著名天文学家王绶琯逝世，曾以他姓名命名小行星，他为何值得所有人缅怀？

很多人把注意力都关注到明星的丑闻、明星的去世上面，但我认为一个国家国民最为关心的人物应该是为国家做出了突出贡献的人物，比如像最近去世的中国天文学的泰斗王绶绾先生。他是中国射电天文的开创者，曾任北京天文台台长。

王绶绾先生1923年，出生于福建福州，13岁考入马尾海军学校学习，先是学习航海，后又改学造船。1943年重庆毕业后，他又赴英国学习造船。1950年，他转向了自己一心喜爱的天文事业，任伦敦大学天文台助理天文学家。1953年，他毅然放弃了外国优越的研究条件，回到祖国，先后任紫金山天文台台长、徐家汇观象台台长和北京天文台台长。1980年他当选为中国科学院院士，之后，他一直历任中国科学院数学物理部副主任、主任等职。他还被选为中华人民共和国第五届、六届、七届、八届全国人民代表大会代表。

王绶绾1953年回国之后，便负责国家迫切需要的大地测量与绘图工作，在授时方面贡献卓著。他的第2个贡献卓著的领域便是射电天文学。射电天文学是二战以后天文学兴起的一门新兴科学领域。1958年借中苏在海南岛联合观测日环食之际，中国向苏联提出了借用其小型射电望远镜来发展自己射电天文学的建议，王绶绾先生临危受命，当时我国在这一片领域还是一片空白。他专门在北京打造了一个以各地天文学骨干为核心组建的射电天文学培训班。进行了为期一年的培训，为我国天文学领域实测、理论、测量等方面的综合提高打下了坚实的基础。

正是因为这个培训班培养了我国的第一批射电天文学家，才使我国的天文学在射电领域能够领先世界。在王绶绾先生的领导之下，我国天文学家很快便成功研发了我国自主设计的射电望远镜，已经可以对太阳厘米波进行监测。1966年以来，王绶绾领导的团队自主研发了5项米波射电干涉仪等重要的天替观测设备。王绶绾先生最重要的贡献是研发了大天区面积多目标光纤光谱望远镜，这是一台既具备大口径又具备大视场的天文望远镜，解决了困扰天文学上百年的难题。该望远镜可以在大片天区中观测到几千个光谱，使观测效率提高了几千倍，并且造价低廉，只有2,000万美元，远低于美国的10亿美元的同等设备。

武向平给小博士报的题词是学科学，爱科学。

2021年6月，中国科学院院士、国家天文台研究员武向平在南宁市民乐路小学以《认识我们的宇宙》为题，带领学生们认识宇宙，追朔宇宙的起源，了解宇宙结构的形成和演化，预知宇宙未来的命运。

活动最后，武向平院士为民乐路小学和《小博士报》分别题词：“守正创新 自强不息”以及“学科学，爱科学”。他还鼓励同学们：每个人的成功都是不可复制的，要善于发掘自己的兴趣并努力为之奋斗，做最好的自己！

同学们提问

在武向平院士为同学们展开一系列宇宙探秘之旅后，同学们更加按耐不住自己的好奇心，迫不及待地向武向平院士提出了自己心中的问题。

《小博士报》小记者与武向平院士的互动采访也再次将此次活动推向了高潮。这些“小小科学家”与大科学家互动交流，引领现场观众情不自禁地沉浸在科学的思想交流之中，同学们在头脑风暴中进一步受到了启发，感受到了科学的魅力。

以上内容参考广西壮族自治区科学技术协会-武向平院士邕城开讲《认识我们的宇宙》

孙家栋是中国人造卫星技术和深空探测技术的开创者之一，为中国突破卫星基本技术、卫星返回技术、地球静止轨道卫星发射和定点技术、导航卫星组网技术和深空探测基本技术作出了重大贡献；为创建和发展中国人造卫星总体技术、卫星航天工程管理技术和深空探测技术，作出了系统的、创造性的成就和贡献。孙家栋是中国月球探测的主要倡导者之一，提出了2020年前中国月球探测工程分三个阶段的实施方案，明确了中国月球探测的发展方向、目标和路线图。他担任月球探测一期工程的总设计师，确定了工程目标和工程总体方案，对工程各大系统的技术途径作出重要决策。

孙家栋是北斗卫星导航工程、风云二号静止气象卫星航天工程的总设计师，继续活跃在中国航天技术的前沿领域。2009年4月15日0时16分，孙家栋在西昌卫星发射中心参加指挥的北斗导航定位卫星发射任务又一次获得圆满成功。这是中国自主研制发射的第100个航天飞行器，这之中孙家栋担任技术负责人、总师或工程总师的就有34颗，在他领导下所发射的卫星奇迹般地占整个中国航天飞行器的三分之一。孙家栋亲历、见证、参加、领导了中国航天的全部过程。

2012年6月4日，中国航天科技集团公司高级技术顾问孙家栋院士等五位国家最高科学技术奖获奖者小行星命名仪式在京举行。根据国际天文联合会第77508号《小行星通报》，小行星第148081号正式命名为孙家栋星。此次获小行星命名的五位科学家分别是吴征镒、王忠诚、孙家栋、师昌绪和王振义。以其名字命名的小行星是由中国科学院国家天文台施密特CCD小行星项目组发现并获得国际永久编号，经国际天文联合会小天体命名委员会批准而正式命名的。全国政协副主席、科技部部长万钢，中国科学院副院长詹文龙等出席命名仪式，并向获奖者颁发了小行星命名证书和小行星运行轨道图。命名仪式由科技部副部长陈小娅主持。孙家栋代表获奖者发言。

在中国的航天领域，孙家栋是很有权威性的。孙家栋几乎把自己的一生都奉献给了中国的航天事业。

王绶_

王绶_，1923年1月15日出生于福建福州，天文学家、中国现代天体物理学的奠基者之一、科普教育专家，中国科学院学部委员、国际欧亚科学院院士，中国科学院国家天文台研究员、名誉台长。

1936年至1943年王绶_在重庆马尾海军学校就读；1945年赴英国留学；1946年至1949年在英国皇家格林尼治海军学院造船班深造；1950年被聘为伦敦大学天文台助理天文学家；1953年回国先后就职于中国科学院紫金山天文台、上海徐家汇观象台、北京天文台，历任中国科学院北京天文台研究员、台长、名誉台长；1980年当选为中国科学院学部委员（院士）；1981年开始先后担任中国科学院数学物理学部副主任（至1993年）、主任（1994年至1996年）；1985年担任中国天文学会理事长，之后改任名誉理事长；1993年紫金山天文台将国际编号为3171号的小行星命名为王绶_星；1996年获得何梁何利基金科学与技术进步奖；1998年当选为国际欧亚科学院院士；1999年发起倡议，并组织成立北京青少年科技俱乐部。

王绶_开创了中国射电天文学观测研究，提高了中国授时讯号精度，推动了天体测量学发展，研制出多种射电天文设备，20世纪90年代与苏定强等提出大天区多目标光纤光谱望远镜（LAMOST）的初步方案。

中文名：王绶_

出生地：福建福州

出生日期：1923年1月15日

职业：教育科研工作者

主要成就：1980年当选为中国科学院学部委员（院士）

代表作品：《射电天文方法》

人物经历

1923年1月15日，王绶_出生于福建福州。

1936年，王绶_13岁时考入重庆马尾海军学校就读，刚开始学航海，后转造船。

1943年，王绶_从重庆马尾海军学校（海军不设学位）毕业，毕业后在工厂见习一年。

1945年，王绶_赴英国留学，进修造船。

1946年，王绶_在英国皇家格林尼治海军学院造船班（不设学位）深造（至1949年）。

1950年，王绶_改攻天文，并被聘为伦敦大学天文台助理天文学家，进行研究工作。

1953年，王绶_回国，先后就职于中国科学院紫金山天文台、上海徐家汇观象台、北京天文台。历任中国科学院北京天文台研究员、台长、名誉台长。

1980年，王绶_当选为中国科学院学部委员（院士）。

1981年，王绶_担任中国科学院数学物理学部副主任（至1993年）。

1994年，王绶_担任中国科学院数学物理学部主任（至1996年）。

1998年，王绶_当选为国际欧亚科学院院士院士。同年7月，王绶_致函几十位院士和专家，提出建立“北京青少年科技俱乐部”。

1999年6月，王绶_等61位院士和知名专家于联合发出《关于开展首都青少年科技俱乐部活动的倡议》。同年6月12日，“北京青少年科技俱乐部活动”开幕式在北京四中举行。

主要成就

科研成就

1955年，王绶_奉命接受了国家急需的“提高时号精确度”的紧急任务，在二年时间里完成了这一任务，同时也为打下时间、纬度等基本天体测量研究的基础创造了条件。当时引进的光电中星仪及超人差棱镜等高仪技术还为尔后中国发展的光电等高仪起了先导作用。

1958年，王绶_在参加日食观测后受命创建了北京天文台的射电天文研究，1959年在北京主持创办了全国性的射电天文训练班，负责首次研制成中国的射电天文望远镜，制定了在北京创建射电天文科学研究的方案与分阶段发展的技术步骤和射电天文研究目标。

1966年以来，王绶_负责成功地研制出了米波16面天线射电干涉仪、分米波复合射电干涉仪、米波综合孔径射电望远镜系统等重要射电天文观测设备，并在相应的观测研究中取得多项创见性成果。

1984年，王绶_等完成了密云米波综合孔径的建设，其功能及学术贡献在国际同类开拓中占有了一席之地。启用以来编制了米波射电源表，并开展了一系列宇宙射电研究。

20世纪90年代，王绶_与苏定强等一道提出国家重大科学工程—大天区面积多目标光纤光谱望远镜（LAMOST）的初步方案，被列为国家“九五”期间大型科学工程项目。

人才培养

王绶_认为：“‘全民科学素质’和‘精英科学素质’好比塔基和塔顶，构成了国家综合科学实力的金字塔，二者在战略上互相关联。与之类似，青少年的科学素质教育也应循着‘铺设塔基’和‘攀登塔顶’这两个层次的思路来开展。”

王绶_通过探究诺贝尔奖获得者的成才规律，他发现，科学史上许多重要的科学发现都是由年轻科学家做出的。这些科学家取得重大科学突破时的年龄多集中在二十几岁。基于此，王绶_于1999年联名钱学森、周光召等60多名院士专家发起成立了“北京青少年科技俱乐部”，旨在通过科学家和青少年“大手拉小手”的方式，引导青少年走上通往科学殿堂之路，早发现和重点培养展露才华的“科学苗子”。

王绶_早在主持北京天文台工作时，就多次在中学、科技馆、天文馆讲演、座谈；每年坚持参加或出力协助青少年天文夏令营；编著了一系列受青少年喜爱的科普读物。退出第一线科研工作之后，他以主要精力投入青少年的科普教育工作。

王绶_从高中科普做起，到初中，再到各级党政干部，正在形成一套完整的科普教育体系和具体操作方法。按科普的层次顺序可表达为：全民科普、科技精英层次的科普和管理决策层次的科普。

荣誉表彰

社会任职

人物评价

王绶_是中国现代天体物理学的奠基者之一，他开创了中国射电天文学观测研究并进行了颇有成效的推进。对提高中国授时讯号精度、推动天体测量学发展作出了贡献。负责成功地研制出多种射电天文设备并取得重要研究成果。（中国科学院评）

60年来王绶_先生对中国天文，特别是射电天文做出的卓越贡献，王先生求真务实的科学精神，高瞻远瞩，勇于探索，开拓创新的精神，值得我们继承和发扬。（2012年10月15日王绶_90岁华诞在典礼中国家天文台党委书记赵刚致欢迎辞）

人物影响

1993年10月11日，中国科学院紫金山天文台向王绶_颁布小行星命名书：谨以紫金山天文台发现的国际编号为3171号的小行星，命名为王绶_星。

2012年是王绶_先生90岁华诞，又逢王先生进入中国天文60周年，10月15日下午，国家天文台在北京为王绶_先生举办了90华诞典礼。中国科学院副院长詹文龙，中国科学院副秘书长曹效业，国家自然科学基金委员会数理学部常务副主任汲培文和副巡视员董国轩，中国科学院基础局局长刘鸣华，办公厅副主任赵彦，京区党委副书记肖建春，中国科学院院士工作局副局长王敬泽等同志出席典礼并讲话。出席典礼的来宾还有叶叔华等十位天文界的院士，各天文单位的负责同志，以及参加“十月天文论坛：中国天文的过去、现在和未来”的全国各地代表共250多人。

2012年10月15日，在王绶_先生90岁华诞在典礼中，进行了中国科技大学“王绶_天文英才班”命名仪式，曹效业宣读了中国科学院给科大的批复，并向科大和英才班共建单位颁发命名牌匾。

北平解放那年，戴文赛才38岁，还年轻。他精力充沛多才多艺。他喜爱文学艺术，也爱好滑冰、游泳。基督教家庭的环境从小培养了他对音乐的兴趣。他会弹钢琴，会唱歌，偶或兴之所至，也爱谱写几支曲子。他还有一颗很发达的数学头脑，打起桥牌来十有八九能稳操胜券。在燕京园里，他算得上是个“文娱”活动分子，虽然身为教授，却经常参加学生们的团体活动，和学生们在一起唱歌，跳舞，做游戏。但他最最热爱的毕竟还是天文，一张口就爱谈天说星，他把团体活动也当成了天文科学的讲坛。甚至他的恋爱，也是通过天文做媒介的呢！

他回国以后，就经常写点科普文章，他对这工作越做越感兴趣。北平解放的前夕，他写了一本 《太阳与太阳系》，书写完后想找人抄写。当时燕京学生会为了帮助家境贫寒的学生，正在组织同学工作自助。学生会就给他介绍了两位女同学，其中一位便是外语系的刘圣梅。刘圣梅也常参加团体活动，他们本来就认识，但由于帮他抄写了书，他俩的关系才进一步密切起来了。

这本书出版了，戴文赛给圣梅送去了一本。当时，刘圣梅已经离开燕京，在一所中学里教书了。中学在城内，燕京在西郊，两个离得较远，他们便开始了书信往返。遇到星期天或休假日，文赛便进城去看她。他们在一起散步，谈心。每一次，他总要告诉她一些令人振奋的好消息：“解放了，大家都忙了。现在，好多机关、学校都来请我去作报告，要我讲天文。看来***很重视科学。我这个 ‘冷门’也开始热起来了……”

文静娴雅的圣梅总是很认真地听他讲。他比自己年长，他有学问，她喜欢他的朝气蓬勃的事业心。

“唔，多有意思！”文赛的眼睛里闪烁着兴奋的光芒：“这么多的人，从白发苍苍的老人到戴红领巾的小孩子都一股劲儿的追问：地球是从那儿来的，月亮怎么会绕着地球转的，太阳这个火球会不会熄灭……这在解放以前是不可能想象的。”

“真有趣！”

“可惜的是，我讲来讲去只能介绍古人和外国人的学说，康德，拉普拉斯，布封……要不就苏联的施密特学派怎么说，费森柯夫，萨弗郎诺夫怎么说，就是没有哪一个中国人怎么说。说起来，我们还是古天文学最发达的国家……”

文赛越说越高兴，他说呀，说呀，突然，他停了下来看了圣梅一眼，他意识到圣梅陪他出来散步可不是听他的学术报告的。他天真地哈哈大笑起来。

渐渐地，文赛认识到，他不应该老是用天文来填塞他俩之间的恋爱生活，他竭力避免在圣梅跟前无休止地谈论天文了。他可以谈的话题多着哩！解放以来，学校里展开了思想改造运动，他学了许多新鲜名词，他有了不少的心得。他作了几首钢琴曲，抒发自己的心情，抒发他对新社会的喜爱。曲子是明快、轻松的。他弹给圣梅听。圣梅问他：“思想改造不是要批判旧思想吗？挖自己的旧思想不是很痛的吗？你怎么还能轻松得起来？”

“挖的时候当然有点痛，可挖出来以后就心情舒畅了。”

“你是怎么挖的呢？”

“我吗？我挖得不好。”文赛不满意地摇了摇了头：“我们的总支书记批评我哩！”

“唔？”

“他也是我过去教过的学生。他对我说：‘戴先生，你怎么把鸡毛蒜皮的事都往上写呀！’……”

这回，轮到圣梅哈哈大笑了。她笑他的书呆子气。一个不懂得掺假人的往往是显得滑稽可笑的。可是她爱他的恰恰正是这种憨厚、老实的气质。他们终于结婚了。

1953年，戴文赛作为抗美援朝慰问分团长，访问了朝鲜。这是一次使他终生难忘的经历。他所看到听到的一切使他激动不已，使他感到做一个中国人的骄傲。但另一方面，他又觉得和英雄的中国人民志愿军比较起来，他自己对祖国的贡献实在太微小了。所以，当他从朝鲜回来的时候，心里已经暗暗下定决心：他不应该在北京住下去了，他应该到南京去，因为我国天文工作的主要基地是在南京，那里有南京大学的天文系，有紫金山天文台。他要改变自己的生活。谁也没有强迫他这么做，一个科学家的责任心，一个爱国者的良心迫使他非这么做不可。他把他的想法告诉了圣梅。

圣梅一听感到为难了。北京是她的故乡，她习惯了北京的生活，舍不得离开。离开北京，对她来说还意味着放弃她热爱的工作岗位。她犹豫了好久，但文赛还是把她说服了。有什么办法呢？服从发展天文事业的需要现在也变成了她这个英语教师的义务了。 南大校园坐落在喧闹的市区，但一到夜晚，那空旷的大操场却是个幽静的去处。遇到天气晴朗，繁星灿烂的时候常有一群群青年人来这儿漫步游荡。他们一会儿抬头仰望，一会儿又喁喁低语。站在他们中间的是一个中年男子。他手执电筒，又用一块红布遮住电筒的亮光，在夜空中指指划划，于是青年人都一齐围拢在他的身旁，听他说话。他便是南大的天文系主任戴文赛。他是带领新入学的学生来认星座的。他用清晰缓慢而略带福建口音的普通话娓娓而谈，他讲解星座的名称，星等，谱型，还常常穿插一些希腊的神话故事，同学们听得津津有味，留连忘返。这个工作，本来完全可由青年助教担任的，但戴文赛喜欢和青年人交谈交谈。他不仅教给他们知识，而且还教给他们爱，像热恋的情人一样去爱科学、爱事业、爱祖国。他的深沉的感情，强烈地感染了他的学生。多少年以后，当这些学生成长为科学战线上的中坚力量的时候，这几个在星空下漫步的夜晚依然铭刻在他们珍贵的记忆中。

戴文赛来到南大的时候，心里已经绘好了一张“蓝图”，发展我国的天文事业，必须从培养人才着手。荒芜的园地需要有志之士去开垦，去播种。他甘愿当一名辛勤的园丁。

他忙着给学生上课，忙着给研究生安排学习计划，忙着指导他们写论文。研究生写的读书笔记，他都逐字逐句地审阅，修改。有一年，他自己在北京社会主义学院学习，研究生把读书笔记和文章寄去，他不但看得很仔细，而且还一次次跑到北京图书馆去查阅了有关的原著，经过检验核对，才给寄回。他到南大以后进行的一项重要的工作是编写一套适合我国具体情况的天文教材。他全力以赴，承担了主要的编写任务，同时又充分发挥了青年教师的力量。他把各方面的力量组织起来，胜利完成了天文教学上的一项“基本建设”工作。有人因此把他比拟成“雨点的凝聚中心”。雨是怎样落下来的呢？因为天空中存在着尘埃，尘埃吸收周围的水蒸汽，凝聚成一颗颗的水珠子。当重量超过空气的浮力时，便落到地面上来了。戴文赛就是给百废待兴的天文教育事业下了一阵及时雨。

他是一个学识渊博的学者，但他从不固步自封。他喜欢和晚辈后生亲近，学习别人的长处，所以他自己能不断地吸收新鲜事物，同时也在系内培养了一种平等讨论，互相取长补短的学术风气。他编写的《恒星天文学教程》脱稿了，感到有些数学上的计算需要检验，他就把稿子交给自己原来的学生曲钦岳同志说：“稿子中涉及到‘富利叶变换’，这方面你比我熟悉，请你仔细看看。”就像当年他的导师爱丁顿教授在青年人面前实事求是地承认了自己的学识的不足。1961年，南大物理开了“电动力学”课，主讲的是位讲师，教授戴文赛也带了笔记本认认真真地去听课。但他社会活动比较多，不能课课准时，有时到得晚了一些，便悄悄从教室的边门走进去。正在讲课的讲师看见他进来，出于对尊敬，还特意停下来向他微微地鞠一躬。但有一次，班上有个学生迟到了，讲师批评得很严厉：“你要是下次再迟到，就不要进来了！”戴文赛听了以后，也联想到了自己。从此，他总是尽量提前到教室，万一有接待外宾之类的活动赶不上课，也不再半途走进教室了。

当然，他一点也没有忘记自己的科研计划。他雄心勃勃地企图在天体演化的领域内建立起我国自己的学派，他坚持不懈地收集着资料，进行着紧张的研究。他的这个雄心壮志在坚实土地上，前进一步，就是接近目标一分。

现在，他的生活比过去在北京时紧张多了。他很少有时间弹琴，下棋，游泳了。他把时间表排得满满的，成天伏在桌子上写呀，算呀。圣梅怕他劳累过度，故意支使他做点家务：“文赛，你上街去，帮我买点东西。”

他头也不抬的回答：“星期天！”

圣梅现在在南大的图书馆工作了。她工作上遇到了烦恼，需要找他谈谈。他的回答还是：“星期天！”

好不容易，总算等到了星期天，圣梅提醒他：“今天，咱们一块儿上街去。”他挑起两条眉毛说：“不是跟你说了，等星期天吗！”圣梅简直不知该怎么再跟他说下去了。 60年代，是天文科学取得飞跃发展的时期，由于观测手段的进步，国外天文学家获得了一系列的新发现，其中类星体、脉冲星、微波背景辐射和星际有机分子被称为20世纪60年代天文学的四大发现。在这个时期，我们却发现960万平方公里的土地被红色的海洋淹没了。于是心绪浩渺驰骋于无垠宇宙的教授也被命令去探索自己的“罪行”了。

这是怎么回事？他试图用他的科学头脑对这一切现象作出解答。他熟读自然辩证法，他精通科学推理学问，他智慧高超。他能猜透天上的玄妙奥秘，然而他终于陷入了目瞪口呆的困境，可悲的是他相信了一切美丽动人的辞藻，不懂得世界上会有伪装真理的谎言。他的诚实给他招来了更多的麻烦。

“戴文赛，你老实交代！你和帝国主义有哪些勾搭？”一伙至高无上的

“法官”开始对他进行“审讯”了。

戴文赛想起了他在解放初期参加思想改造运动的经验他觉得自己应该

“相信群众相信党”，他应该“襟怀坦白，无事不可对党言”。他详详细细地说出了他和国外人士的交往。他在燕京大学时出席过司徒雷登的宴会，他和某一外籍教授的私人交往比较密切……如此等等。他又一次“把鸡毛蒜皮都写上了”。他还真以为在“经风雨见世面”哩！他踏进了“牛棚”，接着又被送到大桥工地上去劳动了。他仍然相信这对他是一种“锻炼”。他推起了小车子跑得飞快。白天推小车，晚上挨批斗，他的脚踝骨在泥泞的路上跌折了。

在床上躺了好几个月。家里的墙上也贴着斗大字的标语：“坦白从宽，抗拒从严！”他还有什么地方讲得不够清楚呢？他探索了又探索。骨折还没有痊愈，他又被迫柱着拐杖下放到溧阳的农村去了。他和其他一些“牛鬼”被安排在一间农舍里，在潮湿的烂泥地上滚地铺。离开了家，离开了妻子，这下可真的需要锻炼了。圣梅也来溧阳了，可是住在十里以外的村子里，照料不到。他衣服脏了，只好自力更生。可是这里用的水，是同志们从几里路以外挑来的，他舍不得用。他把衣服浸湿了，擦上肥皂——这一点他是懂的，然后咬牙打一盆别人挑来的水，把衣服在盆子里漂上一漂，就晾到绳子上去了，旁边的同志告诉他：“戴先生，你这样洗衣服是洗不干净的！”他指指水桶说：“我的脚不好，我又不能去挑，怎好多浪费水呢？”同志们说：“这不叫浪费，你尽管用好了。”他摇摇头：“不了，不了，这样很好的。”

他在溧阳，既不能下田劳动，又不能看书写字，只好每天每天坐在地铺上发呆，他心里还在探索一个问题，这一切究竟为了什么？探索的结果，他仍然像一个天真的孩子对魔术师的戏法一样的不理解。

1972年，戴文赛又重新工作了。这一年，他正好年满花甲。学校是一个烂摊子，他的圣梅得了一身的病，他的研究工作还远远没有完成。有道是：

“人生七十古来稀，他还能有多少时间呢？”

一想起这些，真恨不得把身上每一个细胞的能量都调动起来。他从事天体演化的研究已经20年了。这是一项重大的基本理论研究。1956年制订全国科学规划时，是他自告奋勇地承担了编写天体演化资料的任务。不完成这项工作，他是死难瞑目的。如今，他已取得了不少成果，但还有许多难关需要攻克。所以他在恢复工作以后，就像一部开足了马力的机器一样，日夜不停地飞转。他常常为了解决一个问题，把自己搞得神思恍惚。

一天早晨，他到盥洗室里去刷牙洗脸，忽然大声喧嚷起来：“圣梅！圣梅！我的毛巾到哪里去了？”“嘿！真新鲜，你的毛巾不是好好地挂在架子上的吗？”“没有啊！你来帮我找一找吧！”圣梅进去一看，简直哭笑不得，

“我的天哪！你怎么把毛巾扔到马桶里去了？”

他回到天文系，看了看久违了的国外资料，看到人家这几年中所取得的成就，心里更加焦急了。他决定要把周围的人推动起来抓业务，再充当一次

“雨点的凝聚中心”。他首先倡议南京的一些科学工作者举行跨单位的小型活动，接着又在1975年发起了“南京地区天体物理讨论班”。这就是天文学界所谓“南片”活动。（后来扩大到安徽、上海、云南等地。）

在“四人帮”还没有被粉碎的时候，发起组织这样的活动，是得冒一定的政治风险的。但戴文赛却想得很天真。他说：国家宪法明文规定，公民有集会结社的自由，我们集会讨论学术问题——而且是远离地球亿万公里之外的问题，怎么会有什么风险呢？

不料，在远离地球亿万公里之外的宇宙中也包涵着敏感的政治问题，也存在着“两条路线的斗争”。

根据科学家对星系物理的研究，发现宇宙中的河外星系正以极大的速度，互相跑散开去，有的星系跑散开去的速度甚至达到光速的一半。天文学家中间存在着不同的意见。有的学者把这种现象称为“大爆炸”或“宇宙膨胀”。但在“四人帮”时期，这是个十分敏感的问题。在“四人帮”的文化专制主义的束缚下，有些人简单地从哲学上的“唯心”“唯物”的概念出发，笼而统之地把“大爆炸”或“宇宙膨胀论”斥为唯心主义，斥为“形而上学”，实际上就把宇宙学列为不准研究的禁区了。1976年8月间，“南片”在合肥举行学术讨论会。戴文赛打算就这个问题作学术报告。他倾向支持总星系膨胀的学说，反对笼统地以哲学代替自然科学的简单化做法。客观存在的物理现象总是不能靠政治术语来解决的。可哪里知道，会议刚开始，气氛就变得非常紧张。他的报告还没有做，会上就沸沸扬扬地传说，有人要对他进行批判了。他的几个学生担心他“政治上不够敏感”，连夜去向他通风报信，劝他别把观点都亮出去。

戴文赛在这些问题上的确不如他的学生们敏感。他也不是没有感觉到会场上“大批判”的气氛。（那时候的学术会议照例也是以“大批判开路”的。）但他仍然无动于衷。他挺心安理得地说：“这是一个学术问题嘛！我有什么观点，应该充分阐明，坚持真理。”他大胆在会上亮出了他的观点。他是一个科学家，人家都感到他有点书呆子气。可这回他能顶住压力，倒也幸亏他身上的这几分书呆子气。

“南片”的学术活动是富有成果的。它使天文学界在动乱过后迅速跟上了国际的步伐，在天文学界培植了浓厚的学术气氛。他的心血没有白费，他播下的种子现在已经在开花结果。我们国内过去在星系研究方面几乎是一片空白，如今全国却有了几十位天体物理、物理、数学、力学方面的学者以极大的热情在开展研究了，并已经在星系结构、高能物理、天体演化等领域内取得了一系列成果，引起了国际学术界的重视。再拿南大天文系来说，在“文化大革命”以前，一年都难得拿出一篇论文，可是在1979年一年他们发表的论文就多至30余篇。这是一个何等可喜的局面。 一次庄严的学术报告会正在进行。听讲的人一个个都瞪大眼睛，全神贯注地注视着黑板上的一大串公式。戴文赛教授也伏在课桌上，用心地记着笔记。

报告人的名字叫陆埮。他在向“南片”的天文物理工作者介绍国内外对基本粒子研究的新动向，他是南京电讯仪器厂的一个技术人员，业余研究基本粒子理论，发表过一系列的论文。戴文赛便是读到了他的论文和他交朋友的。是他，把他推荐给了科学界，邀请他来参加“南片”的学术活动的。后来，南大又聘请他到天文系任教。

陆埮回忆戴文赛教授时，讲了一个科学史上的轶闻。

丹麦有位物理学家，名叫玻尔，是诺贝尔奖金获得者，名气很大，曾被人称为原子物理学的鼻祖。以玻尔为首的一个学派——哥本哈根学派，大多是由有成就的青年科学家参加的。玻尔曾应邀去苏联讲学。苏联人问他：“他是怎么把那么多有才华的青年人团结在身边的？”他回答道：“因为我不怕在年青人面前承认自己知识的不足，不怕承认自己是傻瓜。”不料当时担任翻译的李夫希兹把这句话翻成了完全相反的意思，变成了：“我不怕青年人是傻瓜，”于是引起了一场哄堂大笑。事情过后，苏联的卡皮察院士感慨万分地说了一句话：“李夫希兹一语之差的翻译，恰恰点出了玻尔学派和苏联的兰道学派的不同特征。

陆埮说，戴文赛教授对待晚辈后生的关心和爱护，使他自然而然地联想到了玻尔的那种风格。

戴文赛的家里是他的学生和天文爱好者经常出入之所。青年人写出了论文来请他看，他是最高兴不过的：“好！好！出成果了！”他一面这样说，一面把文稿摊到桌子上，细心地抚摸着，喜悦的心情，溢于言表。他自己写了东西，也常常送给学生看，和学生一同讨论。如果他的学生帮他做了工作，替他验算过数据，他就要在文章发表的时候，把学生名字一块儿具上。他在笔记本上，还记着天文系历届毕业生全部名单和通讯地址。别人问他，这有什么用。他说：“为了随时给他们帮助。”他一向主张，作为一个教师，不仅学生在校读书的时候应该关心，学生踏上了工作岗位以后仍应该对他们负责。“文化大革命”中，天文系不少毕业生被胡乱分配到工厂和农村，被迫改了行。他和他们中间的许多人一直保持着通讯，并且经常把学术报告等资料寄给他们看。这些同志后来能够归队，调到合适的工作岗位上工作，他也出了很多的力。有一个学生毕业后被分配在气象站工作，还顶着压力继续搞科研，写出了两本书。戴文赛一直非常关心他。自己生病以后，听说这个学生想考研究生，又担心家庭经济有困难，正在犹豫不决，他在病床上就念叨：

“经济上有困难，我可以帮助他啊！”对于青年人，他真像一位慈爱的奶妈爱护自己哺育大的孩子一样。

来到戴文赛家里作客的，还有许多素昧平生的天文爱好者。因为他是一个深受群众欢迎的科普作家。他一生写了80万字的科普著作，所以全国各地都有大量来信，有的人慕名前来拜访。他除了热心解答他们的问题外，还招待吃饭，甚至资助路费，这些天文爱好者提出的问题也促使他在建立自己学说的时候把问题考虑得更周密，论证得更充实。他和不少天文爱好者交了朋友，并在他们中间发掘人才。有不少同志便是在他的热情关怀下走上天文工作岗位的。有人说，戴文赛是一位有心人，是个伯乐，这话决不是浮泛的溢美之辞。 太阳贵庚？ 46亿岁！人生几何？不过数十年！以数十年的时间，去穷究数十亿年的历史，这是多么悬殊的对比！一个天文学家的分分秒秒，都是何等宝贵！

戴文赛在和时间赛跑。他要完成关于太阳系演化的新学说的研究，写完

《太阳系演化学》；接着，他还想用自然辩证法的观点，以吸引和排斥这对矛盾去解释星系的演化，这又将是一部很厚的书。他是《中国大百科全书》天文分册的副主编和撰稿人，他有许多行政工作和组织工作要做。组织上给他配备了胡中为等几个得力助手。但是，正当严冬过尽万木春，任凭雄鹰展翅飞的时候，他突然病倒了，患的是结肠癌。经过手术，癌细胞又扩散到了肺部。

他一声声咳嗽着，仍旧伏在案头孜孜不倦地工作着。病魔一步步地夺去他的时间，迫使他一步步地退却，从每天工作五小时退却到四小时，三小时、半小时……他还是把助手们找到床前进行着学术讨论，让家属记下他的片断想法，以便将来作进一步研究。他大概连自己生的是什么病也没有功夫去想。妻子眼看他越来越不行了，便把他哥哥从上海请来，暗示他嘱咐遗言，但他却说：“哥，你放心回去，我有什么事再写信告诉你。……”

从他动手术到临终前的一年零九个月中，他写了十多万字的手稿，校完了《太阳系演化学》（上册）的原稿。他写了全国科学大会上的报告提纲和南大校庆会上的学术报告稿。1977年10月全国自然科学规划会议在黄山召开的时候，他已进医院了。但他说他还能当一个“通讯院士”，一连给大会写了四封长信，对八年规划的制订工作提了很多建议。他在病中发起了天体物理学丛书的出版筹备工作……令人难以想象的是：临终前的这一年零几个月的时间里，几乎是他在学术上取得丰收的季节。

从他病室的窗口，可以远远望见建筑在孝陵卫的一座太阳塔。这是我国第一座研究太阳活动区物理的新设备。为了建造这个太阳塔，他也曾到处奔走，费过许多心血。太阳塔建成了，他自己却被关进了医院。他一直想要到工地上去看一看，但已经不可能了。他天天站在病室的窗口，用一架望远镜朝它瞭望。

这天，他正在窗口站着，忽然发现楼下院子里来了一群孩子。他正在奇怪，病室的门被轻轻地推开了。护士领着这群孩子走了进来。原来他们是南京第十中学三年级的同学，一群科学爱好者。他们是专程来慰问病中的戴伯伯的。

“戴伯伯好！”孩子们恭恭敬敬地叫了一声。

戴文赛笑了。

一位小客人打开捧在手里的一卷宣纸，向他朗诵了一首他们自己写的诗：

神秘的宇宙啊，浩瀚无际，

空中的繁星啊，点点缀缀。

太阳是火球还是星点？

天空中到底有多少银河系？

宇宙的秘密数也数不清。

你——人民的天文学家，

把自己的每一点心血，

都倾注到这些秘密里，

熬过了多少不眠之夜，

迎来了一个个灿烂的黎明！

你书房里的灯光啊，

和闪烁的星星连成一片，

…………………………

戴文赛听着朗诵，他的眼眶润湿了。可惜，他现在已没有过去那样的精力，来跟孩子们讲述遥远的故事，让房间里充满银铃般的笑声了。

送走了孩子们，他在床上躺下来，轻声问陪在身边的圣梅：

“圣梅，你可还记得？”

“啊？”

“过去我们住在北京的时候，也常常有小朋友到我们家里来作客。”

“怎么不记得！有一次，我还给他们烧饭吃哩。”

“他们当中有几位，现在翅膀硬了，成了优秀的天文工作者了。唔，你还想得起来吗？”

圣梅扳起手指，一个个数了他们的名字。

他慢慢地合上了眼睛，脸上浮着安详的微笑。他睡着了。他做着美美的梦，梦见刚才看见的一个个可爱的小脸，小脸又化成了一朵朵鲜花。是啊！科学的鲜花，一定会把我们祖国的大地点缀得花团锦簇。大地的鲜花和天上的星空相互映辉，风光万千，群星灿烂。

南仁东逝世后收到的邮件引起热议，邮件是南仁东的助理姜鹏给南仁东的“工作汇报邮件” 

南仁东是一名吉林辽源人，就读于清华大学，于中国科学院研究生院获硕士、博士学位。后在日本国立天文台任客座教授，是中国天文学家和中国科学院国家天文台研究员，1982年进入中国科学院北京天文台工作，从1994年起一直负责FAST的选址、预研究、立项、可行性研究及初步设计，担任FAST工程首席科学家兼总工程师，负责编订FAST科学目标，全面指导FAST工程建设，并主持攻克了索疲劳、动光缆等一系列技术难题。主要研究领域为射电天体物理和射电天文技术与方法，负责国家重大科技基础设施500米口径球面射电望远镜的科学技术工作。2017年5月，获得全国创新争先奖; 2017年7月，入选为2017年中国科学院院士增选初步候选人。在2017年9月15日晚，人民科学家南仁东因肺癌逝世。

南仁东的助理FAST总工程师姜鹏回忆起和南仁东最后一次见面时的场景几度哽咽，泣不成声，他表示“当我走到他家门口的时候，他拖着病重的身体，还在楼下迎我，最后的时候，南仁东摊开双手说了一句‘以后这个望远镜就拜托给你们了’”，平时在工作中遇到困难，姜鹏会给南仁东发邮件“诉苦”，当时南仁东对他说，“等大家都开心的时候，咱们好好聊聊”然而一直到南仁东离开，他们也没有找到聊的机会。

得知南仁东逝世，姜鹏悲痛中发了一封“工作汇报邮件”　“老爷子，我们还有机会再聊聊吗”遗憾的是，这封邮件，注定永远收不到回复了

人民科学家南仁东在崇山峻岭中一干就是22年，凝聚了所有的心血在FAST中，FAST已经成为南仁东先生生活中不可或缺的一部分，南仁东的妻子表示，平时南仁东都呆在天文台，节假日也都在天文台，即便后来得了肺癌，第一个化疗疗程刚结束，南仁东就立马投入到工作中，真是全身心投入工作中，全身心投入FAST中，为了FAST贡献了自己的毕生精力和心血。南仁东的妻子为丈夫写了一封信，信的内容不多，只有短短的几句话，却涌动着对丈夫绵长的思念。这样伟大的人民科学家值得我们尊敬，仰望星空，致敬南仁东 

2020年1月11日，“中国天眼”正式开放运行。中国科学院院士、国家天文台台长常进坦言，自开放运行以来，FAST观测时间的竞争便相当激烈。

4月1日后，FAST将接收来自全球科学家的“约会”申请，竞争激烈程度可想而知。姜鹏介绍，为了让更多科学家能尽快用上FAST，团队将研制出更高水准的接收机，提高FAST的巡天效率。他说：“现在主要的矛盾就是望远镜繁重的观测任务和望远镜有限观测时间之间的矛盾。因此，我们对接收机的研制将大幅提高望远镜的巡天效率，有望把望远镜的巡天效率提高至少一个数量级。数据方面也存在非常大的压力。我们结合新发展的技术光盘库，结合热存储进行混合存储，建立一个可持续发展的数据存储方案，这样一来，可以解决我们设定相应数据存储的难题。”

此外，为了让科学家们有更好的使用体验，姜鹏表示，团队还建立了一个门户网站和数据中心，搭建跟用户之间的桥梁，建立完整的服务链条。科学家可以远程进行数据处理。姜鹏介绍：“这样可以把我们的观测信息完全公开化，建立一个公开透明的服务机制，我们所有的观测任务、观测计划、时间安排，包括维护的状态都可以在网站上查询。”

按照科学目标和相关战略规划，“中国天眼”已确立多个优先和重大项目，其中包括多科学目标漂移扫描巡天、中性氢星系巡天、银河系偏振巡天、脉冲星测时、快速射电暴观测等，但观测申请不限于这些领域。姜鹏表示，他们的目标是充分发挥FAST科学效能，促进重大科学成果产出，为全人类探索和认识宇宙作出贡献。“我们一方面要提高望远镜的性能，另一方面要扩展其功能，还要建立一个非常完善的公开透明、开放共享的服务机制，为科学家们提供更精良的服务。最终的目标是促进更多科学成果产出。”姜鹏说。

        他们毕生的心血都献给了祖国，作出了极大的贡献，我们都应该缅怀，致敬

经济管理学家：李京文，1933年1月生于广西，是一名***员，也是中国的社会科学院学部主席团的一位成员 。在科学、生产和经济的分析和预测还有很多邻域都长期致力于研究，三峡工程、南水北调、京沪高速铁路等等很多大型的一些工程技术他都有参与主持的，为科学的提供了很重要的参考。

 药物化学家：谢毓元，他是中国科学院十分著名的院士，著名药物的化学家 、中国科学院上海药物研究所研究员、还是一名有机化学家。他和他人一起研发了重金属解毒药物二巯基丁二酸，也实现了帕金森病治疗药物左旋多巴的国产化等等，还为国家培养了很多在药学上高有成就的医学奇才，还曾经荣获了1982年国家自然科学二等奖等等奖励。

微生物化学家：沈善炯，在他赴美留学的时候，一接到祖国的召唤，毫不犹豫的就回到了国家吗，作为著名的生物生化学家、分子遗传学家等等对国家的化学研究奋斗了一生，享年103岁。

天文学家：王绶琯，中国科学院国家天文台研究员。被命名为“王绶琯星”，在1990年的时候他提议创立了北京青少年科技俱乐部，科学普及了之后才可以让更多的孩子们可以收益。

“钻头之父”：沈忠厚，油气井工程学科奠基人之一，他发明了很多的射流井和增产技术及核心装置的伟大发明，也多次的获得了国家颁的技术发明奖项。

物理化学家：程镕时1927年江苏人，华南理工大学教授、博士生导师 。为顺丁橡胶的工业化选型都提供了很多的科学依据。

数学家：周毓麟 ，在计算数学、流体力学还有计算机的方法研究这些方面偶取得了很丰硕的成果 。

天体物理学家：周又元 ，主要是对天体物理进行研究，我国类星体和宇宙学研究领域他也是早起的开拓者。

核动力专家：彭士禄，我国核潜艇首任的一位总设计师，他毕生的心血、智慧都专注于科技，被称之为我国核动力事业的“垦荒牛 “。

       他们是国家的栋梁，铭记于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