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子于·高粱地里大麦熟》原文|主题|赏析|概要

文学名作《子于·高粱地里大麦熟》原文|主题|赏析|概要

作者简介 子于，原名傅禺，原籍天津市，1920年生于辽宁省开原。他父亲先是赶马车，后来又养马车。他9岁上小学，四年级时正赶上“九·一八”事变。东北沦陷后，在伪满时期，他在沈阳的一家日本学校——南满铁道株式会社办的南满中学堂上中学; 在长春的工业大学采矿系上大学。毕业后到本溪煤矿工作。抗战胜利、东北光复后仍在本溪煤铁公司。1948年春被公司遣散，到了北平、天津。该年9月底，他带着老婆、女儿去台湾。在基隆下船时，身上只剩下两块伪金圆券。当年10月，进台北的建国中学教数学，一直到退休。1988年逝世。1963年，已人到中年的他才开始写小说。子于是一位来自白山黑水的台湾作家，他的作品有一部分取材于他记忆中在东北的生活，如《高粱地里大麦熟》就是一篇“闯关东”的故事;一部分是在新中国成立前夕，东北地区的一些人员流亡到平津地区的故事; 还有一部分就是他在台湾的教书生涯中，他所面对的那些青年学生的故事，这部分作品多半是讲桌与课桌之间的鸿沟、上一代与下一代之间的距离、男女之间的不和谐。在他的笔下，许多人与人之间的观念隔绝、不相沟通的微妙状态与人生的无可奈何，都自然显现。读之令人感觉“搔中痒处”。他是台湾极少数具备特殊风格的作家之一，用语干净利落，明快中带着俏皮，而能“来得正是时候”。他主张要小说中的人物自己表现自己本色，而不是作家有意去极力描述。子于探索的，无论是题材、技巧或词句的表达，都是属于他自己的，他说：“我摸索我自己的，尽我的力量。”著有短篇小说集《摸索》、《艳阳》，长篇小说《矬巴列传》等。

内容概要 男主人公在关里老家赌气出来闯天下。跟着人出山海关到沟帮子，到营口，在海船上干了两个月下手，只跑了一趟烟台。天冷封河，又扛了一冬的活儿。再开春正没着落，才跟着撑船的曹老大来到中长铁路线上的孙家台。他出来的时候，家里丢下刚过门没半年的女人，在家侍候公公婆婆、两个大伯、两个嫂子、一个小叔，还有个小姑子。那年月孙家台一片高粱地，洼地的茅草也一人多高。铁路刚建路基。茅草地里全是狼，高粱地里也是狼。没几个人结伙，可不敢往里走。来以前说是管吃管住，净挣大洋钱。来到这儿，住是自己动手掘的窝铺，吃是高粱米饭，就着盐豆子。活儿多，修票房、修站台，从高处挑土垫平洼地，往外修马路。赚的钱数着不少，实际上又让曹老大设的赌场把钱给搂回去了。男主人公不赌不喝酒，一心攒钱。这样没忙一年，铁路通车。曹老大占块地，盖房子成立起脚行。街上跟着兴旺，钱就更好赚了。男主人公离老家第三年底，往外接家，把女人接了出来。也把剩下的钱全交给家里。当时，爹娘、两个哥哥也劝过，要他留下种地。他却说：“苦了这两年，看着孙家台兴旺上来，为啥不再多捞几个钱那么好赚!”当然也是他妻子哭着哀求：“也带人去开开眼嘛!你说的电灯真一捻就亮”男主人公把妻子接出来，租间小草房，离脚行远远的。这样，他白天可以放心去脚行扛活儿，晚上到家关上门。活儿尽管累，但有钱挣，两口子省吃俭用，每个月还有点积攒。他们过了两年这样好日子。但不久，孙家台来了伙山东人，在南洼地也成立起脚行，自称为南脚行。这伙山东哥们合心，抱团儿。拉到活儿拼着命地干。有些活儿便愈来愈被南脚行揽了去。原来这伙河北帮的可就没便宜占了。他们的把头曹头子一心去开他的窑子兰香班，对脚行只拿干份儿。里面有人不服气。他们拜把子弟兄先不合炉，起内讧。缺人经营，外面的活儿便只有瞪着眼看着被人家抢走。这样没将就半年，北脚行的二头儿羊老二才带头砸南脚行，硬碰硬地打起来。本作品主人公因为不住脚行，前几次打架全没出头。教人骂他没出息，窝囊废。后来竟到家来将他找去。他虽然跟去了，心想也只是跟着喊喊叫叫凑个热闹。想不到腰上狠狠地挨了一棒子，偏又没看出是谁打的。那一棒子挨得很重，立时疼得喘不上气来。这才离了群，一步一步挨磨到家，躺在炕上便再起不来。这霉气不打一处来，在家躺了两个月，刚见起色却又害起伤寒。他老婆又赶到这时候生孩子。养伤，养病，躺了大半年，还陪着坐月子的。两年来的积攒，不但抖得一干二净，连那点家当，跟女人从老家带出来的几件首饰，全卖光了。一天两顿稀饭也吃不上了。走投无路，最后还是找曹头子去借。但曹头子提出的条件是到时候还不了，由女人去抵债。就这样立下字据，两口子全捺了手印，拿那笔钱，养病过日子。可是他的身体再也不能去卖力气当搬运工人了，孩子再闹两场病，借来的钱几乎就花光了。无奈，他拎起篮子去卖杏，没卖几天，受累受气不说，连几个本钱也赔了进去。老婆带着孩子，做点针线活儿，将够一家人喝稀饭，别说借的钱还不上，连按月的利钱也给不上，还有房钱呢!曹大爷摸清情况，早打发人带话儿，问准能不能还钱，如不能还，反正有人用身子保着呢!就这样，他老婆进了曹大爷开的妓院——兰香班，当了 。他也染上了赌博的恶习。他开始本想赢几个钱，好把老婆赎回来，钱没赢来，反而养成了坐上赌桌的习惯。只好去兰香班找老婆要几个零钱，老婆则让他把孩子抱去，顺便也亲热一番。后来，南脚行的一个把头花钱把他老婆赎出去，人家成了家，还把儿子也带了去。不过，人家花钱供孩子上的学，但孩子却姓了人家的姓，这人还给她原来的丈夫找了个工作——在戏班里跑龙套。这对被拆散了的夫妻有时想亲热亲热，就瞒着她现在的丈夫，两人钻进高粱地里去偷情。当然，她也难免为此回家挨一顿打。他们最大的希望，就是儿子正在学手艺，等能挣钱了，可以养他的亲生父亲;他们目前最大的乐趣，就是钻高粱地偷情——苦中作乐，以及在关外的高粱地里回忆一下在关里老家时大麦开花的情景。

作品鉴赏 鉴赏一部文学作品，主要是看作家“写什么”和“怎样写”的问题。关于“写什么”，子于是一位来自白山黑水的台湾作家。他除了以他眼前的台湾社会的现实生活为题材之外，也写他记忆中的往事。他生长在东北的伪满时期，但他如果取材伪满时期东北沦陷区的生活，对生活在台湾的他来说非常不利，因为台湾地区的日据时期和东北的伪满时期，同是被日本帝国主义侵占下的中国人被奴役的生活，有许多共同之处，而且在台湾的现当代文学作品中，这一题材也很多。子于只好放弃这一段生活，于是他写更古老的东北的故事。这篇《高粱地里大麦熟》就是一篇古老的“闯关东”的故事。在旧中国，曾有千千万万的人从河北、山东去东北地区谋生，因之也就有千千万万个“闯关东”的故事。天下乌鸦一般黑。关里的受苦人，闯到关外，仍然是受苦，因之那些千篇一律的“闯关东”的故事，自然也都是受苦人仍然受苦的故事，但在这“一律”“千篇”的“闯关东”故事之外，这一篇《高粱地里大麦熟》，作者却独辟蹊径，写了一个被拆散了的夫妻去高粱地里偷情的故事。单就爱情故事而言，一对老夫老妻钻进高粱地里去偷情，也是颇有新意的。何况这样一来，也更揭露了那个社会的不合理了，使得作品内涵的主题也就更深刻了。由于作者生活和写作在与大陆社会制度、意识形态完全不同的台湾，虽然也写了人间不平事，但并未能用阶级观点去观察、分析和处理，男女主人公面对这人间的不平，不是反抗，而是无可奈何地泰然处之。当然，如果都去写“反抗”，也是千篇一律，一对男女小人物受命运摆布而只有处之泰然的人生，也是一种人生，也是值得作家去表现的一种人生，也值得读者思考。关于“怎样写”的问题，这个“闯关东”的故事虽然古老，写法却是非常现代的，就写法而言，这是一篇典型的现代小说。现代小说中有一种戏剧式的小说，作者让小说里的人物如同在舞台上一般地说话。这篇小说将这对夫妻闯关东的遭遇，压缩在他们双双钻进高粱地里去偷情这个“现在”的情景中，小说一开头就说：“女人走前面，男人跟着，进高粱地。女人拿着卷草席，男人一直低着脸。”然后，他们一边往里钻、选择适合偷情的地方，一边聊天，几乎通篇是对话;正是在这两个人物的对话当中，我们了解到他二人之间的关系、他们的处境以及他们的思想感情。他们的“过去”，则是在对话当中由叙事者叙述的。通篇是对话，“现在”在对话中进行，在对话的中间插叙“过去”，“过去”不是表现出来的，而是叙述的。值得一提的是，男女主人公都无名无姓，在作品中出现的只是“男人”和“女人”，他们可是真正的芸芸众生的小人物!子于的小说语言也很有特色。他的语言短洁，断句大胆，有时几个字就是一个句号。有人说他的语言文字是“电报”式的文字。

民国初年，河北某地一青年别离新婚妻子，到东北孙家台谋生。两年后接来妻子，在山上一间草屋安家，夫妻和睦。不久，妻子生下儿子。但好景不长，在一次群殴中，丈夫被打成重伤，卧床不起，家庭顿时断绝了生活来源。在借债无门的情况下，丈夫只得将妻子抵押给妓院，期望身体康复，还清债务，再赎回妻子，夫妻团圆 。身体初愈后，他拼命干活存钱，但收入甚微。为早日赎回妻子，企图借赌博赢钱。但结果却输掉了钱，也输掉了志气。一个粗鲁的巡官，看上了他妻子，想娶为填房。为了生活，夫妻都同意了巡官的要求。巡官给丈夫安排了工作，将他们的儿子送入学校读书。这对饱尝生活折磨的恩爱夫妻 ，在百般无奈的情况下，只好偷偷地在高粱地里重温旧好。

很多年过去了，男人在戏班里找到跑龙套的活儿，女人偶尔会背着现在的丈夫偷偷来看他。穿着月白的衫子，梳一个低低的髻，安慰他说，儿子在学堂里书念得很好，等他将来出息了，自然会接你去养老。说这话的时候，女人躺在望不到边的高粱地里，眉眼安静地望着自己的男人，那一刻，就好像之前的一切，从来都没有发生……

巴赫金在《陀思妥耶夫斯基的诗学问题》中认为陀氏小说呈现出狂欢化的叙事特征。狂欢式指一切狂欢节式的庆贺、仪礼、形式的总和。有一套表示象征意义的具体感性形式的语言。狂欢式转为文学的语言就是狂欢化。狂欢式的四种范畴是：一、人们之间随便而又亲昵的接触。二、插科打诨。三、俯就。四、粗鄙。狂欢式的外在特征主要为全民性和仪式性。全民性是狂欢节的本质特征，人民不是袖手旁观，而是生活在其中，狂欢节的生活是脱离常规的生活；狂欢节是充满节日气氛的庆典，由一系列的仪式和礼仪构成。

在中国的一些**中，也具有着狂欢化叙事，比如根据诺贝尔文学奖获得者莫言编写的小说《红高粱》而改编的**《红高粱》，狂欢化叙事就特别强。首先开头就是九儿出嫁，十几分钟的出嫁场面十分具有仪式感，从婆子喊“坐轿不能哭，哭轿吐轿，没有好报；盖头不能掀，盖头一掀，必生事端”，到轿夫一路闹新娘，都充满着浓浓的仪式感。人生四大幸事“金榜题名时，久旱逢甘霖，洞房花烛夜，他乡遇故知”，也只有“洞房花烛夜”几乎每个人都能感受到，因此在这种时候，无论多么琐碎的仪式也都是值得的。照当地的习俗，半道上要折腾新娘子，那些抬轿子的轿夫都光着膀子，露着胸膛，毫不注意轿子里面坐着一位女性，第一印象这些轿夫都是粗鄙的，他们都是流氓。“轿上的小娘子，别偷着看呐，跟哥哥们说几句话，这长长的路你也不嫌闷得慌”，“李大头流白脓淌黄水可不中用啊，你可不能让李大头沾身，沾了身，你也就烂了”。一切都是粗鄙的话语，都是轿夫们拿九儿开涮的话语，这些语言具有挑逗性，逗得众人乐呵呵。后来他们又做出粗鄙的动作，一个劲的摇晃喜轿，晃得新娘晕头转向，怎么看都是一群地痞流氓再耍一个出嫁的女子。当九儿回门子时，被余占鳌偷走，在高粱地里偷情也算是十分具有仪式感的，先拽倒高粱，开垦出一片空地来，当九儿躺下后，影片响起了庄严的音乐，似乎这场偷情也必须得有仪式感。

总之，仅从开头一点来看，本片狂欢化叙事最大的特点就是仪式感特别强，似乎任何事情都充满着仪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