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47年，蒋英给干哥钱学森介绍对象，钱学森却向她表白：跟我出国

2009年10月31日，著名科学家 钱学森 病逝，享年98岁。11月6日，钱老的遗体告别仪式在北京八宝山革命公墓举行，在他的遗体前方，摆放着夫人 蒋英 敬献的花圈，挽联上写着 “学森安心走好” 。

这短短6个字，却浓缩了蒋英62年来对丈夫的感情。如果说钱学森是一座高山，那么蒋英就是高山上潺潺的流水，他们的爱情故事足够动人和传奇。

要谈钱学森和蒋英和爱情故事，得从他们的父辈谈起。

蒋家是浙江海宁望族，蒋英的父亲 蒋百里 ，是我国近代著名的军事战略家和军事教育家，他和钱学森的父亲 钱均夫 早年都就读于浙江杭州求是书院，两人因为志同道合而结为好友，此后又都定居于北京，钱、蒋两家的关系非常亲密。

蒋百里与夫人 左梅 育有5个女儿，蒋英排行第三，是几个女儿中最聪明漂亮的一个。钱均夫与妻子 章兰娟 只有钱学森一个儿子。在蒋英4岁时，章兰娟对左梅说： “你们有五个女儿，太多了，给我一个好不好？”

左梅欣然同意： “行吧，你挑一个。”

章兰娟于是挑中了蒋英，不久以后，蒋英就过继到钱家去了，并改名为 “钱学英” 。

蒋英到钱家以后，就叫钱学森 “干哥” ，钱学森大他8岁，当年已经12岁了，他始终不跟这个4岁的“干妹妹”玩，蒋英在钱家呆了几个月，觉得钱家并没有自己家热闹，于是就闹着要回家。

正好此时蒋百里夫妇也后悔了，他们于是找钱家说要把蒋英要回来，章兰娟同意把蒋英送回去，但提了一个条件， 就是蒋英长大以后，得回到钱家当儿媳妇。

这当然是一句玩笑话，蒋百里夫妇也满口答应： “好啊，门当户对，我们赞成！”

蒋百里对子女的教育非常开明，蒋英从小就喜欢音乐，蒋百里就着重在这方面培养她，她很快就学会了唱歌和弹钢琴。

干兄妹下次见面已经是12年以后了，1935年，24岁的钱学森考取了留美的公费生，临行前，他来到蒋家，向蒋百里告别。蒋百里夫妇连忙招呼蒋英下楼来，给干哥哥弹钢琴听。

此时蒋英已经16岁，长得亭亭玉立，笑声和琴声都十分动人，这给钱学森留下了深刻的印象。蒋英弹完琴后，钱学森对她说： “你的笑声特别美，你能保持下来吗？”

蒋英调皮地反问： “为什么？”

钱学森回答： “因为没有什么比快活和清纯更可贵的了。”

临别之际，蒋英送给钱学森一本唐诗集，钱学森把它当作珍贵的礼物放在藤条提箱里，带到了美国。

1936年底，蒋百里奉命出访欧美各国考察军事，他带着蒋英一起来到了欧洲，蒋英留在了德国，在著名的 冯·斯东凡尔德贵族学校 学习。 1937年，蒋英考进了柏林音乐大学声乐系，并在一次匈牙利举行的国际歌唱比赛中获奖。

在欧洲的几年为蒋英打下了扎实的音乐基础， 1944年，她应邀出席在瑞士举行的国际音乐节，并一举夺得了女高音比赛桂冠，被舆论称为中国最优秀的女高音歌唱家之一。 1946年，蒋英回国后，更是轰动了上海音乐界。

1947年，在上海的钱钧夫给远在美国的钱学森写信，要他回来看看，于是钱学森回国，当时36岁的他已经是美国著名的麻省理工学院最年轻的教授。

钱学森回国后不久，蒋英在上海兰心大剧院举行了一场独唱音乐会，演出轰动了整个上海，报界评论： “中国一样有优越的艺术天才，良好的资质和聪颖头脑……” 钱学森静静地坐在观众席上听完了演出，他也感到如痴如醉。

钱钧夫夫妇考虑到儿子年纪也大了，就让蒋英帮忙为钱学森找个合适的对象，蒋英带来了两位漂亮的富家女孩，其中一位富家女竟然当面向钱学森表达喜爱之情。但钱学森却拒绝了，他已经暗暗决定： 非蒋英不娶 。

几天后，钱学森在参加完一个讲座后，主动提出送蒋英回家。到家后，蒋英对他说： “我这里有很好的唱片，给你挑一张顶好的、我喜欢的唱片给你放好不好？”

钱学森却说： “不好，不好！” 两人一下子都沉默了。

过了一会，钱学森说： “你跟我去美国好吗？”

细腻的蒋英当然明白这句话的意思，这相当于是钱学森向她表白了，但女孩子固有的矜持还是让她回了一句： “不行，我有男朋友了！”

钱学森却说： “我也有女朋友，但从这儿就开始，你的男朋友不算，我的女朋友也不算，我们开始交朋友。”

蒋英心里也早就对钱学森有好感，她于是很快就接受了他的表白。但她的妹妹却不同意，她还给蒋英讲了一个故事：钱学森在美国时， 赵元任 给他介绍了一个女朋友，让他把这位**接到赵家，结果他却把人家给丢了。但蒋英还是下定决心要和他在一起。

1947年9月，钱学森和蒋英在上海黄浦江畔的和平饭店举行了隆重的婚礼。 不久以后，钱学森和蒋英一起回到了美国波士顿，钱学森专门为新婚的妻子送了一架钢琴。

蒋英来到美国后，一时英语还不能过关，钱学森就抽空教她学英语，还不时用英语说一些俏皮话，逗得蒋英“咯咯”地笑。而且钱学森还烧得一手好菜，蒋英曾对朋友们说： “我们家学森是大师傅，我只能给他打打下手。”

但大多数时候，钱学森的工作非常忙，他很少在家，在家时也是吃完晚饭就躲到书房里工作读书，直到半夜12点才出来。

1948年，钱学森和蒋英有了第一个孩子 钱永刚 ，但家里的一切事务全都依靠蒋英，钱学森几乎不管不问。后来有了女儿 钱永真 ，这个当丈夫、当爸爸的照样一概不管。

当时钱学森去美国各地讲学的机会很多，每次外出他总不忘买一些各种新的唱片给蒋英，包括很多经典的钢琴独奏曲、协奏曲，这也让蒋英非常感动。

新中国成立后，钱学森决定在1950年春天回国，8月21日，钱学森飞往华盛顿，去五角大楼见负责喷气工程项目的美国海军次长 金贝尔 ，并向他汇报了自己将要回国的消息。

但金贝尔坚决不同意钱学森回国，他说： “钱学森抵得上5个师的兵力，他掌握着火箭武器的重大机密。”

回家以后，钱学森失望地对蒋英说： “我们走不成了，他们不让我走，你带两个孩子回去吧！”

蒋英说： “不，我不能离开你，我也要呆在这里！”

不久以后，钱学森被美国当局软禁了起来，他只能在学校做一些无关紧要的工作，蒋英则在家带着两个年幼的孩子，那是一段屈辱而又艰辛的日子。

但对于蒋英来说，这是丈夫在家呆的时间最长的时期，她也一直在尽力地陪伴，和谐的家庭氛围也给了钱学森很大的慰藉。

最后在 周恩来 总理的亲自过问下，1955年10月8日，钱学森和蒋英带着两个儿女，回到了日夜思念的祖国。

蒋英回国以后，在中央实验歌剧院担任艺术指导，为了满足广大工农兵的要求，她经常和演员们一起到全国巡回演出，深受群众们的欢迎。

但正当蒋英焕发了事业的第二春时，周恩来出于照顾钱学森生活的考虑，建议蒋英从舞台上退下来，蒋英同意了，于是到 中央音乐学院任歌剧系主任、教授 ，她一干就是40年，为我国培养了大量的音乐人才。

那时新中国的“两弹一星”事业艰难起步，钱学森作为技术总负责人，经常亲临第一线，由于工作都是高级机密，他在家里很少说话，而且人还经常失踪。有一次，钱学森回到家后，对蒋英说： “蒋英，我要出一趟差。”

蒋英问他： “又要出差？去哪儿？”

钱学森回答： “很远的地方。”

蒋英有些不高兴了： “很远的地方。总该有个地方呀！”

钱学森也严肃地说： “蒋英，你知道我工作的性质，这地方是不能告诉任何人的。”

但蒋英还是坚持说： “对自己的妻子也要保密吗？”

钱学森回答： “是的，这事关系着我国重大的军事机密。周总理说，他是连邓颖超同志也不告诉的。”

蒋英于是不再问了，但钱学森一出门就是3个月，一点消息都没有，蒋英终于受不了了，她于是找到了一位国防工业的***，质问他： “首长，已经3个月了，钱学森到底到哪儿去了？” 说完她竟然哭了起来。

领导安慰蒋英说： “蒋英同志，我理解你的心情，你的‘学森’同志，我们再借两个月，两个月以后，我们一定把他给你送回来！”

蒋英这才破涕为笑： “唉！真拿你们没办法！不过，两个月后再见不到学森，我可要拿首长是问啊！”

两个月以后，钱学森终于回来了，他已经整整瘦了一圈，人也憔悴了不少，蒋英这才知道丈夫的辛苦……

以后每次蒋英登台演出，或指挥学生毕业演出时，她都会请钱学森去听，有时候钱学森工作忙，她就会录下来再放给他听。这样钱学森的工作压力得到了极大的缓解，艺术的滋养也给他的科学研究提供了灵感。

在20世纪80年代中期，钱学森在与 《文艺研究》 编辑部同志座谈时，就谈到了妻子蒋英在艺术上给他的启发：

蒋英也没有放弃自己的音乐教学事业，她亲手培养的学生如 傅海静、祝爱兰、姜咏、吴晓路、孙秀苇、赵登峰、多吉次仁、赵登营 等人，都成为了国际乐坛上声名显赫的歌唱家。

音乐学院的一位老师一直跟着蒋英学声乐，蒋英每周给她上课2小时，却从来不收她的学费，对此钱学森称赞她说： “你做得对，学生在求学阶段哪有什么钱啊！”

蒋英的学生曾这样形容她：

1991年10月16日，党中央、国务院、中央军委授予了钱学森 “国家杰出贡献科学家” 荣誉称号，他在颁奖仪式上满怀深情地向蒋英表示感谢： “我今天获奖了，我也不要忘记，我老伴几十年来给予我的这种理解和支持。”

1999年，中央音乐学院隆重举行了表彰蒋英执教40周年的音乐会，88岁的钱学森写了书面的发言，发言里说： “我和蒋英结婚已52年了，这是不平静的52年！我在这里特别要向同志们说明：蒋英对我的工作有极大的帮助和启示，这实际上是文艺对科学思维的启示和开拓！”

2012年2月5日，蒋英在北京病逝，享年93岁。 她的去世，距离钱学森诞辰100周年纪念日过去仅仅1个半月。高山流水，相知相伴，蒋英在天堂会与爱侣钱学森继续共同演绎和谐的科学与艺术二重奏！

后来的共和国十大元帅中，他们是最年长的，也是最早认识的。但他们曾经是敌人，只是不为大家所知。在一次战争中，刘伯承率领部队与滇军作战，屡战屡胜，而朱德所在的滇军却屡战屡败，一路从成都打到贵州，部队的宿敌就这样结了婚。

另一个经历了类似叶剑英的事情，去参加八一起义的人，是川军著名将领刘伯承。

刘伯承漫长的军旅生涯始于重庆蜀军政府开办的分配学校。在那里，他是一名优秀的军人，不仅有着出色的学业和军事技能，而且有着良好的风度和操守。他不抽烟不喝酒，不关心赌博，没有不良嗜好。他在部队被同学称为菩萨。

他在元战和国民自卫军中总是身先士卒，亲自指挥前线。就在他部攻打丰都城门的时候，他头部中了两枪。一枪擦过头骨，另一枪进入右太阳穴，从右眼穿出。他晕倒在血泊中。几个士兵在尸体中找到了他，把他抬到城里的邮局休息，并请药店老板敷了些止血草药。在没有担架的情况下转移部队时，刘伯承被塞进箩筐，头上盖着被子，颠簸着抬到营区。此时，他仍忍着剧痛，力劝为阵亡将士举行追悼会。当看到他头上缠着绷带出现时，每个人都流下了眼泪。军队崩溃后，为了躲避北洋军的突袭，康运城同志不畏艰险，保护了刘伯承，后来躲在当地一户农民家里。这个农民很慷慨，给他送饭，给他找药。康运成一直守在刘伯承身边，为他清洗伤口，换药。两个月后，刘伯承逐渐康复。后来他们改名换姓，乔装打扮，去了重庆就医。他在宽仁医院接受了脑损伤治疗，然后被转移到一个德国人在临江门开的私人诊所进行眼伤治疗。诊所的沃医生对医学相当熟练，尤其是外科。

我在刘伯承的这家私人诊所做过两次手术。

两次操作均有王二昌先生见证。他用通俗的文言文写下了这个过程。他生动的文笔让人忍不住又重写了一遍。以下是：

第一次手术只是切除腐肉，理顺血管，时间很短。几天后，当A医生从德国带来为将军准备的义眼时，受伤的眼睛带着腐尸重生了，特别是比以前更多，而且是二次手术。因为需要配合义眼，第二次手术持续了近三个小时。当时将军拒绝施行麻醉，说：“救国救民，任重道远。会对神经造成伤害吗？”医生是名医，骄傲自大，有军国主义的坏毛病。那些不怕病人，喊疼的总是打骂。第一次手术，将军坐稳了，A医生也连连点头称是！好吧！第二次手术花了很长时间，但是将军的皮肤没有跳，脸没有变色。穿好衣服后，A医生看到将军手捏的椅子把手上滴着汗。他问，疼吗？将军哈哈大笑，说：“有些事要七十多刀，不过是小事！”！你怎么知道的？一般：每切一刀都会背一个数字，而且是正确的。以前华佗给关羽做全身麻醉，只在胳膊和耳朵上敷了一刀。经过两次常规治疗后，石喻就在身边，目睹了他坚强和坚决的态度，这让西方医生感到惊讶。军国主义令人咋舌，没有超过关羽一千倍。

难怪这位满身普鲁士军人的前德国军医沃博士，竖起大拇指，以一种十分折服的口吻称赞人们：这个刘不仅是个标准的军人，还是个军神！

于是，独眼军神的外号不胫而走。

战争初期，刘伯承被任命为第9旅参谋长。起初，他的同事

1923年秋冬，刘伯承一直在成都治伤。困扰他的不仅仅是身体上的痛苦，还有对未来的焦虑。他因伤退兵后，反贼之战由胜转败，先是重庆失守，接着成都又受到敌军的严重威胁。刘伯承对匪军的溃败和四川局势的逆转感到痛心，不得不认真思考自己未来的归宿。

就在这时，吴出现在他面前。

吴，同盟会成员，参加过辛亥革命推翻清朝的斗争，是四川知名人士。当时，吴任成都师范大学校长，与惠、等人创办《星期日》刊物，倡导新文化、新思想、马克思主义，结识了追求进步的刘伯承。吴很了解刘伯承，也很欣赏他的军事才能。他得知刘伯承在成都养病，几乎隔三差五就会去刘伯承的住处看望病情，介绍马克思主义理论。吴还给刘伯承带来了一位朋友，这位朋友对刘伯承的一生产生了深远的影响。

他是杨_公。杨_公四川潼南人，早年留学日本，1922年加入中国社会主义青年团，从事马克思主义宣传活动。他非常注意寻找优秀人才，并计划建立***组织。杨_公仔细观察了刘伯承，发现他机敏、头脑清醒、雄心勃勃。他很高兴有这个朋友。

如果说，1923年底，刘伯承还处于观察、思考、比较、选择的阶段，甚至难以割舍旧日的生活；然后，在1924年春天，经过反复研究和深入思考，他已经有意识地、明显地开始接近共产主义了。

当时四川的贼战形势愈演愈烈，成都危在旦夕。军长熊克武等人亲自督促刘伯承带伤上阵，挽救战争。前敌总司令赖信辉让王二昌传话，说要请刘伯承当老师。刘伯承沉下脸：二长，你我在一起这么多年，你还不知道我的野心吗？岳武穆：‘文官不爱财，武官将死，天下太平！我在部队几年了，一直都是不顾自己的死活。我的家庭比较无私，所以我在遇到敌人的时候可以尽最大努力救国救民。看看现在的世界，内忧外患，国不成国；官压兵，民不压兵。我战斗十几年，是为了救民于水火，而不是为了博取功名，炫耀荣耀。

王二昌还在劝说：总司令对你是真心的，这个机会不要错过。

刘伯承听了，更不高兴了：当权者总是只顾自己的个人利益，我能看透他们。当事情进展顺利时，他们拒绝把重要的任务托付给他们。一旦情况危急，他们希望受到同龄人的引诱。简直跟蝙蝠一样瞎！

王二昌经常来劝。刘伯承很沮丧，于是他躲在犍为县五通桥张忠明的家里。在业余时间，他阅读了许多革命理论书籍。1924年夏末，熊克武第一军被逐出四川后，刘向、杨森等人控制了政权，大肆迫害进步人士。吴的无法在成都立足，只好转战犍为。他告诉刘伯承，中国***在上海、北京、广州等地非常活跃。刘伯承很想进入那个世界。

这年深秋，刘伯承与吴经黔湘抵达上海。第二年年初，他随吴去了北京。6月下旬，他们又一起来到广州。一路走来，刘伯承觉得每天都有新的事情发生：他看到了和大规模火山爆发一样的反帝情绪；我看到***像磁铁一样吸引着有前途的年轻人。

1926年5月，经和吴介绍，刘伯承如愿以偿，正式成为中国***党员。

北伐开始后，根据中共中央的设想和四川的实际，重庆地委向中共中央建议：如果要在四川帮助朱德、刘伯承，有可能组建一个串联的部队，并提出刘伯承组织旧军，在泸州、顺庆地区发动武装起义的具体方案。中央政府同意了这个计划，并派人加强了军事行动。这期间，刘伯承基本上跟随吴到上海、广州等地。11月中旬，杨_公、朱德、刘伯承等人在重庆刘伯承家中召开紧急会议。在这次会议上，根据中央的意图，他们成立了中共重庆地委军事委员会，由杨_公、朱德、刘伯承组成。地委书记杨_公，也是军委书记。

朱德刚走进刘伯承家的时候，两人手牵手很久，面带微笑，心里却满是话。知情人也在一旁笑了。后来的共和国十大元帅中，他们是最年长的，也是最早认识的。但他们曾经是敌人，却不为人知：早在1916年，朱德和刘伯承都参加了保家卫国反对袁世凯复辟帝制的战争。当时，朱德在四川担任滇军团长，刘伯承在川军任职。战后，四川逐渐形成军阀割据的局面，战乱不断。1917年，军阀为了消除另一个军阀刘存厚的影响，派刘伯承作为代表到川南泸州与滇系军阀唐的部队谈判，打算联合驱逐刘存厚。在这次谈判中，刘伯承结识了朱德。然而，1920年，唐企图霸占四川主权，企图联合四川其他军阀驱逐。于是，熊克武利用川人治川、驱逐客军的口号，联合四川军阀，驱逐驻川滇军。在这场战争中，刘伯承率领部队与滇军作战，屡战屡胜，而朱德所在的滇军却屡战屡败，一路从成都打到贵州，部队的宿敌就这样结了婚。后来朱德出国了，回来是***员。就在他受党的委派，来到四川万县策动军阀杨森参加北伐时，因为杨森屡次食言而无奈。他和他深深敬佩的刘伯承又走到了一起。自然，他又惊又喜，有话要说。两位老军人日后的亲密关系尽人皆知：全国解放后，一些外宾和外国军官，出于对朱德的敬仰，争相向朱德敬酒，朱德不知所措。刘伯承主动上前应酬，代替朱德喝了外宾敬酒的左右杯。他不知道怎么喝酒。他一下子喝得太多了，以至于聚会失败了。第二天，秘书和警卫抱怨他不能喝酒，不应该逞强。但他幽默地说，你懂什么？能为朱老师邀功领奖，是我莫大的荣幸！否则，老板朱粲受不了！

12月1日，泸州起义提前爆发；3日，顺庆爆发起义。鉴于顺庆为预定根据地，决定按原计划从刘伯承急赴合川，领导黄起义，再急赴顺庆主持指挥整个起义。

5日晚，刘伯承到达合川时，黄部已接到顺庆发来的急电，离开驻地。于是，刘伯承拄着拐杖，在滂沱大雨中连夜追赶，终于在大河坝追到了叛军。刘伯承自己也累得半天站不起来。但他还是和黄一起走着，等人已经在盘算着行军路线了。次日清晨，刘伯承领兵北战，向顺庆进发。然而，四川的反动军阀很快攻击了叛军。泸州起义军未北移，敌军压城。起义军决定彻底撤出顺庆。退兵迎敌，敌人带着敢死队猛冲，一杆龙枪在战线前惊醒，呐喊煽动，使得起义军内部的动摇分子弃枪而逃，有的甚至叛变，把起义军推向了险恶的境地。建议刘伯承造反派暂时退守开江县进行整顿。12月下旬，刘伯承率2000余起义军开江。这时，反动军阀杨森因偷袭武汉北伐军而惨败。相反，他假装革命，欢迎造反派，并邀请刘伯承和杨_公到万县指导工作。于是，刘伯承、杨_公先后到达万县，与朱德研究时局的变化，商量杨森部的工作，利用他牵制另一个四川军阀刘向。

然而，所有这些美好的设想都因为蒋介石集团的叛变而化为乌有。

领导泸州起义是刘伯承加入***以来第一次指挥军事行动。现在，镇守泸州城的重担又压在了他的身上。赖信辉部攻城，是刘伯承的老熟人，知道刘伯承用兵艰难，但带着强大的军队，屡次进攻，但都被打败了。后来，他闹鬼了：在强攻的同时，他派了大量的间谍潜入城市，密谋反制。这些间谍混进城后，到各部进行秘密活动，有可能被起义军揭发和破获。刘伯承下令立即处决十名主谋。刘伯承虽然挣扎了几天，但一直没有任何正式的名字。已经投靠蒋介石的刘向也在叫嚣：伯承，以危兵私兵之名，最近策应武汉汉奸，密谋篡位，使吴对武汉政府颇有怨言。经过他的多次努力，到5月初，武汉政府终于给了刘伯承一个明确的说法：任命他为国民革命军第15军军长。

此时的泸州已经是一座孤城。

食物和弹药极其困难。刘伯承接到中央通知，确认杨森已出兵宜昌攻打武汉国民政府。这样，重庆军委原来用杨森牵制刘翔的计划就失败了。刘伯承主张撤退，而另外两个起义军的首领陈兰亭、皮光却一反常态，对这件急事三缄其口，不肯撤退。刘伯承并不知道，他们早在000698年就和攻城的赖信辉达成了默契，准备出卖刘伯承和政工来换取高厚禄。

5月中旬，刘翔以5万元巨款悬赏刘伯承。陈兰亭等人正在为司马昭着急。其他***人和左派人士敦促刘伯承离开。刘伯承犹豫了。前攻后退是他的宗旨，现在却要先退一步，这让他很尴尬。回来后，我和几个党员讨论，他们都说：“如果你不离开，你就会死。”刘伯承捶胸顿足，派人与城外的老熟人疏通，并于五月十六日拉上参谋长韩百成、参谋长周两位***员，从龙头关走出了包围圈。到了抚顺，反动军队搜查得极其严格。刘伯承折回，改向隆昌、荣昌进发。之后，刘伯承一行在黎明时分过夜，旅途异常艰险。恶虎挡路，土匪抢劫。真是九死一生。他们经由大足和铜梁去了大仙县，然后转道

向台湾传播

明末清初，是福建向台湾大量移民的时期。渡台的百姓把闽地的风俗习惯带往台岛，田都元帅信仰向台湾传播成为必然。

对台移民高潮有三次，一次是明崇祯年间，闽南灾荒，郑芝龙招集沿海百姓数万人入台开垦；一次是明末郑成功抗清，收复台湾队之後，大批漳泉沿海百姓随他东渡；第三次是康熙二十三年施琅收台湾统一之後，闽地特别人闽南百姓成千上万东渡往台开拓垦殖。田都元帅信仰就随著移民潮传往台地。开传播途径又有二种：一是经戏神身份由戏班带去，一是以当境保护神身份由渡过台垦殖者带去。

随郑成功举义的金门人卢若腾著《岛噫集》，有观剧诗：“老人年来爱看戏，看到三更不渴睡……只应饱看梨园剧，潦倒数杯陶然醉。”郑氏渡台，大批漳、泉百姓随迁台湾，梨园戏便传播到台地去了，所以康熙间修的《台湾府志》汉人风俗就记载台地有：“信鬼神，惑浮屠，好戏剧，竞赌博”之风－－“元旦起至元宵止，好事少年装束仙鹤狮马之类，踵门呼舞”。“立春前一日薄西山有司迎春，东郊备仪仗踩棚，优伶前导，看春士女蜂出云集。”“元夕初十放灯……别有闲身行乐善歌曲者数辈为伍，制灯如飞盖状，一人持之前李遨游，丝竹肉经次杂奏，谓之闹伞，更有装束昭君、婆姐、龙马之属，向人家有吉祥事作歌庆之。”“二月二日，各街社里，逐户敛钱宰牲演戏，赛当境内外土神”“中秋……山桥野店，歌吹相闻，谓之社戏。”……　篇末还指出：“凡此岁时所载，多漳泉之人流寓於台者，故所尚亦大概相似。”

清代，台湾流行的有歌舞小戏“车鼓弄”、梨园戏（有大小梨园之分，大梨园又分上路、下南两种）、乱弹（闽西汉剧所传）、四平戏、高甲戏（由“宋江阵”发展而成，流行闽南一带）、歌仔戏、提线傀儡和布袋戏（掌中木偶）等。清乾隆间，海防同知朱景英《海东日札》记台湾：“里巷靡日不演戏，鼓乐喧阗，相续於道，演唱多土班小戏，发声洁屈不可解，谱以丝竹，别有宫商。”写出台湾戏剧盛况。这些传入台湾的戏班都祀田都元帅为戏神，田都元帅信仰自是遍及台岛。台湾艺人旧时每年农历八月二十三日要往田公元帅庙举行祭祀典礼，祭祀三天，歌舞器乐助兴，是台湾汉族民间艺人的一大盛会。

统计资料表明，台湾汉族居民中，祖籍福建的占83%，其中泉属各县的占448%，漳州各县的占3501%。早期渡台的漳、泉百姓，大多是赤贫的农民，前往台湾所带的一般只有两种东西，一是父母神主，二是乡村当境神香火（携带的形式是缝一小红布包，内中装一撮神庙香炉里的香灰）以作为他们披荆斩棘、开拓蛮荒的精神支柱。在能源工业地安居後，他们又为带去的保护神立庙塑像。这就是台湾宫庙所祀神灵大多与内地相同，而且要到内地谒祖的原因。闽地田都元帅信仰既盛，台地供奉相公宫庙相应也多。台湾最早供奉田都元帅的庙为台南县西势村蕃厝37号的元帅庙，建於雍正十三年（1735）。其次为鹿港大有里车围攻巷玉渠宫，建於清乾隆三十年（1765），由祖籍晋江的人士分香到台，来鹿港演出的戏班都要往该庙拜祀，宫庙规模宏伟，流传雷海青成神故事与泉地一般，庙中还写著唐诗：“万户伤心发野烟，百官何晶更朝天，秋槐叶落空宫里，凝碧池头奏管弦。”　相传这是唐诗人王维悼念雷海青的诗句。再来为台北万华紫耒宫，建於嘉庆四年（1799）。此外，艺人将田都元帅神像供在其他神庙侧殿或住家厅堂的亦多。至今全台有200多座庙宇奉祀田都元帅。

福建汉族民间信仰

在福建，除了南安戏神祖庙而外，各地区还分布著许多古老的田都元帅庙，其宫庙历史、建筑艺术、宗教仪式都富有特色。相传他是唐朝乐工雷海青，其奉祀源流可考者，是“三教搜神大全”一书：“田元帅唐时人，母苏氏某次偶至野外，感天上“翼宿”投内怀中，未嫁有孕。元帅生后，外苏老以无父之子，有辱门楣，遂弃诸田间，为雷姓农民拾得，收养为子，名雷海青。越二岁，苏老至乡收租，抵佃户雷家，见一孩裸戏于庭，视其所著红肚兜绣有莲花，认系己家物，始忆此童为己外孙。乃与雷翁商之，携归抚养。因当初曾弃之田间，寄养佃户，遂以田为姓。稍长，天赋异禀，聪颖绝伦，甫弱冠，擅长音乐，各类乐器无不精通，且善谱曲。唐玄宗天宝年间，为玄宗召为内廷乐工，曾谱霓裳羽衣一曲，有名于时。封为御前都尉，领梨园子弟事。”又据传说：“其在梨园饰演元帅一剧时，突暴毙，故身着戎装，头戴雉尾。”元帅死后，后人尊为音乐之神。

早先，福建省兴化县便有祭祀“田都元帅”的庙，庙碑叙述他曾荣获唐朝肃宗皇帝追封为太常寺卿，宋朝高宗皇帝加封为大元帅；据说，当玄宗皇帝蒙难长安，元帅曾三次显灵救驾，见空中浮现“田都”二字的旗旗，所以后人又冠以“田都”于其上，尊之为“三田都元帅”，奉为音乐界的祖师，福州一带亦有称之为“探花爷”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