年朱元璋偏激的性格：垂暮之年的他，性格也越发暴烈，特别是在太子朱标与妻子马皇后相继离世后，处理起类似案子来，更是从速从重。
如此一来，好些人更视做官为畏途，好多诗书传家的书香门第，为了逃避做官，竟不让子女读书。好多官员为了能平安退休，放着官位不做，不惜装疯卖傻，只求朱元璋放自己回家养老。
典型如御史袁凯，为了求退休装疯，为了装疯装得像，更当着朱元璋使者的面啃狗屎，一番卖力表演，终于换来告老还乡。按照《明史》的说法，到了二十多年后的明朝宣德年间，很多亲历过那个时代的官员，回忆起那场血雨腥风，依然连连后怕。
四、非议难掩大功业
朱元璋的反贪风暴，虽说有各种问题，也招来争论不断。但无论多少污点，却也难掩其骄人的成果。
经过数场浩大的反腐风暴，元末贪腐的流毒，在大明王朝的国土上，终于开始艰难的刮除。
以《二十四史札记》里的称赞，便是“整顿一代之作用”。在朱元璋执政的后半段，以《明史》里的说法，哪怕是穷乡僻壤，天高皇帝远的地方，官员也不敢胡作非为。更涌现出了一批清官廉吏。
正是这清明的吏治，奠定了明朝百年的盛世。
而尤其影响最直接的，便是与反腐风暴同时铺展的，大明王朝三十年的经济建设：在朱元璋执政的三十年里，包括兴修水利，修筑驿站，乃至动用数十万人的洪武大移民。样样都是中国古代史上空前的工程。
如此浩大的动用民力，却能稳妥完成，没有发生各类动乱。一个重要原因，便是清明的吏治。明朝，在一片废墟的开国基础上，用三十年的时间，实现了经济的腾飞，缔造了富庶太平的洪武盛世。这场争议汹汹的惩贪风暴，实为重要强心针。
1、第一回：说楔子敷陈大义，借名流隐括全文
王冕七岁丧父，十岁放牛，十七、八岁靠画画挣钱。对各种学问融汇贯通，终日闭门读书，十分仰慕屈原。危素喜爱王冕的画，让时知县派人约会王冕，他装病不见；时知县亲自上门去访，他又外出不见。吴王朱元璋来访，王冕要他以仁义服人。
朱元璋统一天下，立八股取士之法，王冕认为此法一立，文人有厄，便隐居不出，后病逝于会稽山中。
2、第二回：王孝廉村学识同科，周蒙师暮年登上第
夏总甲推荐周进在薛家集学堂做馆。王举人在庵里避雨，大吃大喝，周进只能吃老菜叶、喝白开水。次日雨住，王举人走了，他替人家打扫鸡骨头等。周进因没巴结夏总甲，被辞馆失业。随姐夫金有余到省城做买卖。周进参观贡院，见了号板，一头撞去，不省人事。
3、第三回：周学道校士拔真才，胡屠户行凶闹捷报
周进的姐夫等人可怜周进，凑钱替他捐了个监生，得以直接考举人，考中，后来又考中进士，任广东学道。遇范进考秀才，因可怜他而录取。后又考中举人。张乡绅来结交，赠与银子及房子。
4、第四回：荐亡斋和尚契官司，打秋风乡绅遭横事
范举人请众僧人念经，追荐老太太升天，七七之后范举人谢了孝，张敬斋替范举人为安葬之事出划策。在关帝庙小憩时，严贡生竭力鼓吹“汤父母”的“廉洁慈祥|”，以及对他的“厚爱”，并表白自己“从不晓得沾人寸丝半粟的便宜”。
正说话时严贡生家小仆人来说“早上关的那口猪，那人来讨了，在家里吵哩！”汤知县为一回民送牛肉事听信张敬斋的话，用一大枷把那回民枷了，并将五十斤碎牛肉堆在枷上示众，第三日老师傅被枷死了，众回民不服，聚众到县衙门口闹事。
扩展资料
《儒林外史》是我国古代讽刺文学的典范性作品，作品以十多个既独立又有联系的故事，展示了一幅18世纪中国社会的风俗画。
它以封建士大夫的生活和精神状态为中心，从而揭露科举制度及其奴役下的士人的丑恶灵魂入手，刻画了特定时代各个不同阶层的众生相。抨击腐蚀士人灵魂的八股取士制度，写出它的腐败与不合理。原本为五十五回，现在通行的刻本是五十六回。
它的语言是准确、生动、洗练的，人物形象的塑造栩栩如生、讽刺手法高超绝妙，艺术上达到了较高水平。鲁迅先生认为《儒林外史》的出现， “乃始有足称讽刺之书”。
《儒林外史》以对待功名富贵和文行出处的态度为中心，贬抑批判士人中的假儒士和假名士，褒扬推崇真儒士和真名士，两者形成鲜明的对照。
他入木三分地刻画了周进、范进、马二先生这类备受科举制度摧残的陋儒、假儒、迂儒形象，满怀热情地描绘了庄尚志、迟衡山、虞博士这样洁身自爱、崇尚礼乐、襟怀冲淡的真儒贤人。
同时，他还写了一大批不学无术、道德败坏却自命风雅、装腔作势的所谓名士，如娄家公子、杨执中、权勿用之流。与之相对比，吴敬梓着力塑造了“自古及今难得的一个奇人”杜少卿，作为真名士的典型，他尊重个性，轻财好义，追求恣情任性、自由不羁的生活。
而真正体现吴敬梓理想的，则是小说第一回中塑造的“隐括全文”的人物王冕，他性格恬淡，远离功名，天性孝悌，才华横溢，这是一个兼具真儒士和真名士精神品格的理想人物。得到了吴敬梓最热烈的赞美。
《儒林外史》长达五十六回，却没有一个贯穿全书的故事情节和主要人物，实际上是用一系列相对独立的故事串联而成的。
但作者在创作此书时，却有一个完整的创作思路，即以对待功名富贵和文行出处的态度为中心，批判士人中的假儒士和假名士，褒扬推崇真儒士和真名士，两者形成鲜明的对照。本书是一部以讽刺见长的长篇小说。
它彻底摆脱了以往小说中善恶报应的世俗迷信和迂阔沉浮的道德说教，而是完全坚持自己的生活观点，利用切身的经历和体验来看待世界，把严肃的写实和诙谐的讽刺结合起来。
-儒林外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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