少佐和大佐的区别在哪里？

少佐就是少校，大佐就是上校。

1．班：日军每班13人,包括班长、4名机枪射手和8名步枪兵。有一挺轻机枪，编制四人(指挥官、射手、两名携弹药的副射手),这四人是配备自卫手枪的,在战斗中有时也携带步枪（机枪射手除外）；其余八名步枪兵,每人一支单发步枪。特别加强的部队中，加强班会多配置一个两人携带的50毫米掷弹筒。

2．小队：日军的一个小队有前述编制的三个班和一个装备三个掷弹筒的掷弹筒班。共54人。

3．中队：日军的一个标准的180人的步兵中队包括：一个19人的中队部：中队长，执行官，3个军士，4个卫生员，军官的勤务兵，司号员，8个通信员），3个前述54人的小队。

4．大队： 日军一个标准的1100人编制的大队包括：30人的大队部，一个110人的运输中队（大车和骡马），有的大队将所属的运输中队合并到联队里。四个前述的步兵中队（一些只有3个）；一个174人的机枪中队（14人的连部和3个机枪排，1个弹药排），每排4挺重机枪，总数12挺（有的连只有8挺）；一个55人的炮排（1个10人的排部，1个15人的弹药班，两个15人的炮班各装备1门70mm九二式步兵炮），极少的部队配备一个122人的炮连（包括一个27人的弹药排，两个31人的炮排各装备2门步兵炮）。在这些少量的炮连中，极幸运的一些可以分到20MM反坦克枪的部队，可以编成4个24人的装备2挺反坦克枪的排，这种情况下，弹药排要扩充为39人。

5．联队：日军的一个标准的3800人的联队包括一个54人的指挥部；一个121人的运输队（大车和骡马），携带团部和直属各连一日份的给养以及可能配属师的野战厨房；一个81人的弹药排携带一日份的弹药。三个步兵大队；一个122人的炮兵中队，包括一个25人的连部，一个观察班，一个31人的弹药排，三个31人的炮排（各有2个15人的炮班，装备1门70mm九二步兵炮）。极少数联队有一个364人的炮兵大队，编两个170人的中队，各4门炮。联队属反坦克中队有122人：20人的连部，21人的弹药排，3个33人的炮排（各有两门37mm反坦克炮）。通信中队有一个电话排（4到6个电话班，每班3部电话，一个交换机），一个无线电排（5到8台电台），在战斗中电话和电台配属到各大队和各直属队。联队的卫生系统配备很薄弱，联队只有2名医生和2名卫生员，大队有3名医生和四个卫生员，中队有四个卫生员。

6．师团：日军的师属单位主要有：3个步兵联队，一个野战炮兵联队，一个侦察联队，一个工兵联队，一个运输联队，通讯队。野战炮兵联队编制2322人，有3个688人的炮兵大队，各装备12门75mm野炮或山炮，只有一些师团将其中一个大队替换成105mm炮。侦察联队编制730人，包括一个130人的联队部，一个130人的骑兵中队（4个30人的排），两个160人的摩托化中队，1个100人的卡车运输中队（至少在纸面上可以运输那两个摩托化中队）。这个侦察联队也可以被一个950人的骑兵联队代替。工兵联队编制900-1000人 ，几乎没有机械装备，只能承担极少的任务，更专业的任务主要由配属的独立工兵联队负责运输联队的规模大体上取决于可用的卡车数量，从理论上来说，由一个卡车大队和一个骡马大车大队组成。卡车大队由2到3个中队组成，每中队最多有50辆载重15吨的卡车，许多师团都缺少卡车，一些根本就没有。综合日军一个师团，有54门75MM的野炮或山炮，少数师团用12门105MM炮替换了75MM炮，卡车方面日军最多有100-150辆卡车

大佐”指著名知乎用户、键政达人 寒冰射手曹草草，曾用名曹丰泽

寒冰射手曹草草

看见大佐，就一定会看到“少佐”。“少佐”指知乎用户Pandora，因经常在“大佐”评论区发表言论，且以少女身份出现，颇受欢迎。

第二次世界大战结束前，日本军衔分为将官、佐官、尉官、准士官、下士官和兵，计6等16级1。佐官又包含大佐，中佐，少佐。少佐的军衔相当于现在自卫队的三佐也就是目前通用的少校。

导语：老一辈人很喜欢看抗日剧，近几年我国也拍了很多抗日剧。一些电视台每天都会播放抗日剧，在剧中经常能看到“大佐”“少佐”，大佐被一群专门保护他的人围着，甚至可以发动大型战争，似乎权力很大。

大佐究竟有多大的权力？比将军都大吗？在介绍大佐之前，我们先来了解一下日本的军衔制。

在15世纪到16世纪，部分西欧国家首先启用军衔制，士兵被授予的荣誉，根据他们的职位、军事成就、专业成就、贡献、兵种和服务领域进行高低划分。

世界上大多数国家在17到18世纪开始采用军衔制，日本人在经历了1853年的鹿儿岛轰炸和1854年被英国、美国、法国和荷兰的联合舰队轰炸后，开始改革其军事制度。

日本幕府时期的政府就开始模仿西方军队，创建了陆军和海军，并组建了当时人数共计13625人的步兵、骑兵和炮兵师。在二战期间，日本的军衔制真正发展起来。

在日本的军衔制中，最高的军衔是天皇大元帅，其次是将军，佐官，尉官，准中士，下士和士兵。到1945年第二次世界大战结束前，日本的军衔从战前的“六等十六级改为“六等十八级”。

二战期间，日本军官有三种类型:将军，佐官和尉官，然后再细分为:大、中、少。当时最高级的佐官是“大佐”，职能类似于上校，“大佐”大致相当于中国军队中的“团长”。

根据日本陆军和海军军官通用人事指南，大佐的职责范围很广，可担任如联合指挥官、旅指挥官、参谋长等等，虽然大佐是二等军官，但是在大多数情况下大佐甚至比少将更有权力，所以大多数日本人更喜欢当大佐而不是少将。

大佐手下的士兵人数因担任职位而异，大佐通常负责一个1000人的团。如果大佐是联合指挥官，他可以管理一支由3500名士兵的团，该团的3300名士兵是手持普通装备的士兵，其余100多名是炮兵，剩下的都是保护大佐的。所以电视上出现几十个人围着大佐的场景是符合事实的。

　　制造柳条湖事件

　　1931年春，关东军制定了“处理满蒙问题方案”，原则上规定了“在满洲采取军事行动时关东军必须集中于一地”，而沈阳是东北四省的政治、经济、文化中心，是东北军主力的驻地。因此，日本决定选定沈阳为采取“军事行动”的爆发地，并认为“应使关东军主力迅速集中于奉天，以便先发制人，将敌之最精锐的奉天附近的军队，加以击破”，“即能控制东北四省之中枢”。关东军内主张武力侵占东北的激进人物板垣征四郎、石原莹尔和花谷正等人精心制定了具体行动计划。日本武藏大学教授岛田俊彦在他编著的《满洲事变》一书中对此有详细记述：

　　六月底（1931年），在策划参谋旅行时，石原和板垣对关东军的部分人员说，九月下旬，要在柳条沟（湖）开始战斗行动，要求他们协助这一计划。花谷和今田新太郎大尉（张学良顾问柴山的助理官）首先参与商谈。不久，又要求奉天宪兵队长三谷清中佐予以合作。奉天独立守备队第一中队长小野正雄大尉来到驻奉天独立守备队第二大队第三中队长川岛正大尉（虎石台）处，摸川岛的底细，问他：‘关东军如果动手的话你打算跟着于吗？’川岛也是河本大作在第十连队（小仓）时的部下。川岛和小野一到花谷那里，花谷就说：‘不想于的人干脆回中央’，接着对北大营占领计划作了说明。最后在特务机关二楼召开会议，今田也参加了这次会议。经两、三次聚会后”终于炮制了在柳条湖炸毁铁路的计划。

　　板垣与石原等人制定的柳条湖事件具体计划，包括三方面内容：一是爆破地点选择在距沈阳25 公里处的柳条湖，这里比较偏僻，便于行事，更重要的是距北大营只有几百米远，便于攻击；二是时间安排在9月28日，那时庄稼已经割倒，大地裸露，便于作战；三是以铁路爆炸声为暗号，开始炮轰北大营，发起全面攻击，一夜之间占领沈阳全城。

　　为实施这一计划，他们慎重地物色人选。“因为在超越必要的人物中泄露秘密很危险，所以在人选上是颇费一番苦心的。爆破工作如果交给一般非军事人员去做，无论如何容易暴露，因此只有使用军人才是上策。”板垣和石原将爆破任务交给了奉天特务机关辅助官花谷少佐和今田新太郎大尉，让他俩负责组成爆炸铁路的秘密班子。不久，奉天宪兵队长三谷清也参与其事。今田把工兵出身、熟悉爆破技术的河本末守中尉，从虎石台独立守备队第2大队第3中队调到柳条湖分遣队，并当面向他下达了密令。花谷正考虑“既然在爆破后，必须立刻集合部队开始行动，那么，无论如何需要向驻奉天部队的骨干分子，透露秘密。……然后向志同道合的人，讲明计划，巩固团结。”他这里所指的“志同道合”的人即川岛正大尉（独立守备队第2大队第3中队长）、小野正雄大尉（独立守备队第二大队第1中队长）、川上精一大尉（独立守备队第2大队第2中队长）、儿岛少佐（驻奉天第29联队附）、名仓少佐（驻奉天第29联队大队长）、三谷少佐（奉天宪兵队）等、使他们知道并支持计划，以便届时向北大营和沈阳城进攻。

　　9月14日，抚顺独立守备队中队长川上精一召开了一个非常时期的紧急碰头会，参加的有抚顺警察署长、车站站长及在乡军人分会长，川上在会上透露说：“抚顺中队在万一的情况下，担负着奇袭奉天机场的任务。”这一情报传到了日本驻奉天总领事林久治郎耳里。翌日，林久治郎便给外相币原喜重郎发一密电：“关东军集结军队，携出物资弹药，最近有采取军事行动之势，”9月初，日本国内就有关东军少壮军官要在东北动武的传闻，曾引起内阁乃至天皇的注意。尽管陆军省、参谋本部和贵族院等在“满蒙问题”上热衷于强硬主张，但内阁的多数成员还是支持币原外交的。接到奉天总领事的电报后，币原在内阁会议上向陆相提出质询。南次郎等考虑到“除安达内相以外的大部分阁员都还缺乏认识的今天，还得要忍耐”，“于是乃派参谋本 部第二部长建川美次少将前往东北，并给本庄带去一封信，信中说：“希望暂时不行使武力。”建川美次是板垣等人的积极支持者，他赞成尽早发动“事变”。因此，他在从东京出发之前，曾示意桥本欣五郎拍密电给关东军板垣等人，要其提前行动。……九月十五日，板垣接连收到9月14日晚桥本拍来的三份电报。夜幕降临后，在奉天特务机关进行了最后磋商（出席的人有石原、板垣、三谷、今田、川岛、小野、花谷、儿岛和名仓梁少佐）。花谷宣读了桥本的来电，内称：‘败露，建川去前动手。’结果议论纷纷，有的主张就此罢手太遗憾，还是采取断然行动（今田）；有的主张既然参谋本部反对，动了手也没有用，还是作罢，另找时机（花谷）。双方争执不下。”到十六日早晨，住在沈阳馆的石原给三谷打电话，三谷急忙赶去，石原重又对他说：如果守备队想干就干吧！立即把今田叫来，让川岛中队长负责执行任务。板垣只说了一句‘是吗？还是要干吧，’于是终于决定动手。十六日凌晨二时，特务机关的会议结束后，花谷说过：‘等看到建川后再决定吧。’今田当时反对这一意见，坚持说：‘务必要在看到建川以前，锐气未减之际动手。’令田这次被石原叫来，听说要动手，高兴得跳了起来，赶忙把川岛叫来，要求他在十六日以前动手，越快越好。但因来不及准备，最后决定十八日动手。”

　　爆破铁路

　　9月18日，板垣在完成了有关柳条湖爆炸计划的一切准备工作，并又进行了一遍检查后，才去迎接从东京赶来的建川美次。他安排花谷和建川一起在“菊文饭馆”饮酒交谈，便匆匆地赶回特务机关，等待着他谋划的那个时刻的到来。具体执行者今田，已经准备好了42个**方形炸药包，并告诉他中队里的中尉军官河本、野田耕夫和田村正，说“今晚动手”。川岛中队立刻检查装备，摆好了全副武装演习的架势，其他部队亦整装待发。入夜，“川岛率领一百零五名部下向文宫屯以南地区出动，在距柳条沟爆炸地点三里的地方进行前哨指挥。其他部队也分散在文官屯前面一带。具体进行爆炸活动；河本，他属于柳条沟分遣队。河本带领松冈军曹等七八名部下去现场，把今田准备的**方形炸药包放在西侧铁轨接口处的两侧，并将它点燃起来。这时正值晚上10时20分左右，即距预定于晚10时40分到达奉天的快车即将通过之前没有多少时间。”对这天晚上的情形，花谷正在1956年发表的回忆录中有更为详尽地描述：

　　九月十八日夜里，一弯明月落进高粱地里，天色顿时昏暗下来。疏星点点，长空欲坠。岛本大队川岛中队的河本末守中尉，以巡视铁路为名，率领部下数名，向柳条沟方向走去。一边从侧面观察北大营兵营，一边选了个距北大营约八百米的地点。在那里，河本亲自把骑兵用的小型炸药装置在铁轨旁，并亲自点火。时间是十点钟刚过。轰然一声爆炸，炸断的铁轨和枕木向四处飞散。

　　不管怎么说，也没炸张作霖时那么大的规模。这一次，不仅没有必要把火车炸翻，而且还必须使在满铁线路上驰骋着的列车免受损害。因此事先让工兵作了计算，直线单面铁轨即使炸断一小段，遇上正在高速行驶的火车，也只要它暂时地倾斜一下，还能够通过。根据计算所得的这个安全系数，规定了所需的炸药数量。

　　制造舆论

　　在炸毁铁路的同时，河本一面用随身携带的电话机向大队本部和奉天特务机关报告，一面向北大营开枪射击，并传令一等兵令野去向川岛报告：“北大营的中国兵炸毁铁路，正在战斗。”这时呆在爆破地点以北文宫屯的川岛中队长，立即率兵南下，进攻北大营，在现场附近直接监督实施爆破任务的今田，此时也挥舞军刀，杀向北大营。其他各部队也都按计划进入各自地点，担负起警戒、联络和进攻任务。事件发生后约1小时，即9月18 日夜11时18分，关东军参谋、奉天特务机关辅助宫花谷正，以特务机关长土肥原（当时不在沈阳）的名义，给关东军参谋长三宅光治和陆军大臣南次郎发出了第一封电报：

　　十八日晚时半许，暴戾的中国军队在奉天北面的北大营以西，破坏满铁线，袭击我守备兵，与我前来之一部守备队发生冲突。据报告，奉天独立守备第二大队正向现场出动（奉第205号）。

　　接着又发出第二封电报，编造说：

　　北大营之中国军队炸毁满铁线，其兵力有三四个中队，随即逃入兵营。我虎石台中队，十一时过后正在与北大营之五六百敌军交战，并占领其一角。但敌军正在不断增加机枪和野炮。我中队正在进行苦战。野田中尉身负重伤（奉第208号）。

　　事变爆发后，关东军除向军部谎报军情外，急忙大造舆论，谎称“华兵爆破铁路，引起中日两军大冲突”。9月19日上午9时，便在沈阳城中张贴出早已准备好的石印大布告，诡称。“华军之破坏铁路，攻击守备队”。9月20日，日人主办的《盛京时报》以显赫的大字 标题，报导“北大营兵炸毁南满路，寻致南满各地成战场”。20日，日本外务省和陆军当局协议结果认为：“本事件之真相，虽未判明，但日军军事行动，为自卫权之发动，必为国际法上当然容许之处置。”同日，东京各报纷纷就所谓“奉天事件”发表评论，认定“此次事件之发端，由于破坏满铁”，因而“日军此次行动，系属正当”。关东军怕败露破绽，便制造假现场，他们在现场放置了三具穿着中国士兵服装的尸体，伪装成被击毙的爆炸铁路“凶犯”。对此，事变当时中国方面已明确指出，所谓中国士兵尸体，为日军“枪杀十七日雇用之华丐十数人，衣以中国军人服制，复用刺刀刺破军衣，拍摄照片”。曾于9月19日，到沈阳调查过事变的记者乔·毕·巴鲁在战后出席远东国际法庭作证时，谈到了柳条湖现场的情况：“我在本庄司令部会见了旧友上肥原。见到在司令部前广场上堆积着铁路被破坏了的部分物品，还把拍下来的照片给我们看。越过高粱地来到现场，只见现场已经完全清扫完毕，换上了新路轨和两根新的枕木；中国士兵的尸体放在离路轨约五十码到一百码的地方，用铁板围起来。他们的头部冲着爆破地点的方向。同行中的一个伙伴，调查了一具尸体，他见到的是一个没有血迹，被放置了相当长时间的尸体。”当时的奉天省日本邮政局长歧部与平在参观了现场后也认为日本的这种作法大愚蠢了，人们一看就明白现场是伪造的，尸体是在人死后扔到现场的。台湾东北问题研究会编辑的《“九·一八”事变》一书中，在“九·一八事变之责任者”一节中有一段记述：

　　吉野作造（日本法学博士）系前日本中央公论主笔，为日本名士，记者友人，曾于事变后，访问于其东京私邸。即以事变真相，并历陈证据，证明铁路爆破确系日本守备队之行为时，被答，此中内幕，确如贵谈，然内田满铁总裁，已照实报告政府，同时外务省接各方外交官之报告，亦知事变为日军计划的行为也。

　　历史见证

　　尽管日本关东军如何制造柳条湖事件的假象，并向世界广造舆论，但历史不容篡改。日本战犯们也不得不交待事实真相。

　　曾在1940年任伪满洲国总务长官的武部六藏，于1946年8月在伯力写的笔供中供认：

　　昭和六年爆发了满洲事变。事变爆发的契机，是由九月十八日爆炸奉天北大营附近的铁道而揭开序幕。炸毁铁路虽然是基于关东军的计划而实行的，可是关东军却说是中国军队所破坏的。以此为借口，采取了立刻占领满洲的行动（当时的关东军司令官是本庄大将（中将），参谋长三宅大佐，参谋板垣少佐（大佐），还有其他青年将校）。侵略满洲是日本多年来的大陆政策的一环。结果是日本政府及军部都支持了满洲事变。

　　曾经亲手炸死张作霖，并积极主张制造“满洲事变”，建立一个受“日本控制的‘满洲国’”关东军高级幕僚河本大作，于1953年写的笔供中说：

　　……热中于军国主义的少壮军官们，对于满蒙这一‘国防生命线’的被侵犯，忍无可忍，甚至有人认为如伺机侵略满蒙，将其纳入我国的势力范围，以树国家的百年大计。而持有上述思想者，多是日本国内参谋本部第二部（处理情报事务）的少壮军官。其中有重藤千秋（大佐）、桥本欣五郎（中佐）、根本博（少佐）、和知鹰次（大尉）、长勇（大尉）等人。在满洲则有以关东军参谋板垣征四郎（大佐）、石原莞尔（中佐）为首，包括奉天特务机关长花谷正（少佐），以及所属独立守备队的大部分青年军官。而其中最有力者为板垣与石原二人，他们早已志同道合。首先，为了做好准备，他们指责当时的关东军司令官菱刘隆（中将）对满洲问题态度冷淡，鼓动东京中央军部以本庄繁取而代之，然后一心等待时机的到来。由于万宝山事件和中村大尉事件的发生，导致日本国内舆论沸腾，他们认为时机已经成熟。在此之前，位于奉天北郊邻近北大营的柳条沟道口，多次由北大营的奉天军士兵或堆石块，或拔道钉，屡屡制造破坏南满铁路运行的事故。因此便选中了这一地点。于九月十八日夜，派虎石台（奉天以北八公里）守备中队破坏柳条沟的桥梁（铁路），就如同奉天军士兵干的一样。另外，还计划利用中国人的密探炸毁太子河铁桥，但被日本军哨兵赶走，未能达到目的。结果，只破坏了柳条沟的一座小桥。然而它却成为“九·一八”的直接导火线，使事变发展扩大。

　　1946年，在日本东京举行的远东国际军事法庭上，参加诉讼的各大国的联合公诉代表达西先生在对日本战犯的起诉发言中说：

　　一九三一年九月十七（原文如此）日夜，被告人蓄意在南满铁路奉天以北的路段上制造爆炸事件并把此事归罪于中国人。损坏程度根本不那么严重，甚至没妨碍从长春向南开来的快车正点到达。