萧红(1911-1942),原名张乃莹,中国近现代女作家,“民国四大才女”之一,被誉为“30年代文学洛神”。1911年出生于黑龙江省哈尔滨市呼兰区一个封建地主家庭,幼年丧母。
萧红是民国四大才女中命运最为悲苦的女性,也是一位传奇性人物。她的一生是不向命运低头,在苦难中挣扎、抗争的一生,萧军的出现直接影响了其命运并引发她开始文学创作。
萧红的小说有超常规的文体语言,诗化、直率而自然。萧红的创作多有自叙传的色彩,她并不是按照常人的思维循规蹈矩地写作,而是以一种极自然的陌生语言去描写她所熟悉的一切。
扩展资料:
轶事典故
少女时代的萧红,曾被家里订了婚,未婚夫叫汪恩甲。这人相貌堂堂,师范毕业,萧红对他也很是倾心。但是,萧红在初中毕业后跟表哥搭伴去北京读高中,这件事情在当地引起了轩然大波,未婚夫的哥哥汪恩厚因此逼迫弟弟跟她分手。
萧红不服,到法庭状告汪恩厚代弟休妻,汪恩甲为保全哥哥在教育界的名声,表示解除婚约是他自己的要求,令萧红败诉。不过,萧红后来还是原谅了汪恩甲。1934年(民国二十三年),两人住进哈尔滨东兴顺旅馆,不久萧红有了身孕。
但是,当萧红临产期近,汪恩甲却突然失踪,令萧红独自被困在旅馆。对于汪恩甲的失踪,一种说法认为他没有足够的钱交房费,还有一种说法认为他是遭遇了意外。
萧红纪念馆
萧红故居纪念馆位于黑龙江省哈尔滨市呼兰县呼兰镇建设街文化路29号,毗邻萧红故居。纪念馆成立于1986年6月11日(萧红诞辰75周年),于2011年6月6号(萧红诞辰100周年)建成对外开放,建筑面积1050平方米,地上地下两层展区面积为1600平方米。
展览内容共分为“呼兰河畔”“漂泊岁月”“书香恒久”三大部分。纪念馆主题色调以灰色为主,阶梯造型的窗户象征书架、重叠式的屋顶象征翻开的书籍、31面装饰性窗户隐喻萧红31年短暂而传奇的人生经历。
——萧红
萧红的文章的特点如下:
文体特征
萧红的小说具有鲜明的文体特征,创造出场景性的小说结构。系列散文《商市街》在发表时曾遭到“看不明白”的议论,因为萧红使用了不少小说的技巧,这样的写作形式在20世纪30年代异常新颖,从文体上看,它更接近小说,不过它又是“不折不扣的生活记录”(萧军《商市街·读后记》)。在中国现代小说史上,从《商市街》、《生死场》到《呼兰河传》,萧红打破了传统小说单一的叙事模式,创造了一种介于小说、散文和诗之间的边缘文体,并以其独特的超常规语言、自传式叙事方法、非情节化的结构及诗化风格形成了别具一格的“萧红体”小说文体风格。这种小说文体的发展道路就是中国现代小说的散文化,从一个方面实现了文学史的衔接、承续,在审美意识上沟通了现代文学与传统文学。更准确地说,是把传统文学中最高雅的部分——诗和散文,与现代文学中已经代替了诗而成为主体的部分——小说,实现了新的对接。正是这一对接造就了现代文学中最具生命力的内容。萧红以自己悲剧性的人生,感受和生命体验,观照她所熟悉的乡土社会的生命形态和生存境遇,揭露和批判国民性弱点,抒写着人的悲剧、女性的悲剧和普泛的人类生命的悲剧,从而使其小说获得一种浓烈而深沉的悲剧意蕴和独特而丰厚的文化内涵。
语言特点
萧红的小说有超常规的文体语言,诗化、直率而自然。萧红的创作多有自叙传的色彩,她并不是按照常人的思维循规蹈矩地写作,而是以一种极自然的陌生语言去描写她所熟悉的一切。萧红对语言的超常规运用,既表现为新鲜、生疏,同时又表现为直率、自然。萧红语言的直率首先表现在她率性而言,以她特有的童心观照世界时对这个诗意世界不加雕饰的语言描绘。这种超常规语言的运用在萧红后期的创作中越来越成熟。《牛车上》中的三月春阳、《后花园》中的六月鲜花、《小城三月》中的初春原野等,都是一个个儿童眼中的世界,自然而成,人物风景并不受旧的形式束缚。同时,这种直率的语言又表现出自然的特点,她写的人物是从生活里提炼出来的、活生生的,不管是悲是喜都能使读者产生共鸣。因为直率,不用伪饰、矫情,就更显得自然质朴,直率和自然这两种特性自然成为一体。这种语言没有着意雕琢的痕迹,自然而然,蕴含着一种稚拙浑朴的美、一种独特而醇厚的情调,从而成为“萧红体”小说叙述风格的重要特征。
思想特质
萧红认为作家的首要任务是“对着人类的愚昧”,她认为作家是超阶级的,作家应该为人类而写作。即便是在抗战救亡时期,她也拒绝使小说直通民族主义或爱国主义的宏大主题。萧红的创作摆脱了狭隘的阶级论,具有自己成熟的文学主张,这也是萧红能成为优秀作家的重要前提。萧红创作之初确实接受了左翼文学的影响,有着些许左翼文学激进的色彩,对底层的民众,尤其是底层的被阶级和男性双层压迫的女性给予了深刻的同情,其作品人物多以女性、儿童、老人为主,而女性更为常见,女权主义思想日渐成熟。但是,萧红的创作与流行的现实主义左翼文学又有着很大差异,她的阶级观念不但是政治的、经济的,而且是文化的,是强势与弱势的对立。抛开“抗日”的政治内容, 她的《生死场》依然有直逼人心的惊心动魄的力量。从直接面对人的生存层面说话这个角度来说,萧红或许比鲁迅走得更远、体验得更深、离信仰更近。
萧红(1911-1942),中国近现代女作家,“民国四大才女”之一,被誉为“20世纪30年代的文学洛神”。乳名荣华,学名张秀环,后由外祖父改名为张廼莹。笔名萧红、悄吟、玲玲、田娣等。
1911年,出生于黑龙江省哈尔滨市呼兰区一个封建地主家庭,幼年丧母。1932年,结识萧军。1933年,以悄吟为笔名发表第一篇小说《弃儿》。1935年,在鲁迅的支持下,发表成名作《生死场》。1936年,东渡日本,创作散文《孤独的生活》、长篇组诗《砂粒》等。1940年,与端木蕻良同抵香港,之后发表中篇小说《马伯乐》、长篇小说《呼兰河传》等。1942年1月22日,因肺结核和恶性气管扩张病逝于香港,年仅31岁。
评价:
萧红是一位具有独特艺术风格的女性作家,以其作品中悲喜交杂的情感基调、刚柔并济的语言风格以及独特的写作视角的运用和对行文结构的处理,在文学史中独树一帜。萧红是典型的女文青的性格,爱折腾,不愿守本分,她的一生泛泛而言是很惨的、短命、穷困、奔波,她从十九岁离家出走,这一走便再没回头,中间只辗转回去过一次。
萧红(1911年,黑龙江哈尔滨市呼兰区~1942)
中国现代女小说家。原名张乃莹,曾用笔名悄吟、田娣、玲玲。生于地主家庭,幼年丧母,1928年在哈尔滨读中学,接触五四以来的进步思想和中外文学,尤受鲁迅、茅盾和美国作家辛克莱作品的影响。因反抗包办婚姻,1930年离家出走。1932年在哈尔滨与萧军相识,并开始为报刊写稿。1933年自费出版与萧军合著的小说散文集《跋涉》。1934年与萧军一起到上海,与鲁迅交往密切。鲁迅为她的《生死场》校阅并写序言,列入“奴隶丛书”出版。1936年只身东渡日本养病。这时期出版散文集《商市街》、《桥》,短篇小说集《牛车上》等。1937年初归国。抗日战争爆发后,曾在山西临汾民族革命大学任教,并随同西北战地服务团辗转各地,写有短篇小说集《旷野的呼唤》,散文集《回忆鲁迅先生》和《萧红散文》。1940年与端木蕻良同去香港,在贫病交迫中坚持创作,出版中篇小说《马伯乐》,长篇小说《呼兰河传》。1941年12月日军占领香港,因病重无法回内地,次年病逝。代表作为《生死场》和《呼兰河传》。她的作品多取材于家乡,以其敏锐纤细的艺术感受力,朴实细腻的笔调,写出当时东北乡村小镇的闭塞与荒凉,塑造的人物鲜活可爱,风格明丽凄婉,弥漫着忧郁和感伤气息,为诗化小说的精品。
在东北作家群中,最具艺术才情的作家是萧红。萧红的中篇《生死场》,写东北农村人民在沉滞闭塞生活中的挣扎,以及日本帝国主义侵占东北后他们的苦难与走向斗争。
萧红的后期代表作《呼兰河传》于童年生活的回忆中描写北方小城人民愚昧不幸的生活。[1]2家庭背景编辑 幼年萧红
1911年6月2日(农历五月初六),萧红出生于呼兰城区一封建地主家庭。远祖张岱,萧红祖父张维祯一代从阿城区福昌号屯迁到呼兰。
萧红父亲张廷举,早年毕业于黑龙江省立优级师范学堂,长期担任官吏,具有浓厚的封建统治阶级思想。他对萧红冷漠无情,促使萧红最终走上背叛地主家庭的道路。母亲姜玉兰,生一女三子,萧红是第一个孩子。1919年8月母亲病故。幼年时一直和祖父生活,无忧无虑,代表作《呼兰河传》就是回忆那时生活的。同年12月,父亲张廷举续娶,继母梁亚兰对萧红姐弟感情一般。
萧红乳名荣华,学名秀环,后由外祖父改名为廼莹。她深得祖父张维祯的喜爱,经常带她到后花园玩耍。这里面的后花园,也就是后来出现在《呼兰河传》里面的大花园,一个拥有她很多记忆的地方。由于受到祖父以古诗为主的启蒙教育,使萧红从小就打下较好的文学基础。
1920年萧红进入呼兰区第二小学女生部读书,1924年升入呼兰区第一初高两级小学。她学习刻苦,成绩优秀,作文尤其突出,曾多次得奖。1925年,“五卅”惨案发生后,呼兰区也掀起反帝爱国热潮,萧红第一次参加学生运动,上街游行、示威,声援上海工人、学生的爱国斗争。
在萧红上小学期间,由父亲包办把她许配给呼兰县驻军邦统汪廷兰之子汪恩甲。
1926年萧红小学毕业,因父亲阻挠、逼婚,没能继续上中学,辍学在家。经过一年的顽强抗争,父亲被迫妥协。[2]
萧红是民国四大才女之一。萧红的父亲张延举是一个知识分子,在外县学堂教书。可是她的父亲脾气非常古怪,从未给与过萧红一丝关爱和呵护。
家里唯一带给萧红温暖的就是,她的祖父。最疼爱的萧红的祖父,也在没多久祖父就离开了人世。那天,还不懂事的萧红头顶着一个大草帽,想要给祖父看。可她不知道躺在灵前的祖父已经离她远去,萧红的父亲看到萧红这个样子甚是气愤,一脚讲萧红踢了出去。而这也给萧红幼小的心灵造成了一定的创伤。
小学毕业的萧红,想要继续进行她的求学之路。可是父亲的一纸婚约将萧红“困住“。
可生来就与众不同的萧红,怎会轻易向父亲妥协。她将计划逃走,此后她更加悲苦的爱情之路坎坷不断。
1没有经济来源的她只能依附他人
萧红从家里逃出来与表哥陆哲舜去北平,可陆哲舜已是结婚之人。陆哲舜与萧红同居一段时间后,家里切断了他的经济来源。迫于压力陆哲舜将萧红抛弃在旅馆,离开了!
在那个年代,萧红没有经济来源。为了生存,萧红不得不去依附曾经与她有过一纸婚约的汪恩甲。汪恩甲与萧红一起,可汪恩甲的家人不同意他们在一起。汪恩甲与萧红在一起一段时间后,以回家取钱的理由外出却在也没有回来。
房租到期,房东逼得越来越紧。不巧此时,萧红还怀了汪恩甲的孩子。
2与萧军的短暂爱情,是萧红内心的一个悲痛
迫于经济上的压力,萧红不得不写信给朋友以寻求帮助。朋友让萧军来看望萧红。
杂乱的房屋,散着馊味的杂粮饭菜,以及披着散乱头发挺着大肚子的萧红在萧军眼里是不喜欢的。甚至于是不想多待的,当他看到纸片上的一首小诗的时候,似乎眼前的萧红变了,她是一个有才华的女子。
不久萧红生下了汪恩甲的孩子,可萧红不愿看他一眼就将这个孩子送了人。
后来,萧红与萧军在一起,也曾有过幸福快乐的时光。可是时间却会让一个人改变,变得不似从前。萧军后来不断的出轨,与多人都有着暧昧的关系。
爱情于萧军来说是:“爱便爱,不爱便丢开“。萧红想要的爱情是彼此迁就,因此一直都在容忍萧军的做法。后来,她们的关系终于走到了尽头。两人,在延安分手。一别两宽。
3与端木的一场婚姻,迎来的还是被抛弃的下场
萧军的离开,无疑给萧红带来了很大的伤痛。萧红的身边出现了端木,在萧红与端木准备结婚的时候,萧红却又怀了萧军的孩子。
端木没有在乎,还是给与了萧红一场婚礼。这也是萧红短暂人生中唯一的一次婚礼。
萧红只希望能过着和平常百姓一样的夫妻生活,没有打闹,没有不忠,没有抛弃,有的只是相互理解,体谅和帮助。
这是萧红在她和端木婚礼上说的话。可婚后不久,端木作为战地记者去了重庆,抛下了身怀六甲的萧红。
萧红一个人在医院生下了还,可才过了四天孩子就夭折了!这对萧红来说,该是多大的打击啊!
后来萧红与端木去了香港,香港不久就被日本占领。在战火纷飞中,萧红被确诊为肺结核,后来被误诊导致病情严重。
在萧红快要离世的时候,也只是好友骆宾基陪在萧红的身边。
才女萧红离去,还不到32岁。可是她的人生却总是这样坎坷。没有过欢乐和幸福,即使有那欢乐和幸福却又是那样的短暂。
萧红的离去,恰如一颗巨星陨落。我们有着许多叹惋和怜惜。
3月8日萧红在全国公映,在网上看到消息就决定去看。20多岁时读了萧红的作品,很喜欢她的文字,深重的苦难在她的笔下居然还有幽默的气息,字里行间透出她是个细腻而倔强的女人。后来断续读了一些文坛轶事,很为她和萧军的分手惋惜,萧军是救过她命的人,并在一个女人不可能被爱上时爱上她,这感情应该没有功利,为什么是这么个结局?
**的着力点是萧红的感情生活,从她逃婚开始。鲁迅说过娜拉出走后,要么回来要么堕落,自由是美好的但钱也是重要的,在女性没有过多选择的时代,似乎只能有一条路:认命。萧红的一生虽然坎坷,但“五四”的新风毕竟已经吹来,她毕竟还可以卖文为生,时代给了她这个机会,所以她不想认命,但那个时代给的还不够多,反观与萧红同时代的才女们,又有几个不是坎坷一生是非不断。萧红说:我认为上帝对女人最大的不公是妊娠和生育。为了读书她委身给未婚夫,但书没读成却发现自己怀孕了,身无分文被抛弃,差点被卖去妓院。她和端木蕻良结婚时,怀着萧军的孩子,在日军占领的武汉,端木抛下她撤去了重庆,在战火纷飞中她一个人逃难引产。所以她说:死了又怎样,女性的羽翼是沉重的,女性的天空是稀薄的。站在她的角度想一想,如果不是腹中的孩子,处境要简单多了,她确实可以身轻如燕,独自上路,不寻求依靠也不必为被抛弃那么痛苦。但孩子是她一个人的吗?写到这儿,我不想谴责男性也不想说社会上的有色眼光,只是真正从内心感谢现代技术,女性啊,变得聪明和博学吧,那是真正的爱自己,对自己对社会负责。
听说许鞍华正在拍描写萧红的另一部**《黄金时代》,不知道是怎样的视角,霍建起导演说选取感情生活作为这部影片视角可以引起大众的共鸣,我认为此话没什么依据。不了解那个时代,不知道她的作品,不同情她的经历,不生为自力自强的女性,共鸣?不骂她才怪!千万不要以为时代已经进步到能完全认可一个女人对自由的向往对感情的选择。她短短31岁的人生,与四个男人有感情纠葛,未婚夫汪恩甲、萧军、端木蕻良、骆宾基。她著作的版权分给了萧军和骆宾基。在她死后,后三个人还在因为她恩恩怨怨着。萧军、端木蕻良、骆宾基和她都属当时的东北作家群,时代证明, 四个人中萧红的文学成就最高,作品影响力最大,就这一点而言,也就能理解为什么他们都爱上了她,不管是她怀着别人孩子时、还是她贫病交加时、还是她生命垂危时,就这一点而言,生为女性也足以自豪。但是汪恩甲旧时代男人对女性的一贯作派,萧军身为男人的男权思想,端木的自私冷漠都让有着女性觉醒意识的萧红无法承受,最终导致她不甘地死去。骆宾基陪伴了她临死前的44天,在她死后写了《萧红小传》。在传记中,他表达了对萧红的爱和对端木的谴责。所以有人说,骆宾基对端木把这个快死女人的沉重负担转稼给他出离愤怒,才会有这样的话,是在利用已经死去的萧红。**美化了所有的感情,没有直接拍出萧军殴打萧红,没有拍出端木对萧红的嫌弃,没有拍出骆宾基的抱怨。也对,实在是不能太写实了,不然是真得冷入骨髓了,对全体男性的人性都是拷问了。除了骆宾基,我真得好奇另个两位作家对萧红的真实感受,没有看见过这方面多余的文字。
还是说一说萧红的作品吧,毕竟她是因为她的文字被时代记住的。她是少有的直面最底层东北人民生死挣扎真相的作家,有评论家在“作家”两字前面加上“女” 字,我认为不必,因为只要你看过她的《呼兰河传》、《生死场》,你会发现她的视角和描写的深度,在同时代男性作家中也数不到几个。 一千个人就有一千个小说的风格和写法,没有孰优孰劣端看你发掘的深度、文字的驾驭能力和对人性的认识。评论家说萧红的小说象散文,散文象小说,所以萧军说萧红的小说结构并不严密,一直不认为她比自己写得好。现在看来,一切不用争论,对作家最大的肯定是作品的传世。萧红和萧军分手一方面是因为萧军的不忠,一方面是因为双方在思想意识上有分歧,萧红本能反感战争,所以当时就有人认为她偏离了抗战的主旋律。应该庆幸她没有跟着萧军去延安,以她的个性和她的作品风格,她的遭遇不会比萧军好,成为另一个丁玲只会更可悲。
最常见的说法是性格决定命运,但人终究是时代的产物,萧红在我们的时代不用逃婚不用逃难(世界上很多女性还没有这样的权利),但是她就真会幸福吗,不用面对世人的不解和轻视吗?人民日报微博在“三八节”快结束发了这么一段文字:[你好,明天],“三八节” 过去,手中的鲜花余香渐淡,耳边的祝福归于沉寂,我们又要面对女博士求职时的不公,妇女就业中的歧视,以及“干得好不如嫁得好”的怨艾。歌德说,永恒的女性,引领我们前进。而这永恒的女性仍需通过不断得解放实现自己。需明天的他仍然爱心沛然,愿明天的她终于拥有世界。这愿望是萧红们在看不清明天时努力的方向,也是一代代女性的追求的目标,我们不要孤独地走也拒绝卑微地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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