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前言
提示:本次校注以正统道藏本为底本,纠正了孙诒让等人5处改动。本次校注的最大成绩,是发现道藏版“三者淳泽,不出宫中,则不能流国矣。”该句有深刻内涵。联系上文,“三者”指的是“溪陕者”“逝浅者”“墝埇者”,此三者的同处是“不足以覆万物”。因为此三种水泽之地狭小不博没有容量。所以只有坑洼之水,只能润泽家室之地,不能流布惠及全国。孙诒让改“三”为“王”,成“王者淳泽”,改动一字,掩盖了文意的上下文联系。非常令人遗憾。
一、原文译释
入国而不存[1]其士,则亡国矣。见贤而不急,则缓[2]其君矣。非贤无急,非士无与虑[3]国。缓贤忘士,而能以其国存者,未曾有也。
入国问政而不容纳贤士,就要亡国了。发现贤士而不急求,就怠慢了君王的职责。没有比求贤更急迫的事了,没有贤士,就无人共谋国是。怠慢遗弃贤士,而能如此使国家长治久安的,不曾有过。
昔者文公出走而正天下,桓公去国而霸诸侯,越王句践遇吴王之丑[4],而尚[5]摄中国之贤君,三子之能达名成功于天下也,皆于其国抑[6]而大丑也。太上无败,[7]其次败而有以成,此之谓用民。[8]
从前,晋文公被迫逃亡在外,后来匡正天下;齐桓公被迫离开故土,后来称霸诸侯;越王勾践被吴王战败受辱,后来却居于上位威慑中原诸国的贤君。这三个人之所以能闻名天下成就功业,他们都曾在自己的国家不被待见而大失颜面。大到立于不败之地,小到扭转败局而有所成就,这都是善于用人。
吾闻之曰:“非无安居也,我无安心也;非无足财也,我无足心也。”是故君子自难而易彼,众人自易而难彼。君子进不败其志,内[9]究其情,虽杂庸民,终无怨心,彼有自信者也。
我曾听说:“不是居无定所,是我无安定的心;不是财产匮乏,是我无满足的心。”君子总是严以律己,宽以待人。而众人则宽以律己,严以待人。君子居庙堂之高,不改变志向;处江湖之远,仍保持情操;即使杂处于庸众之中,也终究没有怨尤之心。他们才是自信的人。
是故为其所难者,必得其所欲焉,未闻为其所欲,而免其所恶者也。是故逼臣伤君,谄下伤上。[10]君必有弗弗之臣,上必有詻詻之下。[11]分议者延延[12],而支苟[13]者詻詻[14],焉可以长生保国。臣下重其爵位而不言,近臣则喑,[15]远臣则唫[16],怨结于民心,谄谀在侧,善议障塞,则国危矣。桀纣不以其无天下之士邪?杀其身而丧天下。故曰:归[17]国宝不若献贤而进士。
严以律己者,必可以实现自己,但却没有听说放纵自己,又能免于危害的。宠幸的近臣损害国君,谄谀的下级损害上级。做国君者必须有批评反对的臣僚,上位为官者必须有直言极谏的下属。分辩议事者争论锋起,反对苟且的人互不退让,这才可以利民利国。如果各级官员只看重自己的爵禄和官位,不论国是,中央官员缄默不言,地方官员闭口噤声,怨恨就郁结于民心了。谄谀阿奉之人围在身边,好的建议被阻障堵塞,这样子国家就危险了。夏桀、商纣不正是因为他们难容天下之士吗?其身被杀,丧失天下。所以说:进献国宝,不如推荐贤人举进良士。
今有五锥,[18]此其铦,[19]铦者必先挫[20];有五刀,此其错[21],错者必先靡[22]。是以甘井近竭,招木近伐[23],灵龟近灼,神蛇近暴。是故比干之殪[24],其抗也;孟贲之杀,其勇也;西施之沈[25],其美也;吴起之裂,其事[26]也。故彼人者,寡不死其所长,故曰:太盛难守也。
现在有五柄锐器,这把最锋利,最锋利的必先折断。有五把刀,这把磨得最快,磨得最快必先损坏。所以甘水之井最先被用尽而枯竭,招风之木最先被砍伐,灵验之龟最先被火灼占卦,神异之蛇最先被曝晒求雨。比干被害,是因为他的耿直;孟贲被杀,是因为他的刚勇;西施被沉江,是因为她的美丽;吴起被车裂,是因为他的政事。这些人很少不是死于他们的所长。所以说:太盛难守。
故虽有贤君,不爱无功之臣,虽有慈父,不爱无益之子。是故不胜其任而处其位,非此位之人也;不胜其爵而处其禄,非此禄之主也。良弓难张,然可以及高入深;良马难乘,然可以任重致远;良才难令,然可以致君见尊[27]。是故江河不恶小谷[28]之满己也,故能大。圣人者,事无辞也,物[29]无违[30]也,故能为天下器[31]。是故江河之水,非一源也[32];千镒[33]之裘,非一狐之白也[34]。夫恶[35]有同方取不取同而已者乎?盖非兼王之道也。
古代即使是贤君,他也不爱无功之臣;即使是慈父,他也不爱无益之子。所以,凡是不能胜任其事而占据其位的,他就不应居于此位;凡是不胜任其爵而享受其禄的,他就不当享有此禄。良弓难以张开,但可以射得高没得深;良马难以乘坐,但可以载得重行得远;良才难以驾驭,但可以辅佐国君获得天下的尊敬。江河不嫌小溪之流,所以能大浪滔滔。所谓圣人,遵从职事而无推辞,倾听众议而不远离,这样才能成为天下之大器。江河之水,不是来自一个源流的水;价值千金的裘衣,不是来自一只狐狸的毛皮。哪里有与自己的意见相同才采纳,与自己的意见不同就不采纳的道理呢?这不是真正的兼王之道啊。
是故天地不昭昭[36],大水不潦潦[37],大火不燎燎,王德不尧尧[38]者,乃千人之长也。其直如矢,其平如砥,不足以覆[39]万物。是故溪陕[40]者速涸,逝[41]浅者速竭,墝埇[42]者其地不育,三者[43]淳泽[44],不出宫中[45],则不能流国矣[46]。
所以天地不昭昭为明(而美丑皆收),大水不潦潦为大(而川泽皆纳),大火不燎燎为盛(而草木皆容),王德不尧尧为高(而贵贱皆亲),才能做千万人的政长啊。象箭一样直,象磨刀石一样平,那就不能覆盖包容万物了。所以狭隘的溪流干涸得快,平浅的川流枯竭得早,坚薄坎坷之地五谷不生。这三地之泽,不足以惠及家室,更不能流布全国了。
[1]存:容纳,体恤。“存,恤问也。” (汉,许慎《说文解字》简称《说文》。)
[2]缓:缓怠,怠慢 ,缓慢松懈;拖延怠忽。《战国策·卫策》:“今夫缓于事己者,安能急于事人”
[3]虑:谋虑,思虑。“虑,谋思也。”(《说文解字》)
[4]丑,侮辱。
[5]尚与上通。摄,谓越王之威足以慑中国贤君也。
[6]抑:屈抑,抑制,排斥,不被待见。
[7]太上,对应“其次”,表示最高级,最居上者。
[8]言以亲士,故能用其民也。
[9]内:退的意思。进不败其志,退究其情,相对成文。
[10]逼:近也。(《小尔雅·广诂》)“逼臣”与“谄下”同举,而与“弗弗之臣”“詻詻之下”相反。
[11]弗,读为咈,《说文解字》:“咈,违也。” 詻,《广雅》:“詻詻,语也。” 詻詻,与谔谔同。
[12]延延:众多貌
[13]支苟者:反对苟且的人。"支"(动词):如支离、支对。有对付、抵触、抵制、抗拒、反对的意思。“苟”,苟且。《国语·鲁语》:"且苟而赋。"(※孙诒让说:以文义推之,“支”疑当为“交”,形近而讹。经说上篇“圜规写交也”,今本“交”亦误“支”,是其证。敬读为儆。交儆,谓交相儆戒也,“苟”即“敬”之坏字。孙诒让的解说虽然妥当,但必须改动原文。吴毓江据孙诒让将“支苟”改为“交苟”,还是不能全通,必须将“支苟”全改为“交儆”才能通。改动原文是大忌。正统道藏本原文即是“支苟”。可留后人参阅。)
[14]詻詻:直言论争貌。
[15]喑:啼极无声。孙诒让:喑、瘖字同,尚贤下篇有瘖字。晏子谏下篇云:“近臣嘿,远臣瘖”,说苑正谏篇“晏子云:下无言则谓之喑”,“喑”即“瘖”也。
[16]“远臣则唫”,正统道藏本原文如此。唫jìn:假借为“噤”,口闭不言的意思。《吕氏春秋•重言》“君呿而不唫。”(孙诒让改“唫”为“吟”。没有必要。)
[17]归:送归一处,进献。
[18]《说文解字》:“锥,锐也。”
[19] 铦:锋利。
[20]挫:折断;摧折。
[21]《广雅》:“错,磨也”。毕沅:“言磨错之利。”
[22] 靡:毁损破坏
[23]招风之木,必先被伐。庄子山木篇亦云:“直木先伐,甘井先竭”。
[24] 殪[yì] ,杀也。
[25]沈,通“沉”。
[26]“事,职也。”(《说文解字》)“公侯之事。”《诗·召南·采蘩》
[27]致:引导、辅佐、促使的意思。杜甫诗:“致君尧舜上,再使风俗淳”意为“辅佐国君使他成为尧舜那样的明君,重现民风淳朴的太平盛世。”《三字经》:“上致君,下泽民。”
[28]《说文解字》“泉出通川为谷。”尔雅:“水注川曰溪,注溪曰谷。”
[29]物:他人;众人。物听(众人的言论);物意(众人的心意)。
[30]违,离也。(《说文》) 违,远也。(《尔雅》)
[31]“圣人者,事无辞也,物无违也,故能为天下器”:所谓圣人,遵从职事而无推辞,倾听众议而不远离,这样才能成为天下之大器。此论体现了儒墨之重要分歧:儒家讲“君子不器”,而墨家讲“圣人能为天下器”。墨家讲圣人,往往指的是圣王,《节用上》篇说“圣人为政一国,一国可倍也”。《兼爱上》篇说“圣人以治天下为事者也”,圣人是以治理天下为职事的人。墨家之所以讲“圣人能为天下器”。这是因为执政者有他的职责所在,必须像“器”那样理性能容,剔除个人好恶私念,而不得任性由情。墨家此论与《老子》所言“大器晚成”“天下神器”有相通的地方。不同的地方,墨家是特别重视“器”的。墨家以器术载道,可谓非常明显,墨子甚至认为那些搞创造发明的人都是圣人。所以辞过篇说:“古之民未知为饮食时,素食而分处,故圣人作诲,男耕稼树艺,以为民食。”
[32]“江河之水非一源也”正统道藏本原文如此。(※孙诒让增“之水”二字,作“非一源之水”。吴毓江增“之流”二字,并改“源”为“原”,作“非一原之流”。虽然读起来更对仗,但不改也不影响理解其意。)
[33] 黄金以溢为名,二十两为溢
[34]淮南子说山训:“天下无粹白之狐,而有粹白之裘,掇之众白也。”
[35]恶:疑问词,哪,何。
[36]《说文解字》:“昭,日明也。”
[37]《说文解字》:“潦,雨大貌。”
[38]《说文解字》:“尧,高也,从垚在兀上,高远也。”
[39] 覆,覆盖,覆荫,庇护,包容。
[40] 陕,通“狭”。《说文解字》:“陕,隘也。”
[41] 逝:在此指逝水,流水,川流。《广雅》:”逝,行也”。《论语》“子在川上曰:逝者如斯夫!”
[42]“墝埇”:形容土地坚薄,坑洼坎坷。“墝”qiāo古同“硗”,地坚硬不肥沃。《淮南子•原道训》:“舜耕历山,田者争处墝埆,以肥饶相让。”“埇”yǒng:地名用字,在路上加土为埇。东汉杜笃《论都赋》:“或知而不从,久都墝埇。”宋李纲有《自梅趣汀行小路墝埇危甚六月十一日宿金沙寺》。(※“墝埇者其地不育”正统道藏本原文如此。孙诒让改“墝埇”为“嶢埆”,可通,但不改字为上,不改字也可以通。)
[43]“三者淳泽”:这三种地方用来灌溉的泽水。“三者”指的是“溪陕者”“逝浅者”“墝埇者”,此三者的同处是“不足以覆万物”。(※孙诒让改“三”为“王”,成“王者淳泽”,不当。)
[44]淳zhūn:浇灌“淳而渍之”。泽,言其润泽万物,以阜民用也。
[45]“不出宫中”指的是走不出家室的局限。“宫,室也。”(《说文》)“宫谓之室,室谓之宫。”(《尔雅·释宫》)“古者贵贼同称宫。秦汉以来,惟王者所居称宫焉。”(《释文》)。
[46]“不能流国”:“溪陕者”“逝浅者”“墝埇者”,此三者狭小不博,所容水少,只能润泽家室之地,不能流布全国。坑洼之泽水,惠及一室尚不足,所以不能流布全国。
二、分段解析
第一段立题:“亲士”是执政者的职责所在。执政者必须容纳贤士,急求贤士。只有这样,才能谋国之大计,使国家长治久安。而“缓贤忘士”,乃是亡国之举。墨家“上说下教”,本篇显然属于“上说诸侯”的口气。
第二段举例说明:“亲士”是治道的经验总结。晋文公、齐桓公、越王勾践,这三个人都生于忧患之中,有共同的成功经验:善于用人。“亲士”之道有其妙用,大可立于不败之地,小可转败为胜。其中“太上无败”之论,与孙子“立于不败之地”有异曲同工之妙。墨家是懂兵法的,墨家兵法与孙子兵法是中国古代兵法的双子座。一守一攻,都重视胜在战前,暂且不说。
第三段指出:执政要“亲士”,必先修其心。心中有乾坤,成事始于修心,不修心,万事不成。如要亲士成,修得六种心:第一要有“安心”;第二要有“足心”;第三要有严以律己的责己心;第四要有宽以待人的恕人心;第五是能上能下的无怨心;第六是矢志不渝的自信心。居高而不改变志向,处下仍保持情操,即使生活在市井平民之间,也不心生怨恨。这一段非常精彩,这就是墨家所提倡的自信,是我们应当追求的真正的自信。这种自信不仅仅是能力的自信,也不仅仅是人格的自信,更是一种生命的自信。
第四段继续指出:亲近贤士、广听众议非常重要。前面已经说了,如要亲士成,修得六种心:安心、足心、责己心、恕人心、无怨心、自信心。修心好难,所以本段首先指出一个基本道理:先苦则后甜,先甜则后苦。墨子轶文说:“甘瓜苦蒂,天下物无全美”。权力不能任性,大则关乎民生国计,小则关乎身家性命。人性的缺陷显而易见,谄谀的近臣,溜须拍马的下级总是能获得当权者的欢心;而能谏之士善议之臣却总是不受到待见。但这不是执政者应该奉行的道理。从正面来看:君上必须有批评反对的臣僚,才能校正失误;上级必须有直言极谏的下属,才能防止失职;分辩议事者争论锋起,反对苟且的人互不退让,这才可以长养民生,保卫国土。从反面来看:如果各级官员只看重自己的爵禄和官位,不论国是,中央官员缄默不言,地方官员闭口噤声,那么,怨恨必定郁结于民心了。谄谀阿奉之人围在身边,好的建议被阻障堵塞,这样子国家必定就危险了。举例来说,从前的夏桀、商纣都是前鉴:此心难容天下士,国破身亡丧天下。所以作者得出结论:举能谏之士,用善议之臣,比收集国宝更重要。这就是:“归国宝不若献贤而进士”。
第五段话锋一转,以锐器先折、快刀先损、甘井近竭、招木近伐为喻,又数列比干、孟贲、西施、吴起四人为例,说这些人很少不是死于他们的所长,最后得出结论,“太盛难守”。这段文字上接“归国宝不若献贤而进士”,下承“虽有贤君,不爱无功之臣”,是一个非常重要的过渡。一方面,贤人良士比国宝还要珍贵;但另一方面,贤士为什么这么少呢?因为受伤的总是贤人良士,长此以往,谁还敢再做贤人良士呢?只怕士文化要就此沉沦了。《墨子》是站在这个思路上既为有志于道的士人的处境担忧,又为贤士越来越少着急,于是悲叹“太盛难守”。这段话并非面向士人所说,而是对执政者所说的话,其意在于提醒执政者反思贤士很少的原因。有了这一段话,作者才能引出下面的关键词,那就是:“兼王之道”。这段文字所列的比干、孟贲、西施、吴起四人的故事。比干被害,是因为士志于道遇暴王。孟贲被杀,是因为力气很大也是罪。西施沉江,只是因为天生丽质难自弃,倾国倾城必须死。吴起之死,则是因为楚悼王为了争霸天下任用他实行变法,结果失去德义树敌太多。四个人不同的死法皆暗示了“太盛难守”的根本原因:执政者不行“兼王之道”,以至于他手下的能人就死于非命。
第六段正式提出了一个重要概念:“兼王之道”。第三段讲的是内修兼王六心,第六段讲的是外修兼王四行。那么,什么是“兼王四行”呢?①兼王不用妇人之仁。兼王之贤,计功而任人,不偏爱无功之臣;兼王之慈,但观大利,不溺爱无益之子。②兼王具有自知之明和知人之智,胜其任而处其位,胜其爵而处其禄,有能则上,无能则下。③兼王“举公义、辟私怨”,能张良弓,能乘良马,能令良才。④兼王能为“天下器”,海纳百川,倾听众议,无偏无党。值得注意的是:儒家讲“君子不器”,而墨家讲圣人“能为天下器”。在墨家看来,执政者有他的职责所在,必须像“器”那样理性能容,剔除个人好恶私念,而不得任性由情。墨家此论与《老子》所言“大器晚成”“天下神器”有相通的地方。墨家是特别重视“器”,讲究以器术载道。
第七段再述兼王之德,作者提出了一个非常重要的理念,那就是“王德不尧尧”。“尧”是一个会意字,从垚,从兀。“垚”(yáo)是土高,“兀”(wù)表示高耸突出,“尧”的本义表示高耸、突出地面。“不尧尧”,也就是不自夸耀,不自高傲。正如《大禹谟》所言:“满招损,谦受益,时乃天道。”尚德法天,不自以为德,才是真正的“王德”,只有这样的王德,才能符合“兼王之道”。墨家提倡“兼王之道”,也尚德,但不同于儒家所颂扬的那个“周道”之德。《诗·小雅·谷风之什·大东》说:“周道如砥,其直如矢。”但是诗经《大东》一篇,实乃当时的东方各国对“周道”的血泪控诉。西周初年,周公东征,攻灭奄等十七国,封建姬姓大国监视东方各小国,又修筑“周道”从西方向东方运输军队和军用物资,运回西方贡赋和征敛的财富。当时东方各国困于劳役,伤于劳财,故此作诗《大东》,以刺周道,以告民瘼。现在许多儒家人士竟然能将“周道如砥,其直如矢”歪曲理解为对周道的褒扬,夫复何言?!《墨子·亲士》篇,作者批评说“其直如矢,其平如砥,不足以覆万物”,批评的正是周道,这是我们正确阅读诗经《大东》的文化密码。本篇结语说:“故溪陕者速涸,逝浅者速竭,墝埇者其地不育,三者淳泽,不出宫中,则不能流国矣。”墨家此论批评了儒家仁道局限于血亲原则,不能兼,不能“为天下器”。墨家《亲士》的要义,是倡导“兼王之道”,摒弃儒式血亲仁,正如《庄子•大宗师》所言:“泽及万世而不为仁。”
三、余论
亲士篇是《墨子》一书的首篇文章,唐朝以前的版本就是如此。唐人马总有《意林》一书,摘录诸子要语,引及《墨子》十六卷,《亲士》中的篇句为墨子要语之首。士,在墨家这里指的是贤士。亲士,也就是亲近贤士的意思,本篇中心思想是劝诫执政者容纳、体恤、亲近、任用贤能。“仓颉篇曰:亲,爱也,近也。”(唐-玄应:《众经音义》)。“传曰:通古今,辩然不,谓之士” (南朝-顾野王:《玉篇》)。孙诒让说“此篇所论,大抵尚贤篇之余义”,其论甚是。墨子尚贤,认为尚贤是行政的根本措施。本文指出:“归国宝不若献贤而进士。”认为不重视人才,国家就很危险。亲士用人,大可立于不败之地,小可转败为胜。文中提出,要宽待人才,开放言论自由,唯才是举。并且认为,没有言论自由,怨结于民心,国家就危险;然而良弓难张,良马难乘,良才难令,如果暴王当道,士人就“太盛难守”。所以作者认为执政者应该有海纳百川的胸襟,行“兼王之道”。国不爱人,人以何报国?人皆不敢为士,置国运民瘼于何地?于是,墨家先哲疾呼:“入国而不存其士,则亡国矣。见贤而不急,则缓其君矣。”这个“缓”字值得注意,说的是如果执政者发现贤士而不急求,则拖延怠忽了君王的职责。
本篇的中心乃是阐述君王的职责,提出了“兼王之道”,说明了“圣人能为天下器”的道理。
本篇解读的难点是“太盛难守”那段文字。很多人都说这一段文字最令人费解。在这段文字的前面作者一直在说亲近贤士广听众议的重要性,得出结论说“归国宝不若献贤而进士”,话题的中心一直很明确。但这一段文字突然话锋一转,以锐器先折、快刀先损、甘井近竭、招木近伐为喻,又数列比干、孟贲、西施、吴起四人为例,说这些人很少不是死于他们的所长,最后得出结论,“太盛难守”。有读者就此怀疑说这段文字好像不是墨家的风格,怀疑是道家窜入的文字?——从文意上来分析,未必如此。这段文字上接“归国宝不若献贤而进士”,下承“虽有贤君,不爱无功之臣”,是一个非常重要的过渡。一方面,贤人良士比国宝还要珍贵;但另一方面,贤士为什么这么少呢?因为受伤的总是贤人良士,长此以往,谁还敢再做贤人良士呢?只怕士文化要就此沉沦了。《墨子》是站在这个思路上既为有志于道的士人的处境担忧,又为贤士越来越少着急,于是悲叹“太盛难守”。这段话并非面向士人所说,而是对执政者所说的话,其意在于提醒执政者反思贤士很少的原因。有了这一段话,作者才能引出下面的关键词,那就是:“兼王之道”。这段文字所列的比干、孟贲、西施、吴起四人的故事。比干被害,是因为士志于道遇暴王。孟贲被杀,是因为力气很大也是罪。西施沉江,只是因为天生丽质难自弃,倾国倾城必须死。吴起之死,则是因为楚悼王为了争霸天下任用他实行变法,结果失去德义树敌太多。四个人不同的死法皆暗示了“太盛难守”的根本原因:执政者不行“兼王之道”,以至于他手下的能人就死于非命。
“圣人者,事无辞也,物无违也,故能为天下器”这一句也应该引起高度重视,意思是:“所谓圣人,遵从职事而无推辞,倾听众议而不远离,这样才能成为天下之大器。”此论体现了儒墨之重要分歧:儒家讲“君子不器”,而墨家讲圣人“能为天下器”。墨家讲圣人,往往指的是圣王,《节用上》篇说“圣人为政一国,一国可倍也”。圣人指的是符合墨家要求的执政者。《兼爱上》篇说“圣人以治天下为事者也”,圣人是以治理天下为职事的人。墨家之所以讲“圣人能为天下器”。这是因为执政者有他的职责所在,必须像“器”那样理性能容,剔除个人好恶私念,而不得任性由情。墨家此论与《老子》所言“大器晚成”“天下神器”有相通的地方。不同的地方,墨家是特别重视“器”的。墨家以器术载道,可谓非常明显,墨子甚至认为那些搞创造发明的人都是圣人。所以辞过篇说:“古之民未知为饮食时,素食而分处,故圣人作诲,男耕稼树艺,以为民食。”
故此,本文最后一段再次重申“王德不尧尧”的观点,结语说:“故溪陕者速涸,逝浅者速竭,墝埇者其地不育,三者淳泽,不出宫中,则不能流国矣。”墨家此论批评了儒家仁道局限于血亲原则,不能兼,不能“为天下器”。墨家主张圣人兼而不仁,旁通《庄子•大宗师》所言“泽及万世而不为仁。”
但是,值得注意的是:这一段话讲到吴起之死,此事发生于公元前381年,据吕氏春秋记载,该年墨家巨子孟胜等80余人就义于阳城,巨子之位传于田襄子。该时,墨子无疑已经逝世,所以这一段话决非墨子自著。况且,这一段话所及最晚之事是孟贲之死,这件事就更晚了,发生于公元前307年。考虑到古人写文章有基于前人不断修补的习惯,(这一点可参照墨子所染篇题解),依旧不能断然说此文非始于墨子之手,只能说,该文最后一次修补成文,应该在公元前307年之后。当时较活跃的墨者有田鸠、谢子等人,可能对本文进行了修补。这是读本文需要注意的。从修补的痕迹来看,比较近似道家风格,也许正能说明墨家学术的源流倾向:脱于儒,入于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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