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于杨万里

杨万里

杨万里（1127－1206），字廷秀，号诚斋。吉州吉水（今吉水县）人。南宋杰出的诗人。绍兴二十四年（1154）中进士。授赣州司户，后调任永州零陵县丞，得见谪居在永州的张浚，多受勉励教诲。孝宗即位后，张浚入相，即荐万里为临安府教授。未及赴任，即遭父丧，服满后改知奉新县。乾道六年（1170）任国子博士，开始作京官，不久迁太常丞，转将作少监。淳熙元年（1174）出知漳州，旋改知常州。六年，提举广东常平茶盐，曾镇压沈师起义军，升为广东提点刑狱。不久，遭母丧去任，召还为吏部员外郎，升郎中。十二年（1185）五月，以地震应诏上书，极论时政十事，劝谏孝宗姑置不急之务，精专备敌之策，坚决反对一些人提出的放弃两淮、退保长江的误国建议，主张选用人才，积极备战。次年，任枢密院检详官兼太子侍读。十四年（1187），迁秘书少监。高宗崩，万里因力争张浚当配享庙祀事，指斥洪迈“指鹿为马”，惹恼了孝宗，出知筠州（今江西高安）。光宗即位，召为秘书监。绍熙元年（1190），为接伴金国贺正旦使兼实录院检讨官。终因孝宗对他不满，出为江东转运副使。朝廷欲在江南诸郡行铁钱，万里以为不便民，拒不奉诏，忤宰相意，改知赣州。万里见自己的抱负无法施展，遂不赴任，乞祠官（无实际官职，只领祠禄，等于退休）而归，从此不再出仕，朝命几次召他赴京，均辞而不往。开僖二年（1206），因痛恨韩胄弄权误国，忧愤而死，官终宝谟阁文士，谥“文节”。

杨万里一生力主抗战，反对屈膝投降，他在给皇帝的许多“书”、“策”、“札子”中都一再痛陈国家利病，力诋投降之误，爱国之情，溢于言表。他为官清正廉洁，尽力不扰百姓，当时的诗人徐玑称赞他“清得门如水，贫惟带有金”（《投杨诚斋》）。江东转运副使任满之后，应有余钱万缗，但他均弃于官库，一钱不取而归。他立朝刚正，遇事敢言，指摘时弊，无所顾忌，因此始终不得大用。实际上他为官也不斤斤营求升迁，在作京官时就随时准备丢官罢职，因此预先准备好了由杭州回家的路费，锁置箱中，藏于卧室，又戒家人不许买一物，怕去职回乡时行李累赘。后来赋闲家居的十五年中，还是韩胄柄政之时，韩新建南园，请他作一篇“记”，许以高官相酬，万里坚辞不作，表示“官可弃，‘记’不可作。”以止数事，可以想见其为人。诗人葛天民夸他“脊梁如铁心如石”（见《南宋群贤小集．葛无怀小集》），并非谥美之辞。

杨万里是南宋杰出的诗人，在当时有很大的影响。他的诗与陆游、范成大、尤袤齐各，称“南宋四大家”。他起初模仿江西诗派，后来认识到江西诗派追求形式、艰深蹇涩的弊病，于绍兴三十二年（1162）尽焚其力作诗篇千余首，决意跳出江西诗派的窠臼而另辟蹊径。他在《荆溪集自序》中曾回忆过自己走过的创作道路：“余之诗，始学江西诸君子，既又学后山（陈师道）五字律，既又学半山老人（王安石）七字绝句，晚乃学绝句于唐人。戊戌作诗，忽若有悟，于是辞谢唐人及王、陈、江西诸君子皆不敢学，而后欣如也。”他在诗中也曾明确表白：“传派传宗我替羞，作家各自一风流。黄（庭坚）陈（师道）篱下休安脚，陶（潜）谢（灵运）行前更出头。”（《跋徐恭仲省干近诗》之三）正因为他不随人脚跟、傍人篱下，敢于别转一路，推陈出新，终于自成一家，形成了他独具的诗风，号为“诚斋体”。对当时诗坛风气的转变，起了一定的促进作用。

杨万里学问渊博，才思健举。他的作品不拘一格，富有变化，既有“归千军、倒三峡、穿天心、透月窟”雄健富丽的鸿篇巨制；也有状物姿态，写人情意，随手拈来，却能曲尽其妙的写景抒情小诗。诗风平易自然、构思新巧、幽默风趣、清新活泼，有很强的艺术感染力。他又十分注意学习民歌的优点，大量吸取生动清新的口语谣谚入诗，因此，他的作品往往“俚辞谚语，冲口而来”（蒋鸿翮《寒塘诗话》），给人纯朴自然的感受。如：“月子弯弯照九州，几家欢乐几家愁；愁钉人来关月事，得休休去且休休。”（《竹枝歌》）完全似脱口而出的一首山歌，反映了他向民歌学习的成就。

杨万里现存的诗篇，有一部分直接抒写自己的爱国感情及对时政的关怀。特别是他充金国贺正旦使的接伴使时，第一次横渡江、淮，去北方迎接金使，亲眼看到宋朝的大好河山沦于金人手中，淮河成了南宋的北部边界，两岸的骨肉乡亲，不能自由往来，心中有无限感慨，写下了不少爱国的诗篇，如：“船离洪泽岸头沙，人到淮河意不佳；何必桑乾方是远，中流以北即天涯！”“两岸舟船各背驰，波痕交涉亦难为。只余鸥鹭无拘管，北去南来自在飞。”（《初入淮河》）他路经镇江金山时，看到风景如画的金山的亭台变成了专门招待金使烹茶的场所，愤慨地写下了“大江端的替人羞！金山端的替人愁”（《雪霁晓登金山》）的诗句，深深地鞭挞了屈辱的南宋小朝廷。此外，如《过扬子江》、《读罪己诏》、《故少师张魏公挽词》、《虞丞相挽词》、《豫章江臬二首》、《宿牧牛亭秦太师坟庵》等诗章，或寄托家国之思，或呼吁抗战复国，或歌颂抗敌捐躯的将领，或讽刺卖国投敌的权奸，都是万里的名篇。

他也有一些诗作反映了劳动人民的生活，表达了他对民生的关心及对劳苦人民的同情。如《悯农》、《观稼》、《农家叹》、《秋雨叹》、《悯旱》、《竹枝歌》、《插秧歌》等，思想性和艺术性都比较高。但上两类作品数量并不很多。

杨万里现存的诗篇，大部分是吟咏江风山月的写景抒情之作和应酬之作。这部分，作品有的题材过于细碎，缺乏高度的艺术概括，流于粗率浅俗。但他也有不少抒情写景的小诗，由于观察细致深入，描写生动逼真，感情真挚浓厚，因而意趣盎然，颇能动人。如“梅子留酸软齿牙，芭蕉分绿与窗纱。日长睡起无情思，闲看儿童捉柳花。”（《闲居初夏午睡起》）“雾外江山看不真，只凭鸡犬认前村。渡船满板霜如雪，印我青鞋第一痕。”（《庚子正月五日晓过大臬渡》）“春回雨点溪声里，人醉梅花竹影中。”（《除夕》）均写得圆转自然，清新活泼，极有思致，和那些专门描摹风云月露的诗人走的是不同的道路。

杨万里一生写作极为勤奋，相传有诗二万余首，现存诗四千二百余首，诗文全集一百三十三卷，名《诚斋集》，今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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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是圣贤之心具焉,汝童怒之!”(胡铨《杨君文卿基志铭》）在父亲的影响下,杨万里自幼读书非常勤奋,广师博学,锲而不舍。他14岁拜高守道为师,17岁拜王庭程为师,21岁拜刘安世、刘廷直为师。绍兴二十年(公元1150年)春赴临安参加礼部试,落第而归,仍继续求学。27岁拜刘才邵为师。几年后在赣州司户任上,父亲又携领他去拜见滴居南安的张九成和途经赣州的胡锥。王庭珪、张九成、胡铨等前辈的学问、节操以及力主,抗金的爱国精神,给了杨万里以重要的影响。

　　绍兴二十四年(公元1154年)春,杨万里进士及第。二十六年(公元1156年),授赣州司户参军。二十九年(公元1159也年)十月,调任永州零陵县塞。时主战派领袖张泼滴居永州,闭门谢客。杨万里三次前往拜渴而不得见,后以书信力请,并通过其子张拭介绍,才得接见。张浚对他说:“元符贵人,腰金纤紫者何隙,惟邹志完、陈莹中姓名与日月争光！”(罗大经《鹤林玉露》甲编卷l)同时勉之以“正心诚意”之学。杨万里服膺其教终身,于是名其读书之室曰“诚斋”,以明己志。胡铨当时滴居衡州,杨万里又请他为此写了《诚斋记》。为丞零陵,“一日而并得二师”(《跋张魏公答忠简胡公书十二纸》),张浚、胡铨两位爱国名臣成方杨万里终生效法的榜样。

　　绍兴三十二年(公元1162年)六月,高宗赵构逊位,南宋政局发生重大变化。孝宗即位,锐意恢复,起用张泼为枢密使,不久又任其为相。隆兴元年(1163)秋,杨万里离零陵任,赴调至临安。因张浚推荐，除临安府教授。未及赴任,就因父病,而于二年正月西归吉水。八月四日,父病故,在家守服,"三年,户不闭而无客气《送王才臣赴秋试序》)。

　　乾道三年(公元1167年)春,杨万里至临安,先后渴见副枢密使陈俊卿和枢毯使虞允文,上政论《千虑策》。《千虑策》分“君道”、“国势”、“治原”、“人才”、“论相”、“论将”、“论兵”、“驭吏”、“选法”、“刑法”、“冗官”、“民政”共30篇,深刻总结了靖康之难以来的历史教训,直率批评了朝廷的腐败无能,提出了一整套振兴国家的方针策略,充分显示了杨万里的政治才能。虞允文读后赞叹说:“东南乃有此人物!某初除,合荐两人,当以此人为首。”(《鹤林玉露》乙编卷4)

　　乾道六年(公元1170年),杨万里除隆兴府奉新县知县。恰值奉新大旱,百姓生活十分困苦。杨万里于四月二十六日上任,见牢中关满交不起租税的百姓,官署-府库却依然空虚,深知是群吏中间盘剥所致。于是他下令,全部放还牢里的“囚犯”,并禁止逮捕、鞭打百姓,然后发给每户一纸通知,放宽其税额、期限。结果百姓纷纷自动前来纳税,不出一月,欠税全部交清。奉新任职虽只半年,却初次实践了他的不扰民政治,颇获治绩。

　　同年十月,因右相虞允文推荐,杨万里除国子博士,杨万里开始作京宫。次年,张栻由于反对侯幸近习执掌要职得罪虞允文而被挤出知袁州,杨万里抗章力争张拭不当去位,又致书虞允文,以正理相规劝,公而忘私,深为世人称道。七月,转太常博士;八年丸丹,升太常ZE兼权吏都右待郎官;九年四月,转将作少监。淳熙元年(1174)正月,除知漳州,临行时不忘上札,忠告皇帝戒贪吏、施廉吏。后因病未赴任,家居三年。淳熙四年春,出知常州。

　　淳熙六年(公元1179年)正月,除提举广东常平茶盐公事。杨万里于二月携家离开常州,待次近一年,七年正月离吉水赴任广东。八年二月,改任广东提点刑狱。冬,闽“盗”沈师进人梅州,他率兵平定,被孝宗称为“仁者之勇”，赐直秘阁。九年七月继母去世,离任服丧。

　　淳熙十一年(公元1184年)十月服除,被召人京任尚书右郎,后任吏部员外郎。十二年五月,除吏部郎中,应诏上书,极论时事。塞相王淮问“宰相何事最急先务”,杨万里以“人才最急先务”为答,并条上《荐士录》,举荐朱蕉等六十人,都是正人端士。孝宗亲耀他为太子侍读,太子为题“诚斋”二字。淳熙十三年,转枢密院检详宫,历任尚书省右司郎中、左司郎中,仍兼东宫侍读宫。十四年十月,任秘书少监。十五年三月,孝宗昕纳翰林学士洪迈之议，以吕颐浩等人配飨高宗庙祀。杨万里力争主战名将张浚当配飨,指斥洪迈不俟集议、专辄独断,无异“指鹿为马”，惹恼孝宗:“万里以联为何如主”因而削去直秘阁,出知绢州(今江西高安)。

　　十六年(公元1189年〉二月,光宗受禅。杨万里五月复直秘阁,八月被召,九月人京。他连上三札,要求光宗爱护人才,防止奸佞做到“一日勤,二日俭,三日断,囚日亲君子,五曰奖直言”(《第三札子》)。十月,除秘书监。因绍熙改元,借焕章阁学士充接伴金国贺正旦使使,兼实录院检讨官。

　　绍熙元年(公元1190年)八月,孝宗《日历》修成,照例应由秘书监杨万里为《、日历》作序,而宰臣却另嘱他人,杨厅里于是自劫失职,请求去职,光宗挽留。接着又因要进孝宗《圣政》书,宰臣以他为进奉官,而孝宗犹念旧恶,大不痛快,于是出江东转运副使。

　　绍熙二年(公元1192年),朝廷下令于江南诸郡行使铁钱会子,杨万里上书谏阻,不奉诏,得罪宰臣,因而改知赣州。未赴,八月谢病自免,回归吉水。"如病鹤出笼,如脱兔投林……自此幽屏,遂与世绝"(《答沈子寿书》)。

　　宁宗庆元元年(公元1195年),有召赴京,杨万里辞不往。九月,升焕章阁待制,提举兴国宫。四年正月,进封吉水县开国子,食邑五百户。五年三月,升宝文阁待制,致仕。六年十二月,进封吉水县开国伯。嘉泰三年(公元1203年)八月,诏进宝漠阁直学士,给赐衣带;四年正月,进封庐陵郡开国侯,加食邑三百户。开禧元年(公元1205年),召赴京,复辞;二年二月,升宝漠阁学士。

　　杨万里晚年誓不出仕,据传是由于不满权臣韩倪胃当国。韩筑南园,要请他作"记户,他说:"官可弃,记不可作也!"予以坚决拒绝。后因韩专傍日甚,遂忧愤快快成疾。家人知他忧国心重,凡一切时政消息皆不敢告知。开禧二年(公元1206年)五月七日,一族侄从外而至,不知其惰,于是言及邸报所载韩倪胃出兵北伐之事,杨万里闻罢痛哭失声,愤然叹呼:“奸臣妄作,一至于此!”他料定韩倪胃意存侥幸,轻举妄动,必然会遭到失败,贻害国家,当晚彻夜不能成眠。第二日早晨,他又不肯进食,兀坐书斋中,呼纸手书云:"韩倪胃奸臣专权元主,动兵残民,谋危社寝。吾头颅如许,报国无路,惟有孤愤!"又别书十四言告别妻儿,笔落而逝。享年80岁。赐溢文节,追赠光禄大夫。杨万里是一位热忱的爱国者,又是一位清醒的政治家。他一生力主抗战,始终反对屈膝议和。在进奏皇帝的许多"书"、"策"、"札子"中,他一再痛陈国家利病,力排投降之误,爱国之情溢于言表。面对中原沦丧、江山唯余半璧的局面,他尖锐指出:"为天下国家者不能不忘于敌,天下之忧,复有大于此者乎!"(《千虑策•国势上》）告诫统治者要时刻不忘备敌谋敌、御敌制胜。他既大胆批评孝宗经过符离之败,"前日之勇一变而为怯,前日之锐一变而为钝"(同上《君道中》),又坚决反对一些人轻易用兵、盲目冒进,主张以"守而取"(《与陈应求左相书》)的积极、慎重策略,稳步进取,先实国力而后图恢复,以求最终胜利。他看重和同情人民,认为:"民者,国之命而吏之仇也。"(《千虑策•民政上》)将国家命运系之于人民,指斥官吏只会敲骨吸髓地压榨人民,激起人民的仇恨、愤怒和反抗。因此,他提醒光宗要节财用、薄赋敛、结民心,民富而后邦宁,兴国之计,就在于此(《转对札子》)Q这些,都表现杨万里的深刻见识和进步思想。

　　杨万里为人清直,个性刚褊。孝宗贬他“直不中律”,光宗称他“也有性气”(《鹤林玉露》甲编卷4)。他立朝刚正,遇事敢言,指摘时弊,无所顾忌,因而始终不得大用。实际上他一生视仕宦富贵犹如敝展,随时准备唾弃。在作京宫时,就预先准备好了由杭州回家的盘缠,锁置箱中,藏在卧室,又戒家人不许买一物,以免一旦离职回乡时行李累赘,就这样“日日若促装”待发者。这与那些斤斤营求升迁、患得患失之辈适成鲜明对照。

　　杨万里为官清正廉洁,不扰百姓,不贪钱物。江东转运副使任满时,应有余钱万缉,他全弃之于官库,一文不取而归。退休南溪之上,自家老屋一区,仅避风雨。当时诗人徐矶(公元1162-1214年}称赞他“清得门如水,贫惟带有金”(《投杨诚斋》),正是他清贫一生的真实写照。

　　杨万里的诗,在当时就有很大的影响:“今日诗坛谁是主,诚斋诗律正施行。”(姜特立《谢杨诚斋惠长句》)“四海诚斋独霸诗。”(项安世《又用韵酬潘杨二首》)他的诗歌创作,走过的是一条由广学博取、转益多师而至面向现实、师法自然的道路。他学诗最初由江西诗派入手,后于绍兴三十二年在零陵自焚尽其少作诗篇千余首,决意跳出江西诗派的窠臼,诗格至此一变;后又学陈师道五字律;又学王安石七字绝句;又学唐人绝句；至“戊戌……作诗,忽若有悟,于是辞谢唐人及王、陈、江西诸君子皆不敢学,而后欣如也”,自此“万象毕来,献予诗材”“前者未做而后者已迫,涣然未觉作诗之难也”(《荆溪集序》)。杨万里广泛地向前辈学习,但又绝不为前辈所固,而是立志要超出前辈。他说:“笔下何知有前辈。”（迈使客夜归》又说:“传宗传派我替羞,作家各自一风流,黄(庭坚)陈(师道)篱下休安脚,陶(渊明)谢(灵运)行前更出头。”(《跋徐恭仲省干近诗》)他正是以这种不肯傍人篱下、随人脚跟的开拓创新精神,终于“落尽皮毛,自出机抒”(吕留良、吴之振、吴自牧《宋诗钞•诚斋诗钞》),别转一路,自成一家,形成了独具特色的诗风,创造了他的“诚斋体”,在诗歌史上独树一帜,建立了自己的诗派。

　　杨万里的诗歌作品不拘一格,富有变化,既有“归千军、倒三峡、穿天心、透月窟”的雄健奔逸气势,也有“状物姿态,写人情意,则铺叙纤悉,曲尽其妙”(周必大《跋杨廷秀石人峰长篇》)的委曲细腻功力。他的“诚斋体”诗,具有新、奇、活、快、风趣王幽默的鲜明特点,"流转圆美"(刘克庄《江西诗派小序•总序》),"活泼刺底"(刘祁《归潜志》卷8),尤其为人所称道。如《闲居初夏午睡起》:“梅子留酸软齿牙,芭蕉分绿与窗纱。日长睡起无情思,闲看儿童捉柳花。”写得情致深婉,人称“胸襟透脱”(《鹤林玉露》甲偏卷4)。又如《戏笔》、《擞风伯》、《下横山滩头望金华山》、《夏夜玩月d》等,也都写得机智活脱,极有思致,具有很强的艺术感染力。杨万里十分注意学习民歌的优点,大量汲取生动清新的口语人诗,往往“假辞谚语,冲口而来”(蒋鸿翔《寒塘诗话》),因而形成通俗浅近、自然活泼的语言特色。

　　杨万里是一位爱国志,士,他一生关心国家命运,留下了大量抒写爱国忧时情怀的诗'篇。特别是他充任金国贺正旦使的接伴使时,因往来江、淮之间,迎送金使哑亲眼看到沦丧于金国的宋朝大好河山和中原遗民父老,心中郁满国家残破的巨大耻辱和悲愤,爱国主义诗歌创作表现得最集中、最强烈。如著名的《初人淮河四绝句》:“船离洪泽岸头沙,人到淮河意不佳。何必桑乾方是远,中流以北即天涯!(其一)”“两岸舟船各背驰,波痕交涉亦难为。只余鸥莺无拘管,北去南来自在飞二”(其三〉唱出了灾难深重中爱国士人和广大人民的共同情感。又如在见到金山吞海亭已成专为金使烹茶的场所时,他发出痛苦的呼喊:“大江端的替人羞!金山端的替人愁!”(《雪雾晓登金山》)鞭挝了南宋小朝延的屈辱和无能。此外如《题吁胎军东南第一山》、《读罪己诏》、《故少师张魏公挽词》、《虞ZE相挽词》、《宿牧牛亭秦太师坟庵》等,或寄托家国之思,或呼吁抗战复园,或歌颂抗金将领,或讽刺卖国权奸,都是直抒爱国思想的名篇。

　　杨万里的绝大部分爱国忧时诗篇,不象陆游那样奔放、直露,而是压抑胸中的万丈狂澜,凝蕴地底的千层熔浆,大多写得深沉愤郁,含蓄不露。如《过扬子江》:“携瓶自汲江心水,要试煎茶第一功。”表面似乎是说亲自动手汲水煎茶的雅兴,其实是蕴藏着深刻沉痛的感慨羞愤,须参照《雪雾晓登金山》一并领略。杨万里自己说过:“谁言咽月餐云客,中有忧时致主心。”(《题刘高士看云图》)他那些吟咏江风山月的写景抒情作品,不少也是抒写爱国情怀的诗篇。如《豫章江牵二首》、《九月十五夜月,细看桂校北茂南缺,未经古人拈出,纪以二绝句》、《月下果饮绝句》、《初丸夜月》等,都写得曲折多讽,意味深长,蕴含着对国家残破、中原未复的深沉郁愤。他晚年在《夜读诗卷》中曾沉痛自叙:“两窗两横卷,一读一沾襟;只有三更月,知予万古心。”其诗中寄寓的深意,值得后人细细咀嚼。

　　“吾生十指不沾泥,毛锥便得傲寰衣”(《晚春行田南原》)杨万里不以士大夫自居,一生热爱农村,体恤农民,也写了不少反映农民生活的诗篇。如《悯农》、《农家叹》、《秋雨叹》、《悯旱》、《过白沙竹校歌》等写出农家生活的艰难和疾苦,1:歌舞四时词》、《插秧歌》等写出农民劳动的艰辛和欢乐,《望雨》、《至后入城道中杂兴》等写出对风调雨顺、安居乐业的喜悦和盼望,都具有比较高町,思想性和艺术性。

　　杨万里学问渊博,才思健举,写作极为勤奋,平生著述颇丰。相传有诗二万余首,现存诗4200余首,散文亦不乏佳品。今存《诚斋集》,有诗文133卷,由其长子杨长藉于嘉定元年(公元1208年〉编定。杨长濡(公元1157-1236年),字伯子,号东山,晚号农圃老人,官至福建安抚使、敷文阁学士,居官廉节,有惠政,亦博学有才,工诗善文。

　　作品目录

　　初夏睡起 昭君怨 晓出净慈送林子方 小池

　　闲居初夏午睡起 戏笔 宿新市徐公店

　　和段季承左臧惠四绝句 过上湖岭望招贤江南北山 读严子陵传

　　春晴怀故园海棠 春晴怀故园海棠

　　春晴怀故园海棠 读严子陵传 归去来兮引/归去来兮

　　过杨村 好事近 寄陆务观 念奴娇 伤春

　　水调歌头 晚风 晚风 武陵春 戏笔

　　闲居初夏午睡起 小池 晓出净慈寺 新柳

　　忆秦娥 昭君怨 昭君怨

杨万里（一一二七～一二○六）字廷秀，自号诚斋，吉水人，有“诚斋集”。南宋时所推重的“中兴四大诗人”是尤袤、杨万里、范成大和陆游四位互相佩服的朋友；杨和陆的声名尤其大，俨然等于唐诗里的李白和杜甫。不过，十个指头也有长短，同时齐名的两位作家像李白和杜甫。元稹和白居易慢慢的总会分出个高低。宋代以后，杨万里的读者不但远少于陆游的，而且比起范成大的来也数目上不如。在当时，杨万里却是诗歌转变的主要枢纽，创辟了一种新鲜泼辣的写法，衬得陆和范的风格都保守或者稳健。因此严羽“沧浪诗话”的“诗体”节里只举出“杨诚斋体”，没说起“陆放翁体”或“范石湖体”。

从谥号“文节”之“节”可以看出，杨万里以品格“清介”(陆游《送子龙赴吉州椽》)著称于时。首先是耿介。他秉性刚直，立朝遇事敢言，无所顾忌。同时诗人葛天民说：“我与诚斋略相识，亦不知他好官职。但知拼得忍饥七十年，脊梁如铁心如石。不曾屈膝不皱眉，不把文章做出诗。”(《寄杨诚斋》)宋孝宗晚年很不喜欢他，说他“直不中律”，宋光宗则说他“也有性气”，杨万里便作文自赞道：“禹日也有性气，舜云直不中律。自有二圣玉音，不用千秋史笔。”(见《鹤林玉露》卷五)意思是说有了两位皇帝这样的鉴定，千秋万代用不着史官来做评价了。晚年权奸韩园胄当国，誓不出仕，韩园胄筑南园，请他作一篇记文，杨万里坚决拒绝。

其次是清贫儒雅。他虽入仕，但视之平淡，在京城做官日，预备了由杭州到老家的盘缠，专用一箱子装着。同时不许家人购置物业，以免回家时累赘，“日日若促装”待发。对金钱也复如此，在江东任满，有余钱万缗，弃于官府，不取而归。诚斋夫人及其儿子杨伯孺都以俭朴仁厚为时所称。杨万里这种平淡俭朴的处世风格有着南宋中下层官僚地主阶层的生态背景，体现了一种平民式的道德理念，同时也包含了明哲的人生智慧，当时士大夫特别推崇其清狷节操，称赞其胸襟“透脱”。他的这一思想性格深刻地影响到诗歌创作。

杨万里是南宋著名诗人，与陆游、范成大、尤袤合称“中兴四大诗人”。他的成就不如陆游，但在创新诗歌风格方面所作的努力则过之，所以他当时名声很大，连陆游也说：“我不如诚斋，此评天下同。”(《谢王子林判院惠诗编》)严羽在《沧浪诗话》中把他的诗风命名为“杨诚斋体”(《沧浪诗话·诗体》)。

杨万里何以能形成自己独特的诗风，“诚斋体”的具体特征是什么，这些都得首先联系其思想性格、人生态度来认识。杨万里绍兴二十九年(1159)任零陵丞时，曾拜见爱国名臣张浚，受到张的器重。张是理学家，他勉励杨万里效法先贤的“清直之操”，并勉之以“正心诚意”之学。杨万里于是便自号“诚斋”，这是个理学意味很浓的标号，表明了他一生的志向。这以后他还一直与张浚之子、理学家张栻交往，深受张栻的影响，进一步接受了理学的思维方式，追求心胸的“透脱”，摆脱前人的束缚。于是在绍兴三十二年(1162)，离开零陵前把摹仿江西体的千余首旧诗尽皆焚弃，转而寻求新的观照事物的方式和新的表现方法，为创新诗风奠定了基础，正如他自己所说：“不是胸中别，何缘句子新？”

关于“诚斋体”，他自己还有一个说法，这就是：“不是风烟好，何缘句子新？”“胸中别”是主观方面，“风烟好”是客观方面。杨万里诗以自然万物作为主要描写对象，他称赞张耒诗说：“春花秋月冬冰雪，不听陈言只听天。”(《读张文替诗》)这其实也是夫子自道。这里的“天”，主要指客观的自然万物，当然也指诗人受外界触发而产生的真切感受，这其间的先后关系是“适然感乎是物是事，触先焉，感随焉，而是诗出焉”。因此他非常自觉地从大自然吸取诗材，寻求灵感，举凡高山流水、日月星辰、蓝天白云、风雷雪雨、春光秋色、朝霞暮霭、花草树木、鸟兽虫鱼等等，莫不收拾入诗，并且别有心胸，独具眼光，探幽寻微，刻抉入里，处处发现新意，事事别开生面。在他眼中，自然万物无不体现着造化的意志和巧妙，因此他力图表现自然界的生机和活力，又往往带着天真好奇的眼光去看待自然界的万事万物，而产生许多天真的奇想。同时他也对自然界作冷静、理智的观照和领悟，表现静观万物的体会和主观感觉。这是“诚斋体”在题材处理上的突出特点。

“诚斋体”特别活泼灵动，充满奇趣，历来被看作以“活法”作诗的典型。“活法”是北宋后期以来，禅宗、理学和诗学共同的话题，其意义涉及人生态度的通脱超然、思维认识的灵活圆通和表达方式的活泼生动。杨万里是自吕本中倡导诗歌“活法”以来，真正以“活法”作诗而取得突出成就的诗人。他的同乡好友周必大说：“诚斋万事悟活法。”可见其诗不过是其“活法”运用的一个方面。“诚斋体”的活法首先体现在不听陈言，不拘成法，法与无法，灵活对待，自作主张，自立一家的创新精神上；其次是表现在师法自然、立足于日用生活的创作态度上；第三是表现为别有眼光，忠实于自己的真切感受，而从习见的事物上发现新意，在任何事物上看出其“活”的生态和精神。

杨万里特别擅长于发现、捕捉自然界的生机、动态，写转瞬即逝、变化无穷的景象。正如钱钟书先生所说：“诚斋擅写生”，“如摄影之快镜：兔起鹘落，鸢飞鱼跃，稍纵即逝而及其未逝，转瞬即改而当其未改。眼明手捷，踪矢蹑风。”(《谈艺录》)

杨万里还擅长于不断变化观察事物的角度，以曲折多变的诗歌结构去随物赋形，句法灵活而无格律拘束之苦，语言生动活泼，俗言口语在所不避，这些都是“诚斋体”的重要特征。

诚斋体还有一个特征，就是特别幽默诙谐。无论是写物还是感事，杨万里都出了轻松调侃的态度和口吻，即便是关心时事，深致不满，也多出以讥讽嘲弄，至于写景咏物，更是逗弄调拨，插科打诨，十分之风趣热闹，清人甚至有“不笑不足以为诚斋之诗”的说法。

诚斋体的缺陷也比较突出。他过多地着眼于自然景色，一有所感，便即兴作诗，不暇思索，很少提炼，把瞬间印象和盘托出，这样，一方面显得感受真切，描写活泼，诗意新鲜，但另一方面也造成了内容琐屑、语言粗率、诗味淡薄的毛病。

杨万里的创作经历见于“江湖集”和“荆溪集”的自序。据他说，他最初学江西派，后来学王安石的绝句，又转而学晚唐人的绝句，最后“忽若有悟”，谁也不学，“步后园，登古城，采撷杞菊，攀翻花竹，万象毕来，献余诗材”，从此作诗非常容易。同时人也赞叹他的“活法”、他的“死蛇弄活”和“生擒活捉”的本领。这一段话可以分三方面来申说。

第一、杨万里和江西派。江西诗一成了宗派，李格非、叶梦得等人就讨厌它“腐熟窃袭”、“死声活气”、“以艰深之词文之”、“字字剽窃”。杨万里的老师王庭珪也是反对江西派的，虽然他和叶梦得一样，很喜欢黄庭坚。杨万里对江西派的批评没有明说，从他的创作看来，大概也是不很满意那几点，所以他不掉书袋，废除古典，真能够做到平易自然，接近口语。不过他对黄庭坚、陈师道始终佩服，虽说把受江西派影响的“少作千余”都烧掉了，江西派的习气也始终不曾除根，有机会就要发作；他六十岁以后，不但为江西派的总集作序，还要增补吕本中的“宗派图”，来个“江西续派”，而且认为江西派好比“南宗禅”，是诗里最高的境界。南宋人往往把他算在江西派里，并非无稽之谈。我们进一步的追究，就发现杨万里的诗跟黄庭坚的诗虽然一个是轻松明白，点缀些俗语常谈，一个是引经据典，博奥艰深，可是杨万里在理论上并没有跳出黄庭坚所谓“无字无来处”的圈套。请看他自己的话：“诗固有以俗为雅，然亦须经前辈取熔，乃可因承尔，如李之‘耐可’、杜之‘遮莫’、唐人之‘里许’‘若个’之类是也。……彼固未肯引里母田妇而坐之于平王之子、卫侯之妻之列也。这恰好符合陈长方的记载：“每下一俗间言语，无一字无来处，此陈无己、黄鲁直作诗法也”。换句话说，杨万里对俗语常谈还是很势利的，并不平等看待、广泛吸收；他只肯挑选牌子老、来头大的口语，晋唐以来诗人文人用过的——至少是正史、小说、禅宗语录记载着的——口语。他诚然不堆砌古典了，而他用的俗语都有出典，是白话里比较“古雅”的部分。读者只看见他潇洒自由，不知道他这样谨严不马虎，好比我们碰见一个老于世故的交际家，只觉得他豪爽好客，不知道他花钱待人都有分寸，一点儿不含糊。这就像唐僧寒山的诗，看上去很通俗，而他自己夸口说：“我诗合典雅”，后来的学者也发现他的词句“涉猎广博”。

第二、杨万里和晚唐诗。他说自己学江西派学腻了，就改学王安石的绝句，然后过渡到晚唐人的绝句。我们知道，黄庭坚是极瞧不起晚唐诗的：“学老杜诗，所谓‘刻鹄不成尚类鹜’也；学晚唐诸人诗所谓‘作法于凉，共敝犹贪，作法于贪，敝将若何！’”所以一个学江西体的诗人先得反对晚唐诗；不过，假如他学腻了江西体而要另找门路，他也就很容易按照钟摆运动的规律，趋向于晚唐诗人。杨万里说：“诗非文比也……而或者挟其深博之学、维隽之文，于是隐括其伟辞以为诗”。这透露了他转变的理由，可以借刘克庄的话来做注脚：“古诗出于情性，今诗出于记闻博而已，自杜子美未免此病。于是张籍、王建辈稍束起书帙，划去繁缛，趋于切近。世喜其简便，竞起效颦。遂为‘晚唐体’”。除掉李商隐、温庭筠、皮日休、陆龟蒙等以外，晚唐诗人一般都少用古典，而绝句又是五七言诗里最不宜“繁缛”的体裁，就像温、李、皮、陆等人的绝句也比他们的古体律体来得清空；在讲究“用事”的王安石的诗里，绝句也比较明净。杨万里显然想把空灵轻快的晚唐绝句作为医救填饱塞满的江西体的药。前面讲过徐俯想摆脱江西派而写“平易自然”的诗，他就说：“荆公诗多学唐人，然百首不如晚唐人一首”；另一个想脱离江西派的诗人韩驹也说：“唐末人诗虽格致卑浅，然谓其非诗则不可；今人作诗虽句语轩昂，但可远听，其理略不可究”。可以想见他们都跟杨万里打相同的主意，要翻黄庭坚定下的铁案。从杨万里起，宋诗就割分江西体和晚唐体两派，这一点在评述“四灵”的时候还要细讲。他不像“四灵”那样又狭隘又呆板的学晚唐一两个作家的诗：他欣赏的作家很多，有杜牧，有陆龟蒙，甚至有黄滔和李咸用，而且他也并不模仿他们，只是借他们的帮助，承他们的启示，从江西派的窠臼里解脱出来。他的目的是作出活泼自然的诗，所以他后来只要发现谁有这种风格，他就喜欢，不管是晋代的陶潜或中唐的白居易或北宋的张耒。

第三、杨万里的活法。“活法”是江西派吕本中提出来的口号，意思是要诗人又不破坏规矩，又能够变化不测，给读者以圆转而“不费力”的印象。杨万里所谓“活法”当然也包含这种规律和自由的统一，但是还不仅如此。根据他的实践以及“万象毕来”、“生擒活捉”等话看来，可以说他努力要跟事物——主要是自然界——重新建立嫡亲母子的骨肉关系，要恢复耳目观感的天真状态。古代作家言情写景的好句或者古人处在人生各种境地的有名轶事，都可以变成后世诗人看事物的有色眼镜，或者竟离间了他们和现实的亲密关系，支配了他们观察的角度，限止了他们感受的范围，使他们的作品“刻板”、“落套”、“公式化”。他们仿佛挂上口罩去闻东西，戴了手套去摸东西。譬如赏月作诗，他们不写自己直接的印象和切身的情事，倒给古代的名句佳话牢笼住了，不想到杜老的鄜州对月或者张生的西厢待月，就想到“我欲乘风归去，又恐琼楼玉宇，高处不胜寒”或者“本是分明夜，翻成黯淡愁”。他们的心眼丧失了天真，跟事物接触得不亲切，也就不觉得它们新鲜，只知道把古人的描写来印证和拍合，不是“乐莫乐兮新相知”而只是“他乡遇故知”。六朝以来许多诗歌常使我们怀疑：作者真的领略到诗里所写的情景呢？还是他记性好，想起了关于这个情景的成语古典呢？沈约“宋书”卷六十七说：“子建‘函京’之作，仲宣‘灞岸’之篇，子荆‘零雨’之章，正长‘朔风’之句，并直举胸情，非傍诗史”。锺嵘“诗品”也说过：“‘思君如流水’，既是即目；‘高台多悲风’，亦唯所见；‘清晨登陇首’，羌无故实；‘明月照积雪’，讵出经史？”杨万里也悟到这个道理，不让活泼泼的事物做死书的牺牲品，把多看了古书而在眼睛上长的那层膜刮掉，用敏捷灵巧的手法，描写了形形色色从没描写过以及很难描写的景象，因此姜夔称赞他说：“处处山川怕见君”——怕落在他眼睛里，给他无微不至的刻划在诗里。这一类的作品在杨万里现存的诗里一开头就很多，也正像江西体在他晚年的诗里还出现一样；他把自己的创作讲得来层次过于整齐划一，跟实际有点儿参差不合。

扬万里的主要兴趣是天然景物，关心国事的作品远不及陆游的多而且好，同情民生疾苦的作品也不及范成大的多而且好；相形之下，内容上见得琐屑。他的诗多聪明、很省力、很有风趣，可是不能沁入心灵；他那种一挥而就的“即景”写法也害他写了许多草率的作品。

--钱钟书<宋诗选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