湘军和川军以及桂军相比，究竟谁强谁弱？

在我国军事领域流传着这样几句话“无湘不成军”、“无川不成军”、“无桂不成军”。这几句话讲的是湘军、川军、桂军或者说是湖南四川广西籍的士兵在军队中的影响力和作用。抗日战争中川军湘军桂军曾一起联合抗击日寇，保卫国家，为国家民族作出了巨大贡献。其实在抗日战争前的1921年川军湘军也曾联手，但这次联手并不是民族存亡的救国之战，而是北洋政府时期的军阀混战。让我们来一起回顾一下1921年夏秋之际的川湘鄂战争。

1921年正值民国十年。彼时的中国正处于北洋军阀的混战时期。当时全国范围内最有实力的军阀群体为直系军阀、奉系军阀、皖系军阀。彼时的直系军阀占据了直鲁豫地区，又夺取了湖北、江西、绥远、江苏、陕西等省，势力极其强大。

而彼时的湖北督军王占元就属于直系军阀系统。王占元这个人庸庸碌碌，但敛财却是一个好手。他本人天性贪财，而他自称自己是“白虎精投胎”，其非常善于搜刮钱财，在地方任上采用垄断军需物品的生产、私自开设钱庄倒卖黄金、倒卖铜元、设立公司出售皮件等手段花式敛财。而且他本人还是一个专横的武夫，在军队管理方面，也肆意克扣军饷。总之一切可以敛财的方式他都想方设法的做。而王占元在湖北督军任上横征暴敛，引起了湖北士农工商兵各阶层人士的不满。湖北的一些知名人士发起“倒王运动”，驱逐王占元。

1921年7月，湖北“倒王运动”领袖李书城致电湖北的两个邻省四川和湖南，希望他们出兵援鄂驱逐王占元。湖南督军赵恒惕认为有机可乘，出兵可以并吞湖北地盘，同时还可以借机扩大湘军的影响力，要知道民国时期的武汉三镇可是全国前五的大城市，港口航运汇集，货物贸易繁盛，同时当时的武汉三镇也是内地轻重工业最发达的地区，可是一块大肥肉。而与此同时四川军阀刘湘、唐式遵等人互争地盘，打得不可开交。正好这时湖北人联络出兵驱赶王占元，正中这些四川军阀的下怀，他们都想借此机会向外扩张，减少四川省内的内斗。

1921年7月20日，湖南督军赵恒惕任援鄂总司令，以湘军第一师宋鹤庚为援鄂总指挥。

7月21日，湘军的两个师由岳州（今湖南岳阳）进攻湖北，王占元闻讯后急令鄂军第十八师的师长孙传芳为中路前敌司令、刘跃龙为左路司令、王都庆为右路司令。

7月25日，王占元调鄂西军往蒲圻（今湖北咸宁赤壁市）布防组织防御。

7月29日，湘鄂战事开始，湘军第二师鲁涤平在羊楼峒部击败鄂军朱大霈旅。

7月31日，湘军第二师鲁涤平攻占赵李桥，击败第十八师孙传芳部。

8月3日，孙传芳督第二师夺回赵李桥，击败湘军。

8月5日，湘军右翼击败蒲通镇守使刘跃龙，占领通城（今湖北通城）。

8月6日，中路防守的孙传芳实在顶不住了。湘军不仅人数众多，而且战斗力旺盛。最关键的是，孙传芳没有援军，孤军顶了整整8天，几乎到了弹尽粮绝的地步，而援军却杳无音讯。万般无奈之下，孙传芳为了避免全军覆灭，只能选择撤退至蒲圻。至此，湖北防线中路的门户大开。

那么，王占元为什么不派出援军增援孙传芳呢？

原因很简单。湘军三路出击，王占元能用的部队都顶上去了，手里除了一个卫戍武汉的警卫团以外，再也调不出部队。当然，王占元也不是完全没办法，作为直系长江三督之一，他当然要向直系高层求救。说白了，就是向直系大佬吴佩孚求救。而吴佩孚在接到王占元的求救电报后，也立即派出直系主力第25师前往湖北，并且任命25师的师长萧耀南为援鄂军总司令。

第25师无愧是直系精锐，7月27日抵达孝感，7月31日进抵武汉。王占元大喜，他立刻请求萧耀南率部增援羊楼司的孙传芳。当时的形势，只要第25师到羊楼司前线，那么湘军必败。一个孙传芳已经让他们手忙脚乱，加上一个萧耀南，湘军肯定扛不住。

可是，怪事出现了：一直行动迅速的直军第25师，到了武汉以后，就像换了一个人。萧耀南借口钱粮不足，就是不肯开拔去前线。王占元很快给25师补充了给养，但萧耀南还是借口天气太热，不肯开拔。不管王占元怎么说尽好话，萧耀南就是一步都不离开武汉。萧耀南为什么不进军？原因很简单，因为吴佩孚授意他，“坐山观虎斗”，准备鹊巢鸠占，联合湘军赶王占元下台。

王占元瞬间都快崩溃了。8月6日，他接到孙传芳抵挡不住的电报后，知道大势已去，于是在湖北军政联席大会上宣布辞去湖北督军的职务，黯然下台，告别湖北。8月7日，王占元被迫通电辞职。

眼见湘军赶跑，吴佩孚麾下的第二十五师萧耀南部立即入驻武昌，9日王占元被北京政府免职，11日王占元离武昌东去，因为他与张作霖过从甚密，所以他携带在湖北搜刮的大批财物逃往天津。

王占元离去之后，吴佩孚假意要和湘军和谈退军。他故意散布疑云，拖延时间，为自己的主力部队集结赢得时间。待吴军集结完毕之后，在和谈上吴佩孚和湘军督军赵恒惕撕破脸皮，双方继续开战。

8月22日，直军和湘军在军事要地汀泗桥展开激战。直军装备精良，炮火优势明显。湘军虽有人数上的优势，但被直军炮火打得抬不起头，寸步难行，一时之间，形势岌岌可危。已经上了火车，准备返回长沙的赵恒惕见到这个情况，不得不暂时放弃回去的计划，亲自到一线，组织了敢死队，并给每人20大洋的犒赏，让他们冒着炮火前进。此举果然奏效，湘军一举夺下直军阵地，并缴获直军的机枪4挺。直军被迫后撤，虽然湘军伤亡也不轻，但赵恒惕还是满意这个战果，然后坐火车返回了长沙。

但是直军于8月23日大举反攻，湘军猝不及防，汀泗桥阵地被直军夺回，双方伤亡都不小。24日，湘军反扑，依仗优势兵力，再次击败直军，夺回汀泗桥阵地。双方在汀泗桥展开拉锯战，汀泗桥简直成了血肉磨坊。25日，湘军包围了直军主力一个旅，但因为争夺直军的武器，湘军自己内讧了。直军趁机反击，湘军大败，向蒲圻和赵李桥方向撤退。

在这个关键时候，一直在观望的湘军右翼独立旅旅长易震东收了吴佩孚的5万大洋，看到湘军又败，便临阵倒戈，归降直军，导致湘军右翼也惨败，不得不往通城方向撤退。吴佩孚则抓住战机，命令海军在金口决堤放水，水淹湘军，导致湘军左翼也无法独立支撑，只能由嘉鱼往临湘方向撤退。至此，湘军左中右三翼都遭到惨败，全线撤退。

赵恒惕这回慌了，不得不再次赶到前线，亲手枪毙了两个擅自撤退的团长，又花了大把银元，这才暂时稳定了湘军，稳定了前线。此时，另一个危机产生了——湘军的子弹不够了。

湘军连番和鄂军、直军交手，已经疲劳到了极点。可直军的援军还在源源不断开往湖北，海军更是已经威胁到湘军的后路。在这种情况下，赵恒惕明白，自己很难打赢对直军的战争。他迫切希望结束了粤桂战争的陈炯明能迅速来增援自己，陈炯明也确实不负赵恒惕所望，迅速集结了粤军里的湖南部队，并配备了最好的武器交给洪兆麟指挥，立刻支援湘军。

可是，时间不赶趟，粤军的增援已经来不及了。8月28日，在7艘军舰的掩护下，北洋军第48混成旅，鲁军第1混成旅，鄂军第4混成旅总计2万5千人马，乘坐舰船，绕开前线正在和直军对峙的湘军主力，直奔岳州而去，抄袭湘军的后路。赵恒惕没有海军，江防薄弱，根本无法阻止直军的偷袭。当天下午4点，直军海军抵达岳州，岳州守军只有不到两个连，面对直军海军的炮击和2万多直军精锐，根本无法抵抗，仓皇出逃。岳州不战而下，本来在岳州督战的赵恒惕，也放下总司令的架子，连忙在卫兵的掩护下，逃往长沙。

虽然吴佩孚打赵恒惕打得非常顺手，眼看就要大获全胜，打下湖南全境了，甚至有望统一南方，完成袁世凯和段祺瑞都没完成的心愿。没想到，吴佩孚自己的后院却起了火。

奉系张作霖越来越嚣张，奉军大举进入关内。吴佩孚得到情报，在关内的奉军已达7万之众，甚至超过直军在直隶的驻军。面对这种情况，直系大老板、吴佩孚的顶头上司曹锟曹三爷却一让再让，这让吴佩孚非常焦虑。

吴佩孚屡次求见曹锟，并进言道：张作霖乃一土匪，如果曹使步步退让，会增长他的气焰，对我方不利。曹锟感慨道：我何尝愿意妥协退让，可南方战事紧张，你又时常不在，我如何强硬？

面对曹锟这样的说辞，吴佩孚无可奈何，只有下定决心，尽快结束湖南战事，早日抽身北上，对付越来越嚣张的张作霖。所以吴佩孚尽快和湘军议和，从湖南顺利抽身。

就在吴佩孚和湘军议和完毕，准备北返之际，一直被王占元和吴佩孚忽略的川军却仍在鄂西。

早在1921年7月湘军大举入鄂驱逐王占元之时，正在湖南的川军将领熊克武就在联络川军援湘，刘湘正欲向外发展，乃组织援鄂军。

8月9日，四川援鄂军占领建利县。

8月12日，吴佩孚到达汉口掌握了湖北，湖南督军赵恒惕向川军求援。

8月17日，刘湘任援鄂军总司令，但自己并未出川，但懋辛为副司令兼第二路总指挥，唐式遵为第一路总指挥，潘正道为鄂西总司令，令川军沿长江进攻湖北。

8月19日，川军占领川鄂交界的重镇巴东。同时川军沿长江向湖北各地推进。

9月3日，川军占领宜昌对岸之葛道山，川军、鄂军在宜昌城外激战。

9月11日，鄂军直军组成的联军打退了围攻宜昌的川军。

9月12日，川军第二次进攻宜昌，再败鄂军，但仍未占领宜昌，吴佩孚向川军商和被拒。

9月13日，吴佩孚亲率援军到宜昌督战。

9月14日，吴佩孚乘坐楚泰舰赶往前线督战，指挥部队奋力击退先期威胁宜昌的川军，可未等直军喘息，川军南路一部又进抵宜昌附近的磨盘山，宜昌再次告急。

9月18日，吴佩孚在长江北岸架炮轰击南岸川军，南北两岸川军被迫撤退，9月22日宜昌之围遂解。

9月25日，援鄂川军退驻南沱溪。

10月11日，川军退出湖北巴东，13日鄂军夺回利川，11月16日，川军退出湖北建始，24日退出施南。11月下旬，刘湘又调集大军三路攻鄂，吴佩孚恐奉军南下和南军北进，遂与刘湘议和。12月21日，长江上游总司令孙传芳与刘湘代表议定了川鄂媾和约十七条。

1922年1月，刘湘与孙传芳结为兄弟，定下相互援助的密约，川军退回四川，3月7日川鄂和约正式签订，刘湘不再外图。

民国十年的这次川湘鄂战争以川军和直系军阀的讲话而告一段落。在整个过程中，吴佩孚的直军部队利用本方武器装备和人数的优势先后击败湘军川军，获得胜利。但整个战役都只是军阀混战的缩影，湘军和川军的战斗力并没有完全释放。如果川军湘军有同样的装备和后勤补给，不见得战斗力会输给直军。

民国时期的四川，有一个叫杨森的大军阀，他曾经娶了12个老婆，儿女都骂他没有好下场，结果他居然活到了93岁，这个叫杨森的人，在四川的时候，曾经积极的号召大家，向西方国家学习，而且还宣传自由平等的概念，并且在当地积极的修建工厂，修建公路等基础设施。

杨森是一个特别好色的人，他陆续娶了12个老婆，生育43个子女，他在外面工作的时候非常的严厉，回到家里的时候，也没有任何的温情，一直以军事化的方式管理家人。如果有人敢出轨，背叛他的话，一定会遭到极其严厉的惩罚，杨森对他的姨太太们，其实并没有什么感情，如果有人年龄大了，没有什么姿色的话，他就会将其驱逐出去，任由她们自生自灭。

更加奇葩的是，杨森还要求自己的夫人，每天必须穿军装，跟战士们一起出操训练，不管晴天还是下雨，他们都必须出席，杨森的太太们不允许结交异性朋友，也不允许随便喝酒和打麻将，连看戏都几乎没有机会。除此之外，杨森还命令身边的姨太太学习英语、科学和古文等。每隔一段时间，他还会把姨太太们聚集在一起，让她们进行才艺表演，有时候他还会在5点的时候就要求大家起床，陪着他一起的网球。除了对姨太太们特别严格之外，杨森对孩子们也特别的苛刻，每顿饭之前，子女们都会按照他的要求，双手合十念一些祷告词，必须完成这项工作才能动筷子。

如果有孩子学习成绩不理想的话，还会遭到体罚。在这种家庭生长的孩子，都特别的叛逆，都不愿意跟杨森相处，比如他的长子接触革命思想后，很快就参加了一系列活动，还被国民政府抓起来。抗日战争时期，其长子还跟他大吵了一架，事后两人断绝父子关系。抗日战争结束时，杨森因为无法投诚，匆匆忙忙离开。90岁的时候，又娶了个小媳妇儿，还活到了93岁。才因为身体原因仓促去世。

刘伯承(戴眼镜者)、 (穿皮夹克者)、李达(刘伯承旁穿风衣者)进军西南途中，在铁山渡口观察敌情 郭汝瑰起义通电 二野情报处为配合解放西南，做了许多重要工作。西南曾经是抗日战争时期的大后方，即通常所称的「 ”国统区”。重庆，是 在抗日战争时期的「 ”陪都”。在西南， 特务机构的触须，伸到了每一个角落，控制最为严密。因此，二野司令部情报处的首要任务，就是迅速摸清 在西南的各级军政机构和特务系统。他们通过派驻武汉、南京等地的「 ”关系”，并利用电台截获，搞清了 西南特务系统的电台，并综合写成《伪国防部二厅潜伏我区之谍报组电台番号位置》等文件，由第二野战军参谋长李达呈报中央。 二野情报处副处长魏锦国曾带着几个参谋，还找了一批大学生协助。在上海东方经济图书馆搞西南情况调查。他们在大部队进军西南之前就编印了云、贵、川、康、藏的政治、经济、文化、军事等情况，每地一册，极为详尽。情报处之所以能如此迅速地完成这项工作，因为这个图书馆是日本人搞的，他们派了一批特务，还有和尚等，早在数年前已经到上述数省进行过调查，日军投降后，来不及将这些资料带回本土。 设法联络郭汝瑰 在南京，情报处接过中央转给二野的地下党关系。建立这些关系，是中央长期工作的结果。郭汝瑰，是董必武在重庆发展的关系。郭有个同学叫任廉儒，是共青团员，到延安学习后，在中央组织部当干事，被派去做郭的工作。他的公开身份是川盐银行上海华山路办事处主任。郭后来当了蒋介石国防部作战厅(三厅)厅长，任廉儒一直同他保持联系。郭曾多次把 作战计划等绝密文件交给任廉儒，请他转交 地下党负责人。 杜聿明一直不信任郭。如在徐州会战时，蒋介石主持作战会议，郭汝瑰报告情况，提出方案。讨论时，杜聿明不发言。会后，杜单独找蒋介石谈了作战意见，说郭不可靠。蒋介石说，年轻人嘛，怎么能不相信呢。郭汝瑰后来按照 地下党的意图，向顾祝同提出要到西南当个军长，带部队和共军作战，经蒋介石同意后，组建了第72 军，以后，又被蒋介石任命为第22 兵团司令兼72 军军长。二野情报处接了中央转来的郭汝瑰的关系，但却联系不上任廉儒。柴军武(新中国成立后改名柴成文，曾任国防部外事局局长)设法在上海找到了任廉儒的弟弟任英儒，又派赵力钧(曾在冯玉祥部当参谋)陪同英儒去找廉儒，然后同去重庆和郭汝瑰联系起义。 郭汝瑰起义后， 内部震动极大。蒋介石到台湾后曾说：「 ”没想到郭汝瑰是最大的共谍。”郭起义后，被任命为川南行署委员兼交通厅厅长、中苏友好协会会长。 西南军区成立后不久，担任西南军政委员会主席的刘伯承到南京兼任军事学院院长。因郭汝瑰曾在 陆军大学当过研究员和教官，就被刘伯承点名调到军事学院当教员(后任军事史料研究处副处长等职。曾当选为第四、五、六、七届全国政协委员)。 刘宗宽主动提供 西南部署的情报主动向二野情报处提供情报的还有刘宗宽。他原是杨虎城的团长。西安事变后， 军统向蒋介石告他通共，蒋要枪毙他，但因查不到确凿的证据，只判了有期徒刑。后张群把他要去当代理参谋长( 西南长官公署)。刘宗宽传递情报，是通过二野情报处派出的一个政治交通员，叫屠云剑，他还有一个关系人，叫房显志，是刘的小老乡。 蒋介石亲临重庆，主持作战会议，研究保卫西南的部署时，曾让刘宗宽作分析 进攻西南路线的报告。他就「 ”有理有据地”分析出 一定会采取三国时代邓艾过秦岭、度阴平，由陕入蜀的路线，根据是贺龙正在宝鸡一带集结第18 兵团、第7 军等部，似有由陕入川的态势。 当时，包括蒋介石、张群在内的高级将领都确信了刘宗宽的「 ”判断”，并作了由胡宗南等部重点防守川北的部署。而实际上，刘邓大军协同四野一部，是采取大迂回、大包围的战术，佯装向南进攻，实则从湘西直插云、贵，堵住 军逃往国外的退路后，再由贺龙部由陕入川，实施夹击。开始，为了稳住胡宗南，贺龙奉命采取了「 ”攻而不破”的佯攻战术。胡宗南中计，还向蒋介石发电报邀功，说他的防守固若金汤，贺龙久攻不破，让蒋放心。待蒋介石发现刘邓大军南下的真正意图后，为时已晚。就这样，蒋介石的九十万部队，几乎全部被歼灭于西南境内。 当然，刘宗宽并不知道 的西南作战计划，但他的「 ”判断”，影响蒋介石作出了错误部署，客观上帮助了 。 军撤退时，刘宗宽不走，留在重庆，继续向二野情报部提供情报，还做了些工作。因此，刘伯承对刘宗宽评价比较高，说他的情报比较全面，把 在西南的整个部署都摸清了。 刘伯承拒绝接受杨森「 ”起义” 二野情报处接 转交的关系，继续联系和做争取 军西南高级将领起义的工作。这些老关系，主要是刘文辉、邓锡侯(原四川省主席、 第95 军军长，时任西南长官公署副长官)、潘文华(原第28 集团军总司令、川陕鄂边绥靖公署主任、西南长官公署副长官)、黄隐、鲁崇义等。西康省主席、第24 军军长刘文辉从抗日战争时期就设了秘密电台，同 保持联络。淮海战役后，刘文辉为了避开 军统的耳目，更换了与 和二野的联络暗号。为了保持与刘文辉的正常联络，李达曾两次通知二野各军电台注意这一暗号，第二次电文是： 「 ”杨[ 勇。二野五兵团司令员]潘[淼。五兵团参谋长]并各军首长：我寒电所述刘文辉部与我军之联络记号，望再告前线部队，注意切实照行，免生误会。李达皓”(「 ”[ ]”内的字为笔者所加) 1949 年12 月9 日，刘文辉、邓锡侯、潘文华、卢汉率先通电起义。蒋介石气急败坏，让胡宗南派部队炸了刘文辉在成都的一处住所，拉走了数辆大卡车的财产。幸好刘文辉当时并不在此居住，逃过一劫。 此后，在二野通过地下党组织的争取之下，1949年12月中旬， 第7 兵团司令裴昌会、 川陕鄂边绥靖公署副主任董宋珩、第16 兵团副司令曾苏元、第16 兵团司令罗广文、第22 兵团司令兼72 军军长郭汝瑰等宣布起义，第5兵团司令李文率残部投诚；27 日， 第18 兵团司令李振起义。当天，成都宣布解放。上述这些 起义将领，都受到了欢迎。唯独有位鼎鼎大名的杨森，却遭到了刘伯承的拒绝。 二野进军到湘西时，电台收到了杨森( 第20军军长、西南长官公署副长官、重庆卫戍总司令部总司令)发给刘、邓的一封明码电报，表示要起义。柴军武收到此电后，向刘伯承司令员和 政委做了汇报。刘伯承说：「 ”千万不要这些人，别理他！你们做起义工作，不要找这些人！” 这是因为，当年刘伯承和杨闇公领导顺(庆)泸(州)起义时，遭到反动军阀刘湘的残酷镇压。杨、刘争取杨森支持起义军，牵制刘湘。杨森虚与委蛇，向杨、刘表示支持革命。但在起义军危难之际，杨森却坐视不救，致使起义军失败，杨闇公不幸被俘，惨遭杀害；刘伯承辗转脱险，参加了南昌起义。朱德也曾做过杨森的工作，但他仍然是采取两面三刀的策略，表面应付，虽小有帮助，但一直死心塌地站在 反动派阵营。他此次致电刘伯承表示起义，也是见蒋介石大势已去，自知如果顽抗，也难逃被歼的命运。 杨森没有收到刘伯承的答复，还不死心，在重庆解放之后，又派「 ”使者”到重庆找刘伯承面谈，这是因为他还有一部分残余部队被二野包围在山上。「 ”使者”对和他接洽的柴军武和任白戈说，杨森要求起义，但条件是把他的「 ”笼灶”(在重庆的浮财)运走，用那些被包围的部队作交换。刘伯承听了柴、任的汇报后，非常生气，说：「 ”我不见他！你们去跟他谈去，让他转告杨森：有多少枪缴多少枪，就是缴械，别的不谈。”杨森碰了个大钉子，灰溜溜地跟随蒋介石逃到了台湾，还做了一任台湾的国防部长。如果蒋介石知道他曾向刘伯承要求起义，不但做不成国防部长，恐怕连性命也难保吧。 捉拿杀害杨虎城将军的凶手 进攻重庆前，刘伯承向李达交代了两件重要的任务：一是搞清张学良、杨虎城被蒋介石秘密囚禁的地点，一是迅速与被关押在渣滓洞和白公馆的 党员取得联系，以便设法营救他们。经过二野情报处和四川地下党组织电台不间断的联络，搞清了白公馆和渣滓洞的位置(但张学良和杨虎城将军的囚禁处尚未侦知)，并商定了营救计划。刘伯承得知他们都被关押在重庆后，指示部队以最快的速度，提早攻下重庆。 虽然二野和四野一部于11 月29 日夜攻入重庆市区，但十分遗憾的是，蒋介石11 月30 日逃往成都之前，就已经下令枪杀了囚禁在白公馆和渣滓洞的 党员和进步人士；囚禁在戴公祠的杨虎城及其家属八人被残忍地刺死；张学良早已被转移他地。所以，营救计划未能实现。 刘伯承、 进驻重庆后，把寻找杨虎城将军遗体和搜捕杀害杨虎城凶手的任务，交给了新建立的西南军政委员会公安部(部长周兴)。 经公安部系统与西南军区司令部情报处(原二野情报部处)合作，首先找到了杨将军和秘书、家属被埋地点，挖出遗体，妥为安葬。又经过一年多的搜捕，终于将逃到云南的杀害杨虎城将军的首恶特务李家杰、杨以模等十二名凶犯抓获。1951 年4 月15日，在昆明市「 ”抗战胜利纪念堂”召开公审大会，将李、杨、张等游街示众，押赴刑场，执行枪决。当时，昆明市「 ”万人空巷，鼓掌称快”。(详见《新华日报》1951年4 月18 日第一版) 1949年12月， 正当成都之敌被围歼之际，二野司令部情报处于25 日又获得了一个重要情报。李达立即于当天致电军委、陈赓部和滇桂黔边区纵队：「 ”廿五日谍息：敌廿六军及八军一部准备集开远，尔后向越南方向逃窜。” 刘伯承、 指示二野第4兵团和四野一部，在边纵的协同下，以急行军速度，堵歼该两部。李弥、余程万料不到 会得知他们的行动路线，故未引起警觉，依然按预定路线逃窜。我军绕过他们，堵住了他们逃往越南的通道，在滇南的蒙自、个旧等地，歼灭了逃窜中的李弥第8 军和余程万第26 军，仅有少数残余部队逃往缅甸。 此战，还有个意外的收获——活捉了刚由台湾飞到滇南指挥作战的陆军副总司令汤尧。 在云南、贵州、四川、西康四省解放前后，西南军区接受了中央赋予的一个重大任务——解放 。情报工作者在和平解放 的过程中，又建立了新的功勋。(谢武申 作者为中国人民 国防大学研究员)

1921年秋，吕超奉孙中山命赴广州，负责对外联络事宜，12月至桂林协孙组织大本营，准备北伐。12月23日，吕超被孙中山特任为大元帅府参议。1922年5月任大元帅府参军长。本年冬，吕超又奉孙中山命赴湖南在赵恒惕部发展国民党员，至河南、山东联络胡景翼、岳维竣、孙岳、徐永昌等人，密商北方革命计划，接着又赴北京联络冯玉祥，再取道上海联络浙江督军卢永祥，以上策动均获圆满成功。1923年2月3日，孙中山派吕超为国民党本部军事委员会委员。5月吕超返广州，时四川一、二两军战起，6月吕奉孙中山命回川参加四川讨贼军（总司令熊克武），任第一路司令。9月14日四川讨贼军总司令熊克武、赖心辉军自内江大举南进，17日讨贼军第一路吕超、第三路石青阳猛攻泸州。11月25日被任命为四川讨贼军（总司令熊克武）第一军总司令，率旧部由温江经成都、简阳、资中、内江，进占泸县，收编了杨森所部杨春芳师。1924年2月杨春芳叛变，扣吕超于泸州，软禁了一个时期，后得袁祖铭相助获释，熊克武战败退出四川。1925年2月，四川督理杨森企图统一全川，刘湘、袁祖铭组织“川、黔联军”拒之，7月吕超应刘湘、袁祖铭所邀任川、滇、黔联军总指挥，声讨依靠吴佩孚的杨森，9月杨森败走，吕超部拥众万人，得叙府“南六县”（包括宜宾、高县、珙县、长宁、兴文、筠连等县）为防地，乃从事整编，并编《三民主义浅说》以为官兵学习读物。

后来刘湘和袁祖铭因分账不均而发生战斗，杨森重回四川，另一军阀刘文辉防区以叙府为中心，对川黔边防军总司令吕超盘踞叙南六属早觊觎多时。他探知刘湘与杨森合力驱袁已成定局，遂抢先发难，派遣费东明师及覃筱楼混成旅分兵三路向吕超发动突袭。变生意外，一向以刘文辉为友军的吕超仓猝应战，一触即溃，刘军以破竹之势席卷叙南六县。吕超收容残部，退守合江。1926年7月9日广州革命政府出师北伐，吕超召集旅长、团长们开会，欲率部出川参战，而将领不从，吕超遂只身南下广州参加北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