作家萧红生平

萧红生平简介　　　1911年6月1日，她生于黑龙江呼兰县内一个地主家庭，取名张乃莹。1920年，生母病故。继母与她感情淡漠，父亲思想保守，专制顽固，只有年迈的祖父能给这缺少爱的孩子一点安慰。1927年，她考进哈尔滨市立第一女中读书，喜爱绘画和文学。1930年，父亲令她退学，准备与未婚夫王恩甲完婚。19岁的她既不愿让父亲把自己当礼物去交换富贵，又因劝伯父不要再增加佃户的地租而遭到一顿打，便逃出家庭。父亲宣布开除她的祖籍，后来与流浪街头的她相遇时也是冷眼相对，她亦终生不曾再回过呼兰县的家。1931年，这个无家、无业、无处栖身的姑娘，在窘迫之际遇上王恩甲，先受骗后被弃，孤身困于旅馆。1932年，在即将被旅馆老板贩卖以抵所欠旅食费时，她得到萧军的帮助，脱出困境。秋天，她与萧军结合，开始了共同的生活：他们租不起五角钱一天的铺盖，买不起五分钱一个的“列巴圈”；一个的鞋带断成了四截，另一个就把自己的鞋带分成两段，两个人束着；摄氏零下30度的严寒里，两个人穿着夏天的鞋子，饥肠辘辘地在雪地上奔走谋生……1934年，日伪在“满洲国”加紧推行法西斯文化专制主义，她和萧军因编辑进步刊物随时都有被逮捕的危险，便于6月离开哈尔滨至青岛。10月又因青岛形势险恶奔赴上海，两人同鲁迅接触并接受其影响。1936年，她因萧军的感情背离和自己的身体状况不佳，只身东渡日本。1937年，她返回上海。抗日战争发生，上海成为“孤岛”后，应李公朴之约，于次年初到山西民族革命大学教书，其后和萧军分手。1940年，她和端木蕻良同去香港办《时代批评》刊物。1941年12月，太平洋战争发生，日军攻陷香港。她正患严重肺病，靠朋友的接济住院治疗。炮声隆隆中，端木蕻良弃她而逃。1942年1月13日，她被医生误诊为喉瘤，喉管开刀，病情恶化。18日，确诊为恶性气管扩张，第二次动手术换喉头呼吸管。21日，所住医院被日军占领，改为日本战地医院，病人全部被驱逐。22日，在战争与病痛的折磨中，她与世长辞，年32岁。病重的日子里，她已不能说话，只用笔在纸上写道：“我将与蓝天碧水永处，留得那半部‘红楼’给别人写了”，“半生尽遭白眼冷遇……身先死，不甘，不甘”。寥寥数语，写尽了一生的痛苦与挣扎、漂泊与无奈、奋斗与成就。作为女人，她几乎承受了那个动荡时代的全部屈辱——父亲的绝情绝义、未婚夫的始乱终弃、丈夫的背信弃义、爱人的临阵逃离；全部苦难——仅仅为了活命的生存苦难、维护民族尊严的战争苦难、男权社会对女性的压制、种种病痛对身体的折磨……她颠沛流离于哈尔滨、上海、日本、北京、重庆、香港之间，独自以柔弱之躯抵御着饥饿、寒冷、病魔、战火，不然又能怎样呢？她的家早就对她关死了门，她的国正被片片蚕食，她的爱要么被践踏，要么得不到回应，她的一生啊，多的是凄苦、误解和嘲讽，少的是欢乐、安宁与温情。绕树三匝，无枝可依，一只盘旋徘徊在20世纪初荆棘林里的鸟儿！作为作家，她却并未颓然倒下，反而顽强地挺立着，以其柔韧持久的艺术生命力超拔于那个时代。在饥寒交迫的1933年，她以悄吟为笔名发表了第一篇小说《弃儿》。自此至1941年不到十年的岁月里，她写下了近百万字的作品。其中，《生死场》是早期创作的一个巅峰。这部中篇小说首次以“萧红”为笔名，由鲁迅校阅、编订并作序，归入“奴隶丛书”之中。鲁迅对她寄与厚望，认为她是“当今中国最有前途的女作家”，在序言中说：“北方人民的对于生的坚强，对于死的挣扎，却往往已经力透纸背。”《生死场》轰动了文艺界，被誉为中国文学难得的收获，成为一个时代民族精神的经典文本。萧红是从荆棘丛中杀出了一条血与泪的路，但她并未把创作当成个人情感的宣泄，取材上并未园囿于女性生活，而是着眼于群体——女性群体、民族群体、人类群体，艺术视野恢弘开阔，写作思想处于理性的自觉状态，语言明丽、和谐、沉静，没有幽怨、阴郁、罹怒，关于民族、关于历史、关于人生、关于人性……所有的感慨和无奈都沉在苍凉的底子里，使她迥异于同时代的任何一个女作家。这一点，在她后期的代表作《呼兰河传》中表现得就更为突出和熟练了。《呼兰河传》以闭塞的呼兰城为背景，展示了这里的风土、民俗和居民的生存状态、思想性格。这里，有明亮的天空、美丽的后花园、慈祥可爱的老祖父和自由自在的童年，“是凡在太阳下的，都是健康的，漂亮的，拍一拍连大树都会发响的，叫一叫就是站在树对面的土墙都会回答似的”；也有荒凉、贫穷、冷漠、愚昧和野蛮，人们顺应自然、依附土地、信仰鬼神，不允许有任何个性、差别和改变，扼杀一切不驯与生机是全体居民共同的责任，而做这些又完全没有恶意甚至是出于善意。十二岁的小团圆媳妇，仅仅因为“太大方了”，“不象个小团圆媳妇”，就被烧红的烙铁烙脚心，被吊在大梁上用皮鞭抽，打出毛病后又被视为有鬼怪附身，被当众剥光衣服，放到热水缸里烫三遍又用冷水浇三遍——而这一家人在当地是出了名的善良，“为人谨慎，兄友弟恭，父慈子爱”。这部长篇小说发表于1940年，但其深刻、独到、穿透人性的思想内涵，超越了时限和地域，令一代代读者体验到它对心灵的观照价值，1999年被《亚洲周刊》评为20世纪中文小说百强中的第九名。观萧红其人，读萧红作品，令人想到《荆棘鸟》扉页上的那段话：有一个传说，说的是有那么一只鸟儿……从离开巢窝的那一刻起，它就在寻找着荆棘树，直到如愿以偿，才歇息下来。然后，它把自己的身体扎进最长、最尖的棘刺上，在那荒蛮的纸条之间放开了歌喉。在奄奄一息的时刻，它超脱了自身的痛苦，而那歌声竟然使云雀和夜莺都黯然失色。这是一曲无比美好的歌，曲终而命竭。然而，整个世界都在静静地谛听着，上帝也在苍穹中微笑。因为最美好的东西只能用深痛巨创来换取……

上个世纪的二三十年代，一大帮二十出头的年轻人，异军突起。怀着不合时宜的激情，不流于俗的追求，将铺天盖地关于人生和命运的思考倾诉笔端。写，不断地写，写这个世界，也写他们自己，一张张青涩的面孔组成了现代文学的半壁江山。

萧红这个名字，就是其中不可磨灭的存在。

萧红，被鲁迅称为当时“最有前途的女作家”，二十三岁时就创作出不朽名篇的萧红。一次次在生活和爱情上落入困境，人生短暂，终无圆满的萧红。

呼兰河的灵魂

萧红本来的名字是张乃莹，1911年的6月，出生在黑龙江省呼兰县的里一个地主家庭。生长在呼兰河边，萧红对这个地方的风土人情都有着很深的回忆。这座小城也一直萦绕在她的灵魂里，后来成为她创作的一部分。可这回忆，却并不温馨，反而带着疏离和冰冷。

在萧红年幼时尚且纯真的目光中,家中高大的屋宅里，就充斥着深深的荒凉和寂寞。并不是因为贫穷，贫瘠，相反，屋子里有着漂亮贵重的摆设，屋外是充满生命气息的农作物,有西瓜，茄子，玉米，大芸豆和爬着蔓子的倭瓜。

让她觉得冰冷的，是感情。母亲在她八岁时就去世了。父亲对待她乃至所有人，都吝啬而疏远，重男轻女的祖母也并没有给过她什么爱。如果不是戴着草帽的温柔祖父，还有像是整个天空都被点燃了的火烧云，童年的萧红甚至不懂得什么是温暖，什么是人间。

缺爱的童年反而养成萧红的倔强,还有和对爱与激情的渴望。初中时,父亲给她定下一门亲，勒令她毕业成婚。萧红并不讨厌她这个未婚夫汪恩甲，但是为了继续读书，为了反抗父亲，她义无反顾地爱上了表哥陆哲舜，并和这个有妇之夫私奔去了北平。可是没多久，陆哲舜就回归家庭，与她分手。

这是萧红第一次爱情受挫。代价，自然是很大的。她狼狈地回到父亲身边，所谓的爱情也成为县城里最大的丑闻。为此，他们举家迁离，连夜离开了呼兰河。

后来，萧红还为家乡写了一本书《呼兰河传》，用童真的眼光，描绘出这里的风景人情。同时，也残忍深刻地写出千年流传的封建陋习对人灵魂的扭曲和荼毒。

写地方志小说时，容易陷入风土人情比重的困境。文人写风景，是丰富的，多样的，可如果没有感情在，就显得空洞。不过一味描写人情世故，又失去了这个地域的灵魂。萧红，则用她特别的笔触写出了呼兰河透明的，纤毫毕现的灵魂，还有她一生的起点。

萧红萧军

20岁，萧红彻底逃离了“父亲的家庭”，过上了流浪的一生，从此再没和父亲见过面。逃离到哈尔滨的时候，萧红走投无路，投靠了一个男人，谋生活，或许也谋爱情。

而这个男人，就是她曾经的未婚夫，汪恩甲。两个人已经没有名分，汪家恨极了这个让他们丢尽颜面的萧红，他们只能在旅馆里同居。但又一次的，萧红被抛弃了。汪恩甲在某一天忽然地离开，再也没有回来。

萧红这个时候已经怀孕了，大着肚子，穷困潦倒，满含苦涩地写下一句句生命的诘问，却得不到回应。决心再不回家并且拖欠了旅馆许多钱的她，已经没有退路。旅馆老板把萧红关进地下室，命她筹钱还债，否则就将她卖掉。为了自救，萧红只好写下一封求助信寄给报社，希望得到救赎。

报社却对萧红所欠的钱无能为力，只能给她送几本书聊以慰藉。但一个笔名的“三郎”的报社作者却对写信的人产生了好奇，独自去见了萧红，并迅速被独特的萧红折服了，把身上所有的钱都留给了她。这个自由大胆的“三郎”，就是萧军，萧红一生中最重要的男人。

短短的几次见面内，萧红萧军产生了文学，生命观，还有艺术上的激烈的灵魂碰撞。落难的萧红，扶着臃肿的腰，苍白而不修边幅，却满是才华和思考，引发了萧军的同情，乃至于爱情。她平凡的面庞,也在他的眼里变得美丽，迷人。但萧军同样生活落魄，即使极力想要救赎萧红，却囊中羞涩。

幸好，他们的爱情水到渠成。哈尔滨发了一场大水，萧军趁夜用一艘破船，一根绳索，带着萧红逃离了地下室。萧红虽然肚子怀着别人的孩子，但是心灵选择和萧军一起流浪。那曾是她一生最快乐安宁的时光，兜里揣着一点钞票，两个人就能“理直气壮走在街上”。有了爱情，水亦如牛奶，馒头也像蜂蜜蛋糕。

无止境的风

等到萧红萧军都找到了生机，经济变好，萧红的文学素养也渐渐展露锋芒，到了她创作的黄金时代。她笔下的人物，都是活生生从生命体验里体验出来的。饥寒与贫困，别人都会写，但她写的，能直落到人心里去。和萧军一同到上海时，他们还与许多文人结交，常常到鲁迅先生家吃便饭。关于鲁迅先生最鲜活和烟火气的回忆文，就是萧红书写下的。

23岁时，在鲁迅的帮助下，萧红发表了《生死场》，一部在文学史上得以不朽的名篇，也把她自己推上了现代文学的高峰。她的名声越来越好，得到的赞声也越来越多。

有人说，她的作品不好，不是常规的小说。可萧红都不是一个常规的萧红，她的作品又怎么可能循规蹈矩呢正是因为她打乱了文章乃至于人生固有的规定，她的感情才能表达得那么深，那么满。也因此，那么容易遭遇风浪。

日子安定下来，萧红萧军的爱情却开始漂泊，裂变。萧红的才华和功底，自然是胜过萧军许多。恩爱情浓时，萧军最爱她如此。但在岁月消磨之下,分歧渐增，选择不同，爱也随之渐渐酸蚀，成了不平,不甘,到最后,不爱。

或许也不能说不爱，他们一起经历的实在是太多了，不仅是儿女情长，还关乎文学，关乎时代，关乎生命，彼此的牵动太沉重也太繁杂，根本无法割舍。只是宿命中，他们再也不能在一起相爱了。

几经波折，翻来覆去，寂寞和痛苦把萧红一遍遍熬煎，她的悲伤并不比恋爱时的激情温和，反而更加热烈。最后，两人终于宿命般地分手了。萧红的命运和以前一样刚硬，告别后，她和萧军再也没有见过面。但萧军一直还保留着她之前写给他的信，满含深情，一封又一封。

悲凉尾声

萧红萧军分手的细节未明，但萧军很快就又结婚。别过萧红这样刻骨铭心的爱人，他或许也想要稳定，所以这次的婚姻维持了一生。而萧红又一次怀孕了，萧军的孩子。她新的恋爱对象，则是他们共同的好友端木蕻良。

萧红的爱心太强，注定她一生流离，永远把自己逼到没有退路的死角。于是她只能一次次把自己打碎，把眼泪和血肉统统揉进作品里，以此脱身。就像感冒的人，在有事做的时候不会多难受，但平静下来睡午觉时，却会觉得连呼吸都堵塞。

但虚弱的身体，过度消耗的精力都让萧红越来越渴望安宁。在和端木蕻良结婚时，说起自己的需求，只是他们的婚姻能“没有争吵、没有打闹、没有不忠、没有讥笑，有的只是互相谅解、爱护、体贴。”

1940年，萧红和端木蕻良去了香港，再也没有离开，结束了她一生的流浪。

检查出肺结核后，萧红入院治疗。1942年，日军占领了香港，萧红的病情加重。某个上午，在轰隆隆的炮火声中，在冷冰冰的医院中，萧红终于永久闭上了她还年轻的，黑白分明的眼睛。那时，端木蕻良因事外出，没有陪在她的身边。

一生贫困、奔波、情伤，三十一岁独自病逝。这样的命运，于她是太痛苦了。所以在生命的最后一刻，她也不感安宁，在纸上写："半生尽遭白眼冷遇，身先死，不甘，不甘。"但再不甘，萧红也是就这样离去了，萧索地，寂静地。

小结

战火纷飞，颠沛流离。于萧红，这是最坏的时代，也是最好的时代。在当时许多人看来，她实在是不可思议，也不合时宜。萧军说：“我爱她。但她不是妻子，尤其不是我的。”

可也只有那个时代，才能生长出这样不同凡响的她，生长出她呕心沥血的作品。这是独属于她的黄金时代。黄金的笼子，泣血的萧红。

文/贾冬婷

作为一个作家，一个有着女性和穷人双重视角的女作家，萧红是游离于主流文学之外的，也因此被长期忽略。而作为一个女人，她与不同男人之间漂泊的感情经历也被人长久窥视。如香港作家小思所说，“她在那个时代，烽火漫天，居无定处，爱国爱人都是一件很困难的事，而她又是爱得极切的人，正因如此，她受伤也愈深。命中注定，她爱上的男人，都最懂伤她。我常常想，论文写不出萧红，还是写个爱情小说来得贴切。”

美国翻译家葛浩文也认为，萧红的情感和作品不可分割。他说，“萧红确是一位富有感情的人；她这些感情，在她生活上，固然是她的悲剧根源之一，但在她的文学作品中，竟是最具撼动力的一面。”

1930年，19岁的萧红第一次为自己的命运做出了选择，她逃离了家庭，逃离了婚姻，也逃离了既有的生活轨道。从此，“漂泊”成了她短暂人生戏剧的主题。

时光拉回到1930年夏天，萧红即将初中毕业——那个时代，女孩子能读到中学已属少见，于是，家人希望她像周围同龄女孩子一样，尽早把婚结了。

早在1925年，14岁的萧红在家里的安排下，与哈尔滨西郊顾乡屯的汪家定了亲。汪家是当地的一户地主，与张家也算门当户对。未婚夫汪恩甲，曾在小学做过代课教员。据见过他的萧红的长辈亲属回忆，汪恩甲个子挺高，长得也不错。虽然当时萧红还在读初一，但定亲的事情在同学中也比较普遍。萧红的中学同学徐淑娟回忆：“我们哈女中学生的未婚夫大都在哈工大、法大读书，按那时的社会风气，这叫天造地设、门当户对的金玉良缘。”两人交往期间，汪恩甲又报名进入法政大学的预科班读书，而且两人的关系起初似乎还不错，汪家经常派人去学校把萧红接到家里去过星期天或节假日。萧红的同学回忆，汪恩甲来过女中，“乃莹还给他织过毛衣”。

然而，萧红从小城呼兰进入华洋杂处的大都市哈尔滨，在哈尔滨东省特区区立第一女子中学校求学三年后，其眼界和目标已经不同了。当时的东省特别区首届行政长官朱庆澜，就是“东特女一中”的创办人。他的办学理念十分现代，聘请了不少有理念、有见识的青年知识分子来教书。从萧红和同学们后来的回忆可以看出，他们对这些渴望新知识的少女们产生了终生难以磨灭的影响。这样一所学校，学费也不是一般人家承担得起的，萧红所在的班上，就有花旗银行买办的女儿、督办的女儿，还有缠过足又放足的大家闺秀。据萧红的一位同学回忆，萧红那时开始在校报上发表一些散文和诗，用了笔名“悄吟”，她解释，“悄悄地吟咏嘛”。另一方面，在读书期间，萧红参加过几次校外学生运动，也结识了不少新派的知识男性，其中多数是在北京读书的东北籍青年，他们启发了萧红到北京求学深造的愿望。她慢慢感知到与以往不同的一个未知世界的魅力，那个世界也许并不明朗，但充满诱惑。

于是，1930年的夏天，萧红逃婚去了北平，做了“出走的娜拉”。萧红和她们当时已经在读易卜生的《玩偶之家》和鲁迅《伤逝》一类作品了，她们也都怂恿她出走。

关于萧红第一次去北京的情形，后来也有很多说法。在萧红生命最后阶段朝夕陪伴于左右的骆宾基，1946年出版了一本《萧红小传》。书中所写，萧红提到她当年出走的勇气，来自于一位“李姓青年”——一个“豪气而充满蓬勃的生命力的人物”，“那个青年在爱慕她，也是当时她所感到的”。据《萧红小传》，也是这个“李姓青年”带她到的北京，她当时似乎还做着与“李姓青年”未来的梦，甚至把自己当成他未来的妻子。可是等她到了北京李姓青年的家，发现一位抱着孩子的妇人时，才知道真实的状况。

就像那道“易卜生难题”——娜拉出走是容易的，但是，她走后怎样？鲁迅曾对此做过一个著名的演讲，说娜拉的面前只有两条路：不是堕落，就是回来。“梦是好的；否则，钱是要紧的。”寒冷、饥饿和穷困中的萧红也注定逃不脱这样的命运，她回来了。回到家的萧红立即被家里软禁起来，她再一次找机会逃到哈尔滨，但这一次，她彻底与家庭决裂了，跨出了独立生活的第一步。

与家庭决裂的萧红在哈尔滨贫困交加，曾和父亲张廷举在街头相遇，但双方冷眼相对而过。很多资料都证实，萧红在哈尔滨流浪的时候，实在饥冻难耐，便到哈尔滨的亲姑姑家求援。可当他们打开门一看是萧红时，就立即关上门，把她拒绝在寒天冻地的街头。

后来，萧红还是以另一种方式向现实低了头。在走投无路下，萧红又与汪恩甲联系上，住在东兴顺旅馆同居。现在仍保留的东兴顺旅馆位于哈尔滨道外十六道街，是一座俄式建筑，在当时应算得上是一家有档次的旅馆。“九一八”以后，商客锐减，住宿业很不景气，加之汪家与张家在当地都算是有一定名望的家族，这样萧红和汪恩甲才有可能以赊账的形式住进来。住了半年多时间，他们欠下食宿费达400多块钱。

▲萧红与汪恩甲同居的东兴顺旅馆

有一天汪恩甲说要回家取钱，离开了东兴顺。最初，已经怀孕的萧红还天真地盼望着他再次出现，可是一直不见他踪影。一个多月后，萧红渐渐绝望，而旅馆老板也失去耐心，把她换到走廊尽头装杂物的黑屋子，严加看管。

这群青年人中，有一位刚到哈尔滨不久的25岁青年刘鸿霖，他后来的笔名是我们所熟悉的“萧军”。这一年，萧军为《国际协报》撰写一些零星小稿，借以维持最起码的生活。一次，老斐委托萧军跑一趟，给求救的萧红送几本文学书。于是，萧军在一个接近黄昏的时刻，来到了东兴顺旅馆。这是1932年7月13日，萧军后来用文字很详细记述了他们第一面的情况：房间里霉气冲鼻，当时被软禁在小旅馆里的萧红惊恐不安，面色苍白，而且看上去不久就要临产了。萧军本来要送完几本书就走的，直到他“无意间把散落在床上的几张信纸顺手拿过来看了一下”，上面的画和字，以及旁边萧红随手写的小诗把他吸引住了。

若干年后，萧军坦率地跟女儿萧耘谈起了这段感情。萧军把两人的相识归结为“偶然”，诸多的偶然中，最重要的偶然便是读了这首诗：“这边树叶绿了，那边清溪唱着。姑娘啊，春天到了。去年在北平，正是吃着青杏的时候。今年我的命运，比青杏还酸……”就是这一首小诗，让眼前落魄的萧红成了他眼里“最美丽的女人”，他决定“不惜一切牺牲和代价”来拯救“这颗美丽的灵魂”。

这年8月的哈尔滨，雨水格外多。8日夜间，松花江大堤全线溃决，洪水肆无忌惮地涌入哈尔滨市区。道外十几条街道水高四尺，成了可以行船的人工运河。人们纷纷逃难。东兴顺旅馆也一片狼藉。旅馆老板忙于逃命，自然无暇顾及这个欠下巨额费用的女人了。

萧红等不及老斐他们要趁乱来营救的安排，挺着大肚子，从窗台跨了出去，上了一艘救济船，最后找到了萧军临时借住的老斐的家。张爱玲在《倾城之恋》中说：或许倾覆了一个城池只为成就一个人的爱情。萧军与萧红的爱情故事，也有几分类似的味道。松花江的一场大水，淹没了一个城市，却成就了萧红、萧军的恋情。

▲萧红与萧军

从东兴顺旅馆逃出来的萧红，在裴家客厅里安置下来。1932年8月底，萧红在市立医院的三等产妇室生下了一个女孩儿。这个小生命注定是不被欢迎的，她很快被送给道里公园看门的老头。在别人家住久了，裴家开始对萧红有了意见，1932年11月，萧红拖着产后孱弱的身体，与萧军住进俄国人开的欧罗巴旅馆顶层的一间狭小房屋，后来又搬到道里中央大街西侧的商市街25号，仅靠萧军当家庭教师和借债勉强度日。萧红后来在《商市街》中，不厌其烦地记下来这些时光，有共患难的快乐。“只要他在我身边，饿也不难忍了，肚痛也轻了。”

▲哈尔滨中央大街（黄宇 摄）

二萧在哈尔滨的这段日子，像是普契尼《波西米亚人》里那群流浪艺术家一样，贫苦、快乐。他们有时去游泳，有时去划船，有时去溜冰……他们在哈尔滨的朋友杨范后来回忆，有一次在白俄很多的中国大街上，她见到了二萧。“萧军脖子上系了个黑蝴蝶结，手里拿了个三角琴，边走边弹，萧红穿着花短褂，下着一条女中学生通常穿的黑裙子，脚上却蹬了双萧军的尖头皮鞋，看上去特别引人注目。他们边走边唱，就像流浪艺人一样。”

30年代的哈尔滨，有着日本统治、俄化社会、中国土地的背景，也让萧红受到有形无形的压迫。可以说，这也是萧红对自己、对世界最迷惑的阶段，身份未明，位置未定。而“九一八”是一个契机，给东北造成了苦难，改变了东北人的命运，也改变了一些作家的命运。后来形成了文学史上一个特殊的群体“东北作家群”，就是因为他们在东北亲眼目睹了灾难，亲身感受到做亡国奴的痛苦，在哈尔滨或者沈阳起步，到了以鲁迅为中心的上海发表了相关题材的作品，使内地的人知道了东北的生活。

萧红和萧军是“东北作家群”的典型代表。在哈尔滨，因为和一些热爱文学的青年接触，萧红在文学上的能力得到挖掘，她开始在报纸发表文章，这对当时在写作上还缺乏自信的萧红是个极大鼓舞。1933年底，在舒群等友人的帮助下，她和萧军共同出版了《跋涉》，初露锋芒。

不久，带有强烈现实主义色彩的《跋涉》被查禁。他们在哈尔滨的朋友、中共党员舒群“与组织恢复关系”，落户青岛，向二萧发出邀请。1934年6月11日，萧红与萧军去往青岛。这一次告别，萧红再也没能踏上自己故乡的这片黑土地。

二萧到青岛后，在山顶上住的一幢公寓，可透过窗子观赏两边海洋的景色，到报社走路只要一刻钟。此段生活比在哈尔滨悠闲得多，乐观的气氛逐渐取代了昔日沮丧的情绪。美国学者葛浩文写道：““比较起来，萧红只有在青岛的短短五六个月中享受到了一点人生乐趣。”这句话令人心酸，也是实情。也就是在青岛这段短暂的安宁，萧红在操持家务之余，写了她第一部小说《麦场》——即后来在胡风的建议下改成的《生死场》：“在乡村，人和动物一起忙着生，忙着死……”这一年她仅仅23岁。

在青岛的安定是短暂的。不久，舒群与其爱人先后被捕，报社也停办。两人不得不寻找下一个漂泊处。在朋友建议下，1934年10月初，像当时很多崇拜大师的文学青年一样，萧军也试着写了封信给鲁迅。比其他文学青年运气好的是，这样一个几乎是冒昩的举动，竟然打动了鲁迅先生。10月9日，他们就收到鲁迅的回信，继而和朋友们陷入到一片狂喜中。信里的每一句话他们都能倒背如流，正如萧军在半个多世纪后回忆里所说，这一封信于他们有如“一纸护身符录”似的意义。

1934年11月2日，萧红、萧军与梅林一行三人到达上海，租住在拉都路北端杂货店二楼的亭子间里。在萧军的不断要求下，11月30日，萧军、萧红在北四川路的一咖啡室内，第一次见到了鲁迅与许广平。许广平后来回忆萧红：“中等身材，白皙，相当健康的体格，具有满洲姑娘特殊的稍稍扁平的后脑，爱笑，无邪的天真，是她的特色。”

▲萧红与许广平（右）

随着与鲁迅一家交往的增多，他们的家搬得离鲁迅越来越近。1936年，索性搬到了鲁迅在大陆新村居所附近的北四川路。萧红自己说，从那时起，一连好几个月“每夜饭后必到大陆新村来了，几乎没有间断的时候”。萧红几乎成了鲁迅家人一样，而根本不是客人。在文坛上，二萧与鲁迅“同仇敌忾”，也深得鲁迅的信任——当时谁都没有意识到，鲁迅先生此时已是生命的最后阶段。

为什么鲁迅和这两个贸然投奔的青年走得这么近？鲁迅纪念馆馆长王锡荣分析，有几个原因。“首先是鲁迅对于青年的态度，总是做着‘愿英俊出于中国’的梦。他对从沦陷区来的遭难的人，第一时间先有一个同情的反应。所以萧军、萧红写信向鲁迅求援的时候，鲁迅的反应是很积极的。作为东北人的二萧，是特别愿意把心掏出来给你的那种，这跟南方青年那种书生气甚至有点矫揉造作是不一样的。鲁迅就喜欢这种坦诚的，他说哪怕你是魑魅魍魉，也把自己的灵魂露出来好。还有一个原因当然是二萧本身的才气，他们展露出写作上的才能。

▲鲁迅博物馆馆长王锡荣（黄宇 摄）

萧红说：“只有鲁迅才安慰着两个漂泊的灵魂。”鲁迅去世后，萧红写了长达一万多字的《回忆鲁迅先生》，写了两人交往的很多细节。萧红这篇文章当时遭到萧军的嘲笑，在他看来，这篇文字过于平淡和琐碎，和鲁迅先生的伟大不相称。然而时间是最好的证明，萧红的《回忆鲁迅先生》被一些研究者认为是所有回忆鲁迅文字中最感人的。比如开头即是这样的鲜活：“鲁迅先生的笑声是明朗的，是从心里的欢喜。若有人说了什么可笑的话，鲁迅先生笑得连烟卷都拿不住了，常常是笑得咳嗽起来。”

在祖父带走了童年的“温暖”和“爱”之后，萧红又在鲁迅先生这里找回了。她在鲁迅身上找到了她多年寻求的梦想特质——睿智和热忱，这是一个理想父亲的典型，鲁迅也在不知不觉中充当了这个角色。

在萧红31岁即将病逝香港时，她不要求埋葬在任何一个和她相爱过的男人身边，也不要求回到家乡，唯愿葬在鲁迅先生坟墓旁。她说：“死后要葬在鲁迅先生墓旁，现在办不到，将来要为我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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属于蛇双子座的人，其实属于那些也变了的人。他们有时非常聪明，但也是在他们的生活变化越来越大的时候。如果他们成功了，那就更难了。先来看看2019年双子座蛇的爱情事业财务状况，解释一下生肖的财务状况。

双子座是恋爱中的蛇。

虽然会因为太岁的致命攻击而与亲人、朋友、爱人发生冲突，但今年双子座蛇的整体情绪还是比较稳定的。首先，他们非常善于解决情感冲突。他们目光敏锐，考虑周到。即使他们和亲人有些矛盾，也能在短时间内化解。

此外，双子座蛇将在今年上半年迎来一颗幸运星。只要注意到3月水星逆行的影响，就可以在这半年的时间里保持情绪稳定。

双子座的职业是蛇。

相比爱情，双子座蛇在处理工作问题时会遇到更多的麻烦。他们并不缺乏出色的专业能力，只是在工作中很难在大部分时间保持专注的态度。尤其是这一年，由于出现了很多恶星，他们的工作发展前景并不稳定。

尤其是在恶劣的水环境下，人的工作状态相当缓慢，很难有高效率。这段时间双子座是蛇。我们应该做的是尽量避免开发更多的业务，而是把时间和精力集中在现有的工作上，保证效率。

双子座蛇的命运

双子座蛇虽然不会特别关注自己的财富和收入，但还是需要关注一年后可能遇到的财务危机。毕竟他们整体的年财富并不是很好。他们恶劣的工作条件和糟糕的人际关系可能会影响他们的财富和收入。

其实双子座在时间上是一条蛇，很受欢迎。因为交往的需要，日常生活中也有可能挥霍金钱，最终导致自己手里的钱不断流失。

可见双子座蛇在2019年没有太多问题需要解决。他们需要保持对工作的热情和对爱情的执着，这样才能在2019年拥有更稳定的整体财富。

双子座的人在生活中不会拘泥于太多的东西。况且在生活中，他们也是直接不安的。他们的耐力不低。况且这些东西很难达到自己想要的效果，这不是浙西所能考虑的。

      提及萧红可能了解文学的人大概对她都不陌生。今晚我在不经意间看了她的**，让我更进一步认识了萧红，认识了不幸的一生，一生都在追寻幸福的婚姻，然而命运并没有青睐她，四个男人的出现就像萧红的生死场。

        萧红的一生充满了选择，充满了被裹挟，充满了抵抗，也充满了她自己的一种飞蛾扑火的东西。她身上折射了我们所面临的人性的、情感的、社会的、时代的种种选择，就像选择题一样。不只是在民国那样，在现在依旧如此。她似乎为爱而生，一生在寻找自由，一生都在爱的漩涡里挣扎。萧红说过：“我不能决定怎么生，怎么死，但我可以决定怎样爱，怎样活。”而她的爱情与她的另一大爱——文学，始终又相纠缠，共浮沉。

        故事的开场是这样的：最爱萧红的祖父死了，这在她的《呼兰河传》中萧红进行了描写。萧红在父母的逼婚下逃离，一头扎进了漫天飞雪的世界。这个世界里有夜的笼罩，有光的吸引，有晶莹的覆盖，有丑陋的潜藏，有自由，有裹挟，有热血，有冷却，有忍耐，有抵抗……这里面总之什么都有，最终正是飞蛾扑火。

        她只身来到北平求学，并在她表哥的资助下住了下来，但最终因为家里人知道很快就断了经济来源，表哥离开了她，很快出现了严重的经济困难，饿着肚子，房租交不上，这时候汪恩甲放弃工作，追了过来。“梦是好的；否则，钱是要紧的。”为生活所迫的萧红，终于把爱卖给了赤裸裸的现实，而她最终也终于被现实卖掉。

        汪少爷与家庭反目，钱不久花完，他带着萧红回到故乡，住进了东兴顺旅馆。日子越发窘迫，萧红还怀了孕，当汪少爷最终打算回家讲和时，萧红说了一句：或许看在孩子的份上，他们会接受的。

      此时的萧红面对强大封建思想心里已经开始动摇，如果汪恩甲能够带她回去的话，可能萧红的一生就会重写，也不会发生余下的故事，然而幸运之神并没有降临，悲剧仍然继续。

      汪恩甲从此一去不返，被丢在旅馆的萧红成了人质，老板一度曾打算将她卖到妓院抵债，但是一场洪水拯救了萧红。一场洪水老板逃走了，善良的店员把萧红载上了救生船。然而半路上，萧红却坚决要回去，她要等萧军。            萧红在被押期间曾求助于报社，报社安排了萧军跑腿，两个人一见钟情。在逃难的途中遇到正在找她的萧军。两个人相遇，萧军抱起萧红，从汪洋中走向了一段异常复杂的刻骨铭心。

      萧军的出现，他既是萧红的拯救者，又是她走向文坛的引路人，也是她严重的伤害者，这或许就是所谓的宿命吧。

        萧军属于一个一路看风景看过来的那种人，鲁迅先生对萧红说：“你和他就像两个刺猬。”可以同时忠诚地爱着好几个人，对哪一个都不忍分离，不忍伤害，其结果却总是伤害，总不免分离，萧军属这种花心、博爱类型。

        正如萧红在日本曾经跟女友这样评价萧军：“萧军永远不会说别生气了，他总是说不许生气。”

      “萧军永远不会说对不起，我错了，他总会说，你要尽快忘记别人的不好。”

      “他就像一场大雨，很快就可以淋湿你，但是云彩飘走了，他淋湿的是别人。”

      “我就像他划过的一根火柴，转眼就成为灰烬，然后他当着我的面，划另一根火柴。”

        当萧军一次次对她进行感情的伤害时，这时另一个男子出现在萧红的面前，让她看到了爱情的希望。萧军是在萧红大肚子的时候爱上的她，端木也是。这在那个年代可说是一种奇迹。

        端木是萧红最关键的第三个男人，最著名的三个男人，和唯一给了她婚礼的男人。萧红说，和端木结婚，是我第一次做新娘。婚礼上，萧红又说，她没有更高的希求，只是想过正常老百姓的夫妻生活，没有争吵，没有打闹，没有不忠，没有讥笑，有的只是谅解、爱护、体贴。

        然而理想很丰满，现实很骨感。端木蕻良是一个没有担当的男人，如果爱而不能承担，爱便无从谈起。

        用萧红的一句话可以概况：我和萧军是一个问题的结束，和端木是另一个问题的开始，他不是一个能够担当的人。

      总是在萧红最需要的时候，他却离开了她，作为女人她经历了一次次失败的婚姻，她多么需要呵护。

      随着日军的逼近，萧红病了，端木再次离开。他以去打前站的名义，把萧红托付给了骆宾基，而这一切，萧红竟要从骆宾基口中得知。骆宾基是萧红的崇拜者、爱慕者，萧红最后阶段的大部分时光是他陪伴的。

          一个为爱而生的才女，在1942年，她带着对这个时代的无限的爱和恨，32的才女香消玉损。

      所以萧红的一生遭遇了太多背叛，太多无助，她一直是一个人在挣扎。她最后的生命里，混杂了一辈子的恐惧、冤屈与不甘，她生命中的四个男人，无疑就是她的生死场。

当我们讲萧红时，我们在讲什么。

讲她的勇敢和反叛，她努力的挣脱旧思想的枷锁、挣脱父权、夫权对她的控制；

讲她的文学才华，她是三十年代最好的女作家；她是文学洛神；她以清新的笔调、自然的口吻写着世间的苦难；她对女性、孩童、弱小者的同情……

讲她的情感，她的苦难、她孤寂漂泊的一生。萧红十九岁离开家，三十一岁病逝于香港，短短的十年，她辗转于哈尔滨、北京、青岛、上海、日本、武汉、重庆、香港。 她的命运同时代的命运紧密相连，她的苦难，是战争下人民的苦难，也是她作为女性的苦难，她说： 我是个女性。女性的天空是低的，羽翼是稀薄的，而身边的累赘又是笨重的！而且多么讨厌呵，女性有着过多的自我牺牲精神。……不错，我要飞，但同时觉得……我会掉下来。”

1911年   出生于呼兰县

1921年  入读呼兰县小学女子高小

1927年  十六岁   哈尔滨 

1911年，萧红生在呼兰县一个 殷实的家庭中。相比她笔下那些人物，她算是幸运的，童年时代衣食无忧。虽然母亲早逝，父亲的过分严苛，后母的刻薄，给她带来一些伤痛，但是有祖父的爱护、陪伴和教导，使她度过了一段快乐和温暖的时光。她家的花园，是她童年最重要的地方，在这里，她与自然亲密接触，成为她后期写景物的源泉。

她的启蒙教育是由祖父完成的，在《呼兰河传》中，她描写到祖父教她背诗，背《千家文》等；学龄阶段，她入读了呼兰县女子小学和高小。

1927年，她考入了哈尔滨 女子中学 。萧红在校时不但功课念的好，她的散文也常常在学校的板报上出现。她最喜欢的科目是美术，后因常常看《国际协报》文艺版，逐渐的迷上了“新文学。”

1930年  十九岁     北平 

祖父去世   逃婚出走北平  入读女师大附中高中一年级

1930年，萧红修完初中的学业，回到呼兰。父亲将她许配给了大军阀的儿子汪恩甲，与此同时，那个唯一爱她的祖父也去世了。萧红听闻汪恩甲有抽大烟的恶习，不满父亲对她的婚姻安排，她断然决定逃婚，从此永远离开了家。

她的出走，是自由的开始，也是她一生苦难的开端。

离开家后，她与一男子起到了北平。萧红申请入读了女师大附中高中一年级。后来那名男子想来是抛弃了她，失去了经济支持，不得已她只好回到哈尔滨。

1931年-1933年    哈尔滨 

1931年 九一八事变后，东北接连沦陷

认识萧军     发表《弃儿》《王阿嫂之死》等；

萧红回到了哈尔滨，四处流浪。她向朋友、同学求助，也四处碰壁。她又遇到汪恩甲，和他同居，怀了他的孩子，汪恩甲离开了她，从此杳无音讯。他们欠下了旅馆六百多元的债，老板准备将她卖到妓院抵债。

走投无路的情况下，萧红写信给哈尔滨《国际协报》。报社派萧军去看望萧红。二萧因此相识。这是萧红生命的一次重要的转折。萧军成了萧红生命中里程碑似的人物。我们会在后期专门介绍二萧。

萧军想办法营救萧红，刚好哈尔滨发大水，萧红趁乱逃出了旅馆。没多久，萧红进了医院，生下了第一个孩子，迫于生计，只好将孩子送人。出院后几经辗转，萧红和萧军住到哈尔滨商市街。他们仍就过着饥寒交迫，穷苦潦倒的生活。在一篇名为《饿》的散文里，萧红这样描述自己饥饿的窘迫：“郎华仍不回来，我拿什么来喂肚子呢？桌子可以吃吗？草褥子可以吃吗？”

在萧军的鼓励下，她参加了《国际协报》的征稿，她开始从事文学创作。也是在萧军的带领下，萧红结识了一群进步青年，参加了“牵牛坊”左翼文学社。

她的《弃儿》《王阿嫂之死》等作品相继在报纸发表。她与萧军小说合集《跋涉》在哈尔滨自费出版，因《跋涉》有“反满抗日”倾向，而遭查禁，二萧在哈尔滨处境艰难。年底，与萧军计划离开哈尔滨。

1934年   二十三岁   青岛 写下了成名作《生死场》  

因舒群邀请，二萧来到青岛。萧军在《青岛晨报》编辑副刊，萧红编《新女性周刊》)，他们在青岛的时光，相比白色恐怖下的哈尔滨，生活安定了许多，但依然贫困。除了报社的工作外，萧红操持家务之余，续写她的长篇小说《生死场》，萧军写《八月的乡村》。

《生死场》在青岛完成，也成为了萧红的代表作。鲁迅在为《生死场》作的序中写道，“它是北方人民对于生的坚强，对于死的挣扎的一副力透纸背的图画。”

舒群夫妇被捕，《青岛晨报》因遭到破坏而瘫痪，萧军萧红决定离开青岛赴上海，投奔鲁迅。

1935年    二十四岁   上海  《生死场》出版    《商市街》

他们来到上海，见到了鲁迅。在鲁迅先生的帮助下，萧红的《生死场》出版。这是她的第一部以萧红为笔名发表的作品。《生死场》使萧红大获赞誉。经由鲁迅先生介绍，萧红认识了茅盾、史特莱沫、胡风、聂绀弩数十位年轻的作家、编辑、出版家等等，在后来的日子里，他们之间有着长久的友谊。1936年，她的散文集《商市街》出版。这是萧红人生中最为灿烂的时刻，她的写作事业到达了第一个顶峰，在生活上，有鲁迅先生像长辈一样对她的庇佑，使她孤寂的心灵上有了些依靠。鲁迅先生的家，也成了萧红的避风港，她几乎每天都去，这种安静祥和的家庭氛围，给她成年后颠沛流离的生活中多了一段安宁欢乐的时光。

然而灿烂中总有一些苍凉，萧红与萧军的感情不断恶化，一方面萧红的成功使大男子主义的萧军潜意识中有一些嫉妒，另一方面是萧军情感上的不忠使萧红倍感痛苦，她在她的诗中写道：“昨夜他又写了一只诗，我也写了一只诗，他是写给他新的情人的，我是写给我悲哀的心的。往日的爱人，为我遮蔽暴风雨，而今他变成暴风雨了，让我怎样来抵抗？”

为了逃避情感上的痛苦，在朋友的帮助下，她远赴日本。鲁迅先生和许广平设家宴为她饯行。这一别，是萧红和鲁迅先生的永别。

1936年  二十五岁    日本

在日本的生活是平静舒适的，没有感情的困扰、没有经济上的压力，萧红得以安心的写作，但在日本的生活是孤寂的。在给萧军的信里，她写道：这真是黄金时代，但又是多么寂寞的黄金时代呀！别人的黄金时代是舒展着翅膀过的，而我的黄金时代，是在笼子过的。

几个月后，她惊闻鲁迅先生去世的消息，极度的悲伤。在回忆鲁迅先生的文章中，她写道：“鲁迅是死了吗？”

于是心跳了起来，不能把“死”和鲁迅先生这样的字样相连接……我已经拉开了房东的格子门，可是我无论如何也走不进来，我气恼着：我怎么忽然变大了？

她写下许多许多纪念的文字，而她心里的孤寂，也因着鲁迅先生的去世而更加深了一层。

1937年   二十六岁   上海  武汉 

 上海沦陷

1937年1月，萧红回到上海，她回到上海的第一件事，就是去鲁迅先生墓前祭拜，并以深情的笔触写下《回忆鲁迅先生》一文。她与萧军的关系并没有因为日本之行而缓解，反更加恶化。萧军对于情感的放纵和对萧红的暴力造成了她身体上和心灵上的双重伤害。1937年4月，萧红逃到北京，萧军的一封信又让她回到上海。七七事变后，抗日战争全面爆发，二萧转移到武汉。胡风主编的《七月》在武汉复刊，萧红与萧军、聂绀弩、艾青、端木 蕻良 等人成为《七月》的主要作者。在此期间，端木逐渐走进了萧红的生活。

1938年-1939年  临汾西安武汉重庆

武汉战事吃紧，1938年1月，应李公朴的邀请，萧红一行人去山西临汾民族革命大学支教。在这里，萧红遇到了丁玲。这两位文坛才女相见了，二人虽性恪不同，但惺惺相惜。在临汾不到20天，安稳生活又被打破。日军即将进攻临汾，萧红便随丁玲领导的“西北战地服务团”到西安。萧军却执意留下与民大学生一起打游击，两人的不同抉择也正是宣告二萧感情的破裂。在西安，萧红与萧军正式分手，分手时，萧红肚子里怀着萧军的孩子。

同年6月，萧红与端木蕻良在武汉举行了婚礼。婚后不久，武汉时局突变，日军大举进攻，萧红托人买到一张去往重庆的船票，端木蕻良拿着船票离开武汉，萧红拖着她重重的肚子留在战火中的武汉。在友人的帮助下，萧红前往重庆。

待产的她在朋友的照料下生下孩子，几天后孩子夭折。

萧红和端木在重庆生活了一年多的时间，期间整理纪念鲁迅先生的文章，结集为《回忆鲁迅先生》。日军对重庆实施野蛮轰炸，惊惧纷扰局中，她和端木逃往香港。

1940年，二十九岁    香港

在香港萧红终于有了一个安定的环境写作，不幸的是，疾病开始缠绕着她。长期饥寒交迫，战争中颠沛流离、情感上的打击，生产带来的病痛，都对她的身体造成了不可修复的伤害。给华岗的信中，她写道：“我来到了香港，身体不大好，不知为什么，写几天文章，就要病几天。大概是自己体内的精神不对，或者是外边的气候不对。”

她染上了肺病，身体极度虚弱使她长期卧病在床。在这样的情况下，她还是迎来了第二次的写作高峰，代表作《呼兰河传》《马伯乐》都是在这个时期完成。

1941年12月8日，日军开始攻打香港。萧红旧病复发，再次住进医院，四周炮火连连，战事混乱，萧红已是极度绝望了。庸医误诊和战争加速了她的死亡。喉部被误诊开刀后手术部位发炎，医院被日军接管。端木和骆宾基拖着她转移到别的医院，医院一间一间被日军接管，1941年圣诞节，香港沦陷。所有的外籍医生都被拘留在集中营，没有医院收留，没有医生、没有药物，在一家护士救助站，一代才女像流星般极具灿烂的闪耀后坠落了。

她临终前所说：“我一生最大的痛苦和不幸却是因为我是个女人。”

在她生命最后的44天，是一个叫骆宾基的年轻人陪伴着她。

她的遗嘱中：她的《商市街》版权归弟弟，《生死场》的版权归萧军，《呼兰河传》的版权归最后陪伴她的骆宾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