邹阳原文_翻译及赏析

邹阳，散文家，齐人，是西汉时期很有名望的文学家。文帝时，为吴王刘濞门客，以文辩著名于世。吴王阴谋叛乱，邹阳上书谏止，吴王不听，因此与枚乘、严忌等离吴去梁，为景帝少弟梁孝王门客。邹阳“为人有智略，慷慨不苟合”，后被人诬陷入狱，险被处死。他在狱中上书梁孝王，表白自己的心迹。梁孝王见书大悦，立命释放，并尊为上客。邹阳有文七篇，现存两篇，即《上书吴王》、《于狱中上书自明》。 邹阳 生平

齐人，西汉散文家。约前206—前129。文帝时，为吴王刘濞门客，以文辩著名于世。吴王阴谋叛乱，邹阳上书谏止，吴王不听，因此与枚乘、严忌等离吴去梁，为景帝少弟梁孝王门客。邹阳“为人有智略，慷慨不苟合”，后被人诬陷入狱，险被处死。他在狱中上书梁孝王，表白自己的心迹。梁孝王见书大悦，立命释放，并尊为上客。

邹阳有文七篇，现存两篇，即《上书吴王》、《于狱中上书自明》。又《西京杂记》录有他的《酒赋》、《几赋》，不可信。从《上书吴王》可以看出邹阳是一个有志于维护国家统一的人，在政治主张上与贾谊、晁错有一致的地方。

主要著作 邹阳有文七篇，现存两篇，即《上书吴王》、《于狱中上书自明》。又《西京杂记》录有他的《酒赋》、《几赋》，不可信。从《上书吴王》可以看出邹阳是一个有志于维护国家统一的人，在政治主张上与贾谊、晁错有一致的地方。因他是吴王门客，其时叛乱尚未发动，所以只能隐晦曲折地加以劝说，文多隐语，常于言外见意。《狱中上梁王书》，情意恳切，在哀婉悲叹之中包含着激愤感慨。文中反复征引史实，词采华丽，多用排偶，有战国策士说辞气味。《汉书·卷三十·艺文志第十》可能即因此把邹阳列入纵横家。 时代背景

汉代立国之后，社会由战乱转为安定，农业获得稳定发展，国力不断增强。与此相伴随的，是文化事业和文学艺术再度繁荣。汉代君臣多为楚地人，他们在将自己的喜怒哀乐之情和审美感受付诸文学时，便自觉不自觉地采用了《楚辞》所代表的文学样式，从而创造出汉代文坛独具风貌的赋。中国文学发展中一段辉煌的历史便由此展开了。汉王朝立国之初，天下尚未安定，以刘邦为代表的统治者对文化建设的重要意义缺乏深刻认识，刘邦曾明确表示不喜欢《诗》、《书》。陆贾首先指出了文化建设的重要性，以出色的政论文启发并引导最高统治者总结前代王朝兴衰成败的经验教训，同时，陆贾也运用赋抒 志，为汉代文学创作揭开了序幕。

汉代初期的作家多具备陆贾那种精神、气质，他们集纵横家、文学家的品格于一身。他们的修养、素质对汉初文学风貌的形成影响至深。同陆贾最为接近的作家当属贾谊，他是促进汉代文学繁荣期早日到来的最重要的作家。汉初为巩固刚刚建立的政权，刘氏集团先后消灭了具有实力的异姓诸侯，而广建同姓诸侯。这些刘氏宗亲不具备秦以前诸侯那样独立王国的地位，却也具有相当强大的势力。他们不能像战国诸侯那样开疆拓土，于是，便向着经济、文化、享乐方面发展。此时的诸侯国，还有养士的遗风。大国诸侯多礼贤下士，延揽人材。当时诸侯国的宾客除在政治、邦交方面发挥一定的作用之外，更多的人则将注意力转移到文学方面。汉初的刘氏宗亲多具有较高的文化修养，刘氏子孙以文学见于历史记载者有多人。

主要经历

谏吴王书

邹阳生活的时代是一个社会经济逐渐恢复发展、思想文化相对自由，同时也是各种社会矛盾潜滋暗长的时期。承秦之衰，为了迅速恢复被战争破坏的社会经济，刘汉皇朝在初期崇尚道家黄老学说，实行无为而治。到文帝、景帝时期，经济上，社会生产力有所发展，出现了封建史家所艳称的“文景之治”；政治上，刘汉皇朝日加巩固，但诸侯王的势力也在扩张，分裂因素不断增加;思想文化上，诸子之学复起，士人的活动有一定的自由度，虽然不比春秋战国时期任意驰骋，“合则留，不合则去”，但也可以讲议集论，著书立说。正是在这种背景下，大约于文帝中期，邹阳与著名赋家枚乘、严忌(即庄忌，为避汉明帝刘庄名讳改)等先后应聘至富庶的吴国。吴王刘濞是汉高祖刘邦之侄，汉初封于吴地3郡53城，地理位置优越，擅渔、盐、铜山之利，经过几十年的发展，实力已经相当强大。国富起异心。吴王刘濞招致流亡，延揽贤士，谋夺帝位。邹阳至吴之后，吴太子赴长安朝见文帝，与皇太子博戏，无意中被皇太子用博局(棋盘)砸死。当时御吏大夫晁错又向汉景帝建议削弱诸侯王封地。这些使得吴王刘濞怨恨之余又添恐慌，遂暗地勾结其他诸侯王以及闽越、匈奴等，伺机叛乱。邹阳微有察觉，写下《谏吴王书》进行规劝。因他是吴王门客，其时叛乱尚未发动，所以只能隐晦曲折地加以劝说，文多隐语，常于言外见意。尽管如此，在文中他还是不无忧虑地指出，如若轻举妄动，“则我吴遗嗣，不可期于世矣。”从《谏吴王书》可以看出，邹阳既有维护诸侯王地位的动机，又见微知着地认识到中央集权的不可逆转，具有维护国家统一的思想。这从另一个方面也说明了，战国游士的风气已不能照旧存在下去。然而吴王刘濞刚愎自用，利令智昏，一意孤行，于景帝三年(公元前154年)联合楚、赵、胶西、胶东、淄川、济南六国诸侯王，以“诛晁错、清君侧”为名，发动了“七国之乱”，但很快被汉兵打败，身死国破。

邹阳劝谏吴王后不久，即与枚乘、严忌离开吴国，来到待士甚厚的梁国。梁孝王刘武为汉景帝同母弟，原为代王，后改封淮阳王，于公元前168年又改封为梁王。因仁慈孝顺，被追谥为孝王，后人称之为梁孝王。在七国之乱时，梁孝王旗帜鲜明地支持中央，为维护西汉王朝的统一立下了大功。梁孝王因功劳显赫，再加之受窦太后的宠爱，被授予天子旌旗，权势“拟于天子”。因此故，他动了谋求帝嗣的野心，大力招贤纳士，天下文人名士也齐趋梁国，邹阳与公孙诡、羊胜、枚乘、司马相如等都成了座上客。在羊胜、公孙诡等人的怂恿、策划下，梁孝王在谋求帝嗣上采取了一系列实际行动。不过，这受到汉大臣袁盎等人的强烈反对，梁孝王盛怒之下，派人刺杀了袁盎及其他与议大臣十余人。

邹阳死后，归葬故里临淄。在清朝咸丰元年(1851)正月，临淄知县邹崇孟立汉邹阳故里碑。《临淄县志》有记载：“邹阳故里，在辛店庄，有碑尚存。”碑文曰：“大清咸丰元年正月，‘汉邹阳故里’，临淄县知县邹崇孟”。后人有诗曰：“招贤纳士汉梁王，善辩邹阳是智囊；总有小人羊胜妒，一腔血泪著华章。”

邹阳的诗文臣闻忠无不报，信不见疑，臣常以为然，徒虚语耳。昔荆轲慕燕丹之义，白虹贯日，太子畏之；卫先生为秦画长平之事，太白食昴，昭王疑之。夫精变天地而信不谕两主，岂不哀哉！今臣尽忠竭诚，毕议愿知，左右不明，卒从吏讯，为世所疑。是使荆轲、卫先生复起，而燕、秦不寤也。愿大王孰察之。昔玉人献宝，楚王诛之；李斯竭忠，胡亥极刑。是以箕子阳狂，接舆避世，恐遭此患也。愿大王察玉人、李斯之意，而后楚王、胡亥之听，毋使臣为箕子、接舆所笑。臣闻比干剖心，子胥鸱夷，臣始不信，乃今知之。愿大王孰察，少加怜焉。语曰：“有白头如新，倾盖如故。”何则？知与不知也。故樊于期逃秦之燕，借荆轲首以奉丹事；王奢去齐之魏，临城自刭以却齐而存魏。夫王奢、樊于期非新于齐、秦而故于燕、魏也，所以去二国、死两君者，行合於志，慕义无穷也。是以苏秦不信于天下，为燕尾生；白圭战亡六城，为魏取中山。何则？诚有以相知也。苏秦相燕，人恶之燕王，燕王按剑而怒，食以駃騠；白圭显于中山，人恶之于魏文侯，文侯赐以夜光之璧。何则？两主二臣，剖心析肝相信，岂移于浮辞哉！故女无美恶，入宫见妒；士无贤不肖，入朝见嫉。昔司马喜膑脚于宋，卒相中山；范雎拉胁折齿于魏，卒为应侯。此二人者，皆信必然之画，捐朋党之私，挟孤独之交，故不能自免于嫉妒之人也。是以申徒狄蹈雍之河，徐衍负石入海，不容于世，义不苟取比周于朝以移主上之心。故百里奚乞食于道路，缪公委之以政；甯戚饭牛车下，桓公任之以国。此二人者，岂素宦于朝，借誉于左右，然后二主用之哉？感于心，合于行，坚如胶漆，昆弟不能离，岂惑于众口哉？故偏听生奸，独任成乱。昔鲁听季孙之说逐孔子，宋任子冉之计囚墨翟。夫以孔、墨之辩，不能自免于谗谀，而二国以危。何则？众口铄金，积毁销骨也。秦用戎人由余而伯中国，齐用越人子臧而强威、宣。此二国岂系于俗，牵于世，系奇偏之浮辞哉？公听并观，垂明当世。故意合则胡越为兄弟，由余，子臧是矣；不合则骨肉为仇敌，朱、象、管、蔡是矣。今人主诚能用齐、秦之明，后宋、鲁之听，则五伯不足侔，而三王易为也。是以圣王觉寤，捐子之之心，而不说田常之贤，封比干之后，修孕妇之墓，故功业覆于天下。何则？欲善亡厌也。夫晋文亲其仇，强伯诸侯；齐桓用其仇，而一匡天下。何则？慈仁殷勤，诚加于心，不可以虚辞借也。至夫秦用商鞅之法，东弱韩、魏，立强天下，卒车裂之。越用大夫种之谋，禽劲吴而伯中国，遂诛其身。是以孙叔敖三去相而不悔，于陵子仲辞三公为人灌园。今人主诚能去骄傲之心，怀可报之意，披心腹，见情素，堕肝胆，施德厚，终与之穷达，无爱于士，则桀之犬可使呔尧，跖之客可使刺由，何况因万乘之权，假圣王之资乎！然则荆轲湛七族，要离燔妻子()，岂足为大王道哉！臣闻明月之珠，夜光之璧，以闇投人于道，众莫不按剑相眄者。何则？无因而至前也。蟠木根柢，轮囷离奇，而为万乘器者，以左右先为之容也。故无因而至前，虽出随珠和璧，祗怨结而不见德；有人先游，则枯木朽株，树功而不忘。今夫天下布衣穷居之士，身在贫羸，虽蒙尧、舜之术，挟伊、管之辩，怀龙逢、比干之意，而素无根柢之容，虽竭精神，欲开忠于当世之君，则人主必袭按剑相眄之迹矣。是使布衣之士不得为枯木朽株之资也。是以圣王制世御俗，独化于陶钧之上，而不牵乎卑辞之语，不夺乎众多之口。故秦皇帝任中庶子蒙嘉之言，以信荆轲，而匕首窃发；周文王猎泾渭，载吕尚归，以王天下。秦信左右而亡，周用乌集而王。何则？以其能越挛拘之语，驰域外之议，独观乎昭旷之道也。今人主沈谄谀之辞，牵帷廧之制，使不羁之士与牛骥同皁，此鲍焦所以愤于世也。臣闻盛饰入朝者不以私污义，底厉名号者不以利伤行。故里名胜母，曾子不入；邑号朝歌，墨子回车。今欲使天下寥廓之士笼于威重之权，胁于位势之贵，回面污行，以事谄谀之人，而求亲近于左右，则士有伏死堀穴岩薮之中耳，安有尽忠信而趋阙下者哉！——两汉·邹阳《狱中上梁王书》

狱中上梁王书

两汉 ： 邹阳

臣闻忠无不报，信不见疑，臣常以为然，徒虚语耳。昔荆轲慕燕丹之义，白虹贯日，太子畏之；卫先生为秦画长平之事，太白食昴，昭王疑之。夫精变天地而信不谕两主，岂不哀哉！今臣尽忠竭诚，毕议愿知，左右不明，卒从吏讯，为世所疑。是使荆轲、卫先生复起，而燕、秦不寤也。愿大王孰察之。

昔

臣闻忠无不报，信不见疑，臣常以为然，徒虚语耳。昔荆轲慕燕丹之义，白虹贯日，太子畏之；卫先生为秦画长平之事，太白食昴，昭王疑之。夫精变天地而信不谕两主，岂不哀哉！今臣尽忠竭诚，毕议愿知，左右不明，卒从吏讯，为世所疑。是使荆轲、卫先生复起，而燕、秦不寤也。愿大王孰察之。

昔玉人献宝，楚王诛之；李斯竭忠，胡亥极刑。是以箕子阳狂，接舆避世，恐遭此患也。愿大王察玉人、李斯之意，而后楚王、胡亥之听，毋使臣为箕子、接舆所笑。臣闻比干剖心，子胥鸱夷，臣始不信，乃今知之。愿大王孰察，少加怜焉。

语曰：“有白头如新，倾盖如故。”何则？知与不知也。故樊于期逃秦之燕，借荆轲首以奉丹事；王奢去齐之魏，临城自刭以却齐而存魏。夫王奢、樊于期非新于齐、秦而故于燕、魏也，所以去二国、死两君者，行合於志，慕义无穷也。是以苏秦不信于天下，为燕尾生；白圭战亡六城，为魏取中山。何则？诚有以相知也。苏秦相燕，人恶之燕王，燕王按剑而怒，食以駃騠；白圭显于中山，人恶之于魏文侯，文侯赐以夜光之璧。何则？两主二臣，剖心析肝相信，岂移于浮辞哉！

故女无美恶，入宫见妒；士无贤不肖，入朝见嫉。昔司马喜膑脚于宋，卒相中山；范雎拉胁折齿于魏，卒为应侯。此二人者，皆信必然之画，捐朋党之私，挟孤独之交，故不能自免于嫉妒之人也。是以申徒狄蹈雍之河，徐衍负石入海，不容于世，义不苟取比周于朝以移主上之心。故百里奚乞食于道路，缪公委之以政；甯戚饭牛车下，桓公任之以国。此二人者，岂素宦于朝，借誉于左右，然后二主用之哉？感于心，合于行，坚如胶漆，昆弟不能离，岂惑于众口哉？故偏听生奸，独任成乱。昔鲁听季孙之说逐孔子，宋任子冉之计囚墨翟。夫以孔、墨之辩，不能自免于谗谀，而二国以危。何则？众口铄金，积毁销骨也。秦用戎人由余而伯中国，齐用越人子臧而强威、宣。此二国岂系于俗，牵于世，系奇偏之浮辞哉？公听并观，垂明当世。故意合则胡越为兄弟，由余，子臧是矣；不合则骨肉为仇敌，朱、象、管、蔡是矣。今人主诚能用齐、秦之明，后宋、鲁之听，则五伯不足侔，而三王易为也。

是以圣王觉寤，捐子之之心，而不说田常之贤，封比干之后，修孕妇之墓，故功业覆于天下。何则？欲善亡厌也。夫晋文亲其仇，强伯诸侯；齐桓用其仇，而一匡天下。何则？慈仁殷勤，诚加于心，不可以虚辞借也。

至夫秦用商鞅之法，东弱韩、魏，立强天下，卒车裂之。越用大夫种之谋，禽劲吴而伯中国，遂诛其身。是以孙叔敖三去相而不悔，于陵子仲辞三公为人灌园。今人主诚能去骄傲之心，怀可报之意，披心腹，见情素，堕肝胆，施德厚，终与之穷达，无爱于士，则桀之犬可使呔尧，跖之客可使刺由，何况因万乘之权，假圣王之资乎！然则荆轲湛七族，要离燔妻子()，岂足为大王道哉！

臣闻明月之珠，夜光之璧，以闇投人于道，众莫不按剑相眄者。何则？无因而至前也。蟠木根柢，轮囷离奇，而为万乘器者，以左右先为之容也。故无因而至前，虽出随珠和璧，祗怨结而不见德；有人先游，则枯木朽株，树功而不忘。今夫天下布衣穷居之士，身在贫羸，虽蒙尧、舜之术，挟伊、管之辩，怀龙逢、比干之意，而素无根柢之容，虽竭精神，欲开忠于当世之君，则人主必袭按剑相眄之迹矣。是使布衣之士不得为枯木朽株之资也。

是以圣王制世御俗，独化于陶钧之上，而不牵乎卑辞之语，不夺乎众多之口。故秦皇帝任中庶子蒙嘉之言，以信荆轲，而匕首窃发；周文王猎泾渭，载吕尚归，以王天下。秦信左右而亡，周用乌集而王。何则？以其能越挛拘之语，驰域外之议，独观乎昭旷之道也。

今人主沈谄谀之辞，牵帷廧之制，使不羁之士与牛骥同皁，此鲍焦所以愤于世也。

古文观止 ， 写人 ， 品格寓理

一 似是而非的“两极”论

中国文学史上最具争议的作品，莫过于《红楼梦》；而《红楼梦》中最具争议的，又莫过于钗黛问题。林黛玉与薛宝钗两位女主角，究竟哪一位好？这是十分诱人的话题。自打《红楼梦》传世以来，读者就仿佛分裂成两大阵营。一派褒林贬薛，一派扬钗抑黛。双方可以争到“几挥老拳”的地步。然而，“拥林”也好，“拥薛”也罢，双方的潜意识中，却默认了一个共同的前提：钗黛对立，不可调和。不是黛死，便是钗亡，都得为自己心爱的艺术形象论战到底。有人不早就说过钗黛“是两种不可调和的美”（蒋和森《林黛玉论》）么？人们总是习惯性地将“理性的、功利的、世俗的、有心计的”性格以及“卫道的、封建的”思想，判定为宝钗专有；将“感情的、艺术的、一己的、天真任性的”性格以及“叛逆的、革命的”思想，判定为黛玉专有。然后，就这些二元对立的内容，进行或褒或贬的评述。却不想想，这种判定本身是否正确。不想想宝钗是否也有“感情的、艺术的、一己的、天真任性的”性格，黛玉是否也有“理性的、功利的、世俗的、有心计的”性格！在定势思维的指引下，早期的偏见成了后期的迷信，乃至一提到宝钗，便无处不是谋略与功利，一提到黛玉便无处不是感情与眼泪。于是，浅尝辄止的红学家们喊出了那句著名的口号：“注重现实生活的人们，你们去喜欢薛宝钗吧！倾向性灵生活的人们，你们去爱慕林黛玉吧！”（王昆仑《红楼梦人物论》）正是在这样的背景下，王蒙先生提出了“薛宝钗精神”与“林黛玉气质”两个概念，把世人关于钗黛两极对立的迷信，发挥到了极致。

王蒙认为，所谓“薛宝钗精神”是一种“认同精神”，一种“理性的、冷静到近于冷峻的克己复礼的精神”。其“诚于中而形于外”的“进退有据、刚柔有度、行止得体、藏用俱时”的思想行为，“堪称是（那时候）的文化理想”实质上是一种“政治家的素质”。使人联想到“范蠡、张良、萧何、魏征，而远远高过商鞅、吴起、韩信辈”。王蒙说，他为宝钗“超人的精明、城府、冷静而感到疏离、反感乃至毛骨悚然”，一个社会中若只有“薛宝钗精神”，那么就“太枯燥、太寂寞、太冷峻”了。所以就需要“林黛玉气质的匡正、补充、冲突”。而“林黛玉气质”则“是理想、是诗、是情，是一切电脑都没有，而人类所渴望、所难以获得、所梦寐以求的情”。最后他总结说：“是社会的人，就会有薛宝钗精神；是人特别是女人，就会有林黛玉气质。”“钗黛合起来看，代表了人性最基本的‘吊诡’（悖论）。”人性“可以是感情的、欲望的、任性的、自我的、充分的，它表现为林黛玉；同时人性又是群体的、理性的、有谋略的、自我控制的，它表现为薛宝钗。”所以“林黛玉与薛宝钗既是两个活生生的典型人物，又是人，是女性性格素质、心理机制两极的高度概括。”（王蒙《钗黛合一新论》、《红楼梦的研究方法》）

王蒙先生的妙绝好辞，使传统的钗黛对立论，上升到了一个前所未有的高度。然而，“高处不胜寒”。理论化了的“两极对立”说，也无可避免地暴露了它的致命弱点——论者既然知道“人性可以是感情的、欲望的、任性的、自我的、充分的，又可以是理性的、群体的、谋略的、自抑的”，又何以认定黛玉必须是前一种人性的体现，宝钗必须是后一种人性的体现？怎知一人身上不会兼具两种人性？王蒙说：“林黛玉与薛宝钗既是两个活生生的典型人物，又是人。”又说“是社会的人，就会有薛宝钗精神；是人特别是女人，就会有林黛玉气质。”那么请问王蒙先生，林黛玉作为一个“社会的人”，她身上有没有“薛宝钗精神”？薛宝钗作为一个“人特别是女人”，她身上又有没有“林黛玉气质”？如果没有，那林黛玉还是不是一个“社会的人”？薛宝钗还是不是一个“女人”？如果有，那就是林中有薛、薛中有林，又凭什么将她俩视为“截然相反”的两极？言辞上如此深沉，逻辑上又如此荒悖，这又是不是一个基本的“吊诡”呢？有人指出王蒙论宝钗时，“论的是史、是社会、是现实”，论述黛玉时，则是“论诗、论灵感、论才华、论情”。（白盾《红楼梦研究史稿》）这确实击中了要害：论者为什么不启动他的逆向思维，反过来想一想？谈谈黛玉身上的“史”、“社会”“现实”和宝钗身上的“诗”、“灵感”、“才华”、“情”？如果真那样，由迷信和偏见垒成的伪红楼，恐怕就要分崩离析了。

二 十一条反思及启示

反思之一：黛玉的世故

钗黛对立论者及“拥林 ”派一个最普遍的信念是，宝钗乃“世故”、“圆滑”、善于拍马讨好之人，黛玉则刚直不阿，“想哭便哭，想闹便闹”，不讨长辈喜欢。论者常引第22回中的两件事，作为贬钗的证据。前一件是贾母给宝钗做生日，请她点菜。宝钗深知老年人爱吃甜烂食物，“遂按贾母素日所喜者点”。后一件是元春出灯谜给大家猜，宝钗一见便猜着，却假说难猜、故意寻思。钗黛对立论者对这两件事的评价皆是“虚伪令人作呕”。殊不知，这种“世故”、“圆滑”或曰“虚伪”、“奸巧”，在黛玉身上也样样不缺。第3回，黛玉初进贾府，“时时在意，步步留心”，对贾府的一什一物、一茶一饭，都精于礼教之规。已显出了她的世故与谨慎。当贾母询问她“因念何书”时，黛玉答道：“刚念了《四书》”，贾母随即说了一通自家孙女读书的事。黛玉从中察觉到老太太有不喜女孩读书之意。默记于心，待到宝玉再问她念过何书时，她便改口为“不曾读书”了。这种曲意奉承的行为，与宝钗的点菜、猜谜，实无本质区别。这又是不是“虚伪令人作呕”呢？第18回元春省亲，黛玉亦曾作诗恭维。而且可以看出她是有心要“大展诗才”，而绝非只是随声附和。所以她的“何幸邀恩宠，宫车过往频”，并不在宝钗“睿藻仙才瞻仰处，自惭何敢再为辞”之下。至于《杏帘再望》中的“盛世无饥馁，何须耕织忙”更是典型的歌功颂德之语，连元妃也认定这是应制诗之冠。程高本94回，“贾母赏妖花”。众人皆以为海棠秋季开花为不祥之兆。独黛玉出来，讲了个“田家荆树”死而复荣的故事，且比照这个典故说海棠复开是吉兆，引得贾母十分高兴。这又是不是拍马讨好？可笑谢铁骊先生在编导**《红楼梦》时，不敢正视这段情节，硬把黛玉所为搬到宝钗头上。观众居然欣然接受，看不出半点破绽。这也从一个反面说明钗黛并无本质区别，她们的行为可以互植。

其实，如果用历史的观点去看《红楼梦》，上述问题便不难解决。曹雪芹、脂砚斋俱是“旧家子弟”。他们的精神、思想都深受贵族文化的影响，对于生养过他们的旧家庭，他们并不象后人那样恨不得将其打倒。相反倒时时流露出无限眷恋的情绪。这一点，从脂砚斋常常炫耀“大家严父”的评语中可以看出。他们的价值观与审美观是不可与今人混同的。如《二十四孝》中“割股疗亲”、“斑斓戏彩”等在今人看来十分矫情可笑的故事，在他们旧家子弟眼中，就很可能是正经、严肃甚至崇高的事。反观《红楼梦》之写钗黛奉承长辈，绝不是要给她们扣上“虚伪”、“奸巧”的帽子——那样就不是“为闺阁昭传”，而简直是污蔑闺阁了。作者的本意是赞扬她们懂得孝道、知书达礼，有大家闺秀风范。所以钗也好，黛也好，她们的行为均不可理解为巴结献媚耍阴谋，而应看成家庭内部缓和气氛、增进融洽的善举，是合理的世故。

反思之二：黛玉的心计

千万不要把“冷静”与“理智”当做宝钗的专利。黛玉一旦冷静下来，她的心计真的与宝钗难分轩轾。第45回，宝钗建议黛玉服燕窝，黛玉说：“虽然燕窝易得，但只我因身子不好，请大夫、熬药，已经闹了个天翻地覆了。这会子我又兴出新文来，熬什么燕窝粥。老太太、太太、凤姐姐这三人便没话说，那些底下老婆子、丫头们未免嫌我太多事了。”一个15岁的女孩有这么多心眼，能说她不懂世故吗？第35回，宝玉挨打，黛玉观望怡红院，“只不见凤姐儿来”，便在心里盘算：“她怎么不来瞧瞧宝玉呢？便是有事缠住了，她必定也是要来打个话胡哨，讨老太太、太太的好儿才是。今儿不来，必有原故。”相形之下，宝玉对凤姐却从未有此冷静、深刻的剖析。第52回，赵姨娘来瞧黛玉，问：“姑娘这几天可好？”黛玉便知她“从探春处来，从门前过，顺路的人情”，忙陪笑让坐：“难得姨娘想着，怪冷的，亲自走来。”黛玉对赵姨娘，心里大约并无几分好感，却能做得如此行止得体、不露痕迹，这又算不算“超人的精明、城府、冷静”？

假如我们就此断言，黛玉的心计是一种“政治家的素质”，令人“疏离、反感乃至毛骨悚然”，读者一定不会买帐。但别忘了钗黛对立论者就是凭着一堆类似的事例，将宝钗一个普通女孩子的敏感，夸张到神乎其神的程度的。

反思之三：黛玉的随和

宽厚随和、温柔体贴也不是宝钗的专利。黛玉的行事亦多有恕道。第40回，钗黛及宝玉一起上栊翠庵品茶。妙玉欲与宝玉独谈，只碍着钗黛二人。“黛玉知她天性怪僻，不好多话，亦不好多坐，吃过茶便约着宝钗走出来。”另一次是黛玉厚待给她送燕窝婆子，又是赏她茶吃，又虑着她“冒雨送来”、“耽误了夜局发财”，赐给酒钱（第45回）。还有第62回，黛玉体谅袭人的文字。宝玉生日宴会散后，钗黛于一处品茶，袭人前来伏侍。黛玉见她忙得不可开交，便笑道：“你知道我的病，大夫不许多吃茶。这半钟尽够了，难为你想的到。”袭人听了，自是欣喜。甚至对探春削减各房月钱的改革，黛玉也能十分理解。她对宝玉说：“要这样才好，咱们也太费了。我虽不管事，心里每常闲了，替她们一算，出的多，进的少，如今若不省俭，必至后手不接。”（第62回）你看，她如此的通情达理，不是很有宝钗的风格么？

反思之四：宝钗的柔情

黛玉身上存在着宝钗的宽厚和体贴，而宝钗的心中亦不乏黛玉的柔情。对此作者精心设计了两段情节，使宝钗深藏于心底的爱情显露得恰到好处。第34回，宝玉挨打，卧床不起。宝钗手托丸药款款而至，但那深藏于心底的感情和娇羞怯怯的情态，敏感的宝玉早已觉出，心中大为感动，连伤痛也抛到九霄云外去了。第36回，宝玉穿着银红纱衫子睡中觉。袭人有事出去了。原先跟袭人谈话的宝钗情不自禁地坐在袭人的座位上，拿起袭人为宝玉做的白绫红里的兜肚扎起来。兜肚的图案是红莲绿叶、五色鸳鸯，宝钗身边还放着驱赶虫蝇的蝇帚子，俨然亲热的小夫妻。宝钗素日以端庄节制著称，现在忽然忘情失态，而且是那样平静自然地流露出来，心里变化起伏的脉络，分明而极尽其妙。心曲纤毫毕显，情态栩栩如生。读者不知不觉就浸润在这缓缓流动的感情细浪中去了。不知钗黛对立论者读了这样的文字之后，还是否会觉得“太枯燥、太寂寞、太冷峻” ？

反思之五：宝钗的敏感

比较一下宝钗、黛玉在爱情上的敏感与“小性儿”，也很有趣。

关于黛玉，举一个众所周知的例子。那是在她与宝玉共读《西厢》的时候。显然那“落花流水，闲愁万种”的戏文，已经敲开了少女的心扉，冉冉升腾的爱情犹如泉涌。宝玉便借机表白了自己的爱意：“我就是个多愁多病的身，你就是那倾国倾城的貌。”不料，黛玉的脸上却忽然风云突变，指着宝玉好一顿臭骂：“你这该死的胡说！好好儿的，把这些*词艳曲弄了来，说这些混帐话欺负我。”（第23回）急得宝玉忙赔礼不迭。很明显，黛玉受不了爱的直白。

与之焦不离孟，孟不离焦的是宝钗的敏感。第30回，宝玉问候宝钗，笑谈间竟为她冰肌玉骨的丰美痴绝而倾倒，下意识地说出了心中酝酿已久的比喻：“怪不得人们都说姐姐象杨妃，原也丰满了些”。不想宝钗却自感人格受辱，当即反唇相讥：“我倒是象杨妃，可惜没有一个好哥哥好兄弟做得杨国忠的。”这又引出了“宝钗借扇机带双敲”的文字——看来宝钗也受不了宝玉爱意的直白。另一次是在第35回，宝玉遭打，宝钗心疼之余错怪到薛蟠身上，便“错里错以错劝哥哥”。薛蟠受不得这样的冤枉，情急之中嚷出了妹妹的心事。可惜这位呆兄一点也不懂得女孩脆弱的心性，只知乱嚷一通，结果害得宝钗“满心委屈气忿，到自己屋里整哭了一夜”。直到次日见了母亲，仍掩面而哭。薛蟠百般哄劝，方逗得宝钗破涕为笑。

钗黛对立论者总说“宝钗有宝钗的言行，黛玉有黛玉的言行。”但如果将上述细节做一番互换，把厉声臭骂改做宝钗的所为，将“掩面而哭”直至“破涕为笑”，改做黛玉所为，读者恐怕又会分不清谁是钗，谁是黛了。

反思之六：宝钗的拒俗

钗黛对立论另一个广有市场的观点是，宝钗“醉心于功名富贵”，处处迎合封建社会。那首《临江仙·柳絮辞》中的一句“好风凭借力，送我上青云”，就被引证为宝钗“野心勃勃”的罪证。可原著似乎有意要同这种观过不去，书中讽时骂世最狠的人物偏偏就这个宝钗。

第38回菊花蟹宴，宝黛钗三人作诗咏蟹。宝钗的《螃蟹咏》勇夺桂冠：

桂霭桐阴坐举觞，长安涎口盼重阳。

眼前道路无经纬，皮里春秋空黑黄。

酒未涤醒还用菊，性防积冷定须姜。

于今落釜成何益，月浦空余禾黍香。

这是一首文笔老辣、言辞尖刻的讽刺诗。所讽刺的恰是世间的贪婪、鄙俗之辈。犹以一句“眼前道路无经纬，皮里春秋空黑黄”酣畅淋漓，把世间俗子的丑态刻画得入木三分。连宝玉看了也不禁连呼“骂得痛快！”众姐妹看毕都说：“这方是食蟹的绝唱！这些小题目，原要寓大意，才算是大才。只是讽刺世人太毒了些。”假如此诗署名“潇湘妃子”，钗黛对立论者见了，一定会如获至宝，大颂而特颂其“叛逆性”和“可贵的战斗精神”。可作者偏不将其归于“林潇湘”，而出人意料地归于“薛蘅芜”，且在回目上大书“薛蘅芜讽和螃蟹咏”，无疑是对那些钗黛对立论者的绝妙讽刺。没办法，这些论者只好退而求其次，将此诗曲解为宝钗“对宝玉黛玉等叛逆者的嘲讽，以向封建统治者邀宠。”可小说清清楚楚地写着，宝玉读了此诗后，大呼“骂得痛快！”难道他会自己骂自己么？钗黛对立论者是越来越不实事求是了。

实际上，宝钗并不是那种趋炎附势的小人，也绝非一心想往爬的野心家。相反，她的内心仍是一片清洁高雅的世界，对于世间的贪酷，有着本能的反感。她曾对黛玉说：“男人们读书明理，这便好了，只是如今并不听见有这样的人，读了书，倒更坏了。这是书误了他，可惜他也把书糟蹋了。”（第42回）这正是她作《螃蟹咏》刺贪讥俗的心理动机。在现实生活中，宝钗的远拒污秽，也确实使她做到了熟谙针黹家计而不流于鄙俗。甚至，在辅助探春理家时，她也忘不了同满脑子钱财利弊的“市俗”，划清界限：“你们才办了两天事，就利欲熏心起来，把朱夫子都看虚浮了。”探春深知宝钗这句半开玩笑的戏言，表达了她涉足世务又超脱世俗的愿望。便放下俗务，与之纵论“朱子”、“姬子”之道。李纨笑道：“请你们来，正事不做，倒对讲起学问来了。”宝钗道：“学问中便是正事。此刻于小事中拿学问一提，那小事就越发作高了一层，若不拿学问提着，便都流于市俗去了。”（第56回）

至于那句被引为“罪证”的“好风凭借力，送我上青云”，也不可以俗子之心解之。试想，若宝钗的《柳絮辞》表现的竟是如此低俗、粗劣的精神境界，众姐妹又怎会为其“拍案叫绝”？《红楼梦》第70回，在铺写了柳絮词社之后，紧接着插入了众女孩放风筝的情节。那风筝也是“好风凭借力，送我上青云”之物。岂不是说大观园群芳皆是势利小人？实际上，这里的“青云”并非指功名利禄，而是指一种开朗旷达的精神境界。取“高天流云”、“凭海临风”之意。犹如杜甫之“青云动高兴，幽事亦可悦”及韦应物之“神欢体自轻，意欲临风翔”一般。所谓“韶华休笑本无根，好风凭借力，送我上青云”，就是要抛开外物的嘲弄和羁绊，凭借着大观园冉冉上升的青春活力，达到超然旷怡的精神境界！众人之所以为宝钗叫绝，是因为她表达了理想追求者们共同的美好心愿。小说也就此由愁绪万千的柳絮词社，转入了对风筝乐景的描写。一切都是那样自然而然。怎奈钗黛对立论者不识真解，死抱着那套粗浅低俗的解释不放。真正是“不悔自家无见识，反将丑语诋人。”

反思之七：宝钗的洁癖

不要以为只黛玉才有洁癖，不要把“洁本质来还洁去，不教污淖染渠沟”当作唯一的圣洁。宝钗的一首诗社夺魁的《白海棠咏》（第37回），就是她与黛玉互比清高的誓言。

珍重芳姿昼掩门，自携手瓮灌苔盆。

胭脂洗去秋阶影，冰雪招来露砌魂。

淡极始知花更艳，愁多焉得玉无痕？

欲偿白帝宜清洁，不语婷婷日又昏。

你看，诗中淡雅清洁、冰雪为魂的白海棠，以及那位“珍重芳姿”、“自携手瓮”的大家闺秀，不正是宝钗自己的化身么？

宝钗所居的蘅芜苑，也有着清幽的气象：

进了蘅芜苑，只觉得异香扑鼻。那些奇草仙藤都结了实，似珊瑚豆子一般，垂累可爱。及进房屋，雪洞一般，一色玩器全无。案上只一个土定瓶。瓶中供着数枝菊花，并两部书，茶奁茶杯而已。床上只吊着青纱帐幔，衾褥也十分朴素。（第40回）

惯于以物喻人、以景喻人的《红楼梦》显然是借这蘅芜苑的景色，刻划了蘅芜君素性淡薄、不事奢华的特点。对比一下黛玉的卧房：笔砚、书架，不象“**的绣房”，反类“上等的书房”，房外“翠竹夹路、苍苔满布”，也是同样的朴素与清幽。而蘅芜苑与潇湘馆同为元妃之最爱，不正说明其主人的高洁难分轩轾吗？

反思之八：宝钗的悲愁

黛玉的诗词以哀愁缠绵著称，人们便以为宝钗的诗风总是端庄凝重。但实际上宝钗的诗词是多元化的风格。其中也不乏悲苦凄婉之作。且看第38回的《忆菊》诗：

怅向西风抱闷思，蓼红苇白断肠时。

空篱旧圃秋无迹，冷月清霜梦有知。

念念心随归雁远，寥寥坐听晚砧迟。

谁怜我为黄花瘦，慰语重阳会有期。

这是首典型的思妇闺怨诗。如探春所评，“秋无迹”、“梦有知”，把个“忆”字竟烘托出来了。“念念心随归雁远，寥寥坐听晚砧迟。”这是多么凄楚的相思血泪呵！“黄花瘦”取自李清照的“人比黄花瘦”，与黛玉《桃花行》“憔悴花掩憔悴人，花飞人倦易黄昏”的境界正好相通。

另一次是在元宵制灯谜时。宝钗的灯谜，竟让贾政万分扫兴，大有悲戚之状，自忖：“小小年纪作此不祥之语，看来皆非福寿之辈。”（第22回）其谜面曰：

朝罢谁携两袖烟，衾里琴边总无缘。

晓筹不用鸡人报，午夜无烦侍女添。

焦首朝朝还暮暮，煎心日日复年年。

光阴荏苒须当惜，风雨阴晴任变迁。

此谜的谜底是更香。宝钗巧借更香“焦首”、“煎心”的特点，一语双关地表达了自己内心的悲苦与哀愁。值得注意的是，庚辰本、己卯本及程高甲本（1791年版）均把此谜归于宝钗，唯程高乙本（1792年版）将其讹为黛玉所作，另补一《竹夫人谜》充作宝钗的灯谜。有论者只见过程高乙本，未察其余，便大放厥词，说《更香谜》表现了黛玉如何如何“凄楚”，与宝钗如何如何“春风得意”形成了“鲜明对比”，恰恰不知此谜应为宝钗所作。论者将宝钗之作误为黛玉之作而大加赞颂的事实，再度说明钗黛并无本质区别。

宝钗的另一首灯谜——《镂檀谜》（第50回）和一副牙牌令——《风波令》（第40回），也充满了伤感的意识。一句“虽是半天风雨过,何曾闻得梵铃声”，虽无一个“愁”字，但风雨如晦的景象已跃然纸上。《风波令》则直接使用了“三山半落青天外”、“处处风波处处愁”等字句。其中“三山半落青天外”，源出李白《登金陵凤凰台》：“三山半落青天外，二水中分白鹭洲。总为浮云能蔽日，长安不见使人愁。”也是“处处风波处处愁”之意。

再看宝钗颇为欣赏、并热心推荐给宝玉的那支《寄生草》（第22回），更弥漫着悲凉之雾：

漫揾英雄泪，相离处士家。谢慈悲剃度在莲台下。

没缘法转眼分离乍，赤条条来去无牵挂。

那里讨烟蓑雨笠卷单行？一任俺芒鞋破钵随缘化！

《寄生草》是戏剧《鲁智深醉闹五台山》中鲁智深的唱词，表达了他被迫离开山门时的悲怆与迷罔。按说，宝钗既然是一个“封建淑女”，那就理当远离《水浒》人物孤愤、反叛的精神气质。可宝钗却偏偏称颂水浒戏“排场又好，词藻更妙”，还说《寄生草》“填得极妙”。这又说明了什么呢？是作者胡思乱写，还是读者错定了前提？恐怕是宝钗也有多愁善感的一面，容易被这类作品感动吧。

反思之九：“冷酷”论质疑

小说中分明有许多表现宝钗少女气质的文字，钗黛对立论者对此却熟视无睹，只是一个劲地大谈宝钗是如何地“绝对理性”、如何地具有“超稳心态”，一个重要的原因是他们都存有宝钗“内心冷酷”的先见。这种感觉从何而来？旧评曾出示过两条“王牌罪证”。

一是宝钗议论金钏之死。第32回叙宝钗听说金钏投井死了，忙向王夫人处来道安慰：“怎么好好的投井？这也奇了。”王夫人道：“原是前儿她把我一件东西弄坏了，我一时生气，打了他几下，撵了他下去。谁知她这么气性大，就投井死了。岂不是我的罪过？”宝钗叹道：“姨娘是慈善人，固然这么想。据我看来，她并不是赌气投井，多半是在井边玩耍，失了脚掉下去的。岂有这样大气的理？纵然有这样大气，也不过是个糊涂人，也不为可惜。”王夫人表示：“到底我心不安。”宝钗便建议那自己的旧衣服给金钏做妆裹。一时宝钗取了衣服回来，只见宝玉在王夫人旁边坐着垂泪。王夫人正才说他，因宝钗来了，却掩了口不说了。宝钗见此光景，早知觉了八分，于是将衣服交割明白，便自去了……旧评认为，宝钗将金钏之死说成是失足落井，是为王夫人开脱罪责，暴露了“剥削阶级的丑恶嘴脸”，在对待下人方面，冷酷之至。

二是漠对尤三姐自刎与柳湘莲出走。第67回，薛姨妈与宝钗论及尤三姐、柳湘莲事。宝钗听了，并不在意，便说道：“俗话说的好，‘天有不测风云，人有旦夕祸福。’这也是他们前生命定。前日妈妈为他救了哥哥，商量着替他料理。如今已经死的死了，走的走了，依我说，也只好由他罢了。妈妈也不必为他们伤感了。倒是跟哥哥去江南的伙计们辛辛苦苦的，回来几个月了，妈妈和哥哥商议商议，也该请一请，酬谢酬谢才是。别叫人家看着无理似的。”……在旧评看来，柳湘莲救过薛蟠，宝钗居然劝母亲别再为他伤感，简直是忘恩负义、冷之入骨了。

单看这两条“王牌罪证”，似乎也言只凿凿。钗黛对立论者只要很潇洒地将它们往台面上一甩，便可高枕无忧矣。宝钗则陷入了万劫不复的境地：既然认定她“内心冷酷”，那些柔情与热忱便都是“虚伪”、“阴险”的表现。如此节外生枝，枝外生叶，叶间开花地臆想下去，当然越想越“冷酷”，最后直至要“毛骨悚然”了。

可是，且慢！《红楼梦》中令人“毛骨悚然”的事儿，也发生在其他女孩子的身上。比如黛玉，她的“罪证”可比宝钗多得多。

第79回，宝玉祭晴雯，黛玉旁听了《芙蓉女儿诔》。宝玉悲伤不已，黛玉却未见为晴雯之死有半点哀伤，反而“满面含笑”地谈起了辞章用句。当宝玉提议将文中“红绡帐里，公子多情。黄土垄中，女儿薄命”，改作“茜纱窗下，**多情，黄土垄中，丫鬟薄命”，以算作黛玉给晴雯的诔文时，黛玉却一口回绝了宝玉的这种“多情”：“她又不是我的丫头，何用作此语？等紫鹃死了，我再如此说，还不算迟呢。”依同样的标准，这算不算“内心冷酷”？

第44回，宝玉在凤姐生辰之日，偷至水月庵焚香祭金钏，回来之后，遭到了黛玉的讥讽。她借看《荆钗记·祭江》时，和宝钗说道：“这王十朋也不通的很，不管在那里祭一祭罢了，必定跑到江边子上来作什么！”在她看来，金钏之死也没什么了不起，宝玉如此兴师动众地去祭她，完全多此一举。

最明显的是程高本第82回，袭人与黛玉议论香菱、尤二姐被虐待、被逼死的事。袭人大有感慨：“想来都是一个人，不过名分里头差些，何苦这样毒？”黛玉听了，却不以为然：“这也难说。但凡家庭之事，不是东风压了西风，就是西风压了东风。”言下之意，香菱、尤二姐不仅“不为可惜”，反而理当倒霉了。吓得袭人赶忙辩白：“做了旁边人，心里先怯了，那里倒敢去欺负人呢？”依旧评的标准，宝钗是“内心冷酷”，那黛玉岂不是“内心残忍”？

黛玉对刘姥姥的态度，也很“冷酷”。对这个农村老太太，她不仅没有表现出尊重，反而带头取笑。因见刘姥姥食量大，便说：“她是那一门子的姥姥，直叫她是个‘母蝗虫’就是了。”（第42回）见刘姥姥高兴时手舞足蹈，又说：“当日舜乐一奏，百兽率舞，如今才一牛耳。”（第41回）直至把有刘姥姥助兴的这次宴会，比作“携蝗大嚼图”（第42回）。这又是不是“剥削阶级的丑恶嘴脸”呢？

相似的还有探春漠对赵姨娘，惜春执意驱逐入画。晴雯抓打坠儿，施用的是肉刑，不仅“内心冷酷”，手段也很“残酷”。照此算来，红楼女儿岂不个个“内心冷酷”？那作者又为何要赞美她们、歌颂她们，为“闺阁昭传”？

实际上，亲者热，疏者冷，乃是人之常情。一个再富有同情心的人也不可能对所有人都充满爱意：绝对的博爱只能是上帝的德行。通常，人们首先予以同情的对象，总是与自己密切相关的人：亲友、同事、邻居、身边的人。对陌生人的同情则基于充分的感性接触。要么亲眼见到其不幸，要么通过其他途径（如传言、书报、影像）比较形象地体味到他的遭际。若只闻其名不见其形，恐怕是很难引发同情心的。所谓“怵惕恻隐之心”，没有“怵惕”，何来“恻隐”？所以说，“形象原则”是一项基本的人性规律。

你男朋友做的太过分了。

理由：如果有事情，可以私下和你说，也可以私下和你们主管说，但这样捅开了迟到考勤情况。这有些小题大做了，毕竟人与人之间是有感情的。弄的主管出力不讨好，最主要还是为了帮助你的。

典型的一个嫩头轻，但工作了还这样就有些幼稚可笑了。

细想是不是。

众所周知，韩非子是法家大师。他注重法家之术，总结了商鞅、沈导、沈不海的智慧，对法家进行了补充和完善。但是他被他的哥哥李四残害了。李四想杀韩非子的主要原因是韩非子本人。原因有三：

虽是人之常情，却不受人待见。韩非子继承了老师荀子固有的性恶哲学命题，却无法理解人性虽恶，人心却是变化的。李四一开始并没有杀韩非子的想法，但韩非子一再要求辅佐秦王，铲除权臣。第四，李是权力最大的大臣。有什么理由不让他先开始吗？

第二，他虽然才华横溢，但是太老实了。引进法家，治理天下，巩固皇权，无可厚非，但问题在于诚信。秦始皇重视他的治国思想，而不重视他自己。当他把法家的全部道理讲出来的时候，他的价值是如何体现的？且不说秦王不会杀李斯，而是拯救了一切。相比之下，李斯更有用。

第三，他虽然精通马基雅维利式的战术，却没有认真考虑过。一座山上有两只老虎。秦国已经有傈僳族了。傈僳族怎么可能容得下一个比他更有才华，却威胁到他地位的弟弟？所以一切都结束了。记载李斯、姚佳曾斩之曰：“韩非，韩志之子也。今天，如果国王想成为附庸，他不会是朝鲜人或阿沁人，这个人也会有同样的感觉。如果国王今天不需要，过了很久就会还回来。最好用法律来惩罚它。”秦王以为，在官僚之下。里斯让人忘记毒品，自杀。韩非想表白，但是看不出来。如果王若忏悔，宽恕并死去。“李四想害韩非，说韩非是韩国间谍，这反过来促使秦始皇决定杀韩信。虽然史书上说秦始皇后来后悔了，但实际上韩非子进秦王宫就注定了悲惨的命运。很简单，秦王不需要他。他需要他的想法，所以里斯可以利用它。

方向就是合作，撤退就是离开。这是一个选择，关系到人生旅途是否顺利。有时候，我们看韩非子、韩信这样的古人，都为自己最后的结局后悔，甚至推测，如果韩非子没有投靠秦王，韩信没有投靠刘邦，或者背叛了刘邦，那就好了。可惜，历史就是历史，人生不会有第二次选择。选择了，就要承担当初选择的后果。有人把鬼谷子当做战略圣经，有人嘲笑鬼谷子。其实没必要这么做。他只是对后人的一种善意提醒，起到了启蒙和借鉴的作用。我们的生活并不能因为看了一本书而改变什么，更不能因为一本书而变成另一个人。那么鬼谷子有没有给我们一些提示呢？

从宏观大趋势来看，鬼谷子价格相对较高。古代懂得落后原则的人，可以和世界的势力合作，根据世界的大势不断变化，然后选择合适的人和他们联合。所以，在过去，伊尹偷了五次大臣的汤，向夏杰投降了五次。离开后，他知道大势已去，决定投降唐。鲁三次降，三次降鄞州。纣王别无选择，只能求助于周文王。这叫知天命，所以他可以义无反顾的臣服于一个高手。所以，不知道世界规律的人，不能治理世界，不能认真思考，不能看透事物的本质，不能洞察人心，不能名利双收，才能和智力低下，不能用兵。太忠，不善于思考，无法理解别人。所以，在互相竞争的过程中，一定要猜测自己的天赋和智慧，衡量自己的强弱，远近的人的能力是否超过自己，这样才能选择前进和后退。

爱国主义是一个复杂的历史范畴，春秋战国时代，天下处于既统一、又分裂状态，诸侯国相对独立, 加之“国”的概念混乱，它表现得就更加复杂了。概括地说，当时存在两种爱国思想：一种以爱历史上中国（“天下”、“四海”、“九州”）为内容, 如商鞅说秦王变法谋求统一、孟子去齐求“天下之民举安”, 以及所有突破“父母之国”局限，以“天下为己任”者皆是，孔丘为其代表；一种以爱某一诸侯国为内容，如郑人弦高退秦师、申包胥哭秦廷而存楚皆是，屈原为其代表。这两种爱国思想在先秦时期所起的作用和影响是不同的, 其历史价值也有所区别。长期以来，我们往往只注意到后者，而忽视了前者，或者只肯定后者，而轻率地否定前者，这是不对的。本文试将孔丘和屈原的爱国思想作些比较研究，看看它们有什么异同，庶几能对先秦爱国思想研究有所裨益。

一、热爱中华历史、文化, 希望天下统一, 是孔丘和屈原爱国思想所共同的重要内容。他俩都对中国历史上的“圣君”、“贤臣”表示景仰。孔丘赞颂尧、舜、禹三王，说：“大哉, 尧之为君也！巍巍乎, 唯天为大, 唯尧则之。”“ 巍巍乎, 舜、禹之有天下也, 而不与焉。”（《论语· 泰伯》, 以下只注篇名）屈原也赞道“彼尧舜之耿介兮, 既遵道而得路。”“汤禹俨而祗敬兮, 周论道而莫差。”（《离骚》）孔丘赞美微子、箕子、比干等“贤臣”道：“殷有三仁焉！”（《微子》）屈原也道“比干何逆, 而抑沈之？”（《天问》）

他俩对我国丰富优美的文化也都表示神往。孔丘曰：“周监于二代, 郁郁乎文哉！吾从周。” （《八佾》）又曰：“《关雎》之乱, 洋洋乎盈耳哉。”（《泰伯》）《述而》曰：“子在齐闻《韶》, 三月不知肉味, 曰‘不图为乐之至于斯也。’”还亲自整理文献, 说：“吾自卫反鲁, 然后乐正,《雅》、《颂》各得其所。”（《子罕》）屈原也说：“奏《九歌》而舞《韶》兮, 聊假日以婾乐。”（《离骚》）在《天问》中, 屈原对神话传说尤为感兴趣：“羲和之未扬，若华何光？”“伯禹腹鲧, 夫何以变化？”“地方九则, 何以坟之？应龙何画？河海何历？” 还问道：“康回冯怒, 地何故以东南倾？”

希望天下统一, 以拯救天下为己任, 更是他俩的心愿。孔丘对天下分裂, 诸侯割据状况表示深忧, 曰：“天下有道, 则礼乐征伐自天子出； 天下无道, 则礼乐征伐自诸侯出。”（《季氏》）并抚然叹曰：“天下有道, 丘不与易也。”（《微子》）仪封人评价他说：“天下之无道也久矣, 天将以夫子为木铎。”（《八佾》）屈原也希望实现三王五霸那样的统一大业：“望三五以为像兮, 指彭咸以为仪。”（《抽思》）并愿意一马当先：“乘骐骥以驰聘兮, 来吾道夫先路！”（《离骚》）

但是, 孔丘和屈原热爱中华历史、文化, 希望天下统一的出发点则是完全不同的。孔丘是站在祖国的立场, 为整个华夏族的命运前途着想。他的“道”, 决不止乎“父母之国”或某一诸侯国。《论语· 微子》曰：“齐人归女乐, 季桓子受之, 三日不朝, 孔子行。”鲁, 是孔丘的“父母之国”, 在那里他已无望实现治理天下的理想, 便弃而去之, 另找途径, 据《孔子家语》载, 他离开后还说“曩吾修诗书、正礼乐, 将以治天下, 遗来世, 非但修一身、治鲁国而已, 鲁之君臣日失序, 仁义益衰，情性益薄，此道不行一国与当年, 其如天下与来世矣？” 可见, 孔丘是志在天下而不在一鲁。

屈原则不然, 他对祖国的爱是绝对地服从“爱楚国”的前提条件的, 他希望天下统一, 也只是想由“楚国” 来统一, 所以, 当楚王“不足与为美政” , 由楚国统一天下已不可能后, 他便“从彭咸之所居” （《离骚》），“临沅湘之玄渊兮, 遂自忍而沈流”（《惜往日》），不再考虑什么祖国的统一和前途了。

二、对“父母之国”充满感情, 这是两人爱国思想的又一共同之处。孔丘弃宗国而献身天下, 并非意味着他对宗国没有感情。《史记· 仲尼弟子列传》载“田常欲作乱于齐, 惮高、国、鲍、晏, 故移其兵欲以伐鲁。孔子闻之, 谓门弟子曰：‘夫鲁, 坟墓所处, 父母之国, 国危如此, 二三子何为莫出？’”遂派子贡出游而救鲁国。据《孟子·尽心下》载, 他离开“父母之国”和离开别的诸侯国时的心情也不同, 一是走的慢,一是走的快。孟子曰：“孔子之去鲁, 曰‘迟迟吾行也, 去父母国之道也’；去齐，接淅而行, 去他国之道也。” 可见孔丘对“父母之国”是有感情的。屈原对宗国的感情比孔丘更深沉,《哀郢》：“发郢都而去闾兮, 招荒忽其焉极？”“望长楸而太息兮, 涕**其若霰”, “去终古之所居兮,今逍遥而来东, 羌灵魂之欲归兮, 何须臾而忘反”, 乃至“魂一夕而九逝”！（《抽思》）

然而, 孔丘对“父母之国”的感情只有在和别的诸侯国的相对关系中才流露出来,他没有一味地沉溺于恋乡怀土情绪之中而不可自拔。他是主张胸怀天下, 反对留恋乡土的。《论语》中便记载了他好些批判怀土情绪的言论：“子曰：‘君子怀德, 小人怀土。’”（《里仁》）“子曰：‘士而怀居, 不足以为士矣。’”（《宪问》）因此, 他能突破父母国界线而周游天下。

屈原则不然, 怀土情绪是他爱国思想的重要内容，甚至当他的爱楚感情达到最高潮时, 还每每不自觉地把这种感情同某些动物的怀土本能联系起来。《离骚》结尾“陟升皇之赫戏兮, 忽临睨夫旧乡, 仆夫悲余马怀兮, 蜷局顾而不行。”《哀郑》结尾：“曼余目以流观兮, 冀一反之何时？鸟飞反故乡兮, 狐死必首丘。”千丝万缕的怀土情绪紧紧缚住屈原, 使他陷于一种“斩不断, 理还乱”的痛苦精神状态之中，一方面, 他也知道“何所独无芳草兮, 尔何怀乎故宇？”“思九州之博大兮, 岂唯是其有女？”（《离骚》）；但另一方面, 他又始终摆不脱宗国乡土感情的羁绊, 不能象绝大多数先秦士人那样, 在“九州”范围内积极有为, 为中国历史的发展作出应有的贡献。

三、由于祖国和国家是具体历史地统一的, 在封建时代, 君主又往往被视为国家的象征, 因此, 爱国和忠君两种不同的道德感情每每混淆在一块, 难解难分。孔丘爱国思想和屈原爱国思想的共同点还表现在忠君问题上, 他们俩人都是主张忠君的。孔丘曰：“十室之邑, 必有忠信如丘者焉……” （《公冶长》）又曰：“事君, 敬其事而后其食。”（《卫灵公》）又曰：“君君, 臣臣, 父父, 子子”（《颜渊》）, 《论语· 乡党》：“君命召, 不俟驾行矣。”但孔丘的忠君不是绝对忠君, 而是有条件的, 必须“君使臣以礼”, 臣才“事君以忠”（《八佾》）。这就是说, 君和臣都要受“礼”的束缚, 要照“章”办事, “礼”是孔丘达到治理天下的工具, 因此, “忠君”要受“治理天下”这个最高道德原则的制约。孔丘的忠君不是目的, 而是实现他拯救天下的理想的途径。

屈原则不然, 他的忠君是绝对的, 不管楚王贤与不肖, 他都只忠于楚王, 不忍弃之而去, 把自己的人身死死地依附于楚王。如,《哀郢》：“忠湛湛而愿进兮, 妒被离而鄣之。”《惜诵》：“思君其莫我忠兮, 忽忘身之贱贫”,“竭忠诚而事君兮, 反离群而赘肬”,“吾宜先君而后身兮, 羌众人之所仇也。专惟君而无他兮, 又众兆之所仇也”。《离骚》：“指九天以为正兮, 夫唯灵修之故也。”他手指苍天, 信誓旦旦, 反复陈诉他是先君王而后自己。特别是诗中“唯” 、“专惟”、“无他” 等排他性词语的连续使用, 更说明屈原的忠君是绝对的。所以, 屈原的忠君不是途径, 而是目的, 他的“美政”是专为楚王服务的。

四、为了实现治国安邦的爱国理想, 孔丘和屈原都坚持一种刚直不阿、威武不屈、视死如归的精神。《论语· 子罕》：“子曰：‘三军可夺帅也, 匹夫不可夺志也。’”《卫灵公》：“子曰：‘志士仁人, 无求生以害仁, 有杀身以成仁。’”又曰：“君子固穷, 小人穷斯滥矣。”屈原也曰：“亦余心之所善兮, 虽九死其犹未悔” , “ 宁溘死以流亡兮, 余不忍为此态也” , “伏清白以死直兮, 固前圣之所厚” , “虽体解吾犹未变兮, 岂余心之可惩”（《离骚》）。

但是, 孔丘的不畏死和屈原的不畏死又有区别。孔丘的“杀身以成仁”是主张在外力的胁迫下不惜牺牲生命来捍卫“仁”, 决不苟且偷生。孔丘是不赞同自杀轻生的, 如《宪问》：“子贡曰：‘管仲非仁者与？桓公杀公子纠, 不能死, 又相之。’子曰：‘管仲相桓公霸诸侯, 一匡天下, 民到如今受其赐。微管仲, 吾其被发左衽矣。岂若匹夫匹妇之为谅也, 自经于沟渎而莫之知也？’”在孔丘看来, 为统一天下, 赐福百姓之重任, 又焉可自贱轻生呢？所以, 尽管他厄于陈、蔡, 危于匡、宋, 也没起过寻死的念头。屈原则在政治上受到挫折之后, 每每想用自杀来表白自己的幽怨与高洁。上面提到的“既莫足与为美政兮, 吾从彭咸之所居”、“临沅湘之玄渊兮, 遂自忍而沈流”便是两例。又《怀沙》：“舒忧娱哀兮, 限之以大故（死）”。《悲回风》亦曰：“凌大波而流风兮, 托彭咸之所居”、“浮江淮而入海兮, 从子胥而自适。” 虽然屈原的“自杀”颇有几分悲壮气氛, 但自杀毕竟不是值得提倡的行为。

五、孔丘爱国思想和屈原爱国思想的共同之点还表现为都具有一种孜孜不倦、毕生以求的追求精神。为了拯救天下, 孔丘一生游说诸侯十四年,“周流海内, 再干世主，如齐至卫, 所见八十余君”（《吕氏春秋·遇合》）,以至被人讥为“栖栖者”和“知其不可而为之者”（《宪问》）。临终前七天, 他还念念不忘治理天下, “谓子贡曰：‘天下无道久矣, 莫能宗予。” （《史记· 孔子世家》）真可谓“死而后已”了。屈原爱国思想的追求精神也是很感人的。《离骚》：“路曼曼其修远兮, 吾将上下而求索”,“忽反顾以游目兮, 将往观乎四荒”, “览相观于四极兮, 周流乎天余乃下”,“勉升降以上下兮, 求矩矱之所同”, 其志之坚、其心之切、其情之挚, 亦可催人泪下。

但是, 他们两人的追求精神又有两点明显的不同：其一, 孔丘是将这种精神付诸实践, 在“九州”范围内一步一个脚印地追求, 最终道之不行, 并不是他主观上不努力, 而是其“道” 本身有问题, 不可能救天下。而屈原则主要是一种精神上的追寻、求索, 是一种灵魂的苦闷和执着, 他追求的实际行踪始终没有超出楚国。其二, 孔丘的追求又体现为一种积极的奋争, 充满了乐观情调。无论处境如何艰难困苦, 他从不悲观绝望。《述而》：“子曰：‘饭疏食, 饮水,曲肱而枕之, 乐亦在其中矣。’ ” 又：“其为人也, 发愤忘食, 乐以忘忧, 不知老之将至云尔。” 又：“君子坦荡荡, 小人长戚戚。”而屈原则相对地表现为一种消极的等待,“冀幸君之一悟, 俗之一改也。……然终无可奈何”（《史记· 屈原贾生列传》）。因而, 充满艾怨与优伤, 呈现出浓厚的悲观抑郁色彩：《涉江》：“哀吾生之无乐兮, 幽独处乎山中。”《惜诵》：“情沈抑而不达兮, 又蔽而莫之白也。”《抽思》“心郁郁之忧思兮, 独永叹乎增伤”,“悲夷犹而冀进兮,心怛伤之澹澹”,“望北山而流涕兮, 临流水而太息”。纵便是作于郢都破灭, 宗国危亡之际的《哀郢》, 也没能表现出一种慷慨激昂、奋勇杀故、收复失地、重整河山的积极爱国热情, 仍只是消极地叹道：“心絓结而不解兮, 思蹇产而不释”,“背夏浦而西思兮, 哀故都之日远。” 这样的例句在“屈赋”中真是太多了，不再赘引。

六、从孔丘和屈原的审美理想上, 我们也可以看到他们爱国思想的异同。先秦时期关于自然美的美学理论中有一种“比德”说。孔丘曰：“夫玉者, 君子比德焉。”所谓“比德”, 就是在某种自然物上寄托审美主体的审美理想和人格精神。孔丘赞美“玉”、赞美“水”, 但他特别赞美“松柏”：“岁寒, 然后知松柏之后凋也！”（《子罕》）据《庄子· 让天》、《吕氏春秋·慎人》和《风俗通· 穷通》诸书载, 孔丘赞美松柏的这句话是他厄于陈、蔡时, 为激励自己和子路而说的。显然, 他是用松柏精神来象征自己坚贞刚毅的人格力量, 表示他坚持以道救天下而不动摇的决心。屈原用以比德的植物更多, 有木兰、宿莽、蕙茝……他明确表示要作为榜样的是桔树, 《桔颂》“ 性比伯夷, 置以为像兮。”屈原之所以特别赞赏桔树, 是因为他从桔树的“深固难徙, 更壹志兮”的坚贞秉性上看到了自己的人格力量, 用以激励他忠于楚国、楚王的决心。可见, 孔丘和屈原都追求一种坚贞不屈、执着不移的审美理想, 这是他们的共同之处。

然而, 孔丘追求的审美理想和屈原追求的审美理想又是有质的区别的。松柏的坚贞体现一种保持“本性”、不屈不挠的韧性战斗精神。在生物学上, 松柏属“广生性生物”, 它富有旺盛的生命力, 无论高山平川、悬崖峭壁, 都可以顽强生存。其“坚贞”是自身固有的, 具有时间可久性和自我独立性特征。桔树的坚贞则不然, 它体现一种“深固难徙”、“独立不迁”的刚烈品格, 颇似小农阶级安土重迁和封建节妇从一而终的性格。虽然它也不失为一种“坚贞”,但本质上却是一种“脆弱”。《周礼》曰：“桔逾淮而北为枳……此地气然也。”不服习水土, 正是生命力脆弱的表现。在生物学上, 具有这类属性者属“狭生性生物”, 它们对环境条件适应幅度小, 生态价低。因而, 其“坚贞”具有空间封闭性和人身依附性特征。

综上所述, 我们可以得出这样一个结论：孔丘的爱国思想是一种以爱祖国为根本内容, 具有自我独立性（相对忠君、唯“贤君”是辅）和乐观进取精神的爱国思想；屈原的爱国思想是一种以爱楚国为根本内容、具有人身依附性（绝对忠君、唯“楚王”是辅）和悲观抑郁情调的爱国思想。它们虽然也有许多相似之处, 然而是有根本区别的。列宁说：“爱国主义就是千百年来固定下来的对自己的祖国的一种最深厚的感情。”（《列宁选集》第三卷，第608页）这个界说有两点值得注意：第一, 爱国主义是一种“感情”, 属于主观精神范畴；第二, 这种感情是对“祖国”的。据此, 笔者认为虽然孔丘用以救天下的“道”客观上不适应于当时历史的发展, 但他主观上是想用这个“道”来拯救中国, 建立一种“老者安之,朋友信之, 少者怀之”（《公冶长》）的安乐和熙的理想社会秩序, 并非想把历史上中国推向更加苦难的深渊。为了实现这个理想,他毕生奔波、安贫乐道、孜孜以求、至死不渝, 这种行为正是出于“对自己的祖国的一种最深厚的感情”。我们是在这个意义上——爱国主义的实质上一一肯定孔丘的爱国思想的。我们也可以看到, 屈原虽然对楚国的感情不可谓不深厚, 但他这种感情仅仅是对楚国的而不是对祖国（当时之“天下”）的, 因此不能称之为爱国思想, 而只是一种爱宗国、爱乡土的感情而已, 它与孔丘的爱国思想是不可同日而语的。

这两种不同的爱国思想在先秦时期的作用和影响也不相同。孔丘的这种以救天下为己任的爱国思想影响到一代先秦士人, 形成了一种周游海内、唯贤是辅, 激扬蹈砺、奋发有为的时代潮流, 极大地促进了当时的民族融合、文化沟通, 为祖国的统一和繁荣作出了贡献。与此相反, 屈原那种以维护某一诸侯国利益为最高宗旨的爱国思想在当时却没有什么影响, 屈原自己也说“苏世独立, 横而不流兮。”（《桔颂》）实际上，这种爱国思想是对中华民族古已有之的向心力和凝聚力的一种稀释, 如果它在当时广泛蔓延, 所有先秦士人都象屈原那样固守一隅, 困死穷乡, 那么, 不仅当时人才流动、积极有为的历史局面不会出现, 而且还会产生一种离心力和分解力, 使当时处于相对独立状态的各诸侯国逐渐趋向绝对独立, 其后果是不难设想的。

这两种爱国思想的历史价值也不一样。孔丘学说中的消极部分在汉代被片面地发展为“三纲”, 成为束缚人们的精神枷锁, 但他的爱国思想却被一代又一代民族精英所继承, 形成我国热爱中华历史文化、关心民族前途、“天下兴亡, 匹夫有责”的光荣爱国传统。这个传统发展到近代, 被孙中山先生更加发扬光大。它是我们中华民族传统爱国思想中的精华。

屈原爱国思想的影响是在汉代扩大开来的。王逸《楚辞章句· 离骚后叙》曰：“至于孝武帝, 恢廓道训, 使淮南王安作《离骚经章句》, 则大义粲然。后世雄俊，莫不瞻慕, 舒肆妙虑, 缵述其词。” 汉武帝为什么如此“爱骚”？一方面, 他利用董仲舒的“三纲”从思想上禁锢人民；另一方面,他更利用屈原爱国思想中的人身依附性和绝对忠君观念从感情上麻醉人民（“楚辞”缠绵委婉的风格最具潜移默化之功能）, 其目的都是为了巩固其封建统治。所谓“大义粲然”, 就是说, 屈原爱国思想中的那种人身依附性和绝对忠君观念清晰地显示出来了。后经过汉儒们的不断丰富、阐发, 于是“屈赋”中更充满了君臣之义。到了封建礼教盛行的宋、明两代, 屈原爱国思想的影响更加扩大, 研究屈原的人也越来越多。封建理学大师朱熹对这种爱国思想尤为赏识, 他说“原之为人, 其志行虽或过于中庸, 而不可以为法, 然皆出于忠君爱国之诚心；原之为书, 其辞旨虽或流于跌宕怪神怨怼激发, 而不可以为训, 然皆生于缱绻恻怛, 不能自已之至意……使世之放臣、屏子、怨妻、去妇抆泪讴吟于下, 而所天者幸而听之, 则于彼此之间天性民彝之善, 岂不足以交有所发, 而增夫三纲五典之重？此予之所以每有味于其言, 而不敢直以词人之赋视之也。”（《楚辞集注序》）又说：“君人者, 诚能使人朝夕讽诵, 不离于其侧, 如卫武公之抑戒, 则所以入耳而著心者, 岂但广厦细旃明师劝诵之益而已哉？此固余之所为眷眷而不能忘者。”（《楚词后语目录序》）因此, 如果说屈原爱国思想有什么历史价值的话, 那也只是消极价值多, 积极价值少。两千多年来, 他这种具有人身依附性和强烈“殉道”色彩的爱国思想在封建士大夫乃至一般百姓中造成了广泛影响。以至出现了这样一种奇怪的“爱国”观念, 所谓爱国, 竟然完全成了替故王、故朝守节尽忠！一代又一代有志之士、民族栋梁之才, 不将自己的聪明才智全部献给祖国的兴旺发达事业, 却囿于这种爱国观念, 或伏节身亡、或埋名市井、或隐居山林。这笔“人才”损失的帐, 清算起来是相当惊人, 非常可惜的, 这是不是也可以看作封建时代中国历史发展特别缓慢的一个原因呢？

对于屈原爱国思想中的人身依附性, 鲁迅先生曾给予过一针见血的揭露：“屈原是《楚辞》的开山老祖, 而他的《离骚》, 却只是不得帮忙的不平。”（《且介亭杂文二集·从帮忙到扯淡》）“其实, 焦大的骂, 并非要打倒贾府, 倒是要贾府好, ……所以这焦大, 实在是贾府的屈原, 假使他能做文章,我想, 恐怕也会有一篇《离骚》之类。”（《伪自由书· 言论自由的界限》）鲁迅先生对屈原艺术和思想的评价与朱熹的评价截然相反, 这恰好反映了两个不同阶级对这一问题的不同立场。我们以前对屈原爱国思想只有继承, 没有批判, 显然是不太妥的。

当然, 在今天来看, 屈原的爱国思想也不无积极价值, 比如, 他坚持与楚国黑暗势力作斗争、对楚王的某些讽谏、对楚国人民苦难的同情等等。就爱国主义是一种发展的思维经验而言, 如果我们今天将他那种对楚国乡土的“深固难徙”扩展为对祖国国土的挚爱和忠贞, 则也有值得肯定的因素。

相反, 孔丘的爱国思想也有其消极之处。如, 他只顾凭自己的主观感情表示对祖国的满腔热爱, 却不考虑他的“道”是否能代表历史进步方向, 能否拯救中国？没有将主观感情和客观效果很好地结合起来等。但这是一个更为复杂的问题, 本文限于篇幅, 不再讨论。

四

……把同一时代里的两个作家加以对比论述，和中西比较一样，也不失为有一定意义的研究。《孔子与庄子审美追求的比较》〔21〕和《论孔丘屈原爱国思想之异同》〔22〕就是这样的论文。周文认为，春秋战国时代存在两种爱国思想：“一种以爱历史上的中国(‘天下’、‘四海’、‘九州’)为内容，如商鞅说秦王变法谋求统一、孟子去齐求‘天下之民举安’，以及所有突破‘父母之国’局限，以天下为己任者皆是，孔丘为其代表；一种以爱某一诸侯国为内容，如郑人弦高退秦师、申包胥哭秦廷而存楚皆是，屈原为其代表。”作者不同意过去只肯定屈原的爱国思想而否定孔子有爱国思想的看法，他自己则贬抑前者而褒扬后者。其结论为：“孔丘的爱国思想是一种以爱祖国为根本内容，具有自我独立性(相对忠君、唯贤君是辅)和乐观进取精神的爱国思想；屈原的爱国思想是一种以爱楚国为根本内容，具有人身依附性(绝对忠君、唯楚王是辅)和悲观抑情调的爱国思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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