老闺蜜大海怎么了

老闺蜜大海在云南支教的时候意外死亡了。

《老闺蜜》一开始就介绍了咖啡馆老板娘梅姨大海在云南支教的时候意外死亡，梅姨成了失独老人，替大海继续经营着咖啡馆。

之后，梅姨突然接到一个女孩的电话，她自称是大海的未婚妻，梅姨把她当骗子挂断电话，没想到那个女孩又打来，准确说出大海的生活习惯以及身上的胎记，梅姨信以为真，女孩要来看望梅姨。

接着那个自称大海未婚妻的女孩娜娜号称怀孕四个月了，不方便坐飞机来看梅姨，梅姨让她乘坐商务舱，娜娜再次打电话称没钱，梅姨二话没说就答应明天转账给她。

艾琳把事情的经过捋了一遍，断定那个娜娜是假冒的，因为梅姨在门口挂了几天的招工启事，娜娜肯定按照那个电话打过来敲诈梅姨，艾琳详细追问娜娜的情况，刘大夫，玉红和宋丽娜也觉得事有蹊跷，梅姨只好和盘托出此事。

艾琳断定她遇到骗子，因为大海死了很长时间，娜娜才怀孕4个月，这就是最大的漏洞，刘大夫建议马上报警，就在这时，咖啡馆的电话再次响起，艾琳急忙抢过来，保证几句话就让娜娜现出原形，可梅姨对娜娜深信不疑，把她当成唯一的希望。

此后，梅姨不断打电话给娜娜，可电话一直没有人接，梅姨就不停地拨，最后有一个男人接了电话，梅姨求他不要挂，她早就知道娜娜是假冒的，可是她也知道对方肯定认识大海，一定是生活上遇到了困难，才迫不得已打电话向她骗钱。

梅姨不在乎钱，只想有个人陪她聊聊大海的过去，陪她吃一顿家常饭，对方承认是大海的小学同学，小时候还来她家玩过，最近被人骗了钱，走投无路才出此下策。

　　《情缘梅香居》是一部讲述梅姨人生经历的小说。梅姨是一个出生在普通家庭的女孩，她在年轻时因为优异的成绩得到了一份好工作，成为了一名成功的职业女性。然而，她的人生在一次车祸中发生了翻天覆地的改变，她的父母和丈夫都在车祸中去世了，她也因此受了重伤。

　　在这样的打击下，梅姨陷入了深深的绝望和悲痛之中，她觉得自己失去了一切，生活没有了意义。在这个时候，她遇到了一个神秘的男人，他给了她力量和希望，让她重新振作起来。梅姨开始了一段新的人生旅程，她学会了重新爱上生活，重新认识自己。

　　在小说中，我们看到了梅姨从一个失落的女人变成了一个坚强的人物的全过程。她在重新获得了生活的热情和动力之后，开始了自己的事业，并且取得了非常出色的成就。她的故事鼓舞着读者，让人们相信在最黑暗的时候也能够重新点燃希望的火焰。

　　除了梅姨的故事之外，这部小说还涵盖了许多其他主题。例如，它探讨了人生的意义和价值，以及如何在面对困难和挑战时保持坚韧和积极。它还讨论了人与人之间的关系，以及爱和友情的重要性。这些主题都为读者提供了一个深刻的思考和反思的机会。

　　总的来说，《情缘梅香居》是一部感人至深的小说，它讲述了一个女人在最黑暗的时刻重新获得希望和力量的故事。这个故事鼓舞着读者，让人们相信只要坚持下去，就一定能够克服挑战，重新点燃生活的热情。

梅姨的孩子当中，至今有9个孩子依然没有找到。

由于梅姨涉及的拐卖人口案件发生的时间比较早，留下的证据也非常少，因此给现在的民警破案带来了非常大的难度，再加上中间线索断了，因此想要破案，需要一定的时间才能得到最终的答案，但是从目前一个破案的进展情况来看，想要抓捕真正的犯罪嫌疑人，可能是难上加难的事情。

现在国家对人口拐卖犯罪问题已经进行了立法处理，而且在这方面有法律支撑作为保障，一旦有人进行人口拐卖问题，那么将会受到法律的制裁，不仅会让自己痛不欲生，甚至还会让自己遗臭万年，我个人对于这种犯罪行为非常地讨厌和憎恨，因为这种行为是非常不道德的，通过贩卖人口来获取自己的利益，拆散别人的家庭，把自己的金钱欲望建立在他人的痛苦之上，这样的犯罪行为就应该遭到严厉的惩罚。

由于中国的人口基数大法律监管难度大，相对来说比较难。因此，对于这类案件的破解以及跟踪让有关部门是心有余而力不足，我们必须要运用高科技和网络的力量，来对这类案件进行有效破解和跟踪，因为只有这样才能降低破案的难度，人口拐卖问题时有发生，但是这类案件一般比较隐蔽，留下的证据也不多，因此想要破解是非常困难的事情。

总结：人口拐卖问题是很多人愤怒的问题。因为这样的事情出现以后，会导致一个家庭充满痛苦，甚至还会让当事人痛不欲生，因为没有人能够做到骨肉分离而不痛苦的事情，因此出现这样的事情必须要抓紧报案，通过警方的力量来找回自己的孩子，这样才能把损失降低到最小。

申聪等9名儿童被拐卖案二审未当庭宣判，警方总是捕获不到梅姨的信息主要原因：1大家都没有见过梅姨这个人，2可能早已经去世，3事情已经过去20多年很多线索已经中断。

随着社会不断发展，我国法律制度越来越完善，对于过去很多案件也有了新的进展，这让很多人看到了希望，但是有些案件却一直没有进展，这让很多人感到非常惊讶。申聪等9名儿童被拐卖案二审未当庭宣判，警方总是捕获不到梅姨的信息主要原因还是梅姨这个人大家都没有见过面，很多人都是靠记忆来复原梅姨的长相，时间这么久了，人的变化很大，这给案件提供了难度，还有就是这起案件发生在20多年前，技术原因没有更多的线索，最极端的情况就是梅姨这个人可能已经去世，这也是一直找不到这个人的原因。

一、梅姨是靠大家记忆画出来的人很多人基本没有见过面。

梅姨这个人的身份应该非常特殊，大家连她的名字都不知道，同时梅姨这个人基本上很多人都没有见过，当初都是凭借一点印象画的肖像，这给办案提供了非常大的难道，梅姨这个人的信息都是靠回忆，这完全是大海捞针，难道太大了。

二、案件已经过去20多年梅姨这个人可能已经去世。

大家要知道这个案件发生在20年前，当时的中国破案手段还非常落后，很多案件线索都被中断，这给破案带来麻烦，最极端的情况是梅姨这个人可能已经离开人世，我们并不知道而已，这是没法破案最重要的原因。

随着中国科技不断发展，我们刑侦手段越来越高，破案成功率越来越高，我相信这个案件早晚会获得新的进展，给受害者一个满意的答案。

如果看到梅姨，应提高警惕，不能采取暴力行为，可以报警让警方处理。

孩子是每一个家庭的未来和希望，每一个做家长的都希望孩子能够健康、快乐地成长，但是孩子在成长的过程中，难免会遇到一些小意外。这些小意外，在家长的帮助之下，都可以解决。但是有一些意外，家长是束手无策的，就比如说孩子被人贩子带走。

人贩子是非常气人的，他们的心肠都是黑的。根据法律的规定，人贩子的行为就构成了拐卖妇女儿童罪，是会受到法律制裁的。对于人贩子，要人人喊打。现在传说有一个叫梅姨的人贩子逍遥法外，如果真是让我遇到了，我一定会提高警惕的。

正确做法

为了不冤枉好人，首先，应在一旁紧密观察，反复核对，如果发现她行为鬼鬼祟祟或者确认她就是人贩子的话，就紧盯着不放，并及时报警。其次，如果看到她想溜，就上前故意找事，与她发生争执，紧拉着她的衣服不放。

说她欠钱不给也好，说她偷东西也好，总之就找一个借口缠住她，并拉她到派出所评理。最后，在各种手段都用尽无效的情况下，看到她还想逃跑。这时候应当毫不犹豫，发动周围的广大群众，挑明她的身份，与群众一起将她扭送至公安机关。

“梅姨案”拐卖儿童事件一直深受广大群众的深度关注，这种拐卖儿童破坏家庭的恶劣事件令人深恶痛绝，下面和我一起来看看吧~    死刑！2021年12月10日，广东高院维持了对张维平的一审刑事判决。

   张维平是牵涉“梅姨”的拐卖儿童系列案主犯，曾先后三次因拐卖儿童被判刑，交待拐卖儿童共14人，其中经司法机关核实的案件11宗、被拐儿童11人。

   15年前被张维平拐卖的孩子，大多是一两岁的男童。张维平通过“梅姨”介绍，将孩子拐卖到广东河源等地。2017年，广东省公安厅组织广州、惠州、东莞等地警方，成立张维平拐卖儿童系列案专案组。张维平、周容平等5名嫌犯落网后，广州中院、广东高院先后对此案进行了审理。

   法槌落下，被告人张维平面临最严厉的刑罚。“没办法的事，谁也救不了他。”张维平的父亲告诉记者,儿子是个“屡教不改”的人；张的母亲也说，儿子“偷娃卖”干的是“缺德事”。两位老人现在头疼的，是如何教育抚养张维平的16岁儿子——学习成绩差，性格孤僻叛逆。

   1971年出生的张维平是贵州遵义绥阳县人。童年和少年时期的他，在村民眼里是个会帮家里干农活的放牛娃；初中辍学后，他南下广东务工。走出大山的他，如何从一名普通打工仔变成臭名昭著的“人贩子”？

   打工仔：大山的放牛娃去了大都市，娶广州姑娘为妻

   从绥阳县城坐两个小时中巴车到一个叫黄杨的小镇，然后沿着蜿蜒的山间公路步行约4公里，便可到达清溪村——张维平的老家。

   清溪村是一个3400多人的行政村，村民们的房子零散地建在山坡上。这里曾是省级贫困村，成年劳动力大多外出务工。“脱贫之前，我们生活水平就是在国家低保线上徘徊。”清溪村委会主任尹际告诉记者，现在全村人均可支配收入一年七千多元。

   张维平的父母住在村口一栋一层的旧砖房——这是他们二儿子的房子，以前住的瓦房屋顶塌垮，早无法住人了。这对老夫妇有三儿一女，女儿嫁到外地，大儿子是小学教师，二儿子在遵义务工，小儿子张维平在广东“坐牢”。目前两老和读初三的孙子——张维平的儿子一起生活。

   4月26日记者记者来这里采访时，张维平的母亲吴正慧刚刚割了一竹篓的猪草回来。“现在背猪草都背不动了。”79岁的她叹道。家里每年养两头猪，年终“出栏”的几千元收入是两位老人全年的主要积蓄。山坡边的玉米地和蔬菜地，属于张维平父亲张孝荣坚守的“战场”。这位年轻时当过兵的老人，因手臂骨折成为四级残疾人，为了生活仍坚持干农活。

   50年前，张维平出生在这个山村。出生的第三天，他的文盲母亲给他取了个名字——“桃平”（音）。“就是希望他平平安安。”吴正慧说，儿子在张家是“维”字辈，所以后来叫“张维平”。

   在父亲张孝荣的记忆中，“老四”张维平小时候很听话，六七岁就开始帮家里放牛。后来在村里的学校读书，张维平会利用课余时间干农活，放学后经常去放牛、割猪䓍。

   村民刘永宽当年做小学代课老师时，曾经教过张维平。在他印象中，张维平瘦瘦的，学习成绩不大好，但表现比较活跃。

   初二的时候，张维平辍学了。19岁时，张维平和村里许多年轻人一样，怀揣梦想走出大山，去了一千公里外的南方沿海城市。对于这些来自农村的年轻人来说，也许打工是一条比读书更现实的出路。

   在东莞的厚街镇，张维平进了一家鞋厂打工，五年后他去了广州增城的一家化纤厂。张孝荣记得，张维平在广东打工的那些年，一共给家里寄过1500元。“开始几年他过年会回家，后来就回得少了。”张维平的堂婶李正学回忆，张维平回村都穿得不错，见到人会笑着打招呼，“他的嘴巴子能说，口才比他大哥还好”。

   做母亲的吴正慧则关心儿子的婚姻大事。在她印象里，张维平的第一个女朋友是位湖南姑娘，两人打工认识的，张维平带她回过两次老家。“姑娘嘴巴甜，会叫我们爸爸妈妈。”吴正慧说，那个湖南姑娘为张维平生了一个儿子，可惜孩子出生几个月就夭折了，后来两人分了手。

   大概在2004年，33岁的张维平在广州增城认识了一位姓宋的本地女孩，姑娘比他小8岁，两人恋爱并同居了。吴正慧说，当时因为正值农忙季节，她和老伴都没去广州参加儿子婚礼，后来孙子出生时她才去广州呆过几天。

   吴老太太皱着眉头说，那位南方城市里的儿媳妇，从来没有随儿子来过清溪村，她与张维平相处多年后分手，然后改嫁了。

   鲜为人知的是，张维平结婚之前，至少与两名失足女性有过交往。这两段隐秘恋情，也将他与“拐卖儿童”联系起来。

   “人贩子”：曾伙同失足女作案，三次因拐卖儿童被抓

   结婚前的很长一段时间，张维平没去厂里上班——或许是厌倦了流水线式的劳作。他几乎整日游手好闲，实在没钱了，就骑摩托车出去转悠，搭载客人收些车费。

   不知从何时起，张维平染上了赌博，经常去一些场所玩“老虎机”。他的日子过得浑浑噩噩，有时会去嫖娼。据他后来交待，2003年，他在增城荔城街的汤屋村认识了一位四川籍失足女性，两人交往频繁，“我称呼她‘小妹’……我感觉跟她已经产生了感情”。

   张维平称，交往约一年后，“小妹”先后抱过两个一两岁的男孩交给他，让他“帮忙”去联系了买家。

   其实，在认识“小妹”之前，张维平还与一位姓陈的失足女性交往，并帮她拐卖了一名男童。正是因为此案，张维平第一次被判了刑。

   那宗案件发生在1998年，案发地点是东莞市石碣镇。

   当年8月14日，石碣镇务工人员陈德某的7个月大的儿子被绑架。判决书显示，被拐的孩子转移到广州增城后，四川人陈英找在增城务工的张维平“帮忙”。

   “当年她20多岁，在石滩镇做**。”张维平交待，那时他与陈英关系密切，两人曾经同居，“她跟我相处过一段时间，那段时间她就住在我化纤厂的宿舍里。”

   陈英抱着拐来的孩子找到张维平后，张维平通过老乡联系了一位姓谢的买家，将男婴以9500元的价格卖给了对方。张维平称，事后陈英仅给了他500元“介绍费”。

   案发三个月后，张维平等人被警方抓获。1999年7月东莞市人民法院作出判决，以拐卖儿童罪对张维平判处有期徒刑六年，并处罚金3000元。

   事实上，该案并非张维平第一次拐卖儿童，当年他隐瞒了更早的一宗案件。在司法机关后来查实的犯罪事实中，张维平第一次拐卖儿童是在1997年——案发12年后被警方侦破。

   1997年8月6日，在东莞市高埗镇北联村的建筑工地上，工人钟玉海八个月大的儿子失踪了。当时拐走孩子的，正是26岁的张维平。

   据刑事判决书记载，张维平当年拐走钟玉海儿子后，带至增城市新塘镇，通过老家黄杨镇的老乡胡治乾联系到买家，非法获利1万元。 案发12年后的2009年底，张维平被警方抓获。第二年，东莞市第一人民法院以拐卖儿童罪，对他判刑七年并处罚金4000元。

   张维平被押到广东英德监狱服刑，这是他的“三进宫”——除了第一次因拐卖儿童被判刑六年，他还在2007年因盗窃摩托车（未遂）被判刑十个月。

   2015年8月张维平出狱后，曾去增城找他熟识的那位“小妹”借钱，未能如愿。此后，他便回了贵州遵义市，凑钱经营一家麻将馆，但生意并不好。几个月后，他去了省会贵阳市，在那里干起了他以前做过的老本行——骑摩托车拉客。他的儿子也转学到贵阳一所小学读四年级。

   “我听说他为了省钱，带着儿子租了一间地下室。”张维平的母亲吴正慧说。

   大概是2016年三、四月份的一天，几名警察带着张维平的11岁儿子来到绥阳县清溪村的吴正慧家。吴正慧夫妇这才知道，儿子又被警察抓了。抚养未成年孙子的重担，从此压在两位老人肩上。

   张维平是在贵阳市云岩区被警察抓走的，时间是2016年3月11日。一周之前，他的同村老乡周容平、杨朝平、刘正洪等人被警察抓获。他们均被押至广州市公安局增城区分局。

   张维平和他的4名老乡被抓后，发生在11年前的拐卖儿童案终于浮出水面。作为这一系列案件的主犯，张维平在三年时间内，至少拐卖了9名儿童。

   这是张维平的“四进宫”——其中三次是因为拐卖儿童。

   死刑犯：作案前成为“邻居”，交待拐卖儿童14人

   张维平2016年3月被警方带走，是因为牵涉同村周容平等人的案件。

   原来，2005年1月4日，在广州增城务工的周容平、杨朝平、刘正洪、陈寿碧四人联手，冲进出租屋捆绑控制一位妇女，将其1岁儿子申聪强行抱走。此后，周容平将孩子交给其表弟张维平去交易，共非法获利13000元。

   此事过去11年，周容平等人以为平安无事了。在此期间，周容平、陈寿碧夫妇和杨朝平在贵州老家合伙做起了钢筋生意，杨朝平还当了两年村委会主任，“80后”刘正洪买小车挂靠出租公司“生钱”。这几个人都成了清溪村的“能人”。

   儿子申聪失踪后，河南人申军良从此踏上寻子和控告之路。警方通过侦查和网上追逃，终于在2016年3月将周容平、张维平等5人抓获。

   落网后张维平交待，除了申聪，他还拐卖了11个孩子。加上他此前两次判刑涉及的2宗案件，他一共交待涉拐案件14宗、拐卖儿童14人。

   张维平交待的上述案件中，有3宗因证据缺失等原因无法核实，包括他交待的与“小妹”一起实施的2宗拐卖儿童案，由于无法查实“小妹”身份而未能侦破。最后法院认定张维平在2003年至2005年作案9宗，加上1997年和1998年作案的那2宗，张维平共涉案11宗，拐卖儿童11人。

   张维平作案期间的活动轨迹，主要集中在广州、东莞和惠州三地。他拐来的男童大多通过“梅姨”牵线，交易到河源市紫金县、梅州市五华县等地。

   2003年至2005年是张维平作案的高发期。那时的他30多岁，皮肤较黑，身材有些瘦削，身高一米六五出头。他听得懂粤语，一般说普通话，也会说一些四川话——他打工时认识不少四川籍工友。有时为了掩盖身份，他便自称四川人。

   作案前，张维平经常到工厂附近的出租屋“闲逛”，他的目标是年幼男童。“我当年有赌博的习惯，”张维平后来交待，“拐走小孩，就是为了将小孩卖掉换钱花。”

   受重男轻女封建观念的影响，一些农村地区出现“收养”男童现象。“市场”需求和利益驱动之下，有不法分子铤而走险拐卖儿童。上世纪九十年代以来，我国公安机关陆续开展“打拐”专项行动，但拐卖儿童现象在一些地方仍屡禁不止。

   有拐卖儿童“经验”的张维平，时常在厂区附近寻找下手目标。外来务工人员结婚生子后，一般不在工厂宿舍居住，而是租住在厂区附近的廉价民房。白天，打工的男人去工厂或建筑工地上班，孩子母亲或老人在出租屋带小孩、做家务。

   张维平通过“踩点”锁定目标后，一般不急于动手。他会先电话联系上“梅姨”，由她寻找买家；然后他以找工作、租房为名，成为目标男童家的邻居，就租住在小孩家旁边、对面或楼上楼下。平常他会有事无事地与男童家人套近乎。他喜欢自称“小王”，说自己是四川人或广西人，让那些从外地来粤的打工人叫他“老乡”就行。

   “他平时见人就打招呼，好像自己家里人一样熟悉。”被拐儿童钟彬的母亲谢水英记得，当年租住在她家附近的张维平“很喜欢小孩”，经常给孩子买零食吃，比如包子、甜筒、糖果。

   “我跟孩子混熟，就是为了以后抱走他的时候不哭不闹。”张维平供称。

   2004年12月31日中午，在征得谢水英的同意后，张维平抱着1岁多的钟彬去外面“买糖吃”，便再也没有回来。

   另外三名被拐儿童刘鹏、欧阳佳豪、李成青，被张维平拐走的情形也与钟彬类似。

   2003年10月7日，在惠州市博罗县一出租屋，59岁的付仁会抱着外孙刘鹏在屋内“磨油巴”，租住在隔壁的“老乡”过来帮忙，结果抱着1岁的刘鹏不知去向；2005年5月26日，欧阳春玉在广州增城的出租屋内做家务，5分钟后从厨房出来，发现此前在门口玩耍的2岁儿子欧阳佳豪不见了——后来才知被隔壁“四川人”抱走了；2005年8月7日，欧阳艳娟在出租屋内带1岁的儿子李成青，丈夫的工友“小王”过来，说抱孩子出去“买包子吃”，从此不见踪影……

   案发至今已逾15年，包括李成青、钟彬在内的上述4名被拐儿童，至今仍未找到。2019年11月以来，广州增城警方通过DNA比对等“智慧新警务”技术，陆续找回被张维平拐卖的另外5名儿童。

   2018年12月，广州市中级法院以拐卖儿童罪，对张维平判处死刑。两年后，广东省高级法院维持了对张维平的死刑判决。

   “反面教材”：看寻亲电视流泪，落网一年后供出“梅姨”

   张维平被判死刑，作为被拐儿童母亲的欧阳艳娟感到欣慰，但她又有些忧虑：如果张维平死了，那他的中间人“梅姨”，以及通过“梅姨”交易的孩子，会不会更难找到？

   15年前认识张维平时，欧阳艳娟夫妇真心帮过他，没想到“农夫和蛇”的故事在身边发生。

   那是2005年7月，湖南人欧阳艳娟和丈夫李树全在广东务工，租住在惠州市博罗县。有一天，一个自称四川人的男子“小王”来串门。

   “他说他家里穷，出来找工作。”李树全当时同情“小王”，看他脚有些受伤，便带他去诊所，自己掏钱让他治伤，还让他在家里吃住了一星期；“小王”说找不到工作，李树全便帮他在工地上找事做，让他成了自己的工友；“小王”说没钱租房子，李树全让他与自己出租屋对面的工友一起住。

   没过多久，“小王”带着李树全的1岁儿子出去“买包子吃”，再也没有回来。直到11年之后，李树全夫妇才知道，当年抱走孩子的“小王”不姓王，真名叫张维平。

   2017年11月2日一审开庭时，坐在法庭旁听席的李树全站起来，愤怒地质问张维平：“我对你这么好，你为什么做出这种事来？”坐在被告人席上的张维平低着头，一句话也没说出来。

   当天在法庭上，广州市检察院一位女公诉人以及原告人申军良，先后陈述了张维平拐卖儿童带来的伤害。申军良哽咽着坚持读完 发言稿 ——他的妻子于晓莉没来法庭，儿子被拐后，她患了精神分裂症。每个被害人家庭都因孩子被拐受到沉重打击。被拐儿童杨佳鑫的父亲杨江，在广东寻子三年无果后，返回四川途中在火车厕所里跳窗自杀身亡。

   那天临近庭审结束时，张维平突然说：“希望法院从重判决，判我死刑，立即执行，也算对被害人家属有个交待。”法官问他：“你是什么时候开始悔罪的？”“就今天。”他说。

   “四进宫”的张维平，习惯了警察和法官的审讯，却无法面对被拐孩子父母们的眼神。

   2016年3月落网后，张维平起初否认自己犯罪。经过多轮审讯，他才供认拐卖儿童的事实，但对一些重要细节和涉案人仍有意隐瞒。直到一年后的2017年3月，经多名被害人家属指认和相关证据佐证后，张维平才交待了更多犯罪事实，并供出这一系列拐卖儿童案的重要人物——“梅姨”。

   据其交待，2003年至2005年他拐卖的9名儿童，都是通过“梅姨”完成交易。每次他会从12000元左右的非法所得中拿出1000元，作为“介绍费”付给“梅姨”。

   广州警方曾根据张维平的描述，绘出“梅姨”的模拟画像并在网上公布。“‘梅姨’是真实存在的，”张维平在广东高院二审时说，“但是之前对‘梅姨’的画像，都不大像。”目前，“梅姨”尚未归案。

   在看守所羁押期间，张维平喜欢看倪萍主持的央视寻亲节目《等着我》。“每次看这个节目我都流眼泪，尤其是亲人团聚的场面。”他后来告诉警察，“我看了那个节目后，也想了很多……”

   对于自己的结局，张维平显然做好了心理准备。一审开庭时，他请求法院判处死刑；二审时他说，服从一审的死刑判决。

   张维平“偷娃卖”和判死刑的消息，如今在他的家乡——贵州北边的清溪村，几乎人人皆知。他的八旬父亲今年5月中旬致电记者说，希望张维平“最好别死”，“他的儿子，我们两个老人怎么养？”

   采访中，清溪村的村主任尹际告诉记者，民政部门已将张维平的儿子纳入低保，每月会发给他四百多元生活保障金。这位村干部还说，张维平已经成了村里法制教育的“反面教材”，“我们要提醒村民，无论在村里还是去外面，都不能做违法的坏事”。

   从西部大山到沿海都市，从打工仔、“人贩子”到如今的死刑犯，50岁的张维平走至人生末路。“反面教材”，或是他一生贡献的最大价值。