青岛的历史名人，急！！！

宁戚 生卒年不详，春秋莱棠邑（今青岛平度）人，一说是卫国（今河南境内）人，早年怀经世济民之才而不得志。齐桓二十八年（前685）拜为大夫。后长期任齐国大司田，为齐桓公主要辅佐者之一。

公元前685年起，在40多年间，齐桓公推行招贤纳士，锐意求治的建国方略，任用管仲为相，建立了“九合诸侯，一匡天下”的霸业。赏识并重用宁戚，是齐桓公高明的人才政策的典型例子。

宁戚获悉齐桓公重人才，有抱负，便决心投靠齐国，以便有一番作为。他不畏艰难，来到临淄，自我推荐，击牛角高歌，令齐桓公和管仲都注意到这是一个气度不凡、抱负不凡的人物。

齐桓公求贤若渴，慧眼识才，一经交谈便认定宁戚是难得的人才，他不重出身，不论资历，不计较小节，注重大节，力排众议，擢用宁戚。

杰出的政治家管仲也十分推重宁戚，帮助齐桓公用好宁戚之长。他建议立宁戚为大司田主管农业的官员，他认为宁戚是有才能的农业专家，自己不如宁戚。宁戚由此负责齐国的农业生产，主持开垦农田，兴修水利，并兴渔盐之利。奖励垦荒，薄取租赋，齐国很快富裕强盛起来。

宁戚仕齐期间，经常到齐国东部活动，组织民众发展农耕，受到当地人民的爱戴，辞世后他被人们安葬在胶水东岸（今平度马戈庄镇境内）。

宁戚著有《相牛经》1卷，为中国最早畜牧专著，对促进齐国农牧业发展产生一定作用。

即墨大夫 战国时齐国人，姓名失传。齐威王时为即墨地方长官，政绩突出。

他廉洁勤政，短短几年在即墨开荒垦田，治理社会秩序，使当地居民生活富足安逸。由于他刚直正派，不去讨好一班贪官污吏，使齐威王左右权臣十分不快，便以谗言诋毁即墨大夫。

齐威王及时派人调查即墨大夫的言行，澄清了是非。齐威王不仅没听权臣谗言，反而对即墨大夫“封之万家”，大加嘉奖。齐威王愤怒之余烹杀了奸佞阿大夫，痛斥了贪官污吏。

从此，齐国走向兴旺，转弱为强。即墨的声明大振，实力也在发展中大为增强。即墨旧时建有“九贤祠”，即墨大夫列九贤之首。金马山公园竖有其雕塑。

田单（生卒年不详） 临淄人，战国时期齐国名将，齐泯王时担任管理市场的小吏，事迹平平。

齐泯王骄暴无行，燕国昭王联合其他几诸侯合谋讨伐，上将军乐毅挥师东进，气势如虹，连破齐国70余城池，连齐都临淄也被攻下。

齐泯王弃都往莒，后被淖齿杀死，淖齿据守抗燕，城池尚存。燕军只好集中兵力攻打另一仍在齐人坚守下的即墨。即墨大夫战死城外，城中军民公推智勇双全的田单为主将，继续守城抗燕。

田单勇敢地挑起指挥守城的重任，指挥军民团结御敌。即墨城防坚固，粮草充足，有助于据守，使燕将乐毅围城5年而没能攻陷。

燕昭王死后，其子惠王接班，田单乃施计谋，离间惠王与燕将乐毅的关系，使惠王上当，派人接替了乐毅，相对减弱了即墨的外部压力。

田单在城内积极部署反攻。他称传达神灵旨意发布命令，加强军民斗争信念。他亲自参加修筑工事，安排家属全部入伍，与民众共命运。他潜伏势力，由老弱妇幼登守城池，佯装力弱。他派富豪等往燕营行贿伪降，松懈燕军警惕性。总之，田单做好了以智取胜的种种准备。

城中1000多头牛被披彩衣，牛角绑尖刀，牛尾束好浇满油脂的芦苇，经一一点燃后，众牛沿城墙洞穴窜出，5000壮士紧随其后，在黑夜中杀向燕军兵营。城中老弱，击铜器壮声势。燕军大惊，随后四散，溃不成军，死于乱军的燕军不计其数。

齐军乘胜追杀，众多城池被攻陷，70多座城被齐国收复。

田单破燕，巧施火牛阵妙计，留下了中国军事史上以弱胜强的一段佳话，也是即墨故城颇具风采的一段历史。

徐福 亦作徐市，字军房，秦代方士。据考证．其先祖为夏禹时伯益子若木的后裔，周穆王时，因功受封徐地而以徐姓。

徐福生于齐王建十年（公元前225年），徐福的故里因史书无明确记载而存有多说，有今江苏省赣榆县金山乡徐阜村说，有今山东省龙口市徐乡说，有今山东省平度市徐福村说，有今山东省胶南市说分析，徐福的故籍可能在今胶南市琅琊台附近一带，徐家大村很可能就是徐福的故乡。

徐福幼年学习儒家学说，研习阴阳五行，习学道术及炼丹术等。成年后，以行医传道为生，随其父徐猛宦游齐国，结识许多朋友，与齐国方士侯公、燕国方士卢生均为上交。

徐福对秦始皇靠强权武力征服韩、赵、燕、魏、楚、齐六国不满，使计划以其求仙采药的名义，向秦始皇上书，请求东渡，“得平源广泽，止王不来”。这是徐福借秦始皇迷信心理反秦的一种办法，客观上促进了中日人民的友好交往。

始皇二十八年（公元前219年），秦始皇第二次出巡，第一次登上琅琊台，观看虚幻的海市蜃楼奇景，成仙欲望更为强烈。徐福等方士便欺骗秦始皇说到海上蓬莱、方丈、瀛洲三座神山，可向仙人求得长生不老仙药。

徐福的奏请，正中秦始皇下怀，便挑选数千童男童女加以训练，并在琅琊台附近造船，准备由琅琊港启航。

始皇帝二十九年（公元前218年），秦始皇第三次出巡．第二次登琅琊台，想见徐福，了解谋求长生不老仙药这事，但没见到徐福。

始皇帝二十七年（公元前210年），秦始皇第五次出巡，第三次登琅琊台，召见徐福，询求仙药结果。徐福称海上有大鲛鱼作怪，阻碍船队前行。秦始皇相信了这番理由，便选善射的弓弩手，带童男童女和百工五谷，由琅琊港出发。

当行至之罘时，秦始皇亲同弓弩手射死一大鲛，后往海西去了。据分析，徐福率船队经庙岛群岛，渡渤海，沿辽东半岛至朝鲜半岛，再往南横渡朝鲜海峡，去了日本。

今日日本人民，普遍尊徐福为农工神、纺织神和医药之神。不少地区建有纪念徐福的建筑物，按时举行纪念祭奠活动。

田横（？—一前202） 齐贵族。狄县（今山东高青）人。秦未陈胜、吴广起义，六国旧贵族趁机反秦自立，田横便从兄田儋起兵反秦，继田儋、田市、田荣、田广之后，田横在楚汉战争中自立为王。汉高祖四年（前203）被汉将韩信击败后，率残部500余士逃至一海岛。汉高祖五年（前202），汉高祖遣使昭田横至洛阳，田横被迫前往，携门客二人西去。行至尸乡（今河南偃师西）因不愿称臣于汗，田横与二门客一同自刎。留居海岛的500兵士，闻讯后全部自杀，史称田横五百士殉义。其所居海岛被后人称为田横岛。即墨旧有九贤祠，田横亦位列其中。田横的忠义精神至今仍被人们看重。

伏湛 字惠公，汗琅琊郡东武（今山东诸城）人，西汉末，官居平原太守。王莽篡汉后，弃官隐居教书育人。东汉光武帝即位后，拜为大司徒。汉建武六年（公元30年）在不其县建不其侯国，封伏湛为不其侯，由洛阳迁居不其城，食邑3600户。汉建武十三年（公元37年）夏，应昭出任。行前，诸亲友设宴饯行，不料不久中暑病故。

光武帝派使臣送丧修冢，给予礼遇。伏湛死后，先后由伏翕等袭侯爵，共传八代，历时185年，此期间，伏氏成为不其城内的望族。汉建安十九年（公元214年），曹操杀汉献帝皇后、伏氏之女伏寿，不其城内伏氏受株连，传说百余人口仅有一人躲过劫难。

徐万且 西汉即墨（今平度市东部）人，天文历法学家，生卒年不详。

农业是古代社会的立国之本，历代均十分重视天文历法事宜，帝尧时代便有“命羲和历象日月星辰，敬授民时”的记载，后至春秋时代，社会动荡使历法混乱，秦朝统一中国也未及统一修订历法。

及至汉初，统治者忙于稳固政权，顾不上修订历法，只得在所有6种历法（黄帝、颛顼、夏、殷、周及鲁历）中选用较为适用的“颛顼历”。

汉武帝登基后励精图治，采纳司马迁等人的建议，决定组织力量，开展天文历法的研究工作，创编新的历法。

即墨徐万且、长安徐禹等民间从事历法研究的20多名文人被组织起来，在官方安排下，开始了认真的天文测量，反复地进行测算，在借鉴前人治历得失的基础上，制作了一部新的历法。汉武帝十分重视这一成就，为此改年号为“太初’，《太初历》也由此得名。

《太初历》是我国历史上第一部比较完整的历法，在世界历法史上也有一定的地位。它把一回归年定为365．2502天，一塑望月定为2953086天，取得了那时代世界上的领先地位。它还运用置润方法，科学地把24节气定入历法，对农业社会的生产安排具有指导意义，对民众日常生活也有实用价值。

《太初历》实施后，延用至东汉章帝元和二年（公元85年），近200年之久，是我国的一重要科学成就，徐万且在其中的贡献应予肯定。

童恢 生卒年不详，字汉宗，东汉琅琊姑幕（今山东诸城）人。早年在州郡当过下等官员，奉公廉洁，为人称道。司徒杨赐对此十分赏识。便把童恢召到自己府中担任职务。后来杨赐官场遭难，以往的追随者纷纷离走，只有童恢有忠心。有胆量为杨赐表白，直到杨免罪获释。

童恢的忠贞不贰令人钦佩，光和五年（公元182年）杨赐推荐他担任了不其县令。童恢到任后，忠于职守，勤于政事，深入民众，很能体会百姓的甘苦。他宽以待人，逢下属或民众犯了过错，他以理服人。而当下属尽职效力，有了成绩，他总是褒奖有加。

但对自身，童恢总是严以律己，不以权贵自居，不图荣华富贵，致力于发展地方经济，除抓紧农业生产外，还大力倡导发展林桑、畜牧、纺织等的生产。经济的繁荣促成了不其地方的社会安定，县境内富裕祥和，无人再去搞鸡鸣狗盗，竟使县狱多年无事可干。这等消息传出来，邻县民众羡慕不已，许多人迁居前来。

童恢的政绩也得到官方的首肯，后来他被升为丹阳郡（今安徽宣城）太守，肩负起更重要的岗位职责。

后来，童恢死于任上。不其百姓感念他的功绩恩德，为他推广“童公祠”，将他的衣冠葬于傅家埠山下，寄托百姓的崇敬之情。

童恢是青岛古代历史上治理有方、关心民众疾苦、得到百姓衷心爱戴，以至当作圣人敬祀的少有的地方官。在青岛的民间传说中。有不少关于童恢为民除害、驯虎治虎的故事，表达了民间舆论对童恢勤政爱民业绩的神化，不乏感人之处。

郑玄 （127一200）字康成，汉北海高密（今山东高密市）人。自小勤奋好学，通音律，擅琴瑟，13岁能诵五经，有“神童”之称。他得到当时北海国相杜密器重，被推荐入太学深造。

郑玄先学习了今文《公羊春秋》、《三统历》等。又学了《礼记》、《左氏春秋》、《古文尚书》等，四处拜师，学识大增。

汉桓帝建和元年（公元147年），郑玄师事第五元先和张恭祖，后又游学于幽、并、豫、兖诸州，他博学多才，名满九州。延熹九年（公元159年），郑玄西入关，与涿郡卢植同拜马融为师，达七年之久。延熹九年（公元166年），郑玄归故里，他志在治学，热心教书育人，决心整理传播经学，以礼义治动乱。后来他因党锢之祸遭迫害，失去自由达14之久。蒙冤时期，郑玄不闻世事政争，潜心钻研经学，使学问大进。

党锢解除后，郑玄在高密讲学授徒。黄巾大起义后，郑玄同其门徒迁往胶东不其山（今青岛城阳区铁骑山），避难隐居。他在山中建立书院，一面讲学，一面整理古代历史文献，同时将自己大半生的学经收获记载下来，著书立说，慕名前来求学者达千人。

书院被称为康成书院，北倚不其山，南临墨水河，初建时的规模、结构等因缺乏资料，已难考究，但从郑玄影响大、名气大、追随者众多而言，当是很象样的文化场所。

其后，附近的居民点也被称为书院村，村北的小屯叫“演礼村”是郑玄向追随者传授、表演礼议的地方。

传说郑玄在康成书院讲学著述时，经常到书院附近的野地采集已一些草叶用于编竹简。这种草即麦冬草比较特别，叶子宽，也挺长，十分坚韧，而且四季常青，传说郑玄用这种编作草绳用以捆书，对郑玄的读书用书帮助很大。后来人们便把这种却叫做“康成书带”，又称“书带草”。相传崂山不其山一带因康成书院的讲学，“文墨涵濡，草木为之秀异”。

后来，康成书院所在的不其山一带发生自然灾害，粮食极为缺乏，书院面临很大的困难。为减轻负担，郑玄离开了崂山，到了徐州。汗献帝建安五年（公元200年），郑玄被迫抱病随军征战，病故于元城（今河北省大名县东）。

郑玄是中国古代影响很大的经学大师，他的学术成就被后学叫做“郑学”，他为后人留下很多有价值的著作。如有其注释的《诗经》、《国礼》、《仪礼》、《礼记》被后人重视。康成书院开创了村学之风，为青岛地区古代文化留下了宝贵的财富。

法显 （约337一约442）东晋僧人，探险旅行家。俗姓砻，平阳武阳（今山西襄垣）人。中国僧人到天竺留学的先驱者。东晋隆安三年（公元399年）从长安西行至天竺求经学佛，后赴狮子国（今斯里兰卡）凡14年，游历30余国，义熙八年（公元412年）携大量梵本佛经，乘海船回国，途中遭遇大风，航行40昼夜，抵达一大陆。再返途中，又遭遇风暴，飘至青州长郡牢（今崂山），在其南部登陆，被郡守李嶷迎至不其城（位于今青岛城阳），讲学译经三个月，后经青州赴建康（今江苏南京）。

著有《佛国记》（又称《法显传》）是研究南亚次大陆各国古代历史、地理的重要资料，译有经律论六部二十四卷。

王吉 （？一484）字子阳，西汉时琅琊皋虞（今属即墨）人，自小好读书，终入仕途，以孝廉补授若卢县右丞，不久升为云阳县令，又举贤良为昌邑王中尉。

史书记载，王吉在长安念书时，东邻家枣树枝条垂至他家院子，王吉妻子便摘了几颗枣给王吉吃。王吉后来了解了这一情况，便休掉了贪财损人的妻子。后来邻居深感不安，要伐掉枣树。街坊们加以劝说，王吉才把妻子招回家，平息了一场风波。王吉的清廉严谨被人们称道，“东家有树，王阳妇去，东家枣完，去妇归还”，成为佳话。

王吉不畏权势，刚直不阿，他的忠君敢谏精神也非同寻常。任昌邑王中尉时，昌邑王刘贺沉湎酒色，乐于游猎，疏于政务，使老百姓负担繁重的劳役，致怨声四起。王吉多次上疏力谏，奉劝刘贺体恤百姓，勤于国政，动情晓理，发达了一片爱国忠君之心。这虽未被采纳，但后人均称道他的忠心。

汉昭帝死后，大将军霍光执政，刘贺被迎为皇帝，王吉再度进谏规劝刘贺纠偏，但依然没起作用。昏庸的刘贺称帝仅27天使被废，那班专事阿谀奉迎的官僚多受株被惩处。王吉异于众臣，得以幸免。

进而王吉又被汉宣帝任为博士谏大夫，他依旧忧国忧民，时刻不忘重肩在任，勇于负起职责。当时朝中纲纪混乱，缺章法，少名臣，权贵们任人唯亲盛行，情况堪忧。王吉多次上疏劝皇帝废除荫袭制度，选贤任能，整顿吏治，兴利除弊，振兴朝纲。他慷慨陈词，充分说理，为时人所折服，但打动不了迂腐的皇帝，一片赤诚之心不被赏识，反遭冷眼相看，使有报国之心而无报国之门的王吉大为伤心。王吉见状心灰意冷，对仕途已无兴趣。所以，他以疾病缠身为托辞，引退故里。在家乡闲居中，他并无积蓄，衣食与百姓无异，王吉仍思虑国家和民众的命运，积忧成疾。

汉元帝即位后，召王吉入朝为官，他抱病赴长安、不幸病故于途中。

今即墨温泉汉代墓群，规模宏大，实为西汉名臣王吉家族茔地。

蔡齐 （988－1039）字子思，北宋莱州胶水县人。宋真宗大中祥符八年（公元1015年）考中状元。从文章到相貌，他都得真宗赏识，予以厚爱。他是平度历史上唯一的状元。

天熹二年（公元1018年），蔡齐被召进京，任集贤院著作郎，后升任右思谏、给事中、翰林学士、侍读学士等职，蔡齐一如既往，廉名刚正，触犯了权势人物，被罢免翰林官职，出知密州（今山东诸城）。蔡齐到位后，致力救灾拯民，奏请朝廷免除当地民众积年所欠税粮，经准开放“盐禁”，时连年荒旱中的灾民获得生机。后蔡入京升右谏议大夫、御史中丞。宋仁宗亲政后，蔡齐升任枢密副使。景帝二年（公元1035年）升任礼部侍郎参知政事，属朝廷重臣。在不少大事的决策方面，表现了他的水平与能力。

当时黄河危害甚重，许多朝官主张堵塞决口。蔡齐深入研讨，提出相反意见，他认为旧河道以北地势低洼，如堵决口走旧道并不利。顺水势疏导方为上策。既可久免再溃，又能把贝州、博州等大片地带改在黄河以南。因此主张合理适行，被采纳后，取得很好的效益。

北部邻国契丹屯兵边境，意在侵犯，北宋朝廷震惊不已。朝议多主发兵备战，加强边防。蔡齐没有盲从众议，理智地作了分析，指出“契丹必不叛盟”，提出了切实可行的三条应变措施，使北宋对各种会出现的事态都备有预案，冷静地对待紧张局面，显示了他的临危不乱的胆识。

蔡齐富见识，有大度。他任枢密富使时，发生交趾800余人归降事件，他提出可收下安置在荆湖一带垦荒，认为若不妥善安排，这些人难免会制造麻烦。但朝议多主张拒绝接纳这些“蛮夷之人”，后来这些走投无路的人终于在西南边疆成为不安定因素。此时蔡齐所持的态度只是自责没能说服同僚。

景佑四年（公元1037年）夏，因与权臣意见不和，蔡齐辞宰相职务，以户部侍郎归班，后又出知颖州。

宝元二年（公元1039年）四月四日，蔡齐病逝，欧阳修、范仲淹等知名文人为他写了传记和墓表，肯定了他的立身行事。

丘处机 又作邱处机，宁通密，号长春子，元栖霞（今山东栖霞）滨都里人，生于宋绍兴十八年（公元1148年），相当于金熙宗皇统八年（公元12 2 7年）仙逝。

丘处机幼年便失去父母成为孤儿，没能念多少书。19岁时他至宁海州昆仑山烟霞洞学道，朝拜道教全真道创立者王重阳于金真庵，与马丹阳、谭处端、赫大通、王玉阳、刘处玄、孙不二同称全真道北七真人，称长春真人。金大定九年（公元1169年）冬，丘处机入宝鸡县潘溪庙、陇县龙门洞苦修，创龙门派，历时13年。

1221年成吉思汗闻丘处机名，命近臣持诏求之。邱处机不顾年迈，自莱州启程西行，谒见成吉思汗于雪山（今阿富汗境内）。丘针对成吉思汗的“弯弓射雕”大业进言：“欲一天下者，必在乎不嗜杀人”，治天下应以“敬天爱民为本”，欲长生应“以清心寡欲为要”。成吉思汗对丘处机十分器重，赐号“神仙”，令其掌管天下道教。

1224年春，丘处机到大都，入天长观，主持于此，与诸弟子募化修茸，改名长春宫（今称白云观），使全真教达到鼎盛时期，影响及后世，经久不衰。

丘处机一生多次到崂山游观布道，为弘扬崂山道教作了很大贡献。

南宋庆元元年（公元1195年）丘处机同刘处玄等道人由昆仑山来崂山太清宫等处传玄讲道，使道众大悦。这是丘处机第一次光顾崂山，他逗留时间很短留下一些诗作便离去。

丘处机第二次来崂山，时在金章宗泰和八年（公元1208年），自昌阳（今莱阳）转道至崂山，在太平宫北白龙洞额之上留诗20首。他因崂山貌似巨鳌，改称“鳌山”。

金大安元年（公元1209年），丘处机由胶西（今胶州）又来崂山，到处阐教说法，在多处名胜留下石刻。

除上述三次外，据说丘处机还来过崂山几次，总之，丘处机热爱崂山，在崂山留下诗章，留下石刻，留下传教布道的功业。作为崂山道教先驱，他的贡献和影响力不衰，至今至崂山上清宫前仍有他的衣冠冢。他的传世著作《大丹直指》、《撮生消息论》、《鸣道集》、《西游原图》等，仍被人们所重视。

张三丰 其姓名、籍贯及生年记载不一，一般认为张三丰名通，又名金、思廉、玄素、玄化、君宝、全一，字君实、山峰、三峰、铉一、三丰、道号元元子、昆阳子、玄玄子、别号“邋遢”，指其不修边幅。大多记其为辽阳懿州人，生于南宋淳佑丁末年（公元1247年）。

张三丰龟背鹤形，丰神奇异，仪表不俗。他行游四方，无固定居所。初寓玉鸡县。后入武当山。

1277年，张三丰第一次来到崂山，在明霞洞后山的洞中修行10多年，继而西行和南游。后到陕西终南山拜师，隐世修行10年，内外双修功夫达到当时最高水平。1324一1333年他在武当山苦修9年，开创武当外家拳术——太极拳和武当剑法。

1334年，张三丰第二次来到崂山，先后修行于太清宫前驱虎庵、明霞洞等处，完成了道家内功高级阶段的修行。两年后．他再次离崂山云游各地。

1404年，张三丰第三次来到崂山，在三表山下埋名隐居。他经常独自乘筏来往于沿海诸岛采药，将长门岩岛上的山茶花——耐冬移植于崂山各道教庙宇，现太清宫三官殿院内的耐冬即那时所移植，已有600多年的历史。自张三丰之后，崂山各宫观大兴栽植名花真卉之风。

明太祖、明成祖曾两次遣使求之，均未遂愿，明代曾敕封为“微显化真人”、“韬光尚志真仙”、“清虚元妙真君”。他是历代崂山道士中受到皇帝敕封最多的一位。

张三丰被《太清宫志》称为崂山道教祖师之一。他修身养生的理论和实践对全真派道教有很大影响，他的一些著作被后人收入《张三丰先生全集》流传至今。

薛禄（1371—1430） 在青岛市黄岛区的薛家岛，明朝永乐、宣德年间曾有一位生于该岛的风云人物，他便是阳武侯薛禄，他为朝政的稳定和中国北疆的巩固，作出了重要贡献。

明洪十二年（公元1369年），祖籍陕西韩城的薛遇林迁到胶州湾西岸南部的岛上定居，这是这里薛姓第一代居民，此后该岛被叫做薛家岛。

薛禄生于洪武四年（公元1371年），在兄弟中排行第六，故被称为薛六。薛禄年轻时身强力壮，胆识过人，更难得是他志向不凡，16岁时便替兄从军，投身燕王朱棣的骑兵部队，戌卫在燕山一带。

“靖难之变”是对朱明王朝影响很大的政变，薛禄效忠朱棣，随所在部队参与行动，因功绩突出，被破格提升为燕山卫右指挥佥事（正四品）。朱棣对他喜爱有加，为其更名薛禄。后他又以战功晋升指挥同知（从三品）、指挥使（正三品）。

薛禄紧跟朱棣的部署，南征北战，抗击南军，一路奏凯，再推翻朱允朝廷的过程中立下卓著战功。入南京后，他被越级晋升为骠骑将军都督佥事（正二品），并以其官轶增三代，光宗耀祖。四年间，薛禄由一名普通骑兵成长为正二品的高级将领，成为朱棣皇帝的心腹。

在永乐年间，薛禄精忠报国，不居功自傲且继续立新功。驻守边关时，他多次击退蒙古兵力的入侵。跟随朱棣北征，他以主将身份从驾，屡立战功。因而他不断被晋升加爵，先后从都督同知（从一品），右军都督府右军都督兼左军都督府事（正一品）、奉天靖难推城宣力武臣特进荣禄大夫柱国阳武侯。

值得一提的是，朱棣授权主持北京城的营建，在10多年时间内经百万军民同心协力完成了这一浩大工程，薛禄投注了自己的心血和才智，为明王朝顺利北迁作出重要贡献。

洪熙朝仍十分器重薛禄，任命他掌左府加太子太保、总兵官、世袭侯爵。宣德朝仍依靠薛禄掌管巡边卫疆事宜。年迈花甲，薛禄仍亲赴边关御敌，他建议在难守的地段筑城堡，负责修建了一段长城。

宣德八年（公元1430年），薛禄积劳成疾，病倒在前线，回京一个月便因病重而逝世。他历事三朝为三代宿将，他的阳武侯勋位，上封三代，下荫子孙，是青岛古代地位最高的武将。

蓝田（1477一1555） 字玉甫，号北泉，即墨人。明、清两朝，即墨有以仕官显明的“周黄蓝杨郭”五大家族，蓝田为蓝家的代表人物。

即墨蓝氏传说原籍莱阳，徒居即墨较早。明代中叶，蓝姓中有名人蓝章，考中进士，出入官场，刚直正派，几经沉浮，曾任监察御史、金都御史、陕西巡抚，死后被祀为名宦。

蓝田系蓝章的长子，自幼勤勉好学，聪明过人，七岁便可赋诗作对，令考官惊叹：“不期即墨之乡，生此蓝田之玉！”

1492年（明弘治五年）蓝田中举人，1523年（明嘉靖二年）登进士，官授河南道监察御史。

蓝田在学识方面成就过人，在为政方面刚正不阿。一次廷议，他极敢言，连上七疏，坚持强谏，无奈触怒皇帝，竞挨了一顿“廷杖”，险些丢命。此后他不退却，又先后弹劾了礼部尚书席书、给事中陈、冢宰乔宇、宗伯汪俊等权臣。

被蓝田打击的权贵们岂会甘心，他们千方百计对蓝进行报复，必欲处之而后快。他们趁蓝田归里赴父丧之机，诬陷蓝田，使蓝丢官。

遭贬罢归，蓝田在即墨宅内后院筑了名为“可止轩”的书房，每日居室中苦读，不过问政事，对官场已无兴趣，对仕途感到寒心。

蓝田为人称道，还在于他品行道德优秀。如其友人刘英因至外地赴任，把不少行李暂寄存在蓝家。不料友人随后遇难，全家葬身江中。蓝闻讯便将友人的弟弟召唤至即墨，将行李归还。蓝田一位知己辞世，家有孤儿寡妇，生计维艰。蓝田便把其幼子接到自己身边，认真抚养成人，终使后生考取了庠生，以此告慰知己。

蓝田一生著述不少，有《北泉文集》、《东归昌和》、《白斋表话随笔》、《续笔》等诗文集，人们称他“才擅七岁，学富五年”，“万言倚马才”，并不为过。

臧惟一 明代人，生卒年不详，字守中，祖居琅琊台下。

明嘉靖四十四年（公元1565年）科举中进士，授宿松知县职，其后又任职太湖县，后又升为户部主事，又调吏部任稽勋员外郎兼理文选司事务。

臧惟一的接连晋升，并非靠金钱开路，也不靠关系网生效，他恪尽职守，勤奋敬业，方受到大学士高拱器重。后他又调任文选郎中。臧惟一公道正直，不攀附宰相张居正，也不巴结张的近亲，不受官场权争的影响。他官职依然升迁，后至皇帝身边，担任了大理寺正卿、光禄寺正卿。

张居正垮台后，追随者都被罢官，减惟一却没受株连。后撰升顺天府尹，依然不阿顺权贵，坚持秉公执事。

中文名： 司马迁

别名： 司马子长，太史公

国籍： 中国

民族： 汉族

出生地： 龙门（今陕西韩城或说山西河津）

出生日期： 前145年或前135年

逝世日期： 前87年？

职业： 史官

主要成就： 编著《史记》，开创纪传体史学

代表作品： 《史记》

　　司马迁（前145年或前135年－？），字子长，一说左冯翊夏阳（今陕西韩城南）人，一说龙门（今山西河津）人，我国西汉伟大的史学家、文学家、思想家。他编撰的《史记》记载了从上古传说中的黄帝时期，到汉武帝元狩元年(公元前122年)，长达3000多年的历史。司马迁以其“究天人之际，通古今之变，成一家之言”的史识完成的《史记》，成为中国历史上第一部纪传体通史，被鲁迅誉为“史家之绝唱，无韵之离骚”，对后世的影响极为巨大。　其父司马谈为太史令（相当于现在国家图书馆馆长一职）。早年司马迁在故乡过着贫苦的生活，10岁开始读古书，学习十分认真刻苦，遇到疑难问题，总是反复思考，直到弄明白为止。20岁那年，司马迁从长安出发，到各地游历。后来回到长安，作了郎中。他几次同汉武帝出外巡游，到过很多地方。35岁那年，汉武帝派他出使云南、四川、贵州等地。他了解到那里的一些少数民族的风土人情。他父亲司马谈死后，公元前108年（元封三年），司马迁接替做了太史令。公元前104年（太初元年），与天文学家唐都等人共订“太初历”。同年，开始动手编《史记》。公元前99年（天汉二年），李陵出击匈奴，兵败投降，汉武帝大怒。司马迁为李陵辩护，触怒了汉武帝，获罪被捕，被判死刑。“人固有一死，或重于泰山，或轻于鸿毛，用之所趋异也。”（报任安书）为了完成父亲遗愿，完成史记，留与后人，含垢忍辱忍受“腐刑(割掉鼻子或者生殖器官的酷刑)”。公元前96年（太始元年）获赦出狱，做了中书令，掌握皇帝的文书机要。于是他发愤著书，全力写作《史记》，大约在他55岁那年终于完成了全书的撰写和修改工作。

司马迁以其“究天人之际，通古今之变，成一家之言”的史识，成就了《史记》-----中国历史上第一部纪传体通史。全书130篇，五十二万六千五百余字。《史记》全书包括十二本纪（记历代帝王政绩）、三十世家（记诸侯国和汉代诸侯、勋贵兴亡）、七十列传（记重要人物的言行事迹，主要叙人臣，其中最后一篇为自序）、十表（大事年表）、八书（记各种典章制度记礼、乐、音律、历法、天文、封禅、水利、财用）对后世的影响极为巨大，被称为“实录、信史”，被鲁迅先生誉为“史家之绝唱，无韵之离骚” ，列为前“四史”之首，与《资治通鉴》并称为史学“双璧”。因此司马迁被后世尊称为史迁、史圣。与司马光并称“史界两司马”,与司马相如合称“文章西汉两司马”。　司马迁的著作，除《史记》外，《汉书·艺文志》还著录赋八篇，均已散失，唯《艺文类聚》卷30引征《悲士不遇赋》的片段和有名的《报任安书》（即《报任少卿书》）。《报任安书》表白了他为了完成自己的著述而决心忍辱含垢的痛苦心情，是研究司马迁生平思想的重要资料，也是一篇饱含感情的杰出散文。《悲士不遇赋》也是晚年的作品，抒发了作者受腐刑后和不甘于“没世无闻”的愤激情绪。

编辑本段家谱世系

　　 [1]司马迁自称其先祖是颛顼时期的天官。《史记·太史公自序》记载“昔在颛顼，命南正重司天，火正黎司地。唐、虞之际，绍重、黎之后，使复典之，至于夏、商，故重、黎氏世序天地。”周宣王时期，司马迁的祖上来到秦国。他的直系祖先是战国时期秦国著名的武将司马错。秦惠文王时期，司马错曾经在朝堂上与张仪辩论，辩论内容被收入《战国策·秦策》，后收入《古文观止》，名为《司马错论伐蜀》。辩论胜利后，秦惠文王派司马错等人出兵巴蜀，得胜而守之。六世祖司马靳为名将武安君白起副手，参与长平之战，坑杀赵卒四十万人，司马错、司马靳等军事之功为秦国奠定了一统天下的军事基础。　司马迁的父亲是西汉武帝时期太史令司马谈。司马谈是当时一位非常杰出的学者，著有《论六家要旨》一文，系统总结了春秋战国秦至汉初以来阴阳、儒、墨、法、名、道各家思想的利弊得失，并对道家思想进行了高度肯定。该文是对春秋战国以来的诸子百家思想的高度概括和凝练总结。　司马谈在约汉武帝建元六年至元封元年间任太史令。公元前145年，司马迁出生于家乡夏阳（今陕西省韩城市）。从小受到良好的教育。在《史记·太史公自序》上，司马迁说：“迁生龙门，耕牧河山之阳。年十岁则诵古文。”十九岁时，他从长安出发，足迹遍及江淮流域和中原地区，所到之处考察风俗，采集传说。在《自序》上司马迁说“（他）二十而南游江、淮，上会稽，探禹穴，窥九疑，浮沅、湘。北涉汶、泗，讲业齐鲁之都，观夫子遗风，乡射邹峄；厄困蕃、薛、彭城，过梁、楚以归。于是迁仕为郎中，奉使西征巴、蜀以南，略邛、莋、昆明，还报命。”二十五岁时，他又以使者监军的身份，出使西南夷，担负起在西南设郡的任务。足迹遍及“邛、莋、昆明”等地。　汉武帝元封元年（前110年）司马谈去世，三年之后，司马迁承袭父职，任太史令，同时也继承父亲遗志（司马谈临终曾对司马迁说：“余死，汝必为太史；为太史，无忘吾所欲论著矣。”)，准备撰写一部通史。汉武帝太初元年（前104年），司马迁与唐都、落下闳等共同定立了“太初历”，该历法改变了秦代使用的颛顼历以十月为岁首的习惯，而改以正月为岁首。从而，为中国的农耕社会奠定了其后两千年来所尊奉的历法基础。之后司马迁便潜心修史，专心写作，开始了《史记》的写作。

　　公元前110年（元封元年），汉武帝举行大规模的巡行封禅，步骑十八万，旌旗千余里，浩浩荡荡。司马迁的父亲司马谈是史官，司马谈这时候却病了，经过汉武帝的允许留在洛阳养病，正好司马迁从长安匆匆赶去追随汉武帝，在洛阳见到了他奄奄一息的父亲司马谈。　司马迁在为《史记》写的“自序”里，详细记录了司马谈在“河、洛之间”对他说的那番语重心长的遗嘱。司马谈说：余先，周室之太史也，自上世尝显功名于虞、夏，典天官事，后世中衰，绝于予乎？汝复为太史，则续吾祖矣。今天子接千岁之统，封泰山，而余不得从行，是命也夫，命也夫！余死，汝必为太史。为太史，无忘吾所欲论著矣。且夫孝始于事亲，中于事君，终于立身，扬名于后世，以显父母，此孝之大者。夫天下称颂周公，言其能歌文、武之德，宣周、邵之风，达太王、王季之思虑，爰及公刘，以尊后稷也。幽厉之后，王道缺，礼乐衰，孔子脩旧起废，论《诗》、《书》，作《春秋》，则学者至今则之。自获麟以来，四百有余岁，而诸侯相兼，史记放绝。今汉兴，海内一统，明主贤君忠臣死义之士，余为太史而弗论载，废天下之史文，余甚惧焉，汝其念哉！　司马迁俯首流涕，对父亲发誓说：“我虽不聪敏，请容许我把您已记录编排过的有关过去的传闻，完整地书写出来，绝不敢有缺漏。”洛阳相会，就这样成为这一对钟情于历史学的父子之间的生死之别。

编著《史记》和获罪

　　公元前108年（元封三年），司马迁38岁时，正式做了太史令，有机会阅览汉朝宫廷所藏的一切图书、档案以及各种史料的机会，他一边整理史料，一边参加改历。等到公元前104年（太初元年），中国第一部历书《太初历》完成，他就动手编写《史记》。　公元前99年（天汉二年），汉武帝派贰师将军李广利带兵三万，攻打匈奴，打了个大败仗，几乎全军覆没，李广利逃了回来。李广的孙子李陵当时担任骑都尉，带着五千名步兵跟匈奴作战。单于亲自率领三万骑兵把李陵的步兵团团围困住。但是李陵的箭法十分好，兵士也十分勇敢，五千步兵杀了五六千名匈奴骑兵单于调拨更多的兵力，然而仍然无力与李陵相抗衡。就 司马迁发愤写《史记》

[3]在单于准备退军之时，李陵手下有一名军候侯敢叛变，将李陵内部军情告发。告诉单于李陵后面没救兵，而且教单于部下制作连发连射的弓箭。单于于是继续与李陵作战。最后李陵寡不敌众，只剩了四百多汉兵突围出来。李陵被匈奴逮住，投降了。　大臣们都谴责李陵不该贪生怕死，向匈奴投降。汉武帝问太史令司马迁，听听他的意见。　司马迁说：“李陵带去的步兵不满五千，他深入到敌人的腹地，打击了几万敌人。他虽然打了败仗，可是杀了这么多的敌人，也可以向天下人交代了。李陵不肯马上去死，准有他的主意。他一定还想将功赎罪来报答皇上。”　汉武帝听了，认为司马迁这样为李陵辩护，是有意贬低李广利（李广利是汉武帝宠妃的哥哥），勃然大怒，说：“你这样替投降敌人的人强辩，不是存心反对朝廷吗？”他就把司马迁下了监狱，交给廷尉审问。司马迁被关进监狱以后，案子落到了当时名声很臭的酷吏杜周手中，杜周严刑审讯司马迁，司马迁忍受了各种肉体和精神上的残酷折磨。面对酷吏，他始终不屈服，也不认罪。司马迁在狱中反复不停地问自己：“这是我的罪吗？这是我的罪吗？我一个做臣子的，就不能发表点意见？”不久，有传闻说李陵曾带匈奴兵攻打汉朝。汉武帝信以为真，便草率地处死了李陵的母亲、妻子和儿子。司马迁也因此事被判了死刑。第二年汉武帝杀了李陵全家，处司马迁以腐刑。腐刑是个奇耻大辱，污及先人，见笑亲友。后司马迁在《报任少卿书》中提及此事中说道：“遭遇此祸，重为乡党所戳笑，以污辱先人，亦何面目复上父母之丘墓乎，虽累百世，垢弥甚耳，是以肠一日而九回，居则忽忽若有所亡，出则不知其所往，每念斯耻，汗未尝不发背沾衣也。”在狱中，又备受凌辱，“交手足，受木索，暴肌肤，受榜棰，幽于圜墙之中，当此之时，见狱吏则头抢地，视徒隶则心惕息”（司马迁《报任安书》）。几乎断送了性命。他本想一死，但想到自己多年搜集资料，说：“人固有一死，或重于泰山，或轻于鸿毛。”要写部有关历史书的夙愿，因此为了完成《史记》的写作，忍辱负重，希望出现一线转机。　公元前96年（太始元年）汉武帝改元大赦天下。这时司马迁50岁，出狱后当了中书令，在别人看来，也许是“尊宠任职”，但是，他还是专心致志写他的书。直到公元前91年（征和二年），《史记》全书完成，共得130篇，52万余言。[4]

编辑本段大事年表

　　公元前145年（汉景帝中元五年）　司马迁生于龙门。　公元前140年（汉武帝建元元年） 6岁，在故乡读书。　父亲司马谈任太史令。《太史公自序》：“谈为太史公，仕于建元元封之间。太史公既掌天官，不治民。”　公元前136年（建元五年） 10岁，在故乡。　《太史公自序》：“耕牧河山之阳，年十岁，则诵古文。”按：司马迁10岁左右，即在故乡过着半耕半读的生活。　公元前135年（建元六年） 11岁。　窦太后死，汉地区冲突罢绌老刑名百家之言，重新发动尊儒。一说司马迁出生于这一年。　公元前134年（汉武帝元光元年） 12岁。　是年董仲舒上“天人三策”。汉武帝罢黜百家，独尊儒术。司马迁时在夏阳耕读，时在长安求学。　公元前127年（汉武帝元年朔二年） 19岁，从夏阳迁居长安。　汉武帝从主父偃建议迁民于茂陵。司马迁随家迁于京城。从孔安国学《尚书》，从董仲舒学《春秋》。孔安国为侍中。　公元前126年（元朔三年） 20岁，游历各地。　司马迁漫游江淮，到会稽，渡沅江、湘江，向北过汶水、泗水，于鲁地观礼，向南过薛（今山东滕县东南）、彭城，寻访楚汉相争遗迹传闻，经过大梁，而归长安，历时数年，为协助父亲著作史记做准备。　公元前124年（元朔五年） 22岁。　公孙弘为丞相，请为博士置弟子员五十人。司马迁得补博士弟子员。　公元前123年（元朔六年） 23岁，为郎中。　以考试成绩优异为郎中，即皇帝的侍卫官。　公元前122年（汉武帝元狩元年） 24岁，为郎中。　司马迁侍从武帝巡视至雍，祭祀五。获白麟。司马谈始修《太史公书》。　《史记》原计划记事止于此年。 《史记》

[5]《太史公自序》：“述陶唐以来，至于麟止。”扣来司马迁修改下限述于太初末年。　公元前119年（元狩五年） 28岁，为郎中。　汉武帝游鼎湖，至甘泉（今陕西淳化县境内），司马迁以郎中身分侍从。　公元前113年（汉武帝元鼎四年） 33岁，为郎中。　随汉武帝祭祀五帝到雍（今陕西凤翔县），到河东（今山西夏县东北）。　有司与太史公司马谈、祠官宽舒议祭祀后祠。始立后土祠于汾阴（今山西万荣县）。冬十月，“武帝自夏阳东幸汾阴”，司马适随武帝回夏阳故乡。　公元前112年（元鼎五年） 34岁，为郎中。　冬十月，司马迁以侍中身分侍从汉武帝巡行至西北的扶风、平凉、崆峒。　太史公谈、词官宽舒等向武帝建议立泰 坛。太史公谈议泰 典礼。　公元前111年（元鼎六年） 35岁，为郎中将。　汉武帝与公卿、诸生议泰山禅。司马迁受命为郎中将以皇帝特使身份奉使西征巴蜀以南，到达邛（今四川西昌一带）、笮（今四川汉源一带）、昆明（今云南曲靖一带），安抚西南少数民族，设置五郡。　公元前110年（汉武帝元封元年） 36岁，为郎中。　汉武帝前入泰山封禅，太史公司马谈随行，至周南（今河南洛阳）而病危。司马迁自西南归，见父于周南。谈临终嘱司马迁继孔子而续《春秋》。　司马迁以郎中身分侍从汉武帝至泰山，又至海边，自碣石至辽西。又经北边、九原（今包头市西），五月回到甘泉。　公元前109年（元封二年） 37岁，为郎中。　春，司马迁随汉武帝到缑氏（今河南偃师），又到东莱。四月，黄河决口，司马迁从武帝至濮阳瓠子决口处，与群臣从官负薪塞黄河决口。　公元前108年（元封三年） 38岁，为太史令。　继父职为太史令。《太史公自序》：“太史公卒三岁，而迁为太史令，绅石室金匮之书。”与朋友挚峻书信往还，勉励其抛弃隐居生活，立志于事业，从而立德、立言、立功。　公元前107年（元封四年） 39岁，为太史令。　冬十月，司马迁随汉武帝至雍，祭祀五帝。经回中道，批出萧关（今宁夏固原县东南），经涿鹿，从代地（今河北蔚县）而还，经河东回长安。　公元前106年（元封五年） 40岁，为太史令。　冬，司马迁随武帝至南郡盛唐（庐江），望祭虞舜于九嶷山，自寻阳（今湖北黄梅县西南）过长江，登庐山，北至琅琊（今山东诸城），增封泰山，沿海而行。　公元前105年（元封六年） 41岁，为太史令。　冬，司马迁随汉武帝行至回中（今陕西陇县西北）。三月，经夏阳至河东，祭于后土祠。　公元前104年（汉武帝太初元年） 42岁，为太史令。　司马迁与上大夫壶遂等制定《太初历》，汉武帝宣布废《颛顼历》，改用此历法。太初历对后代有极大影响。　冬十月司马迁随武帝祭泰山。　司马迁开始著述《史记》。　公元前103年（太初二年） 43岁，为太史令。　司马迁专心著述。　“绝宾客之知，忘室家之业，日夜思竭其不肖之材力，务一心营职。”　公元前100年（汉武帝开汉元年） 46岁，为太史令。　苏武出使匈奴被扣，武帝发兵讨伐匈奴。　李陵为将，请“自当一队”。　公元前99年（天汉二年） 47岁，为太史令。　三月，司马迁随汉武帝至河东，祭祀后土。　十一月，李陵战败被匈奴俘虏，司马迁因替李陵讲公道话，而被捕入狱，判死刑。　公元前98年（天汉三年） 48岁。　李陵被灭族。　司马迁为著作史记而忍辱苟活，自请宫刑。　《悲士不遇赋》约作于是年。　公元前97年（汉武帝天汉四年） 49岁，为中书令。　被赦出狱，任中书令。《汉书·司马迁传》：“迁既刑之后，为中书令，尊宠任职。”发愤著史记。　公元前93年（太始四年） 53岁，为中书令。　任安（少卿）此年四、五月间有信给司马迁。　公元前91年（汉武帝征和二年） 55岁，为中书令。　《报任少卿书》作于是年。　完成《史记》。《报任少卿书》说：“仆近自托于无能之辞，网罗天下放失旧闻，考之行事，稽其成改败兴坏之理，凡百三十篇。”“仆诚已著此书，藏之名山，传之其人。”　公元前90年（征和三年） 56岁。　司马迁约死于这一年。死因不明。　一说司马迁死于公元前87年（汉武帝后元二年）， 又一说死于公元前86年（汉昭帝始元元年）。　《汉书·旧仪注》：“司马迁作《景帝本纪》极言其短，及武帝过，武帝怒而削去之，后坐举李陵，陵降匈奴，故下迁蚕室，有怨言，下狱死。”郭沫若《关于司马迁的死》：“下狱死事，必世有流传，故卫宏、葛洪均笔之于书，谅不能无中生有，以歪曲史实”。[6]

编辑本段存世作品

　　出狱后，司马迁改任中书令，发愤撰写史书，亦欲“究天人之际，通古今之变，成一家之言”，完成了中国第一部纪传体通史——《史记》。《史记》最初没有书名，司马迁将书稿给东方朔看过，东方朔佩服不已，将其命名为《太史公书》，后世称《太史公书》为《史记》。　“史记”原本乃各国史书的通称，司马迁的著述也正是参考战国时期各国史记所作。但后来因为《太史公书》的影响，大约在东汉时期，就已经成为此书专名。司马迁完成《史记》后，知道该书不被当世所容，故预先将副本存之名山，流传后世。　《史记》对后世史学和文学的发展都产生了深远影响。郑樵称：“六经之后，唯有此作”。鲁迅称誉《史记》为“史家之绝唱，无韵之离骚”。赵翼《廿二史札记》说：“司马迁参酌古今， 发凡起例，创为全史，本纪以序帝王， 世家以记侯国，十表以系时事，八书以详制度，列传以志人物，然后一代君臣政事贤否得失，总汇于一编之中。自此例一定，历代作史者，遂不能出其范围，信史家之极则也。”

编辑本段货殖思想

　　司马迁《货殖列传》的开篇即引用老子的至治理想，而且全篇自始至终都被道家“顺应自然”、“无为而治”的自然主义思想所笼罩。开篇所引《老子》曰：“至治之极，邻国相望，鸡狗之声相闻，民各甘其食，美其服，安其俗，乐其业，至老死不相往来。”接着是司马迁自己的话：“必用此为务，挽近世涂民耳目，则几无行矣。”这段引文省去了《老子道德经》原文中“小国寡人，使有什佰之器而不用，使人重死而不远徙。虽有舟舆，无所乘之；虽有甲兵，无所陈之。使民复结绳而用之”几句，并补入了“至治之极”四个字，由此可见司马迁对《老子》这段话的重视，而紧接着引文而来的就是司马迁自己的观点——“必用此为务”。在这里，司马迁表面上是引用老子的话，实际上是借老子之口说出了被他改造过和发展了的至治理想。他保留了道法自然的内核，有意识地剔除了反映原始社会“小国寡人”和奴隶社会“使民”如何的思想，体现了深得道家精髓的“与时迁移”思想(《史记太史公自序》)。　司马迁的这种至治理想，其核心是天道自然，要旨是人民的足欲。司马迁的至治理想堪与孔子“天下为公，选贤与能，讲信修睦”(《礼记·礼运》)的大同理想相并论，区别在于后者重秩序安排，而前者重自然演进。王充在《论衡命禄》中引用“太史公曰”，进一步概括了司马迁的“天道自然观”思想。太史公曰：“富贵不违贫贱，贫贱不违富贵。”“夫富贵不欲为贫贱，贫贱自至；贫贱不求为富贵，富贵自得也。春夏囚死，秋冬王相，非能为之也；日朝出而暮入，非求之也，天道自然。”[7]

编辑本段星象成就

　　在两汉时 司马迁题跋像

[8]期的星象家中，首先要提出司马迁。大家都知道司马迁是一个伟大的史学家，而不知他也是一位对天文星象精到造诣的专家。其实只要仔细读其《史记》的《天官书》《律书》《历书》就可明白称他为天文星家专家决非虚誉。像司马迁这样博大精深的文学大师，绝对不会自划范围，限制自己的知识体系和探索领域。古代的史官本来以星历之事为其本职之一，故精通星象之学也不足为奇。不过司马迁能用史学家的高赡远瞩的眼光，把星象学与历史问题结合起来以究天人之际通古今之变，这可是其他星象家和史学家皆望尘莫及的高明之处。司马迁并末用星象学去占测具体的人事变异，而是用来总结历史规律，这不能不说是他对星系学的创造性应用。　司马迁继承父亲遗志遗业，完成《史记》及“推古天变”之任务，并明确表述为“通古今之变，究天人之际”，其结论表述在《天官书》中，即据春秋242年之间日食三十六、彗星三见等星象，联系点天子衰微、诸候力政、五伯代兴及到战国及秦汉之际的社会变乱动荡，而总结出天运三十年一小变，一百年一中变，五百年一大变，三大变为一纪，三纪而大备的“大数”，最后才认为“天人之际续备”。这是司马迁星学之应用的最重要之范例，在整个星学历史上占有最高地位。　此外，司马迁又总结了战国以来的星象学的基本原则，表述如下（亦记载于《天官书》中）：　“我仔细检查史书的记裁，考察历史上的事变，发现在100年之中，五星皆有逆行现象。五星在逆行时，往往变得特别明亮。日月的蚀食及其向南向北的运行，都有一定的速度和周期，这是星象学所要依据的最基本的数据。而星空中的紫宫星垣和东西南北四宫星宿及其所属的众多星辰，都是位置不变的，它们的大小程度和相互向的距离也是一定不变的，它们的分布排列象征着天上五官的位置。这是星象学中作为‘经’亦即不变的依据。而水、火、金、木、土星则是上天的五位辅住，它们的出现隐伏也有一定的时间和周期，但其运行速度快慢不均。这是星象学中的‘纬’亦即经紫变动的部分。把这些固定的和变动的两种星象结合起来，就可以预测人事的变化了。”[9]

中国著名的古典神话小说《西游记》中的唐玄奘，他在徒弟孙悟空、猪八戒、沙和尚的帮助下，历尽九九八十一难，终于从西天取回了三藏真经。然而，在现实中确有玄奘赴印度取经这件盛事，而且，其遭遇的艰难险阻远比神话中更甚，特别从天水经过河西走廊，经凉州、过肃州、抵瓜州、渡瓠芦河(布隆吉河)到玉门关、偷越五峰，在甘肃这段行程，历尽艰险，才达伊吾。

玄奘姓陈，是我国初唐时期的一位高僧，大翻译家、旅行家；俗名陈，(公元600年-—664年)河南氏人(今偃师县境)，其父陈惠，孝廉出身，玄奘是幼子。玄奘少年时聪颖过人，十岁丧父，随二兄陈素(法名长捷)迁居洛阳净土寺，为少年行者。13岁出家，法名玄奘，从师习读佛传经书6年。公元618年瓦岗起义军兵临洛阳，隋亡唐兴，李渊继位长安，玄奘乃随兄奔长安。旋入蜀赴成都，从名师研经5年；因他“敬惜寸阴，励精无怠”，因而学业大进。乃复思东下，咨访高人。听说天竺(今印度半岛)的摩揭陀国有世界上最大的佛寺那烂陀寺，是佛教的最高学府，由著名的佛学泰斗戒贤法师主持，于是他结侣上表，申请到天竺求法取经。

一、趁机会兼程奔凉州

唐贞观元年(公元627年)，玄奘已27岁，他终于等到了时机。恰巧遇到在长安学《涅经》的秦州(今天水市)僧人孝达功毕返乡，便和他结伴同行去秦州，没想到很快地就到了甘肃东南重镇秦州。只匆匆歇了一宵，翌日即随西行商旅直赴兰州。抵兰州后，又巧遇“凉州送官马归者”，即于次日兼程随行渡黄河北上，直奔河西商贸重镇，佛教中心凉州城(今武威市凉州区)，行程约两千里，历时半月有余，一路顺利，无人查问，玄奘心中窃喜。

二、吐真情首程遇阻

为了打听出关和西行的途径，筹措行资，玄奘决定在凉州佛寺停歇一段时间。其间，他结识了河西佛教的领袖慧威法师，法师对这位京师大庄严寺名僧法常之弟子玄奘深为敬重。旋即应当地僧俗的请求，请玄奘开讲了《涅》、《般若》诸经，玄奘以其渊博的知识，精辟的解说，搏得当地和过往僧俗佛徒的赞许和尊敬，所获布施亦甚丰厚。在他讲经中，也不时吐露了他要步法显后尘，西行印度求法取经的意愿和决心，从而引起了新任凉州都督李大亮的注意。都督问明了玄奘来凉准备西行的意图之后，乃令玄奘立即离凉返回长安，不让他西行出关。

三、慧威智助入瓜州

慧威法师对这位青年唐僧的学识和只身西游取经的宏愿深为赞许，就积极为他西行出谋划策，并对玄奘说，大师若决意出关西行，必须躲过沿途官廷耳目，夜行昼伏，潜行至瓜州。那里的剌史是我佛门弟子，他会给你方便和帮助的，但不可透露出关取经的事，可相机而行，偷渡出关。现都督已令你立即离凉返京，白天行动目标太大，只能连夜出行了。我派慧琳、道整两个小徒弟护送你去瓜州，沿途佛寺有我弟子关照，定能顺利通行。愿大师珍重。玄奘拜谢了慧威法师，于当夜偕二小和尚逃离凉州，昼伏夜行，赶路西奔。

四、州吏义释促西行

玄奘三人依计潜行，穿过甘州(张掖)、肃州(酒泉)，经玉门直赴瓜州城(今锁阳古城)，由于有沿途佛寺僧徒的帮助，终于顺利地到了瓜州城，在一寺院安了身。不久，他从礼佛的过路商人处打听到了出关的路线，获悉从瓜州北行五十余里即抵玉门关，关临瓠芦河，下阔上窄，水深不可渡，行旅均需从关门进出。出关西北行，有五烽，有官兵把守，各烽相距百里，途中无水草，五烽之西出莫贺延碛，即可达伊吾。一日，有一胡僧进寺礼佛，听说有京师来的高僧，执意要拜玄奘为师，玄奘见此人身体壮实，虔诚恭顺，就为他授“五戒”，收他为俗家第一个弟子，此人名叫石陀，很可能是小说《西游记》中孙悟空的原型。在榆林窟的壁画中有一幅唐僧取经图的师徒二人同行，即源于这段故事。

胡僧石陀受戒后即回家备上素果斋饼，送给师父。当胡僧进一步问及生活起居有何难处，玄奘乘机将他准备西行取经，无人可作向导说了出来，胡僧听后，当即表示愿意护送师父出五烽，玄奘听了非常高兴，乃与胡僧商议买马，准备行装以及偷渡出关的事，并约定时日，立即启程。

正在这时，从凉州发来的追捕玄奘的文书也传到瓜州了。瓜州州吏李昌也是个笃信佛教的佛教徒，他一见到“有僧字玄奘，欲入西蕃，所在州县，宜严候捉”的追捕文书，就猜出剌史大人热情接待的青年和尚就是玄奘了。他把唐僧请至州所，把公文给玄奘看，问是不是欲入西蕃之人？唐僧惊惶失措，未敢承认。李昌见状就说：“法师只管说实话，若真是，弟子当竭力为法师设法。”玄奘无奈，只好如实说出真情。州吏听了，深为他的诚心求法精神所感动。当着玄奘的面，撕毁了追捕文书，劝他快做准备，速速离开瓜州，出关西行。

五、惊险夜渡瓠芦河

第二天傍晚，玄奘与石陀准备停当，约定翌日在城外荒草滩会合后，立即启程出关。第二天胡僧石陀牵着马、驮着行装，并偕一骑赤色瘦马的老翁来到约定地点，他向玄奘介绍说：此翁去过伊吾三十余次，对这段路熟悉，特邀请他来介绍点情况，出些主意。

唐僧扶老翁下马，席地而坐，诚心地请老者赐教。老翁一见西行的法师竟是个青年僧人，就劝他道：从这里出关西行去伊吾的路途极其险恶，关外五烽各距百里，无水草，只五烽下有泉，有兵卒戌守；五烽之外横着八百里的沙碛，上无飞鸟，下无走兽，其间无有水草和道路，行旅只能凭尸骨、马粪作路标摸索前行，有不少成群结队的商旅尚且迷失方向而葬身沙海中，你却孤身一人，这太危险了。我劝你还是打消西行念头，返回长安的好！

玄奘随即向老翁表白只身赴印求法取经的宿愿与誓不后退的决心。老翁见玄奘意志坚定，就建议道：法师既决意西行，必须绕过玉门关，从瓠芦河上游十多里处过河，那里的水面较窄，也不易被人发觉；不过你买的稚口壮马，腿脚虽健，却不识沙海途径，也没有穿越沙碛的经历，恐怕难于将你送过沙海。别看我这匹老瘦的红马，曾往返伊吾间十五次，脚力仍很矫健，且识路途。玄奘觉得言之在理，就将他新买的壮马与老翁的老瘦的赤色老马作了交换，然后向老翁拜谢，祈祷告别，与胡僧石陀一道向玉门关方向行进。

一路上，师徒二人默默地趁着朦胧的月色匆匆忙忙向前赶路。约至三更时分，他俩已抵瓠芦河上游河畔，西面十多里外的玉门关隐隐可辨，这儿的河面仅一丈多宽，岸边有数株胡杨树，他叫胡僧下马砍树架桥，依次将人马行装引渡到河北岸，找一隐蔽僻静处，就地歇卧休息。

胡僧卸下行装，举目四顾是茫茫沙碛、死气沉沉的荒野，他的心却像一口沸腾的锅，一宵未能合眼。拂晓，胡僧心急如焚，想玄奘一起身就要催促赶路前行了。于是心一横，拔刀而起悄悄地向玄奘身边走去，心想把他杀了，自己逃回瓜州去。

刚走几步，又犹豫起来，想师父与我冒昧平生，素无仇怨，而且还是自己受戒的师尊，又不忍心下手了；又怕冤杀无辜会遭报应，自己将永世受罪，不得超脱，也是令人恐惧的。所以踱来踱去，一直未敢下手。这时的玄奘也已听到有了动静，睁开眼瞟了胡僧一眼，见其持刀踱步，知石陀起了异心，他定了定神，起身打坐，眯着眼观察动静，口里不停地念“救苦救难的观世音”，为他消灾免难，保佑他平安地西行取经。胡僧见状，知玄奘已察觉他的异态，只好放下刀，上前向师父跪下，如实讲出了他一夜未眠所忧虑的隐情，恳请师父可怜他这俗家弟子。一人死不足惜，我还拖家带口，全仗我抚养，还是求师父同我一道回去吧！玄奘一见险情有了转机，知胡僧不想再送他出五烽了，乃重申了他决意出蕃取经誓言，应允胡僧返程回瓜州，并赠他一匹马和一些银钱食物作为酬劳。一场惊险的生死别，终于化险为夷，平安地度过来了。

六、王祥仗义相护送

胡僧走后，玄奘自己收拾好行装，又孑然一身，骑上赤色老马，向西北方浩翰沙海中的第一烽前进。

这是一个特别睛朗的日子，一轮红日已高高地悬挂在没有一丝云彩的蓝天中，忽然他看见前方的天际有数百队军卒，身着毛皮的衣服，骑着驼马，手持长矛，还打着旌旗大纛在沙碛中行进，忽而停止，忽而前行，倏忽万变。远看时却很清楚，一逼近点又不见了。玄奘心虚，以为是遇到追捕他的军队或者盗贼了，只得暗自叫苦，嘴里不停地念观世音菩萨，以求保佑。念了一阵之后，见天际的影踪消失得无形无迹了，心想这可能就是沙海中的妖孽了，被菩萨赶跑了。忽然又听到天空中有叫喊声：“不要怕！不要怕！”这时他才合掌打十从恐怖的感觉中定下神来。其实玄奘在疏勒河北戈壁滩中所见到的，就是大漠中的“海市蜃楼”之幻景。他亲身经历的这段精彩的记述，使1300年后的现代人读起来，仍感到十分真实和亲切，这《大慈恩寺三藏法师传》中对瀚海幻景的记述，恐怕是世界各古籍上最早而最详细具体的记述了。

玄奘走了八十多里，就见到第一烽了。他恐被候卒发现，就隐伏在附近沙沟里休息，等到天黑了，他才去烽西的水泉取水，刚洗手饮毕，欲取皮囊装水时，忽有一箭射于膝帝，接着又是一箭，玄奘知已被发现，乃向烽上喊道：“我是从京师来的和尚，诸莫射我！”随即起身牵马向烽前走去，烽内戌卒也开门走了出来，将他引入烽内，去见校尉王祥。王祥一问法师姓名，玄奘如实通报了，王祥听了深感惊异，说：“我听说法师已东返京师了，怎样竟来这里了？”

玄奘把自己求法取经的意愿与决心表述了一番，王祥见如此年青的和尚竟是在凉州讲经的大法师，心中十分敬重，又见他只身违禁出关远行，乃好言相劝道：法师一人离烽西行，道路遥远而极艰险，恐难到达，不如送你回瓜州，可不以违禁出关治罪；如法师不愿返京，弟子可伴你去敦煌，那是我老家，有一个张皎法师，钦贤尚德，法师若去那里讲经礼佛，他一定是很欢迎的。玄奘一听王祥也是虔诚的佛门弟子，心中暗喜，乃坦诚地说出了自己十多年来从国内名师学研经论，婉言谢绝了回瓜州，去敦煌的建议，并表示若要拘留，愿听任施加刑罚，还立下了“宁肯西行一步死，决不东退一步生”的誓言。

王祥见法师意志坚定，无意东返，就把准备好的烧饼与水囊送给玄奘，并亲自送出烽外十多里，才挥泪拜别。玄奘遵照王祥指引的方向策马急行，果然于天黑前安然到达第四烽，他担心被留难，就想悄悄地从水泉装上些水过烽赶路算了。不料刚走到水泉边，就有箭射来了。玄奘只得下马向烽上人通报自己的姓名身份。戌卒出烽来将玄奘引入，见烽官王伯陇，王问法师何来？玄奘如实相告，是王祥校尉嘱我从这里过的。伯陇听了十分高兴，毫不置疑，留玄奘住了一宵，第二天临行时，又给他送了一个大水囊和马料，并嘱咐法师不可去第五烽，因该烽烽官性情粗暴，恐生恶念刁难师父，可绕烽向西行百里去野马泉取水，再西行八百余里，穿过莫贺延碛，就可达伊吾国了，玄奘上马合十致谢拜别。

七、九死一生抵伊吾

玄奘按照王伯陇指引的方向绕过了第五烽，果然进入了不见水草，上无飞鸟、下无走兽、无路可循的茫茫大沙碛之中，除了天上的骄阳和自身的孤独身影外，找不到一点分辨方向的景物，老翁的劝告仍在耳边作响，平添了他心中的恐惧和不安。他只得不停地念观世音菩萨，随着老马向前走。

他只见在身前马后，不时出现千奇百怪的“热风恶鬼”，环绕而行(可能是旋风尘柱之类)，他就高声地念观世音菩萨，却不能将其驱散，他启诵《般若心经》，诵经毕，那些古怪的影迹就消失不见了。玄奘在这种惶恐的气氛中走出了百余里，想下马休息一下，喝点水解解乏。不料从马背上取囊喝水时，一失手就把王伯陇给他盛水的大皮囊中的水全部洒失到地上了。真是祸不单行，气得他蹲坐在地上，自怨自艾，茫然不知所措。他明知没有饮水，是不能穿过这八百里黄沙的。于是策马东行，想返回第四烽盛上水，询问野马泉方向再西行。约走了十多里路，忽又想起了自己立的“不达印度，决不东返一步”的誓言。只好硬着头皮，拨转马着，继续向西北方向行进。一直熬了四夜五天，人和马都因极度干渴和疲困而步履难艰了。最后因过于干渴疲困，人马均昏厥在沙碛中了。

不知在荒野昏卧了多少时辰，到当晚的半夜，忽然刮来了一股带潮气的凉风，像一盆冷水洒在快干枯的花草上一样，一下子使昏迷中的玄奘和老马清醒过来了，他坐起来，揉了揉干枯的眼睛，定神一看昏倒的老马也站立起来了，心中大喜，立即起来跟在马后，慢慢地向西进发。大约走了十来里路，那老马突然加快了步伐，朝偏北方向奔跑，玄奘勒不住马缰，只得尾随而去。赶了几里路，忽见前面出现一片青草地，真是喜从天降，玄奘拖着无力的双腿，踉踉跄跄地奔上前去，又发现了水泉，痛快地饱饮了一通。离开“救命泉”，在荒凉的沙碛中又艰苦地向西赶了两天路程，伊吾城就出现在眼前了。玄奘欣喜过望，策马进城，在一有三个汉僧的寺庙里住下了。总算是九死一生，逃出了这令人难忘而充满恐怖的莫贺延碛大沙海。至于那救过唐僧生命的泉滩在哪里？不少考古学者和地理学家都作过探究，大多认定在今新疆东境，有人认为在今甘新公路和红柳至苦水塘或烟墩之间，也有人认为在野马泉西北之梧桐窝子泉一带，也可是野马泉西南的旱草湖，这个泉湖距哈密(即唐伊吾)约一百多公里，与日之行程相近。不过，这个古史之迷，至今尚无定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