刘航琛的工商界的木匠

刘航琛素来是要以经济实力，作为自己的政治资本，再以政治势力来维护经济的发展。他充任刘湘的财政干员后，倚仗权势，亦官亦商，开办川康银行，巧夺川盐银行，以两行为支柱，大肆角逐，到处扩张，插手美丰，渗入聚兴诚，硬卡重庆银行，四处投资。他担任银行、工矿贸易企业的董事长、董事、总经理等头衔就有70多个，显赫一时。与杨粲三、杨季谦、康心如、潘昌猷并列为重庆金融界大亨。刘航琛四处搭架子、打楔子，拉到扯到，人们比之为“木匠”。 川康银行初名川康殖业银行，是1929年5月，刘航琛邀约卢作孚、何北衡等人发起的。最初由刘湘的副官长周见三临时负责，营业地点设在重庆曹家巷。1930年9月1日，川康殖业银行取得国民政府财政部的营业执照，迁入打铜街新建行址，正式营业。
为图压倒当时的商业行庄，虚张声势，拟定资本额为银元400万。实际上是刘航琛从禁烟款项下拿出60万以刘湘名义入股，另加一点商股，只凑足100万。1935年增资50万。共为150万元。
川康召开第一届股东会时，刘湘亲自出席，刘航琛任董事，由何北衡任董事长，卢作孚任总经理，周季悔任协理，汤壶峤任经理。希图借重这些商界闻人，以冲淡川康的政治色彩，而实际上川康的一切，由刘航琛代表刘湘主持。川康主要是为军阀刘湘和刘航琛私人服务。因此，对于一般商业银行经营的业务，如存、放、汇兑等，只不过聊备一格，并不重视，同聚兴诚、美丰相比，这些业务的发展大为逊色。但是，刘航琛运用所掌握的地方军阀财政大权，扶植川康，壮大经济力量，则是一般商业银行所望尘莫及。突出的有以下一些：（一）二十一军总金库收不抵支时，其经理兼收支组主任邹汝百（一作邹汝伯）发出大量期票（即“邹票”），川康首先办理“邹票”贴现业务，带动金融业相率经营，使军费获得暂时周转；（二）二十一军大量发行库券、公债，川康带头认购，在重庆金融市场上起着推波助澜的作用； （三）二十一军防区扩大到下川东沿江各县，向省外采购军火都由水道运输，在申汇价高无划时，川康就锞现到上海代刘湘交付军火价款；（四）替刘湘部队承汇转发军饷等等。这些方面部获利丰硕，单就1933年结算来看，川康赚了54．6万余元，其中利息和汇水收入就占收益额中的90%。此外，1931年刘航琛利用其财政大权，以“安定重庆金融”为理由，经刘湘批准，川康发行1元、5元、10元3种“无息存票”100万元，在市面流通。这种“无息存票”，名为存款收据，可以随时向银行兑取现金，其实就是变相发行钞票。川康还用刘航琛的招牌，向各军政机关吸收存款。这样，川康的活动资金大量增加，对刘湘的财政周转十分有利。
1937年，抗战爆发，全国和地方发行的公债暴跌，握存者无法抛售。重庆各银行钱庄投资公债办理押借的1200余万元，到期必须赎回。重庆利济、安济两财团所出的7底期票340万元。宣布延期兑付。中央银行现钞短缺，规定每户存款取现500元。重庆7底、8半银根相继抽紧，整个金融市场，突然陷于风雨飘摇之中。川康殖业银行历年投资各企业和债券不少，又握存桐油3000担在手，积压头寸，出现紧张局面。但有刘航琛这块招牌，东拉西扯，勉能应付。为要发展，必须改弦更张。当时重庆平民银行由宁芷邨任总经理、刘航琛任董事，资本为100万元，资金运转比较灵活。四川商业银行系范绍增任董事长、刘航琛为董事，资本为100万元。投资公债数字虽小，但在上海赌公债多头，行情吃亏，且难脱手，加以修建打铜街新行址，积压了36万元，以致资金周转出现严重危机。刘航琛乃极力倡议三行合并经营，谋求发展。在进行磋商时，各行主持人，各有打算。刘航琛认为兼并平民、商业两行后，资本共为350万元，倘凑足400万，就可超过聚兴诚、美丰两行资本的总和，而成为重庆最大的一家商业银行，执四川金融界的牛耳；在资金周转方面，平民银行资金是活动的，商业银行资金虽暂有困难，但其新建行址和经营的四川饭店全部家俱已商妥转让给交通银行，可得 40万元现金，三行合并后的资金是可以应付裕如的。宁芷邨考虑，重庆为抗战后方，市面金融如有波动，资力有限，恐难支持，川康有刘湘作后台，可以得到政治上的帮助；刘航琛共事有年，认为颇有应变之才，预计前途，合并有利。范绍增则想到商业银行资负相抵，股本仍然存在，如果停业清理，有伤体面，只好承认出售新建行址，合并经营。在研究行名时，经过—番商量，为保留其递嬗历史，决定三行各取两字成为“川康平民商业银行”，这样大家心安理得，各无异议。最后于1937年9月21日正式宣告三行合并。
1937年10月12日召开三行合并后第一次股东大会，选出周见三、范绍增、夏仲实等15人为董事，甘典夔、汤壶峤等5人为监事。董事会推出周见三、范绍增、罗震川、刘航琛、宁芷邨为常务董事，刘航琛为董事长；决定聘宁芷邨为总经理，周季悔、戴矩初为协理，不久戴任银行公会主席，改由范众渠继任，衷玉麟为渝行经理；确定资本为法币400万元，原川康殖业银行占200万元（实际收足150万元，余由刘航琛凑足），原重庆平民银行、四川商业银行各占100万元。
刘航琛担任川康董事长后，即提出集中人力财力，整理内部和谋求对外发展的经营计划。他口称胸无成见，一秉“大公”，实则大搞排挤，独揽大权。许多重大事件，如为了他个人政治目的的对外巨额投资，既不通过董事会，也不让常务董事晓得，以致引起常务董事周见三愤而辞职。代表商业银行大股东范绍增的范众渠（范部军需处长）出任川康协理，只能按月领工资，没有实权。当时范绍增已投靠蒋介石任蒋军第八十八军军长，住在重庆，由于开支大，曾多次向川康用款，常被刘卡住，造成隔阂。范部的编余人员，要求在川康工作，刘也拒不接受。这样加深了范、刘之间矛盾。范扬言：“我的钱是一枪一炮打出来的，刘航琛要我的钱，我要他的命。”直到抗战胜利前夕，由杜月笙、顾嘉棠出面，约集刘、范2人当面调解，协议由范退出川康，其股本每万元退给17万元计算，范将所退股金买了复华银行，为该行董事长了事。刘航琛同宁芷邨两人早在北京念书时相识，及至二十一、二十四两军在重庆设立财务统筹处时，刘、宁关系更密。但由于刘航琛有独霸川康野心。当川康增设天津、西安、衡阳各分行时，对经理人选，竟独自决定，不仅未通过董事会，连常务董事兼总经理的宁芷邨亦未预闻；刘航琛又好睹成性，随便支用川康公款，有次刘同杜月笙、顾嘉棠、康心如等赌牌九，一夜之间输了10余万元，他开出墨条向川康支取，适因市场银根甚紧，宁即拒付，以至刘、宁矛盾日益加深。抗战胜利后，刘航琛把川康所存外汇美金30万元投入利济轮船公司，事前宁毫无所知，因而宁感到川康底子挖空，前途险恶，职责所在，有拖累之虞。乃决意脱离川康。经王陵基出面调解，以范绍增为例，退股分家。按原股每万元退21万计算，共约退法币20多亿元了结。
刘航琛排挤了商业、平民两行的势力，退掉了范、宁等人的股款，扩大了他的股权，就是以刘湘名义投资的股款，也七转八转的化为己有。随着川康的不断增资，到1949年，刘已攫取川康股额70%，完全控制了川康。 川盐银行前身是“重庆盐业银行”，一直是当时盐运使王缵绪支撑的。1932年7月，经改组更名为重庆川盐银行，由吴受彤出任董事长，实行董事长制，大权独揽。资本主要是盐商筹集，资力较为雄厚。刘航琛对川盐一向垂涎，他极力拉拢吴受彤，曾助吴投机印花烟酒库券，使吴得利甚丰。1935年又同康心如、潘昌猷等，支持吴受彤当上重庆银行公会主席。吴对刘亦十分钦佩。吴、刘2人平素间互相标榜，彼此赏识，大有“天下英雄唯使君与操耳”的知遇情愫。在川盐选举第二届董事会之前，吴便拉了刘航琛和唐华、甘典夔等二十一军财政干员入股，使刘得以当上川盐银行董事。1937年吴病危，他召见行内主要负责人再三嘱咐：“刘航琛是个人才，办法多，各方面走得通。川盐董事长一职，非刘莫属。”“托孤”后不久，吴病故，董事会即推举刘航琛代理董事长职务，并由石竹轩、陈丽生、何说岩、曾子唯、马绍周等人赴大溪别墅迎刘劝驾。刘是一个以扩经济实力而发展政治势力的野心家，对于这个已经打好基础的川盐银行，觊觎已久，当然乐于接手。1938年春，董事会正式改选，刘即真除董事长。
川盐向被王缵绪视为掌中之物，刘航琛夺得董事长，战胜王缵绪，即以四川财政厅驻渝办事处主任何九渊为川盐董事会主任秘书，代行董事长职务，以田习之为川盐稽核室主任，以四川省银行上海办事处主任席文光为川盐香港办事处主任，牢牢控制着川盐。随后，刘航琛为王缵绪所迫，逃去香港时，表面上以曾子唯作董事会临时召集人，暗中仍以何九渊联络渝帮股东，田习之联络江津帮股东，掌握实权，把王缵绪亲信、西充帮的郭松年、杨鼎新等人排斥在外。渝帮同江津帮联合起来。以重庆警备副司令兼参谋长谢秉之（江津帮）代理董事长，保证“刘来谢走”。王缵绪仍未夺得董事长，愤而派人刺杀了何九渊。1940年1月，刘航琛由港返渝，谢秉之交卸，川盐仍归刘掌管。
1949年，刘先后收买了石竹轩、王缵绪、唐华、邓宅华、郭松年、陈介生等人的股本。通过这次收买，刘航琛在川盐的股权达资本总额70%。 刘航琛挟持川康、川盐两行的资力，俨然是重庆金融界的巨头。在工商各业四处插手，广为投资，进行扩张，一时声势赫赫。
1930年，军阀、盐商曾子唯，挟持康心如，强迫美丰银行退股。刘航琛借此插手，以刘湘名义收购曾子唯的股票。康心如为了投桃报李。送刘2万元股本，并安为美丰银行董事。从此，刘对美丰视同川康一样，遇事都给照拂。康心如想利用刘航琛主持的川康银行力量，以加快美丰发展速度。而刘航琛则因川康的政治色彩浓厚，利用美丰的资力以巩固川康。经康心如与刘航琛商定，仿照上海南四行成立联合公库的先例，于1934年10月，成立“川 （康）美（丰）联合营业事务总所”，由两行董事会推刘航琛任总所主任，康心如任副主任。首先在成都开辟业务，由总所派康心远、胡浚泉分任美丰、川康成都分行经理，分工合作，统算盈亏。但办了一年，在业务上、人事上、房屋使用上，都发生问题，终以得不偿失而解体。刘、康两人关系却始终拉得很紧。
杨粲三主持的聚兴诚银行，素称殷实，刘航琛向欲染指。他组织川康殖业银行时，便以聚兴诚的杨粲三、张茂芹为董事。1931年申汇大跌期中，刘与杨合作，由川康、聚兴诚两行从上海锞回现洋八九百万元，彼此分润不少。1933年中汇大涨时，刘航琛又叫川康借给聚兴诚银元50万元，并代为办妥打锞护照，使聚行赚得一笔可观汇水。但杨粲三对军阀势力素有戒心，尽管在1930年口头上曾对刘航琛表示：“我们先订合同，如果你将来下台，请到聚行担任总经理。”实际上生怕军阀势力的渗入。1935年，聚行存户陈子安等3人，具名向四川省财政厅控告杨家经营的谦吉祥和外国贸易部亏折甚大，杨家人实际上已无条件再作无限责任股东，故须查帐等等。刘航琛抓住这一机会，以财政厅长身份密令重庆市长张必果到聚行查帐。将聚行的财产目录、往来帐、房地产帐等提去。继后又迭次派员到聚行索阅事务委员会、股东会的会议记录、立案文件、资产负债表等。杨粲三对这突如其来的横祸，一时莫名究竟，乃叫任望南出面，向各方探询情由并进行调解。这时何北衡以探告人的代表身份出现。提出只要改组聚行公司组织，查帐问题即可解决。并还具体要求，要让刘航琛及其相近的几个人都参加聚行股份。杨始恍然大悟。乃就近求情于重庆行营秘书长杨永泰，由扬永泰专电刘航琛谓：“……搁而言之，殊非善策，万一因此而发生川省金融之剧变，则吾辈责任又不能避也。”嘱对聚行查帐一事早作处理。结果迫使杨粲三于1937年将聚行改组为股份有限公司，接纳刘航琛为常务董事，入股4万元了结此案。
潘昌猷经营重庆商业银行．倚仗其兄潘文华的势力，在重庆金融界争衡，同刘航琛素来不和。1936年，国民政府发行“统一公债”，规定公债按票面七折在上海证券交易所拍板成交。潘购进大量公债，进行睹博。1937年七七事变发生，全国各地金融市场掀起巨大风潮。银根奇紧，公债狂跌，重庆银行损失颇大，每天提存挤兑。吵闹不休，出现严重危机，弄得潘昌猷焦头烂额。刘航琛知道后，想趁机进行宰割。重庆银行向四川省银行借款应急，刘以省行总经理，断然拒借，还煽起商界向重庆银行提存，甚至去“下架子”。同时又以财政厅长身份去见重庆行营主任顾祝同和财政监理处处长关吉玉，主张在这次金融风潮中，关闭重庆银行等几家投机惨败的银行。以解救其他银行渡过难关。经潘昌猷向顾祝同等亟力表白，顾、关考虑到潘文华的关系，乃没有采纳刘航琛的意见，并叫潘昌猷向四川省银行办理抵押日拆，以应急需。刘航琛还是只同意办理3天日拆，卡住潘昌猷。后由于杨粲三的主动支援，调拨头寸，潘才渡过难关，没被刘航琛卡死。
刘航琛以川康、川盐两行为支柱，大搞扩张，大量投资各工商企业，发展经济势力，适应其政治上的需要。方式上，有的是他主动创办；有的是别人创办约他参加，以壮声势；有的趁增资改组时打入；还有的是迫使企业请他参加。投资范围，在工矿企业方面：有重庆电力公司、自来水公司、四川水泥厂、大华生丝公司、川康兴业公司、华西兴业公司、益和木材公司、润记营造厂、平光机器厂、华源织造厂、西安益世印刷厂、四川绢纺厂、民生公司、利济轮船公司等等；在商业方面：有中国国货公司、和源猪鬃公司、重庆猪鬃公司、南洋烟草公司、中复公司、四川旅行社等等；金融保险方面：有重庆银行、美丰银行、聚兴诚银行、华康银行、大夏银行、和通银行、兴华保险公司、太平洋保险公司等等，还有新闻事业的《商务日报》、《新民报》、《益世报》等。他自己说：“除了没有做大粪生意而外，其他的生意大概部做了。”他投资金融、保险、信托事业，是企图利用资金渗入或加强联系，俾能获得巨额利润分配；投资商业则主要是囤积投机，以图暴利；投资新闻事业，是希图成为他在政治经济活动方面的工具。例如他投资《益世报》（天主教主办）完全是为了攀附天主教南京主教于斌，另有所图。他到处投资，大大扩张了个人实力。 1945年抗战胜利了，刘航琛认为是发展个人野心的良好机会。他说：“抗战期中，重庆是经营重心。抗战胜利，上海是经营的前线，重庆是后方。将来纽约是经营的前线。上海是后方。”因此，他在重庆以川盐、川康两行联合了宝元、沱江、渝新、电力、水泥、丝业、广利、华西、沪西等公司、银行、厂矿、行号共18家，设立了一个“联合经济研究室”，以刘正华为主任，拨资2万美金．搜集有关经济情报，打算发行《经济通讯》月刊，以应各单位发展，业务之需。同时，他又在上海九江路川盐银行二楼成立了川盐、川康、和源、利济、电力公司等5单位的联合办事处，以涂重光任总秘书，以期实现他所渭的“使业务日臻现代化”。
1947年他又把川康总管理处迁到上海，并再度调整机构，在总管理处之下，划上海、重庆两个管理区。以汉口、南京、天津、广州、香港等地分行属上海区，成立上海区行。以西南各地的分支行处，属重庆区，成立重庆区行。两个区行的一切业务经营人权由刘航琛独揽。
他把经营的重心移到上海之后，于1946年，他伙同四川旅行社总经理汪代玺，拉上青帮头子杜月笙、顾嘉棠积极筹办利济轮船公司，刘航琛任董事长，由其亲信涂重光任总经理，汪代玺任协理。于斌答应把天津教区现有的一艘轮船交刘经营。李宗仁也表示，他正筹设一家海洋轮船公司（刘航琛曾挪用川康一笔外汇投资该公司），将来可交刘航琛办理。刘满以为有李、于的支撑，一定可以压倒垄断川江航运的民生公司。进而可以向海运事业发展。他为了开办利济轮船公司，挪用了川康、川盐两行大量外汇作为投资，由汪代玺介绍收买了“利济”、“利华”两条破烂不堪，载重3000吨的海轮，花掉美金60万，经过多次大小检修，才勉强航行于津、沪、穗、港之间。公司计划另订新船两艘，一艘取名“利镛”（杜月笙名镛），另一艘叫“利航”（刘航琛），准备航行国外，扩大海运事业。由于“利济”、“利华”两轮耗去的检修费和遭受停航损失太大，连同购船价款，总计花了百万美金以上，订造新轮，还须另筹资金，乃未实现。 刘航琛野心勃勃，正图力求一逞；国民党政权由于发动全面内战，受到致命打击，也正在土崩瓦解，东逃西散，财政金融全面崩溃。在这样情形下，刘航琛倾注全力经营的利济轮船公司，李宗仁、于斌的许诺都未兑现，而海运业务清淡，本身人员臃肿，财力薄弱，经营不善，“利济”、“利华”两轮长期停在香港，拖至1949年下半年，船员工资发不出而罢工，汪代玺无法解决，最后由总经理涂重光亲到香港把轮船卖掉遣散职工了事。利济的破产，给川康、川盐两行带来了重大灾难。特别是川康，从1946年起，陆续投资利济法币439．85亿元，1948年又增资金圆券9．6万元。川盐投入利济股本美金20万。刘航琛还挪用了川康美金30万和川盐美金25万给利济周转。还把和源猪鬃公司外汇40万美金，强作对利济的投资。更妙的是杜月笙、顾嘉棠见势不妙，将投入利济股本美金20万，逼着刘航琛以部分投资转为川康借款。这样，川康就为利济背上了沉重包袱，亦成为川康破产的另一致命伤。
1949年10月，刘航琛携眷逃窜香港后，川康银行已面临内外交困绝境，衷玉鳞出任董事长，当时川康急需解决的：一是对外负债中有部分系军款，催提甚急；另一个是决定裁遣职工90余人的遣散费和留行数百职工的生活费，需巨款应付。衷玉麟为此曾两次飞香港要求刘航琛解决，刘不得已，先后交由他女儿刘敬蓉带来黄金200余两，并挪用经济部资源委员会港币200万元汇渝，由川康和重庆猪鬃公司各用半数，终无济于事。截至1949年11月半期，川康对外负债尚有28万银元之巨。在重庆解放前夕，军官们向川康逼提存款愈趋严重，危及生命安全，所有经副襄理都逃避一空，衷玉麟成了刘航琛的替罪羊，只好施展脱身之术，匆匆宣布川康停业，带着被盖到龙王庙警察所投案，借以暂时获得庇护至重庆解放。
1949年4月，川盐银行万县帮石竹轩掀起倒刘风波，刘航琛改组董监会，以何兆青任董事兼总管理处业务经理，准备整顿业务，终因蒋政权面临覆灭，市场混乱，渝分行头寸尚差黄金400余两，多方设法填补无着，情况极为窘迫，更由于刘航琛到处投资，把资金扼死在许多企业里，“摇得动，扯不出来”。只好自食恶果，被迫接受高利贷借款来维持。但是，付出高利金额日增，差额更大，形成无法填补差额的严重局面。到6月8日川盐已无力应付存户的大量提存，只得关门暂时搁浅。一时聚集在行内数百户存款人，要求偿还本息，责骂不休。何兆青急电香港刘航琛请求接济，刘派女儿刘敬蓉飞渝携带黄金400两、美钞2000元。继后，川盐又派张政绩飞香港向刘取回黄金100余两。以这些金钞掉换成银元，陆续偿付各存户，8月中旬后业务逐渐恢复。不久国民政府发行银元券当硬洋使用，不到两月，贬值如废纸，闹得市面无市，许多商业银行无形搁浅，川盐亦不例外，只有第二次关门。解放后清理，资不抵债，宣告破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