开国将军中原来是国民党的？

共和国将帅中授予少将军衔以上的将领中，有159人是原国民党军起义，开国上将有董其武上将、陈明仁上将、陶峙岳上将，中将有孔从洲、韩练成、曾泽生3人，少将有林遵、邓兆祥、廖运周、王启明、白天、刘善本、张世珍、魏镇等。

1、陈明仁

1903 年出生，湖南省醴陵县人，1949 年起先后任华中军政长官公署副长官兼长沙警备司令和湖南省政府主席、省绥靖总司令。

经过大量的地下工作，1949 年8 月4日，陈明仁与程潜等30 余名国民党军政要员通电，宣布正式脱离国民政府。1955 年被授予上将军衔。

2、陶峙岳

1892 年出生，湖南宁乡人，1911 年参加武昌起义，历任国民革命军团长、师长、军长、集团军总司令、新疆警备总司令部中将总司令。

1949 年9 月25 日，陶峙岳同南北疆各部队长官联名通电起义，接受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的领导。1955 年被授予上将军衔。

3、董其武，1899 年出生，山西河津人，1924 年起历任国民党军排长、连长、营长、中校团副、上校团长、少将旅长、中将师长、中将军长。

还担任晋陕绥边区总司令部副总司令、绥远省主席兼保安司令。1949 年9 月19 日，以董其武为首的绥远军政各界代表通电全国，宣布起义。1955 年被授予上将军衔。

扩展资料：

以国民党将领陈明仁、陶峙岳、董其武为首的国民党将领，在抗战中都建立过不朽的功绩。

抗日战争董其武率部参加了忻口会战、绥南战役、包头战役、绥西战役、五原战役等重要抗战战役。1940年起，先后担任骑四军军长、第十二战区政治部主任兼晋陕绥边区副总司令。

抗日战争中，陈明仁将军所率80师出兵广西，作为昆仑关战役的主力部队，创下了著名的昆仑关大捷。战后升任71军军长，率部入缅作战，于中缅交界处——南坎与英、美盟军会师。

尤其以1945年1月回龙山一战，全歼侵入滇西的日军而威名远扬，被毛泽东主席高度盛赞，认为是抗日战争中的战术杰作。

抗日战争中，陶峙岳上将任国民党陆军第七十七军军长。率部参加了淞沪抗战，后任国民党军第一军军长，第三十四集团军副总司令，第三十七集团军副总司令、总司令。

参考资料：

-陈明仁

参考资料：

-董其武

参考资料：

-陶峙岳

1935年冬日的一天，空中乌云密布，低垂的好像要压到城墙的头上。凛冽的寒风吹散了，路上行人呼出白的气。

在有数千年 历史 的西安古城的一户院子里，一对年轻貌美的夫妻正在交谈。丈夫面容平静，他对妻子说：

善解人意的妻子，忘记了前两日的不快，答应下来。

随后，妻子就拿着镰刀到家里的菜园中，打算割些韭菜，好准备给丈夫包一顿好吃的饺子。可谁也想不到的是。就在这个时候，他的丈夫拿着一把短短的手枪，慢慢的走到了妻子的身后。

妻子浑然未知，死亡即将降临，还背身在与丈夫讲话。而她丈夫平静俊朗的面容，此时已经扭曲不堪。他右手缓缓地举起手枪，黑洞洞的枪口指着妻子的后脑。

“砰”！随着一声响彻宅院的枪声，民国年间一大奇案发生了。

“古城杀妻案”。而这个狠心杀死自己妻子的男人，正是时任国民党中校团长的张灵甫。

1903年8月20日，张灵甫出生于陕西省长安县东大乡东大村，原名张仲麟。

和***许多将领出身贫寒不同，张灵甫家境不错，较为殷实，算是富农家庭。张灵甫本人较为聪明好学，而家里又给他提供了读书上学的机会。

这让张灵甫的童年过得十分顺利，在那个部分普通老百姓吃不到饭的年代，张灵甫处处优人一等，或许此时他就养成了以自我为中心、缺乏同理心的性格。

1921年，张灵甫考入了陕西有名的长安中学，接受了新式教育，新思想逐渐在这代孩子中蔓延开来，张灵甫也不出意料的被“革命”二字填满头脑。

1923年时，张灵甫考入了北京大学 历史 系，哪怕在今天，能上北大的也是凤毛麟角，可见张灵甫确实聪明过人。

张灵甫在 历史 学、书法上都有一定的水平，不过野心极大的他哪是能坐冷板凳，搞学术的人。同时，他家里出现了变故，家道中落难以支付学费。不久后，他就参军入伍，考入黄埔军校。

张灵甫除了聪明机灵之外，还生得一副好面容，20岁出头的他英俊帅气，到哪儿都会成为人群中的焦点。

就在同一年，他迎娶了老家的第一任妻子，邢凤英。

民国年间有多黑暗，一言以蔽之，穷人家要“卖儿卖女”，才能保住一条活路。邢凤英就是一个被卖的童养媳。

张灵甫的父亲张鸿恩由于生意失败，濒临破产，不能给张灵甫找一个富户人家。只好把家里的邢凤英配给儿子。

邢凤英是个传统的中国农村妇女，大字不识，对于外面的世界一无所知，也不想知道。

但传统女性的优点在她身上也展现得淋漓尽致，宽容、孝顺、体贴，张灵甫很少在家，他的父母都是邢凤英照顾至终老的。

虽然，邢凤英面容不错，但不识字的她同张灵甫没有任何共同语言。

张灵甫在老家时，有时还和她同床共枕，随着张灵甫参军，几乎就再也没有联系过邢凤英了，不过张灵甫始终没和邢凤英离婚，张灵甫的法定配偶一直是她。

1927年，张灵甫黄埔军校四期毕业。

熟悉 历史 的读者肯定知道，黄埔四期将星如云，国共两党数十位高官将领都出自四期。

其中，最有名的当属林彪。

同年，轰轰烈烈的大革命开始了。北伐部队一路北上，打了许多胜仗。张灵甫也在其中，慢慢的从代理排长往上晋升。

到1933年时，张灵甫时任第一师独立旅一团少校团长，可谓年少有为。以张灵甫的帅气和才干，这些年来没少桃花运。

但随着他到了四川广元，他发现了一个让他极其心动的女人，他日后的第二任妻子：吴海兰。

吴海兰出生于一个不错的家庭，父亲是广元县城内一个小有名气的铜匠。在当时，很少有父母会把自己的女儿送去读书，这在许多传统的人的眼里，是“大逆不道”，中国有句老话叫：“女子无才便是德”嘛。

可吴海兰的父亲不这样，他十分开明，又有经济基础，于是把吴海兰送到县城的女子学堂读书。

当年受过新式教育的女孩子很少，而且吴海兰又出落得漂亮、大方，当地许多媒人把吴海兰家的门槛都踏破了，想要迎娶吴海兰。

可吴海兰呢？

她接触的同学家里，都非富即贵，统统是本地的名门望族，上流人士。吴海兰的眼界变得越来越高，一般的普通男人，她都不拿正眼瞧着。

除了一个男人。

那就是张灵甫。

1933年，张灵甫经朋友介绍，认识了吴海兰。两人关系迅速打得火热，吴海兰敬佩这个少校团长的才干，欣赏他的英武不凡。

而张灵甫也被吴海兰的美貌所折服，何况岳丈家还是本地的望族呢。

两人相处几个月后，就在广元按传统礼仪，迅速拜堂成婚。

而邢凤英得知此事后忍气吞声，一言不发。

他们结婚后，吴海兰随张灵甫到了大城市西安居住，由于当时国民党部队围剿我红军。

张灵甫受命后，就离开了家里，回到部队打仗。

而吴海兰则住在张灵甫堂兄张德甫家里。

据张灵甫侄子，张德甫之子张居正（对，就叫张居正）回忆：

一年后，吴海兰为张灵甫生下一个女儿，取名张清芳，到这里，一家人也算是其乐融融。

可随后发生的事，轰动了整个西安。

1935年，张灵甫回家探亲。

不久后，就爆出了“古城团长杀妻案”（就是文章开头那一幕），轰动一时，西安内外无人不知，无人不晓。

甚至一个区区团级干部的事情，闹到了蒋介石那里去，这又是为什么呢？

明明是婚后，恩爱的两人，为什么会落得如此下场？

让我们回到86年前去，搞清这件事的起因。

张灵甫在军中一向就以治军严格著称，好“杀一儆百”，时有亲自枪毙士兵的现象，或许这就是当时国民党军队的真实写照。

虽然，当时国民党军队内部军纪涣散，军官常常可以回家探亲。

可吴海兰和张灵甫之间还是不可避免地发生了一些矛盾。

现在主要有两种说法，被认为是导致发生了开头那一幕惨剧的原因。

第一种是“出轨论”。

1984年，王耀武的副官吴戾天，在陕西省的文史资料上发表了《我所知道的张灵甫》一文，其中，谈到了他所听说的关于杀妻一案的传闻，认为张灵甫发现吴海兰有外遇而将其枪杀。

据说，张灵甫作为胡宗南爱将，在外征战时间较长。

一次，一个老乡兼战友回营，张灵甫和他聊天时随口问到了妻子的情况，而他的朋友看他的样子想捉弄他一下，就开玩笑地说：

张灵甫闻知此事后，火冒三丈，一个男人，一个军人。

头上要被戴了“绿帽子”那还得了，他赶忙请假回到家里，和吴海兰算账，结果一怒之下，枪杀了妻子。

第二种是“间谍论”。

当时国共双方在西北地区正在大战。

而据张灵甫的第四任妻子王玉龄和生前的下属刘光宇晚年回忆，张灵甫曾经有过一份机密文件不翼而飞。

于是，他就怀疑妻子是不是共党派来的“间谍”，在张灵甫对吴海兰百般逼问下，吴海兰都沉默以对，结果张灵甫盛怒之下，枪杀吴海兰。

张灵甫真的是因为这两个原因其中之一，而杀掉自己的妻子的吗？作者根据史料，有一些新的猜测和认知，在本文结尾处，我将会说出自己的猜想。

不论如何，吴海兰被杀了，张灵甫当时还若无其事地“埋掉”吴海兰的尸体，将她的“衣物”付之一炬。

可纸终究包不住火，吴海兰并不像邢凤英一样大字不识，穷人家的女子在那个时代即便消失了，也无人问津。

她因为识字，是受过教育的人，家里虽然没什么势力，但也算殷实。所以，在西安期间认识了不少好友。

其中一个，就是西安大名鼎鼎的望族“李氏姐妹”中的妹妹李朝蕙。而李朝蕙不但本身在当地有权有势，她的恋人又是当时控制西安的实权军阀杨虎城的机要秘书周藩伯。

李朝蕙发现吴海兰不见了，而后通过种种办法得知了当日的实情，命人在《西安日报》上发表文章，检举张灵甫杀妻。

不但如此，由于吴海兰曾经参加过西安的妇女协会，这一消息被妇女协会得知后，整个西安的新女性都开始声讨张灵甫。

这一下，张灵甫可算是捅了大篓子。

吴海兰的哥哥吴正有得知消息后，也立刻赶到西安，四处奔走。从小被家里当作掌上明珠的妹妹，就这样枉死，她的家人怎么样也要讨回个公道。

吴海兰家人先后向西安法院和胡宗南的第一师师部递上状子，可都了无回音。

本来吴家人都预料到了，国民党军内部可能会有官官相护，而导致案件石沉大海。可随着一个人的参与，这件事情发生了转机。

她就是于凤至。

于凤至是何许人也？他是“少帅”张学良的妻子，说到这里大家肯定就知道了。

蒋介石逼张学良、杨虎城在西北剿“匪”，张学良此时也恰好在西安。当这件事情传到了时任西安妇女协会荣誉会长于凤至的耳朵里时，她怒不可遏，她决定介入此事件。

于凤至回家就和张学良说，要严惩张灵甫这个杀人犯。

可张灵甫是胡宗南手下，张学良当时面对我红军徐海东部队压力很大，不愿意再得罪胡宗南（他怕胡宗南背后捅东北军刀子）。

国民党内部派系林立，大家众所周知。

所以，张学良没有答应娇妻的请求，也不敢插手这个事件。

而于凤至也是性情中人，这件事，她管到底了。

她随即联系上了蒋介石的妻子——宋美龄。

宋美龄作为“民国最有权势的女人”，“四大家族”共同利益的汇聚点，可以说是要风得风，要雨得雨。

抗战期间，美国人给的大量买军机用的现金援助，竟被她存到美国银行里，吃利息。但即便是这样的宋美龄，也干了一件好事，那就是“新生活运动”。

“新生活运动”中，最重要的一条，就是解放女性，摆脱传统的封建习俗。

张灵甫倒好，这都不是不尊重女性了，而是直接把自己老婆杀了。这个行为实在是太过恶劣。

宋美龄得知此事后，也大为生气，这正是往自己“枪杆子”上撞啊。她立刻要求蒋介石查处此人，给受害者家人一个交代。

在旁人眼里，张灵甫虽然官职不低，但也就是个区区团长，这件事都闹到了中央去了，哪儿能不杀他的头，以泄民愤呢？

中国有句流传了几千年的老话： “杀人偿命，欠债还钱。”

但他们没想到的是，张灵甫区区团长在当时的确无足轻重，一般军官杀了也就杀了。

可他还有个更重要的身份：黄埔四期毕业。

我们前面说过，黄埔四期是将星云集的一期，也是蒋介石的心腹部队。对于蒋介石这样的人来说，死了一个普通百姓家的女儿又怎么能同自己的心腹手下，相提并论呢？

因此，蒋介石表面上为了平息舆论，命张灵甫自己迅速到南京投案，同时向宋美龄表态，一定严格惩处张灵甫。

可实际上，已经决定放过他的黄埔学生了。

于是，张灵甫接到命令以后，发现没有宪兵或军统特务来押送自己，也就有恃无恐，知道自己命不该绝。

不但，在西安住了一段时间才出发（还和久未搭话的原配同房了，后生一子），一路上还在郑州等大城市之间 旅游 、玩耍，甚至还凭着他出色的毛笔字，赚了一笔生活费。

蒋介石在南京见了张灵甫之后，将其痛骂一顿，而后投入“模范监狱”，判处了有期徒刑10年。

虽然说，是有期徒刑，可明眼人都看出来，张灵甫还是要出山的。

虽然，张灵甫在监狱期间不能随意走动，但过得还挺滋润，凭着黄埔派系的身份也算是吃喝不愁，完全不像罪犯。

1937年7月7日，七七事变爆发了，中华民族陷入了生死存亡的境地。

国家危难在即，可对于张灵甫来说却是个大好的机会。

蒋介石借抗日的机会，将监狱里的罪犯（除政治犯，也就是蒋介石异己）通通放了出来，编入部队。

张灵甫也就重见天日了。

出狱后的张灵甫受王耀武所青睐，为了表示自己洗心革面，也为了掩人耳目，他把自己的名“仲麟”和号“灵甫”对调，原名张仲麟的他正式更名为张灵甫。

平心而论，张灵甫在抗日期间也做了不少贡献，但由于军职所限，能力所限，也没有多少流传后世的突出战绩。

也算是对抗日有贡献的人，就作者看来达不到抗日名将的水平和档次，甚至比日后的死对头，国民党高官李天霞都差得远。

但张灵甫在桃花运方面确实不错，抗战期间，张灵甫又与一名美貌女子高艳玉结识，并迅速步入婚姻。

不但如此，高艳玉的家族在西安是名副其实的望族，祖上出过数个翰林，在西安是数一数二的富户。

高艳玉虽然生得貌美如花，但很快就和张灵甫产生了矛盾，张灵甫说她爱抽鸦片，又说她太过封建迷信，不像是读过书的女人。

抗战还没结束，两人的婚姻就宣告破裂。

1945年夏，抗战即将胜利。

张灵甫正驻军长沙，此时的张灵甫已官拜74师中将师长，中将军衔，是实打实的国民党高级将领。

张灵甫的婚姻经历，明显比他的抗战经历要丰富得多。

此时的他已经42岁了，但他看上了小自己25岁的，当时只有17岁的女子——王玉龄。

王玉龄不但正值豆蔻年华，貌美如花，风姿绰约，而且家庭富甲一方。她幼年时曾和姐姐一起，以烧美金取乐。

张灵甫想尽了各种办法，来靠近王玉龄，他常带着王玉龄一起阅读古典文学，还带着这个尚处在怀春时期的少女，一起骑马，驰骋在湘江两岸。

张灵甫英俊潇洒，又是国军军官，自己还熟谙各种 历史 典故，写的一手好字。

这一方方，一面面，无不击中了王玉龄的心里。

就这样，王玉龄被彻底攻陷了。

同年，由时任湖南省政府主席的程潜亲自主婚，张灵甫和年仅17岁的王玉龄，于上海金门饭店结为了夫妻，此事轰动一时。

不知道，张灵甫对待这位娇妻是否会像前几任妻子一样变心，但王玉龄对自己的爱人，的的确确是一往而情深的。

两人夫妻关系非常和睦，张灵甫曾不无炫耀地对旁人说过：

随着蒋介石撕毁《双十协定》，轰轰烈烈的人民解放战争开始了。

在1947年初，王玉龄生下一个男孩，张道宇。

张灵甫对此十分开心，但他在解放区对老百姓，却没有半点为人父的怜悯，烧杀抢掠，无恶不作。

在当年5月16日，张灵甫率领的国民党军五大主力之一“整编74军”，被我华野部队团团围住，歼灭于孟良崮上。

王玉龄闻知此事，犹如五雷轰顶，三五秒钟的时间，说不出话来，没有任何表情，大脑就像一张白纸。

王玉龄对张灵甫的爱，是真挚且深沉的。

反动的蒋家王朝被打垮后，王玉龄先随国军败退到台湾，之后又在孙立人的帮助下，远赴美国，19岁以后（老人家尚在世，今年已经92岁高龄），貌美如花的王玉龄都没有再改嫁。

他为张灵甫守寡半生！

王玉龄不但至情至性，而且晚年坚定地同“台毒”势力作斗争，于90年代回上海定居，观其一生，家国情怀浓烈。

是为巾帼英雄。

到文章末尾，作者不才，说一下，自己对“古城杀妻案”的猜想，或许原因并没有那么复杂。

“出轨论”细节上，完全经不起推敲。

和现在不一样，那个年代，一旦出轨被人发现，不论是自己还是娘家人，再也抬不起头，可以说“ 社会 性死亡”，如果吴海兰真有出轨行为，甚至大部分老百姓会支持张灵甫的行为（当然，在今天看来，这种价值观是压迫女性的）。

“间谍论”更是无稽之谈。

张灵甫虽然是黄埔四期，但职务太低，本身团级干部，没有什么机密情报可言。而且，离土地革命战争过去多年，绝大多数当事人都已不在世了。

我军地下工作人员均已解密，该发的证明和烈士证少有遗漏，并无吴海兰身份证明。

况且当时蒋介石政府正在“反共”高潮，哪怕张灵甫能拿出一点捕风捉影的证据，都不会身陷囹圄。

同时代的人出于种种原因，提出了许多经不起推敲的言论。

其实，就邢凤英、张居正等人的回忆来看，就是吴海兰和张灵甫因为琐事闹了矛盾。

而吴海兰家族并没有太大势力，张灵甫也就无所忌惮，杀害了自己的妻子，没有料到事情愈演愈烈。

由于张灵甫英俊帅气，这些年来不断有人拔高他的 历史 地位，就作者来看，他对抗日是有点贡献的 ， 但残暴的本性，也应该在其短暂的人生中暴露无遗，总体来看，功过不能相抵，还是该挂在 历史 的耻辱墙上。

上将中原国军将领有3个：陈明仁，董其武，陶峙岳。因各带过来相当於1个兵团的兵力，故授予上将。根据1947年中央对於国军投诚将领安置的文件规定，全部按实际带 来的兵员数予以授级，故其中的陈明仁与共军曾泼命作战，仍比其他早就是共党的叛将级别高。上将中原国军校级军官有1个：吕正操，东北讲武堂出身，抗战时率1团脱离国军。后为共军将领坚持冀中平原。得以升到兵团级。中将中原国军将校有8人：

1/万 毅，原东北军团长,地下党员，抗战时率军脱离国军阵营。进军东北时已是纵队 司令员，因林彪要给自己的爱将李天佑腾出位置，逼其让出司令位置。当了一段时间政委后转炮纵。

2/韩练成，原西北军将领，地下党员，在莱芜战役关键时刻放弃指挥，致使国军大败，以后起义带来的兵马勉强可算一军，任命为军级。

3/孔从洲，原西北军将领，1946年起义，老军级，且与主席结亲。

4/曾泽生，原滇军将领，在东北率军起义，仍为军长。

5/毕占云，原湘军营长，井冈山时起义，经过长征。

6/孙 毅，原西北军尉官，参加宁都暴动，经长征。

7/孙继先，原西北军尉官，参加宁都暴动，经长征。

8/苏 静，原西北军尉官，参加宁都暴动，经长征。

起义的将军有159名

有资料说,解放军第一次授衔的将军1400多名里有起义将领159名,占10%多。估计可能是包括了南昌起义,广州起义,平江起义,宁都起义等。

“国军”将军还有

王启明 32军 参谋长

白 天 93军 参谋长

张世珍 绥远 独立 7师 师长

魏 镇 湖南衡阳警备司令

原东北军老将军聚会了 24 名:

吕正操 万 毅 解 方 陈锐霆 贾 陶 沙 克 封永顺 赵东寰

於权伸 赵承金 高存信 李 觉 徐 明 宋学飞 金振钟 张志毅

杨有山 张加洛 罗 文 纪亭榭 管松涛 郭维城 王振乾 江 潮

还有 张学思

西北军有

孔从周 阎揆要 张希钦 童陆生 何振亚 渖启贤 牛化东 廖运周

宁都起义还有

李 达 王秉璋 李雪叁 孙 毅

苏 进 谷广善 鲁瑞林 熊伯涛 张明远 徐国珍

确切说是来自旧军队的共有159人，其中元帅9人（只有罗荣桓不是），大将9人（只有王树声不是），上将12人，中将34人，少将53人。这是因为中共直到1927年8月□有自己领导下的军队，而在建党初期，很多党员都在旧军队中服役。此外 ，有9人是受指派打入旧军队进行兵运工作的：

全是少将：王兴纲、王启明、王振乾、廖运周、牛化东、张加洛、张西鼎、李震、范明。还有2人受中共策反，进行秘密工作。中将韩练成，少将白天。

真正起义投诚将领10人：

上将：陈明仁、陶峙岳、董其武

中将：孔从洲、曾泽生

少将：邓兆祥、刘善本、张全珍、林遵、巍镇。

一九五五年二月八日，九月二十七日，授衔典礼正式举行。事实上，军衔评议工作早在新中国成立之初便开始了。时任总政治部部长兼总干部部部长罗荣桓亲自负责军衔评议工作，对于元帅、大将军衔的评议，他都是与中央各个***多次讨论，反复磋商得出的。而上将、中将的授衔人选，罗荣桓不仅逐一核实，仔细调查他们的经历、战绩以及品德，最后得出人选。当然，少将这一级罗帅将之全权交给他的下属赖传珠、徐立清、萧华以及王宗槐等人操办。

一九五五授衔仪式

军衔评议工作耗时四年，其中困难重重，不仅要照顾到个人，还要考虑到到所有人，评得高了会影响其他将领的心理平衡，评得低了本人肯定也不乐意，所以在评衔问题上，包括罗荣桓在内的评议人员慎之又慎，反复核查，最终才得出最终的评衔名单。评衔过程中还有一个难题，那便是对于解放战争中起义的国军军官的评衔问题。

国军起义军官

一九五五年总干部部专门发布了一个《补充规定》：“起义和解放”是指解放战争以来起义的国军军官，而不包括抗日战争中起义的国军军官。这也为军衔评定工作解决了一个难题，因为事实上解放军队伍中有相当一部分人来自于旧军队，据统计在国民党军队服过役的就高达百分之十六，他们起义后基本都是原职留用。

一九五五年一月三日，在军衔评议工作会上，与会人员认真研究过国民党起义军官的评衔问题。大部分人认为：起义军官中凡已评过级或符合评衔标准的，都应该予以评衔。原国民党尉级军官，均应评定军衔。原国民党校以上军官，一般不授军衔。

起义国军士兵

除此之外，评议人员特别讨论了起义***物，原国民党高级军官陶峙岳、陈明仁、董其武等人的军衔问题，他们一致认为这些人都是“于新中国有重大贡献的有功将领”，在授予军衔时应该予以特殊的照顾。经过慎重考虑，评议工作组评定陶峙岳、陈明仁、董其武三人为上将，孔从洲、韩练成、曾泽生为中将，而少将有四人，包括邓兆祥、张世珍、林遵、魏镇。

很显然，大部分国民党起义军官是不会被授予军衔的，一九五五年授衔时仅有三千多国军起义将领被授予军衔，授衔总人数的百分之一都不到。有如此多的国军起义军官没被授衔，这势必会引起部分将领的不满，当时包括罗荣桓在内的评议人员也想到了这个问题，最后还是罗帅想到了一个方法，一劳永逸地解决了这个问题。

陶峙岳、董其武、陈明仁

对于不会被授予军衔的国军将领，罗荣桓便让人安排他们转业，而根据授衔规定：凡是不在军队任职的人员，都不予以授衔。这样这些专业的国军起义军官，自然就不在授衔的考虑范围之内了，不被授予军衔也就理所当然了。

董同志于1955年9月27日被授予中国人民解放军上将军衔，成为被授予中国人民解放军上将军衔的三位国民党起义将领之一。

但是，长期以来，关于董同志在国民党军队中是否被授予上将军衔，一直存在不同意见。典型的有三个：中将；海军上将说；将添加标题。应该说这三种说法都有一定的依据，但都不准确。那么，1949年“九一八”起义时，董是不是国民党的将军呢？为什么会有这么多不同的看法？

要理解这个问题，首先需要了解国民党军队的军衔制度。接着，我们需要了解一下董同志的从军经历。

11935年后国民党军队军衔制度述略

1934年6月，南京国民政府制定《陆海空军官佐任命暂行条例》，规定“将军晋升为在国家建设中服役满年资的中将职务”。1934年7月和1935年1月，国民党政府重新颁布了《陆海空军军官表》和《陆海空军士兵军衔表》。陆海空三军各自形成独立的军衔制度，一直沿用到1949年。

1935年3月30日，南京国民政府颁布了《上将任官施行条例》号条例。除非特别将领另有规定，所有陆军、海军和空军军官都将在本条例中任命。正式确立国军将领分为特级将领、一级将领、二级将领。

1935年3月，颁布了新的军衔表，将将军分为一、二等，并增加了特级将军。整个军衔为六等十八级，其中将官分为特级上将、一级上将、二级上将、中将、少将五个等级。1936年2月29日，国民政府公布《陆军中将加衔暂行条例》，在军队中实行中将加将军衔制度。陆军中将加军衔制度继承了北洋政府以来的加军衔传统。但在北洋政府时期，军衔提升适用于所有军衔，而国军的军衔提升只适用于中将军衔，具有上将军衔的中将相当于准二级上将。30年代称“陆军中将军衔”，40年代简称“中将加上将军衔”。这个“将军加将军军衔”只在部队用过，到台湾省后就取消了。其中，陆军将军实际上是陆军二级上将，不属于新军衔。至于“将军军衔”的将官，根据《陆军中将加衔暂行条例》第四条规定：“将军军衔的将官的服役制度与二级上将相同，其工资仍按最高数额发放”，但他在部队实际上仍是中将，只具有晋升二级上将的优先资格。同时晋升二级上将也不需要经过加将军军衔的步骤。一个中将直接晋升二级上将并不稀奇。

1935年以前，将军军衔泛滥，中国军队不仅现役军人总数世界第一，而且将军之多，连蒋介石都觉得将军多得数不过来。长期以来，历史学家一直无法准确统计这一时期的将军人数。

为了整顿军衔混乱的局面，国民政府和军委决定重新评定军衔。1934年4月26日，国民政府批准成立军委文官处，以林维为主任，下设三个师，具体负责重新评定军衔。这次对军衔的评定更为严肃，从少尉到少将的军官全部报国民政府任命。1935年初，军政大臣何提出“军官军衔过多，非敬名人之道”。将军的任命应该减少

1935年4月起，南京国民政府军事委员会以中央最高军事机关的名义，正式将国民革命军各级军官的任命纳入中央治理。根据《国民政府公报》和《总统府公报》的记录，从1935年4月到1949年9月，总共任命了4996名少将以上的将官。其中，将军160人，中将975人，少将3861人。有些将军没有记载在《国民政府公报》，《总统府公报》，例如董、孙兰凤、上官云翔等将军。在《绥远省保安司令部军官佐属现职录》，《国民党军陆海空军登记官籍簿》等史料中。据记载，董被封为大将军。然而，当董填写他的简历时，他总是填写国军的军衔。1955年，在得知他被授予人民解放军上将军衔后，董被降职的原因之一是他曾是国民党军队的中将，他被授予更高的人民解放军上将军衔。此外，一位长期跟随董的绥远起义者也明确表示，他们不认为董是国民党的将军。

抗日战争时期，八路军旅长以上干部一般都是国军的少将、中将军衔，朱德是将军。这些都是没有官方公布的官衔，没有记录在《国民政府公报》，也没有占用国军将官的数量，没有数量限制。当然，各级军衔的数量，包括未经授权的私人任命等制度，远不止这些。比如阎锡山手下的王将军、孙楚将军，都是阎锡山私人任命的产物。

二、将官军衔晋升的特点。

仔细分析北洋政府以来将军军衔的授予和晋升特点，可以发现，将军军衔泛滥的一个重要原因在于缺乏明确合理的将军军衔比例或数量限制。这样就形成了授予和晋升上将军衔的随意性，在缺乏明确有力限制的情况下，这种随意性是不可避免的。

由于特将实际上是蒋介石的一种特殊军衔，在控制将军军衔数量时，主要重点是控制军队中的一级上将、二级上将和中将军衔。

在控制将军军衔数量和保证含金量方面，最重要的法律规定是1935年5月30日南京国民政府公布的《上将任官施行条例》:第一条：本规定依据《陆海空军军官及陆军、空军助理军官制表暂行条例》；第二条：除本条例另有规定外，陆海空三军将领一律任命为军官，依次办理。第三条：陆军、海军、空军的将军分为一级、二级、二级。授勋中将的，任命为二级上将，授勋中将的，晋升为一级上将。第四条：陆海空三军将领按职务任命，但一级以四分之一至三分之一为限。

1936年2月29日国民政府颁布的《陆军中将加衔暂行条例》规定：第一条：军队中的中将，根据《军队助理军官暂行条例》第五条第五款规定，符合晋升条件的，由于职务限制，必须先授予上将军衔；第二条：军队中将空缺第二级上将军衔，已被授予上将军衔的，选拔特补；第三条：陆军上将加将军衔的数量，以陆军上将的数量为限；第四条：已增加将军的，其服役制度与二级将军相同，工资仍按最高额度发放；第五条本条例自发布之日起施行。

根据第5条第5款的规定，《陆军军官佐任官暂行条例》，一名中将只有在他的实际年资达到终点，并且在国内有突出表现的情况下，才能晋升上将军衔。按照《陆海空军任官条例》的说法，陆军中将的5年休学时间更长。

政府对军衔的授予和晋升规定了严格的比例和数量。每级60名军官组成一个军官小组。只有当最后一个军官组出现空缺时，下一个军官组的军官才能根据成绩晋升到更高的级别。其中，特级上将、一级上将、二级上将、具有上将军衔的中将，在全国编制为一个正式群体，总人数限制在60人左右。一级会控制在一般的三分之一到四分之一。至于《国民政府公报》和《总统府公报》记载的陆将，其实都是二级将领。但由于陆将军衔的晋升或任命，部分将领在未占据上将官团职务的情况下退役服预备役或退役，孙连仲将军除外。1942年2月，孙连仲为“陆军上将”，但官衔中并未注明“二级军衔”。他是唯一一位在世的“陆军将军”,他担任军事职务，但没有军衔，他的军衔应该相当于陆军二级上将。

虽然有空缺或增补，但国民党军队中的将军总数，包括特级将军、一级将军、二级将军、中将加将军头衔，应控制在60人左右。根据《国民政府公报》公布的统计数据，按照有关规定，1936年至1937年，有一位特殊的将军。由于朱培德的去世，一级上将8人，二级上将23人，上将28人，共计60人。从实际执行情况来看，到1949年国民党逃到台湾省时，将军数量还是比较严格的，没有出现过多的将军数量。

三、董的官阶升迁轨迹

董1899年出生于山西河津的一个贫苦农民家庭。1918年，他考入阎锡山创办的叶斌学校。1924年，他在陕西刘振华加入宋振军。二国军后，从少尉排长晋升为中校副官长。1927年参加北伐。次年秋，他加入了驻津部队，历任上尉、参谋、中校副团长和上校。参加过长城抗战、绥远抗战，打赢了红加尔图战役，被誉为“抗日民族英雄”。

1936年秋，董升任第68军第218旅少将旅长。1937年12月，董升任陆军第35军101师师长。统率第218旅、山西独立第7旅和警卫第3、9团，转战晋西北。1940年7月，他被提升为第四军将军。1940年7月19日，晋升为陆军上将。此时，董的职务等级为中将，佩戴中将军衔标志，但官衔为少将。如何区分官阶和官阶？一个直接有效的方法是，如果标题是秩，则属于秩；如果是没有员额的军种军衔，就是官衔。比如一个中将的师长，就是一个职务级别的师长。如果在军队中头衔是中将而没有直接加师长，官衔就是中将。具体可以从以下四张照片对比：

1936年3月18日，萧一苏被授予陆军少将军衔。

这是1943年国民政府军事委员会主席发给萧一苏的任命令。

1945年2月20日，萧一苏正式晋升为“陆军中将”军衔。

看看这份1947年12月国民政府主席发给萧一苏的任命令。请注意，这两个公式明显不同。第一，1946年5月31日以后，国民政府军事委员会改为国防部，任命令由国民政府主席发布。第二个职级和职位在表述上完全不同。

1935年以后，连一个少尉的官职都是国民政府公布颁发的。其表达式如下：

1942年9月，临时第四军改为第四骑兵军，董仍任军长。1944年1月18日任35军军长，下辖101师、新31师、新32师。8月，奉命赴重庆陆军大学将官班第二期学习。1945年6月毕业后回到绥远，任第12战区政治部主任、晋陕绥远边区副总司令。1946年4月，暂任第3集团军军长。先后参加了绥保、济宁、张家口战役，受到国民政府的表扬。他被任命为张家口卫戍部队总司令。10月15日，董被任命为绥远省政府主席兼绥远省保安司令。“1947年晋升上将军衔”。1948年秋，任华北“剿匪”总指挥部桂绥指挥所所长。

1949年1月21日北平和平解放后，董决心走傅之路，接受中共以和平方式解决绥远问题的主张，回到绥远后，停止与人民解放军作战，建立了联系和贸易。7月27日，国民政府派军令部部长徐永昌、空军总司令在绥远陕坝面见董，并以西北军政副长官的高位拉拢他们，以劝绥远部队西撤。表面上，董让国民政府拨出1900两黄金，以缓解绥远军饷的不足。不久后，国民政府正式发布命令，任命董为西北军政处副处长：“38年8月5日，主席令任命董为西北军政处副处长兼包头指挥所所长。这个订单。代总统李宗仁、行政院院长阎锡山、国防部长阎锡山”。

但董仍率绥远军政人员通电起义，开创了当时著名的“绥远之路”。12月，董任绥远军政委员会副主席、绥远省人民政府主席、绥远军区副司令员兼解放军第二十三兵团司令员。

但笔者仔细查阅了《国民政府公报》《总统府公报》1935年至1952年间的记录，却没有发现董在部队晋升中将军衔、中将加上将军衔或二级上将军衔的记录。自1935年4月起，将官军衔，特别是正式任命的将官军衔，在《国民政府公报》公开记录和公布，而职务军衔不记录和公布。1946年4月2日，国民政府颁布的《修正陆海空军官佐官籍规则》第十一条规定，“凡于24年4月1日至33年12月31日期间担任过官职者，编为丛书，民国33年称为陆军军官总丛书。今后，每年继续出版当年的新军官和军官，年号为。但如果只是三十八年，五年之内的所有政府官员，仍然会对自己的登记记录进行核对和更正，消除重复，统一汇划印刷。每五年出一本新书，旧书就作废。”第12条总藏之晋升、调职、退休、除役、免任及刑事停任，应记载于全体职员及助理姓名下之备查箱内，以供保管机关随时查阅当然，由于1949年形势的发展，国民政府不可能出版新的总目录。否则，我们一眼就能看出董是不是海军上将。但从1935年到1952年，在《国民政府公报》《国民政府公报》中，我们一直没有查到董在军队中晋升为中将，在军队中的中将军衔加二级上将的记录。因此，我们可以初步确定，董的将军军衔属于冉

军衔是由发布任命令的军委主席临时任命的军衔。岗位职级是临时职级，岗位和职级是一体的，可以随着岗位的变动随时变动。如少将旅长、中将指挥官等。是由军委主席发布的任命令在授予职务的同时授予的军衔。

自1935年军衔整理后，文官叙部统一按照军龄、功绩、停职年限办理军衔任命。虽然任命了一名少尉，但也刊登在颁发正式证书的国民政府公报上。但是由于战争频繁，军队扩编，士兵晋升快，依法进行的民事叙述跟不上。但军衔和职务的差别太大，不利于军队指挥、人事管理和调动军官的积极性。因此，各部门在任命职务时，往往采取相应的军衔，如中将指挥官、少将指挥官、中将指挥官，并允许他们佩戴相应的军衔标志，而不受官衔的限制。1946年8月23日，国民政府兵役部规定，“为使军官任免权归总司令所有，以示尊严，司令官军衔的任命顺序应与总司令军衔相同，并由主席签署。为了统一遵守任命命令方法和归档程序，各种任命命令都要根据政府文件套印，整批都要交给部第一厅和联勤总司令部副官办公室使用。预约订单，每日发放数量在每月汇总表上报告。"

一般在任用不指名对应职级的官员时，都默认了传统的对应关系。任期不限于“停年”，可升可降。作为官员，按照一定的资历，通常只升不降。

在mainlandChina期间，国民党军队的军衔被称为阶级、军衔等词。在国民政府的会议上，同职级、同职级的称为“有任用案”，高于职级、经中央备案的称为“有任用案”。作为一个有案底的陆军中将，新职都是陆军中将；担任有案底职务的，担任低级别职务，级别和职级会相应变化。如果他们担任“中将师师长”，他们当然可以戴上将军衔。如果他们担任“少将师师长”，他们将被替换为少将军衔，直到他们与他的正式军衔相同。总的来说，官阶是不能拿走的座位，官阶是可以拿走的帽子。所以不会出现等级低于等级的情况。同样，因为职级实际上是工作的一部分，一个持有不同职级的人在同一时间也会有不同的职级。如的程任西北军区总司令兼第八战区总司令，张任军委委员、童军局设计委员会少将委员。比如，沈醉在云南的公开职务是云南省政府安全厅少将处长，秘密职务是保密局云南站少将站长。沈醉参加云南起义前，是云南游击队总司令中将。他被国民党国防部正式任命，但仍是保密局云南站少将站长。但这只是职衔，他们不是正式的将军。因此，在《总统府公报》中，没有记录

所以经常会出现官阶高于实际官阶的情况。如1938年，戴笠升任军委调查统计局副局长，代理局长。戴笠手下的特勤骨干越来越多，但由于特勤工作的特殊性，这些特勤骨干在军队系统中很少有相应的学历和资历。根据法律，他们不能获得将官军衔。以陈立夫的建制首长身份，戴笠长期被降职为少将，其属下更是难以通过文官审核获得少将以上军衔。“但是戴笠有办法找到另一条路。他每次亲自给蒋介石写报告，都得到蒋介石的特批，任命了许多中将级别的代理人。”1941年，戴笠手下有15名特务，少将军衔的特务更多。"除了周、和连某，他们都没有得到陈立夫的承认"据笔者统计，1945年2月20日和1948年9月22日，周先后晋升为少将和中将。王蒲臣、连谋等间谍从未被正式任命为将军。军统局自制的纯金将军军衔标志，戴上，陈立夫也无可奈何。这些将军级的间谍，大部分都属于职务和军衔性质。

由于黄埔六期资历尚浅，与陈诚、陈立夫意见不合，戴笠直到1945年3月8日才被任命为陆军官衔，与战功卓著、黄埔四期的七十四军副军长张平级。戴笠于1946年3月17日去世后，于6月11日被追授为中将。1947年7月30日，张的官阶已经是中将，但官阶仍然只有少将，追击金。而戴笠的军衔，甚至比黄埔六期毕业、成绩斐然的新六军五大王牌之一的中将廖耀湘还要高。直到1948年9月22日，廖耀湘才由骑兵上校正式晋升为陆军少将军衔，担任第九兵团司令。

关于董是不是大将军，历来众说纷纭。除了数据不足，一个重要的原因是他把官阶和职级混为一谈。笔者认为，根据1935年和1936年公布的两个条例，即应以国民政府正式任命的将军为依据，排除已担任上将军衔但其官职即叙级仅为中将、少将或无官职者。这里需要指出的是，在国民党军队中，军官和助理的军衔和职务是两个含义不同的名称。军衔是指成员对应的军阶，即军职的军衔，而军衔是指成员根据资历和立功表现所获得的军衔。比如1937年9月，中国工农红军改编为国民革命军第八路军，不久改称第18军。朱德总司令还担任过第二次世界大战的副总司令。十八军档案中记载，朱德是大将军衔，也属于员额军衔而非官衔。所以《国民政府公报》找不到朱德任将军的记录。类似的情况还有很多。例如，周恩来作为中共代表在军事调解执行部任命的将军军衔也是职务军衔，《总统府公报》中没有记载。

另一方面，从资历、派系出身等因素分析，董晋升为国军二将的可能性不大。

我们知道，从1935年重新晋升军衔开始，到1949年，国民政府共任命和晋升了34名陆军二级上将，产生了46名具有中将和二级上将军衔的将军。这些在《国民政府公报》和《国民政府公报》中都有很好的记载。直到解放战争，蒋介石当了总统，还紧紧抓着“人事”。该国所有简级以上的公务员和上校级以上的武官都由总统直接任免。所有在国内推荐的上尉以上级别的公务员和武官，必须由五院秘书长或总统任免，陆军参谋长报请总统批准全国各地的武官都要经过国防部的充分说明。上尉以上的公务员和武官的任免，要在《国民政府公报》上张贴，并向全国传达。“但是，董并没有被正式提拔或者任命为陆军中将，以及陆军中将加陆军中将的军衔。

首先，晋绥军部所属的傅集团的将军董，一直受傅指挥，而职务资历远在董之上的华北“剿匪总司令部”总司令傅，在1935年至1949年间只是一个陆军二级上将。董的官阶当然不可能等同于他的老上级傅。即使与解放战争时期担任华北“剿匪总指挥部”副总指挥的上官云祥相比，董也差得远了。1935年1月，上官云祥被任命为湘鄂川边区“打土匪”总司令第一路总指挥。同年4月4日，被任命为陆军中将。1937年9月13日调任第11军团长，10月4日出任第5军副总司令。1938年3月任第三战区总司令部总参谋部，6月24日升任第32军总司令。1942年，他指挥部队在浙赣铁路东西两侧失败，决定辞职。“顾安慰他，给他报了升第三战区副司令，他就高高兴兴地走了。”“1943年任第三战区副总司令，1945年任第十一战区副总司令”。上官云翔到台湾省后，直到去世，他的官衔在军中一直是中将军衔，没有人争论他是不是国军将领。基本原因是上官云翔确实属于大将军衔。一旦他退役，他将不再担任军职。因为他曾经被授予过中将军衔，所以只能被称为退役中将，享受退役中将待遇。而且熟悉中国台湾省军衔制度的人很多，上官云翔不可能以国军将领、陆军二级上将或者陆军中将加二级上将的身份出风头。

其次，与西北军政处的其他军官和副军官相比，的级别资历并不突出。1948年10月21日，行政院公布西北军政长官公署组织规则。编制表规定，正职、副职、参谋长、副职军衔分别为上将、中上将、初级上将、少将，职务分别为一、四、一、二级。

根据西北军政长官公署西宁、宁夏、中宁副长官公署编制表，副长官、高级参谋、参谋军衔为上将、少将、上校，职务分别为一、一、一级。这里的职级是岗位职级但非官方岗位职级，表示岗位与职级的对应关系。括号内的职级属于二级职级，既不是主岗职级。从下面的例子可以看出。如1945年10月3日晋升为陆军二级上将的张治中，曾任军委政治部主任、西北营营长、军委主席、西北军政首长办公室主任。郭寄峤，代理西北军政长官办公室主任，1936年1月20日被授予少将军衔，1937年4月2日晋升中将。直到1951年2月，他才晋升为陆军第二上将，担任国防部长。“三十八年五月二十五日，大总统命西北军政长官郭寄峤代理。任命马步芳为西北军政长官。”。不久，“总统于38年8月3日下令任命马步芳为西北军政长官。”马步芳曾任第八战区副司令员兼西北军政处主任。1930年10月，蒋介石任命马步芳为新第九师师长，1933年马步芳升任新第二军军长兼第一百师师长。1943年，蒋介石提拔马步芳为40军总司令，下辖82军和新5军。1936年1月28日被授予中将军衔，1949年8月17日被授予上将军衔。马鸿逵，历任第八战区副总司令兼第十七军总司令、西北“剿总”副总司令、西北军政处副处长，1936年1月22日被授予中将军衔，1936年9月26日被授予上将军衔。1935年4月9日，陶之岳被任命为陆军中将，1942年6月25日晋升为37军总司令，1946年任新疆警备司令，同年11月任西北军政处副处长，西北行院副主任，国民政府主席，张治中不在兰州时代理西北军政处主任。我们知道，1940年7月19日，董被任命为陆军的，他的军衔、职务、资历都远低于上述正职或副职。

起义前，董任绥远省政府主席兼绥远保安司令。1949年8月5日，正式被任命为西北军政处副处长。保安总部一开始叫保安处，是在各省设立的维护当地治安的地方军事组织。直属军委，受行政院、内政部、军部、航空委员会监督指导。1934年7月22日，国民政府颁布了《总统府公报》号条例，规定：“第三条设立省保安司令，由军委主席报请国民政府任命各省政府主席及职务。在省政府中，设立了一个特设安全办公室，根据省安全指挥官的命令，负责该省的安全事务。保安组织通则另行规定。第四条设立在省级以下分区域的安全机构，以某省某区安全指挥部和设立行政督察的省份为名称。如果行政督察已在全省设立

综上所述，我们可以作出如下判断：董获得了国民党少将军衔，其职务等级为上将。从职务级别、资历等因素来看，董相当于陆军中将军衔。董坚持说他是国民党中将是正确的。

1947年，中共中央曾作出规定，对叛变投降的国民党军队，按实际带兵人数确定军衔和待遇，原军衔、军衔不变。地位大致相当的起义将领陈明仁、陶之岳、董，分别于1949年8月和9月在湖南、新疆、绥远发动和平起义，全部改编为人民解放军第21、22、23兵团。他们的军事和政治地位与董相似。此外，陈明仁和陶之岳在国民党军队中是中将军衔，董是上将军衔。

1950年12月，中国人民解放军第23兵团成立，董任兵团司令，下辖第36军、第37军、第4骑兵师和第3、第4独立骑兵旅。1952年3月，因精简整编需要，第23兵团缩编为第69军，董任中国人民解放军第69军军长。毛泽东解释说，“这应该是军队级别的军区副司令员，但之后就没有军事权力了。因此，让你来当指挥官。”

1955年春，董同志得知被授予人民解放军上将军衔后，找到北京军区司令员杨成武，提出：“预授将军名单中，有三位起义将军。个人认为，他们之前实际上是中将军衔。起义后，我还能保住原来的岗位和工资，已经很感激党和毛主席了。没有理由把我提升到军衔。”

鉴于当时可以任命将军或中将为兵团职，而他在国民党军队中只是中将，董对杨成武说，杨司令立功，应任命为将军，而我过去是有罪的，不应任命为将军。把这件事报告给杨成武的中央，要他马上告诉董：杨成武是***员，授不授将军无所谓，董一定要授将军。董一听，感动得热泪盈眶。

1955年9月22日，董、陈明仁、陶志岳被授予中国人民解放军上将军衔。9月27日，他们参加了授衔仪式，并获得一级解放勋章。应该说有三位国民党将军成为解放军将军。

1968年9月，中央军委批准了董的辞职，指示将董接回休养，一切生活条件不变。1986年，董的孙子董海龙回大陆探亲。他没想到，爷爷退伍快二十年了，还住在部队的四合院里，坐着部队的红旗轿车。他的待遇甚至比董的姻亲前台湾省国防部长还要好。回到台湾省后，董海龙告诉时任台湾省参谋长的叔叔郝柏村，他认为他祖父的待遇不如一位退休的***

现行中华民国的军衔，军官分为将官、校官、尉官共3官等10官阶，士官分为6个官阶，士兵分为3个等级，法源出自陆海空军军官士官任官条例与常备兵补充兵服役规则。下列三个表格分别列出国军士官兵的官阶、阶级图示与停年：

军官 国军军官阶级 官等 官阶 阶级章图示 停年

将官 特级上将 5颗星

一级上将 4颗星

二级上将 3颗星

中将 2颗星

少将 1颗星 6年[8]

校官 上校 3颗梅花 6年[8]

中校 2颗梅花 4年

少校 1颗梅花 4年

尉官 上尉 3直杠 4年

中尉 2直杠 3年

少尉 1直杠 1－2年

中华民国历史上特级上将仅授予蒋中正一人。

“特级上将授任条例”因不合时宜，已于2000年11月1日废止。

士官 国军士官阶级 官等 官阶 阶级章图示 停年

士官 一等士官长 2粗折杠3细折杠

二等士官长 2粗折杠2细折杠 3年

三等士官长 2粗折杠1细折杠 3年

上士 1粗折杠3细折杠 3年

中士 1粗折杠2细折杠 2年

下士 1粗折杠1细折杠 1－2年

士兵 国军士兵阶级 等级 阶级章图示 任本级最少时间

士兵 上等兵 3细折杠

一等兵 2细折杠 1年

二等兵 1细折杠 6个月

建国前 中国人民解放军建军初期，1927年8月1日南昌起义时部队穿的是国民革命军的服装，系红领巾以示区别。同年9月，毛泽东同志领导的湖南秋收起义，穿的是各式服装，佩带红布袖章，以此象征是一支红色部队。这个时期，一部分军服是靠打土豪或从战场上缴获来的，另外一部分则依靠当地群众义务缝制，没有统一的样式。>>>

抗日战争时期，我军的军服，八路军为土**，新四军为灰色，布料有粗布，也有细布，号码不分大小，上衣长度一律为“二尺五”。

解放战争时期，我军的服装样式与抗日战争时期相同。1946年10月，我军改称“中国人民解放军”，取消“八路”、“新四军”臂章，各部队分别佩带标有番号的臂章或胸章。解放战争后期，我军接管了一批国民党军队的军需工厂，从而初步具备了统一生产和供应服装的条件。1949年1月，军委后勤部规定了全军统一的服装样式。军服为草绿色棉平布中山装，胸前佩带长方形布胸章，印有“中国人民解放军”字样，头戴解放帽，帽徽为“八一”红五角星。1949年10月参加开国典礼阅兵式的部队穿的就是这种军服。

建国后，人民解放军自从1950年统一军服制式，经历了1955年军衔服装、1962年定型生产的“六二”式军装。此后，解放军军服几经更新换代，先后进行了12次军服改革调整。 “五五”式军服图文

“六五”式军装 1965年6月1日取消军衔制后，改装“六五”式军装，全体官兵一律戴解放帽，缀红五角星帽徽和红领章。

“七一”式军装 1969年，随着我国化纤工业的发展，研制了涤锦棉三元混纺单衣，1973年装备部队，称“七一”式服装。应用合成纤维纺织品作军需服装和装具，这在我军服装发展史上，是一次划时代的改革。

“七八”式军装 “七八”式服装是“七一”式的改进型，它以减重为目的，全面应用合成纤维纺织品的新成果。

“八五”式军装 “八五”式军装基本沿用1955年样式，与“七八”式服装相比，其明显区别在于布料和样式的彻底更新换代。

“八七”式军装 “八七”式军服是1987年经中央军委批准定型的。1988年10月1日起陆续装备部队。这套服装除分礼服、常服、作训服外，还特别设置了文工团员用的演出服和军乐团、仪仗队的礼宾服。另外，还有地勤服、迷彩服、防化服、坦克服、航空服等近10种特种服装。1990年开始配发了87式制式衬衣。1992年，中央军委决定：文职干部配发制式服装，戴文职肩章、领花。用“八七”式系列军服装备部队，是我军军服史上一个突破。

“九七”式军装 1993年初，我军开始研制面向21世纪的新一代军服。新一代军服保留了“八七”式服装的优点，吸取了国际上先进国家军服的长处，与87式军服相比，在结构、用料、颜色、服饰及配套方面均有较大的改善。尤其是样式、颜色更为美观、大方和协调，形成了陆军以棕绿色为主色调、海军以白色和藏青色为主色调、空军以蔚蓝色为主色调的三军颜色体系。97式军服共分礼服、常服、作训服和工作服四大系列，与87式服装相比，主要增加了礼服、夹克常服、毛衣、体能训练服、战士皮鞋、作战靴及国际通用的贝雷帽等品种，新增了绶带、军种胸标、姓名牌、臂章等服饰标志。

97式军服于1997年5月1日起首先在驻港部队试穿，1999年装备驻澳门部队，驻国外武官配发了97式礼服，全军其他单位未装备

2000年5月1日起，人民解放军陆海空三军开始统一配发99式长、短袖制式衬衣和贝雷帽，同时取消已装备部队多年的87式长、短袖制式衬衣。99式制式衬衣采用了先进的纺织和原液染色等技术，与87式制式衬衣相比，在样式结构、用料、颜色和加工工艺等方面均有较大改善，提高了穿着舒适性。长袖制式衬衣官兵均为束腰式；短袖制式衬衣军官、文职干部为夹克式，士兵为束腰式。陆海空三军衬衣颜色为各军种基本色，陆军为浅绿色，海军为本白色，空军为浅蔚蓝色，体现了三军特色，形成了系列。这次向全军官兵配发的贝雷帽为我军首次装备。贝雷帽采用国际通用样式，用料为细羊毛，颜色为陆军深棕绿色、海军深藏青色、空军深蔚蓝色。贝雷帽的配发，较好地解决了过去官兵在夏季戴大檐帽太重、太热和不便携带的问题。

2004年12月12月1日，人民解放军陆海空三军士兵和部分军校学员统一换发用仿毛面料制成的04式冬常服。2005年5月，士兵换发用同一材料制成的04式夏常服。我军士兵现行着穿的87式夏常服用俗称“的确良”的涤棉平布制成，冬常服用俗称“涤卡”的涤棉卡其布制成。04式士兵常服使用“多重多异复合化纤长丝织物”为服装面料，外观、质感与毛料无异，保暖性、防风性、透气性和密度都达到毛料的指标，而且有更好的抗皱保型性，能抗静电，可水洗，易干，耐磨。

04式士兵常服样式与87式常服相同，服装板型有一定改进，腰身比较明显，共有04式士兵夏常服、士兵冬常服、水兵服、士兵大檐帽、水兵帽、士兵冬帽等6个品种。04式士兵大檐帽、空军士兵冬帽和陆军士兵夏常服、冬帽、冬常服由草绿色改为棕绿色，04式海军士兵夏常服、水兵服、冬帽、冬常服由藏蓝色改为藏青色，04式空军士兵夏常服、冬常服由上草绿下藏蓝改为上棕绿下藏蓝。

为配合04式士兵常服着穿，我军首次为除海军海勤和驻香港、澳门部队以外的士兵配发02式士兵皮鞋。02式士兵男皮鞋颜色为黑色，样式为素头外耳系带式，用料为超细纤维合成革；02式士兵女皮鞋颜色为黑色，样式为素头外耳系带式，用料为黄牛正面革。

200511月11日，空军开始统一换发05式常服。空军新常服颜色为蓝灰色。新常服的正式换发，标志着空军从此拥有了一套具有自身特色、与使命任务相配套的常服，结束了50多年来空军常服采用陆军土**上衣和海军藏蓝色裤子上下颜色不统一的历史，实现了与空军工作、训练、作战环境相一致。

07式陆海空男军官礼服

07式军服 经党中央、中央军委批准，全军从2007年起换发07式服装。这次是我军历史上最大规模的换装，涉及礼服、常服、作训服和标志服饰4个系列共644个品种。陆军军服颜色调整为松枝绿，海军军服调整为深藏青色和白色，空军军服在深蓝灰色基础上作了适当加深。大檐帽调整了翘度，军官增加了帽檐（墙）花；夏常服为束腰式，陆、空军和海军白色春秋常服为猎装式，使体型更显修长；增加了级别资历章、国防服役章、臂章等，海军首次增加袖章，重新设计了三军统一的帽徽、领花，体现了军人荣誉，强化了军服美感。国旗、军旗、长城、天安门等中国军队的传统重要标识，简洁地融入到了臂章、领花、胸标等标志服饰上。

07式军装全军从2007年7月1日起由驻京、驻港和驻澳部队先行装备，8月1日起全军军官开始穿着，预计在09年前完成全军换装

现在，世界上的军装大多数是绿色的（草绿、深绿或黄中偏绿）。为什么不约而同地朝绿色发展呢？这是从实战的教训中总结出来的。

19世纪末，英帝国主义发动了对南非的侵略战争。当时，南非有一个叫“布尔”的倔强民族，他们不甘心自己的国土受到外来侵略者的蹂躏，组织起来进行武装反抗。布尔族参战的兵力少，英军人多，双方兵力对比为1:5。布尔人在战争初期失利。英军自恃人多势壮，骄横前进。布尔人通过一段时间的观察，发现英军有一个很大特点，都穿红色军装，在南非森林的绿色背景中，格外显眼，因而行动极易暴露，布尔人从这里得到启发，立即把自己的服装改为草绿色，松炮也涂成绿色。这样一来，布尔人便利用密草丛林的绿色背景作掩护，英军不容易发现布尔人，而布尔人很容易发现英军，他们常常神不知鬼不觉地接近英军，突然发起攻击，打得英军措手不及，英军却找不到目标。这场战争，英军死伤9万多人，损失惨重。

“前车覆，后车诫”，英国人在南非受到的教训，很快被许多国家的军队所汲取。为了在野战条件下较好地隐蔽军队的行动，人们首先从服装上着手，不断改进军装的颜色，尽量使之与自然背景的颜色接近。这样，世界上的军队虽然服装形式差别很大，但在颜色上却逐渐在绿色基调上统一起来。

当然，一切事物都不是绝对的。从隐蔽伪装的角度来看，军服的颜色也不能局限于绿色。在许多情况下，自然背景并非绿色，这就要求根据当时当地的背景条件、灵活合理选择服装颜色。如在雪地，则只有白色才能与背景协调一致；在海上，则只有蓝色才能与之融为一体；在沙漠地，则只有黄褐色与背景比较接近。

服装分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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按陆、海、空三军干部、战士区分。陆海空三军干部夏服均用棉平布制作，以服装颜色、大檐帽帽徽图饰区分军种。全军干部、战士夏季均戴大檐帽。陆军干部夏服有两个上挖袋，裤子为西式裤，设有后枪袋。海空军干部夏服有四个挖袋。海军干部设有上白下蓝和全蓝服两种。陆军战士夏服上衣为套头式，半开口，紧袖口，两个上挖袋，扎线腰带。为便于着穿、训练和作战，1952年改为前开襟，散袖口，戴解放帽。海军战士夏服为上白下蓝和全蓝水兵服，用料均为棉平布。空军战士的夏服与空军干部夏服基本相同。女军人夏服有连衣裙和列宁服两种。帽子、服装颜色与所在军种男军人相同。三军干部、战士的冬服样式、用料与夏服相同。

1950年8月中央军委批准陆军团以上干部和海空军营以上干部、空军伞兵、海军舰艇部队及海校学员着呢服。改善了部分军人的军容仪表。1950年6月25日朝鲜战争爆发。同年10月中国人民解放军赴朝参战。志愿军干部夏服与解放军干部夏服相同，战士夏服在肘、肩、臀、膝部位加扎一层布，提高了军服的耐磨程度。志愿军干部冬服，考虑到服装的调节作用，从结构上做了改进，上衣袖口加了绊带，配穿马裤，增强了保暖性，以适应朝鲜严寒的冬天。1953年朝鲜停战以后，志愿军干部战士佩戴"中国人民志愿军"布胸章。

五五式

55式军衔服装分礼服和常服两类，首次突破了中国人民解放军单一制式军服的历史。礼服配发校以上军官，在重大礼仪场合和出国访问时着穿，同时还设有海军舰艇尉官礼服和水兵礼服，以及军乐团、仪仗队、文工团、体工队礼服。军官礼了配白衬衣，系藏青色领带。礼服颜色按军种区分。礼服用料为纯毛华达呢，礼服领边、袖头、裤中缝按不同衔级配有不同饰物。校以上女军官的礼服为裙服。装饰、用料与男军官礼服相。55式军衔礼服较大地改善了校以上军官的军容仪表，较好地展示了国威和军威。55式常服是供军人平时着穿的服装，分夏常服和冬常服两种。军官着穿常服时佩戴军衔肩章、军种领章；大檐帽配圆形"八一"红五星帽徽，校、尉官扎武装带。常服颜色按不同军种区分。军官夏常服用料按衔级区分。（元帅、将军夏常服用料为纯毛哔叽。校官夏常服为榨蚕丝织物，尉官冬夏常服为棉斜纹

1965年，我军取消军衔制，随即废止55式军衔服装，全军干部、战士一律戴解放帽，佩带红五星帽徽和全红领章。

由于受"左"的思想的干扰，部队在1965年6月1日取消了军衔制。军衔服装随即废止，中国人民解放军全体官兵一律戴解放帽，缀红五星帽徽和红领章。样式与55式常服相同。全军干部和战士、男军人和女军人服装和式样基本相同，人们只能从衣服口袋来区分干部和士兵。

1978年，我军服装又在71式军服的基础上，以减轻重量为主要目的，进一步扩大合纤材料的使用。主要将冬服罩衣、棉衣和大衣面料改为涤卡布料，棉衣里子布改为改维棉布，对皮帽和毛皮大衣采用新工艺生产，并对罩衣减轻了重量。改进后的服装定名为78式军服。

1984年1月，中央军委批准了军服改革方案，并于1985年装备部队，定名为85式军服。85式军服仍然沿用55式军服样式。仅解放帽改为大檐帽，佩带圆形“八一”红五星帽徽和军种肩领章。干部、战士增发了制式衬衣。团以上干部夏服为凡尔丁毛料，冬服为马裤呢毛料，大衣为大衣呢毛料；且军以上干部为纯毛料，师团干部为毛涤混纺，营以下干部和战斗服装用料为涤锦棉三元混纺布料。

八七”式系列服装分礼服、常服、作训服三类。

礼服是军官在重大庆典和重要外事活动时着穿的制式服装。分夏礼服和冬礼服两种。礼服为西服式。配白衬衣，系藏青色领带，按不同颜色和裤中缝牙线的颜色区分军种。礼服用料按衔级区别。女军官礼服样式、用料、颜色与所在军种男军官相同，系玫瑰红领带。87式军服还设有文工团演出服和军乐团、仪仗队礼宾服。

常服是军人在平时和一般性礼仪场合着穿的服装。分夏常服、制式衬衣和冬常服三种。军官夏常服为翻领，两个上贴袋，两个下挖袋，配白衬衣，系藏青色领带，按不同颜色区分军种。夏常服用料按不同衔级区别。

1997年7月1日，我军驻港部队官兵穿着的新一代军服，正是我军研制的新一代军服的雏形。我军新一代军服吸取了世界其它国家军服的长处，与现行军服相比，在结构、用料、颜色、服饰及配套方面均有较大改善。尤其是样式、颜色更加美观大方，形成了陆军以棕绿色为主色调、海军以白色和藏青色为主色调，空军以蔚蓝色为主色调的三军军服颜色系列。此外，新一代军服还采用了国际流行军服的分类，按功能分为礼服、常服、作训服和工作服四大系列，共包括礼服、春秋常服、夏常服、毛绒衣、大衣、作训服、体能训练服及其配套的军鞋（靴）和服饰九个部分。 99式服装是1999年预先装备部队的新一代军服的一部分。主要包括陆、海、空军男女长、短袖夏服上衣，男女茄克夏服上衣和92－1男女夏裤，以及贝雷帽。

设计标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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军装每次设计、更新时都要进行大量的测量、实验工作。设计“84”式军装时，就曾经收集了27个国家的军服样品，对海陆空三军的83个团、15000名不同体型战士进行了实地测量。“07”式军服同样也进行了大量的测量、实验。据介绍，新军装是在驻港部队军装基础上改装而来，“这主要是考虑到与国际接轨”。

据介绍，这次换装最大的特点就是增加了礼服这一类别。据悉，解放军曾在1955年第一次授衔时设有礼服装，参照苏联样式设计，主要是供校级以上军官使用，后来被取消。这是时隔40多年以后第一次增设礼服。这次换装，该院将负责参与部分标准制定。据该院军需系负责人介绍，军装标准是指服装颜色、图案、样式、用料、工艺、加工流程等。

服装发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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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一代军装：中山装八角帽

我军建军始自1927年“八一”南昌起义，当时这支部队穿的是国民革命军的服装，只是加系红领巾予以区别；湘赣边区的秋收起义部队多着工农服装，佩戴红布袖章。

由于不断有人加入红军部队，而当时红军服装主要依靠打土豪和战场上缴获而来，因此，新入伍的战士，往往是遇上什么穿什么，颜色和式样都很杂乱。

1928年红军利用战场缴获的几架缝纫机在江西宁冈挑寮村的一座破庙里建立起自己的第一所被装厂，也就是说，这时起红军才开始有了自己的制式服装。

这一时期红军的服装样式是用粗布做成的灰色中山装、八角帽，缀以布质的红五星帽徽和红领章。

当总司令朱德看到部队官兵换上被装厂生产的第一批统一制式军服时十分高兴，他意味深长地说：“它虽然没有外国军装那么漂亮，但对我们来说，可真是其好无比了。”

当时服装厂的生产条件很艰苦，做衣服的白土布是用灰靛染色，有时连灰靛也没有，只好用茶籽壳(稻草灰等土办法来着色，缝衣线也是工人自制的萱麻线)。

现在中年以上的中国人都还会记得毛泽东那张头戴八角帽的半身照片。那份英气给多少人留下深刻的印象，而八角帽和中山装军服又使多少人心中的红军形象更加清晰！

在艰难岁月里——自己动手

1937年，抗日战争全面爆发，***与国民党再度合作，中国工农红军主力部队和南方红军游击队分别改编为八路军和新四军，服装与国民党军队的服装相同，仅以左臂佩戴“八路军”、“新四军”臂章以示区别。

1941年“皖南事变”后，八路军和新四军部队取消了帽子上的青天白日徽。

国民党对毛泽东领导的部队所在地实行经济封锁，数万部队官兵衣食处于极度匮乏之中。在这种情况下，毛泽东号召“咱己动手，丰衣足食”，全军掀起轰轰烈烈的大生产运动，战士们自己纺线、织布、染布、做军鞋。

根据地的广大妇女也大张旗鼓地做衣、做鞋支援红军。前方、后方团结一致，依靠坚忍不拔的意志克服了种种困难，基本上保证了军服的供给。

在整个抗日战争和解放战争初期，军服的变化不大。多在小的标识上做些改动。

40年代后期，我军正式命名为”中国人民解放军”，全军统一把草绿色确定为军服的颜色，帽子改为有一个小帽檐的解放帽，左胸佩戴“中国人民解放军”胸章。

这是我军历史上的第一次统一服装样式和色彩。

1949年新中国成立后，我军由原来的单一军种发展为陆、海、空三大军种。

从这时开始，中国军队的军服发生了一系列重大变化，第一次出现了大檐帽、士兵套头衫和女军人连衣裙，以及“列宁装”(胸前双排扣)。海军则采用世界通行的海魂衫和套头军服，无檐帽上缀有两根辨风向的飘带，等等。空军、海军、装甲兵等技术兵种也都有了自己的专业特种服装。

从这时起，中国军服离开中山装的单一模式，吸收了外国军服的某些特点。

军服中的极品——元帅服

1955年我军实行军衔制，服装开始分出礼服、常服等等，首次突破了单一制式军服的历史。

这时期元帅服成为军服中的极品。

解放军十大元帅礼服虽然成为当时群众心目中无比尊贵的形象，但毛泽东却始终拒穿大元帅服。

军衔制实行时，曾计划设置中华人民共和国大元帅军衔。

就这样，制作大元帅服成为解放军总后军需装备研究所一项重要任务。对于这项任务，领导高度重视，专门从上海抽调刺绣技工参加大元帅服、元帅服的试制工作。

制成的大元帅礼服采用海蓝色纯毛华达呢面料、西服式样，上衣为大驳头翻领，双排六粒金**国徽图案纽扣；下身为散腿裤；领边、袖头、裤中缝镶正红牙边，领边、 袖口绣金钱一道和松技叶，领头和袖头各绣一颗五角星；大元帅礼帽为大檐帽，帽瓦边镶红色牙线、金属丝带，并配金**国徽图案帽扣等。

后来，在彭德怀、罗荣桓向毛泽东汇报授衔、授勋工作时，毛泽东在表扬他们的工作成绩后说：“我这个大元帅就不要了，让我穿上大元帅制服，多不舒服啊。到群众中去讲话、活动多不方便。”

因此，为毛泽东精心制作的大元帅礼服从未穿过，一直珍藏在中国革命军事博物馆，如今已成为一件有历史意义的文物。

风靡全国的“65式”

1965年，我军取消军衔，全军官兵一律戴解放帽级红五星帽徽和红领章，服装面料是纯棉布。

值得一提的是这时期军服与中国当时的政治发生了很多的关联。