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老斋说收藏」——古玩入门陶瓷篇十五（元明清·青花瓷）

元明清三代是中国瓷器继宋代以后的又一个发展高峰，青花、釉里红，还有各色的彩瓷等,都是先前所没有的名贵品种，代表了元明清三代瓷器的高度工艺水平。

“青花”是指用钻料在瓷胎上绘画，然后上透明釉,在高温下一次烧成，呈现蓝色花纹的釉下彩瓷器。青花瓷特点是素雅、蓝白相间。与此前的各种瓷器相比较,青花瓷器的优点十分明显：

(1)青花的着色力强,发色浓，成色稳定,窑内气氛对它影响小，烧成范围较宽；

(2)青花为釉下彩，纹饰永不褪色；

(3)青花原料是含钻的天然矿物，我国云南、浙江、江西等地都出产,也可进口，也可用国产料；

(4)青花白地蓝花，明净素雅,具有类似中国传统水墨画的效果；

(5)青花具有实用美观的特点，深受国内外人士的喜爱。

正是因为青花瓷具有上述这些优点，它一出现便以旺盛的生命力迅速发展起来,其他一些传统的装饰手法，如刻花、划花、印花之类的技法， 相继退居次要地位，而让位于青花。

元青花三顾茅庐罐

裴格瑟斯基金会藏

此罐将三国中三顾茅庐中的主人公，诸葛亮的高逸潇洒，刘备的求贤若渴，以及关、张二人的焦急烦躁都刻画得神乎其神。

如上图，罐腹的一侧，诸葛孔明头包软巾，身穿长袍，坐在苍松下的山石之上。头梳双髻的童子手捧书匧侍立一旁，左前方一双髻童子正倾身禀告。画面的另一侧，只见枝繁叶茂的垂柳，树下刘玄德头戴官帽，着长袍，躬身拜谒。而一旁的关羽和张飞，用窃窃私语状表现出他们内心的愤愤之情。

目前，美国波士顿博物馆藏有同此题材的青花带盖梅瓶，但画面上有所变化。除此外，至今尚未发现第二件元青花三顾茅庐图大罐，其青花色泽能像此罐，既有青翠艳丽的色泽，又在绘画功力上能够表现的如此精美绝伦。

青花瓷最早出现于何时一直是一个争论的问题。现在学界较多倾向于青花瓷出现于唐代的说法。虽唐三彩中的蓝彩是用钻呈色的，但唐三彩属陶器,还不能看作青花瓷。20世纪70年代，考古工作者在扬州收集到一些唐代青花瓷枕碎片,证实唐代已有青花瓷器制作，但不知道在何处烧造。2006年3月，有媒体报道说，考古人员在“巩义市黄冶村大片耕地和民宅下发现唐代青花瓷片和接近于青花的蓝彩白瓷”，认为该处极可能是唐代青花瓷的发源地。（见“唐青花瓷发 源地在河南巩义”,载《新民晚报》2006年3月14日）

与元青花相比，唐代青花还只是处于原始的阶段。“元青花”虽说已经成熟， 但尚未达到精湛地步，所用钻料主要是从波斯进口的“苏渤泥青”，又称“苏麻离青”（音译关系）,色泽浓艳,釉面有黑色斑点称“铁锈斑”。国产的青花料含镒高， 含铁低，色调不如进口料浓艳，也没有黑色锈斑。元青花的釉不十分透明，釉色略偏蓝，故影响到青花光彩，青花色带灰暗调（因火候掌握未能恰到好处），不甚鲜艳，纹饰简单草率。

明宣德青花云龙纹大罐，“宣德年制” 四字楷书横款，高485厘米，估价6000万至8000万港元，成交价14亿港元。

2016年5月30日，在香港佳士得春拍“三十周年志庆拍卖：世纪珍藏”中，一件明宣德青花五爪云龙纹大罐以2200万港元起拍，14亿港元落槌。

此罐源自一个法国私人家族。该家族的一位成员于20世纪初在中国买下此罐，此后就在其家族中代代流传至今。现任藏家是一位瑞士籍女士，大罐曾是其外祖母MLegrand女士(1883-1978)的藏品。MLegrand女士来自巴黎北部，在巴黎度过了大半生，1926年时继承了此罐，后传于其子(现任藏家的舅父)，而这件大罐曾被纪录于一张1981年的清单之中。1997年现任藏家的舅父过世后，由她继承了此罐，并将其置于宅邸穿堂作摆放杖之用，因而曾配有一层金属内里作保护。

此罐唇口、直颈、鼓腹、浅圈足，器内外施釉，圈足及底无釉，通体绘青花纹饰，口沿外侧绘云朵纹，肩部绘四兽面纹，中间书“宣德年制”楷书横款，腹部画一条五爪回龙游戏于云朵间，龙作回首状，睁眉瞠目，炬眼炯炯，张牙舞爪，刚劲有力，胫部绘一圈莲瓣纹，青花发色浓艳青翠，浓处有铁锈斑痕。

明清两代，青花瓷发展成为主流。明初永乐和宣德时期的青花瓷以其胎、釉精细，青色浓艳， 造型多样和纹饰优美而久负盛名,被称为我国青花瓷黄金时代。这一时期，青花瓷主要用郑和下西洋时从伊斯兰地区带回的“苏麻离青”，这种青花料含镒量 低，含铁量较高，烧成后，色彩像宝石蓝一样浓 艳，但含铁量高,青花部分出现黑疵斑点,此黑斑 无法模仿,属自然形成，与浓艳青蓝色相映成趣。 这黑疵斑点也成为这一时期用进口钻料烧造青花瓷的重要特征。

明代成化、弘治、正德时期,青花料进口和国产的杂用。青花瓷风格以胎薄 釉白而青色淡雅为特征，所用国产青料叫做“平等青”，含铁量少。正德时期还用 国产青料“石子青”，呈色浓中带灰，不如“平等青”那样淡雅，故正德青花有部分 是浓中带灰的色泽,与成化、弘治时期的有别。

明嘉靖以后，开始部分使用云南产的国产青料“珠明料”。嘉靖、隆庆和万历时期，将从西域进口的“回青料”和国产的“石子青”按一定比例配合使用,青花色 泽一反成化时期的浅淡和正德时期浓而带灰的色调,呈现一种蓝中微泛红紫的 浓重、鲜艳的色调（回青料中铁与钻比值低），既无黑铁斑，也无灰色调，又比“平 等青”显色浓艳,故嘉靖青花是明清青花中较佳者。

明世宗嘉靖帝在位时期青花瓷器是当时的最主要产品。嘉靖官窑瓷器烧造的数量十分巨大，据文献记载，朝廷征瓷量庞大，在四十五年的时间里景德镇烧造了近百万件瓷器，青花得到迅速发展，成为当时瓷器工艺的主流。

嘉靖窑是明代官窑中造型品种最为丰富的，几乎无物不有，风格趋于多样化。继承与创新兼而有之，形体设计实用与审美相结合。从宫中传世品看，大件器皿明显增多，胎体接痕明显，如：大龙缸、大盖罐、绣墩、大盘等，形体古朴厚重，气韵粗犷。

另外还有各类盘、碗、碟等生活用具，以及瓶、壶等陈设瓷，瓶的耳部多加上圆环能转动。也有精巧的文房用具如笔架、笔山、笔洗、印合、水丞、砚台等。仿青铜器式样有出戟尊、爵杯、鱼耳炉等。还有一些特殊器形，如方斗杯、方形多角盖罐、壁瓶等。最突出的是葫芦瓶的盛行，有四方、六方、八方、上圆下方(天圆地方)、瓜棱形等多种式样。

嘉靖青花纹饰题材十分广阔，装饰技巧高超，总体风格繁缛富丽，构图多层次，生活气息浓厚，形象严谨生动，特征鲜明。采用双勾勒平涂画法，笔划圆润，流利有神韵。常见有植物纹(四季花卉)、花鸟纹(喜雀、孔雀)、动物纹(龙、凤、羊、马、狮子)、人物纹(历史人物、风俗人物)。比较流行的是婴戏图和鱼藻图。

清代康熙时期，对青花瓷用的青料进行加工，并且在烧温技术上已有发展和提高,故青花呈宝石蓝色泽,极为鲜艳,蓝色透底，莹澈明亮，色泽比明代后期的美丽。

康熙青花层次分明，有“青花五彩”之誉，说明当时的工匠能成功地运用多种浓淡不同的青料，有意识地造成多种 不同深浅层次的色调，这在表现一些较为复杂的图案和人 物故事装饰时尤为重要，故康熙青花装饰有反映文人士大夫风尚的《竹林七贤》、《水浒》、《三国演义》等人物画的题材内容，青花色彩的浓淡变化表现出中国水墨画的“墨分五色”效果。

故宫博物院藏清康熙青花璎珞纹贲巴壶

1644年，清王朝定都北京。随着清初顺治时期社会经济和政治上的初步稳定，至康熙时社会生产力和人民生活都有了不同程度的恢复和发展。而康熙皇帝本人作为中国历史上在位时间最长的皇帝，他在潜心于汉文化的同时学习和引进了大量西方先进技术，各方面都取得了光辉的成就。

在瓷器的生产烧制方面，清政府首先于顺治二年宣布:“除辖直省匠籍，免征京班匠价。”废除了明代以来的匠籍制度。而后又于康熙二年实行“班匠价银，改入条鞭内征收。”这一系列制度的改革，在一定程度上减轻了农民和工匠在封建人身依附关系上的束缚，促进了陶瓷业的长足发展。但由于瓷器的主要产地江西，一直处在南明抗清活动最为频繁的地区，再加之康熙十三年(1674年)平三藩战争的影响，陶瓷生产受到了一定程度的破坏。直到康熙十九年(1680年)景德镇首先恢复了御器厂，陶瓷生产也逐渐走向正轨，而后又实行了将一定量宫廷官窑瓷放置于民窑里最好的位置中烧制，即所谓“官搭民烧”。这种烧制方式的实行，使得民窑烧造技艺有所发展。另一方面，民窑瓷器也同样的发挥着重要作用。康熙民窑瓷器以青花瓷为主，与官窑瓷器相比，虽然总体质量逊于官窑，但在艺术表现上，它不受形式上的约束，且勇于探索，大胆创造将实用与观赏融为一体，绽放着旺盛的生命力。官窑瓷器的烧造，虽有种种限制，但由于宫廷的财力和威信，优秀的工匠常被聚集起来，在文人士大夫的参与指导下，表现出他们对美的理想，创造出美的作品。正如《清史稿》卷五O五中记录的那样:“参股今之式，运从新意，备诸巧妙，于彩绘人物、山水、花鸟各极其胜，及成，其精美过于明代诸窑。”

故宫博物院藏清康熙青花稚鸡牡丹纹凤尾尊

康熙年间烧造的瓷器，品类之盛，数量之多，流传之广，蜚声海内外，可谓空前。

例如十七世纪末的德国国王奥古斯特·斯，特别喜爱中国瓷器，他曾买过约两万余件中国瓷器，并且亲自为这批瓷器编号入库。这还不够，他立志要效仿中国烧制瓷器，因为烧制瓷器需要特殊的土，当时德国还没有这种土，他便下令四处寻找，并参与设计瓷器样本。功夫不负有心人，最终烧制成功了。现在非常有名的德国麦森瓷器就是这位喜爱中国瓷器的德国国土领导研制的。这位外国国王尤其偏好康熙青花瓷，他曾经用他军队中的一个兵团向奥地利国土交换了一组清代康熙青花瓷器。这组瓷器，至今仍保留在德国;它们包括两个大罐，两个瓶和一个尊。这里借用瓷器鉴赏家耿宝昌的话来形容它们“我曾见过这些文物，它们确实非常精美。”

故宫博物院藏清康熙青花山水人物纹盖罐

这时瓷器的生产，正如前文所述，仍以青花瓷为主，艺术成就达到了一定的高度，此点亦可从古代文献中找出依据。例如:“硬彩、清花均以康熙为极轨”，(节录自《饮流斋说瓷》中的“说彩色第四”一节)。清代人陈浏在其著作《陶雅》一书中称:“雍(正)、乾(隆)两朝之青花，盖远不逮康(熙)窑。然则，青花一类，康(熙)青虽不及明(代)青浓美者，亦可独步本朝矣。”对于这段话，我们可以按照《中国陶瓷史》中的观点理解，那就是:从浓美角度讲，康熙青花是否一定不如所有的明代各朝青花，还可以再研究，但康熙青花却可以“独步本朝”。因此，康熙时期的青花瓷器，在我国的陶瓷发展史上有着极其重要的历史地位，它以胎釉精纯，发色青翠，造型多样，纹饰优美而久负盛名，这是清代历朝青花瓷器都无法与之相比的。正是如此，自清朝末年便掀起了一次又一次的崇尚康熙青花瓷的浪潮。

故宫博物院藏清康熙元年青花双龙戏珠纹三足香炉

雍正、乾隆时期的青花则不如康熙时期的那样艳丽，雍正青花多为仿明代和嘉靖时期的作品，雍正青花器中以青花黄彩和青花金银彩为名贵。

无法看出真伪,只能说是唐宋以前的,因为宋5大官窑都没这种形制的,小窑口就无法判断了,宋以后这种形制和色彩花纹的就更少了,大概是汉--隋的

魏晋南北朝时期瓷窑和瓷器考古

古陶瓷学者对考古出土的不同时期、不同地域的陶瓷器进行过多次科学鉴定和研究，提出陶器和瓷器的界定标准，使长期存在于考古学界的陶瓷混称现象有所改变，这是古陶瓷研究工作中的一大进步。根据古陶瓷学者提出的陶瓷器界定标准，我国真正的瓷器开始出现于东汉，发源地在今浙江上虞一带。随后，南方各地也开始设窑烧瓷。三国两晋南北朝时期，南方的瓷器生产已进入成熟阶段。北方战乱不息，经济凋敝，手工业遭到严重破坏，瓷业的出现大约要迟至北魏统一北方以后。根据南北方所存在的不同情况，分别介绍如下。

南方的瓷窑和瓷器

考古发现的三国两晋南北朝的南方瓷窑，主要分布在浙江和苏南宜兴一带，江西、湖南、四川、福建等省境内也有零星发现。这个时期的瓷器，绝大多数发现于窑址所在地及其附近的六朝墓中，除云南、贵州以外，其他各地的六朝墓也有一些瓷器出土。

　　浙江是我国瓷器的发源地和主要产区之一。其中烧造最早、产品数量最多、质量最好而最负盛名的是越窑青瓷。浙东的上虞、宁波和浙南的永嘉等地，都发现了东汉中晚期的越窑窑址；在东汉晚期墓中，又相继发现用越窑生产的青瓷器随葬。上海硅酸盐研究所曾对上虞小仙坛东汉越窑址中出土的青釉印纹垒瓷片进行测试化验，并与上虞龙泉塘西晋越窑青釉瓷片的试测数据进行对比研究，证实这些青瓷片具有瓷质光泽、透明性较好，吸水率低，烧成温度达1300℃左右，胎釉结合紧密，符合近代瓷的标准。

　　三国两晋南北朝时期，江浙一带的制瓷业迅猛发展，仅上虞一地，已发现东吴时期的窑址30 多处，西晋窑址60 多处。曹娥江沿岸的帐子山、鞍山、小仙坛、龙池庙等地，窑址密布，是当时烧造青瓷器的重要场地。这里不仅蕴藏着丰富的优质瓷土，也有烧制青瓷器的充足燃料，曹娥江更为青瓷的远销提供了极为便利的运输条件。江苏、安徽、江西、福建、湖北、湖南等地六朝墓出土的青瓷器，经常发现是浙江生产的越窑瓷器。

　　除上虞以外，浙江的绍兴、余姚、鄞县、宁波、奉化、临海、萧山、余杭、湖州以及江苏的宜兴等十几个市县，也都发现了六朝瓷窑遗址。根据制品釉色的不同，可分为越窑、均山窑、瓯窑、婺州窑和德清窑。越窑主要分布于浙江北部和东部沿海地区。均山窑在江苏太湖之滨，集中分布于宜兴丁蜀镇和均山附近。瓯窑在浙南温州一带。婺州窑主要分布于浙江中部的金华地区。德清窑主要分布于浙江北部的德清县及其附近。上述瓷窑，除德清窑和上虞帐子山窑兼烧黑瓷以外，全部烧制青瓷，各有特色。

发掘资料表明，南方青瓷普遍采用龙窑烧制，起初是陶瓷同窑共烧，以后逐渐分离。窑炉结构和装烧技术因时代不同而有所改进。大体说，窑身由宽短变成狭长，由统烧改为分段烧，窑床斜度由前缓后陡变成10 多度平斜，窑型由不定型逐步走向定型化，随着窑炉的改变，烧制技术的提高，窑具的设计也有改进，从而增加了装烧的数量和提高了成品的质量。

　　考古发现的六朝瓷器，大多出自窑址所在地及其附近的墓葬中。长江下游沿岸也是六朝瓷器的重要分布区，特别是六朝都城建康（今南京）及其沿江西上的马鞍山、芜湖和东下的扬州、镇江一线。根据器形、装饰纹样，釉质色泽以及坯体等特点，可分为孙吴、西晋、东晋、南朝四个发展阶段。东吴青瓷较多保留东汉瓷的特点，常见器形有钵、双耳或四耳的罐，双耳或四耳的盘口壶，双沿罐，水盂、油灯、香熏、唾壶等日用器。此外还有专供随葬用的模型明器，如堆塑谷仓罐、羊形尊、虎子、灶、碓、鸡笼之类。胎质坚硬细腻，呈淡灰白色，釉色灰青，表面不大均匀。装饰纹样有弦纹，模印的斜方格回纹、斜方格井字纹，雕刻，镂空，堆贴等技艺。南京及其附近出土的东吴越窑青瓷器，造型大多优美雅观，例如，1955 年南京光华门外赵士岗4 号墓出土的“赤乌十四年”青瓷虎子，1958 年南京清凉山出土的“甘露元年五月造”的青瓷羊尊和青瓷熊灯，1974 年南京甘家巷建衡二年墓出土的双系罐和双系、四系盘口壶，1962 年溧阳东王公社凤凰元年墓出土的一组青瓷明器（仓、灶、水盂、鐎斗、提篮等），1955 年南京光华门外赵士岗凤凰二年墓出土的蛙形水盂，1973 年金坛白塔天玺元年墓出土的堆塑楼台谷仓罐，等等，都是越窑精品，充分展示了东吴时期青瓷制作的高度艺术水平。

　　西晋青瓷的成就最为突出。工艺技术、器形种类以及装饰变化，都比东吴时期有明显的发展。常见的器形除东吴时原有的以外，出现了不少新的造型，有筒形罐、鸡头或虎头的双耳罐、扁壶、圈足唾壶、兽形尊、三足盘、多子福、镂空香熏，熊头或兔头水注；明器中新出现犀牛形镇墓兽、男女俑、尖头形灶、猪舍、狗舍等。这些新器形，有的造型直接采用动物形象，有的用动物形象作装饰。在一般器皿上，流行模印的饰带，如细小斜方格纹，井字菱形纹，联珠纹。在盆、钵、洗上流行用竹刀刻划海星纹和水波纹。谷仓的装饰更为突出。在谷仓罐肩部以上，堆塑了各种形象的奴仆、卫士、阙楼馆阁、长廊列舍、龟趺碑等复杂的内容。西晋晚期出现了在青釉上点染酱褐色斑纹的做法，打破了青瓷单色釉的传统作风，丰富了釉的装饰效果。

在青瓷器上刻写年号、产地和制作者的姓名，也是东吴西晋越窑青瓷器的一个特点。例如上述南京赵士岗东吴虎子，腹部刻“赤乌十四年会稽上虞师表宜作”，江苏金坛西晋墓出土扁壶上刻“紫（此）是会稽上虞范休可作坤者也”。绍兴、余姚、平阳发掘的西晋墓，以及吴县狮子山西晋傅氏家族墓，墓内随葬的堆塑楼台谷仓罐上，往往在楼台下方的龟趺碑上分行刻写“元康×年×月造，会稽”、“出始宁，用此丧葬宜子孙作吏高迁众无极”等字样。说明上虞一带是当时青瓷器的重要产地，同时反映了生产青瓷器的商品性质。

　　东晋时，青瓷生产进入普及阶段。瓷器造型趋向简朴、实用，装饰大大减少，模型明器衰落。常见的产品有罐、壶、盘、碗、钵、盆、洗、灯、砚、水盂、香熏、唾壶、虎子和羊形烛台。饮食器皿大都大小配套。纹饰以弦纹为主，少数器物上仍可见到水波纹。到东晋晚期，开始出现莲瓣纹。南朝仍采用两晋时的制瓷工艺，多数胎质致密，呈灰色，通体施青釉。器形较小，制品以鸡头壶、盘口壶和四系罐为最多。浮雕莲瓣和刻划莲花纹成为当时的主要纹饰，由此看到佛教在南朝民间已十分盛行。西晋后期出现的褐色点彩工艺仍普遍存在，但褐点小而密，与初始时不同。

　　长江中游的江西、两湖和四川，大约在三国时期开始设窖制瓷。南昌市郊的吴永安六年墓、吴高荣墓、武昌莲溪寺吴永安五年墓、鄂城吴孙将军墓，随葬的青瓷器，为这看法提供了实证。这四座东吴墓随葬的青瓷器，胎质、釉色、器形基本相同。属于越窑青瓷系统的一个分支。胎呈浅灰色，釉色分豆青和蟹壳青两种。豆青釉薄匀润，开细片，不脱落；蟹壳青釉不甚均匀，呈蜡泪状，有脱落现象。釉不及底，有些壶、罐表面印麻布纹。主要器形有罐、壶、钵、碗、碟、盅、盘、案、槅、耳杯、香薰等日用器和院落、房屋、仓、灶、碓、磨、臼、牛车、禽畜及禽畜圈舍等模型器。造型、胎釉与浙江越窑青瓷均略有差异。值得注意的是，安徽马鞍山孙吴朱然墓和佳山吴墓，墓中随葬的部分青瓷器竟与这四座墓出土的同类青瓷器完全相同。表明江西、湖北在三国时已经烧制青瓷器，而且把青瓷器作为商品远销到长江下游。

西晋时期，长江中游的青瓷器数量明显增多。从墓中随葬的陶瓷器比例看：江西瑞昌马头西晋墓随葬青瓷器66 件，陶器仅6 件；湖北黄陂滠口吴末晋初墓随葬青瓷器73 件，陶器7 件；益阳、长沙较大的西晋墓，几乎全部用青瓷器随葬。一般造型规整，釉色莹润，装饰华美，有捺印、贴花，加彩和透雕，并开始出现褐釉点彩的新工艺。缺点是釉胎仍结合不好，吸水率和气孔率都较高。进入东晋南朝时期，这里与长江下游一样，青瓷制品转入以日用器皿为主，明器少见，纹饰趋向简朴，烧制技术有所改进，但釉面光泽较差，透明度始终不及长江下游所产

　　已发现的长江中游六朝窑址，重要的有四处，即江西丰城窑址、湖南湘阴窑址，以及四川的成都青羊宫窑址和邛崃窑址。丰城窑址分布于罗湖一带，范围约3 万平方米，废品堆积有的达5—6 米。1979 年发掘。上层堆积唐代瓷片，下层堆积的瓷片与南昌、新干、清江、永修等地南朝墓出土的瓷器相同。丰城唐代属洪州，这里发现的南朝窑场，应是唐代洪州窑的前身。湘阴窑址分布于县城堤坑一带，范围约10 万平方米。1973 年发掘。在25 平方米的发掘区内出土西晋至初唐的青瓷一千多件（片），还有大量的匣钵等窑具。其中的两晋南朝瓷器与长沙、浏阳、湘阴、益阳、郴州等地的两晋南朝墓瓷器完全一致。湘阴唐代属岳州，这里发现的两晋南朝窑场，应是唐代岳州窑的前身。成都青羊宫窑址和邛崃县的固驿窑址、十方堂窑址，都只做过调查和小规模试掘。初步认为这些窑址均始烧于南朝而盛行于唐代。四川南朝墓中的四系壶、四系罐、敛口平足碗，以及杯、盘、钵等日用器，都可以在这些窑址的遗物中找到归属。

南方沿海的福建、广东、广西，已发现的两晋南朝的青瓷器也不少。从发表的资料看，三省区的情况各有不同。福建政和西晋永兴三年墓随葬的青瓷器，是福建目前可确认的最早青瓷器。此墓随葬盘口壶、双耳罐、短颈壶、钵、虎子各一件，从出土的器物造型看，与浙江越窑所产相似。东晋墓出土的青瓷器遍及全省十多个县，重要的器形有碗、碟、盘、钵、罐、盘口壶、三足盆、五盅盘、多子槅、耳杯、灯、博山炉、膲斗、蛙形水注、三足砚、唾壶、虎子等日用器和灶、谷仓罐、猪圈、鸡舍等模型器。从器形、胎釉和纹饰风格看，明显分为两类。一类与浙江越窑所产相似，釉色青绿，胎釉结合较好，例如谷仓罐、三足砚、蛙形水盂等。另一类造型独特，带有浓厚的地方色彩，如南安丰州东晋墓出土的带嘴双系罐、敛口深腹钵，器形纹饰均不同于他处所产。这类瓷器，釉色较杂，有青黄、青灰、苍青等不同色调，胎釉结合较差，易脱落。南朝墓随葬地方特色的青瓷器更多，如锯齿形托杯、盖碗、年底浅刻重瓣莲花盘、排列多层乳尖的熏炉、前蹲后卧的虎子，以及单管或多管的烛台等。这时长江中下游随葬明器已大为减少，但福建南朝墓仍甚为流行。常见的有鐎斗、火盆、带盘三足炉、粘连的五杯盘、提桶、虎子和鬼灶等，形体皆短小，显然是专供随葬的明器。

　　关于福建瓷器的来源，目前有两种不同的看法。一种意见认为，两晋及南朝前期墓所出的瓷器均为浙江越窑产品，至南朝后期，才多见本地产品。另一种意见认为，福建两晋南朝墓出土的瓷器，绝大部分是本地烧造，只有少数来自浙江瓯窑。1982 年试掘福州西郊怀安窑址，发现一段龙窑残基。出土瓷片含有南朝至唐代的遗物，出土窑具上又有刻写“大同三年”“贞元”的年号。由此推知，怀安窑的始烧年代至迟在南朝中期，到晚唐仍未停止。福建南期墓出土的青瓷器，有一部分应是怀安窑所烧造。由于发掘面积太小，资料未全部公布，全貌还不清楚。看来福建瓷器来源的问题，还有待于怀安窑的继续发掘和更多的新窑址的发现。

　　广东至今未发现六朝瓷窑址，但是从西晋墓出土的瓷器中可以看出，广东在西晋或孙吴时期可能已设窑烧瓷。举年代明确的广州沙河顶西晋永熙元年墓为例。此墓随葬青瓷器50 多件，器形有四耳罐、鸡首壶、碗、盏、盆、盂、盅、耳杯盘、簋、豆形灯、唾壶、虎子、牛车、骑马桶等。其中鸡首壶、唾壶、虎子、牛车、骑马俑等，与长沙西晋墓所出的同类器十分近似。四耳罐、簋、盅、豆形灯、耳杯盘、灶等，则常见于广州东汉墓所出的同类陶器。这部分瓷器胎色灰白，釉呈青**，开细片，多脱落，说明尚未完全瓷化。它们应是沿袭东汉制陶工艺，在本地设窑烧成的。进入东晋南朝时期，广东青瓷器似乎完全是清一色的本地产品。

　　粤北始兴韶关是东晋南朝墓的主要分布区，已发现的东晋南朝墓近百座，内有纪年墓10 余座，断代比较明确。随葬青瓷器400 件左右，其中绝大多数是富有地方特色的四耳罐和大小配套的瓷碗。长江中下游所习见的鸡首壶、莲花壶、盘口壶、虎子以及鸡、狗和圈舍，在这里甚为罕见。

广西青瓷器大多发现于南朝墓，从出土的盘口壶、莲瓣鸡首壶、多子槅、多足砚、唾壶、虎子、禽畜模型以及骑马俑、部曲家兵俑等的器形看，与长沙西晋墓出土的同类器十分近似，可能是受长沙方面的影响而在本地仿造的。考古工作者曾在象州牙村发现一处汉至六朝的陶瓷窑址。从窑址中采集的一部分瓷片看，与南朝墓所出极为相似④。因未发掘，目前尚无法论定。

北方的瓷窑和瓷器

北方制陶业出现较晚。古陶瓷学者一般认为，北方制瓷业大约开始于北魏晚期，制瓷工艺很可能是南朝逃人传入的。北朝陶瓷除发现于窑址和北魏洛阳城大市遗址以外，绝大多数发现于北朝墓，尤其是东魏北齐时期的高级统治者墓中。每墓一般随葬几件至十几件。北朝大墓随葬陶俑动辄数百成千，随葬陶器皿、陶模型器一般也有数十件。随葬瓷器的数量显然不能同共出的陶俑、陶器皿的数量相比。在南方，两晋南朝墓以随葬瓷器为主，一般中型墓随葬十几件至三十多件，这也是北朝墓所比不上的。

　　目前可以认定的北朝窑址有三处：一处是河北磁县贾壁村窑；另二处是山东淄博市寨里窑③和枣庄市中陈郝北窑址。这三处窑址都是北朝至唐代的青瓷窑。窑炉椭圆形（俗称“馒头”窑），以木柴为燃料，生产生活用具。器形以碗、钵、盆、罐为多，一次拉坯成型，器底留有线割痕迹，器体厚重，胎质粗糙，含有较多的砂粒和铁质。施青釉，内施全釉，外施半釉。施釉方法主要有蘸釉和刷釉两种。釉汁不纯，厚薄不匀，色调一般较灰暗，内底多留有三支钉烧痕，烧制技术不高。

　　北朝墓出土的瓷器以青瓷为主，白瓷、黑瓷也有一些，但数量不多。青瓷器大都造型简朴，注重实用，烧制技术不甚成熟，除少量莲花尊以外，全属日常生活用具。在品种、形制和烧造工艺方面，具有较大的共同性。冀南的磁县和豫北的安阳，是曹魏、东魏、北齐的政权中心，经济、文化都比较发达，所以在这一带的东魏北齐墓，随葬瓷器比较多，工艺水平也较高，这里应是北朝瓷器生产的一个重点地域。

磁县、安阳一带的东魏、北齐墓，一般都有几件瓷器随葬。重要的有：磁县湾漳大墓出土青瓷罐10 件；茹茹公主墓出土青釉仰覆莲盖罐1 件；高润墓出土鸡首壶、覆莲盖罐、罐、碗、烛台等青瓷器17 件；尧峻墓出土高足盘、三耳壶、罐等青瓷器5 件：尧母赵郡君墓出土青瓷瓶1 件、酱褐釉的四系罐、双耳瓶、双系瓶、细颈瓶、壶共7 件；赞皇李希宗墓出土青瓷碗、带系罐共18 件，另有一些黑釉瓷片；平山崔昂墓出土黑釉四系罐、翠绿釉盘、豆青釉的盘口壶和唾壶，以及酱黄釉、黄绿釉、“焦釉”的碗，共14件；安阳范粹墓出土酱黄釉扁壶、白釉绿彩三系罐、白釉绿彩长颈瓶、白釉长颈瓶、白釉四系罐、白釉壶、白釉碗等，共14 件；濮阳李云墓出土豆青釉六系罐、米黄釉绿彩四系罐各2 件。这些瓷器标本，是研究北朝瓷器的重要实物资料。

　　从这批瓷器的一般特征观察，器体多数厚重坚硬，胎质洁白、浅红、土黄都有。釉色以青绿、黄绿为多，透明度较差；又有白、黑、酱、褐诸色。大多施半釉，釉层不太均匀，有脱釉现象。但各色釉中都有一些胎质沽白、釉色晶亮，达到光洁莹润的精品。例如，茹茹公主墓出土的青釉仰覆莲盖罐，高润墓出土的鸡首壶，崔昂墓出土的黑釉四系罐，李云墓出土的米黄釉加绿彩的四系罐和青釉六系罐，范粹墓出土的酱黄釉舞乐人物扁壶和白釉瓷，制作都很精美，特别是白釉长颈瓶，于乳白色透明釉上施数道绿彩，工艺新颖，都是北朝不可多得的精品。

　　引人关注的还有黑瓷、白瓷，以及这批瓷器的产地问题。

　　自1977 年浙江上虞东汉窑址中发现黑瓷、青瓷同窑共烧以后，人们便寄希望于最早的北方黑瓷的发现。这批材料为此提供了实证。到目前为止，北朝黑瓷已发现多起：北魏洛阳故城大市遗址发现黑瓷碗5 件、杯3 件、盂1件；东魏李希宗墓发现黑瓷片；北齐崔昂墓发现黑釉四系罐。这些黑釉瓷，釉质都较好，有光洁度，特别是李希宗墓的黑瓷片和崔昂墓的黑釉四系罐，制作颇精，证明北方黑瓷在北朝时已达到一定的工艺水平。

　　白瓷的出现是陶瓷史上的一件大事，它是后来各种彩绘瓷的基础。北方白瓷的出现，过去一般认为在隋代，范粹墓白瓷的发现，把过去的认识提前到了北齐。范粹墓的白瓷，釉呈乳浊淡青色，说明它是在青瓷的基础上发展起来的。

　　关于磁县安阳北朝瓷器的产地问题，过去学者曾提到磁县贾壁窑址，应是北方青瓷的中心产区之一，但认为现存窑址开创于隋代。高润墓出土的青瓷碗和护胎釉碗的发现，证明与贾壁村旧窑址采集的碗片完全吻合。高润死于北齐武平七年，据此知贾壁村窑早在北齐时就烧造青瓷，而且知道在瓷器上采用护胎釉的新工艺。

　　此外，河北景县封氏家族墓、山东临淄崔氏家族墓出土的北朝青瓷器，也是比较重要的发现。

景县封氏墓有四座墓随葬青瓷器，共35 件，年代约从北魏到隋初。器形有碗、盘、碟、杯、壶、瓶、罐、托杯、唾壶和仰覆莲六系尊。虽然胎釉工艺都不够成熟，但造型很有特色。除四系盘口壶、唾壶与南方青瓷近似外，直径达40 厘米的大盘，带托深腹杯，四系罐，都与南方青瓷不同。最突出的是出自封子绘墓和祖氏墓的4 件仰覆莲六系尊，形体高大，造型宏伟，装饰瑰丽，运用印贴、刻划和堆塑等艺术手法，在器腹以下通施凸塑的仰覆莲七层，又在口沿到颈部堆贴飞天、宝相花和蟠龙等纹饰。盖上同样有莲瓣装饰。出土时，整体呈青灰色，胎釉仍结合牢固，不变形，不脱釉。经鉴定，胎釉的化学成分与南方越窑青瓷有明显差别，故被誉为北方青瓷的代表作。有趣的是，武昌、南京等地的南朝墓中也发现这种莲花尊，目前已知的至少有6件（流散国外的未计入），有的造型更大，装饰更华丽，年代也较早。看来景县封氏墓的莲花尊很可能是南方逃人或受南方制瓷工艺的影响而在本地仿制的。

　　临淄北朝崔氏墓地，始于北魏延到北齐。其中有9 座墓随葬青瓷器共41件。器形有碗、盘、高足盘、罐、四系罐、鸡首壶、狮形水盂等。除狮形水盂制作较精以外，都是一般的日用器皿。　　器形、胎釉及烧造技艺，均与附近寨里窑出土的瓷器基本相同，自应归属于寨里窑所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