莎菲女士的日记的主要内容是什么？

在反抗中异化 ——从莎菲、梅行素到林道静(2009-02-24 09:04:49)转载▼标签： 说说写写杂谈 分类： 读书思考

随着争取民主自由呼声的高扬，文学史上出现了一批具有反抗精神、追求婚恋自由、个性解放的女性形象。如鲁迅笔下的子君、巴金《家》中的琴表姐、《寒夜》中的曾树生、丁玲笔下的莎菲、茅盾《虹》里的梅行素直到十七年文学中的林道静等女性知识分子系列。她们在恋爱、婚姻、工作中实现着对传统的反抗和颠覆，从家庭的深宅中走向社会，寻找自我生存的空间和心灵的满足。本文以莎菲、梅行素和林道静为例，浅说现当代文学史上女性知识分子形象的嬗变。

（一）

丁玲的《莎菲女士的日记》发表于1928年《小说月报》第19卷第2号，以日记的形式写成的刻画女性心理的杰作，在探索人性深处的隐秘角落方面独具艺术魅力。莎菲是旧家庭里走向社会的女性，在社会上她“病”了，周围的环境让她感到压抑、苦闷与彷徨。小说借病中莎菲大胆地展示自己的爱憎，表达对周围环境的厌倦，对性和爱情的渴望，手法上以内心独白的日记形式，深刻而独到，无疑是很具震撼力的作品。病中莎菲获得了像《牡丹亭》中的“惊梦”、《狂人日记》中的“发狂”一样可以自由舒张内心感情、情绪的空间，可以将反抗的情绪彻底地表露出来。在莎菲的世界里，追求就是反抗，自我心灵需求的满足就是对固有传统观念的背叛，现实的社会中不能实现的愿望只有靠“病”作掩护进行比较彻底的展示。当然，“病”这一意象的运用意义不止于此。

莎菲是反抗中的强者，她的行为“不是一个正经女人所做出来的”，有别于《伤逝》中的子君，子君依靠精神上的导师涓生实现反抗家庭的愿望，终因涓生的厌弃而回归旧家庭，宣告了反抗的失败和早夭厄运的降临。莎菲不是子君，她不把男性当成唯一的依赖，成了宣传女性自主的代言人。她拒绝剑如的解释时说“莎菲不是喜欢听人解释的人，根本我就否认宇宙间要解释。”莎菲是站起来的女性，她追求的不单是肉体上自由的满足，更需要别人的理解，“我总愿意有那么一个人能了解得我清清楚楚的，如若不懂得我，我要那些爱，那些体贴做什么？”，她需要的已经不是“找一个忠实的男伴，做一身的归宿”，更是对心灵相知的企盼。莎菲在压抑的陈腐空气里喊出了歇斯底里的控诉，要求社会给与女性于精神上的尊重。爱是理解不是“盲目的爱惜”，父亲、朋友、姐妹的爱惜，苇弟的真挚而坦率的爱慕追求并不能满足她心灵的需要。在看似和谐而僵化的环境里，对人的压抑——对性的生理上的和爱的心理上的压抑——是潜藏的而不是显现的逼迫与压制，莎菲在这种无形的压迫中痛苦的挣扎，在苦闷和彷徨中与病魔做战与社会对抗。莎菲需要性与欲的满足，需要精神上的理解，这份理解不只是异性之间相知相爱的理解，也是父亲、姐妹、朋友的亲情、友情的理解，莎菲的痛苦宣泄对社会上人与人之间的感情交流提出了疑问，这些生存的疑问已经超越了异性之间爱恋的范围，进入一种更加深刻而广泛的人生问题的反思。

两性关系是小说中主要的探讨主题，围绕莎菲的爱情丁玲安排了两个人物：苇弟、凌吉士。苇弟在小说中“哭”的时候多，“苇弟他说他爱我，为什么他常常只会给我一些难过呢？譬如今晚，他又来了，来了便哭，并且似乎带着很浓的兴味来哭一样。”以“哭”来表达爱情与关心，是脆弱情感、懦弱性格的表现。苇弟是一个弱者，是一个值得同情而又令人厌恶的平庸男性。莎菲是强者，苇弟的爱不能给她心灵的满足，甚至让她生发鄙视的情绪。与之相反，凌吉士的出现一下子勾起了莎菲强烈的性欲，“我看见那两个鲜红的、嫩腻的、深深凹进的嘴角。我能告诉人吗,我是用一种小儿要糖果的心情在望着那惹人的两个小东西。”凌吉士的丰仪，让莎菲产生性的冲动和“我要占有他”的几近变态的欲望，“我了解我自己，不过是一个女性十足的女人，女人是只把心思放在她要征服的男人们身上。”莎菲是情与欲的强烈追求者，但是这份追求并非是*欲的放荡无度。凌吉士吸引她，她勇敢地接近他，凌吉士让她得到感情的安慰。可是她无法接受凌吉士庸俗乃至于堕落无耻的性格与行为，小说赤裸裸地展示莎菲对欲的表白和追求，却不是无限制的失去理智的狂热情绪。莎菲追求的是新的自由的理想，而凌吉士的庸俗即使填补了情感上的空白，其卑劣猥琐的品性并不符合莎菲心中的理性标准。凌吉士追求的只是“金钱”，只是“客厅中能应酬他买卖中朋友们的年轻太太，是几个穿得很标致的白胖儿子。”把爱情等同于“肉感的享受”，莎菲对他的伪善是鄙夷和唾弃的，对他不懂人间真情得不到真爱又是同情的。男性在莎菲眼中是卑微的，苇弟是庸俗懦弱的，凌吉士是无耻伪善的，《莎菲女士的日记》中没有精神的引路人，没有男性强者，只有丑陋与卑劣的人性展示。

莎菲在情与欲中煎熬，在传统观念与自我内心需求的矛盾中挣扎，最后莎菲又“搭车南下”出走了。以一种逃离，或者是寻找新的人生出路的方式闯入另外一个世界。这个新的世界不再是子君的世界，莎菲已经获得了独立生存于世间的能力。这个世界是什么样的，那就是梅行素和林道静的世界。

（二）

这个我行我素的梅行素也是一个追求自由婚恋、追求自由的女性形象。茅盾的《虹》1929年连载于《小说月报》第6、7卷，与《莎菲女士的日记》的发表相差不及一年时间，可是我们可以从这两个女性形象中看到某种相似性和延续特征。

梅行素生长在一个医生家庭，“五四”的春风剪去了她的长发，面对路人指责的“尼姑头”却更显现出反叛和骄傲的神色。与韦玉相爱，大胆地提出逃走，却因韦玉的懦弱和“不抵抗主义”放弃了机会，最后依父亲的家命嫁给柳遇春。但梅行素的出嫁并非像温顺的羔羊而是带着以身体为筹码来反抗和控制柳遇春，为父亲减轻债务，要柳“就范”的动机。在梅行素看来结婚就是新的反抗阵地，即使这种反抗并不成功。韦玉的懦弱让她感到失望，柳遇春的圆滑和狡诈让她感到焦虑和无助。她厌恶平淡而庸俗的少奶奶生活，蓄积着她的反抗情绪，但柳遇春的体贴也让她感到某种程度上的满足，甚至“她很想说：‘我不应该这样折磨你，现在我只要到重庆侍候几天韦玉，他就快要死了，以后我们真心的好好的过活罢！’”但她终于不能在死水般的家庭里窒息，而是逃离了家庭，“为了不想当少奶奶”而工作，成了一名职业女性。小说的前半部分生动刻画梅行素如何在家庭中周旋，如何在追求与反叛中挣扎。在平淡孤单却物质丰裕的家庭和自由却经济无助的社会之间，在肉欲与物欲满足的少奶奶生活和充满自由的社会生活之间苦苦徘徊，最终家庭的物欲和性欲的满足并不能战胜梅行素追求独立自由的美好理想。小说前半部分心理刻画微妙细腻，性格鲜明，比较丰满的塑造了梅行素这一叛逆者形象。

到此梅行素和莎菲的反抗在本质上是一样的，都是对固有传统思想的反叛，甚至不惜牺牲身体和生命。她们都是从自我环境出发，站在令人窒息的社会环境的对立面，由肺腑中喊出人格独立、自由的呼声，实现了柔弱的传统女性形象向现代的自由女性形象的转变。她们在某种程度上说是成了生活的强者，已经是以一种俯视的态度来观看男性。如莎菲眼中的苇弟和凌吉士，梅行素眼中的韦玉和柳遇春，不是生活、情感上的懦弱之辈，就是伪善狡诈的无耻之徒。而梅行素形象之所以较之莎菲有更进一步的发展，主要表现在《虹》的下半部分，即使下部分有些内容松散，性格上不是很丰满，但仍然能体现作者在时代背景下对女性和社会的观察与思考。丁玲在1928年写就的莎菲形象始终在“五四”的追求个性解放，自我独立范畴里发展，而梅行素在《虹》的下部分已经超出了这个范围，已经逐渐地从一个家庭的叛逆者走向了街头，由个人的空间走向了政治的舞台，成了一名积极的游行者和革命战士。

梅行素的转变是一步步走出来的，传统家庭观念和制度的斗争随着逃离门槛的步伐越走越远而渐渐淡漠，梅行素的反抗范围扩大到反帝国主义、反民族压迫的范围，由一个为追求自我独立的斗争者成了一个追求民族独立的革命者。这是梅行素在自己也是在莎菲叛逆思想的基础上的延续。“五四”的怒潮并不没有燃起梅行素心中的热火。“当时的口号是‘爱国’，梅女士自然很知道过应该爱，但到底目标太笼统，太迂阔，鼓舞不起她的热情。她在那时只是一个旁观者。”游行、抵制日货并不是梅行素心中所需的行为，她是生活在自己狭小空间了的单纯女性，她的反抗是从自身的生存空间和发展需要出发的。当她走向社会，就不得不卷进社会的大潮中，而内在的，却是她争强好胜的反抗性格发展的必然。一股受冷落被孤立的不满情绪让她站了出来，强烈的自我个性让她卷进了政治的漩涡，“她所看不起的人们都在那一边，都是一伙，而她自己却被视为不足道的、不堪信任……这种愤愤不平的情绪果然将她挺直了。”“（她）思索如何去独立门户，做梁刚夫他们的所谓的活动。”最终在梁刚夫、黄因明的感染下，参加了组织，走上了街头，喊出了“同志们努力呀，占住这阵地！全上海已经动了，最后的胜利属于我们！”茅盾揭示的就是知识女性走向社会、走向革命道路的过程。

这时候我们看到的是一个革命战士的形象，她已经逐渐产生了“群”的（即集体主义）意识，并且在这种意识的支配下，渐渐地将自我个性藏匿起来，埋藏在革命的激烈斗争中。就如黄因明说的“你就应该先抛弃了那些个人间的感情和意见。”当梅行素发现自己喜欢上梁刚夫时，她说“现在我决心要揭破这迷离恍惚！我准备着失恋，我准备把我的身体交给第三个恋人——主义！”政治的革命力量让梅行素成为一个激进的革命者，一个为主义牺牲一切的斗士，而人的个性也消融在“群”里，个性主义被集体主义取代，集体意识、民族意识占据了梅行素的生活。茅盾也有意地塑造革命者英雄形象——梁刚夫，即使他的出场就像他从事的事业一样躲躲闪闪，形象并不丰满，但“梁刚夫却吸住了她（梅行素），在她心深处发出了久蛰的爱恋”。梅行素是在梁刚夫的影响下走上革命道路的，于是女性人生道路上的引路人形象又出现了，再次出现了涓生的影子。不同的是涓生引导子君反抗旧家庭，追求幸福人生，而梁刚夫引导梅行素走的却是反抗帝国主义，谋求民族解放的革命道路。这引路人的形象在林道静生活的环境里变得异常重要，林道静也继着梅行素的道路发展，最终成为一个***革命干部。

（三）

《青春之歌》是十七年文学的重要作品，发表于1958年，并引起了一场关于林道静的大讨论。林道静是含恨而生的，是地主林伯唐强暴下的秀妮所生，秀妮在林伯唐夫妇的压迫下死去，林道静在大母徐凤英的打骂下成长，在她的环境里充满了仇恨，使得她具有突出的反抗意识。为逃避嫁给胡梦安当姨太太的厄运逃到北戴河，在此和余永泽相遇并相爱，体现了追求个性解放、自由婚恋的“五四”精神；后来又遇卢嘉川、江华等人，在这群阶级启蒙者的感染下，林道静认识到自己的“落后”和余永泽的庸俗与保守，离开余永泽加入了革命的队伍，成为一名无产阶级革命者。小说讲述了林道静从所谓的“小资产阶级”**成长为“无产阶级”革命者的过程，是林道静一步步向无产阶级思想靠拢的过程，最终实现了“小资产阶级知识分子”思想的彻底改变。杨沫展现的是无产阶级思想胜利的过程，在当时是符合主流思想的。小说的阶级立场非常分明，林伯唐是残暴罪恶的大地主、胡梦安是无耻狡诈的国民党官僚，余永泽是庸俗懦弱的资产阶级知识分子，而卢嘉川、江华、林红都是无私勇敢有胆识有魄力的无产阶级战士。卢嘉川在游行队伍中的领导风姿，在狱中被打断了双腿还坚持斗争；林红在狱中组织狱中斗争，最后死于敌人之手，慷慨就义；江华有勇有谋地和对方周旋，即使负伤也顽强地继续奋斗……在杨沫笔下，地下革命洋溢着一股血雨腥风的惨烈气氛，林道静在这个氛围中逐渐由“落后”走向“进步”，后来成为一个老练的中共地下工作者。

作品前部分描写细腻，比较深刻地刻画了林道静微妙的复杂心理，比如，林道静逃往北戴河投亲无着，面对汹涌的大海，竟起了轻生之念；面对余永泽的北上，自己生活的孤独以及对余永泽的思念；当和余永泽在情感上发生裂痕时，那种进退两难的心境等等都刻画得生动自然，人物形象十分丰满。后部分内容松散，在描写其斗争过程中林道静已经成了一个革命的符号，失去了人本能的情绪和思想。林道静和莎菲的世界相距甚远了，林道静已经开始学习马列，并明确地找到了自己的人生道路——革命，而莎菲在自己的生活里苦闷着迷惘着，梅行素开始逃出家庭走上街头宣传革命，而林道静已经清楚地认识到无产阶级的道路，这也表明随着时代的主流思想演变，作家受时代政治主潮的影响，采取的被动的写作立场。林道静是革命积极分子，带着充满仇恨的身世，报复和反抗是她的主要意识特征。她也痛苦也失望（主要体现在前半部分中），可她很快就从自我世界的心灵折磨中摆脱出来，尽可能地让自己的思想跟上***的步伐，“成为一名***员”成了她追求的梦想，她的痛苦主要不再是因为自我生存遇到危机（莎菲、梅行素），而是感到“我身上还有许多坏意识”，于是苦苦地追赶着无产阶级思想，向它看齐，追求所谓的“进步”。她以自己是地主家的女儿为耻辱，竭力摆脱这身份带给她的精神枷锁。在这个过程中，自我权利和自我价值只有通过从事革命来实现，随着思想的改变，个人的主体意识渐渐淡化而社会集体意识在林道静心中扎了根，自我的个性被革命的集体主义意识压制下去，从莎菲式的追求自我解脱自我救赎意识转到救人救国意识。林道静放弃了单纯地为自己的斗争，以绝对服从的姿态在集体主义的笼罩下实现着自我个性的异化展示。

最后，林道静在集体主义思想的桎梏中失去了自我，甚至失去了女性，成了一个为斗争而存在的符号。林道静爱上余永泽时，因为余在她迷惘时给了她精神的慰藉；爱上卢嘉川是因为卢在她再次感到生活的孤独和平庸时给了她新的希望。但是林道静接受江华时，并不是因为爱情，而是因为他是“坚强的、她久以敬仰的同志”，因为“像江华这样的布尔塞维克同志是值得她深深热爱的，她有什么理由拒绝这个早已深爱自己的人呢？”，于是她掩藏起内心深处对卢嘉川的爱和思念，与江华结合。这场婚姻是没有爱情基础的，只是阶级情感使然。她的心灵完全被革命斗争占据了，少了人情的因素，几近于为革命而生死的工具。这也是作品的失败之处，当把人被刻画成干瘪的传声符号时，也就宣告了作者写作的失败。

从莎菲、梅行素、林道静等女性知识分子形象的分析和比较来看，她们从竭力摆脱家庭的束缚，追求自由独立和生存空间的拓展，走向社会，卷入社会的主流政治漩涡，由“文**”逐渐成长为“武将军”，思想上从自我意识逐渐向民族意识转变，实现了从个性主义到集体主义彻底转变。与此同时，女性本身个性化特征也逐渐丧失，其个性化表现只能在强烈的集体主义意识允许的范围内展现，受到集体主义意识的制约，这一现象发展至后来文革文学“革命样板戏”中的女性形象已经完全丧失女性本色了。从莎菲、梅行素到林道静，她们都是伴随着反抗，在充斥着斗争的社会环境中成长，逐渐从弱者变成强者，当女性成为政治革命斗士的时候，她们已经几近于斗争的符号。这种不具备女性特征的女性，大概可以用“异化”来表述。

1931年夏，从西山女中毕业的林道静（童蕾饰）为了追求自由，选择了抗婚出逃，走投无路的她觉得天下之大却没有她的容身之所，茫然之下想要投海自尽，被大学生余永泽（谢君豪饰）救回。热情而多才的余永泽一下子感动了林道静。

在北平，林道静结识了进步学生、***员卢嘉川（高云翔饰）、江华（成泰燊饰）等人，明白了许多革命救国的道理。而在这些问题上，余永泽却和自己有着截然不同的观点。在一次学生运动中，卢嘉川因为余永泽的不肯帮助而遭到被捕。

林道静毅然离开了余永泽，加入到了风起云涌的爱国学生运动中。当局一次次的陷害和逮捕让林道静成长为一名成熟的学生运动领袖。在又一次的爱国游行运动中，林道静走在队伍的最前列。古老的中华大地，回荡着这代青年用鲜血和生命谱写的青春之歌。

扩展资料：

主要角色介绍

1、林道静

不懈追求自由，勇敢的面对自己的内心。当发现余永泽与自己渐行渐远时，坚决地与之分手。正是由于对党的信仰让她对卢嘉川产生了朦胧的爱意，而当她经历了血与火的考验，最终发现江华才是自己真正的所爱时，坦然接受了江华的表白，深情地依偎在江华的身边。

2、余永泽

曾经在大海边救下意欲自尽的林道静，用无微不至的关怀让林道静重新找到生活的信念。但是当面对行动救国的革命青年，他退缩了，守着自己的小家埋头书堆，笃信学问救国的他与拥有着革命理想的林道静渐行渐远。

3、江华

对于与他的命运息息相连的女性林道静，江华起初是谨慎的与她保持距离，在了解到林道静对于革命的满腔热情、对共产主义的忠诚信念后，他被这位女性的坚强深深吸引，暗中帮助她、保护它，最终有着共同理想的两颗心走到了一起。

4、卢嘉川

北大党组织的学生领袖用，他积极奔走号召北京学生南下示威为抗日而呼喊，他站在游行的最前排勇往直前，他坐在市政府大楼前的露天课堂争取学生的听课权，他面对敌人的枪口临危不惧誓死捍卫自己的信仰。

-青春之歌

在反抗中异化 ——从莎菲、梅行素到林道静(2009-02-24 09:04:49)转载▼标签： 说说写写杂谈 分类： 读书思考

随着争取民主自由呼声的高扬，文学史上出现了一批具有反抗精神、追求婚恋自由、个性解放的女性形象。如鲁迅笔下的子君、巴金《家》中的琴表姐、《寒夜》中的曾树生、丁玲笔下的莎菲、茅盾《虹》里的梅行素直到十七年文学中的林道静等女性知识分子系列。她们在恋爱、婚姻、工作中实现着对传统的反抗和颠覆，从家庭的深宅中走向社会，寻找自我生存的空间和心灵的满足。本文以莎菲、梅行素和林道静为例，浅说现当代文学史上女性知识分子形象的嬗变。

（一）

丁玲的《莎菲女士的日记》发表于1928年《小说月报》第19卷第2号，以日记的形式写成的刻画女性心理的杰作，在探索人性深处的隐秘角落方面独具艺术魅力。莎菲是旧家庭里走向社会的女性，在社会上她“病”了，周围的环境让她感到压抑、苦闷与彷徨。小说借病中莎菲大胆地展示自己的爱憎，表达对周围环境的厌倦，对性和爱情的渴望，手法上以内心独白的日记形式，深刻而独到，无疑是很具震撼力的作品。病中莎菲获得了像《牡丹亭》中的“惊梦”、《狂人日记》中的“发狂”一样可以自由舒张内心感情、情绪的空间，可以将反抗的情绪彻底地表露出来。在莎菲的世界里，追求就是反抗，自我心灵需求的满足就是对固有传统观念的背叛，现实的社会中不能实现的愿望只有靠“病”作掩护进行比较彻底的展示。当然，“病”这一意象的运用意义不止于此。

莎菲是反抗中的强者，她的行为“不是一个正经女人所做出来的”，有别于《伤逝》中的子君，子君依靠精神上的导师涓生实现反抗家庭的愿望，终因涓生的厌弃而回归旧家庭，宣告了反抗的失败和早夭厄运的降临。莎菲不是子君，她不把男性当成唯一的依赖，成了宣传女性自主的代言人。她拒绝剑如的解释时说“莎菲不是喜欢听人解释的人，根本我就否认宇宙间要解释。”莎菲是站起来的女性，她追求的不单是肉体上自由的满足，更需要别人的理解，“我总愿意有那么一个人能了解得我清清楚楚的，如若不懂得我，我要那些爱，那些体贴做什么？”，她需要的已经不是“找一个忠实的男伴，做一身的归宿”，更是对心灵相知的企盼。莎菲在压抑的陈腐空气里喊出了歇斯底里的控诉，要求社会给与女性于精神上的尊重。爱是理解不是“盲目的爱惜”，父亲、朋友、姐妹的爱惜，苇弟的真挚而坦率的爱慕追求并不能满足她心灵的需要。在看似和谐而僵化的环境里，对人的压抑——对性的生理上的和爱的心理上的压抑——是潜藏的而不是显现的逼迫与压制，莎菲在这种无形的压迫中痛苦的挣扎，在苦闷和彷徨中与病魔做战与社会对抗。莎菲需要性与欲的满足，需要精神上的理解，这份理解不只是异性之间相知相爱的理解，也是父亲、姐妹、朋友的亲情、友情的理解，莎菲的痛苦宣泄对社会上人与人之间的感情交流提出了疑问，这些生存的疑问已经超越了异性之间爱恋的范围，进入一种更加深刻而广泛的人生问题的反思。

两性关系是小说中主要的探讨主题，围绕莎菲的爱情丁玲安排了两个人物：苇弟、凌吉士。苇弟在小说中“哭”的时候多，“苇弟他说他爱我，为什么他常常只会给我一些难过呢？譬如今晚，他又来了，来了便哭，并且似乎带着很浓的兴味来哭一样。”以“哭”来表达爱情与关心，是脆弱情感、懦弱性格的表现。苇弟是一个弱者，是一个值得同情而又令人厌恶的平庸男性。莎菲是强者，苇弟的爱不能给她心灵的满足，甚至让她生发鄙视的情绪。与之相反，凌吉士的出现一下子勾起了莎菲强烈的性欲，“我看见那两个鲜红的、嫩腻的、深深凹进的嘴角。我能告诉人吗,我是用一种小儿要糖果的心情在望着那惹人的两个小东西。”凌吉士的丰仪，让莎菲产生性的冲动和“我要占有他”的几近变态的欲望，“我了解我自己，不过是一个女性十足的女人，女人是只把心思放在她要征服的男人们身上。”莎菲是情与欲的强烈追求者，但是这份追求并非是*欲的放荡无度。凌吉士吸引她，她勇敢地接近他，凌吉士让她得到感情的安慰。可是她无法接受凌吉士庸俗乃至于堕落无耻的性格与行为，小说赤裸裸地展示莎菲对欲的表白和追求，却不是无限制的失去理智的狂热情绪。莎菲追求的是新的自由的理想，而凌吉士的庸俗即使填补了情感上的空白，其卑劣猥琐的品性并不符合莎菲心中的理性标准。凌吉士追求的只是“金钱”，只是“客厅中能应酬他买卖中朋友们的年轻太太，是几个穿得很标致的白胖儿子。”把爱情等同于“肉感的享受”，莎菲对他的伪善是鄙夷和唾弃的，对他不懂人间真情得不到真爱又是同情的。男性在莎菲眼中是卑微的，苇弟是庸俗懦弱的，凌吉士是无耻伪善的，《莎菲女士的日记》中没有精神的引路人，没有男性强者，只有丑陋与卑劣的人性展示。

莎菲在情与欲中煎熬，在传统观念与自我内心需求的矛盾中挣扎，最后莎菲又“搭车南下”出走了。以一种逃离，或者是寻找新的人生出路的方式闯入另外一个世界。这个新的世界不再是子君的世界，莎菲已经获得了独立生存于世间的能力。这个世界是什么样的，那就是梅行素和林道静的世界。

（二）

这个我行我素的梅行素也是一个追求自由婚恋、追求自由的女性形象。茅盾的《虹》1929年连载于《小说月报》第6、7卷，与《莎菲女士的日记》的发表相差不及一年时间，可是我们可以从这两个女性形象中看到某种相似性和延续特征。

梅行素生长在一个医生家庭，“五四”的春风剪去了她的长发，面对路人指责的“尼姑头”却更显现出反叛和骄傲的神色。与韦玉相爱，大胆地提出逃走，却因韦玉的懦弱和“不抵抗主义”放弃了机会，最后依父亲的家命嫁给柳遇春。但梅行素的出嫁并非像温顺的羔羊而是带着以身体为筹码来反抗和控制柳遇春，为父亲减轻债务，要柳“就范”的动机。在梅行素看来结婚就是新的反抗阵地，即使这种反抗并不成功。韦玉的懦弱让她感到失望，柳遇春的圆滑和狡诈让她感到焦虑和无助。她厌恶平淡而庸俗的少奶奶生活，蓄积着她的反抗情绪，但柳遇春的体贴也让她感到某种程度上的满足，甚至“她很想说：‘我不应该这样折磨你，现在我只要到重庆侍候几天韦玉，他就快要死了，以后我们真心的好好的过活罢！’”但她终于不能在死水般的家庭里窒息，而是逃离了家庭，“为了不想当少奶奶”而工作，成了一名职业女性。小说的前半部分生动刻画梅行素如何在家庭中周旋，如何在追求与反叛中挣扎。在平淡孤单却物质丰裕的家庭和自由却经济无助的社会之间，在肉欲与物欲满足的少奶奶生活和充满自由的社会生活之间苦苦徘徊，最终家庭的物欲和性欲的满足并不能战胜梅行素追求独立自由的美好理想。小说前半部分心理刻画微妙细腻，性格鲜明，比较丰满的塑造了梅行素这一叛逆者形象。

到此梅行素和莎菲的反抗在本质上是一样的，都是对固有传统思想的反叛，甚至不惜牺牲身体和生命。她们都是从自我环境出发，站在令人窒息的社会环境的对立面，由肺腑中喊出人格独立、自由的呼声，实现了柔弱的传统女性形象向现代的自由女性形象的转变。她们在某种程度上说是成了生活的强者，已经是以一种俯视的态度来观看男性。如莎菲眼中的苇弟和凌吉士，梅行素眼中的韦玉和柳遇春，不是生活、情感上的懦弱之辈，就是伪善狡诈的无耻之徒。而梅行素形象之所以较之莎菲有更进一步的发展，主要表现在《虹》的下半部分，即使下部分有些内容松散，性格上不是很丰满，但仍然能体现作者在时代背景下对女性和社会的观察与思考。丁玲在1928年写就的莎菲形象始终在“五四”的追求个性解放，自我独立范畴里发展，而梅行素在《虹》的下部分已经超出了这个范围，已经逐渐地从一个家庭的叛逆者走向了街头，由个人的空间走向了政治的舞台，成了一名积极的游行者和革命战士。

梅行素的转变是一步步走出来的，传统家庭观念和制度的斗争随着逃离门槛的步伐越走越远而渐渐淡漠，梅行素的反抗范围扩大到反帝国主义、反民族压迫的范围，由一个为追求自我独立的斗争者成了一个追求民族独立的革命者。这是梅行素在自己也是在莎菲叛逆思想的基础上的延续。“五四”的怒潮并不没有燃起梅行素心中的热火。“当时的口号是‘爱国’，梅女士自然很知道过应该爱，但到底目标太笼统，太迂阔，鼓舞不起她的热情。她在那时只是一个旁观者。”游行、抵制日货并不是梅行素心中所需的行为，她是生活在自己狭小空间了的单纯女性，她的反抗是从自身的生存空间和发展需要出发的。当她走向社会，就不得不卷进社会的大潮中，而内在的，却是她争强好胜的反抗性格发展的必然。一股受冷落被孤立的不满情绪让她站了出来，强烈的自我个性让她卷进了政治的漩涡，“她所看不起的人们都在那一边，都是一伙，而她自己却被视为不足道的、不堪信任……这种愤愤不平的情绪果然将她挺直了。”“（她）思索如何去独立门户，做梁刚夫他们的所谓的活动。”最终在梁刚夫、黄因明的感染下，参加了组织，走上了街头，喊出了“同志们努力呀，占住这阵地！全上海已经动了，最后的胜利属于我们！”茅盾揭示的就是知识女性走向社会、走向革命道路的过程。

这时候我们看到的是一个革命战士的形象，她已经逐渐产生了“群”的（即集体主义）意识，并且在这种意识的支配下，渐渐地将自我个性藏匿起来，埋藏在革命的激烈斗争中。就如黄因明说的“你就应该先抛弃了那些个人间的感情和意见。”当梅行素发现自己喜欢上梁刚夫时，她说“现在我决心要揭破这迷离恍惚！我准备着失恋，我准备把我的身体交给第三个恋人——主义！”政治的革命力量让梅行素成为一个激进的革命者，一个为主义牺牲一切的斗士，而人的个性也消融在“群”里，个性主义被集体主义取代，集体意识、民族意识占据了梅行素的生活。茅盾也有意地塑造革命者英雄形象——梁刚夫，即使他的出场就像他从事的事业一样躲躲闪闪，形象并不丰满，但“梁刚夫却吸住了她（梅行素），在她心深处发出了久蛰的爱恋”。梅行素是在梁刚夫的影响下走上革命道路的，于是女性人生道路上的引路人形象又出现了，再次出现了涓生的影子。不同的是涓生引导子君反抗旧家庭，追求幸福人生，而梁刚夫引导梅行素走的却是反抗帝国主义，谋求民族解放的革命道路。这引路人的形象在林道静生活的环境里变得异常重要，林道静也继着梅行素的道路发展，最终成为一个***革命干部。

（三）

《青春之歌》是十七年文学的重要作品，发表于1958年，并引起了一场关于林道静的大讨论。林道静是含恨而生的，是地主林伯唐强暴下的秀妮所生，秀妮在林伯唐夫妇的压迫下死去，林道静在大母徐凤英的打骂下成长，在她的环境里充满了仇恨，使得她具有突出的反抗意识。为逃避嫁给胡梦安当姨太太的厄运逃到北戴河，在此和余永泽相遇并相爱，体现了追求个性解放、自由婚恋的“五四”精神；后来又遇卢嘉川、江华等人，在这群阶级启蒙者的感染下，林道静认识到自己的“落后”和余永泽的庸俗与保守，离开余永泽加入了革命的队伍，成为一名无产阶级革命者。小说讲述了林道静从所谓的“小资产阶级”**成长为“无产阶级”革命者的过程，是林道静一步步向无产阶级思想靠拢的过程，最终实现了“小资产阶级知识分子”思想的彻底改变。杨沫展现的是无产阶级思想胜利的过程，在当时是符合主流思想的。小说的阶级立场非常分明，林伯唐是残暴罪恶的大地主、胡梦安是无耻狡诈的国民党官僚，余永泽是庸俗懦弱的资产阶级知识分子，而卢嘉川、江华、林红都是无私勇敢有胆识有魄力的无产阶级战士。卢嘉川在游行队伍中的领导风姿，在狱中被打断了双腿还坚持斗争；林红在狱中组织狱中斗争，最后死于敌人之手，慷慨就义；江华有勇有谋地和对方周旋，即使负伤也顽强地继续奋斗……在杨沫笔下，地下革命洋溢着一股血雨腥风的惨烈气氛，林道静在这个氛围中逐渐由“落后”走向“进步”，后来成为一个老练的中共地下工作者。

作品前部分描写细腻，比较深刻地刻画了林道静微妙的复杂心理，比如，林道静逃往北戴河投亲无着，面对汹涌的大海，竟起了轻生之念；面对余永泽的北上，自己生活的孤独以及对余永泽的思念；当和余永泽在情感上发生裂痕时，那种进退两难的心境等等都刻画得生动自然，人物形象十分丰满。后部分内容松散，在描写其斗争过程中林道静已经成了一个革命的符号，失去了人本能的情绪和思想。林道静和莎菲的世界相距甚远了，林道静已经开始学习马列，并明确地找到了自己的人生道路——革命，而莎菲在自己的生活里苦闷着迷惘着，梅行素开始逃出家庭走上街头宣传革命，而林道静已经清楚地认识到无产阶级的道路，这也表明随着时代的主流思想演变，作家受时代政治主潮的影响，采取的被动的写作立场。林道静是革命积极分子，带着充满仇恨的身世，报复和反抗是她的主要意识特征。她也痛苦也失望（主要体现在前半部分中），可她很快就从自我世界的心灵折磨中摆脱出来，尽可能地让自己的思想跟上***的步伐，“成为一名***员”成了她追求的梦想，她的痛苦主要不再是因为自我生存遇到危机（莎菲、梅行素），而是感到“我身上还有许多坏意识”，于是苦苦地追赶着无产阶级思想，向它看齐，追求所谓的“进步”。她以自己是地主家的女儿为耻辱，竭力摆脱这身份带给她的精神枷锁。在这个过程中，自我权利和自我价值只有通过从事革命来实现，随着思想的改变，个人的主体意识渐渐淡化而社会集体意识在林道静心中扎了根，自我的个性被革命的集体主义意识压制下去，从莎菲式的追求自我解脱自我救赎意识转到救人救国意识。林道静放弃了单纯地为自己的斗争，以绝对服从的姿态在集体主义的笼罩下实现着自我个性的异化展示。

最后，林道静在集体主义思想的桎梏中失去了自我，甚至失去了女性，成了一个为斗争而存在的符号。林道静爱上余永泽时，因为余在她迷惘时给了她精神的慰藉；爱上卢嘉川是因为卢在她再次感到生活的孤独和平庸时给了她新的希望。但是林道静接受江华时，并不是因为爱情，而是因为他是“坚强的、她久以敬仰的同志”，因为“像江华这样的布尔塞维克同志是值得她深深热爱的，她有什么理由拒绝这个早已深爱自己的人呢？”，于是她掩藏起内心深处对卢嘉川的爱和思念，与江华结合。这场婚姻是没有爱情基础的，只是阶级情感使然。她的心灵完全被革命斗争占据了，少了人情的因素，几近于为革命而生死的工具。这也是作品的失败之处，当把人被刻画成干瘪的传声符号时，也就宣告了作者写作的失败。

从莎菲、梅行素、林道静等女性知识分子形象的分析和比较来看，她们从竭力摆脱家庭的束缚，追求自由独立和生存空间的拓展，走向社会，卷入社会的主流政治漩涡，由“文**”逐渐成长为“武将军”，思想上从自我意识逐渐向民族意识转变，实现了从个性主义到集体主义彻底转变。与此同时，女性本身个性化特征也逐渐丧失，其个性化表现只能在强烈的集体主义意识允许的范围内展现，受到集体主义意识的制约，这一现象发展至后来文革文学“革命样板戏”中的女性形象已经完全丧失女性本色了。从莎菲、梅行素到林道静，她们都是伴随着反抗，在充斥着斗争的社会环境中成长，逐渐从弱者变成强者，当女性成为政治革命斗士的时候，她们已经几近于斗争的符号。这种不具备女性特征的女性，大概可以用“异化”来表述。

在反抗中异化 ——从莎菲、梅行素到林道静(2009-02-24 09:04:49)转载▼标签： 说说写写杂谈 分类： 读书思考

随着争取民主自由呼声的高扬，文学史上出现了一批具有反抗精神、追求婚恋自由、个性解放的女性形象。如鲁迅笔下的子君、巴金《家》中的琴表姐、《寒夜》中的曾树生、丁玲笔下的莎菲、茅盾《虹》里的梅行素直到十七年文学中的林道静等女性知识分子系列。她们在恋爱、婚姻、工作中实现着对传统的反抗和颠覆，从家庭的深宅中走向社会，寻找自我生存的空间和心灵的满足。本文以莎菲、梅行素和林道静为例，浅说现当代文学史上女性知识分子形象的嬗变。

（一）

丁玲的《莎菲女士的日记》发表于1928年《小说月报》第19卷第2号，以日记的形式写成的刻画女性心理的杰作，在探索人性深处的隐秘角落方面独具艺术魅力。莎菲是旧家庭里走向社会的女性，在社会上她“病”了，周围的环境让她感到压抑、苦闷与彷徨。小说借病中莎菲大胆地展示自己的爱憎，表达对周围环境的厌倦，对性和爱情的渴望，手法上以内心独白的日记形式，深刻而独到，无疑是很具震撼力的作品。病中莎菲获得了像《牡丹亭》中的“惊梦”、《狂人日记》中的“发狂”一样可以自由舒张内心感情、情绪的空间，可以将反抗的情绪彻底地表露出来。在莎菲的世界里，追求就是反抗，自我心灵需求的满足就是对固有传统观念的背叛，现实的社会中不能实现的愿望只有靠“病”作掩护进行比较彻底的展示。当然，“病”这一意象的运用意义不止于此。

莎菲是反抗中的强者，她的行为“不是一个正经女人所做出来的”，有别于《伤逝》中的子君，子君依靠精神上的导师涓生实现反抗家庭的愿望，终因涓生的厌弃而回归旧家庭，宣告了反抗的失败和早夭厄运的降临。莎菲不是子君，她不把男性当成唯一的依赖，成了宣传女性自主的代言人。她拒绝剑如的解释时说“莎菲不是喜欢听人解释的人，根本我就否认宇宙间要解释。”莎菲是站起来的女性，她追求的不单是肉体上自由的满足，更需要别人的理解，“我总愿意有那么一个人能了解得我清清楚楚的，如若不懂得我，我要那些爱，那些体贴做什么？”，她需要的已经不是“找一个忠实的男伴，做一身的归宿”，更是对心灵相知的企盼。莎菲在压抑的陈腐空气里喊出了歇斯底里的控诉，要求社会给与女性于精神上的尊重。爱是理解不是“盲目的爱惜”，父亲、朋友、姐妹的爱惜，苇弟的真挚而坦率的爱慕追求并不能满足她心灵的需要。在看似和谐而僵化的环境里，对人的压抑——对性的生理上的和爱的心理上的压抑——是潜藏的而不是显现的逼迫与压制，莎菲在这种无形的压迫中痛苦的挣扎，在苦闷和彷徨中与病魔做战与社会对抗。莎菲需要性与欲的满足，需要精神上的理解，这份理解不只是异性之间相知相爱的理解，也是父亲、姐妹、朋友的亲情、友情的理解，莎菲的痛苦宣泄对社会上人与人之间的感情交流提出了疑问，这些生存的疑问已经超越了异性之间爱恋的范围，进入一种更加深刻而广泛的人生问题的反思。

两性关系是小说中主要的探讨主题，围绕莎菲的爱情丁玲安排了两个人物：苇弟、凌吉士。苇弟在小说中“哭”的时候多，“苇弟他说他爱我，为什么他常常只会给我一些难过呢？譬如今晚，他又来了，来了便哭，并且似乎带着很浓的兴味来哭一样。”以“哭”来表达爱情与关心，是脆弱情感、懦弱性格的表现。苇弟是一个弱者，是一个值得同情而又令人厌恶的平庸男性。莎菲是强者，苇弟的爱不能给她心灵的满足，甚至让她生发鄙视的情绪。与之相反，凌吉士的出现一下子勾起了莎菲强烈的性欲，“我看见那两个鲜红的、嫩腻的、深深凹进的嘴角。我能告诉人吗,我是用一种小儿要糖果的心情在望着那惹人的两个小东西。”凌吉士的丰仪，让莎菲产生性的冲动和“我要占有他”的几近变态的欲望，“我了解我自己，不过是一个女性十足的女人，女人是只把心思放在她要征服的男人们身上。”莎菲是情与欲的强烈追求者，但是这份追求并非是*欲的放荡无度。凌吉士吸引她，她勇敢地接近他，凌吉士让她得到感情的安慰。可是她无法接受凌吉士庸俗乃至于堕落无耻的性格与行为，小说赤裸裸地展示莎菲对欲的表白和追求，却不是无限制的失去理智的狂热情绪。莎菲追求的是新的自由的理想，而凌吉士的庸俗即使填补了情感上的空白，其卑劣猥琐的品性并不符合莎菲心中的理性标准。凌吉士追求的只是“金钱”，只是“客厅中能应酬他买卖中朋友们的年轻太太，是几个穿得很标致的白胖儿子。”把爱情等同于“肉感的享受”，莎菲对他的伪善是鄙夷和唾弃的，对他不懂人间真情得不到真爱又是同情的。男性在莎菲眼中是卑微的，苇弟是庸俗懦弱的，凌吉士是无耻伪善的，《莎菲女士的日记》中没有精神的引路人，没有男性强者，只有丑陋与卑劣的人性展示。

莎菲在情与欲中煎熬，在传统观念与自我内心需求的矛盾中挣扎，最后莎菲又“搭车南下”出走了。以一种逃离，或者是寻找新的人生出路的方式闯入另外一个世界。这个新的世界不再是子君的世界，莎菲已经获得了独立生存于世间的能力。这个世界是什么样的，那就是梅行素和林道静的世界。

（二）

这个我行我素的梅行素也是一个追求自由婚恋、追求自由的女性形象。茅盾的《虹》1929年连载于《小说月报》第6、7卷，与《莎菲女士的日记》的发表相差不及一年时间，可是我们可以从这两个女性形象中看到某种相似性和延续特征。

梅行素生长在一个医生家庭，“五四”的春风剪去了她的长发，面对路人指责的“尼姑头”却更显现出反叛和骄傲的神色。与韦玉相爱，大胆地提出逃走，却因韦玉的懦弱和“不抵抗主义”放弃了机会，最后依父亲的家命嫁给柳遇春。但梅行素的出嫁并非像温顺的羔羊而是带着以身体为筹码来反抗和控制柳遇春，为父亲减轻债务，要柳“就范”的动机。在梅行素看来结婚就是新的反抗阵地，即使这种反抗并不成功。韦玉的懦弱让她感到失望，柳遇春的圆滑和狡诈让她感到焦虑和无助。她厌恶平淡而庸俗的少奶奶生活，蓄积着她的反抗情绪，但柳遇春的体贴也让她感到某种程度上的满足，甚至“她很想说：‘我不应该这样折磨你，现在我只要到重庆侍候几天韦玉，他就快要死了，以后我们真心的好好的过活罢！’”但她终于不能在死水般的家庭里窒息，而是逃离了家庭，“为了不想当少奶奶”而工作，成了一名职业女性。小说的前半部分生动刻画梅行素如何在家庭中周旋，如何在追求与反叛中挣扎。在平淡孤单却物质丰裕的家庭和自由却经济无助的社会之间，在肉欲与物欲满足的少奶奶生活和充满自由的社会生活之间苦苦徘徊，最终家庭的物欲和性欲的满足并不能战胜梅行素追求独立自由的美好理想。小说前半部分心理刻画微妙细腻，性格鲜明，比较丰满的塑造了梅行素这一叛逆者形象。

到此梅行素和莎菲的反抗在本质上是一样的，都是对固有传统思想的反叛，甚至不惜牺牲身体和生命。她们都是从自我环境出发，站在令人窒息的社会环境的对立面，由肺腑中喊出人格独立、自由的呼声，实现了柔弱的传统女性形象向现代的自由女性形象的转变。她们在某种程度上说是成了生活的强者，已经是以一种俯视的态度来观看男性。如莎菲眼中的苇弟和凌吉士，梅行素眼中的韦玉和柳遇春，不是生活、情感上的懦弱之辈，就是伪善狡诈的无耻之徒。而梅行素形象之所以较之莎菲有更进一步的发展，主要表现在《虹》的下半部分，即使下部分有些内容松散，性格上不是很丰满，但仍然能体现作者在时代背景下对女性和社会的观察与思考。丁玲在1928年写就的莎菲形象始终在“五四”的追求个性解放，自我独立范畴里发展，而梅行素在《虹》的下部分已经超出了这个范围，已经逐渐地从一个家庭的叛逆者走向了街头，由个人的空间走向了政治的舞台，成了一名积极的游行者和革命战士。

梅行素的转变是一步步走出来的，传统家庭观念和制度的斗争随着逃离门槛的步伐越走越远而渐渐淡漠，梅行素的反抗范围扩大到反帝国主义、反民族压迫的范围，由一个为追求自我独立的斗争者成了一个追求民族独立的革命者。这是梅行素在自己也是在莎菲叛逆思想的基础上的延续。“五四”的怒潮并不没有燃起梅行素心中的热火。“当时的口号是‘爱国’，梅女士自然很知道过应该爱，但到底目标太笼统，太迂阔，鼓舞不起她的热情。她在那时只是一个旁观者。”游行、抵制日货并不是梅行素心中所需的行为，她是生活在自己狭小空间了的单纯女性，她的反抗是从自身的生存空间和发展需要出发的。当她走向社会，就不得不卷进社会的大潮中，而内在的，却是她争强好胜的反抗性格发展的必然。一股受冷落被孤立的不满情绪让她站了出来，强烈的自我个性让她卷进了政治的漩涡，“她所看不起的人们都在那一边，都是一伙，而她自己却被视为不足道的、不堪信任……这种愤愤不平的情绪果然将她挺直了。”“（她）思索如何去独立门户，做梁刚夫他们的所谓的活动。”最终在梁刚夫、黄因明的感染下，参加了组织，走上了街头，喊出了“同志们努力呀，占住这阵地！全上海已经动了，最后的胜利属于我们！”茅盾揭示的就是知识女性走向社会、走向革命道路的过程。

这时候我们看到的是一个革命战士的形象，她已经逐渐产生了“群”的（即集体主义）意识，并且在这种意识的支配下，渐渐地将自我个性藏匿起来，埋藏在革命的激烈斗争中。就如黄因明说的“你就应该先抛弃了那些个人间的感情和意见。”当梅行素发现自己喜欢上梁刚夫时，她说“现在我决心要揭破这迷离恍惚！我准备着失恋，我准备把我的身体交给第三个恋人——主义！”政治的革命力量让梅行素成为一个激进的革命者，一个为主义牺牲一切的斗士，而人的个性也消融在“群”里，个性主义被集体主义取代，集体意识、民族意识占据了梅行素的生活。茅盾也有意地塑造革命者英雄形象——梁刚夫，即使他的出场就像他从事的事业一样躲躲闪闪，形象并不丰满，但“梁刚夫却吸住了她（梅行素），在她心深处发出了久蛰的爱恋”。梅行素是在梁刚夫的影响下走上革命道路的，于是女性人生道路上的引路人形象又出现了，再次出现了涓生的影子。不同的是涓生引导子君反抗旧家庭，追求幸福人生，而梁刚夫引导梅行素走的却是反抗帝国主义，谋求民族解放的革命道路。这引路人的形象在林道静生活的环境里变得异常重要，林道静也继着梅行素的道路发展，最终成为一个***革命干部。

（三）

《青春之歌》是十七年文学的重要作品，发表于1958年，并引起了一场关于林道静的大讨论。林道静是含恨而生的，是地主林伯唐强暴下的秀妮所生，秀妮在林伯唐夫妇的压迫下死去，林道静在大母徐凤英的打骂下成长，在她的环境里充满了仇恨，使得她具有突出的反抗意识。为逃避嫁给胡梦安当姨太太的厄运逃到北戴河，在此和余永泽相遇并相爱，体现了追求个性解放、自由婚恋的“五四”精神；后来又遇卢嘉川、江华等人，在这群阶级启蒙者的感染下，林道静认识到自己的“落后”和余永泽的庸俗与保守，离开余永泽加入了革命的队伍，成为一名无产阶级革命者。小说讲述了林道静从所谓的“小资产阶级”**成长为“无产阶级”革命者的过程，是林道静一步步向无产阶级思想靠拢的过程，最终实现了“小资产阶级知识分子”思想的彻底改变。杨沫展现的是无产阶级思想胜利的过程，在当时是符合主流思想的。小说的阶级立场非常分明，林伯唐是残暴罪恶的大地主、胡梦安是无耻狡诈的国民党官僚，余永泽是庸俗懦弱的资产阶级知识分子，而卢嘉川、江华、林红都是无私勇敢有胆识有魄力的无产阶级战士。卢嘉川在游行队伍中的领导风姿，在狱中被打断了双腿还坚持斗争；林红在狱中组织狱中斗争，最后死于敌人之手，慷慨就义；江华有勇有谋地和对方周旋，即使负伤也顽强地继续奋斗……在杨沫笔下，地下革命洋溢着一股血雨腥风的惨烈气氛，林道静在这个氛围中逐渐由“落后”走向“进步”，后来成为一个老练的中共地下工作者。

作品前部分描写细腻，比较深刻地刻画了林道静微妙的复杂心理，比如，林道静逃往北戴河投亲无着，面对汹涌的大海，竟起了轻生之念；面对余永泽的北上，自己生活的孤独以及对余永泽的思念；当和余永泽在情感上发生裂痕时，那种进退两难的心境等等都刻画得生动自然，人物形象十分丰满。后部分内容松散，在描写其斗争过程中林道静已经成了一个革命的符号，失去了人本能的情绪和思想。林道静和莎菲的世界相距甚远了，林道静已经开始学习马列，并明确地找到了自己的人生道路——革命，而莎菲在自己的生活里苦闷着迷惘着，梅行素开始逃出家庭走上街头宣传革命，而林道静已经清楚地认识到无产阶级的道路，这也表明随着时代的主流思想演变，作家受时代政治主潮的影响，采取的被动的写作立场。林道静是革命积极分子，带着充满仇恨的身世，报复和反抗是她的主要意识特征。她也痛苦也失望（主要体现在前半部分中），可她很快就从自我世界的心灵折磨中摆脱出来，尽可能地让自己的思想跟上***的步伐，“成为一名***员”成了她追求的梦想，她的痛苦主要不再是因为自我生存遇到危机（莎菲、梅行素），而是感到“我身上还有许多坏意识”，于是苦苦地追赶着无产阶级思想，向它看齐，追求所谓的“进步”。她以自己是地主家的女儿为耻辱，竭力摆脱这身份带给她的精神枷锁。在这个过程中，自我权利和自我价值只有通过从事革命来实现，随着思想的改变，个人的主体意识渐渐淡化而社会集体意识在林道静心中扎了根，自我的个性被革命的集体主义意识压制下去，从莎菲式的追求自我解脱自我救赎意识转到救人救国意识。林道静放弃了单纯地为自己的斗争，以绝对服从的姿态在集体主义的笼罩下实现着自我个性的异化展示。

最后，林道静在集体主义思想的桎梏中失去了自我，甚至失去了女性，成了一个为斗争而存在的符号。林道静爱上余永泽时，因为余在她迷惘时给了她精神的慰藉；爱上卢嘉川是因为卢在她再次感到生活的孤独和平庸时给了她新的希望。但是林道静接受江华时，并不是因为爱情，而是因为他是“坚强的、她久以敬仰的同志”，因为“像江华这样的布尔塞维克同志是值得她深深热爱的，她有什么理由拒绝这个早已深爱自己的人呢？”，于是她掩藏起内心深处对卢嘉川的爱和思念，与江华结合。这场婚姻是没有爱情基础的，只是阶级情感使然。她的心灵完全被革命斗争占据了，少了人情的因素，几近于为革命而生死的工具。这也是作品的失败之处，当把人被刻画成干瘪的传声符号时，也就宣告了作者写作的失败。

从莎菲、梅行素、林道静等女性知识分子形象的分析和比较来看，她们从竭力摆脱家庭的束缚，追求自由独立和生存空间的拓展，走向社会，卷入社会的主流政治漩涡，由“文**”逐渐成长为“武将军”，思想上从自我意识逐渐向民族意识转变，实现了从个性主义到集体主义彻底转变。与此同时，女性本身个性化特征也逐渐丧失，其个性化表现只能在强烈的集体主义意识允许的范围内展现，受到集体主义意识的制约，这一现象发展至后来文革文学“革命样板戏”中的女性形象已经完全丧失女性本色了。从莎菲、梅行素到林道静，她们都是伴随着反抗，在充斥着斗争的社会环境中成长，逐渐从弱者变成强者，当女性成为政治革命斗士的时候，她们已经几近于斗争的符号。这种不具备女性特征的女性，大概可以用“异化”来表述。

《激流三部曲》，包括《家》、《春》、《秋》，是中国现代著名的小说家、散文家、翻译家巴金的早期代表作。其中《家》的艺术成就最高。《激流三部曲》是巴金呼吁自由、民主、尊重人格、人性解放的最鲜明的一面旗帜。

《爱情三部曲》是1988年6月人民出版社出版的图书。本书是巴金创作的长篇小说系列之一，主要包括《雾》《雨》《电》。

扩展资料：

激流三部曲的创作背景

巴金从小就对下层人民有浓厚的同情心。五四运动中接受了民主主义和无政府主义思潮的洗礼。1920年考入成都外语专门学校，攻读英语，同时还加入了进步组织，参与反封建的宣传活动，在《时事新报·文学旬刊》发表过《被虐者的哭声》等新诗。

1923年，巴金从成都外语专门学校毕业后赴上海，不久到南京东南大学附中读书，1925年夏毕业。在此期间，巴金积极参加了许多社会活动。

1927年初去了法国，在那里广泛地涉猎了西方资产阶级思想家、革命家及无政府主义活动家的著述，开始从事翻译和创作活动。在法国蒂埃里堡，巴金感觉“有苦闷无处发泄，心里有很多话要说，就进行了小说创作”，1928年底，巴金回到上海，继续从事创作。

1929年完成了他的第一部长篇小说《灭亡》，回国后发表在了《小说月报》上。1931年，巴金创作的著名的“激流三部曲”之一《家》，在《时报》上连载，引起了强烈反响。

-激流三部曲

-爱情三部曲

初读《青春之歌》，我们的确会为其将“革命”与“爱情”两种叙事水乳交融地糅合在一起的叙事能力所感叹，因为从林道静的身上，我们清晰地感知到她对革命的无限向往之情，也深深体会到她对革命者的爱情是那样的纯真与热烈。但是细读文本，我们仍然可以发现一些叙事裂缝，这些裂缝使得作者的努力全部付之东流。透过这些裂缝，可以看到在表层的叙事之下，还隐藏着一个潜文本，正是潜文本的存在，将作者的矛盾心态与苦闷思索恰如其分地揭示出来。

发现矛盾：人物的提前出场与缺席

亚里士多德认为一部作品应具有有机整体性，受这一思想的影响，经典叙事学理论认为，叙事总会表现为某种理想的线条，它将一连串因果相连的事件组织起来，通过文本达到对故事的完美讲述。从这种角度来看文学作品，小说叙事表现出来的就是一条明晰的线条。就《青春之歌》而言，小说以时间为线索，以林道静为中心人物，描写了在中国***的组织、领导下，北京一批爱国学生从“九一·八”到“一二·九”这一历史风暴下所进行的顽强不息的斗争，刻画了林道静如何在卢嘉川与江华等***员的帮助下，从一个小资产阶级知识分子经过一系列的考验最终蜕变成长为一名党员的过程。林道静在党的领导下不断成长，她所选择的三个爱人余永泽、卢嘉川、江华也越来越具革命性。叙事线条的连贯清晰似乎印证了经典叙事学的理论，文学批评家对作品的解读也力图寻找其内部的一致性，正如马克·柯里所言，“对于传统批评家来说，一部叙事作品中最为深刻的隐含结构是它的一致性；揭示了一致性，也就揭示出了作品形式上的、主题上的乃至观点上的一致性。”[1]

之后随着后现代叙事学的出现，在文学作品中寻求一致性的观点受到强有力的冲击。“后结构主义叙事学的一个重要特征就是，它设法保持叙事作品中相矛盾的各层面，保留它们的复杂性，拒绝将叙事作品降低为一种具有稳定意义和连贯设计的冲动。[1]如果从后现代叙事学的角度来观照作品，那么文本本身必然是一个枝蔓横生、无法统一在稳定主题下的漂浮的能指群。用这样的理论来分析，原本认为清晰的叙事线条也将变得充满矛盾与复杂性，如希利斯·米勒所言，叙事线条就像“阿里阿德涅之线”一样，并不能引导文本走出叙事的迷宫，而是自身构成迷宫，叙事的开头并不能提供源头，结尾也不必然导向某种定论。叙述者与发话者的转换、错格、间接引语、多重情节、叙事作品中对比喻的运用，以及不是普通比喻而是最重要的叙事比喻的反讽，都将使叙事线条的整一性难以维系下去。[2]

所以，在表面上连贯的叙事线条之下，也会出现一些无法弥补的裂缝。而《青春之歌》中叙事线索的纠葛或裂缝就表现为李孟瑜即江华的提前出场。这里所说的“提前出场”，是从相对意义上而言的，即从故事整体而言，小说中某一人物的出现打破了原来的故事发展逻辑，打乱了作者的创作意图。这种现象的出现有时是作者无意识的流露，有时是因为外部力量的干涉。在《青春之歌》中，林道静的成长故事围绕三个男性而展开，关系密不可分。小说第一部前五章首先描写了她同余永泽之间的情感生活，而从第一部第六章开始，卢嘉川出现在小说中，燃起了林道静向往革命的希望，同时她的感情也开始向卢嘉川倾斜。然而，正当卢嘉川与林的感情在作者笔下呈现出懵懂的状态时，李孟瑜竟然在紧接着的第七章出场了：

“说话的人名叫李孟瑜，是这次南下示威的总指挥。李孟瑜的态度是沉稳的、安详的。此刻，他微微一笑，不慌不忙地说：‘有文有武，有软有硬，这就是策略嘛。’‘好!这也是一招!’卢嘉川拿起小铺上的一把小纸旗摇了摇，似乎在驱逐难忍的瞌睡。‘老李的话，给了我启发，辩证法嘛，什么事都是有反有正，有利有弊。’罗大方到别处去睡了，卢嘉川歪在小铺上又睡着了；只有李孟瑜靠着小桌坐在小凳上。多少事在他心里翻腾，他不能睡。过了一会儿，他站起身来，一回头看见卢嘉川在睡梦里冷得紧缩着身子在呻吟，他就脱下自己的棉布大衣轻轻地盖在他身上．随即走到小车厢外面去。”[3]58

在此章之前的第六章，卢嘉川作为小说的一个重要角色刚刚登场，他那高大英俊的形象，崇高爱国的情操，睿智多才的言语，都引起了林道静的极大兴趣，他给林道静带来了革命的知识、青春的向往与奋斗的激情，他与林道静的爱情也开始萌芽。此时，故事情节本应该沿着这条线索发展下去。但在这时，江华却出场了。他以比卢嘉川更加成熟、更具革命智慧的形象出现在读者的面前，使得在第六章里刚刚树立起来的令林道静怦然心动的卢嘉川那高大的英雄形象处于一种尴尬的位置。此时的卢嘉川，俨然成了一个配角，他在江华的光辉下变得暗淡了许多。所以我们可以说，此刻江华的提前出场，打破了叙事线索，使叙事变得复杂起来。而小说接下来甚至将叙述视点转移到了江华身上，并进而进入江华的意识：

“他迈过横躺竖卧在车厢地上的同学们，走到关着的两扇车门前。因为头脑昏胀，身上虽然冷，可是脑子却想用凉风吹一吹。他紧靠在车门前，由车门宽宽的缝隙中，他望见了一片灰蒙蒙的原野。天快亮了，天边显出了鱼肚白，在那景物不断变化的广阔的原野中，却有几颗星星不变地在天边闪烁。远处还有一抹群山朦胧地耸立在灰色的天边。‘快到济南了吧’他深深呼吸了一下缝隙透进来的寒冷的空气，又打了个哈欠。当他听见了黎明时远远的几声鸡叫和犬吠时，他的心骤然激动起来了!”[3]59

当代叙事学理论认为，“进入意识”有两层含义，一是第三人称叙述者可以观看到人物的内心，二是也可以通过其内心来观看。在第一种情况中，叙述者是观看者，人物的内心被观看。在第二种情况中，人物是观看者，世界被观看。在这一情况中，叙述者似乎已经把看的功能委托给人物。[4]而在这里，作者将两种手法结合起来，一方面通过对李孟瑜的聚焦观看到他的内心，一方面通过李孟瑜的视点来观看外界事物，把看的功能交给李孟瑜。这样，所有的一切都成为李孟瑜眼中的对象，他无疑成为了叙述的主导。这样的处理更加凸显了李孟瑜举足轻重的角色地位，也使刚刚出场不久的卢嘉川被置于一个尴尬的位置。卢嘉川与林道静的爱情在此刻就布下了一颗不祥的种子，接下来他们的爱情也果真变得云里看月、雾里看花了。尤其值得注意的是，李孟瑜在小说第一部第七章出场之后，除了卢嘉川有两句话提到李孟瑜之外，在小说第一部从第八章到第二十九章的长达二十一章的篇幅中，他便再也没有出现，造成了这一人物形象长期缺席的状态。直到小说的第二部，李孟瑜才改名为江华，作为小说中另一个重要的男主人公出现在作品中。他的提前出场却又长时间缺席，使得叙事线条打破了原来的单一性，也使得作者的叙事意图变得更加扑朔迷离。也是基于此，在文本本身，出现了一定程度上的断裂。

挖掘裂缝：爱情叙述与革命叙述的不同轨迹

小说所体现出来的主要为两条文本线索：“革命”与“叙事”，的确如一些学者认为两者达到了一定的契合度，呈现出一致性。余永泽、卢嘉川、江华他们一个比一个革命，林道静最终也如人们所愿，与最革命的江华结合。但江华的提早出场和长期缺席正是问题所在，这体现出了作者在进行创作时对爱情线索的一种矛盾心态，可以说是一种感性与理性的碰撞。我们不难发现作者在尽力将两条线缝合在一起，可尽管这样，在文本叙事上仍然存在着这样那样的裂缝，因为两者有着各自不同的高潮与结局。

先从革命的这条线索来看，围绕林道静成长的这三个男人，从那个不革命、“常谈的只是些美丽的艺术和缠绵的故事”的余永泽，到机敏、为革命牺牲了自己生命的卢嘉川，到最后集所有优秀共产主义者优点于一身的江华即李孟瑜，江华显然具备了更多的革命性并且置于这个递进序列的最高端，而林道静也在这些男性视野中逐步成长为一个真正的无产主义者，整条线索呈现出的是一条逐渐上升的斜线。

以此类推，如果爱情与革命这条线索真的是合二为一，那么爱情这条线索也必然是以林道静与江华之间的感情为顶峰，那么在文本中究竟是怎么样的呢？

首先出场的是处于最底端的余永泽，他无疑是思想落后的典型，更代表了小资产阶级的一种劣性根。参加革命前的林道静同“利己主义知识分子”余永泽一样充满了小资产阶级的情调，明显是受到了“五四”时期浪漫主义思想的影响，虽然林道静有深刻的觉醒以及极大的勇气，表现出一种新时代下新女性的形象，但还尚处于“娜拉出走后”的问题。“迷人的爱情幻成的绚丽的彩虹，随着时间渐渐褪去了它美丽的颜色。”最终，“她明白了这是政治上的分歧、不是走一条道路的‘伴侣’是没法生活在一起的。”最后林道静毅然决然地离开了余永泽，一方面是生活的压抑，另一方面是对革命的觉醒与渴望，当然在这其中，卢嘉川起到了推波助澜的作用。

无疑，与余永泽的这一段爱情是最“小资”的，再者，如前所述，江华与卢嘉川相比更具革命性，这样林道静选择江华就更加具备了合理性。但是林道静到底是因为爱情还是因为革命才选择了江华呢？我们一起看看在爱情上也理应处于最高端的江华与林道静之间又是怎样的一种“柳暗花明”：

“道静，我想问问你——你说咱俩的关系，可以比同志的关系更进一步吗？……”[3]485

上述一段文字是研究《青春之歌》的学者们爱引用的一句话，借以证明林道静是一个被男性或革命所注意的对象，然而，却很少有人去注意接下来林道静的心理反应与表现。从林道静的角度来加以分析，我们也许能得出不同的答案：“道静直直地注视着江华那张从没见过的热情的面孔。他那双蕴藏着深沉的爱和痛苦的眼睛使她一下子明白了，什么都明白了。许久以来她的猜测完全证实了。这时，欢喜吗，悲痛吗，幸福吗，她什么也分辨不出来、也感觉不出来了。她只觉得一阵心跳、头晕、脚下发软——甚至眼泪也在眼里打起转来。这个坚强的、她久已敬仰的同志，就将要变成她的爱人吗 而她所深深爱着的、几年来时常萦绕梦怀的人，可又并不是他呀！……可是，她不再犹疑。真的，像江华这样的布尔塞维克同志是值得她深深热爱的，她有什么理由拒绝这个早已深爱自己的人呢？”[3]485

对于江华发出的爱情表白，林道静就像打翻了五味瓶，她分不清是高兴还是难过，她不知道她应该欢喜还是伤感，五味杂陈、非常复杂。从情感角度上来讲林道静自己本身是清楚明白地知道自己真正爱的是谁，而从理智上，林道静最终说服自己的理由是像江华这样的布尔塞维克同志是值得她深深热爱的，而且“她有什么理由拒绝这个早已深爱自己的人呢”？如果说沉浸在热恋中的男女是会被幸福冲昏了头脑，那么林道静心中的潘多拉魔盒则徐徐打开，在与江华确定了关系而且江华想进一步发展的时候，她想起了心中的永远他：

“她站到静无人声的院子里。双脚插在冰冷的积雪中，思潮起伏、激动惶惑。在幸福中，她又尝到了意想不到的痛楚。好久以来，刚刚有些淡漠的卢嘉川的影子．想不到今夜又闯入她的心头，而且很强烈。她不会忘掉他的，永远不会。可是为什么单在这个时候来扰乱人心呢？她在心里轻轻呼唤着他，眼前浮现了那明亮深湛的眼睛，浮现了阴森的监狱，也浮现了他轧断了两腿还顽强地在地上爬来爬去的景象……她的眼泪流下来了。在扑面的风雪中，她的胸中交织着复杂的矛盾的情绪。站了一会儿，竭力想用清冷的空气驱赶这些杂乱的思绪，但是还没等奏效，她又跑回屋里来——她不忍扔下江华一个人长久地等待她。”[3]486

此时的林道静接受江华的理由更加模糊起来，想到自己的爱情，林道静想起的是卢嘉川，而对于江华，只以一个道德意义上的“不忍”敷衍过去，我们可以感受到革命与爱情两条线索在这个地方分道扬镳。在与江华的多次接触中，林道静都会不由自主地想起卢嘉川，一方面是缘于现实种种，另一方面在江华的身上我们可以看到他与卢嘉川有很多相似之处，所以虽然林道静最终选择了江华，但是那份无法实现的爱情成为她心底的一个心结，而卢嘉川更多的成为了林道静的精神伴侣，成为了一种永恒的符号。

卢嘉川与林道静的爱情是作者刻意描写与追求的，这一点可以从作者杨沫的一些相关文字中感觉出来。在1951年l1月24日的日记中，杨沫毫不掩饰地表达了她对卢嘉川这一角色的喜爱：“我和我最爱的书中角色之一的卢嘉川，已经亲密地生活在一起了。我很爱他（而在实际生活中，并没有过这样一个人）。我集中了我所喜爱的布尔什维克的优秀品质于他一身。当作品中似乎是我的化身——当然并不全是我，而是把我更美化、更集中的一个可爱的女孩子林道静爱上卢嘉川的时候，我也就爱上了他。一想到他，我便全心充满激动的感情，仿佛世上真有那么一个健康、俊秀、沉着而坚强的布尔什维克，在白色恐怖的危急中，矗立在我的面前。当写到他即将被捕、即将和道静永远分离的时候，我的心沉重、

清楚，（这里的引文似乎不连贯）几乎写不下去。我哭了，泪水簌簌地流……”[5]

从这里，我们可以看出作者让江华提前出场又长时间缺席的原因。惟有如此，林道静与卢嘉川I的爱情才有了发展的空间与可能。在作品中，虽然两个人的感情处于一种未及言明、朦胧的的状态，但是，卢嘉川无疑是林道静最钟情的爱人。林道静对卢嘉川的仰慕之情是溢于言表的，而卢嘉川那种把对林道静的爱深深压抑在心底的心灵感受也使我们感同身受。直到后来林道静知道卢嘉川去世，而与江华结识后，她仍然总是会想起卢嘉川。显然作者将爱情的叙事重心放在了卢嘉川身上，而不是以革命性取胜的江华身上。卢嘉川代表了林道静的真爱，而江华与林道静的爱情，是对主流语境的妥协，是力图将革命叙事与爱情叙事缝合在一起的必然结果。

同时，针对文本的这一二难选择，在作者力求将两者缝合起来的同时，我们也在文本的其他角度看到了别样的裂缝。

首先是在情节设置上体现出若即若离的形态。有论者认为《青春之歌》是一部典型的“成长小说”[6] 。小说分上下部共74章（上部29章，下部45章）， 在长达74章的文本中有13章没有林道静的活动出现，其中上部是第7、17、19、2O、22章； 下部是第3、22、27、28、33、35、37、40章。这些没有林道静出现的章节又是怎样的情节呢？作家通过这些没有林道静出现的章节要表明什么创作意图呢？我们不妨先解决第一个问题再进而分析后者。上部，第7章：卢嘉川、李孟愉等进步青年南下请愿；第17章：卢嘉川、许宁等关于革命活动的大讨论；第19章：卢嘉川、罗大方关于革命与事业的讨论： 第2O章：许宁辞母参加革命：第22章：卢嘉川因戴愉出卖而被俘。下部，第3章：戴愉告密导致李孟愉组织的定县保卫团武装哗变受挫；第22章： 戴愉、王晓燕伪恋情开始；第27章：戴愉赴王晓燕家宴；第28章：戴愉被开除党籍： 第33章：戴愉受上级王凤娟之辱，继续欺骗王晓燕；第35章：同军进城，（这里是不是有错字？）李槐英受辱；第37章：戴愉继续欺哄王晓燕欲得到我党情报；第4O章：戴愉被上级王凤娟处死，王晓燕一家觉醒参与革命行列。我们可以看出，上面极有意味的两组情节正好是革命洪流与革命逆流在文本中的表现。上部没有林道静出现的章节是以卢嘉川、李孟愉、罗大方、许宁等人的革命活动为叙述对象的，是革命话语在文本中的表征，展现在读者面前的是波谲云诡、险象环生的革命图景，表现的是卢嘉川、李孟愉、罗大方、许宁等人浑身是胆、赴汤蹈火、生死抉择、舍生取义、申明大意、气贯长虹的崇高英雄形象。文本呈现的是革命的崇高美。下部没有林道静的章节力图表现的是戴愉、白莉苹、陈蔚如醉心于自我的温馨甚至于贪图享乐、堕落变质，最终被革命的洪流所淹没的私人画卷。当然，我们不能武断地断定这是赘述，这些情节或为下文林道静的出现埋下伏笔，或为林道静的成长提供一个宏大的革命场景，都从正面或反面证明了革命的合法性存在，但这种泾渭分明又好像若即若离的潜在结构似乎也体现出作者为了将革命与爱情模式缝合起来所遗留的痕迹。

还有则是十七年中普遍的一个现象，那就是“突击英雄”。文本随着林道静的人生轨迹的转变和思想的觉悟出现了叙述语流和叙述节奏上明显的变化。把《青春之歌》看成“成长小说”，无庸置疑有其合理性，但我们同时也看到林道静在其“成长历程” 中其“过程性”明显不足。文本1—5章围绕林道静面对旧家庭、旧社会的压迫蹂躏而抗争出走展开。此时的林道静尽管也表现出一种奋力抗争，但决不是革命的。林道静的思想也是处于一种犹疑与模糊状态，革命的对象应该是非常明确而具体的，而此时的她却处于朦胧状态，抗争的对象是模糊的、不明确的。其内心世界也是充满痛苦、郁闷的，明显处于一种人生迷茫的低谷期。所以在文本的前5章我们可以认定她仅仅是抗争而已不能说是革命。而且此时作家的语言运用也显得格外的细腻、敏感化，以诗意的语言和审美的视角来把握林道静的内心世界，整个语质婉转动人。如文本在写到林道静初到北戴河海滨几次三番看海时的心理描写就十分真实、又十分诗意地写出了一一个身受迫害与蹂躏的少女心态。尽管有些许“小资”的伤感情调，这是与革命的话语不协调的地方，但我们透过话语可以感知到一个少女内心深处的苦闷与忧伤。到了小说第6章， 自她和卢嘉川的第一次谈话后，林道静不仅仅是情感的天平发生了倾斜，而且思想境界也明显的有了质的飞跃。如果说林道静的革命觉悟是顿悟的话，那么王晓燕及其父母则是渐悟式的。“顿悟在现代小说中的功能，在传统记叙文中往往靠某一重要的行为来体现。它使故事达到高潮，或给故事划上个句号。”[7]而林道静的顿悟自然离不开卢氏启蒙式话语的作用。“只不过短短十多分钟的谈话，可是好像使林道静顿开茅塞似的，忽然知道了好多事情”，“过了两天，风暴过去，学校又照常上课。在三年级的课堂上，第一堂道静没有讲功课。激昂的爱国热情战胜了个人的伤感，她把‘九一八’的惨痛消息和日本帝国主义侵略中国的罪证，以及那陌生青年卢嘉川告诉她的国民党的不抵抗政策一气向小学生们讲了整整一堂。”小说至此，林道静已经度过了人生的苦闷与迷茫时期转而进入到了人生革命时期。林道静的为个人幸福、命运的抗争从此开始与国家、民族存亡相联系。林道静也从个人感伤、浪漫的小资情怀开始汇入到国家民族命运抗争的洪流之中。作家从先前的个人话语操作也开始转入到宏大革命话语状态了。这种剧烈的突变尽管彰显了卢氏革命生活言说背后革命理性的巨大影响力，但我们也从其人生顿悟中感到了某种失真性，林道静及卢氏等人的对于革命的言说明显因某种浮夸、直露而削弱了文本的表现力度。较之前者细腻、诗性的话语，此时的话语显得较为空洞与贫乏，整个语质也因林道静人生境界的顿悟较之以前显得急躁与紊乱。林道静从人生的迷茫者突变为具有革命觉醒的进步者，这一过程“转变性”明显不够，或者说其“转变过程”几乎是“空白化” 的处理。同样我们也可以来一个大胆的设想，如果把林道静的苦闷到觉悟来做一个较为细致的描写会有什么样的效果呢？那样是否来得真实与感人？把这个问题置于当时的语境下思考，作家和我们都不可能对林道静的转变过程进行细腻化处理。因为那样一来林道静个人私人话语的言说空间自然会在文本中占较大部分，同样也会削弱作为革命者的光荣形象的存在。这同时也涉及到“美化”、“丑化”的价值取向。

以上种种以及两条叙事线索的不契合并不是作者杨沫的文学能力欠佳不能将之融合在一起所致，而是她的思想、生活状态的真实反映。从这里，我们可以看到的是作者在理想与现实间那种内在的矛盾与挣扎。

处于困境：革命与爱情的选择

从左翼文学时期开始，“革命”与“爱情”的叙事模式开始滥觞并被发展到极致。在蒋光慈的大量文本中，革命与恋爱互相诠释，体现着那个时代的特有的魅力；洪灵菲借小说中人物之口说出了自己对“革命”与“爱情”的理解：“人之必需恋爱，正如必需吃饭一样。因为恋爱和吃饭这两件大事，都被资本制度弄坏，使得大家不能安心恋爱和安心吃饭，所以需要革命!”；《前线》中知识分子在大革命高潮时期悟得“为革命而恋爱，不以恋爱牺牲革命！革命的意义在谋人类的解放；恋爱的意义在求两性的谐和，两者都一样有不死的真价。”这也是对“革命”与“恋爱”关系的探讨；《地泉》中将革命与恋爱由对立化为一致的努力；甚至有着强烈个性主义特色的丁玲在这一时期也写出了《韦护》，展现出自己对大革命时期“革命”与“恋爱”关系的理解。从上述众多作者对这一叙事模式的热衷与这些小说在当时的广泛影响可以看出，“革命”与“恋爱”，尤其是知识分子的“革命”与“恋爱”，是一个错综复杂、欲说还休的母题。

有学者进行了专门的研究，总结出了三种主要的模式。第一种：革命和爱情的背离模式。在“五四”时期，爱情被赋予了反封建的革命主题，被人们认为是与自由相联系的新型话语，而文学想像中女性意识的觉醒最初就体现在女性对爱情的大胆讴歌与追求上。但随着大革命的失败，中国的主导话语从对自我、个体的关注转向劳苦大众，革命的主题从反封建转向反黑暗势力，阶级斗争、民族斗争日益尖锐，个人、小我、知识分子让位给群体、大我和劳苦大众。在争取劳苦大众并以大众为核心的主导意识形态下，个人的自我体验走向边缘之境，游离于主导话语之外，女性的细腻的情感话语也逐渐为革命所不容，爱情与革命的冲突强烈起来，爱情被认为是革命意志的腐蚀剂。到了五十年代，爱情和革命呈紧张的背离关系，人们认为要革命，就不能有爱情，甚至不能有亲情。所塑造的革命英雄都是清心寡欲的带有浓厚清教色彩的禁欲式人物，没有夫妻之情更别说是夫妻之欲，只有同志阶级之谊。而以知识女性为题材的女性文学作品也必然要政治意识形态化才能得到认可，也有不少女作家选择了这样的叙事模式。但是，在具体的操作过程中，由于女性视点和女性叙事的特点，作品也能逸出轨道。第二种：革命和爱情的共生模式。共生模式中的革命和爱情叙事要普通的多。首先，此模式中的爱情并不面临抉择，没有了放弃的痛苦，爱情也就磨掉了许多罗曼蒂克和因抉择而产生的激情和力量。所以，相对来说，这倒是一种比较常态的爱情叙事，不过“儿女情”罢了。其次，此模式中的革命叙事只是一种人物爱情产生、滋长的外部环境，并不产生叙述的动力，不会影响人物自身的发展。所以，相对来说，这又是一种比较纯粹的爱情叙事，它并不需要女主人公通过对爱情进行选择或放弃来完成自身的成长／改造。在这里，爱情就仅是爱情，人类最美好最纯洁的一种感情，甚至就像百合花，是“没有爱情的爱情牧歌”(《百合花》)。这种纯粹的古典式爱情，在战争文化心理的支配下，是没有自身存在的合法性的，不能自动浮出，而必须借助革命、战争等暴力叙事的力量得以显身。第三种：革命和爱情的顺生模式。在“十七年”的女性文学中，《青春之歌》在情感表达的方式上与“十七年”的主流是吻合的。不过．《青春之歌》中的“革命”之歌往往以“爱情”之歌的形式表现出来并得以完成，这又跟“十七年”的主流存在差异。在这一叙事模式的背后，我们总是能从中发现一个潜文本。在显文本中“革命”与“爱情”这两条线索的融合，总是被潜文本中“革命”与“爱情”两条线索的分离所拆解，使作者的意识形态言说努力付之东流。显文本中卢嘉川只能成为革命叙事递增序列中的一个环节，不可避免地最终被江华所取代，所以，虽然作者无数次地表达过自己对卢嘉川这一角色的喜爱之情，但却不能不在小说的中前部就安排卢嘉川在狱中牺牲。而在潜文本中，卢嘉川与林道静那未及言说消逝去的爱情成为小说中爱情叙述中的高潮，卢嘉川这一人物形象在爱情叙事这条线索上得到了升华与深化，成为《青春之歌》描写中的一个亮点。

显文本与潜文本之间的矛盾也使得作者自己陷入了写作困境之中，杨沫希望将心向往之的爱情保留在创作的小说中，但是随着江华在小说第七章的出场，杨沫就陷入了自己给自己设置的叙事圈套之中。到底是让江华与林道静完成对革命时代爱情的完美讲述，还是让卢嘉川与林道静演绎一场革命时代的完美爱情，成为作者给自己设置的一个悖论式问题。从江华提早出场又长期缺席这一现象来看，我们可以深切地体会到作者写作时理性叙述与感性描写之间的痛苦挣扎与两种叙事之间的相互倾轧。作者从理性的角度安排江华在南下示威时出现，又从感情出发将江华再次出场的时间一直拖后到小说的第二部，这样就留给了卢嘉川与林道静以发展爱情的机会。但是，最终作者的理智战胜了情感。杨沫最终还是选择了遵循历史真实来创作，没有将林道静与卢嘉川的爱情进行到底，而是让更具革命性的江华代替了卢嘉川的位置。卢嘉川与他所象征的爱情永远地逝去了，江华所象征的革命性占据了叙事的主导地位。杨沫并没有在文学中圆自己的爱情梦，这种结局不是杨沫的刻意为之，而是时代造成的矛盾丛生的爱情悲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