余秋雨的千年一叹的简介。急需。。。。

　　这书我看过，百科里的介绍挺好，

　　《千年一叹》，日记体散文集，余秋雨著。

　　《千年一叹》是余秋雨先生的又一力作，与以往不同的是，这是一本日记。在千年之交的时候，余秋雨先生随香港凤凰卫视"千禧之旅"越野车队跋涉四万公里，这本书完全记录了四万行程中的经历。在本书中，作者以感伤、厚重而平实，却不失优美的语言，记录了伊斯兰文明、两河文明、阿拉伯文明、印度文明、古埃及文明、希伯来文明等文明的衰落，并探讨了衰落的根本原因，在对比中又逐渐找到了中华文明之所以延续的原因。

　　先生在自序中说：

　　“不仅仅是荒原。荒原深处有断壁废堡、幢幢黑影、闪闪目光。硬说自己没有恐惧，是不真实的，但我的恐惯有一大半被震惊所掩盖，震惊人类文明的巨构崩坍得如此凄凉。它们究竟是如何崩坍的？历史书提供过一些猜测性的答案，多数山是大而化之、语焉不详。其实，一切摧残都是具体的，一切委屈都是难以表述的，因此那些答案也是值得怀疑的。不必怀疑的是结果，衰草瓦砾，承载着一个个从古到今的灾难。

　　我们甘愿在毫无保护机制的险境中去面对这一切，就像脱去手套去抚摸它们的伤痕。

　　这种抚摸经常会引发苦思：作为我们的生命基座，中华文明也伤痕累累，却如何避免了整体性的崩坍？这种避免付出了多大的代价？哪些代价是正面的，哪些代价是负面的？过去的避免能否担保今后？

　　更重要的是，现在世界上生龙活虎的年轻文明，过多少时间，会不会重复多数古代文明的兴亡宿命？

　　整部日记，都贯穿着这种疑问。”

　　附：自序

　　一

　　这是一本日记，记录了我在千年之交随香港凤凰卫视“千禧之旅”越野车队跋涉四万公里的经历。

　　我们是去寻找人类古代文明的路基，却发现竟然有那么多路段荒草迷离、战壕密布、盗匪出没。吉普车的车轮紧贴着地面一公里、一公里地碾过去，完全不知道下一公里会遇到什么，所知道的只是一串串真实的恐怖故事：这里，宗教极端主义分子在几分钟内射杀了数十名外国旅行者；那里，近两个月就有三批外国人质被反政府武装绑架；再往前，三十几名警察刚刚被贩毒集团杀害……

　　以前我在实地考察中国现存原始文化、写作《文化苦旅》和《山居笔记》的时候，也曾一次次地投人过肢体历险和精神历险，但与这次相比，那时总还能转弯抹角地找到帮助和保护。记得有一次为了赶早班渡船在山间迷了路，我顺着几声苍老的咳嗽声，找到了一间看山人的小屋，得到了指点；又有一次夜间迷路见对面来人，心中疑惧故意哼曲壮胆，对面来人也同样哼曲，等擦肩而过后才彼此放心，回头一笑。这种机缘，在这次就很难遇到了，小小的车队就像几只蚂蚁在荒原上蠕动，任何一种不知来由的暴力都能把它们捻得粉碎。

　　不仅仅是荒原。荒原深处有断壁废堡、幢幢黑影、闪闪目光。硬说自己没有恐惧，是不真实的，但我的恐惯有一大半被震惊所掩盖，震惊人类文明的巨构崩坍得如此凄凉。它们究竟是如何崩坍的？历史书提供过一些猜测性的答案，多数山是大而化之、语焉不详。其实，一切摧残都是具体的，一切委屈都是难以表述的，因此那些答案也是值得怀疑的。不必怀疑的是结果，衰草瓦砾，承载着一个个从古到今的灾难。

　　我们甘愿在毫无保护机制的险境中去面对这一切，就像脱去手套去抚摸它们的伤痕。

　　这种抚摸经常会引发苦思：作为我们的生命基座，中华文明也伤痕累累，却如何避免了整体性的崩坍？这种避免付出了多大的代价？哪些代价是正面的，哪些代价是负面的？过去的避免能否担保今后？

　　更重要的是，现在世界上生龙活虎的年轻文明，过多少时间，会不会重复多数古代文明的兴亡宿命？

　　整部日记，都贯穿着这种疑问。

　　二

　　在这样一个历险过程中每天写一篇日记，不太容易。

　　起初谁也没有指望我能坚持把这些国家一个个走完。由于工作需要，多位主持人、编导、摄影、司机都在一批批轮换，陈鲁豫回到香港后有整整一个月的时间每次吃饭都产生罪孽感，觉得对不起继续在国外受苦的兄弟们，以致每大播完新闻节回都要情不自禁地问候一声。这些兄弟们中间有少数几个一直没有被轮换，其中一个就是我。

　　可惜我们都听不到陈鲁豫的问候，因为根本没有时间看电视。每天行车十几个小时，沿途买不到什么像样的东西下肚，找到旅馆后还是饥饿不敌困倦，倒头便睡，但伙伴们入睡前都会关切地看我一眼，大家知道我还要熬夜写作。我不会抽烟，要提神只能靠喝茶，但沿途十个国家的旅馆客房都没有开水供应，同车的赵维便每天端着自己的保温杯，满面笑容地到餐厅向侍者讨半杯剩余的红茶，讨来后就倒给我。另外一些伙伴知道我喜欢吃萝卜，每到一座城市便满街找，终于在伊朗买到一种黑萝卜送来，可惜这种黑萝卜实在太难吃了。

　　很多住地无法写作，我只能趴在车上写，蹲在路边写，所以多数字迹都歪歪扭扭。这些字迹当天就要通过卫星传送万里，接收者看不清，便造成海内外各家报刊发表时的很多错讹。我把原稿放在一个塑料洗衣袋里随身带着，直到进入伊拉克前几分钟才想起，那个洗衣袋上印有以色列的希伯来文，赶快停车换下，要不然如果被伊拉克海关查到，不知会产生多么严重的后果。我怎么能够说得清，这厚厚一大堆装在敌国曰袋里的象形文字，居然是什么“日记”？

　　在穿越伊朗、巴基斯坦、阿富汗边境这个目前世界上最危险的地段时，我把这包书稿放在离身体最近的背包里，连每天做梦也都是抱着这包书稿奔逃的狼狈情景，而且每次奔逃的结果都一样：雪花般的纸页在荒山间片片飘落，匪徒们纷纷去抢，却不知是什么。

　　为此，我对这样的写作方式珍惜起来，愿意小心翼翼地保存它的原生状态和粗糙状态，只等春节那天车队进北京后就把这包书稿交给出版社，基本上不作整理修改。这种做法有点像现代的行为艺术，一切只在行为过程中完成，不再在行为之外进行涂饰2也有点像中国书法，大笔一挥总有诸多遗憾，却不宜在收笔之后东修面描。根根攀攀、泥污水渍都留着，图个真切。

　　这也是一种有关写作态度的边缘试验。没有资料可供查证，没有时间琢磨文句，未及修改便已经传送出去发表，比较彻底地阻断了“做学问”或“做文章”的任何企图。我早期的散文还有一点“做”的痕迹，容易碰擦到我已经离开的某些领域，这次终于可以用这种方式来表白了。与笔端相比，我更看重脚步；与文章相比，我更关注生命；与精细相比，我更倾情糙粝。荒原上的叹息总是糙粝的，如果要把它们调理成书斋里的柔声细气或沙龙里的尖声尖气，我如何对得起自己多年前就开始的辞职远行？

　　时间越长，越庆幸自己的选择。支持我选择的，是广大沉默的读者，回此只管安心走路，神清气爽。

　　三

　　一路上看了那么多古文明遗址，当我们重新踏人祖国土地时全都流出了眼泪。中华文明的超常强韧使我们这些后代刮目相看，但我们谁也没有忘记，它从过去到现在没有一天过得轻松。要是像别种文明那样殒灭于草丛石堆间倒也简单了，哪想它苦打苦熬数千年直到现在还在艰难地为后代开拓前途，不能不让人加倍地关注起它日前的生态环境。

　　车队回国后特别让伙伴们伤心的一件事情，是我一路上抱在手上的这部日记稿还是被抢窃了。盗版集团从凤凰网站上摘取了它，冒充光明日报出版社以《千禧日记》的书名出版，公然标明第一次印刷五十万册，畅销数周，现已基本卖完。历来查处盗版大多按印数处罚，所以盗版集团总是尽可能把印数标小，这次如此大胆，等于告示天下他们能获利多少，该判何罪全然不管。

　　车队的伙伴们大多对国内文化界知之甚少，不明白文化盗贼明明犯了大罪为什么还那么张狂。我笑着说，还有更大胆的呢，嘉峪关和成都的记者告诉我，在我外出远行期间，一个大学生居然根据所谓‘当年同事”的谣言编造了我三十年前的历史，白纸黑字大量印刷。有记者当面指出他的伪造不符合常识和逻辑，这个大学生平静地回答，他不全是针对我，“北大、清华的一些博导甚至到校长也是这样。”（《中国新闻周刊》第三期B版第11页）以最轻松的口气毁谤了一大串，而且连单位和职务也—一指明。

　　这两宗抢劫、毁谤事件正巧被车队在半道上碰到，有点偶然，但其间表现出来的气焰实在让人瞠目结舌。这种气焰是需要土壤的，而只要土壤在，必然会继续蔓延。因此，我们不能不对刚刚复苏的某种乐观，重新变得谨慎起来。

　　我们刚从一片片废墟归来，对文明兴衰的玄机略有感悟。我想，不管什么时候，什么地方，如果文化抢劫和文化毁谤已经到了无须掩饰的地步，那么连异想天开的孩童也会冒充法官随便拉出一二个文化人来要他们低头仔悔；如果这种混乱长期得不到阻上，那么，连一度吃惊的旁观者也会渐渐变成适应者、欣赏者和参与者。到了这时，一切局部性颠倒必然以骨牌效应引发整体性颠倒，直到石柱委地、乱草接天。

　　四

　　顺便，有一个小小的决定要向读者交代。

　　鉴于我的著作的盗版本在国内市场上的占有率一直远远超过正版本，而且已经大量流入海外华文书市场，几年来我多次撰文揭露不仅无效反遭围攻，因此只能停笔，不再为盗版集团提供货源。

　　我坚持反对盗版，主要不是因为个人经济遭受损失。如果仅仅考虑这一点，完全可以接受盗版集回多年前的重金利诱，早已相安无事。我不能容忍的是，一个作者与广大读者的心灵沟通，居然由一伙盗贼在安排；我更不愿看到，这伙盗贼凭借着非法获得的巨资，可以收买舆情、封口灭人，居然毫无障碍。我承认自己势孤力单，在与他们的搏斗中已经束手无策、“江郎才尽”，只能动用个人最后的一点权利。亲爱的读者，请原谅，除此之外我已别无选择。

　　至多还会写一组讨论盗版行为和毁谤行为的文章，专供他们盗版，印得越多越好。早已在写的自传，也因这两年的故事增加了最重要的篇章，但它的出版，还要等到盗版狂潮有所阻遏之后。

　　就我个人而言，这次割断既是被动的，又是主动的。我从学术研究、教青行政到实地考察、随笔写作，经历了不少次彻底的拦断和转换，每次都是在别人认为状态最好的时候离开的，一遍遍从零开始，可称得上自弃名位、自离积累、自拆楼台，为的是避免生命的惯性僵化。我是行路者，不愿意在某处留连过久。安适的山寨很容易埋葬怖憬，丰沛的泉眼很容易滞留人生，而任何滞留都是自我阻断，任何安顿都是创造的陷阱，任何名位都会诱发争夺，任何争夺都包含着毁损。因此，如果没有外部因素，我也已经应该起身出走。在最近的这个人生段落，我从壮胆学写第一篇散文开始也已出了四本书，即《文化苦旅》、《山居笔记》、《霜冷长河》、《千年一叹》，起承转合，正可以结束。

　　最后一片叶子

　　欧·亨利

　　在华盛顿广场西边的一个小区里，街道都横七竖八地伸展开去，又分裂成一小条一小条的“胡同”。这些“胡同”稀奇古怪地拐着弯子。一条街有时自己本身就交叉了不止一次。有一回一个画家发现这条街有一种优越性：要是有个收帐的跑到这条街上，来催要颜料、纸张和画布的钱，他就会突然发现自己两手空空，原路返回，一文钱的帐也没有要到！

　　所以，不久之后不少画家就摸索到这个古色古香的老格林尼治村来，寻求朝北的窗户、18世纪的尖顶山墙、荷兰式的阁楼，以及低廉的房租。然后，他们又从第六街买来一些蜡酒杯和一两只火锅，这里便成了“艺术区”。

　　苏和琼西的画室设在一所又宽又矮的三层楼砖房的顶楼上。“琼西”是琼娜的爱称。她俩一个来自缅因州，一个是加利福尼亚州人。她们是在第八街的“台尔蒙尼歌之家”吃份饭时碰到的，她们发现彼此对艺术、生菜色拉和时装的爱好非常一致，便合租了那间画室。

　　那是5月里的事。到了11月，一个冷酷的、肉眼看不见的、医生们叫做“肺炎”的不速之客，在艺术区里悄悄地游荡，用他冰冷的手指头这里碰一下那里碰一下。在广场东头，这个破坏者明目张胆地踏着大步，一下子就击倒几十个受害者，可是在迷宫一样、狭窄而铺满青苔的“胡同”里，他的步伐就慢了下来。

　　肺炎先生不是一个你们心目中行侠仗义的老的绅士。一个身子单薄，被加利福尼亚州的西风刮得没有血色的弱女子，本来不应该是这个有着红拳头的、呼吸急促的老家伙打击的对象。然而，琼西却遭到了打击；她躺在一张油漆过的铁床上，一动也不动，凝望着小小的荷兰式玻璃窗外对面砖房的空墙。

　　一天早晨，那个忙碌的医生扬了扬他那毛茸茸的灰白色眉毛，把苏叫到外边的走廊上。

　　“我看，她的病只有十分之一的恢复希望，”他一面把体温表里的水银柱甩下去，一面说，“这一分希望就是她想要活下去的念头。有些人好像不愿意活下去，喜欢照顾殡仪馆的生意，简直让整个医药界都无能为力。你的朋友断定自己是不会痊愈的了。她是不是有什么心事呢？”

　　“她——她希望有一天能够去画那不勒斯的海湾。”苏说。

　　“画画？——真是瞎扯！她脑子里有没有什么值得她想了又想的事——比如说，一个男人？”

　　“男人？”苏像吹口琴似的扯着嗓子说，“男人难道值得——不，医生，没有这样的事。”

　　“能达到的全部力量去治疗她。可要是我的病人开始算计会有多少辆马车送她出丧，我就得把治疗的效果减掉百分之五十。只要你能想法让她对冬季大衣袖子的时新式样感到兴趣而提出一两个问题，那我可以向你保证把医好她的机会从十分之一提高到五分之一。””“医生走后，苏走进工作室里，把一条日本餐巾哭成一团湿。后来她手里拿着画板，装做精神抖擞的样子走进琼西的屋子，嘴里吹着爵士音乐调子。

　　琼西躺着，脸朝着窗口，被子底下的身体纹丝不动。苏以为她睡着了，赶忙停止吹口哨。

　　她架好画板，开始给杂志里的故事画一张钢笔插图。年轻的画家为了铺平通向艺术的道路，不得不给杂志里的故事画插图，而这些故事又是年轻的作家为了铺平通向文学的道路而不得不写的。

　　苏正在给故事主人公，一个爱达荷州牧人的身上，画上一条马匹展览会穿的时髦马裤和一片单眼镜时，忽然听到一个重复了几次的低微的声音。她快步走到床边。

　　琼西的眼睛睁得很大。她望着窗外，数着……倒过来数。

　　“12，”她数道，歇了一会又说，“11，”然后是“10，”和“9”，接着几乎同时数着“8”和“7”。

　　苏关切地看了看窗外。那儿有什么可数的呢？只见一个空荡阴暗的院子，20英尺以外还有一所砖房的空墙。一棵老极了的长春藤，枯萎的根纠结在一块，枝干攀在砖墙的半腰上。秋天的寒风把藤上的叶子差不多全都吹掉了，几乎只有光秃的枝条还缠附在剥落的砖块上。

　　“什么呀，亲爱的？”苏问道。

　　“6，”琼西几乎用耳语低声说道，“它们现在越落越快了。三天前还有差不多一百片。我数得头都疼了。但是现在好数了。又掉了一片。只剩下五片了。”

　　“五片什么呀，亲爱的。告诉你的苏娣吧。”

　　“叶子。长春藤上的。等到最后一片叶子掉下来，我也就该去了。这件事我三天前就知道了。难道医生没有告诉你？”

　　“哼，我从来没听过这种傻话，”苏十分不以为然地说，“那些破长春藤叶子和你的病好不好有什么关系？你以前不是很喜欢这棵树吗？你这个淘气孩子。不要说傻话了。瞧，医生今天早晨还告诉我，说你迅速痊愈的机会是，——让我一字不改地照他的话说吧——他说有九成把握。噢，那简直和我们在纽约坐电车或者走过一座新楼房的把握一样大。喝点汤吧，让苏娣去画她的画，好把它卖给编辑先生，换了钱来给她的病孩子买点红葡萄酒，再给她自己买点猪排解解馋。”

　　“你不用买酒了，”琼西的眼睛直盯着窗外说道，“又落了一片。不，我不想喝汤。只剩下四片了。我想在天黑以前等着看那最后一片叶子掉下去。然后我也要去了。”

　　“琼西，亲爱的，”苏俯着身子对她说，“你答应我闭上眼睛，不要瞧窗外，等我画完，行吗？明天我非得交出这些插图。我需要光线，否则我就拉下窗帘了。”“你不能到那间屋子里去画吗？”琼西冷冷地问道。

　　“我愿意呆在你跟前，”苏说，“再说，我也不想让你老看着那些讨厌的长春藤叶子。”

　　“你一画完就叫我，”琼西说着，便闭上了眼睛。她脸色苍白，一动不动地躺在床上，就像是座横倒在地上的雕像。“因为我想看那最后一片叶子掉下来，我等得不耐烦了，也想得不耐烦了。我想摆脱一切，飘下去，飘下去，像一片可怜的疲倦了的叶子那样。”

　　“你睡一会吧，”苏说道，“我得下楼把贝尔门叫上来，给我当那个隐居的老矿工的模特儿。我一会儿就回来的。不要动，等我回来。”

　　老贝尔门是住在她们这座楼房底层的一个画家。他年过60，有一把像米开朗琪罗的摩西雕像那样的大胡子，这胡子长在一个像半人半兽的森林之神的头颅上，又鬈曲地飘拂在小鬼似的身躯上。贝尔门是个失败的画家。他操了四十年的画笔，还远没有摸着艺术女神的衣裙。他老是说就要画他的那幅杰作了，可是直到现在他还没有动笔。几年来，他除了偶尔画点商业广告之类的玩意儿以外，什么也没有画过。他给艺术区里穷得雇不起职业模特儿的年轻画家们当模特儿，挣一点钱。他喝酒毫无节制，还时常提起他要画的那幅杰作。除此以外，他是一个火气十足的小老头子，十分瞧不起别人的温情，却认为自己是专门保护楼上画室里那两个年轻女画家的一只看家狗。

　　苏在楼下他那间光线黯淡的斗室里找到了嘴里酒气扑鼻的贝尔门。一幅空白的画布绷在个画架上，摆在屋角里，等待那幅杰作已经25年了，可是连一根线条还没等着。苏把琼西的胡思乱想告诉了他，还说她害怕琼西自个儿瘦小柔弱得像一片叶子一样，对这个世界的留恋越来越微弱，恐怕真会离世飘走了。

　　老贝尔门两只发红的眼睛显然在迎风流泪，他十分轻蔑地嗤笑这种傻呆的胡思乱想。

　　“什么，”他喊道，“世界上真会有人蠢到因为那些该死的长春藤叶子落掉就想死？我从来没有听说过这种怪事。不，我才不给你那隐居的矿工糊涂虫当模特儿呢。你干吗让她胡思乱想？唉，可怜的琼西**。”

　　“她病得很厉害很虚弱，”苏说，“发高烧发得她神经昏乱，满脑子都是古怪想法。好，贝尔门先生，你不愿意给我当模特儿，就拉倒，我看你是个讨厌的老——老罗唆鬼。”

　　“你简直太婆婆妈妈了！”贝尔门喊道，“谁说我不愿意当模特儿？走，我和你一块去。我不是讲了半天愿意给你当模特儿吗？老天爷，琼西**这么好的姑娘真不应该躺在这种地方生病。总有一天我要画一幅杰作，我们就可以都搬出去了。

　　一定的！”

　　他们上楼以后，琼西正睡着觉。苏把窗帘拉下，一直遮住窗台，做手势叫贝尔门到隔壁屋子里去。他们在那里提心吊胆地瞅着窗外那棵长春藤。后来他们默默无言，彼此对望了一会。寒冷的雨夹杂着雪花不停地下着。贝尔门穿着他的旧的蓝衬衣，坐在一把翻过来充当岩石的铁壶上，扮作隐居的矿工。

　　第二天早晨，苏只睡了一个小时的觉，醒来了，她看见琼西无神的眼睛睁得大大地注视拉下的绿窗帘。

　　“把窗帘拉起来，我要看看。”她低声地命令道。

　　苏疲倦地照办了。

　　然而，看呀！经过了漫长一夜的风吹雨打，在砖墙上还挂着一片藤叶。它是长春藤上最后的一片叶子了。靠近茎部仍然是深绿色，可是锯齿形的叶子边缘已经枯萎发黄，它傲然挂在一根离地二十多英尺的藤枝上。

　　“这是最后一片叶子。”琼西说道，“我以为它昨晚一定会落掉的。我听见风声的。今天它一定会落掉，我也会死的。”

　　“哎呀，哎呀，”苏把疲乏的脸庞挨近枕头边上对她说，“你不肯为自己着想，也得为我想想啊。我可怎么办呢？”

　　可是琼西不回答。当一个灵魂正在准备走上那神秘的、遥远的死亡之途时，她是世界上最寂寞的人了。那些把她和友谊及大地联结起来的关系逐渐消失以后，她那个狂想越来越强烈了。

　　白天总算过去了，甚至在暮色中她们还能看见那片孤零零的藤叶仍紧紧地依附在靠墙的枝上。后来，夜的到临带来了呼啸的北风，雨点不停地拍打着窗子，雨水从低垂的荷兰式屋檐上流泻下来。

　　天刚蒙蒙亮，琼西就毫不留情地吩咐拉起窗帘来。

　　那片藤叶仍然在那里。

　　琼西躺着对它看了许久。然后她招呼正在煤气炉上给她煮鸡汤的苏。

　　“我是一个坏女孩子，苏娣，”琼西说，“天意让那片最后的藤叶留在那里，证明我是多么坏。想死是有罪过的。你现在就给我拿点鸡汤来，再拿点掺葡萄酒的牛奶来，再——不，先给我一面小镜子，再把枕头垫垫高，我要坐起来看你做饭。”

　　过了一个钟头，她说道：“苏娣，我希望有一天能去画那不勒斯的海湾。”

　　下午医生来了，他走的时候，苏找了个借口跑到走廊上。

　　“有五成希望。”医生一面说，一面把苏细瘦的颤抖的手握在自己的手里，“好好护理你会成功的。现在我得去看楼下另一个病人。他的名字叫贝尔门——听说也是个画家。也是肺炎。他年纪太大，身体又弱，病势很重。他是治不好的了；今天要把他送到医院里，让他更舒服一点。”

　　第二天，医生对苏说：“她已经脱离危险，你成功了。现在只剩下营养和护理了。”

　　下午苏跑到琼西的床前，琼西正躺着，安详地编织着一条毫无用处的深蓝色毛线披肩。苏用一只胳臂连枕头带人一把抱住了她。

　　“我有件事要告诉你，小家伙，”她说，“贝尔门先生今天在医院里患肺炎去世了。他只病了两天。头一天早晨，门房发现他在楼下自己那间房里痛得动弹不了。他的鞋子和衣服全都湿透了，冻凉冰凉的。他们搞不清楚在那个凄风苦雨的夜晚，他究竟到哪里去了。后来他们发现了一盏没有熄灭的灯笼，一把挪动过地方的梯子，几支扔得满地的画笔，还有一块调色板，上面涂抹着绿色和**的颜料，还有——亲爱的，瞧瞧窗子外面，瞧瞧墙上那最后一片藤叶。难道你没有想过，为什么风刮得那样厉害，它却从来不摇一摇、动一动呢？唉，亲爱的，这片叶子才是贝尔门的杰作——就是在最后一片叶子掉下来的晚上，他把它画在那里的。”

　　欧·亨利（1862一1910），美国著名短篇小说家，他的作品以笔调幽默、构思巧妙而著称，故事结局往往出人意料。《最后一片叶子》是他的代表作之一，作品虽然有些悲怆，但探讨了人生的意义。

《千年一叹》是2002年作家出版社出版的一部图书，是余秋雨先生的作品，这是一本日记。在千年之交2000的时候，余秋雨先生随香港凤凰卫视"千禧之旅"越野车队跋涉四万公里，这本书完全记录了四万公里行程中的经历。

在书中作者以感伤、厚重而平实，却不失优美的语言，记录了伊斯兰文明、两河文明、阿拉伯文明、印度文明、古埃及文明、希伯来文明等文明的衰落，并探讨了衰落的根本原因，在对比中又逐渐找到了华夏文明之所以延续的原因。

扩展资料：

《千年一叹》作者自序

这是一本日记，记录了我在千年之交随香港凤凰卫视“千禧之旅”越野车队跋涉四万公里的经历。

我们是去寻找人类古代文明的路基，却发现竟然有那么多路段荒草迷离、战壕密布、盗匪出没。

吉普车的车轮紧贴着地面一公里、一公里地碾过去，完全不知道下一公里会遇到什么，所知道的只是一串串真实的恐怖故事：这里，宗教极端主义分子在几分钟内射杀了数十名外国旅行者；那里，近两个月就有三批外国人质被反政府武装绑架；再往前，三十几名警察刚刚被贩毒集团杀害。

以前我在实地考察中国现存原始文化、写作《文化苦旅》和《山居笔记》的时候，也曾一次次地投入过肢体历险和精神历险，但与这次相比，那时总还能转弯抹角地找到帮助和保护。

记得有一次为了赶早班渡船在山间迷了路，我顺着几声苍老的咳嗽声，找到了一间看山人的小屋，得到了指点；又有一次夜间迷路见对面来人，心中疑惧故意哼曲壮胆，对面来人也同样哼曲，等擦肩而过后才彼此放心，回头一笑。

这种机缘，在这次就很难遇到了，小小的车队就像几只蚂蚁在荒原上蠕动，任何一种不知来由的暴力都能把它们捻得粉碎。

不仅仅是荒原。荒原深处有断壁废堡、幢幢黑影、闪闪目光。硬说自己没有恐惧，是不真实的，但我的恐惧有一大半被震惊所掩盖，震惊人类文明的巨构崩坍得如此凄凉。

它们究竟是如何崩坍的？历史书提供过一些猜测性的答案，多数山是大而化之、语焉不详。其实，一切摧残都是具体的，一切委屈都是难以表述的，因此那些答案也是值得怀疑的。不必怀疑的是结果，衰草瓦砾，承载着一个个从古到今的灾难。

我们甘愿在毫无保护机制的险境中去面对这一切，就像脱去手套去抚摸它们的伤痕。

这种抚摸经常会引发苦思：作为我们的生命基座，中华文明也伤痕累累，却如何避免了整体性的崩坍？这种避免付出了多大的代价？哪些代价是正面的，哪些代价是负面的？过去的避免能否担保今后？

更重要的是，新世纪世界上生龙活虎的年轻文明，过多少时间，会不会重复多数古代文明的兴亡宿命？

整部日记，都贯穿着这种疑问。

—千年一叹

(余秋雨作品)

《千年一叹》，日记体散文集，余秋雨著。

附：自序

一

这是一本日记，记录了我在千年之交随香港凤凰卫视“千禧之旅”越野车队跋涉四万公里的经历。

我们是去寻找人类古代文明的路基，却发现竟然有那么多路段荒草迷离、战壕密布、盗匪出没。吉普车的车轮紧贴着地面一公里、一公里地碾过去，完全不知道下一公里会遇到什么，所知道的只是一串串真实的恐怖故事：这里，宗教极端主义分子在几分钟内射杀了数十名外国旅行者；那里，近两个月就有三批外国人质被反政府武装绑架；再往前，三十几名警察刚刚被贩毒集团杀害……

以前我在实地考察中国现存原始文化、写作《文化苦旅》和《山居笔记》的时候，也曾一次次地投入过肢体历险和精神历险，但与这次相比，那时总还能转弯抹角地找到帮助和保护。记得有一次为了赶早班渡船在山间迷了路，我顺着几声苍老的咳嗽声，找到了一间看山人的小屋，得到了指点；又有一次夜间迷路见对面来人，心中疑惧故意哼曲壮胆，对面来人也同样哼曲，等擦肩而过后才彼此放心，回头一笑。这种机缘，在这次就很难遇到了，小小的车队就像几只蚂蚁在荒原上蠕动，任何一种不知来由的暴力都能把它们捻得粉碎。

不仅仅是荒原。荒原深处有断壁废堡、幢幢黑影、闪闪目光。硬说自己没有恐惧，是不真实的，但我的恐惧有一大半被震惊所掩盖，震惊人类文明的巨构崩坍得如此凄凉。它们究竟是如何崩坍的？历史书提供过一些猜测性的答案，多数山是大而化之、语焉不详。其实，一切摧残都是具体的，一切委屈都是难以表述的，因此那些答案也是值得怀疑的。不必怀疑的是结果，衰草瓦砾，承载着一个个从古到今的灾难。

我们甘愿在毫无保护机制的险境中去面对这一切，就像脱去手套去抚摸它们的伤痕。

这种抚摸经常会引发苦思：作为我们的生命基座，中华文明也伤痕累累，却如何避免了整体性的崩坍？这种避免付出了多大的代价？哪些代价是正面的，哪些代价是负面的？过去的避免能否担保今后？

更重要的是，新世纪世界上生龙活虎的年轻文明，过多少时间，会不会重复多数古代文明的兴亡宿命？

整部日记，都贯穿着这种疑问。

二

在这样一个历险过程中每天写一篇日记，不太容易。

起初谁也没有指望我能坚持把这些国家一个个走完。由于工作需要，多位主持人、编导、摄影、司机都在一批批轮换，陈鲁豫回到香港后有整整一个月的时间每次吃饭都产生罪孽感，觉得对不起继续在国外受苦的兄弟们，以致每大播完新闻节回都要情不自禁地问候一声。这些兄弟们中间有少数几个一直没有被轮换，其中一个就是我。

可惜我们都听不到陈鲁豫的问候，因为根本没有时间看电视。每天行车十几个小时，沿途买不到什么像样的东西下肚，找到旅馆后还是饥饿不敌困倦，倒头便睡，但伙伴们入睡前都会关切地看我一眼，大家知道我还要熬夜写作。我不会抽烟，要提神只能靠喝茶，但沿途十个国家的旅馆客房都没有开水供应，同车的赵维便每天端着自己的保温杯，满面笑容地到餐厅向侍者讨半杯剩余的红茶，讨来后就倒给我。另外一些伙伴知道我喜欢吃萝卜，每到一座城市便满街找，终于在伊朗买到一种黑萝卜送来，可惜这种黑萝卜实在太难吃了。

很多住地无法写作，我只能趴在车上写，蹲在路边写，所以多数字迹都歪歪扭扭。这些字迹当天就要通过卫星传送万里，接收者看不清，便造成海内外各家报刊发表时的很多错讹。我把原稿放在一个塑料洗衣袋里随身带着，直到进入伊拉克前几分钟才想起，那个洗衣袋上印有以色列的希伯来文，赶快停车换下，要不然如果被伊拉克海关查到，不知会产生多么严重的后果。我怎么能够说得清，这厚厚一大堆装在敌国口袋里的象形文字，居然是什么“日记”？

在穿越伊朗、巴基斯坦、阿富汗边境这个目前世界上最危险的地段时，我把这包书稿放在离身体最近的背包里，连每天做梦也都是抱着这包书稿奔逃的狼狈情景，而且每次奔逃的结果都一样：雪花般的纸页在荒山间片片飘落，匪徒们纷纷去抢，却不知是什么。

为此，我对这样的写作方式珍惜起来，愿意小心翼翼地保存它的原生状态和粗糙状态，只等春节那天车队进北京后就把这包书稿交给出版社，基本上不作整理修改。这种做法有点像现代的行为艺术，一切只在行为过程中完成，不再在行为之外进行涂饰2也有点像中国书法，大笔一挥总有诸多遗憾，却不宜在收笔之后东修面描。根根攀攀、泥污水渍都留着，图个真切。

这也是一种有关写作态度的边缘试验。没有资料可供查证，没有时间琢磨文句，未及修改便已经传送出去发表，比较彻底地阻断了“做学问”或“做文章”的任何企图。我早期的散文还有一点“做”的痕迹，容易碰擦到我已经离开的某些领域，这次终于可以用这种方式来表白了。与笔端相比，我更看重脚步；与文章相比，我更关注生命；与精细相比，我更倾情糙粝。荒原上的叹息总是糙粝的，如果要把它们调理成书斋里的柔声细气或沙龙里的尖声尖气，我如何对得起自己多年前就开始的辞职远行？

时间越长，越庆幸自己的选择。支持我选择的，是广大沉默的读者，回此只管安心走路，神清气爽。

三

一路上看了那么多古文明遗址，当我们重新踏人祖国土地时全都流出了眼泪。中华文明的超常强韧使我们这些后代刮目相看，但我们谁也没有忘记，它从过去到现在没有一天过得轻松。要是像别种文明那样殒灭于草丛石堆间倒也简单了，哪想它苦打苦熬数千年直到现在还在艰难地为后代开拓前途，不能不让人加倍地关注起它日前的生态环境。

车队回国后特别让伙伴们伤心的一件事情，是我一路上抱在手上的这部日记稿还是被抢窃了。盗版集团从凤凰网站上摘取了它，冒充光明日报出版社以《千禧日记》的书名出版，公然标明第一次印刷五十万册，畅销数周，现已基本卖完。历来查处盗版大多按印数处罚，所以盗版集团总是尽可能把印数标小，这次如此大胆，等于告示天下他们能获利多少，该判何罪全然不管。

车队的伙伴们大多对国内文化界知之甚少，不明白文化盗贼明明犯了大罪为什么还那么张狂。我笑着说，还有更大胆的呢，嘉峪关和成都的记者告诉我，在我外出远行期间，一个大学生居然根据所谓‘当年同事”的谣言编造了我三十年前的历史，白纸黑字大量印刷。有记者当面指出他的伪造不符合常识和逻辑，这个大学生平静地回答，他不全是针对我，“北大、清华的一些博导甚至到校长也是这样。”（《中国新闻周刊》第三期B版第11页）以最轻松的口气毁谤了一大串，而且连单位和职务也—一指明。

这两宗抢劫、毁谤事件正巧被车队在半道上碰到，有点偶然，但其间表现出来的气焰实在让人瞠目结舌。这种气焰是需要土壤的，而只要土壤在，必然会继续蔓延。因此，我们不能不对刚刚复苏的某种乐观，重新变得谨慎起来。

我们刚从一片片废墟归来，对文明兴衰的玄机略有感悟。我想，不管什么时候，什么地方，如果文化抢劫和文化毁谤已经到了无须掩饰的地步，那么连异想天开的孩童也会冒充法官随便拉出一二个文化人来要他们低头忏悔；如果这种混乱长期得不到阻止，那么，连一度吃惊的旁观者也会渐渐变成适应者、欣赏者和参与者。到了这时，一切局部性颠倒必然以骨牌效应引发整体性颠倒，直到石柱委地、乱草接天。

四

顺便，有一个小小的决定要向读者交代。

鉴于我的著作的盗版本在国内市场上的占有率一直远远超过正版本，而且已经大量流入海外华文书市场，几年来我多次撰文揭露不仅无效反遭围攻，因此只能停笔，不再为盗版集团提供货源。

我坚持反对盗版，主要不是因为个人经济遭受损失。如果仅仅考虑这一点，完全可以接受盗版集团多年前的重金利诱，早已相安无事。我不能容忍的是，一个作者与广大读者的心灵沟通，居然由一伙盗贼在安排；我更不愿看到，这伙盗贼凭借着非法获得的巨资，可以收买舆情、封口灭人，居然毫无障碍。我承认自己势孤力单，在与他们的搏斗中已经束手无策、“江郎才尽”，只能动用个人最后的一点权利。亲爱的读者，请原谅，除此之外我已别无选择。

至多还会写一组讨论盗版行为和毁谤行为的文章，专供他们盗版，印得越多越好。早已在写的自传，也因这两年的故事增加了最重要的篇章，但它的出版，还要等到盗版狂潮有所阻遏之后。

就我个人而言，这次割断既是被动的，又是主动的。我从学术研究、教育行政到实地考察、随笔写作，经历了不少次彻底的拦断和转换，每次都是在别人认为状态最好的时候离开的，一遍遍从零开始，可称得上自弃名位、自离积累、自拆楼台，为的是避免生命的惯性僵化。我是行路者，不愿意在某处留连过久。安适的山寨很容易埋葬怖憬，丰沛的泉眼很容易滞留人生，而任何滞留都是自我阻断，任何安顿都是创造的陷阱，任何名位都会诱发争夺，任何争夺都包含着毁损。因此，如果没有外部因素，我也已经应该起身出走。在最近的这个人生段落，我从壮胆学写第一篇散文开始也已出了四本书，即《文化苦旅》、《山居笔记》、《霜冷长河》、《千年一叹》，起承转合，正可以结束。

这篇自序，写于两千年一月三十一日深夜，时在黄河壶口，隔窗俯视，见千万激浪全被冻住，无风无雪，无声无息，却严寒彻骨，吐气呵手，方可执笔。离“千禧之旅”结束还有五天。

附：补记

在伊拉克首都巴格达，经过千辛万苦终于接通了香港的长途电话。台长王纪言先生问我有没有可能为这次旅程写一首主题歌。我在一两米直径的弹坑前徘徊片刻，便草拟一首：

千年走一回

千年走一回，

山高水又长。

车轮滚滚尘飞扬，

祖先托我来拜访。

我是昆仑的云，

我是黄河的浪，

我是涅槃的凤凰再飞翔。

法老的陵墓，

巴比伦的墙，

希腊海滨夜潮起，

耶路撒冷秋风凉。

你是废墟的泪，

你是隔代的伤，

恒河边的梵声在何方？

千年走一回，

山高水又长。

东方有人长相忆，

祖先托我来拜访。

我是屈原的梦，

那是李白的唱，

那是涅槃的凤凰再飞翔。

这首歌后来由腾格尔先生演唱，气势夺人，情意真切，令我满意，车队全体伙伴均已学会。

谨此补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