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沈从文对现代文学的贡献在于他创造了诗意的抒情小说文体,他把诗和散文引进小说之中,打破了三者的界限从而大大扩大了小说的表现领域和审美功能

沈从文小说的主要贡献是他创造了一个特异的"湘西世界"他以湘西人,乡下人的视角,来赞美湘西的山水美景,人的淳朴和风俗的古雅并以这样一个世界来观照,批判,否定他所生活的,他认为是丑恶的都市社会因此,沈从文的小说同三十年代主流文学以阶级,阶层的观念分析考察社会不同,他是取地域的,文化的视角,通过两种文化的对峙来表达自己的文学理想

简析沈从文短篇小说的艺术特色及思想

艺术特色：沈从文短篇小说的主要艺术特色集中在他对文体的创造上。他创造了三种基本文化形态：描述湘西与都市下层人物日常生活与命运的写实故事。如《丈夫》《牛》《菜园》等运用的温情的现实主义。根据民间、宗教故事创作的浪漫传奇。如《媚金豹子与那羊》《神巫之爱》《月下小景》等运用的是浪漫主义的手法；嘲讽、抨击现代都市“上等人”所谓“文明”的讽刺小说。运用的批判现实主义。

其次，沈从文追求文体结构的千变万化互不雷同。他所持的是逆向型思维方式，不拘常格，求异思变。文体的自觉使作家获得了文本结构与文本解放的极大自由。结构自然、流畅和千姿百态；表现在文体上则使他的小说打破各种文体间的界限，产生了明显的边缘性：有些运用散文笔致，似抒情散文，有的带有童话色彩，似民间故事。

思想：对湘西劳动人民穷苦命运的关注、同情，对现代都市文明的嘲讽、批判，对湘西完美人性的表现与思考，重建民族文化心理结构的创作用意。

作为一种新型的艺术形式，话剧突破了传统戏剧远离现实生活的局限，适应了反映新的时代与新的生活的需要。但是，这种新的艺术形式要在中国的土地上扎根，必须拿出有分量的艺术成品，形成引人入胜的戏剧形式，从而赢得广大观众。曹禺的剧作，在这一意义上发挥了巨大的作用。他的作品，特别是《雷雨》、《日出》、《北京人》等代表作，以精湛的艺术形象，展现了黑暗社会的深重苦难，在情节结构的匠心、人物塑造的独到、舞台语言的功力诸方面，都达到了戏剧艺术的高峰，形成了精巧、丰富、浓烈、明丽的艺术风格，成为中国话剧文学的巨著，具有深远的影响及持久的生命力。曹禺从自己的个性出发，有机的吸收西方戏剧艺术与民族古典文学营养。在他笔下，中国话剧艺术逐渐走向成熟，形成了独特的民族个性。在中国话剧走向民族化的过程中，曹禺功不可没。

民族化的前进：透入骨髓的民族性格的挖掘

中国的现代话剧艺术，是在中西方文化互相撞击交流，融会贯通的时代背景中成长起来的。它眼前面对着五色杂陈的域外人文艺术，身后带着本土审美心理定势的阴影。因此，如何正确处理中西戏剧审美的同化和顺应，移植和再生的关系，也即中国话剧的民族化，无疑是一个关系到话剧艺术品位和方向的大问题。

能不能创造出民族化的形象和性格，发掘出民族的内在精神与灵魂，是衡量文学艺术作品是否具有民族风格、民族作风亦即民族审美特征的一把重要标尺。别林斯基在谈到文学作品的民族性问题时，就曾经指出：“在任何意义上，文学都是民族意识，民族精神生活的花朵和果实。”[1]果戈理也认为：“真正的民族性并不在于写农妇的无袖长衣，而在于具有民族精神的人。”[2]所谓“民族意识”、“民族精神”主要表现在人们的性格和心灵世界具有民族特有的精神生活方式与文化心理结构。我们考察一下曹禺的剧作，其人物的性格既有时代的折光，又大都体现出民族特有的精神生活方式与文化心理结构。

曹禺剧作中有两个形象系列十分引人注目：一是旧制度、旧礼教的“卫道者”形象，如周朴园、焦氏、曾皓、曾思懿等；一是被压迫被损害妇女和劳动人民的形象。就前者讲，不论他们的个性有怎样的差异，但在他们的性格与灵魂深处，无不浸透着根深蒂固的封建宗法思想与伦理观念，无不散出腐朽、没落的悲凉气息。他们自觉不自觉地以宗法观念思考问题、待人处事，以封建礼法掩饰他们自私的动机与污浊的灵魂。他们灵魂自私、卑污却又往往以道德面貌出现。这是处于穷途末路的旧制度、旧礼教的“卫道者”们的共同心态。另一类人物，则是与之对立的被压迫被损害者形象如繁漪、陈白露、仇虎、金子、愫芳等。他们都遭受到旧制度、旧礼教的残酷、野蛮的压榨与迫害，又都受到时代大潮的影响，都在不同程度上具有反封建的个性意识和叛逆性格；但他们反抗封建压迫的思想和行动，又往往受到他们自身残存的封建宗法观念的影响与牵制，而表现出反封建的独特、奇异的心态与方式。繁漪尽管有强烈的反封建叛逆性格，但终因出身于大家望族，封建传统观念不会轻易从她意识中隐退、消失。她敢于同丈夫的前妻之子发生“**”关系，其反封建的叛逆精神可谓热烈果敢；但她与易卜生笔下离家出走的娜拉比起来，却显出不可避免的思想局限：封建宗法伦理观念像一条无形的绳索拘束着她，使她没有能够、甚至不曾想到冲出专制家庭，到广阔的社会去追寻自由幸福的新天地。繁漪与娜拉的差异就在于：在反抗旧制度、旧礼教上，她比娜拉有更重、更复杂的精神负担。所谓繁漪是“中国的娜拉”，就是因为她的反抗是“中国式”的，是由旧中国被压迫妇女独特的精神生活方式和文化心态决定的，是打着旧中国社会现实与历史文化传统的深深烙印的。《原野》中的仇虎，看起来颇为豪放、洒脱，似有一种不可羁绊的原始人性的蛮悍、冲动；但在他的叛逆性格中，同样渗透着封建统治阶级的思想文化遗毒。他向恶霸地主焦阎王一家复仇时，就流露着“父仇子报，父债子还”等封建宗法伦理观念。使仇虎由复仇者转而为被复仇者，因而陷入不能自拔的矛盾痛苦的深渊的，根源就在于他的潜意识中的这种陈腐思想。应该注意的是，在仇虎的性格和心灵中，还有较重的愚昧落后、封建迷信观念。如在他的潜意识活动中，总是同鬼魂、阴曹地府、阎罗王等心灵幻觉中的可怖形象不可分割的纠结在一起，这就是旧中国愚昧落后、笃信鬼魂的农民心理活动的特有色彩与思维方式的反映。脱离了封建宗法观念和迷信鬼神的心理活动与思维方式，就减弱了仇虎作为初步觉醒的落后农民的民族性格的典型性。《北京人》中愫芳的性格中有没有反封建因素？我们回答是肯定的。如她对爱情的向往与追求，她最后终于跳出曾家这个令人窒息的封建牢笼，都反映了她被时代唤醒了的反封建、求自由的个性意识。不过，愫芳的反封建的性格中却渗透着更浓重、更复杂的封建宗法色彩：她那“忍辱负重”“怨而不怒”的思想、人格，对爱情的忠贞不二，对压抑她以至造成她爱情悲剧的封建家庭统治者的宽仁胸襟，她的“为人”、“利他”的思想境界与精神情操，都深深的烙印着以封建宗法色彩为特征的民族传统思想文化的痕迹。因此，形成了她反抗封建压迫的独特方式：既不是同封建势力针锋相对的冲突，也不是一味消极忍受，而是以顽强的生活意识去追求人生的真正价值与意义。这是一种内向、迂回然而却是韧性的反抗方式。

可见，曹禺剧作的民族风格在一系列复杂奇异的性格挖掘中，在激荡着时代意识与传统思想文化剧烈搏斗的心灵世界中最鲜明、最浓重的表现出来。

民族艺术表现手法的继承和发扬

曹禺既注重向民族现实生活深入开掘，又注意汲取民族艺术的传统美学思想及其表现方法，使他的剧作从内容到形式都具有充实完美的民族风格。曹禺剧作的民族化表现，艺术上还可以概括出如下三点：

第一， 把心理刻画与写形传神的艺术表现相结合，精细地展现人物的灵魂世界。

中国古典文艺传统对于塑造人物，讲究图形写貌，以形传神。传神即写心，注重表现人物的内心世界，描绘人物的精神风采。曹禺说：“多年来，我倾心于人物性格，我觉得写作就是写人，……而刻画人物，重要的又在于揭示人物的内心世界——思想和感情。” [3]他善于发掘人物在时代精神的激荡下紧张、剧烈的心灵搏斗，同中国艺术传统中写形传神的艺术经验相融合，以之塑造复杂奇异的人物性格。蘩漪、陈白露的灵魂里自我搏斗，她们悲剧性格的发展进程，全被表现得淋漓尽致。在刻画繁漪形象时，作家审美创造的视角凝聚在时代精神所引发人物心灵世界的强烈骚动上：在“五四”精神的启悟下，繁漪热烈渴望个性自由与解放，确是“心比天高，”；但当她试图冲破封建牢笼，同周朴园前妻之子周萍发生“**”关系后，在她的潜意识深层却又不是窜出传统观念的幽灵，使她不自觉地为突如其来的罪恶感所困扰；而当周萍要“悔改以前的罪恶”，同她断绝那种不正常的关系时，繁漪又死死抓住周萍不放手，一次次病狂般地去破坏周萍与四凤的关系，表现出那么异乎寻常的嫉妒与阴鸷。蘩漪这种矛盾、极端的性格和心态，显然地被时代精神复活了的个性意识所燃起的生命的“电火”。在《日出》中，作家更深入地揭示了陈白露在罪恶社会的逼迫、腐蚀下日益堕落又不甘沉沦，渴望自由光明又难以挣脱生活之苦的灵魂剧烈搏斗，从而凸现了她那矛盾、分裂、忧郁、痛苦的内在复杂性格。曹禺说过：陈白露“时而像是久经风尘，时而像是单纯少女；时而玩世不恭，时而满腔正义；时而放纵任性，时而感伤厌世。[4]作家还特意挑选能够突出人物个性的细节，加以反复表现。陈白露念诗和吃安眠药这两个细节的一再叙写，表现了她内心深处的复杂矛盾，不敢沉溺而无力自拔的悲剧性格。可以说，曹禺式的心理刻画与写形传神的艺术表现形式，通过对人物内心世界的深入发掘，为中国话剧舞台创造了像蘩漪、陈白露、仇虎等在灵魂的自我交战中挣扎的悲剧形象，已经达到了出神入化的高度。

第二， 浓郁的抒情与深沉的人生哲理的有机统一。

中国文学富有抒情的传统，强调寓理于情，讲究情与理的统一。曹禺的审美追求并不是一般的去再现生活的真实，而是在剧作中熔铸着作家对生活的独特感受、深沉思考，从而展现出一幅幅“情理交融”的诗意境界。曹禺多次谈到：“‘真实的生活’和‘生活的真实’不是一个东西。我以为要写出‘真实的生活’还不是最难的。你熟悉一点，就能写出某一点真实的生活，但是要写出‘生活的真实’你就必须懂得全局，写出社会的本质，让人全面地认识生活、理解社会。” [5]他的作品正是作家在对生活强烈感受、深入思考的基础上，围绕人物性格刻画，向凝聚着生活的丰富内蕴和搏动着时代旋律的人物内心世界深入探索的必然结晶，是创作主体拥抱、深入创作客体并使二者高度融合的产物。作家极其熟悉他所描写的旧中国那鬼影重重的社会生活，对被压迫被损害的妇女和劳动人民尤有深切的理解。他深知的同情他（她）们的悲惨遭遇，赞美他（她）们灵魂深处所焕发的不屈人格。在创作中，作家宗，把被压迫被损害的妇女和劳动人民反封建的叛逆性格与丰富的人性美，置于艺术表现的中心。曹禺善于从被压迫被损害者极端、异常的性格和矛盾、变态的心灵世界中，去发掘反封建个性意识及其人性的特有魅力。作家对蘩漪和陈白露人性美的发掘，是深入底里、激动人心的。按照世俗的眼光，蘩漪、陈白露似乎是伤风败俗、罪孽深重的；然而作家却从“**”的背后和已经堕落而又不甘沉沦的内心矛盾中，发现了她们灵魂深处顽强挣扎的生命力及其反封建叛逆精神。从生活出发，按照她们各自所处的环境与经历，以夸张、强调甚至变形的方法，赋予她们以鲜明、独特的性格与行动。所谓蘩漪的“可爱不在她的“可爱”处，而在她的“不可爱”处，她的“不易为人解悟”的特殊的“魅惑性”，就在于她的内在的动人的人性美，是以反封建的“阴鸷性的力”的变态形式呈现出来的。陈白露内在深处那顽强的、不屈的人性美，是透过她那日益堕落而又不甘沉沦的矛盾痛苦的心理活动渲染出来的。正是在紧张、剧烈，不断深化的灵魂自我搏斗中，她那奋力挣扎的个性意识战胜堕落性而升华到一种诗意的境界：与其屈辱、痛苦的在鬼魅世界中厮混，不如一死求得灵魂的安宁。陈白露这个不能自拔的堕落者的自杀，之所以成为震撼人心的悲剧，就因为作家以夸张、变形的方式，从她那矛盾、痛苦的灵魂深处发掘出了渴望“太阳”、“春日”和“美好生活”的人性之光。“太阳升起来了，黑暗留在后面。但是太阳不是我们的，我们要睡了。”透过这支希望与绝望剧烈交战的凄恻感人的心灵回旋曲，我们依稀地听到行将涅磐的人性对“太阳”、对“光明”的余音袅袅的呼唤。此外，仇虎那蛮悍、粗犷，激荡着原始生命的复杂性格，愫芳那又凄凉又甜蜜的反常心态，都是他们反封建叛逆精神已经觉醒的个性意识最富于诗意的表现方式。所有这些描写，显然是作家对黑暗现实的强烈感受和激情凝结，一直成为讴歌被践踏的妇女和劳动人民的人性美，揭露旧社会旧制度的黑暗与罪恶，抒发作者沉郁、激荡的诗意激情、最独特、最有效、最震撼人心的艺术表现途径。

可见，曹禺剧作既熔铸着作家真诚炙热的主观情感，又凝聚着他对现实人生问题的深沉探索与哲理思考，因而形成了一种情理交融、意蕴深邃的诗意境界。作家自己曾说，“最好的剧本总是情理交融的”。这正是曹禺向戏剧艺术民族化高峰攀登的切身体验。

第三，地方民俗风情的艺术表现与诗的意境创造相互交织

以鲁迅为主将的五四作家们，十分重视作品的乡土特色，常常在作品中描绘不同地方色彩的民俗风情，用以衬托主要人物的思想性格，批判黑暗的社会人生，强化了反封建的意义。

曹禺的剧作同样注意把人物安置在富有地方特色的城市或乡镇的民俗风情环境中，在最富民俗色彩的婚丧的场面里，刻画人物的性格，多侧面的映照出人物的文化心态。情景相生，物我交融，形成曹禺话剧独特的民族氛围。《雷雨》里的周公馆和《日出》里大城市豪华旅馆的陈设布置，人物的对话，都富有浓重的地方特色与时代气氛。《北京人》的第一幕置景提示语，洋洋洒洒近两千言，围绕小花厅把曾家大少奶奶曾思懿的卧房，文清的睡房，曾老太爷的寝室、小书斋和大客厅的陈设：古老的苏钟、玉如意、盆景兰，红宝石古瓶，玻璃鱼缸，董其昌的行书条幅，垂着黄丝穗的七弦琴……铺写的生动逼真，层次井然；曾家当年的气派，峥嵘的往昔，历历在目，但屋内的清冷沉闷，天空断断续续的哨声，胡同里传来的小车单调的“孜妞妞，孜妞妞”的声音以及磨刀剪的人烂旧的喇叭“唔瓦哈哈”的吼声，无一不与曾家的“气派”形成鲜明强烈的反差，预示着曾家的衰败没落。这段文字犹如一篇深沉的散文诗，实则句句写人。整出戏里，始终贯穿着小贩吆喝叫卖的市声，算命瞎子的铜钲，独轮小车的轮轴声，更锣梆子声。就在这京味浓郁的生活环境里，戏剧充突在展开，人物的灵魂在撞击，在呻吟，整个戏的内在意蕴逐步表露出来了。

注重诗的意境创造，是中国文艺的传统。无论是小说、诗歌或戏曲艺术中，优秀的作家总是重视创造情景交融的意境。用以衬托人物的心灵，突出人物的思想性格。曹禺的剧作，注意在平凡的日常生活里，为人物设置充满诗意的场景，让人物在抒情的独白或含蓄的对话里展示优美的心灵。《北京人》里愫方同瑞贞倾诉心曲时，不断响着暮秋的雁叫，断续的军号声，氛围凄清沉静，衬托出愫方那舍己为人的高尚心灵。《家》的第一幕，喧嚣杂乱的闹洞房之后，月光皎洁，梅花莹白，湖波明亮，杜鹃酣唱，展开了觉新与瑞钰发自肺腑的内心独白，纯朴而真诚，深沉而凄清，情景交融，饱含诗的韵味。《家》的结尾，在大雪纷飞、杜娟哀鸣里瑞钰逝去。洁白清寂的雪景映衬着人物内心的纯净高洁，暗示着雪化冰消之后大地回暖，春光明媚，包孕着深长的意蕴。

注意地方礼俗的描写与诗的意境创造相交织，使剧作具有生活气息和诗化韵味，大大强化了典型人物与典型环境的统一，这是曹禺对现代话剧民族化的富有个性的艺术创造。

立于世界戏剧之林的忍从型悲剧人物

从世界悲剧角度看，曹禺的贡献在于：他以全部话剧创作实绩，使得悲剧这一西方品种中国化，为世界悲剧之林增添了“忍从型”这一极具民族个性的悲剧类型。

悲剧起源于古希腊的酒神剧，酒神精神中的“开阔激荡，郁愤沉挚”的现世生活精神生活是悲剧的内蕴。无论是《哈姆雷特》，还是《俄底浦斯王》，都是以表现英雄、伟人为主，用热烈奔放的大段抒情自白来表现悲剧的壮美和情感的大悲大恸，以冲突的激烈达到震撼人心的效果。曹禺则是从现实生活提炼出悲剧冲突，描写平凡生活中受压迫与摧残，遭压抑与扭曲的悲剧人物，反映出悲剧深刻丰富的社会意义。作家描写灰色人物，小人物的悲剧，总是致力于反映人物精神追求方面的深刻痛苦，深入探索悲剧人物的内心世界。运用艺术手段把这种精神痛苦的深度传达得淋漓尽致。他的悲剧不是主要呈现为悲壮崇高，而是写出一种忧愤深沉、缠绵抑郁的美，折射出中华民族独特的含蓄委婉的审美个性。曹禺的悲剧艺术正是如此使话剧这种外来的新兴艺术样式在中华民族的艺术领域里发展成熟并扎下根来，成为原汁原味的民族艺术范式。

中国人由于长期受儒家思想熏陶，形成了中庸的人生观，它要求凡事要有节度、合乎中道，适可而止，不走极端。然而中庸的要求却把中国人的处世抹上了一丝退守忍从的灰溜溜的色彩。在黑暗的现实的压迫前，常易变得泯灭自我，含垢忍辱，洁身自好，故作通脱，多做缓解生存与环境尖锐冲突的消极抗争。“非和弗美”构成了中国古典美学的核心。“中和之美”是中国美学历几千年不变的基准。中国古典悲剧艺术，在这种“中和之美”的理想要求下，执意把握并成功创造出了一种“怨而不怒”、“哀而不伤”的风格基调。

曹禺塑造了瑞珏、翠喜、愫方这样忍从型的悲剧女性，她们在含垢忍辱的悲剧生涯里永葆善良忠贞，默默无闻，任劳任怨的为他人而耗尽自己。她们“思而不贰”的情操，“勤而不怨”的秉性，“曲而不屈”的行为，“美而不矜”的风度，自然而然使这些剧作形成了“怨而不怒”、“哀而不伤”的风格基调。更为可贵的是，通过对以曾文清、周萍、觉新等为代表的一个个的“灵魂的躯壳”的塑造，进一步丰富了“忍从型”这一极具民族个性的类型的文化内涵。以曾文清为例，他是剧中曾家第二代“北京人”。他聪颖清俊，善良温厚,不乏士大夫阶级所欣赏的潇洒飘逸。他的悲剧在于，他所长期生活其间，受其多年熏陶的封建儒家文化思想和教养，腐蚀了他的灵魂。长期的隐、忍，使他失去了斗争的信念。精致细腻的生活消磨掉展飞的健翎。他身上理应得到健全发展的真正的人的因素，人的意气，被消耗，吞噬了。重重对生活的厌倦和失望甚至使他懒于宣泄心中的苦痛，懒到他不想感觉自己还有感觉，懒到能使一个有眼的人看得穿“这只是一个生命的空壳”。他尽管爱上一个空谷的幽兰，却只敢停留于相对无言中获得慰藉，爱不能爱，恨不能恨。他出走后又沮丧地归来，以至吞食鸦片自杀，都是必然的。曾文清的悲剧有他个人不可推卸的责任，更有深刻的社会原因。中国几千年礼教与宗法的桎梏，使这些旧家庭中的悲剧人物没有自由，无法呼吸，在痛苦的压抑与深沉的苦闷中，渐渐耗尽生命。这是人的悲剧，灵魂的悲剧。“不说话”的曾文清在剧中似乎消无声息，却让人感到从内到外的悲哀，沉重的压抑，这是心死的悲剧。中国式的悲剧。无声无息却惊心动魄。历史将证明，对于中华民族悲剧精神的发扬光大，曹禺“忍从型”悲剧形象持久恒远的影响与价值。

民族化风格的成因

为什么在中国群星灿烂的剧坛上，曹禺具有如此的的舞台生命力？为什么曹禺象启明星一样恰好升起在三十年代中期，中国社会最黑暗专制的夜空？而在他之前，许多才华横溢的伟大先行者们，筚路褴缕，克尽其能，却没有这样幸运……

艺术巨匠和杰作，不是任何时代都有的，它是历史发展到特定阶段的必然产物。首先，我们不能不谈到曹禺的主体条件，亦即创作个性。创作个性是作家在创作中表现出来的主体特征，是联系生活与艺术的桥梁。通过这条必由之路，作家把实在的自我，和前人的艺术经验以及接受者的期待视野融为一体，构筑成独一无二的艺术自我。

曹禺创作个性的基础，无疑是他特殊的生存体验。曹禺1910年出生于天津的一个破落的百姓官僚家庭，除天津外，曹禺还先后在宣化、北京、南京、江安、重庆等地居住、学习或工作过，一辈子基本没有离开过城市。他的社会联系、生活视野也大致局限在这个范围里。虽然在清华大学读书时，曹禺曾参加过学生爱国运动，但他毕竟没有夏衍、冯雪峰等人那种职业革命家的经历，甚至很少像左联作家那样直接投身于政治活动，在那个风雨飘摇的年代里，家庭的变故和时代大潮的冲击，把曹禺从一个官僚子弟变成了城市平民，自从离开家庭，只身闯入社会之后，起码在十几年的时间里，曹禺过着普通市民的生活，既算不上平安无事，也说不上轰轰烈烈。总之，像平常人一样经历着时代的动荡不安，感受着平民的喜怒哀乐。在曹禺的生命体验中，印象最深刻的是城市上层的封建官僚及其后裔，形形色色的资产阶级，洋奴买办、以及挣扎在水深火热之中的下层城市平民。他对时代精神的领会，对革命的认识，对历史主人公的理解，主要是通过家庭生活的变动，平常人事关系的分化改组，或私人交谊间接地感受到的。曹禺的生存体验并不十分宽阔，但却很特殊，也很深刻。旧人多于新人，家庭重于社会，女性胜过男性。

曹禺是在令人窒息的家庭中成长起来的。出生即失母的精神创伤，使幼小的曹禺感到无形的精神重压，塑造了他的忧郁气质和悲悯情怀。所以，《雷雨•序》的开头便是一段夫子自道：我不知道怎样来表白我自己，我素来有些忧郁而暗涩；纵然在人前我有时显露着欢娱，在孤独时却如许多精神总不甘于凝固的人，自己不断来苦恼着自己。这明白无误地说明曹禺的心理类型是内倾的，而内倾和含蓄是东方人传统的心理素质。这种独特的个性致使他对家庭、社会和人生产生某种无法摆脱的悲剧性感受，也使他的作品呈现出独特的缠绵抑郁的民族审美风格。

曹禺对中国传统戏曲始终保持着浓厚的兴趣。他的童年是在传统戏的熏陶中度过的。曹禺曾说过，“我对戏剧发生兴趣，就是从小时候开始的，我从小就有很多机会看戏，这给我影响很大。” [7]这种从小由传统戏曲文化养育起来的审美情趣，潜移默化的影响着他以后的创作。

曹禺认为，中西一切伟大的戏剧家，都以能够满足普通观众的艺术期待为其成功的首要前提。剧本创作的根据，是特定时代的民族审美期待。作品要想获得观众——“剧场的生命”，就不得对此置之不理。他明确意识到中国戏曲“必令生旦当场大团圆”的格局，来自中华民族善恶昭彰的正义感和理想主义情愫，虽然在其前期作品里很少大团圆的俗套，但褒贬分明的审美判断却强烈可感，构成其民族品格的重要一面。

在艺术处理上，曹剧也力求适应新旧市民观众的欣赏习惯和审美情趣。它主干突出，背景戏，过渡戏一律推到幕后，重点台词常化成各种变调的形式再三奏响，如繁漪和陈白露那些有名的独白。关键细节则不惜冒着“重描”的危险反复强调，如《雷雨》中藤萝架上中线走电，《日出》里的帐单，《北京人》的棺材，都曾几度提到，反复渲染。其中有的出于思想内容的要求，有的则是由于观众的局限。“原因是怕我们的观众在鼓锣喧嚣的旧戏场里，吃瓜子，喝龙井，谈闲天的习惯还没有大改，注意力浮散，忘性太大，于是不得已地说了一遍再说一遍。” [8]

另外，中国观众的欣赏习惯，喜欢故事引人入胜。情节曲折动人。传奇性，是中国传统戏剧美学的特征之一。观众喜欢曹禺的戏剧，感到他写的戏真是有“戏”。他以曲折的故事情节，激烈的戏剧性冲突，紧张的戏剧场面而引人入胜，扣人心弦。曹禺的作品正是满足了中国观众的传统审美习惯，从而赢得了观众。

总之，曹禺戏剧强烈的民族风格的形成不仅仅由于他自觉的继承和发扬中国民族戏剧的优秀传统，更在于他根植于中国民族的、现实的生活土壤里所形成的独特的审美个性。

曹禺崛起于三十年代剧坛上，高举话剧民族化大旗，把中国话剧艺术推向高峰。而二十年代的著名作家田汉、夏衍等，谁也没有达到如此高度，原因何在？如果仔细比较曹禺和夏衍的艺术追求，不难发现，虽然两人都从市民的心态剖析出发，但曹禺尊重“普通观众的趣味”，而夏衍则更关注社会问题的政治解决。夏衍的剧作被誉为“政治抒情诗”(唐韬语)。人物行动的结局，绝大多数是“由涸澈到江湖”，投身于民族解放的斗争。由于没有曹禺那样丰富的舞台实践经验，不十分注重市民观众的艺术情趣，再加上职业政治思维习惯，夏衍剧作并没有完全化入中华民族传统的正剧艺术审美追求中。中国市民更神往于一种中国式的让观众“喜闻乐见”的话剧艺术，所以与田汉的大段朗诵诗式的宾白，夏衍的政治目的明确而不愿迎合世俗的话剧相比，曹禺的以现代市民观众的审美情趣为参照尺度的作品，才是属于民族的，是属于广大群众的。

官网：

http://wwwgtvcomtw/Program/S051420070317U/indexhtml

在线收看地址

http://wwwppstreamcom/tv_onlinephp(在直播一栏里,一星期一集,星期日9:30播放)

ps:有时候在直播找不到是点这个http://wwwppstreamcom/proinfo/F2BSTIJFQZODQPXLIK7HFCOZHUTV6H2Vhtml

主要演员：

郑元畅 饰演 欧阳累

蔡宜臻（五熊) 饰演 夏芽

阮经天、小鬼、唐禹哲、马世莉、夏靖庭等人

信乐团阿信也友情出演

日本漫画《热情仲夏》相关简介：

作者简介： 谷地惠美子，天蝎座，血型B型。

作者的作品风格迥异于日本风的画派，题材多以美国为背景，算是最近多产漫画中，主题较健康一派。

人物关系：

累，高一，兼职模特，茶子的弟弟，个性既别扭又难缠，还养了一只看起来呆呆的，又不时制造笑料的狗

夏芽，高二，傻傻笨笨，但善解人意，对累一见钟情

茶子，高二，累的姐姐，曾经误会舟桥喜欢的是夏芽，而想成全两人

舟桥，剑道社主将，以为自己暗恋的茶子很讨厌他，一度想要放弃

竹岛，单恋夏芽

对充满少女梦幻情怀的高一女生而言，天底下最惨事之一，莫过于在开学前一天（下学期），剪了个不能见人的失败发型。

新学期才开始，夏芽便陷入无底深渊，为了遮掩她的笨拙发型，竟无厘头地包头巾上学，惹来同学讪笑，但对她真正的打击是班上竟然转来一位无敌绝世大美女—欧阳语嫣，且偏偏就坐她旁边。语嫣对夏芽异常热络，而夏芽接受语嫣的主动示好，竟是因为对她同年级的美少年弟弟----欧阳累，一见钟情。

夏芽受邀参加累的派对，发现累的朋友全是俊男美女当夏芽送出忍痛花大钱买的礼物后，累竟然以吻回报，夏芽震惊又感动于自己献出初吻，可正在陶醉的当下，才赫然发现原来累有喝醉酒就乱亲人的恶习，当下美梦幻灭。

同样对语嫣一见钟情的剑道社社长----周乔杉学长，鼓起勇气向语嫣表白，语嫣害怕失去好不容易与夏芽建立起来的友谊，慌张拒绝，令周乔杉十分难堪。夏芽同情周乔杉，只是看到语嫣不断否认自己受欢迎的事实，不免在意，也对从来没有被告白过的自己感到哀怨……

隔天，语嫣生病没来学校，夏芽去探病后才发现，原来语嫣在求学过程中，因漂亮的外貌时常遭受女同学排斥，交不到知心好友，因此立志转学后要努力改变自己，大声说话、大口吃东西、主动跟同学亲近……一切压抑本性的努力，只为了能和女同学打成一片。「你不用这样勉强自己，我们早已经是朋友了！」夏芽被语嫣的纯真感动，终于真心诚意接纳这份友谊。

身为知心好友，语嫣忍不住劝诫夏芽不要喜欢累，只因没人受得了累古怪别扭又高傲难理解的机车个性，尤其是因为童年悲惨经验而导致的「夏季精神病症候群」，让他随着天气变热而越来越难相处。只要一到夏季，累就会把自己关在冷气开很强的房间里，心情恶劣到没人敢靠近，只有夏芽勇闯地雷禁区，不但试着拖他走出冷气房，并认为他应该要懂得学习对人尊重，要求他起码把女生鼓足勇气送他的情书一一看过……从来没人敢针对累做错的事来教训他，语嫣深深认定夏芽或许有改变累的一天，对她非常佩服与支持。

就在累利用各种手段欺负夏芽时，累的爱犬PP因长期被关在冷气房里而生病，累显出少有的惊慌，并且为了PP而忍耐，放弃在夏天开冷气，他说出豢养PP的经过，表示自己虽然讨厌狗，却无法否认PP在心中是最特别的。夏芽因细心照顾PP赢来累的一丝好感。

语嫣为了园游会项目遭到学生会干部刁难，幸亏有周乔杉挺身为她说话，并热心帮助解决难题，语嫣逐渐发现周乔杉待人的真心。一次因缘际会下，夏芽发现周乔杉仍然单恋语嫣，鼓励他不要轻易放弃，两人同病相怜、互相鼓励，却被语嫣误以为两人正在交往。

累担任服装模特儿的走秀表演会上，语嫣刻意冷落夏芽，夏芽专注看累走秀而没注意到语嫣的情绪变化。看完服装秀后的夏芽心情莫名失落，第一次体悟到累所处的模特儿世界毕竟离自己太远，和累相比，自己只是平凡渺小的普通女孩。

夏芽心情兀自沮丧，竟收到剑道社陈朗竹给的一封情书，虽然心中已经有累，还是为第一次收到情书而高兴不已，累在旁目睹送信过程，冷嘲热讽，要她不妨试着跟陈朗竹交往看看，这个提议让夏芽大受打击。

园游会上，语嫣始终在意夏芽和周乔杉的事，夏芽则因发现情书事件只是剑道社员为引开她的一场恶作剧而沮丧，两人各有心事。终于，语嫣按捺不住询间周乔杉的事，夏芽才发现原来语嫣和周乔杉根本就是彼此喜欢，马上开心撮合两人。

累早已厌倦模特儿工作，加上有个设计师江安奴一直不怀好心，老是利用服装秀机会上下其手，让他苦不堪言。就在拍完最后一支广告，累因生病提早回家却因为家人出远门不得其门而入，遂借住夏芽家。累对夏芽透露自己是第一次因为认真工作而开始注意周遭人事物，发现所有工作人员皆为了广告作品，没有半句怨言的努力工作着，才体认到模特儿这行业就是要把所有人的梦想都穿戴在身上，努力让它发光发热。

广告告别作播出后大受好评，累知名度跃升，经纪人拜托累继续模特儿工作，累摇摆不定，脾气更加暴躁，夏芽一番话语点醒他，累有所感，遂提出继续工作的附带条件，就是要夏芽必须当他的经纪人。夏父极力反对，但在夏芽连续猛烈的温情攻势下，以成绩不退步的切结书终于获得父亲的首肯。

因为夏芽的积极及认真，累渐渐摆脱迟到早退的坏习惯，成为较为专业敬业的模特儿，此时，夏芽受经纪人之托带累去参加一个非常重要的模特儿选拔会，虽然他在选拔会上态度十分轻挑，但当设计师要求他一遍遍来回走秀时，他毫无怨言照单全收，也让夏芽感受累的转变。

夏芽期末考平安过关，累则通过服装秀选拔会，将担任包括桂龙士等三位知名设计师的模特儿，在一年一度的国际时尚服装大展上表演，为了帮忙服装工作的夏芽也如愿陪伴在累的身边。

集训期间，因无法完美诠释设计师想要的风格，累有些丧失信心，再加上受到资深模特儿前辈恶意陷害，让他几乎就要放弃。在累最失意时，正好碰上因时装展回台的毛翔龄----曾经为追求自身理想而远走他乡的初恋情人。

累理所当然抛下工作只为跟翔龄相处，夏芽则不甘心累被无中生有的事所诬赖，拼命去拜托桂龙士原谅累，当累知道自己是因为夏芽才能再获得一次机会时，暗自感动，决定再努力试试。另外，累跟翔龄相处时，察觉到翔龄似乎迫于国外生存的无奈而变得世故实际，累忍不住想念起夏芽对人生积极的态度与热情，甚至发现自己确实在意夏芽，慢慢对夏芽产生另一种不同的情愫……

在国际时尚服装大展圆满结束后，经纪公司突然出现一位新人模特儿田光桢，他积极想挑战累的企图明显，不只想挖夏芽当自己的经纪人，还喜欢找夏芽聊天说心事，夏芽毫无警戒心，认为他是个可爱的弟弟，这种不设防的态度让累醋意大发，甚至在现场录像时，累还受不了夏芽和光桢开心交谈，在银幕前吃醋发脾气，让所有人都惊讶累对夏芽的在乎程度……

由于在服装展时接触不少外国人，包括情敌蒂娜和她英国的青梅竹马凯力，夏芽一直天真地以为自己以英文沟通良好，受到莫大鼓舞，立志报考大学英文系。累知道后只是嘲笑，夏芽还是下定决心朝目标迈进。凯力困于对蒂娜的情感，对夏芽叙说自己不安与苦恼，夏芽才后知后觉发现，原来自己根本无法理解凯力的意思，双方一直在鸡同鸭讲，因而大受打击。

夏芽决心要让蒂娜知道凯力对她的担心，蒂娜也急于想知道凯力究竟对夏芽说了什么，努力帮夏芽恶补英文，期望她可以「恢复记忆」想起凯力的话。虽然最后夏芽没有如愿考上第一志愿，至少蒂娜已对夏芽改观，不再以情敌的心态相处，让夏芽又多了一位真心的朋友。

就在累要参与最后一次的模特儿工作演出时，设计师桂龙士突然邀请夏芽参加这次的春季服装秀，累开始时十分反对，因为他无法接受夏芽在众人面前赤裸换衣服，夏芽决定接受挑战，在关键时刻，累还是心软帮了夏芽一把。

服装秀当天，所有人皆屏息以待夏芽的演出，夏芽表现得比预期还棒。接近服装秀Ending，设计师突然决定多加一套服装，竟是要她和穿着彼得潘造型的累一起走秀，突如其来的表演让她无法思考，幸好累临场经验丰富，在累的带领下夏芽也变得轻松自在，两人完美表现最后一套服装的概念，也让整场服装秀推向高潮，完美的落幕……

如太阳般热情的夏芽，最终凭着开朗善良又坚定不移的心，渐渐改变累的生活及对爱情的态度，为这闷热的夏天平添一笔浪漫想象……

子古今谈

作者 ：安徽省博物馆 卢茂村

在我国人民的日常生活申，每天都离不开筷子、筷子在我国起源甚古，与人民的物质和精神生活结下了不解之缘。据说我国是世界上最早发明和使用筷子的国家，远在商纣时期，我国古人就开始使用筷子。目前出土最早的实物是河南省安阳市殷墟侯家庄M1005的铜箸和湖南省香炉石遗址的骨箸。文献记载最早见于《韩非子•喻老》：“昔者，纣为象箸而箕子怖。”另据司马迁在《史记•宋微子世家》中就有“纣始为象箸”的记载。在《史记•十二诸侯年表)中：“有纣为象箸，而箕子唏(唏，哀叹)”。说的是箕子认为纣王用象牙筷子吃熊掌，极度奢侈，乃亡国之兆。与殷墟的文物相呼应，都说明商代已经有了箸。既然商代就有铜箸、象箸和骨箸，那么使用竹木材料制成的箸当早于商代。学者们都认为我国在新石器时代已经使用竹木制成的箸。其实，商纣王所用的象箸，并非中国第一双筷子，箸的诞生应早于商纣若干年。《札记》郑玄注云：“以土涂生物，炮而食之。”即把谷子以树叶包好，糊泥置于火中烤熟。而更简单的方法，是把谷粒置火灰中，不时用树枝拨动，使其受热均匀而后食之。先人大概是在这一过程中得到启发，天长日久，最原始筷子也就出现在先民手中。

那么“箸”是如何演变咸“筷子”的呢说来话长，一般人类进食主要是用手指、叉子和筷子三种方式。但在远古时期，我们的祖先“茹毛饮血”，自然是用手抓着吃的，自从“人猿相揖别”之后，人们发现把食物做熟了吃更有滋味。先秦时代，人们吃饭一般不用筷子。《札记•曲礼上》：《毋抟饭》(持，是把散碎的东西捏聚成一团。)可见当时是用手把饭送入口内的。先民们在烧烤食物时，不可能直接用手操作，需借助木棒、枝条或竹枝、竹片来放置和翻动食物，进食时为了避免烫伤手指，聪敏的祖先也就利用它们代替手指进食。在炊具中烧煮肉决和蔬菜的羹汤，也要用它们来挑取，逐渐学会用两根木棒或竹条来夹取。在煮粥时用它们来搅动，以免米粒附着陶器底壁而烧焦。在吃粥时也可以用它们来拨食，这就是筷子最早的雏形。可以说箸的产生是和用陶器烹煮食物的方法是密切相关。所以它也成了以粒食为主的东亚农耕的民族最具特色的进食工具。筷子的出现是我国文明史上的一大进步。据考证，筷子在中国至少已有三千多年的历史了。

古代，筷子叫做箸，段玉裁《说文解字注》说：“箸，饭[危+支]也。……[危+支]者倾侧意，箸必倾侧用之。”另外，箸还被称为“梜”。《急救篇》说：“箸，一名梜，所以夹食也。”《札记•曲礼上》说：“饭黍毋以箸。”即吃饭粥不能用箸，应该用匕。又说：“羹之有菜者用祛，其无菜者不用梜。”梜就是木头筷子。梜即策，《广雅•释器》：“荚谓之箸。”说明箸在古代是用来夹取羹汤中的菜食的。东汉郑玄注：“夹犹箸也，今人或为箸为夹提。”汉许慎的《说文解字》说：“箸从竹声。”而夹从木。北方多木，南方多竹，我们的祖先就地取材，故竹木成为我国最原始的筷箸原料是可能的，大约到了汉代以后，才普遍使用筷子。后来，“箸”又演变为“筷”，这与我国古代江南地区水乡民俗讳言有关。明人陆容在《菽园杂记》中说：“民间俗讳……。行舟讳言住，住箸同音，故谓箸为筷儿。”从字音上听、称“筷”，是希望船快的意思忌讳语变成了吉祥语，从此“箸”改称“筷”，但还有少数地区至今仍叫“箸”。明人《推蓬寤语》书载：“世人误恶宇而呼为美，字者，如立箸讳滞，呼为筷子，今囚流传之久，至有士大夫间，亦呼箸为筷子者，忘其始也。”民间行船最忌“住”和“蛀”，故反其道而改箸呼为筷(快)。而日本则没有这种禁忌的，自唐代传入至今仍称“箸”。筷子在古代还叫“筋”和“梜”，因为它们都不如“筷子”一词琅琅上口而又吉利，“筋、梜”二字早已被淘汰。筷子的悠久历史，还有考古实物作证。1961年，考古工作者在云南省祥云县大波那发掘了一座罕见的铜棺墓，其中出土了三根圆柱形的铜筷，经放射性碳素测定，为公元前五百年左右东周中期的遗物。1977年8月，安徽省贵池县东北约7．5公里的里山公社红旗大队徽家冲，出土了一批东周青铜器。青铜器是埋藏在一个土坑里。内中出土生活用器铜筷一双。该筷为细长方形，残长20．3厘米，宽4毫米。看来，青铜不但制成鼎、鬲、尊等炊器、祭器，也制成箸等小餐具。1978年5月，考古工作者在湖北随州市西北约三公里的擂鼓墩，发掘了战国早期曾侯乙墓群，出土文物有食品箱和酒器箱。食品箱里除了铜鼎、铜盆、铜罐、铜勺等，还有竹策一件；酒器箱中除装耳杯161件及圆、方木盒、大勺等，也有竹策两件。竹策，就是现代的竹筷。先秦古籍《管子)称筷为“策”。三国魏人张揖撰《广雅•释器》栽：“策谓之箸。”经考证，食箱、酒箱为墓主人生前外游的野餐食具。看来，我国2400年前已有设计合理的旅游餐具箱，而筷箸已成为生活中必不可少的餐具。《汉书•王莽传》有“以铁箸食”的记载。唐代名医陈藏器认为：铜器上汗有毒，令人发恶疮内疽。事实证明，铜氧化就会产生铜腥味，铁氧化锈迹斑斑，都难以进食。故铁箸铜箸渐渐为漆器所替代。湖南长沙马王堆墓群出土的随葬品申有一双朱漆箸。墓申有落葬纪年木牍，文为“十二年二月乙己制。”经考订为汉文帝十二年。这说明至少在公元前168年以前已有竹胎漆筷了。

而在欧洲，直到十五世纪，很多国家的平民还在用手抓取食物，只有贵族才用得上金属制的刀、叉、勺等餐具。在封建王朝时代，有不少王侯、贵族使用银制的筷子，金箸则为皇家所独占，因而银筷便在王公、贵族的餐桌土风靡一时。黄金餐具器皿向为皇宫所垄断。北魏王朝曾规定上自王公下自百姓、不许私养“金银工巧之人”，私造金银器皿是犯法的。银箸之所以走俏，主要有银筷可以防毒之说。据说银遇到含硫的毒物会产生化学反应，使表面变黑，从而就能判断食物内是否有毒等，当时富豪士绅，达官贵人，因贪污受贿，制造冤案太多，怕人投毒，故求助于银筷。其实银筷防毒之说并不科学。从这些历史记载申，可以看出古代筷子有多种名称：英、提策、櫡、梜、筋，魏时又称筲或赢，隋唐时统一以箸字为名。

同时。可知汉代箸不仅相当普及，并向多品种发展。《云仙杂记》载：“向范待侍，有漆花盘，科斗箸，鱼尾匙。”唐段成式《酉阳杂俎》载：博陵崔元晖家有银匙箸。在谈到筷子时，各国的专家，学者都非常热衰于讨论它。西方有的学者认为，因为中国的食物精美细巧，筷子是适应了这种的情况而发明的。但也有人持相反的观点，认为正由于筷子的精巧，才使中国食物发展得如此精美。仁者见仁、智者见智，这类“先有鸡还是先有蛋”的问题，自然难有定论。但有一点可以肯定，中国的食物是精美的，中国的筷子是细巧的，两者的结合，可以说是完美元缺。中国人发明和使用筷子，在人类文明史上是值得骄傲和推崇的科学发明。长期用筷子吃饭可以使人心灵手巧，聪明玲俐，头脑反应敏捷。有一位日本学者曾从生理学的观点对筷子提出一项研究成果，他认为用筷子进食时，要牵动人体三十多个关节和五十多条肌肉，从而刺激神经系统的内在活动，大大有助于人的动作灵活、思维敏捷。可见，中国人使用筷子对健康有益。美国著名的历史学家小林恩。怀特，在1983年发表一篇题为《手指、筷子和叉子一一关于人类进食技能的研究》的学术论文，曾引起学术界的极大关注。他在论文中断言：“人类选择筷子进食确实是一种最佳方式。”从而使筷子的身价大增，备受称赞。

一件小小餐具之所以有如此巨大的魅力，因为它是文明进步的一个标志，不少专家学者曾对此进行过科学的论证。对筷子真正作出精辟论断的是我国“学界泰斗”蔡元培。1924年2月，中法大学董事会在法国里昂召开，中方董事长邀请法方董事长巴黎大学教授欧乐吃中国莱。欧乐见宴席上放的是中国筷子和汤勺，便对蔡说：“你们中国人用筷子不用刀叉，不方便吧”蔡元培笑着回答：“早在三千多年前，我们的祖先也用刀叉，不过，我们中国人是酷爱和平的民族，总觉得刀又是杀人的武器，使用它吃饭菜太不文雅，所以从商朝时起就改用‘匕’割肉，用箸夹菜。后来烹饪改进，筷子可以夹肉，‘匕’就不再用于席上。”蔡元培说出了筷子的演变历史和它美好的象征，使外国人进一步了解中国和筷子。如今，筷子已进入了日新月异的现代社会，它的功能价值又怎样呢著名的物理学家、诺贝尔物理奖获得者李政道博士，在接受一位日本记者采访时，也有一段很精辟的论述：“中华民族是个优秀民族，中国人早在春秋战国时期就使用了筷子。如此简单的两根东西，却是高妙绝伦地运用了物理学上的杠杆原理。筷子是人类手指的延伸，手指能做的事它几乎都能做，而且不怕高温与寒冷。真是高明极了。西方人在十六、七世纪才学会使用的刀叉，又怎能跟筷子相比呢原来人们在吃饭时使用筷子，能施展出钳夹、拨扒、挑拣、剪裁、合分等代替手指的全套功能。据科学测定，人们在使用筷子时，五个手指能很好地配合，而且带动手腕、手掌、胳膊和肩膀的几十个关节和肌肉的活动，并与脑神经相连．给大脑皮层一种有益的锻炼。可见，李政道博士对使用筷子的论证，蕴藏着许多科学的道理。因此，不少到中国旅行的外国人，以学会使用筷子为他们旅游中最大的乐趣之一。

中国的筷子不仅仅是一种餐具，它还作为一种与文化有关的器物，在历史上曾留下过许多记载。楚汉相争年代，高阳酒徒鄙食其向刘邦献“强汉弱楚”，谋士张良知道后即顺手拿起刘邦刚放下的筷子，在餐桌上以箸为图，说出郦食其的错误，并献出自己的剪楚兴汉的战略良策。这就是《汉书•张良传》记载的“臣请借前箸以筹之”的故事。成语“借箸代筹”即由此而来。历代文人骚客曾写过不少咏筷诗。诗人李白在《行路难》中有“停杯投箸不能食”之句，那是他在天宝三年(公元744年)因受权贵谗毁，丢掉“供奉翰林”之职而落魄离京时食不下咽之忧郁心情的真实写照。唐代大诗人杜甫《丽人行》云：“犀筋厌饫久未下，鸾刀缕切空纷纶。”诗申“犀筋”，当指犀牛角制的筷箸。朱淑贞《咏箸》曰：“两个娘子小身材，捏着腰儿脚便开。若要尝中滋味好，除非伸出舌头来。”前两句将筷子拟人化，形象生动有趣，后二句似乎又寄寓着这位宋代女诗人抑郁不得志而又无可奈何的心情。明代诗人程良规《咏竹箸》诗中有：“殷勤向竹箸，甘苦尔先尝。滋味他人好，尔空来去忙。”借箸喻人，亦别有意味。相传，刘伯温初见明太祖时，太祖方食，即以筷为题让他作诗，以观其志。刘见太祖所用筷子乃湘妃竹所制，即吟曰：“一对湘江玉并肩，二妃曾洒泪痕斑。”他见太祖面露不屑之色，遂高声续吟：“汉家四百年天下，尽在留候一箸间。”诗借楚汉相争时，张良曾“借箸”替刘邦筹划战局的，道出自己之政治抱负，最终博得明太祖赏识。今有赵恺诗人写《西餐》诗进而怀念起筷子：“举得起诗情画意，放不下离情别意。两枝竹能架起一座桥，小桥召示归去。”构思奇巧、意味深长。作家冯骥才曾手书咏箸诗赠上海藏筷名家兰翔：“莫道筷箸小，日日伴君餐；千年甘苦史，尽在双筷间。”民间还流传着一首以筷子为谜底的灯谜诗，饶有风趣。诗曰：“姊妹两人一般长，厨房进出总成双，酸咸苦辣千般味，总是她们先束尝。”

在中国古典小说里，筷子的身影时现，小说家常借它来达到刻画的人物性格的目的。据《秦馔古今谈》及五代王仁裕《开元天宝遗事》载：唐玄宗在一次御宴中突然将手中的金箸赐给宰相宋璟，这位宰相受宠若惊，愕在坍陛前不知所措。唐玄宗见状说：“非赐汝金，盖赐卿以箸，表卿之直耳。”赞扬宋璟的品格像筷子一样耿直。而永福公主在自己的婚事上拒不从父皇之命，以折断筷子表示宁死不屈的决心。在《三国演义》中，筷子又成为罗贯中笔下的精采一笔。曹操青梅煮酒论英雄，刘备意识到曹操的真实用意，赶忙巧借惊雷响声，佯装害怕将筷子失手落地，以表白自己是个胸无大志的庸人，从而消除了曹之戒心、保全了自己。关于筷子在文学作品中也颇多描绘。曹雪芹的《红楼梦》即有“乌木三镶银箸”，又有“四楞象牙金筷子”出现在大观园的餐桌上。《红梦梦》第四十回中写道：“凤姐手里拿着西洋布手巾，裹乌木镶嵌银筷，按席摆下。”由此可见贾府的荣华富贵。讽刺小说《儒林外史》第四回中有这样一段描写：范进中举不久，丧母守孝。恰在这时汤知县请他赴宴，山珍海味，美酒佳肴，还配有“银镶杯箸”。范进却退前缩后不肯入席。汤知县不解其故，经张静斋点拔，“换了一个瓷杯，一双象箸”。但范进仍不进餐，再换上一双白色竹筷，“居丧尽礼”的范单人才用之在燕窝里捡了个大虾圆子送进嘴里。原来，在这个装腔作势的守孝单人眼中，唯有白竹筷才最合乎“孝道”，至于是否大吃荤腥有碍“孝道”反倒是无关紧要的。通过这段不动声色“换箸进食”的描写，小说作者以辛辣的笔墨，入木三分地揭露满口“诗方”、“子曰”的斯文君子，其实都是蝇营狗苟的伪君子。诸如此类在文学作品中亦多见不怪。一把筷子(即拾双筷子捆扎在一起)难以折断，而一双筷子则易折。在人们日常生活中，常喻为一把筷子即是一个集体，而单只筷子便显得形单影吊，难以支撑大厦。团结便是力量，集体的力量是不可战胜的。

古往今来，有关筷子的趣闻逸事甚多。相传，西汉有位巨无霸者，是位勇猛武将，生得虎臂熊腰，他有一个与众不同的习惯，就是每日进餐必用二、三斤重的铁筷，以显示其臂腕有超人之力。又据说：湘西苗族曾有位抗清英雄，他使用的武器不是别的，正是一双两尺长的铁筷，人称“筷子王。他的筷子功，又分为轻功和硬功，轻功的功夫能挟住飞翔的蚊虫，他可以挟了又放，放了又挟，不伤蚊子。他的硬功，一筷子下去，能致敌人于死地。“击箸和琴”，即是宋人何[芫+辶]在《春诸记闻》卷入中记载的一则佳话。南朝刘宋时的柳恽一次赋诗，正在酝酿之时，用笔敲琴，门客申有人“以箸和之”，奏出的哀韵使柳恽大为惊讶，于是“制为雅音”。事实上，借筷子为乐器的例子在文艺舞台上屡见不鲜。清音是流行于四川的曲艺品种之一，系清乾隆年间从民间小调发展而成，多由一个人表演，演员左手打板，右手便是执竹筷敲打竹板进行演唱。而在蒙古族人那里、筷子又被作为舞蹈表演的道具。这种舞蹈历史悠久，流行于内蒙古地区，起初多为男子独舞，解放后发展成为男女群舞。表演时，舞蹈者左右手各执一束红漆筷，伴随着乐曲的旋律，用力敲打肩、腰、腿、脚等部位，并时而击地，时而互击，时而旋转，时而跪蹲，两肩和腰随之相应扭动，边打边舞，动作刚劲，节奏强烈，场面感人，具有浓厚的草原气息，是牧民欢乐生活的反映。解放初期，蒙古族的筷子曾风靡全国，为人们喜闻乐见。民间还有用筷了敲击碟子的舞蹈，碟声悦耳，舞姿优美，别有韵味。在杂技节目中，亦有借用筷子为表演道具的。在传统的戏曲舞台上，也能觅其踪影。目连戏是一种揉合宗教、民俗等多种因素的大型娱乐活动，《刘氏出嫁》是蜀人“搬目连”所必不可少的开场戏，戏中新娘上轿时，就要撒24双筷子并唱“撒筷歌”。此乃民间借筷子讨口彩以祈求“快生贵子”的文化心理在戏曲中的艺术再现。在东北新婚洞房花烛之夜，有人就从窗外扔进一把筷子的习俗，为的是讨个“快生贵子”的口彩。云南阿昌族娶亲接新娘时，在丈人家新郎官吃早饭用的“筷子”，必须要用足足有五、六尺长的细荆竹特制，梢子上还带着一簇簇绿叶，并拴上鲜花之类的东西。当新郎拿起这双“筷子”时，手常常抖得很厉害，有时还要用肩膀扛起来。有趣的是，新郎吃的菜，也全是特制的，如油炸花生米、米粉、豆腐、水菜之类的东西，不是细得夹不起，或是滑得夹不住，或是软得一碰就碎。这顿饭常常把那些身强力壮，神气十足新郎吃得满头大汗，给他一个下马威，让他今后对妻子要体贴一点!

我国古时的筷子，大多是用竹子制作的，“筷”与“箸”都是竹字头就是明证。但也有用木材制成的。后来，随着社会生产力的发展，封建帝王和贵族们，为了炫耀其地位及财富，又采用金、银、玉、象牙等名贵材料制成筷子，作为自己富贵的标志。现今的故宫博物院珍宝馆里还可以见到这些筷子。筷子跟绘画、雕刻联姻，经艺人之手巧妙点化，又可制成高级精美而魅力独具的工艺品。小小筷子，方圆有致，式样精巧、或烙画、或镂刻，让人观赏把玩，爱不释手。例如，北京的象牙筷，浅刻仕女，花鸟或风景，饰以彩绘，华贵艳丽，桂林的烙画筷，烙印象鼻山，芦笛岩，独秀峰等景，白绿相间，清丽大方。如今，筷子的品种就更多了，上海豫国商场有家筷子商店，经营的品种达七十多种，而且造型也美，工艺更精巧，如杭州的天竺筷、宁波的水磨竹筷、福建漆筷、广东的鸟木筷、四川的雕花竹筷、江西的彩漆烫花筷、山东潍坊的嵌银丝硬木筷、苏州白木筷和云南楠木筷等，皆是中国筷子大家族的名品。现在，北京又制作了以硬木、紫铜、象牙、玉石等为原料，结合景泰兰、雕刻、镶嵌等工艺的高档筷子。有些竹、木筷子的上端还烤印有各种图案或名家诗句，有的还雕刻上十二生肖形象，甚为精致。明清时代，各种筷箸已由单纯的餐具发展为精美的工艺品。清袁枚在《随园食单》中说：“美食不如美器，斯语是也。”清代，在云南武定县出了个烙画筷子的名艺人武恬，他能在长不盈尺的筷子上烙画唐代画家阎立本的《凌烟阁功臣图》、《瀛州十八学士图》，所绘人物须眉衣饰，栩栩如生，其技艺号称天下无双，出自他亲手制作的工艺筷亦是身价百倍。四川江安的竹簧筷驰名中外，1919年曾在巴拿马国际博览会上夺得优胜奖章。此筷创制于明末清初，以节长壁厚之楠竹为原料，经煮沸、制坯、露晒、打磨等多道工艺再精雕细刻而成。所刻狮头竹筷、有单狮、双狮、踏宝狮、子母狮等八十多个品种。据说，制作一双传统狮头簧筷，单是两个狮头，有时竟要雕上三百到四百刀才能完成。其做工之细，技艺之精，委实令人叹服!这筷画、筷雕，构成了中国工艺美术殿堂中独具民间特色的一员。

除此以外，筷子跟传统书法艺术也有很深的缘份。知堂老人五十年代在《吃饭与筷子》一文里，谈及西方人的刀叉和国人的筷子之异同时曾指出：“刀叉与筷子也不好说在文化上有什么高下，总之因有这异同，用筷与用笔才有密切的关系，正如拿钢笔的手势出于拿刀叉一样。朝鲜、日本、越南、缅甸、新加坡各国之能写汉字，固然由于过去汉文化之薰陶，一部份是由于吃饭拿筷子的习惯，使得他们容易拿笔，我想这是可能的。”西方人由执刀叉而拿钢笔，国人由用筷子而执毛笔，知堂老人这番立足发生学的推论，倒是饶有意味。今上海藏箸家兰翔先生更是以箸代笔，练就一手他自称“野孤禅”的“双筷书法”，名声传出，求字者纷纷上门。1994年7月2日《民族文化报》上还介绍了一位练竹筷书法甚有成就的部队文书。

随着人类科技的进步和历史的发展，今天人们使用的筷子更是多种多样。除去过去竹制的、木制的、铁制的、铜制的、象牙制的以外，还有塑料的、不锈钢的、铝合金等材料制作的，在其上面刻有各种各样的图案，多种书体的。当然一般平民百姓所使用的仍是木、竹制成的筷子。由于人们一日三餐都离不开筷子。它也给人们的生活增添了无穷的乐趣。当您走进筷子商店时，在小小的筷子上，可以一览大干世界。真是琳琅满目，美不胜收，使人眼花缭乱。因而有人由此认为，中国人之所以聪明，皆属筷子的功劳。此话虽有点夸张，但也不无道理。时至今日，这种简便轻巧的餐具非但未成为古董进入历史博物馆，反而因科学家赋予了它新的意义而倍受青睐。

但是，中国人在使用筷子时是有讲究的，一般在就餐时，一忌敲筷，也就是说，不能随意用筷子敲打碗碟盏杯，这有催主人快上菜的味道；二忌掷筷，即发放筷子时，要双手理顺，将筷子轻轻地放在每个人的面前，不能随手乱掷；三忌叉筷，也就是说筷子不能交叉摆放，要将一双双筷子头尾有序整齐地摆放着；四忌插筷，即不能将筷子插在饭碗的饭申或莱盘子的莱上，依据民间习俗，那是祭祀亡人的；五忌挥筷，即不能在菜盘里上下左右乱翻寻，如同鸡啄米一样，有食客之嫌，很不文雅；六忌舞筷，也就是说在吃饭时不能拿着筷子当刀具，在餐桌上乱舞，这也是不文明的象征；七忌搁筷，即在民间的木帆船上吃饭时，食毕，不能将筷子搁在碗上，这样就意味着船要搁浅了，这是船家之大忌!

中国的筷子何时传入海外，虽然尚无确考，但它远涉重洋，遍及五大洲，受到各种肤色人种喜爱的历史事实，实在也是一桩颇为微妙的话题。如今，不仅亚洲的大多数国家使用筷子，连西方那些传统使用刀叉的民族，也都相当普遍地生产和使用着筷子。美国明尼苏达州的西滨城。有一家拥有世界上最大的筷子制造厂，因而被誉为“筷子城”，一年的销售额高达l400万美元。在世界上，筷子除了它的实用功能外，还被作为艺术品广泛收藏。沪上筷子收藏家兰翔先生所收藏的各类名筷，不下千双，内中有一双唐代鎏金银箸，上方下圆，银皮镶包木胎，长28厘米。在筷的上端持筷处，有3厘米环形鎏金纹饰，经千年岁月的洗礼，金色依稀可辨。现在箸身虽已斑驳，但仍掩盖不住精美豪华原貌。印度尼西亚有位筷子收藏家，他的家藏珍品达900双之多，其中最名贵的一双，据说是我国明代一位皇妃使用过的金筷。目前，随着我国国际地位的提高，筷子的声誉也在悄悄地增长。筷子，作为中国文化的象征，有时还会有特别的纪念意义。1972年2月21日，美国总统尼克松访华时，周总理在人民大会堂设宴款待。尼克松作为历史上第一个访问中国的在职总统，第一次在中国政府举行的宴会上使用了中国的餐其一一筷子。宴会刚结束，一位加拿大《多伦多环球邮报》驻北京记者伯恩斯，顺手就把尼克松用过的那双筷子拿去，在场的宾客当即对这位记者风趣的举动的报以热烈掌声。消息传出后，有人出到二千美元的高价收买这双筷子，伯恩斯怎么也不肯割爱，据说后来竟要价到5000美元。1986年。英国女王伊丽莎白二世访华，也有一则关于筷子的花絮。英国皇家电视台在报导女王访华的特别节目中，最使英国人感兴趣的是女王在在中国国宴上纯熟使用筷子进膳的特写镜头：一家报纸刊登的大幅照片，文字题示：国宴服务员正在为女王准备的一双筷子；另一家报纸则以用筷子夹龙眼为题。报导女王出席国宴盛况。美国著名导演史蒂芬，在前几年摄制的一部科幻片申，特别设计了一个男女主角在太空船上用铅制的筷子进食的镜头，据说，因此而使这种铅筷很快成了市场上的时髦产品，每双售价达40美元。筷子，是炎黄子孙引为自豪的餐具，正如曾到上海来访问的联邦德国著名**明星科尔宾**说的那样一一“我会用中国的筷子进餐，等于半个中国人。”

受中国文化的影响，日本、朝鲜、越南等亚洲国家，都以筷子为餐具。筷子，这种轻巧的餐具，自AL遣隋使将它引进日本后，1300余年来，筷子文化的软硬体都有不少的变化。“箸”这个战国时代便和中国人生活息息相关的古字，至今仍通用于日文中。谈到日本文字，不能不谈谈进餐前后的独特表达方式，日本人在动用筷子前必先说声‘‘领受了”，餐后放下筷子则说“蒙赐盛馔”，这些充满宗教感情的话语，实为感谢我们从山、海采撷的食物的人及天地、大自然的恩赐。

日本箸的材质，设计极为考究，乎日常见的有竹、杉、桧、瑞木、紫檀、铜、铝合金、合成树脂等造成的箸；遇有节庆喜事便使用称作“嬉箸”的柳制箸，而桑制的箸则意味着延年益寿。此外还有一种说法，即日本人使用筷子，是在四到六世纪之间，从中国经朝鲜半岛传到日本的，日本了是崇拜中国筷子的国家，日本人至今还保持着中国筷子古称“箸”。日本深受我国隋唐典章制度的影响，在宫庭和贵族们的宴会上，使用金属筷吃中国式的饭菜，以示尊贵。日本人非常重视筷子在日常生活中的作用，东京有一所筷子学校，专们教授学生如何使用筷子，每一期学员受训时间为三个月。日本医学专家认为，儿童使用筷子还有助于智力的发展，因而使用筷子的人也越来越多。世界上消费筷子最多的国家是日本，据日本税务局公布的统计数字，每年全国共消费筷子七十多亿双，发展至现代，愈来愈盛行一次性使用的筷子。日本还将这种普及使用筷子的新潮视为弘扬日本文化最基本的标志。据说有位叫本田总一郎的学者，为感谢筷子一日三餐辛勤地为人们效劳，建议将每年的8月4日定为“筷子节”。这位学者的倡议，立即得到人们的热烈响应。一九八0年八月四日，“保卫日本的节日之会’’分别在东京赤坂的日枝神社和新泻县三条市的八幡神社举办了供奉筷子的仪式。这一天，人们载歌载舞地庆祝这一庄严神圣的节日。从此，日本有了个“筷子节”。在这一天，家家户户都热热闹闹地庆祝一番。以感谢筷子一日三餐地为他们服务。农村在播种、插秧、收获、生日或婚嫁的喜庆的筵席上。都的要换上新筷子，以表愉悦之情。

1、矛盾冲突是曹禺戏剧结构的核心。

曹禺早期戏剧的结构设置紧紧围绕矛盾冲突展开，冲突多变且因剧而宜。在多变戏剧冲突下，曹禺早期剧作有共同的精神内质的，即对原始野性的讴歌赞美。

2、曹禺的戏剧语言极具特色。

从而使得他在处理戏剧冲突当中，能深入剧中人的内心世界，或则表现人物与人物之间的心灵交锋，或则刻画剧中人内心的自我交战。表面的争执、外部的冲突都包蕴着剧中人的内心交战。一切外在的冲突、争辩与日常生活场景，都是为了酝酿、激发与表现内心冲突。

影响：

曹禺的作品不仅在国内不断出版和上演，受到读者和观众的欢迎，一些剧作已被译成日、俄、英等文字出版，并在许多国家上演，也受到国外读者和观众的好评，并因此在国内外产生了深厚的影响。

曹禺的《雷雨》《日出》《原野》《北京人》《家》等经典剧作，使中国现代话剧剧场艺术得以确立，并在中国的观众中扎根，使中国的现代话剧由此走向成熟。曹禺既是现代话剧真正意义上的奠基人，也是现代话剧艺术的一座高峰。

摘自：《王世襄家族：西清王氏》

01

王世襄的祖上，原居江西吉水县清江乡，故人称“西清王氏”。

关于“西清王氏”的名称，十二世孙王仁棠在民国十九年所撰的族谱序言中这样解释：“世之详闽王氏者，多溯源于琅琊忠懿，独吾族别为西清，盖先世旭窗公于明正嘉间，自江西之清江迁闽，迄今甫十有六世，兹事见三世祖长龄公墓版，先曾伯祖文勤公载于家乘，示不忘所自也。”

王氏家族自江西迁福建定居后，因口岸海运之便，商业的发达，生意一度蒸蒸日上，逐渐发展成为福州一带的名门望族。谁知，王家到了六世祖时，因身体健康不佳，在商旅生涯上渐失竞争力，从此，家道中落，祖先的辉煌，仅只留存于过去的时代里了。

家道中落，渐于清贫。在王世襄的高祖庆云公一代，就开始发愤读书，以期改变命运，重振家业。那时，正值晚清嘉庆、道光年间，国家尚称得上是较富裕的时期，世风不免“以侈靡为荣”，但这样的世风，并未影响庆云公读书的勤奋，以及在心志的上进。

十年寒窗，胸怀壮志，王庆云终于在嘉庆二十四年(1819) 中得举人，十年后又中得进士。从此，王氏家族开始步入青云，直上官宦之路。

庆云公中进士后三年，便入翰林院，后任贵州学政。五十岁时，在政绩与学问上，就与曾国藩并驾齐驱，还被朝廷任命为武会试的考官。尔后，在太平军时期，又曾任两广总督，清同治元年(1862) 官至工部尚书。

然而，就在这被封为尚书之年，庆云公却因病不幸逝世，朝廷为嘉彰他，谥文勤公。于此，王世襄先祖的名字，也被载入了《清史稿》名人传之中。

庆云公除了一生仕途坦荡外，还是位勤奋治学之人。他在翰林院期间，因曾经致力于一个省的教育与工业事业，撰写了一部《石渠余纪》又名为《熙朝纪政》的重要著作，书以六卷本刊出。其中详细记载了清代治国与理财的事绩，凡包括科举、荐举、吏治、军政、兵额、赋税、地丁、关税、盐法、矿政、屯田等门类，无不录入书中，并详细阐述，这著作用现代眼光看，就是当时清廷一部实用的财政简史。

庆云公生二子，其次子王传璨，曾任刑部主事。王传璨生四子，即仁致、仁堪、仁熟、仁东。长子仁致，早殇。王世襄的祖父王仁东，是庆云公的第四孙。

02

成丰四年(1854)，王仁东出生于福建省闽县(今福州市鼓楼区) 城内登龙（灯笼） 巷，从小长得很英俊，少年时代，所撰诗文便已日显才气。光绪二年丙子(1876)，王仁东乡试中了举人，初任内阁中书，后又历任南通知州、江苏候补道、江安督粮道、苏州粮道兼苏州关监督等职。然而，王仁东在清廷为官时，正值晚清衰败，内忧外患之时，他才虽高，却已难觅救世报国之道了。

王仁东于1918年因病于上海逝世，终年64岁。妻子刘学熹，河南布政使刘齐衔公之三女，于咸丰二年(1852) 生，光绪十二年(1886) 逝世，享年三十四岁。葬福州北关外下凤山。刘氏知书识礼，晓大谊。生子孝绰、孝絮、继曾、孝缜，生一女荃芬。

03

而王世襄的伯祖王仁堪(字可庄)，以清官著名于世，清光绪三年(1877) 丁丑科状元，后出任镇江、苏州知府。曾谏西太后罢缮颐和园，直谏不阿。

王仁堪在朝为官几十年，恪尽职守，清廉奉公，为民所爱。光绪十七年(1891) 三月，王仁堪出任江苏镇江知府，到任未及半月，有名的丹阳教案发生。该县民众在天主教堂内刨到死婴70多具，引起公愤。教堂被周围民众焚毁。洋人提出种种无理要求，王仁堪亲临(1889) 两广总督奏行的章程，遭到现场稽查，验得婴儿尸骸70多具，认为该教堂既然兼办育婴，不应枉死婴儿; 又不遵照光绪十五年群众反对是咎由自取。于是，呈请两江总督刘坤一，于结案时不追究民众焚毁教堂的责任，同时给传教士以适当抚恤，态度不卑不亢，甚为得体。

光绪十八年(1892) 春，王仁堪在镇江知府任上，因劳累过度，不久病倒。当地发生蝗灾，王仁堪亲自督捕于野，病情加重，在病床上仍念灭蝗事; 同年秋，丹徒、丹阳又遭大灾，王仁堪一面请准截漕济赈，一面劝导绅商捐助，救活20余万人。

光绪十九年(1893)七月，王仁堪调任苏州知府。据说，这一年，殷如璋为浙江乡试主考官，为防互通关节，走水路途经苏州。王仁堪任苏州知府，理应上船问候。恰此时，鲁迅的祖父周福清是殷如璋同年进士，他派仆人送去钱票及如何通关节的信函。

不料这个仆人无知，大叫要回条，殷如璋只好叫王仁堪代拆。一下漏了馅,王仁堪命将送信人拿下。殷如璋为表白自己，也拍案大怒。后周福清在杭州，被判“斩监候”在府狱一关八年，待到八国联军战乱时才获释。

因积劳过度，王仁堪一到苏州又病倒。但仍抱病每天到谳局(审理案件的机关) 清理积案，“未两月，结七百余起。”见国史馆《 苏州知府王仁堪传》。同年冬，在一次夜间巡查时，又感受风寒，终于一病不起。

噩耗传至镇江，“士民皆欷嘘流涕”，并详列王仁堪政绩，呈报督、抚，请求上报朝廷。总督刘坤一、巡抚奎俊，对王仁堪以实心行实政，视民事如家事，卓然有古循吏风，上闻，清帝诏允宣付史馆立传，以表循良。

当然，身处晚清这般已明显衰败的时代，王仁堪虽未能看到日后即将发生的甲午战争的失败、百日维新的天折，也没有看到一场中国的“自改革”运动的烟飞灰灭; 但历史尚是公正，毕竟不会忘记王仁堪这样为官一身正气的青廉人物，那历史之遗迹一一福州螺州的王仁堪状元府，迄今还矗立在那里。

04

王世襄的父亲继曾，是王仁东的第三子，字述勤。

辛亥革命后，王世襄的祖父王仁东寓居沪上。王继曾1882年生于上海，早年入上海南洋公学学习。南洋公学是当时上海著名的学堂，现在的上海交通大学，前身是民国初年的南洋大学，而南洋大学的前身便是清朝的南洋公学。

王继曾在南洋公学接受的是不同于旧式私塾的新式教育，由于盛宣怀设立南洋公学是要着意培养懂得西文西艺(外语与科技) 的人才，学校要求学生首先学习英、法、日等外语; 学法律、公法、政治学、通商法、商税法; 学习天算、舆地、格致、制造、汽机、矿冶等科学技术。

也许，在“中学为体，西学为用”的新式教育氛围中，王继曾感受到了西方先进技术的强大和不同文化思潮的碰撞，同时也随着外强入侵和清朝国力的式微，越来越看到清廷的无能和官员的腐败，看到百姓陷于疾苦，感到中华民族要振奋图强，势必先向西方寻求科技和改革制度才行，这让他产生了出国留学的念头。

但当时清廷实行愚民政策，禁止人民出国，适逢孙宝琦被任命为中国驻法公使，孙宝琦是清末重臣孙贻经的儿子，是一个笃诚开明的人士，王继曾便利用这一契机，于1902年随孙宝琦赴法国巴黎进修。

就这样，年仅20岁的王继曾便踏上了赴法求学的旅途。可以说，巴黎是他之后外交官生涯的最初起点。

王继曾到巴黎后，先后在法国高等学校及巴黎政法大学学习外交与公共事业管理，留学七年，学成时曾被授予学业优秀奖。1909年，他毕业回国后，首先任当年清政府军机大臣张之洞之秘书。后因其扎实的外语功底、外交能力和在巴黎留学的经验，不久便改任驻法留学生的监督，王继曾也得以有机会携夫人金章，再度赴法国巴黎故地重游。

正是王继曾夫妇侨居巴黎之际，国内时局却发生剧变，辛亥革命于武昌爆发，满清帝国终于土崩瓦解，中华民国宣告成立。

王世襄幼年与父亲

民国成立后，王继曾回国供职于北洋政府外交部，1914年1月，又任外交部政务司司长。这一年，也就是王世襄快出生前，买下了北京东城芳嘉园的一座四合院。那是一座传统的独门四合院，有四进院子、四层房屋，后门开在新鲜胡同，以当时的北京老城来说，虽不算大，却也几近中等规模。王世襄正出生于这老四合院里，并一直居住了将近八十年。

1920年9月，王继曾出任驻墨西哥公使并兼任驻古巴公使职。当时王世襄正六岁，本来全家要随父亲一起远赴墨西哥，但此时二哥王世容不幸天折，王世襄又患猩红热初愈，不宜离家远行，因此母亲只好带他留在上海。

1921年8月，王继曾免兼驻古巴公使职，专任驻墨西哥公使。同年底，他任满归国后，一家终在上海重聚。1924年1月，王继曾由沪往京，在孙宝琦执政的北洋政府担任国务院秘书长，一家人才重回芳嘉园老宅居住。1926年，王继曾又改任安国军外交讨论会委员，1931年后则任英美烟草公司北平分行经理。

王继曾在频繁出任驻外使节的过程中，还对各国的经济、政治和文化进行了细致的观察和分析，曾著《意大利政治经济财政报告书》等书，介绍并评述了当时国外的一些政治经济之状况，应该说，为当时国人了解西方的经济文化和政治体制提供了一定的借鉴。尔后，随时局之变化，当民国政府迁都南京后，北京的政府职能逐渐萎缩、日渐萧条，而王继曾则又无意去国民党的政府工作，他在时过境迁之下，也渐渐淡出了政界。

西清王氏一门，自从福建闽县经商发家，后代代相承，通过科举应试走上仕途，逐渐发展为一个官宦之家。回顾王世襄祖上三代的生平历程，可谓英才辈出，洵不多见。如有进士出身、治理一方的重臣，有状元及第、直陈时弊的循吏，也有跻身洋务、从事外交的使节。所以说王氏世家子弟、官宦生涯，尤其是在鸦片战争后内外交困的时局中，王家各代养成的“通达时事”、“兼备中西”、“注重实际”的办事作风，无疑是西清王氏一代代薪火传承之作风，对日后王世襄的成长和后来的治学，都产生了潜移默化的影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