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问李白是俄罗斯人吗

不是，当时出生地属于中国，就是中国人，否则现在世界版图变化那么大，很多人的祖籍岂不都乱套了。

李白（701--762），字太白，号青连居士。祖籍陇西成纪（今甘肃水附近） 先世于隋末流徒西域，李白即生于中亚碎叶。（今巴尔喀什湖南面的楚河流域，唐时属安西都户府管辖）。幼时随父迁居绵州昌隆（今四川江由）青莲乡。

他的一生，绝大部分在漫游中度过。天宝元年（七四二），因道士吴的推荐，被召至长安，供奉翰林。文章风采，名动一时，颇为玄宗所赏误。后因不能见容于权贵，在京仅三年，就弃官而去，仍然继续他那飘荡四方的流浪生活。安史之乱发生的第二年，他感愤时艰，曾参加了永王李琳的幕府。不幸，永王与肃宗发生了争夺帝位的斗争，兵败之后，李白受牵累，流放夜郎（今贵州境内），途中遇赦。晚年漂泊东南一带，依当涂县令李阳冰，不久即病卒。

李白的诗以抒情为主。屈原而后，他第一个真正能够广泛地从当时的民间文艺和秦、汉、魏以来的乐府民间吸取其丰富营养，集中提高而形成他的独特风貌。他具有超轶寻常的艺术天才和磅礴雄伟的艺术力量。他是屈原之后我国最杰出的浪漫主义诗人，有“诗仙”之称，他与杜莆齐名，也称“李杜”。

作品提要

我出身在莫斯科一个艺术家庭，幼年生活充满童话般的绚烂色彩。3岁时全家搬到了绘画雕塑建筑学校，在一次音乐会上，被母亲抱着见到了托尔斯泰，自那时起，我就有了成人一样的记忆和意识。我日夜沐浴在艺术氛围之中，童年时表现出音乐方面的才华和兴趣，也受到音乐家斯克里亚宾的赞赏和指点。后来我发现了自己的缺点，毅然放弃了音乐，转而学习哲学，而最终选择了文学。1913年，我完成第一部诗集。一战爆发，我因腿疾获得免役证，此后创作多部诗集和小说。我曾参加“谢尔达尔达”文学艺术小组，也结识了众多的艺术家和作家。俄国诗人勃洛克、德国诗人里尔克都对我产生了深远的影响，马雅可夫斯基和我因敌对而相识，最终还是分道扬镳。茨维塔耶娃是我钦佩的诗人与朋友，和马雅可夫斯基一样，她也死于自杀。让我不能忘怀的还有两位格鲁吉亚诗人： 亚什维里和塔比泽。

作品选录

罗季昂诺夫记述的那个夜晚，我还记得清清楚楚。夜晚，我被一种甜蜜的、骚人的痛苦弄醒，在这之前，我从未尝过这种滋味。我在苦闷和恐惧中叫了起来，哭了。可是我的泪水被音乐给淹没。当把我惊醒的那段三重奏演奏完了时，我的哭声才被人听见。把房间隔成两半的帷幔拉开了，我躺在帷幔的后边。妈妈来了，她俯身在我的头上，很快就把我哄好。大概是把我抱到外边去见客人，也许是我隔着开着的门看见了客厅。客厅里烟雾缥缈，蜡烛闪动着睫毛，好像是烟雾刺痛了它们的眼睛。烛光把小提琴和大提琴漆红的木板照得通亮。大钢琴显得乌黑。男人们的常礼服也显得乌黑。妇女们穿着连衣裙，露着肩膀，如同命名日时赠送的花篮里探出头来的花朵。有两三位老人的白发和团团的烟雾混搅在一起了。其中一位，我后来跟他很熟，而且经常见面。他是画家尼·尼·尼盖。另一位老人的形象，伴随我一生，如同伴随大多数人一样，特别是因为我父亲为他的作品绘过插图，到他家去做过客，衷心景仰他，以至于我们全家上下都渗透了他的精神。他就是列夫·尼古拉耶维奇(即托尔斯泰)。

为什么我会那么痛哭，为什么直到今天我还会记得当时的痛苦？那时我在家中已经习惯于大钢琴的声音了，我妈妈弹得一手好钢琴。我觉得大钢琴的声音是音乐本身不可分割的组成部分。而弦乐的声音，特别是室内演奏时的组合，对我来说十分刺耳，弄得心神不宁，仿佛真的从通风窗口传来了呼救的声音和送来的噩耗一般。

那年冬天，大概有两个人离世——安东·鲁宾斯坦和柴可夫斯基。他们演奏的好像就是柴可夫斯基的著名的三重奏。

这个夜晚像一道分界线横在我没有记忆能力的幼年时期和我后来的少年时期之间。从那时起，我能记忆了，我的意识也像成年人的意识一样，起作用了，再也没有发生过长久的间隔或失误。

但，躺在角落里的不是一座山，而是一位满脸皱纹的小老头，托尔斯泰笔下的小老头，他描绘过几十个这样的小老头，并把他们散布在自己的书页里。这块地方到处插着不高的小枞树。下沉的太阳把四束倾斜的光柱抛入室内，在停放遗体的角落投下窗棂的巨大十字影子和一些小枞树的细碎的、孩子般的小十字。

那一天，阿斯塔波沃站前小镇变成了世界新闻界人士的屯集地，人声嘈杂不齐。火车站里的小吃部生意兴隆，服务员们忙得不可开交，来不及满足顾客的要求，他们一溜小跑分送嫩得带血的牛肉排。啤酒像河水在流。

托尔斯泰的两个儿子伊里亚和安德列都在火车站里。谢尔盖·里沃维奇是乘迎灵的火车来的。托尔斯泰的遗体将从这里运往雅斯纳亚·波良纳。

大学生和青年人唱着《永远怀念》的歌，抬着灵柩穿过车站的院落和花园，走向站台前的火车，把它安放在货车车厢里。聚集在站台上的人群脱了帽，歌声再起，火车徐徐朝着土拉方向开去。

托尔斯泰自然而然地安静下来了，他像一个浪人，在那个时代的俄罗斯交通要道旁安静下来了，可是他的男女主人公们至今还在这条要道上继续飞奔与旋转，他们扒着车窗窥视这座无足轻重的中途小站，他们并不晓得那双观察了他们一生的眼睛，用目光拥抱了他们的眼睛，使他们永存芳史的眼睛，就是在这儿永远地阖上了。

如果从每一位作家身上采摘一种品质，比方说： 莱蒙托夫的强烈的 ，丘特切夫的多层次的内涵，契诃夫的诗意，果戈理的光彩夺目，陀思妥耶夫斯基的想象力，——那么关于托尔斯泰，只限于一个特点的话，应该选用什么定语呢？

这位大谈道德、主张平均、鼓吹法制的人的主要品质，是他那种与众不同的人、达到荒诞程度的新奇。而他所鼓吹的法制，是针对所有人，不纵容任何人，也不允许任何人有破例。

他一生中随时都具有一种本领，善于在彻底割断的瞬息中、在包罗万象的突出的随笔中，观察各种现象，而我们只有少年时代，或复苏一切的幸福 时，或心灵获得巨大胜利的凯旋时分，才能偶然有此观察能力。

若想如此观察，我们的眼睛就需要由 来控制。正是这种 才能以自己的闪光照亮物体，从而加强它的清晰度。

托尔斯泰一直胸怀这种 ，创造性直观的 。正是在它的这种光照中，他看到的一切都具有原始的新鲜感，重新审视，而且如同初次观察。他所看到的真实性和我们的习惯是如此相悖，甚至会使我们觉得奇怪。然而托尔斯泰寻找的并非这种奇异，他也不作为目的去追求它，更不作为作家的手段在自己的作品中予以透露。

我不打算描述我跟马雅可夫斯基的关系。我们二人从不是莫逆之交。他的表白被夸大了。他对我的作品的看法被歪曲了。

他不喜欢《1905年》和《施密特中尉》，认为我写这两部作品是个错误。他喜欢两本书，即《超越障碍》和《生活呵，我的姊妹》。

我不准备陈述我们每次会晤的经过和发生分歧的原因。我想尽自己所能，给马雅可夫斯基做个总的评价，同时谈谈他的意义。当然，这两个问题都会带有我个人主观的色彩和偏见。

拣主要的事先谈。我们不理解他自杀前心灵的苦痛。肉体的折磨过甚，人们随时可能丧失理智，虐待的苦恼是如此之大，以至于无法忍受，这种感情本身也会逼人走向末日。但，一个人受尽刽子手的摧残，还不等于他已被消灭，他由于痛苦而狂乱时，他还存在于自己的末日，他的过去还属于他，他还能够回忆往事，如果他愿意的话，可以利用回忆，回忆能在死神面前助他一臂之力。

当一个人决定自杀时，就是对自己表示绝望，抛弃了过去，宣布自己破产，认为自己的回忆已经无用。这些回忆已经不能接近这个人，不能拯救他，也不能支持他。内在的连续性遭到了破坏，个人结束了。也许，不是出于恪守决定，而是由于忍受不了那不知属于何人的烦恼，忍受不了没人感到痛苦的苦痛，忍受不了这徒然的、令人绝望的期待，而最后结束了自己的生命。

我觉得马雅可夫斯基是由于孤傲而开枪自杀的，由于他谴责了自身中的某些事或周围的某些事，而这些事是和他的自尊心水火不相容的。叶赛宁自缢而死，他没有认真考虑后果，他心灵深处还以为——谁晓得，也许这还不是结局，还有个万一，情况模棱两可的。马丽娜·茨维塔耶娃一生中都用工作来规避日常琐事，当她发现这样做下去是不能容忍的侈靡之举时，为了儿子她必须暂时放弃这种心甘情愿的活动，并用清醒的目光环视周围，这时她发现眼前是一片混乱，这是创作所对付不了的、停滞不动的、不习惯的、毫无生气的混乱，她在惊恐中躲避起来，在恐怖面前她不知所措，便仓皇躲进死亡，她把头伸进绳套，如同把头埋在枕头下一样。我觉得帕奥洛·亚什维里什么也弄不清楚了，好像是被1937年的希加廖夫勾当，弄昏了头脑。夜里，他望着酣睡的女儿，想象自己再没脸看她，第二天一清早他便去找几位朋友，并用双管猎枪的霰弹打碎了自己的颅骨。我觉得法捷耶夫带着他那内疚的微笑，从种种政治诡谲之中走了过来，在开枪之前的最后一刹那，又带着这种微笑，跟自己告别，可能说出类似的话来：“喏，一切都已终结。永别了，沙沙。”

不过，他们的痛苦是笔墨难以描绘的，他们的痛苦使忧愁变成一种心病。他们的才能是值得钦佩的，他们的为人是值得纪念的，除此之外，让我们怀着同情的心，再在他们所蒙受的苦难面前低下头颅吧！

言归正传。1914年，在阿尔巴特街一家咖啡馆里，两个文学小组应当发生一场冲突。我们这一方有我和包勃罗夫。对方原计划是特列季亚可夫和舍尔舍涅维奇，可是他们把马雅可夫斯基也带来了。

出乎我的意料，在第五中学的走廊里我见过这位青年人的外貌，上学时比我低两班，在交响乐厅的休息室里也见过面，幕间休息时他常出现在我的眼前。

在那次见面前不久，有一个他后来的盲目崇拜者，曾把报刊上发表的一篇马雅可夫斯基的早期作品拿给我看。那时，那个人不仅不理解自己未来的上帝，而且是以嘲笑的口吻，愤慨地把他的东西给我看的，认为这显然是一篇庸才的无稽之谈。可我却非常喜欢那些诗。那是他最早的闪光之作，后来收入《平凡得如同牛叫》集中。

如今我们坐在咖啡馆里，诗的作者惹我喜爱不亚于其诗。我眼前是个漂亮的小伙子，脸色阴沉，说话声音如同大辅祭唱经，长着一双拳击运动员的拳头，机灵过人，他是个介乎亚历山大·格林的神话英雄和西班牙斗牛士之间的人物。

一眼就可以看出，他漂亮、机灵、有才气，也许有超人的才气——这都不是他身上的主要品质，而主要的品质是铁一般的内在自制力，是高尚气度的某种遗风或基础，是责任感，这种责任感使他不允许自己是另一种样子，不能不如此漂亮、不如此机灵、不如此有才气。

他的果断精神和他用五指拂弄的蓬松长发，使我一下子想到陀思妥耶夫斯基小说中的青年恐怖分子——地下工作者和外省比他年小的人物的综合形象。

外县并不是任何时候都落后于首都而不利于自己。当几个主要城市都走下坡路时，偏僻的角落有时反而被那里保持着的乐善好施的古风拯救了。正是如此，马雅可夫斯基从偏僻的南高加索林区，即他的出生地，把一种信念带到了探戈舞和溜冰场的世界。这种信念即认为俄国的教育只能是革命的，在穷乡僻壤中仍然根深蒂固。

不修边幅的艺术风度，恰到好处地点缀了这位年轻人的天然外表的特征。他津津有味地佯装那种样子，扮演着那种角色，使自己巨大的心灵和体态显得有些粗犷和散漫，使自己有一种捣乱的、放荡不羁的艺术家派头。

马雅可夫斯基生平最后几年，那时什么人的诗都不存在了，他本人的诗不存在了，别人的诗也不存在了；那时叶赛宁自缢而死；那时，一句话，文学停滞了，因为《静静的顿河》的开端也是诗，还有皮利尼亚克和巴别尔，费定和弗谢沃洛德·伊凡诺夫的写作初期也是诗，在那几年里，阿谢耶夫——一位聪明的、有天才的出色同志，内心自由的和不为任何事物所迷惑的人，曾在志向上是他的朋友和主要支柱。

至于我嘛，已经彻底跟他分道扬镳。我和马雅可夫斯基断绝关系是由于下述原因。我已声明退出《列夫》编辑部，不再是他们中间的一员，可是我的姓名还印在同人的名单中，为此，我给马雅可夫斯基写了一封措词激烈的信，这封信准把他气炸了。

更早一些时候，当我还受他的炽烈的感情、他内在力量的魔力的支配，当我还处于他那巨大的创作权力和能力的影响之下，而他同时对我报以温暖时，我在赠给他的《生活呵，我的姊妹》一书上的题词中有这么几句话：

您潜心研究我国的收支平衡，

处理经委会的场场悲剧，

您，像个飞行的荷兰歌手，

可以在任何诗的领域上空歌唱！

我晓得，您走过的道路无法效仿，

但怎么竟然会从您那真诚的路程上

把您引到

养尊处优的地方。

关于时代，有两句名言。生活越来越好，生活越来越愉快，还有马雅可夫斯基过去是现在仍然是时代最优秀的最天才的诗人。第二句话使我亲自写了信，感谢这句话的作者，因为这两句话使我摆脱了对我的作用的吹捧，而这吹捧出现在30年代，出现在作家代表大会召开前的时期。我爱我的生活，并满足于这种生活。我不需要为它贴金。我不能设想没有秘密的生活，不为人所注意的生活，我也不能设想展览橱窗的玻璃后的生活。

马雅可夫斯基的作品被强行推广，如同叶卡捷琳娜时代推广马铃薯。这是他的第二次死亡。这次死，责任不在于他。

1917年7月，爱伦堡受勃留索夫之托，找到了我。于是我认识了这位聪明的作家，他的气质跟我完全相反——他能干、开朗。

那时，政治流亡者们像潮水一般，开始大批拥向国内，当年这些人，还有其他一些人，在国外赶上了战争，因而被禁止离境。安德烈·别雷从瑞士归国。爱伦堡也回来了。

爱伦堡对我谈起茨维塔耶娃，赞不绝口。他还把她的诗拿给我看。革命初期，在一次募捐晚会上，我听过她和别人一起朗诵诗歌。军事共产主义时期，有一年冬天，我为了什么事情去找她，我讲了一些鸡毛蒜皮的事，她在回答中说了一些无关紧要的话。那时我不习惯于茨维塔耶娃的声音。

那时，我的听觉为稀奇古怪的遁词和对周围惯用语的破坏所糟蹋。正常话我全听不入耳。我常常忘记，语言本身，即使不附加给它以花哨成分，也是有一定内容，有一定意义的。

正因为茨维塔耶娃的诗写得十分和谐，诗的意思清晰明确，正因为她的诗只有优点而无缺陷，反而成了我接受时的阻力，妨碍我理解它的实质。我处处寻找的不是实质，而是不相干的俏皮。

我对茨维塔耶娃长期估计不足，同样，由于不同的原因，我对其他许多人——巴格里茨基、赫列勃尼科夫、曼杰利什塔姆、古米廖夫也都估计不足。

我已经说过，不善于有见识地表达思想并把胡言乱语视为美德和迫不得已的独出心裁的青年人当中，只有两个人。即阿谢耶夫和茨维塔耶娃，还像个正常人在讲话，并用古典的语言与风格写作。

突然，这两个人都放弃了自己的擅长。阿谢耶夫被赫列勃尼科夫的榜样所迷惑。而茨维塔耶娃，在她的内心中发生了变化。不过，我早已被变化前的、原来的、继承传统的茨维塔耶娃征服了。

她的诗必须精读。当我如此做了之后，展现在我面前的是无限的纯洁和力量，使我为之哑然。周围从未见过类似的东西。还是让我讲得简练一些吧！除了安年斯基和勃洛克，还有稍加限制的安德烈·别雷之外，早期的茨维塔耶娃是所有其他象征主义者，甚至他们的总和，所可望而不可即的人物。我这么说并没有违心之意。当那些人的语汇在臆造的公式和没有生命的古体文的世界里徒劳无益地挣扎时，茨维塔耶娃已冲破重重的困难正在真正创作的上空自由翱翔，她以不可比拟的高超技术轻易地完成了创作任务。

1922年春，那时她已经在国外了，我在莫斯科买了一本《里程》——她的小小的诗集。茨维塔耶娃抒情诗的形式有一种威力，立刻把我制服了。这是她呕心沥血摸索出来的形式，它不是软绵绵的，而是浓缩精练的。读她的诗不会在每一行上有上气不接下气的感觉，而是让你不间断节奏，一气读完下面的诗句，这些诗句又根据各自阶段而有所发展。

这些特点使我感到亲切，也许是我们受过相同的影响，或者在性格形成方面有一致的动力，或家庭与音乐起了同样的作用，还有相同的出发点、目的和爱好。

我往布拉格给茨维塔耶娃写了一封信，满篇赞美和惊讶，因为我是这么长久地忽略了她，又是如此迟晚才认识了她。她给我回了信。我们开始通信，到了二十年代中期来往书信尤为频繁，那时她的《手艺》一书已问世，莫斯科人也晓得了她那几部规模宏伟、内涵博大、新颖夺目、不同凡响的长诗： 《末了之诗》、《山峦之诗》、《捕鼠者》的手抄本。我们成了朋友。

茨维塔耶娃是女人，但她有一颗男性的能干的心，她办事果断、雷厉风行、难以遏制。她在生活中、在创作中都一往直前，贪婪地，甚至像野兽般凶猛地追捕完整性和明确性，在这种追捕中她前进得很远，走在众人的前头。

除了我们所晓得的、为数不多的作品以外，她还写了大量我们尚且不晓得的作品，这是一些气势磅礴的鸿篇巨著，有的采用俄罗斯民间故事的风格，有的利用众所周知的历史传说和神话的主题。

这些作品如能发表，对祖国的诗歌来说将是一桩大喜事，一个大贡献，一下子就会以这些迟到的和及时的馈赠装点祖国的诗坛。

我认为，茨维塔耶娃有待于彻底的重新认识，等待她的将是最高的认同。

我们是朋友。我保存过她近一百封回信。我早已说过，损耗与遗失在我一生中曾占有何等地位，但，我怎么也没有想到有一天竟会把这些细心保存的珍贵书信失掉。它们的消逝是由于过分细心地保管所致。

战争期间，我经常要去看望疏散到外地的家属。斯克里亚宾博物馆有一位工作人员，她对茨维塔耶娃崇拜得五体投地，是我的好朋友，她建议由她来保管这些信，同时还有我双亲的信，还有高尔基与罗曼·罗兰的几封信。她把这些书信都锁在博物馆的保险柜里，至于茨维塔耶娃的信——她不肯撒手让它离开自己，她甚至不相信不怕火烧的保险柜的牢靠的柜壁。

她全年住在郊外，每天晚上回到自己的住地时，随身总是带着装有这些书信的手提箱，第二天，天一亮，她又带着它进城去上班。那一年冬天，她下班要回别墅的家时已经是筋疲力尽的了。走到半路，在树林里，她忽然想起装有书信的手提箱忘在电气火车车厢里了。茨维塔耶娃的信就这样乘车走了，一去未归。

(乌兰汗译)

注释：

“希加廖夫”是陀思妥耶夫斯基的小说《群魔》中的反面人物，此处暗喻1937年叶若夫迫害无辜知识分子的罪行。

沙沙： 法捷耶夫(1901—1956)的名字亚历山大的爱称。

赏析

帕斯捷尔纳克在不同时期曾先后创作了两部自传性作品。一部是作于1920年代的《安全保护证》，而《人与事： 自传体随笔》则创作于1956年，作者时年已66岁。在经历了大半生的坎坷艰辛和磨难之后，他变得成熟稳重，文风也更加简洁。但他做梦也不会想到不久之后自己将面临一场更大的风暴，即因获得诺贝尔文学奖而遭遇的种种打击和屈辱，正如《日瓦戈医生》中所表现的个人在时代中的悲剧遭遇一样，他将成为这次悲剧的主角。此时他尚可以平静而安详地追述往事，以诗人的敏感重新体验一生的经历，捡拾起记忆中的碎片。

《人与事： 自传体随笔》虽说是自传，但正如作者在《安全保护证》中所说的，“我不是在写自己的传记。写别人而涉及到自己的时候，我才写自己”。这部随笔式自传也正符合这样的特点。作者基本以时间和活动为线索，随着行文的进展，在记述自己的教育经历、社会活动与思想发展的时候，他渐渐将自己隐在幕后，而主要记述跟他交往或他所了解的作家，分析他们的性格，对他们予以评价。同时，他回顾的也并不是自己完整的生活经历，而是截取了其中的若干片断，描写那些对他的思想产生重要影响的人和事，帕斯捷尔纳克将其称为“人与事”随笔，可以说非常恰切。

帕斯捷尔纳克用这篇自传搭建了一座思想舞台，里面呈现的是一大批时代精英的精彩演出，他不是导演，倒像报幕员，在其中穿针引线。他从小就被包围在众多作家和艺术家之中，这些名人可以开列一长串的名单。凭着敏锐的感觉，怀着无限的深情，他用俭省的笔法为我们描绘了这些人物，音乐家斯克里亚宾，奥地利诗人里尔克，俄国作家勃洛克、高尔基、别雷、爱伦堡，还有令他不能忘怀的格鲁吉亚诗人亚什维里和塔比泽。通过简洁的追述，这些人物都在他的笔下鲜活起来。当然，为了避免重复，有些在第一部自传中谈到的，在此都是简略地提及。但是有三位作家在他的生活和记忆中占有极重的分量，对他们的回忆构成了这部自传的精彩篇章。那就是列夫·托尔斯泰、马雅可夫斯基和茨维塔耶娃。

帕斯捷尔纳克追述了和他们的交往，记录了一些珍贵的细节和事件，而尤其引人注目的是他对他们的准确把握与评价。他有一种洞察人性的能力，善于观察和体验，能够透过琐事和现象捕捉人精神的本质层面。托尔斯泰无疑在他的生命中占据了一个重要的位置。三岁的时候，他就见到了托尔斯泰，那次事件促成了作者自我意识的觉醒，之后他的意识脱离了幼年而进入了少年时代。从自传的角度看，这是他真实记忆的开始。此后，托尔斯泰的形象伴随着作者的成长。当托尔斯泰逝世之后，他赶到了现场，怀着深情的眷恋眼睁睁地送走了这位俄罗斯的“灵魂”，记述了当时为托尔斯泰运送灵柩的情形。他对托尔斯泰之死的真实记录，使当时的情景得以永存，同时也表现了他对托尔斯泰精神的高度把握： 这是一个不停地挣扎着的灵魂，他的困惑和矛盾依然在俄罗斯的大地上蔓延；还有他那“与众不同的、达到荒诞程度的新奇”，这是他的 与独特视角的来源。如果说他对托尔斯泰更多的是敬仰的话，他对马雅可夫斯基的评价则带有一种平等的姿态。对比了马雅可夫斯基前后期诗风的变化之后，他指出，诗人后期的悲剧性在于，他被当成了革命的马雅可夫斯基，他的诗被强行推广，“如同叶卡捷琳娜时代推广马铃薯。这是他的第二次死亡。”诗歌被当成了宣传工具和革命口号，诗人因此丧失了自我和独立精神，这构成了马雅可夫斯基悲剧性死亡的根本因素。而正是在这一意义上，我们才可以理解帕斯捷尔纳克对茨维塔耶娃的特别喜爱与推崇。他最初并不欣赏她的诗作，但后来被她“无限的纯洁和力量”所征服，因为她代表了艺术家的独立精神和艺术的纯粹性，这种独特性、完整性和明确性是他所崇尚的，也正是他毕生追求的艺术理念。最后，和叶赛宁、马雅可夫斯基、亚什维里、法捷耶夫一样，茨维塔耶娃也出于绝望，不堪痛苦而自杀，帕斯捷尔纳克将他们并置在一起，集中演出了一幕自杀悲剧，不能不令人震撼，背后的含蕴不言自明。

帕斯捷尔纳克虽然没有像《安全保护证》那样直接、细致地描述自己的生命经历和思想发展，但是透过他描述的人物和事件，我们可以清晰地感触他的情感寄托和思想脉络。在这个充满悲剧的时代，在经历了人生的风雨之后，他不再沉溺于个人的体验，而是将个人的命运和时代紧密地结合在了一起，从这些人的身上凸显时代的特征，那正是造成人物悲剧结局的根本成因。身为其中的一员，帕斯捷尔纳克在回忆这些思想界的精英时，清晰地看到了一种对自由的渴求和独立的精神；同时通过他们的生命经历，也深切体会了一种被压抑和扭曲的力量。他对马雅可夫斯基“第二次死亡”的遗憾，正是对丧失独立精神的批判。显而易见，在这些足以让人怀恋的人物身上，体现的正是作者自身的性格和思想，那就是独立的人格、纯粹的艺术追求和宽厚的人道主义精神。他是在借别人的酒杯，浇自己的块垒。

思想的魔力同时又透过优美的文字弥散开来，二者结合在一起，共同构筑了作品的魅力空间。写这部自传的时候，帕斯捷尔纳克颇有悔其少作之意，承认当初在写作《安全保护证》时犯下了“毫无必要的做作”的流行通病，有些地方曲折深隐，显得晦涩难懂。《人与事》则试图改变前书的风格，力求更加浓缩和精练。这部自传虽然写了众多人物，却没有太多的故事性和细节化描写，在很多地方他只是用粗线条来进行简笔勾勒，剔除了冗杂繁复的枝节。他追求的不是细节的真实，而是生活中实质性的东西，那才是给人以巨大震撼力的存在，而这主要靠的是一种思想的强力，是时代的悲剧对灵魂的冲击。大半生的磨砺使帕斯捷尔纳克更加沉稳、含蓄，语言也更富有力量和冲击性。但是追求简洁并不意味着把生活抽象化，作为一位才华横溢而终生挚爱诗歌的诗人，帕斯捷尔纳克的诗情又常常通过细腻、形象的语言流溢出来，他对诗歌的独特感悟，对生命热情的体验，都充满着诗人的敏锐和直觉意象，优美的比喻和睿智的话语不时出现在字里行间，使人处处感觉到诗意的灵光闪现。浓郁的悲剧气氛也使得作品的语调在舒缓与平静中透露着沉重与压抑。帕斯捷尔纳克想摆脱千篇一律的老套，追求打动人心的效果，要“使心脏停止跳动”，这是他对思想和艺术完美结合的追求。作品有没有达到这样的效果，就交由读者来评判吧。

(梁庆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