周朴园到底有没有爱过鲁侍萍？

应该说他即爱又不爱。

理由如下：

周朴园爱不爱鲁侍萍，是一个争议较大的话题。周朴园对鲁侍萍的怀念应该是真的。

能够三十年保留鲁侍萍生活过的房间格局、习惯，记住她的生日，如果心中没有对鲁侍萍的怀念是不可能的。他是一个人，有他的人性。尤其是在他老的时候，蘩漪不驯服，儿子跟他疏远，他感到孤独，生活不如意，因此他怀念鲁侍萍也是他一生中最温暖的回忆。

周朴园对鲁侍萍是虚情假意。听说侍萍还活着，周朴园感到“惊愕”，更是避而不愿见。他为了维护自己的“尊严”，害怕欺辱侍萍的卑劣行径张扬出去，有损门第。当他得知眼前的鲁妈就是侍萍时，资产阶级的本性，使他一下子从往日的怀念回到现实的利害冲突中来。

先是声色俱变的责问，接着试图以“你我都是有子女的人”为由稳住侍萍，使其不再提旧事；口口声声表白不忘旧情，以期逃避侍萍的谴责；最后凶相毕露，辞退四凤和鲁贵，开除鲁大海，暴露了他的冷酷和凶残。

雷雨 

《雷雨》是剧作家曹禺创作的一部话剧。

此剧以1925年前后的中国社会为背景，描写了一个带有浓厚封建色彩的资产阶级家庭的悲剧。剧中以两个家庭、八个人物、三十年的恩怨为主线，伪善的资本家大家长周朴园，受新思想影响的单纯的少年周冲。

被冷漠的家庭逼疯了和被爱情伤得体无完肤的女人蘩漪，对过去所作所为充满了罪恶感、企图逃离的周萍，还有意外归来的鲁妈，单纯着爱与被爱的四凤，受压迫的工人鲁大海，贪得无厌的管家等。

不论是家庭秘密还是身世秘密，所有的矛盾都在雷雨之夜爆发，在叙述家庭矛盾纠葛、怒斥封建家庭腐朽顽固的同时，反映了更为深层的社会及时代问题。

_雷雨

雷雨里四凤对周萍说：“萍，我好好的侍候你，你压迫这么一个”什么意

首先，周萍是爱四凤的。

但我个人觉得、比起四凤，周萍更爱他自己的地位、权利

周萍与四凤的感情

周萍与四凤的感情，好像是雷雨中**，他们是亲兄妹，不能结婚，所以他们很痛苦

雷雨中四风与周萍有什么关系,周萍与鲁大海是什么关系

首先我们来看看《雷雨》第一幕中对周冲出场时描写：“他身体很小，却有着很大的心，也有着一切孩子似的空想。

他年青，才十七岁，他已经幻想过许多许多不可能的事实，他是在美的梦里活着的。

现在他的眼睛欣喜地闪动着，脸色通红，冒着汗，他在笑。

左腋下挟着一只球拍，右手正用白毛巾擦汗，他穿着打球的白衣服。

他低声地唤着四凤。

”正如陈思和教授在《细读雷雨——现代文学细读文作之三》中对他的描述一样：“周冲给人的感觉是一身白，单纯得像小天使，而蘩漪是一身红，激烈如火、像魔鬼一样的女人。

”这两种截然不同的对比，让我们对周冲这位仅17岁的少年有了更为直观的认识，也让我们进一步了解到他在这一整部罪孽满目的悲剧中，独有的纯洁干净的特质。

17岁，像周冲这样年龄的青春期的男生，正是情窦初开的时候。

而在那个苦闷阴沉的周公馆里，身上淌着青春活力气息，且与周冲年龄相近的四凤，无疑吸引了这个少年的注意力，不无意外，周冲恋上了这位少女。

“暗恋，即对另一个人心存爱意或好感，因为种种原因想靠近她（他），如果她（他）一离开你，你会担心她（他）的一种表现。

有人表面上说不喜欢或很讨厌她（他），但却制造各种机会跟她（他）在一块，还特别关注她（他）的事情。

她（他）会让别人感到自己很恨那个人，别人一说你喜欢她（他），你会极力反驳。

有时候会忍受不住心中郁积的感情，常常想找人一吐为快，并希望得到人们的赞同。

”这是暗恋的定义，对于以上暗恋的特点我认为周冲完全符合。

在整片剧幕中我们不难发现，周冲的大部分出场都是“低声呼唤着四凤”或跟四凤有关。

其实他找四凤也没什么事，更何况整个周公馆那么多下人，为什么偏偏就要找四凤呢

原因无非就是印证了“一离开就会担心”这一暗恋的特点，同时也可以看出，周冲在主动靠近四凤，希望能够引起四凤的注意力。

这显然表现出他对于这位异性的一些特殊的感情，从而表现出了周冲对于四凤的单恋事实。

我们再来看看第一幕中周冲与四凤的一次接触:冲 （见四凤很费力地移动窗前的花盆）四凤，你不要动，让我来。

（走过去）。

四 我一个人成，二少爷。

冲 （争执着）让我。

（二人拿起花盆，放下时压了四凤的手，四凤轻轻叫了一声痛。

）冲 怎么样，四凤

（拿着她的手）。

四 （抽出自己的手）没有什么，二少爷。

冲 不要紧，我跟你拿点橡皮膏。

蘩 冲儿，不用了。

——（转头向四凤）你到厨房去看一看，问问跟老爷做的素菜都做完了没有

［四凤由中门下，冲望着她下去。

这一段描写更是将周冲对想保护四风的心显露无疑，体现出对四凤的关心和爱护显然超越了一般主仆的关系。

既然连我们都看出来了，那么作为与爱情经历过长期斗争且更加年长的繁漪也一定是看出了端倪。

果然，在接下来与周冲的交谈中就验证了她的猜想：蘩 我不说你，孩子，你说吧。

冲 （高兴地）哦，妈——（又停下了，迟疑着）不，不，不，我不说了。

蘩 （笑了）为什么

……冲 妈，我现在喜欢一个人。

蘩 哦

（证实了她的疑惧）哦

冲 （望着蘩漪的凝视的眼睛）妈，您看，你的神气又好像说我不应该似的。

蘩 不，不，你这句话叫我想起来，——叫我觉得我自己……——哦，不，不，不。

你说吧。

这个女孩子是谁

……蘩 哦。

（眼睛暗下来，不得不问下一句，沉重地）冲儿，你说的不是——四凤

冲 是，妈妈。

——妈，我知道旁人会笑话我，您不会不同情我的。

……我们不难注意到，周冲的小细节描写里经常出现“笑了”“高兴地”等这样表示喜悦的字眼以表达他在跟他妈妈谈论到自己喜欢的人时的兴奋和激动。

恰恰印证了暗恋定义中的“忍受不住心中郁积的感情，常常想找人一吐为快，并希望得到人们的赞同。

”更有甚至于到后来提出“我一定要告诉他的。

我将来并不一定跟她结婚。

如果她不愿意我，我仍然尊重她，帮助她的。

但是我希望她现在受教育，我希望父亲允许我把我的教育费分给她一半上学”这一在蘩漪和当时社会看来“荒唐”的请求。

其实这一点跟他父亲周朴园年轻时很相似。

学者张汝伟在《合则为一人，分则为轮回》一文中就有提到周冲像极了年轻时的周朴园：与周朴园相较，二人走的都是叫侍女念书的路子，不同之处仅在于“父亲成功了，而儿子只不过做了一个梦”。

的确，不够周朴园幸运的是，周冲仅仅停留在幻想和梦境中。

这种对于残酷现实的认知缺乏，某些程度上也是周冲天真和幼稚的表现之一，这里暂且不多言。

但这种对于四凤无微不至的关切心情也充分地体现出了周冲对于四凤感情的真挚。

二、四凤拒绝的态度作为这部作品中为数不多的女性，四凤有着鲁侍萍和繁漪没有的特点。

她年轻活力，青春有朝气，对于周冲和周萍这样长期生活在阴沉苦闷的周宅的富家少爷，四凤无疑是有着相当的异性吸引力的。

更何况文本本就提及四凤长得好看，勤快肯干，周冲爱上她也就不奇怪了。

而回归文本本身，四凤更是起到了一个纽扣的作用，引导着剧中一半的人物关系和事情的发生，同时还维系着一场真正的三角恋。

周朴园、鲁侍萍和蘩漪其实并不能算是三角恋，因为周朴园和繁漪只有夫妻之名而并无“夫妻之实”，蘩漪不爱他。

而蘩漪、周萍、四凤也不能算是。

就我个人观点而言，周萍只是蘩漪在寻求逃离周公馆这个大监狱的一根救命稻草，蘩漪为了能跟周萍在一起竟然说容忍跟四凤一同住。

若是真心爱他，蘩漪怎么可能能容忍这么荒唐的事发生

所以综上来说，周萍、四凤、周冲才是最真实、最纯洁的三角关系。

其实我在这里理清他们三个之间的关系正是为了说明四凤对周冲的爱是抱一种拒绝的态度的。

这在第三幕中有着比较明显的表现。

当周冲上场：（见着四凤高兴地）四凤

四凤的表现却是：（奇怪地望着）二少爷

冲 （见四凤不说话）四凤，怎么，你不舒服么

四 没有。

——（规规矩矩地）二少爷，你到这里来干什么

要是太太知道了，你——冲 这是太太叫我来的。

贵 （明白了一半）太太要您来的

冲 嗯，我自己也想来看看你们。

（问四凤）你哥哥同母亲呢

贵 他们出去了。

我们不难想象出当时尴尬的情景：周冲极力想跟四凤说话而四凤却一直“规规矩矩”且将话题扯向别人的身上，甚至干脆沉默，让鲁贵来代为回答。

当时四凤与周冲的哥哥周萍已经在一起，而单纯的周冲显然毫不知情，更不知道自己的意中人早就心有所属。

四凤对于这个年轻善良的少爷其实有着不忍心，但是为了她自己的爱情，无意识间，她还是狠狠的伤害了周冲。

而种种四凤对于周冲的冷淡态度都可以看出来。

下面我们再看：四　我看你赶快回家吧。

贵　什么

冲　（忽然）对了，我忘了我为什么来的了。

妈跟我说，你们离开我家，她很不放心；她怕你们找不着事情，叫我送给你一百块钱。

（拿出钱）四　什么

贵　（以为周家的人怕得罪他，得意地笑着，对四凤）你看人家多厚道，到底是人家有钱的人。

四　不，二少爷，你替我谢谢太太，我们好好过日子。

拿回去吧。

……冲　（不由衷地）让他走了也好。

四　（厌恶地）唉，真是下作

（不随意地）谁叫你送钱来了

冲　你，你，你像是不愿意见我似的。

为什么呢

我以后不再乱说话了。

四　（找话说）老爷吃过饭了么

冲　刚刚吃过。

老爷在发脾气，母亲没吃完饭就跑到楼上生气。

我劝了她半天，要不我还不会这样晚来。

四　（故意不在心地）大少爷呢

……周冲的多次表白对于四凤这个心有所属的人来讲，逐渐开始有些厌烦和抵制。

而上文四凤表现出的抵制排斥态度就已经相当明显了：让周冲回家；让周冲把钱带回去；以一种冷淡厌恶的态度对待他。

还有就是，在短短的一小段对话中就连着拒绝了周冲两次，而且谈着谈着又“故意不在心”地扯到自己喜欢的人大少爷身上去了。

在之后与在窗户外的大少爷的谈话中四风也明确地：“你明明知道我是不喜欢他（指周冲）的”，她甚至认为“他只是个孩子”。

到这里我们可以明确得出一个结论了：周冲深深的喜欢着四凤，而四凤对周冲却并没有这种感情，而周冲跟心一直不在他身上的四凤是没有结合的可能的。

这一切，都是周冲的单恋而已。

三、执着单恋的结果在那样的时代背景与周鲁两家特殊的家庭关系下，无论周冲对四凤的单恋还是周萍和四凤心甘情愿的密恋到最终都不会有太圆满的结局。

待到秘密被揭开之时，悲剧也必然发生。

在最后一幕当蘩漪不顾母亲的身份将周冲带到周家大厅时，周冲才终于意识到原来自己之前所有的幻想是那么的可笑，那么可怜。

它们在事实的真相面前像泡沫一样，瞬间消失的无影无踪。

再接下来，周冲就将面临不愿意承认的事实：明明自己喜欢、钟意、日日夜夜脑海里回想着的那个人此刻就在自己眼前，但她却正准备跟自己同父异母的哥哥远走高飞。

面对这种万分尴尬和痛苦的场面，我相信周冲的心里那种心酸的滋味并不是一般人所能体会理解得到的——在那一瞬间，他被自己的意中人和亲人同时欺骗和背叛。

但尽管如此，事实和自己的理性已经给了他一个非常明确的答案：即使追上前去，对四凤再次表达爱意并恳求她留下来，结果也只能是被拒绝。

应该说他即爱又不爱。

理由如下：

周朴园爱不爱鲁侍萍，是一个争议较大的话题。周朴园对鲁侍萍的怀念应该是真的。

能够三十年保留鲁侍萍生活过的房间格局、习惯，记住她的生日，如果心中没有对鲁侍萍的怀念是不可能的。他是一个人，有他的人性。尤其是在他老的时候，蘩漪不驯服，儿子跟他疏远，他感到孤独，生活不如意，因此他怀念鲁侍萍也是他一生中最温暖的回忆。

周朴园对鲁侍萍是虚情假意。听说侍萍还活着，周朴园感到“惊愕”，更是避而不愿见。他为了维护自己的“尊严”，害怕欺辱侍萍的卑劣行径张扬出去，有损门第。当他得知眼前的鲁妈就是侍萍时，资产阶级的本性，使他一下子从往日的怀念回到现实的利害冲突中来。

先是声色俱变的责问，接着试图以“你我都是有子女的人”为由稳住侍萍，使其不再提旧事；口口声声表白不忘旧情，以期逃避侍萍的谴责；最后凶相毕露，辞退四凤和鲁贵，开除鲁大海，暴露了他的冷酷和凶残。

雷雨 

《雷雨》是剧作家曹禺创作的一部话剧。

此剧以1925年前后的中国社会为背景，描写了一个带有浓厚封建色彩的资产阶级家庭的悲剧。剧中以两个家庭、八个人物、三十年的恩怨为主线，伪善的资本家大家长周朴园，受新思想影响的单纯的少年周冲。

被冷漠的家庭逼疯了和被爱情伤得体无完肤的女人蘩漪，对过去所作所为充满了罪恶感、企图逃离的周萍，还有意外归来的鲁妈，单纯着爱与被爱的四凤，受压迫的工人鲁大海，贪得无厌的管家等。

不论是家庭秘密还是身世秘密，所有的矛盾都在雷雨之夜爆发，在叙述家庭矛盾纠葛、怒斥封建家庭腐朽顽固的同时，反映了更为深层的社会及时代问题。

_雷雨

　　中国的诗歌、散文、戏曲和小说有着悠久的历史，源远流长。和它们相比，中国的话剧却是十分年轻的。源于欧洲的话剧，作为一种“舶来品”，在本世纪初传入我国，至今不过80余年的历史，整部中国话剧文学发展的历史，丰富、充实，色彩斑斓，具有恒久的生命力。在这部历史中涌现出了一大批灿若群星的人物，如曹禺、田汉、夏衍、欧阳予倩、熊佛西、老舍等，他们各自以其具有独特风格的优秀剧作闻名于中外文坛、剧坛，为中国话剧一步步由萌芽到成长到成熟，作出了不可磨灭的贡献。

　　作为一种新型的艺术形式，话剧突破了传统戏剧远离现实生活的局限，适应了反映新的时代与新的生活的需要。但是，这种新的艺术形式要在中国的土地上扎根，必须拿出有分量的艺术成品，形成引人入胜的戏剧形式，从而赢得广大观众。曹禺的剧作，在这一意义上发挥了巨大的作用。他的作品，特别是《雷雨》、《日出》、《北京人》等代表作，以精湛的艺术形象，展现了黑暗社会的深重苦难，在情节结构的匠心、人物塑造的独到、舞台语言的功力诸方面，都达到了戏剧艺术的高峰，形成了精巧、丰富、浓烈、明丽的艺术风格，成为中国话剧文学的巨著，具有深远的影响及持久的生命力。曹禺从自己的个性出发，有机的吸收西方戏剧艺术与民族古典文学营养。在他笔下，中国话剧艺术逐渐走向成熟，形成了独特的民族个性。在中国话剧走向民族化的过程中，曹禺功不可没。

　　民族化的前进：透入骨髓的民族性格的挖掘

　　中国的现代话剧艺术，是在中西方文化互相撞击交流，融会贯通的时代背景中成长起来的。它眼前面对着五色杂陈的域外人文艺术，身后带着本土审美心理定势的阴影。因此，如何正确处理中西戏剧审美的同化和顺应，移植和再生的关系，也即中国话剧的民族化，无疑是一个关系到话剧艺术品位和方向的大问题。

　　能不能创造出民族化的形象和性格，发掘出民族的内在精神与灵魂，是衡量文学艺术作品是否具有民族风格、民族作风亦即民族审美特征的一把重要标尺。别林斯基在谈到文学作品的民族性问题时，就曾经指出：“在任何意义上，文学都是民族意识，民族精神生活的花朵和果实。”[1]果戈理也认为：“真正的民族性并不在于写农妇的无袖长衣，而在于具有民族精神的人。”[2]所谓“民族意识”、“民族精神”主要表现在人们的性格和心灵世界具有民族特有的精神生活方式与文化心理结构。我们考察一下曹禺的剧作，其人物的性格既有时代的折光，又大都体现出民族特有的精神生活方式与文化心理结构。

　　曹禺剧作中有两个形象系列十分引人注目：一是旧制度、旧礼教的“卫道者”形象，如周朴园、焦氏、曾皓、曾思懿等；一是被压迫被损害妇女和劳动人民的形象。就前者讲，不论他们的个性有怎样的差异，但在他们的性格与灵魂深处，无不浸透着根深蒂固的封建宗法思想与伦理观念，无不散出腐朽、没落的悲凉气息。他们自觉不自觉地以宗法观念思考问题、待人处事，以封建礼法掩饰他们自私的动机与污浊的灵魂。他们灵魂自私、卑污却又往往以道德面貌出现。这是处于穷途末路的旧制度、旧礼教的“卫道者”们的共同心态。另一类人物，则是与之对立的被压迫被损害者形象如繁漪、陈白露、仇虎、金子、愫芳等。他们都遭受到旧制度、旧礼教的残酷、野蛮的压榨与迫害，又都受到时代大潮的影响，都在不同程度上具有反封建的个性意识和叛逆性格；但他们反抗封建压迫的思想和行动，又往往受到他们自身残存的封建宗法观念的影响与牵制，而表现出反封建的独特、奇异的心态与方式。繁漪尽管有强烈的反封建叛逆性格，但终因出身于大家望族，封建传统观念不会轻易从她意识中隐退、消失。她敢于同丈夫的前妻之子发生“**”关系，其反封建的叛逆精神可谓热烈果敢；但她与易卜生笔下离家出走的娜拉比起来，却显出不可避免的思想局限：封建宗法伦理观念像一条无形的绳索拘束着她，使她没有能够、甚至不曾想到冲出专制家庭，到广阔的社会去追寻自由幸福的新天地。繁漪与娜拉的差异就在于：在反抗旧制度、旧礼教上，她比娜拉有更重、更复杂的精神负担。所谓繁漪是“中国的娜拉”，就是因为她的反抗是“中国式”的，是由旧中国被压迫妇女独特的精神生活方式和文化心态决定的，是打着旧中国社会现实与历史文化传统的深深烙印的。《原野》中的仇虎，看起来颇为豪放、洒脱，似有一种不可羁绊的原始人性的蛮悍、冲动；但在他的叛逆性格中，同样渗透着封建统治阶级的思想文化遗毒。他向恶霸地主焦阎王一家复仇时，就流露着“父仇子报，父债子还”等封建宗法伦理观念。使仇虎由复仇者转而为被复仇者，因而陷入不能自拔的矛盾痛苦的深渊的，根源就在于他的潜意识中的这种陈腐思想。应该注意的是，在仇虎的性格和心灵中，还有较重的愚昧落后、封建迷信观念。如在他的潜意识活动中，总是同鬼魂、阴曹地府、阎罗王等心灵幻觉中的可怖形象不可分割的纠结在一起，这就是旧中国愚昧落后、笃信鬼魂的农民心理活动的特有色彩与思维方式的反映。脱离了封建宗法观念和迷信鬼神的心理活动与思维方式，就减弱了仇虎作为初步觉醒的落后农民的民族性格的典型性。《北京人》中愫芳的性格中有没有反封建因素？我们回答是肯定的。如她对爱情的向往与追求，她最后终于跳出曾家这个令人窒息的封建牢笼，都反映了她被时代唤醒了的反封建、求自由的个性意识。不过，愫芳的反封建的性格中却渗透着更浓重、更复杂的封建宗法色彩：她那“忍辱负重”“怨而不怒”的思想、人格，对爱情的忠贞不二，对压抑她以至造成她爱情悲剧的封建家庭统治者的宽仁胸襟，她的“为人”、“利他”的思想境界与精神情操，都深深的烙印着以封建宗法色彩为特征的民族传统思想文化的痕迹。因此，形成了她反抗封建压迫的独特方式：既不是同封建势力针锋相对的冲突，也不是一味消极忍受，而是以顽强的生活意识去追求人生的真正价值与意义。这是一种内向、迂回然而却是韧性的反抗方式。

　　可见，曹禺剧作的民族风格在一系列复杂奇异的性格挖掘中，在激荡着时代意识与传统思想文化剧烈搏斗的心灵世界中最鲜明、最浓重的表现出来。

　　民族艺术表现手法的继承和发扬

　　曹禺既注重向民族现实生活深入开掘，又注意汲取民族艺术的传统美学思想及其表现方法，使他的剧作从内容到形式都具有充实完美的民族风格。曹禺剧作的民族化表现，艺术上还可以概括出如下三点：

　　第一， 把心理刻画与写形传神的艺术表现相结合，精细地展现人物的灵魂世界。

　　中国古典文艺传统对于塑造人物，讲究图形写貌，以形传神。传神即写心，注重表现人物的内心世界，描绘人物的精神风采。曹禺说：“多年来，我倾心于人物性格，我觉得写作就是写人，……而刻画人物，重要的又在于揭示人物的内心世界——思想和感情。” [3]他善于发掘人物在时代精神的激荡下紧张、剧烈的心灵搏斗，同中国艺术传统中写形传神的艺术经验相融合，以之塑造复杂奇异的人物性格。蘩漪、陈白露的灵魂里自我搏斗，她们悲剧性格的发展进程，全被表现得淋漓尽致。在刻画繁漪形象时，作家审美创造的视角凝聚在时代精神所引发人物心灵世界的强烈骚动上：在“五四”精神的启悟下，繁漪热烈渴望个性自由与解放，确是“心比天高，”；但当她试图冲破封建牢笼，同周朴园前妻之子周萍发生“**”关系后，在她的潜意识深层却又不是窜出传统观念的幽灵，使她不自觉地为突如其来的罪恶感所困扰；而当周萍要“悔改以前的罪恶”，同她断绝那种不正常的关系时，繁漪又死死抓住周萍不放手，一次次病狂般地去破坏周萍与四凤的关系，表现出那么异乎寻常的嫉妒与阴鸷。蘩漪这种矛盾、极端的性格和心态，显然地被时代精神复活了的个性意识所燃起的生命的“电火”。在《日出》中，作家更深入地揭示了陈白露在罪恶社会的逼迫、腐蚀下日益堕落又不甘沉沦，渴望自由光明又难以挣脱生活之苦的灵魂剧烈搏斗，从而凸现了她那矛盾、分裂、忧郁、痛苦的内在复杂性格。曹禺说过：陈白露“时而像是久经风尘，时而像是单纯少女；时而玩世不恭，时而满腔正义；时而放纵任性，时而感伤厌世。[4]作家还特意挑选能够突出人物个性的细节，加以反复表现。陈白露念诗和吃安眠药这两个细节的一再叙写，表现了她内心深处的复杂矛盾，不敢沉溺而无力自拔的悲剧性格。可以说，曹禺式的心理刻画与写形传神的艺术表现形式，通过对人物内心世界的深入发掘，为中国话剧舞台创造了像蘩漪、陈白露、仇虎等在灵魂的自我交战中挣扎的悲剧形象，已经达到了出神入化的高度。

　　第二， 浓郁的抒情与深沉的人生哲理的有机统一。

　　中国文学富有抒情的传统，强调寓理于情，讲究情与理的统一。曹禺的审美追求并不是一般的去再现生活的真实，而是在剧作中熔铸着作家对生活的独特感受、深沉思考，从而展现出一幅幅“情理交融”的诗意境界。曹禺多次谈到：“‘真实的生活’和‘生活的真实’不是一个东西。我以为要写出‘真实的生活’还不是最难的。你熟悉一点，就能写出某一点真实的生活，但是要写出‘生活的真实’你就必须懂得全局，写出社会的本质，让人全面地认识生活、理解社会。” [5]他的作品正是作家在对生活强烈感受、深入思考的基础上，围绕人物性格刻画，向凝聚着生活的丰富内蕴和搏动着时代旋律的人物内心世界深入探索的必然结晶，是创作主体拥抱、深入创作客体并使二者高度融合的产物。作家极其熟悉他所描写的旧中国那鬼影重重的社会生活，对被压迫被损害的妇女和劳动人民尤有深切的理解。他深知的同情他（她）们的悲惨遭遇，赞美他（她）们灵魂深处所焕发的不屈人格。在创作中，作家宗，把被压迫被损害的妇女和劳动人民反封建的叛逆性格与丰富的人性美，置于艺术表现的中心。曹禺善于从被压迫被损害者极端、异常的性格和矛盾、变态的心灵世界中，去发掘反封建个性意识及其人性的特有魅力。作家对蘩漪和陈白露人性美的发掘，是深入底里、激动人心的。按照世俗的眼光，蘩漪、陈白露似乎是伤风败俗、罪孽深重的；然而作家却从“**”的背后和已经堕落而又不甘沉沦的内心矛盾中，发现了她们灵魂深处顽强挣扎的生命力及其反封建叛逆精神。从生活出发，按照她们各自所处的环境与经历，以夸张、强调甚至变形的方法，赋予她们以鲜明、独特的性格与行动。所谓蘩漪的“可爱不在她的“可爱”处，而在她的“不可爱”处，她的“不易为人解悟”的特殊的“魅惑性”，就在于她的内在的动人的人性美，是以反封建的“阴鸷性的力”的变态形式呈现出来的。陈白露内在深处那顽强的、不屈的人性美，是透过她那日益堕落而又不甘沉沦的矛盾痛苦的心理活动渲染出来的。正是在紧张、剧烈，不断深化的灵魂自我搏斗中，她那奋力挣扎的个性意识战胜堕落性而升华到一种诗意的境界：与其屈辱、痛苦的在鬼魅世界中厮混，不如一死求得灵魂的安宁。陈白露这个不能自拔的堕落者的自杀，之所以成为震撼人心的悲剧，就因为作家以夸张、变形的方式，从她那矛盾、痛苦的灵魂深处发掘出了渴望“太阳”、“春日”和“美好生活”的人性之光。“太阳升起来了，黑暗留在后面。但是太阳不是我们的，我们要睡了。”透过这支希望与绝望剧烈交战的凄恻感人的心灵回旋曲，我们依稀地听到行将涅磐的人性对“太阳”、对“光明”的余音袅袅的呼唤。此外，仇虎那蛮悍、粗犷，激荡着原始生命的复杂性格，愫芳那又凄凉又甜蜜的反常心态，都是他们反封建叛逆精神已经觉醒的个性意识最富于诗意的表现方式。所有这些描写，显然是作家对黑暗现实的强烈感受和激情凝结，一直成为讴歌被践踏的妇女和劳动人民的人性美，揭露旧社会旧制度的黑暗与罪恶，抒发作者沉郁、激荡的诗意激情、最独特、最有效、最震撼人心的艺术表现途径。

　　可见，曹禺剧作既熔铸着作家真诚炙热的主观情感，又凝聚着他对现实人生问题的深沉探索与哲理思考，因而形成了一种情理交融、意蕴深邃的诗意境界。作家自己曾说，“最好的剧本总是情理交融的”。这正是曹禺向戏剧艺术民族化高峰攀登的切身体验。

　　第三，地方民俗风情的艺术表现与诗的意境创造相互交织

　　以鲁迅为主将的五四作家们，十分重视作品的乡土特色，常常在作品中描绘不同地方色彩的民俗风情，用以衬托主要人物的思想性格，批判黑暗的社会人生，强化了反封建的意义。

　　曹禺的剧作同样注意把人物安置在富有地方特色的城市或乡镇的民俗风情环境中，在最富民俗色彩的婚丧的场面里，刻画人物的性格，多侧面的映照出人物的文化心态。情景相生，物我交融，形成曹禺话剧独特的民族氛围。《雷雨》里的周公馆和《日出》里大城市豪华旅馆的陈设布置，人物的对话，都富有浓重的地方特色与时代气氛。《北京人》的第一幕置景提示语，洋洋洒洒近两千言，围绕小花厅把曾家大少奶奶曾思懿的卧房，文清的睡房，曾老太爷的寝室、小书斋和大客厅的陈设：古老的苏钟、玉如意、盆景兰，红宝石古瓶，玻璃鱼缸，董其昌的行书条幅，垂着黄丝穗的七弦琴……铺写的生动逼真，层次井然；曾家当年的气派，峥嵘的往昔，历历在目，但屋内的清冷沉闷，天空断断续续的哨声，胡同里传来的小车单调的“孜妞妞，孜妞妞”的声音以及磨刀剪的人烂旧的喇叭“唔瓦哈哈”的吼声，无一不与曾家的“气派”形成鲜明强烈的反差，预示着曾家的衰败没落。这段文字犹如一篇深沉的散文诗，实则句句写人。整出戏里，始终贯穿着小贩吆喝叫卖的市声，算命瞎子的铜钲，独轮小车的轮轴声，更锣梆子声。就在这京味浓郁的生活环境里，戏剧充突在展开，人物的灵魂在撞击，在呻吟，整个戏的内在意蕴逐步表露出来了。

　　注重诗的意境创造，是中国文艺的传统。无论是小说、诗歌或戏曲艺术中，优秀的作家总是重视创造情景交融的意境。用以衬托人物的心灵，突出人物的思想性格。曹禺的剧作，注意在平凡的日常生活里，为人物设置充满诗意的场景，让人物在抒情的独白或含蓄的对话里展示优美的心灵。《北京人》里愫方同瑞贞倾诉心曲时，不断响着暮秋的雁叫，断续的军号声，氛围凄清沉静，衬托出愫方那舍己为人的高尚心灵。《家》的第一幕，喧嚣杂乱的闹洞房之后，月光皎洁，梅花莹白，湖波明亮，杜鹃酣唱，展开了觉新与瑞钰发自肺腑的内心独白，纯朴而真诚，深沉而凄清，情景交融，饱含诗的韵味。《家》的结尾，在大雪纷飞、杜娟哀鸣里瑞钰逝去。洁白清寂的雪景映衬着人物内心的纯净高洁，暗示着雪化冰消之后大地回暖，春光明媚，包孕着深长的意蕴。

　　注意地方礼俗的描写与诗的意境创造相交织，使剧作具有生活气息和诗化韵味，大大强化了典型人物与典型环境的统一，这是曹禺对现代话剧民族化的富有个性的艺术创造。

　　立于世界戏剧之林的忍从型悲剧人物

　　从世界悲剧角度看，曹禺的贡献在于：他以全部话剧创作实绩，使得悲剧这一西方品种中国化，为世界悲剧之林增添了“忍从型”这一极具民族个性的悲剧类型。

　　悲剧起源于古希腊的酒神剧，酒神精神中的“开阔激荡，郁愤沉挚”的现世生活精神生活是悲剧的内蕴。无论是《哈姆雷特》，还是《俄底浦斯王》，都是以表现英雄、伟人为主，用热烈奔放的大段抒情自白来表现悲剧的壮美和情感的大悲大恸，以冲突的激烈达到震撼人心的效果。曹禺则是从现实生活提炼出悲剧冲突，描写平凡生活中受压迫与摧残，遭压抑与扭曲的悲剧人物，反映出悲剧深刻丰富的社会意义。作家描写灰色人物，小人物的悲剧，总是致力于反映人物精神追求方面的深刻痛苦，深入探索悲剧人物的内心世界。运用艺术手段把这种精神痛苦的深度传达得淋漓尽致。他的悲剧不是主要呈现为悲壮崇高，而是写出一种忧愤深沉、缠绵抑郁的美，折射出中华民族独特的含蓄委婉的审美个性。曹禺的悲剧艺术正是如此使话剧这种外来的新兴艺术样式在中华民族的艺术领域里发展成熟并扎下根来，成为原汁原味的民族艺术范式。

　　中国人由于长期受儒家思想熏陶，形成了中庸的人生观，它要求凡事要有节度、合乎中道，适可而止，不走极端。然而中庸的要求却把中国人的处世抹上了一丝退守忍从的灰溜溜的色彩。在黑暗的现实的压迫前，常易变得泯灭自我，含垢忍辱，洁身自好，故作通脱，多做缓解生存与环境尖锐冲突的消极抗争。“非和弗美”构成了中国古典美学的核心。“中和之美”是中国美学历几千年不变的基准。中国古典悲剧艺术，在这种“中和之美”的理想要求下，执意把握并成功创造出了一种“怨而不怒”、“哀而不伤”的风格基调。

　　曹禺塑造了瑞珏、翠喜、愫方这样忍从型的悲剧女性，她们在含垢忍辱的悲剧生涯里永葆善良忠贞，默默无闻，任劳任怨的为他人而耗尽自己。她们“思而不贰”的情操，“勤而不怨”的秉性，“曲而不屈”的行为，“美而不矜”的风度，自然而然使这些剧作形成了“怨而不怒”、“哀而不伤”的风格基调。更为可贵的是，通过对以曾文清、周萍、觉新等为代表的一个个的“灵魂的躯壳”的塑造，进一步丰富了“忍从型”这一极具民族个性的类型的文化内涵。以曾文清为例，他是剧中曾家第二代“北京人”。他聪颖清俊，善良温厚,不乏士大夫阶级所欣赏的潇洒飘逸。他的悲剧在于，他所长期生活其间，受其多年熏陶的封建儒家文化思想和教养，腐蚀了他的灵魂。长期的隐、忍，使他失去了斗争的信念。精致细腻的生活消磨掉展飞的健翎。他身上理应得到健全发展的真正的人的因素，人的意气，被消耗，吞噬了。重重对生活的厌倦和失望甚至使他懒于宣泄心中的苦痛，懒到他不想感觉自己还有感觉，懒到能使一个有眼的人看得穿“这只是一个生命的空壳”。他尽管爱上一个空谷的幽兰，却只敢停留于相对无言中获得慰藉，爱不能爱，恨不能恨。他出走后又沮丧地归来，以至吞食鸦片自杀，都是必然的。曾文清的悲剧有他个人不可推卸的责任，更有深刻的社会原因。中国几千年礼教与宗法的桎梏，使这些旧家庭中的悲剧人物没有自由，无法呼吸，在痛苦的压抑与深沉的苦闷中，渐渐耗尽生命。这是人的悲剧，灵魂的悲剧。“不说话”的曾文清在剧中似乎消无声息，却让人感到从内到外的悲哀，沉重的压抑，这是心死的悲剧。中国式的悲剧。无声无息却惊心动魄。历史将证明，对于中华民族悲剧精神的发扬光大，曹禺“忍从型”悲剧形象持久恒远的影响与价值。

　　民族化风格的成因

　　为什么在中国群星灿烂的剧坛上，曹禺具有如此的的舞台生命力？为什么曹禺象启明星一样恰好升起在三十年代中期，中国社会最黑暗专制的夜空？而在他之前，许多才华横溢的伟大先行者们，筚路褴缕，克尽其能，却没有这样幸运……

　　艺术巨匠和杰作，不是任何时代都有的，它是历史发展到特定阶段的必然产物。首先，我们不能不谈到曹禺的主体条件，亦即创作个性。创作个性是作家在创作中表现出来的主体特征，是联系生活与艺术的桥梁。通过这条必由之路，作家把实在的自我，和前人的艺术经验以及接受者的期待视野融为一体，构筑成独一无二的艺术自我。

　　曹禺创作个性的基础，无疑是他特殊的生存体验。曹禺1910年出生于天津的一个破落的百姓官僚家庭，除天津外，曹禺还先后在宣化、北京、南京、江安、重庆等地居住、学习或工作过，一辈子基本没有离开过城市。他的社会联系、生活视野也大致局限在这个范围里。虽然在清华大学读书时，曹禺曾参加过学生爱国运动，但他毕竟没有夏衍、冯雪峰等人那种职业革命家的经历，甚至很少像左联作家那样直接投身于政治活动，在那个风雨飘摇的年代里，家庭的变故和时代大潮的冲击，把曹禺从一个官僚子弟变成了城市平民，自从离开家庭，只身闯入社会之后，起码在十几年的时间里，曹禺过着普通市民的生活，既算不上平安无事，也说不上轰轰烈烈。总之，像平常人一样经历着时代的动荡不安，感受着平民的喜怒哀乐。在曹禺的生命体验中，印象最深刻的是城市上层的封建官僚及其后裔，形形色色的资产阶级，洋奴买办、以及挣扎在水深火热之中的下层城市平民。他对时代精神的领会，对革命的认识，对历史主人公的理解，主要是通过家庭生活的变动，平常人事关系的分化改组，或私人交谊间接地感受到的。曹禺的生存体验并不十分宽阔，但却很特殊，也很深刻。旧人多于新人，家庭重于社会，女性胜过男性。

　　曹禺是在令人窒息的家庭中成长起来的。出生即失母的精神创伤，使幼小的曹禺感到无形的精神重压，塑造了他的忧郁气质和悲悯情怀。所以，《雷雨序》的开头便是一段夫子自道：我不知道怎样来表白我自己，我素来有些忧郁而暗涩；纵然在人前我有时显露着欢娱，在孤独时却如许多精神总不甘于凝固的人，自己不断来苦恼着自己。这明白无误地说明曹禺的心理类型是内倾的，而内倾和含蓄是东方人传统的心理素质。这种独特的个性致使他对家庭、社会和人生产生某种无法摆脱的悲剧性感受，也使他的作品呈现出独特的缠绵抑郁的民族审美风格。

　　曹禺对中国传统戏曲始终保持着浓厚的兴趣。他的童年是在传统戏的熏陶中度过的。曹禺曾说过，“我对戏剧发生兴趣，就是从小时候开始的，我从小就有很多机会看戏，这给我影响很大。” [7]这种从小由传统戏曲文化养育起来的审美情趣，潜移默化的影响着他以后的创作。

　　曹禺认为，中西一切伟大的戏剧家，都以能够满足普通观众的艺术期待为其成功的首要前提。剧本创作的根据，是特定时代的民族审美期待。作品要想获得观众——“剧场的生命”，就不得对此置之不理。他明确意识到中国戏曲“必令生旦当场大团圆”的格局，来自中华民族善恶昭彰的正义感和理想主义情愫，虽然在其前期作品里很少大团圆的俗套，但褒贬分明的审美判断却强烈可感，构成其民族品格的重要一面。

　　在艺术处理上，曹剧也力求适应新旧市民观众的欣赏习惯和审美情趣。它主干突出，背景戏，过渡戏一律推到幕后，重点台词常化成各种变调的形式再三奏响，如繁漪和陈白露那些有名的独白。关键细节则不惜冒着“重描”的危险反复强调，如《雷雨》中藤萝架上中线走电，《日出》里的帐单，《北京人》的棺材，都曾几度提到，反复渲染。其中有的出于思想内容的要求，有的则是由于观众的局限。“原因是怕我们的观众在鼓锣喧嚣的旧戏场里，吃瓜子，喝龙井，谈闲天的习惯还没有大改，注意力浮散，忘性太大，于是不得已地说了一遍再说一遍。” [8]

　　另外，中国观众的欣赏习惯，喜欢故事引人入胜。情节曲折动人。传奇性，是中国传统戏剧美学的特征之一。观众喜欢曹禺的戏剧，感到他写的戏真是有“戏”。他以曲折的故事情节，激烈的戏剧性冲突，紧张的戏剧场面而引人入胜，扣人心弦。曹禺的作品正是满足了中国观众的传统审美习惯，从而赢得了观众。

　　总之，曹禺戏剧强烈的民族风格的形成不仅仅由于他自觉的继承和发扬中国民族戏剧的优秀传统，更在于他根植于中国民族的、现实的生活土壤里所形成的独特的审美个性。

　　曹禺崛起于三十年代剧坛上，高举话剧民族化大旗，把中国话剧艺术推向高峰。而二十年代的著名作家田汉、夏衍等，谁也没有达到如此高度，原因何在？如果仔细比较曹禺和夏衍的艺术追求，不难发现，虽然两人都从市民的心态剖析出发，但曹禺尊重“普通观众的趣味”，而夏衍则更关注社会问题的政治解决。夏衍的剧作被誉为“政治抒情诗”(唐韬语)。人物行动的结局，绝大多数是“由涸澈到江湖”，投身于民族解放的斗争。由于没有曹禺那样丰富的舞台实践经验，不十分注重市民观众的艺术情趣，再加上职业政治思维习惯，夏衍剧作并没有完全化入中华民族传统的正剧艺术审美追求中。中国市民更神往于一种中国式的让观众“喜闻乐见”的话剧艺术，所以与田汉的大段朗诵诗式的宾白，夏衍的政治目的明确而不愿迎合世俗的话剧相比，曹禺的以现代市民观众的审美情趣为参照尺度的作品，才是属于民族的，是属于广大群众的。

　　既然要分析曹禺作品系列女性形象,那要先了解一下他的作品

　　曹禺的作品以剧作为主

　　其剧作所洋溢的浓厚的诗意色彩是其作品巨大魅力的源泉所在，但同时也是它存在致命缺陷的地方。无论是充满青春激情的《雷雨》，还是展现狂野生命力的《原野》；或是揭开尘世糜烂腐朽一隅的《日出》，抑或充满失意与悲凉气氛的《北京人》。它们在死亡与沉沦、挣扎与出走的固定主题里，无一例外地都让活动着的男人和女人陷入了曹禺式的模式之中；个性的相似和雷同，在迎合了观众对“曹氏剧作”的期待视野的同时，也引导它走上了一条与所谓“经典”南辕北辙的道路 。

　　曹禺剧作的模式里透露着他对女性角色的偏爱。他习惯于让女性来决定剧情的走向。或由她们去安排其他人物的命运，或借她们之口来宣泄自己对人生独特的体验与感悟。然而这无疑是以牺牲男性形象为代价的，在女主角张扬着生命诗意的同时，男主角的苍白与委琐也一同呈现出生命困顿的一面。这使曹禺戏剧作品漫溢一种浪漫主义的激情，但同时也丧失了现实主义的深度及力度，这正是它们难称“经典”的原因之一（包括那相对“精彩”的《雷雨》在内）。好比万千观众于竞技场中观看斗牛表演，谁都希望看一出势均力敌、精彩绝伦的游戏；而一方羸弱不堪、不战而退的角斗实在是味同嚼蜡。更重要的是，女性角色自身的脸谱化倾向更加削弱了其角色的蕴藉性；作家男性偏狭视角关照下的女性形象，因此似乎有着“天生不足”的缺陷；偏执、缺乏理性光辉的女性形象，犹如散发着感性光芒的精致绣像，美则美矣，然而轻若无物。

　　下面来看一下曹禺作品系列女性形象,主要有三点:

　　(1)曹禺作品中的女性总是拥有一种奇异的主导力量

　　(2)曹禺戏剧中的女性形象犹如青春的赞美诗，洋溢着浪漫主义的色调，但缺乏现实主义的光芒

　　(3)具有牺牲精神,具有勇敢的追求自由、欲望、爱情，张扬意志，彰显个性的特点

　　现在具体分析一下这三点

　　曹禺作品中的女性总是拥有一种奇异的主导力量。她们自由的决定自己的生死与存留，同时主宰着故事发展的倾向。她们与男性虽然同处于“闭锁世界”里一员，但她们总是能勇敢的去抗争，不肯屈服于神秘的天道的捉弄。而男子却是自我麻醉：或如周萍一再的辗转于失衡的爱情，想凭借女性强悍的力量逃出“黑暗的深井”；或如仇虎在复仇与反复仇的梦魇里挣扎，逃不出象征心狱的“黑树林”；或如曾文清在一次次的自欺与欺人里彻底丧失了求生的欲望，而亲手去击碎自己那“生命的空壳”。女性在面临人生困境时不约而同的坚忍，赋予女性人物一种力的美感。和男性雷同，她们也被围困在任天道捉弄、揶揄、毁灭的境地中，但她们奋勇的抗争行为，在试图保护自己的同时还兼济他人。这使女性人物更增添不少人格与人性之美。相较之下，男人却变得不堪一击。

　　《雷雨》中的三个女性，从年龄上分属三代。步入老年的侍萍最撼动人心的，不是她被遗弃后艰辛然而不失尊严的生存努力，而是在她貌似柔顺、迟缓的面目后，仍藏有的强悍的与命运对抗的力量。在她知悉了周萍与四凤**的恋情后，她悍然做了一个令人吃惊的决定：让这一对全不知情的兄妹恋人远走高飞，自己独自承受可能会有的命运的惩罚。这里事实上曹禺已经赋予了侍萍一种决定其他人物命运走向的能力。假设情节顺此发展，可以构想的结局是：萍与四凤的结合；侍萍再次隐姓他乡，在余生里孤自面对内心道德感与伦理观的责问；周公馆里的男女主人继续着他们同床异梦、各怀鬼胎的生活。这是情节发展的一种可能性。这种发展逻辑在当时，也许将会陷作者于巨大的社会道德批判之中（尽管我们可以从此线索中，嗅到一种诡异然而令人兴奋的气味，但这与伦理道德相悖的设想，显然毫无存活的希望）。破坏这一线索的不是貌似主宰者的周朴园，而是同为周公馆里被压迫者的繁漪。繁漪是剧中一切平衡的破坏者，她追求自己的继子的行为将所有剧中人逼入绝境。她的“追”的动作是故事发展的根本动力。我注意到在《雷雨》的文本中，曹禺曾将周萍比喻成“一茎弱草”，“草”的意象与西方谚语中的“the last straw”（最后一根救命稻草）不谋而合，暗示了作家将周萍视为女性争夺的一个道具，亦将女性置于剧作的中心与重心的地位。作家同时也赋予繁漪和侍萍以同等的决定故事走向的能力，作品末端情节的展开似乎就是这两位同样具有魔力的女性的角逐。在逃亡与死亡中曹禺选择的是后者，事实上，他的基点仍是在道德的冒险与伦理常规的服从中做出的。在作品的最后，周朴园以对宗教的皈依作为心灵的依托，而两位女主角却又再次同处于疯癫的状态之中，分居于小楼的两层。这种“疯癫”使她们无须面对社会和自身的道德追问，又能够暗藏起生命里潜存的巨大的破坏力；简言之，她们仍未因死亡、自身的病弱和老迈而丧失力量。我们可从尾声繁漪“发狂”的动作里体会到这一点。

　　《原野》里的两个女性焦母与花金子延续了《雷雨》中对女性形象的设定模式。《原野》讲述的是一个复仇与逃亡的故事。看似紧紧围绕着男主人公仇虎的系列动作展开，实则由女性角色把握着故事衍生的轴线。作品始发于仇虎的归来复仇，中间铺陈着一连串复仇的预备与实际操作的动作，其终结是复仇后逃亡的失败。然而，剧中无论是懦弱良善的焦大星、还是好勇斗狠的仇虎，都还是缺乏决定自身命运的力量。焦大星在剧中是婆媳二人角力的棋子，是仇虎欲向焦阎王夫妇复仇的工具，这一角色不但缺乏自身独立存在的价值和意义，也不能决定剧情的发展。而仇虎则是常常被误读的一个人物，他的火焰似的复仇形象与焦母寒冰般的反复仇形象，赋予剧作一种奇异的平衡色调。表面上看，整部作品是他与焦母各占上风的生死角逐，事实上，他也从来不是自我生存状态的主宰者。他的复仇是缘于被焦阎王迫害的家破人亡而不得不承担的家族使命，他在行动中处处感受到焦母招招置他于死地的毒辣阴狠而不得不见招拆招，他在复仇后终因走不出自己的心狱而选择了死亡，他其实纯属无情的“天道”又一个体面的牺牲品，而焦母则隐隐然是那个持屠刀献祭的人。剧中对仇虎形象的魁伟、雄健的刻画与对焦母形象的老迈、目盲恰成对比：洋溢着生命力的强悍个体的消亡反衬出女性形象内蕴中更汹涌澎湃的生机。同时，仇虎复仇动作的犹豫、慌乱与焦母反复仇动作的果断、从容在剧作中也得到了细致的刻画，这也说明了女性形象中蕴涵的主导地位。作品最后，复仇者仇虎死了，而他所有复仇动作的知情者、支持者、甚至参与者花金子，却胜利逃向“金子铺地”的地方。这是由于女性在面临生存困境时的坚忍使她成功，还是作家本身另有深意？

　　曹禺剧作里女性形象的强悍、生机勃勃与男性形象的虚弱、苍白无力；我们在另外两部作品《日出》与《北京人》中同样可以见到。在这一先验的设定模式里，他总是赋予女性澎湃的生命激情，迸发出作品最打动人心和最具感召力的生命诗意。可是与此同时，又是以削弱男性形象的力度与深度为代价的。我们很难在曹禺作品中体验双峰对峙的快感，最多只是女性一骑绝尘的落寞和空洞。

　　曹禺戏剧中的女性形象犹如青春的赞美诗，洋溢着浪漫主义的色调，但缺乏现实主义的光芒。理性力量的缺乏是这些女性形象流于脸谱化的根本原因。曹禺作品中推动人物行动的显然不是理智的思索，而是一种激情或欲望。我们很少看见曹禺描写她们内心的矛盾冲突，比方角色在进退维谷时的大段内心独白，也许这有助于帮助角色向深度开掘；再如角色在行动前的矛盾心理等等。然而她们总是那样的义无返顾，凭着某种冲动与直觉去选择自己的生活方式，决定自己的命运前程。此外，在曹禺偏狭的男性视角关照下的女性形象，“应中国现代男性自恋、自救的心理需求而诞生于文本中，却未曾负载多少女性真实的人生经验，未曾获得女性作为人的主体性地位，不过是男性启蒙、革命过程中自我拯救的道具，是作家男性中心意识阴影下一群没有生命力的傀儡人物。”

　　曹禺作品中的女性大致可分成两个系列。一类是牺牲自我的。有评论者称之为“女性天使”形象，以四凤、侍萍、愫方、瑞珏、鸣凤等为代表。“这类男作家心目中的理想女性，把中国男性文学传统中"佳人"与"母亲"相分离的两类理想女性整合为一体，剔除了"佳人"身上的风尘味与"母亲"身上的无性化特征，成为美与爱相结合的受难天使，是男性心目中的理想爱人，在族系上更接近西方男性文学传统中的天使型女子。”这一类女性的牺牲行为仿佛出自于本能。作品既没有描写她们在牺牲动作之前的犹豫，也没有行动之中的徘徊，更没有在行动之后的悔恨。我们同样无法从男性角色身上找到值得她们牺牲的价值意义所在。例如《北京人》中的愫方对曾文清的爱就是一种无谓的牺牲。她明知道曾文清只是一具“生命的空壳”，懒惰、软弱、逃避生命本应承担的责任，却仍然甘心留在犹如死牢一般的曾家，甚至说出这样深情的表白：“他走了，他的父母我可以替他伺候，他的孩子，我可以替他照料，他爱的字画我管，他爱的鸽子我喂。连他所不喜欢的人我都觉得该体贴，该喜欢，该爱，为着……为着他所不爱的也都还是亲近过他的！”，看完这一段，相信很多人会发出同样的质问：“值得吗？”两心相许、两情相悦的爱情无疑是极为动人的；可是愫方对曾文清的爱由于男性形象的委琐与苍白而显得那么不可信任，犹如无源之水一般。对这种爱情的虚假性的质疑同时也唤醒我们对愫方这一形象的真实性的质疑，由此再导致我们对《北京人》整个剧情架构稳定性的质疑。如同空中楼阁，这一架构于虚幻爱情之上的故事面临着坍塌的危险。

　　曹禺戏剧中的另一类女性是以繁漪、花金子、陈白露为代表的追求自我的形象。如果说前一类形象来源于传统文学，则后一类便是“五四”狂飙精神的凸现。这类女性勇敢的追求自由、欲望、爱情，张扬意志，彰显个性。但是，在她们形象的塑造中，理性的缺乏同样造成人物的致命伤痕，使她们最终流于平面化而不够丰满。以繁漪为例，作家为她设置的是三种社会角色合而为一的身份：母亲、妻子、情人。这三种身份的重合赋予角色一种先天的深刻性。我们因此期待着看到角色内心的挣扎、一位女性自我作战的残酷与深刻、各种身份在她面临抉择时发挥同样的力量进而所展示的人性的复杂……但是遗憾的是，理性的缺乏终究无法让角色进行灵魂的自省与自审，我们所能看到的都是她如何轻松地，跨越各个本如鸿沟般的内心障碍：与继子陷入**之恋、抛夫、弃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