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04感动中国十大人物

　　1960年罕见的天灾人祸，带来了严重的粮食饥荒，一个个蜡黄脸色的水肿病患者倒下了……袁隆平的5尺之躯也直接经历了饥饿的痛苦。

　　袁隆平目睹了严酷的现实，他辗转反侧不能安睡。他想起旧社会，人民受统治阶级的剥削压迫，受战争的痛苦，缺衣少食，流离失所。今天，人民当家作主，但仍未摆脱饥饿对人们的威胁。他决心努力发挥自己的才智，用学过的专业知识，尽快培育出亩产过800斤、1000斤、2000斤的水稻新品种，让粮食大幅度增产，用农业科学技术战胜饥饿。

　　袁隆平赞成这样一个公式：知识+汗水+灵感+机遇=成功。

　　他依据对遗传学已有的较深的认识，对试验田里的退化植株仔细进行观察和统计分析，不仅论证“鹤立鸡群”的稻株是“天然杂交稻”，而且从其第一代的良好长势，充分证明水稻也存在明显的杂交优势现象，试验结果使他确信，搞杂交水稻的研究，具有光明的前景！

　　可是，杂交水稻是世界难题。因为水稻是雌雄同花的作物，自花授粉，难以一朵一朵地去掉雄花搞杂交。这样就需要培育出一个雄花不育的稻株，即雄性不育系，然后才能与其他品种杂交。这是一个难解的世界难题。袁隆平知难而进，他认为，雄性不育系的原始亲本，是一株自然突变的雄性不育株，也能天然存在。中国有众多的野生稻和栽培稻品种，蕴藏着丰富的种子资源，是水稻的自由王国，“外国没有搞成功的，中国人不一定就不能成功”。

　　袁隆平迈开了双腿，走进了水稻的莽莽绿海，去寻找这从未见过、而且中外资料没见过报道的水稻雄性不育株。时间一天天过去，袁隆平头顶烈日，脚踩烂泥，驼背弯腰地、一穗一穗地观察寻找。“功夫不负有心人”，终于在第14天发现了一株雄花花药不开裂、性状奇特的植株。袁隆平欣喜若狂。

　　1964年6月到1965年7月，他和妻子邓则，又找到了6株雄性不育的植株。成熟时，分别采收了自然授粉的第一代雄性不育材料种子。经过两个春秋的试验和科学数据的分析整理，撰写出第一篇重要论文《水稻的雄性不孕性》，发表在1966年《科学通报》第17卷第4期上。文中还预言，通过进一步选育，可以从中获得雄性不育系、保持系 （使后代保持雄性不育的性状）和恢复系 （恢复雄性可育能力），实现三系配套，使利用杂交水稻第一代优势成为可能，将会给农业生产带来大面积、大幅度的增产。这篇重要论文的发表，被一些同行们认为是“吹响了第二次绿色革命”的进军号角。

　　又经过8年历经磨难的“过五关”（提高雄性不育率关、三系配套关、育性稳定关、杂交优势关、繁殖制种关），到1974年配制种子成功，并组织了优势鉴定。1975年又在湖南省委、省政府的支持下，获大面积制种成功，为次年大面积推广作好了种子准备，使该项研究成果进入大面积推广阶段。

　　1975年冬，国务院作出了迅速扩大试种和大量推广杂交水稻的决定，国家投入了大量人力、物力、财力，一年三代地进行繁殖制种，以最快的速度推广。1976年定点示范208万亩，在全国范围开始应用于生产，到1988年全国杂交稻面积194亿亩，占水稻面积的396％，而总产量占185％。10年全国累计种植杂交稻面积1256亿亩，累计增产稻谷1000亿公斤以上，增加总产值280亿元，取得了巨大的经济效益和社会效益。群众交口称赞靠两“平”解决了吃饭问题，一靠党中央政策的高水平，二靠袁隆平的杂交稻，人们用朴实的语言，说出了亿万中国农民的心里话。

　　随着杂交水稻的培育成功和在全国大面积推广，袁隆平名声大震。在成绩和荣誉面前，袁隆平公开声称现阶段培育的杂交稻的缺点是“三个有余、三个不足”，即“前劲有余、后劲不足；分蘖有余，成穗不足；穗大有余，结实不足”，并组织助手们，从育种与栽培两个方面，采取措施加以解决。

　　20世纪80年代初期，面对世界性的饥荒，袁隆平心中再一次萌发了一个惊人的设想，大胆提出了杂交水稻超高产育种的课题，试图解决更大范围内的饥饿问题。

　　1985年，袁隆平以强烈的责任感发表了《杂交水稻超高产育种探讨》一文，提出了选育强优势超高产组合的四个途径，其中花力气最大的是培育核质杂种。可是多年的育种实践，却没有产生出符合生产要求的组合。他便果断迅速地从核质杂种研究中跳了出来，向新的希望更大的研究领域去探索。

　　袁隆平凭着丰富的想象、敏锐的直觉和大胆的创造精神，认真总结了百年农作物育种史和20年“三系杂交稻”育种经验，以及他所掌握的丰富的育种材料，于1987年提出了“杂交水稻育种的战略设想”，高瞻远瞩地设想了杂交水稻的二个战略发展阶段，即三系法为主的器种间杂种优势利用；两系法为主的籼粳亚种杂种优势利用；一系法为主的远缘杂种优势利用。这是袁隆平杂交水稻理论发展的又一座新高峰。

　　在袁隆平的战略思想指引下，继湖北石明松1973年在晚粳农垦58自然群体中发现一株不育的光敏核不育材料之后，1987年7月16日，李必湖的助手邓华风，在安江农校籼稻三系育种材料中，找到一株光敏不育水稻。历经两年三代异地繁殖和观察，该材料农艺性状整齐一致，不育株率和不育度都达到了100％，不育期在安江稳定50天以上，并且育性转换明显和同步。这一新成果，为杂交水稻从“三系法”过渡到“两系法”开拓了新局面。关于水稻“无融合生殖”研究的进展，也使一系法远缘杂种优势利用研究迈出了可喜的一步。袁隆平对杂交水稻研究的前景，充满必胜信心。

　　随着杂交水稻在世界各国试验试种，杂交稻已引起世界范围的关注。袁隆平近年来，先后应邀到菲律宾、美国、日本、法国、英国、意大利、埃及、澳大利亚8个国家讲学、传授技术、参加学术会议或进行技术合作研究等国际性学术活动19次。自1981年袁隆平的杂交水稻成果在国内获得建国以来第一个特等发明奖之后，从1985～1988年的短短4年内，又连续荣获了3个国际性科学大奖。国际水稻研究所所长、印度前农业部长斯瓦米纳森博士高度评价说：“我们把袁隆平先生称为‘杂交水稻之父’，因为他的成就不仅是中国的骄傲，也是世界的骄傲，他的成就给人类带来了福音。”

　　袁隆平，从湖南省偏僻的安江农校里走来，从一个山村中等农校的青年教师，成长为举世瞩目的名人，登上了“杂交水稻之父”的宝座。杂交水稻研究事业方兴未艾，正朝着袁隆平新的战略设想的方向迅猛发展！

　　多了，呵呵……

文天祥，（1236——1283）字宋瑞，一字履善，号文山，南宋庐陵（今吉安）人。

南宋末年，朝廷偏安江南，国势弱小，北方蒙古族于1271年结束了内部争夺皇位的自相残杀局面，建立了元朝，接着把侵略矛头直指南宋。1273年，丞相伯颜统20万大军攻下襄、樊，以此为突破口，顺江而下，两年不到，便后临南宋首都临安的近郊。蒙古兵所过之处，尸横遍野，血流成河，农田荒废，百业凋敝，这是一场空前残暴的野蛮的侵略战争，南宋面临着亡国灭种的严重威胁，文天祥就是在这种形势下出现的抗击侵略的伟大民族英雄。

南宋朝廷长期为投降派所把持。还在1259年，宰相贾似道便以称臣、割江北地区和岁纳银绢各20万两匹为条件，暗中屈膝求和。伯颜却意在灭宋，并不停止南侵。1275年，将贾似道十三万大军消灭，朝廷便再无可用之兵。此时宋恭帝在位，年仅四岁，太皇太后谢氏临朝听政，不得不发出“哀痛诏”，号召天下四方迅速举兵“勤王”。文天祥当时正担任赣州知府，他“捧诏涕泣”，并立即行动，在两三个月内便组织了第一支“勤王”队伍近万人，几经周折，赶到了临安。而在成千上万大小地方官中，带兵勤王的只不过他和张世杰三人而已，这个政权腐朽到什么程度，可见一斑。1276年正月十八日，伯颜兵临皋亭山，左相留梦炎早已投降叛变。其他大臣或已投降。伯颜虽愿受降，却要右相陈宜中去元营洽谈，陈哪有这个勇气？当天晚上便逃之夭夭。谢太后唯珂派人只剩下一个文天祥。他毅然临危受命，但不是去投降，他考虑是“战、守、迁皆不及施”，“国事至此，予不得爱身”，他甚至借此机会观察一下敌营的虚实以谋“救国之策”。但是他没有想到，正当他指斥伯颜扣押不能返回宋营，他的义兵则在同时被投降派命令解散。敌人的凶残不曾使文天祥受困，昏庸的朝廷和无耻的投降派却使他遭到了第一次严重的挫折。

1276年二月初九日，文天祥被押送去大都（今北京），行至京口（今镇江），在义士的帮助下，逃脱了虎口，据他在《指南录后序》所记，至少有十六次幸免于死，经过千辛万苦，于四月初八日逃到了温州，此时他听说度宗的两个儿子（即恭帝的两个兄弟）已逃到福州，于是立即上表劝进。不久，被诏至福州，任右丞相兼枢密院事，后又命为同都督。七月，文天祥便在南剑州（今福建南平）打起帅旗，号召四方英雄豪杰，各各起兵，民复失地。1277年三月，文天祥统兵进军江西，收复南部数十州县，同时围困赣州，湖南、湖北皆起而响应，震撼了江南，鼓舞了人民的反侵略意志，使元统治者大为惊慌。元忙调40万大军来解赣州之围，另派兵五万追 击文天祥。文部不过五千余人，这年八月，空坑一战，遂致大败，部将数人牺牲，文妻及子女皆被俘，赵时尝在紧急中假扮文天祥，吸引了元军，文才得乘间逃脱。赵随即被杀。这是文天祥在一年多时间内所遭到的第二次重大挫折。

但是文天祥并没有灰心丧气，他下定决心抗元到底。1278年11月，他收拾残军，加以扩充，移兵广东潮阳，不幸于十二月二十日兵败五坡岭，文天祥自度难以逃出重围，当即吞服随带的冰片，以求一死，免遭污辱，但他并未死，而在昏迷中被俘了。这是他遭遇的最后一次严重的挫折。从此以后，文天祥便再也不能统领义军在战场上与元军拼杀。

文天祥被俘后，打定主意，只求义死而不求苟生。威武不能屈，富贵不能*。还在伯颜将他扣押北营时，他便明白地告诉对手：“宋状元……所欠一死报国耳，宋存与存，宋亡与亡，刀锯在前，鼎镬在后，非所惧也，何怖我？“1279年十月，元平章阿合马来文天祥囚所劝降，文天祥长揖就坐，不把他放在眼里，阿合马却要他下跪，文天祥说：”南朝宰相见北朝宰相，何跪？“阿合马以胜利者自居，傲慢地说：“你何以至此？”文天祥嘲讽地说，南朝若早用我为相，你去不了南方，我也不会到你这里来，你有什么可神气的阿合马用威胁口气对左右说：“此人生死尚由我。”文天祥正义凛然道：“亡国之人，要杀便杀，道甚由不由你。”阿合马自讨没趣，灰溜溜地走了。同年年底，元丞相孛罗审问文天祥。孛罗一来就摆威风，要文跪下，遭到文拒绝，左右便用武力强使文天祥作跪拜状，文凛然说道：“天下事，有兴有废，自古帝王以及将相，灭亡诛戮，何代无之？天祥今日……至于此，幸早施行。”临刑前夕，皇帝忽必烈亲自出马劝降，以宰相之职作为诱饵，妄图使文天祥投降，但遭文天祥严厉拒绝。忽必烈只好问他，那你究竟要什么呢？文天祥回答说：“愿以一死足矣！”文天祥这种以身殉国，视死如归的的伟大精神使得敌人束手无策，一筹莫展。这实际上等于宣布了反侵略战争的胜利，是正义的胜利和他自己所赞颂的“正气”的胜利。也等于宣布侵略者的失败，是一切投降派和卖国贼的失败。

在国家民族危亡紧急时刻，文天祥无时无刻不把国家民族利益看作最高的利益，对投降派和奸佞之徒从不留情。1259年，元军渡江围鄂州，皇帝宠幸的内侍董宋臣怂勇宋帝迁都，文天祥勇敢地上疏，乞斩董宋臣。1275年，朝廷追封投降元军大将吕文德为和义郡王，又提拔他的侄子吕师孟为后部尚书，投降气氛一时弥漫京城，文天祥又上书乞斩吕师孟，以稳军心。文天祥被俘后，留梦炎一班降贼都曾硬着头皮来劝降，文一律唾骂之置，就连先已投敌的宋恭帝前来劝降时，也被置之不理。文天祥明确提出“社稷为重，君为轻”。他并不对帝王愚忠，而只无条件地忠于国家和民族。

1283年1月9日，文天祥在大都柴市口英勇就义。他死后留下了大量诗文，其中如《过零丁洋》中的“人生自古谁无死，留取丹心照汗青”；狱中所作的《正气歌》以及死后从其衣带中 发现的“衣带诏”（孔曰“成仁”，孟曰“取义”，惟其义尽，所以仁至，读圣贤书，所学何事？而今而后，庶几无愧）都已成为光照日月、气壮山河的绝唱，成为民族精神财富的宝贵部分。文天祥也因此成为永垂不朽的民族英雄。

邓世昌（1849年10月4日—1894年9月17日 ），原名永昌，字正卿。

如果仔细查找当时的文献，宣传材料中的邓世昌其实并不全面。

真实的邓世昌是一个人情世故通达的高级军官。邓世昌是那批赴英留学生中年龄最大的，而最小的是后来大清最后一代海军军门：萨镇冰。同时，他也是唯一有社会经验的。在加入马尾学堂成为军人之前，邓世昌是一个商人，而且是一个港商，他的人情练达超过了他所有的同学

他在北洋水师中，本来有着先天的不足。邓世昌是北洋水师舰长中唯一的非闽籍汉族军官。而福建人的排外，是连丁汝昌也头疼不已的事情。后来，直到抗战胜利，中国中央海军始终被冠为“闽系海军”，就是从这个时候开始。

而邓世昌就能够和闽系军官们很好的相处，使他们能够对他较好的接纳。因此，他在同辈中才能够脱颖而出，丁汝昌对他倚若心腹，这可以从邓世昌的头衔看出来。甲午战争前夕，北洋水师的军官中，最高军官丁汝昌是海军中将-提督，以下是刘，林两海军少将-总兵，一般的舰长，都是海军上校（副将），比如济远的方伯谦，经远的林永升，军舰小的就更低些，比如超勇巡洋舰的舰长林履中，就是中校（参将），还有少校（守备）的，比如平远巡洋舰舰长李和。而邓世昌则比一般舰长要高，他的职务应该是海军准将（中军副将记名总兵），和杨用霖持平，地位仅次于李鸿章青眼关照的刘步蟾和林泰曾。而邓的致远巡洋舰属于轻巡洋舰（快碰船），其实档次低于邱宝仁的来远和林永升的经远，它们都是重巡洋舰（炮塔舰），邓能够得到这样的头衔，显然不是由于统带军舰的重要，而是因为他作为中军副将，带有参军长或副官长性质的职务和中枢更为接近。如果他没有丰富的社会经验，署理这个位置是很难想象的。

值得一提的是刘，林，邓，杨这四名优秀的中国第一批现代军官，全部在甲午战争中以身殉国。可见，在对军官的基本品质选择上，传统的教育和官僚体系，也自有它独到的地方。

真实的邓世昌同时又是一个勇敢而多少有些鲁莽的军官。他练兵有方，勤奋过人，出海常在大洋上作演习而闻名，他带兵非常严格，甚至近乎苛刻。在大东沟海战前，他正在受到审查，理由就是治军太严，而“鞭打士兵致死”。他带船多年，事故率在北洋水师各舰长中最高，他担任镇字号炮舰舰长的时候，曾经在风浪中把军舰搁浅，担任扬威舰舰长的时候，一次煤带的不足，在海上漂流了许久，一次因为不熟悉水情，螺旋桨叶片刮底受损。这些记录因为他另有敢做敢为的精神而没有影响他的升迁，但是作为舰长，邓大人也难辞其咎。

在水兵中因此称邓世昌为“邓半吊子”，意思大概是“太酷了”。北洋水师的官兵起外号挺有水平的，比如称方伯谦为“黄鼠狼”，就惟妙惟肖。

对邓世昌最后牺牲的描述其实并不十分清楚，比如他“扼犬浩叹”“义不独生”等等，都只能是当时救援水兵的印象，是不可能派记者潜到水下找邓大人核实的。但是几乎所有人都忽略了两个重要的细节。

第一，邓世昌的致远舰为什么会身负重伤，舰身倾斜。

那是因为邓世昌下令突出阵前，独自抵抗日军本队和第一游击队的几乎全部炮火。他并不是疯狂，而是履行自己的职责。当时北洋水师摆成的队形类似一个八字，旗舰定远在最前面，因此顿成日军集火射击的目标，北洋舰队没有想到日军炮火如此准确和凶猛，顿时被打掉了指挥部，全军陷入混乱。

邓世昌的致远在定远左侧后方，他的职务是“中军副将”，现在说法，直属队的指挥官，他和其他舰长不同的责任就是救护和掩护旗舰，面对日军的狂攻，他毅然采用了一种富有个性的做法来完成自己的职责--冲出队前，升旗吸引敌人火力。关于邓升旗的目的还有一些争议，但基本结论是他并不是要接管指挥，而是升起类似将旗，或者日本海军Z字旗那样的旗帜，表示挑战。

结果对致远舰是灾难性的，因为致远号属于英国制造的轻巡洋舰，装甲薄而机动灵活，拼防御力是它的弱点。但是，它的牺牲换得定远镇远从最初的慌乱中清醒过来，重整旗鼓，如果不是丁汝昌这时已经负了重伤，此战胜负还很难料。邓世昌是尽到自己的职责了。

第二，邓世昌为什么去撞击吉野

弹药垂尽应该是文人的杜撰。真正的原因是邓世昌冷静的在采取里萨海战的撞击战术，这是甲午海战前最近的一次大规模海战，也是最能参考的吧，那一战，意大利人就依靠撞击一举改变了战局--当然，邓世昌无从知道这也是海战史上最后一次成功的主力舰撞击作战。这表现了邓世昌优秀的战术素养，他的致远舰速度是北洋舰队最快的，而且船首下暗藏冲角，他也了解对手，所以直扑日本巡洋舰吉野，而不是比睿这种装甲舰，吉野是火炮射速快，但是装甲较薄的英国军舰，如果真的撞上吉野，他应该是比较有把握送它到海底的。

事实上十年以后，吉野号也的确是被撞沉的，它被日本海军自己的战舰误撞，立即就沉没了，邓世昌选择目标相当的冷静。

至于吉野号比致远号快，那不是问题，因为日军当时是首尾鱼贯阵，吉野是在队列之中，面对撞击它不能随便改变位置和航速，否则就有会和前后的日舰相撞的危险。这相当于一个死靶子！

确切的说，致远对吉野，不是“追”，而是“截”，所以，吉野就算快，也无法发挥它的机动优势。

邓世昌不愧是一个优秀的职业海军军官！

致远舰是功败垂成，传统认为它是被日军鱼雷击沉，而实际资料显示日军并没有在海战中发射鱼雷，当时的鱼雷水准很低，还不适合于攻击机动目标，中国福龙号雷击舰对西京丸的攻击也一样失败，此时的鱼雷，更适合攻击锚泊固定目标。由于致远舰沉没太象典型的中雷沉没，现在的普遍看法是日军炮弹引爆了致远舰的鱼雷。

我个人认为，致远的沉没，邓世昌不够细致的性格和战斗作风或许也起了一定因素。因为北洋舰队接战之前，曾经明令各舰把鱼雷投弃水中，以免殉爆，而致远舰由于某种故障，恰恰无法投放自己舷侧发射管中的鱼雷（致远水兵证实）。而邓世昌对此的反应是：随它去吧。没有积极采取措施排除故障，带着这个“危险品”就急切的投入了战斗，恰恰是这颗随它去吧的鱼雷，造成了致远舰的覆没。

也许真实的邓世昌，才是有血有肉的。对他的评价，还是让光绪给他写的诗句来说吧：“此日漫挥天下泪，有公足壮海军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