何为~礼义仁智信?

孟子提出“仁、义、礼、智”，董仲舒扩充为“仁、义、礼、智、信”，后称“五常”。这“五常”贯穿于中华伦理的发展中，成为中国价值体系中的最核心因素。 仁，不仅是最基本的、最高的德目，而且是最普遍的德性标准。以仁为核心形成的古代人文情怀，经过现代改造，可以转化为现代人文精神。 义，与仁并用为道德的代表：“仁至义尽”。义成为一种人生观、人生价值观，如“义不容辞”，“义无反顾”，“见义勇为”，“大义凛然”，“大义灭亲”，“义正辞严”等；义是人生的责任和奉献，如义诊、义演、义卖、义务等，至今仍是中国人崇高道德的表现。 礼，与仁互为表里，仁是礼的内在精神，重礼是“礼仪之邦”的重要传统美德。“明礼”从广义说，就是讲文明；从狭义说，作为待人接物的表现，谓“礼节”、“礼仪”；作为个体修养涵养，谓“礼貌”；用于处理与他人的关系，谓“礼让”。这些已经成为一个人、一个社会、一个国家文明程度的一种表征和直观展现。北京为迎奥运正大力开展礼仪教育。“礼之用，和为贵”，其价值取向为“和谐”。继承发扬礼，是构建和谐社会的需要。 智，从道德智慧可延伸到科学智慧，把科学精神与人文精神结合和统一起来，这是我们今天仍要发扬的。 信，是做人的根本，是兴业之道、治世之道。守信用、讲信义是中华民族共认的价值标准和基本美德。 一、仁 按《说文解字》，仁是会意字，从人，从二。人是“天地之生，最贵者也。”二是地之数。那么，结合起来看，仁是世上的人的高尚情怀。儒家讲“仁义礼智信”，仁是仅次于德的、人类所特有的一种美好的情操。《礼记》说，“上下相亲谓之仁。”《春初·元命苞》说，“仁者，情志好生爱人”，仁者是对有仁德称乎。有时候，用仁来指有恩于万物生育的事物。古代历来推崇仁政，认为尊德行仁的才可以叫做王。 二、义 据《说文解字》：“義”是会意字，从我，从羊。我是会意字，从戈从钑。戈是兵器。钑，或说古垂字。有自我牺牲之义。羊，象形字羊表祭牲。献祭的羊又表明了义是富含自我牺牲敬神的。义的本意是，合于道德的行为或道理。舍生取义表明古人为了重信义可以献出生命。 而简化字“义”已失去原意。 三、礼 据《说文解字》：“礼，履也，所以事神致福也。从示从豊。”禮是会意字，从示，从豊。豊字从豆象形，古代祭祀用的器，用于事神就叫礼。所以，礼最初始的意思是举行仪礼，祭神求福。 近人王国维考证，“豊”诚为礼器，然非“从豆”而是“像二玉在器之形”，古者行礼以玉，《尚书·盘庚》所谓“具乃贝玉”说的就是以玉礼神。从甲骨卜辞中“围”（即“豊”）字的结构上看，是在一个器皿里盛二玉以奉事于神。王氏据之得出结论：盛玉以奉神人谓之围若豊，推之而奉神人之酒醴亦谓之醴，又推之而奉神人之事通谓之礼。因此“礼”之本义乃指祭神之器，而后引用为祭神的宗教仪式，再而后才泛指人类社会日常生活中的各种行为仪式。 那么结合起来看，礼意思主要是对神灵的祭祀、表达敬意和尊重，引申到日常生活，那就是对别人的尊重，以及行为准则和规范。《左传》说，“夫礼，天之经也，地之义也，民之行也。” 简化字的“礼，则看不出敬神敬人的内涵。 四、智 智，会意兼形声， “知”的后起字。从日，从知。 知，会意字，从矢从口。矢本意是箭，引申为正直、端正，再引申为出口无悔的发誓。知是智的古字，通晓天地之道、深明人世之理的才能叫智，也就是知。而且，真正的知、智，一定不会偏离道德仁义。 五、信 信是会意字，从人，从言。信的本意是真心诚意、专一不移。人的言论应当是诚实的、真实的、不虚伪的。 《说文解字》说，“直言曰言，论难曰语。”就是说，心里有什么直接表白才叫言，而推理辩论诘问的话应该叫语了。因此《法言义疏·问神》曰，“言，心声也。” 如果一个人言不由衷、说假话，肯定是不会有信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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董仲舒的思想主张：

针对中央集权需要,提出“春秋大一统”和“罢黜百家,独尊儒术”主张战国阴阳五行家邹衍认为,历史中的朝代更替是由于五德运行产生的影响按照邹衍的学说,每个朝代必须与五德之一相联,因此,这个朝代就应当遵循这五德之一的要求来运转董仲舒修改了这个理论,认为朝代的更替不是依循五德运行的顺序,而是依循“三统”,即黑统、白统、赤统的顺序他在《三代改制质文》中说：每个朝代都依循一统,每统又各有其为政的系统。

按董仲舒的说法,夏朝代表黑统,商朝代表白统,周朝则是赤统夏、商、周三朝完成了这一历史循环之后,历史又开始一次新的循环,新的朝代又应当代表黑统照董仲舒的看法,继承周朝统治的既不是秦朝,也不是汉朝,而是孔子,他承受天命,创立了黑统孔子所受天命,不是一种“法统”,而是一种“道统”他说：“《春秋》大一统者,天地之常经,古今之通谊也今师异道,人异论,百家殊方,指意不同,是以上亡以持一统；法制数变,下不知所守臣愚以为诸不在六艺之科孔子之术者,皆绝其道,勿使并进邪辟之说灭息,然后统纪可一而法度可明,民知所从矣”

《春秋》本是鲁国的史书按董仲舒一派的说法,《春秋》是孔子的一部重要著作,在其中,孔子树立了他的道统的统治孔子代表了黑统,并创建了黑统的各项制度董仲舒对《春秋》的解释十分著名,他的各项学说都可以从《春秋》中找到根据,换句话说,他的理论权威来自《春秋》,这是他把自己的著作称为《春秋繁露》的缘故。

思想方面：肯定董仲舒的新儒学思想汉武帝说：“今子大夫既已著大道之极,陈治乱之端矣,其悉之究之,孰之复之”

政治方面：用文学儒者数百人参与国家大政扩大了官员的队伍,提高了官员的文化素质,巩固了封建统治基础,成为汉武帝文治武功的重要组成部分也给后世封建王朝在用人方式方法上面提供了宝贵的借鉴和启迪。

教育方面：兴办太学,使天下文士都学儒家经典这是封建国家利用政权的力量兴办教育、提倡儒学,其必然对整个社会的教育事业有一定的导向作用

汉武帝的这两点措施,为儒家思想上升到独尊的地位起到了决定性的作用从此儒家思想成为我国封建社会的正统思想,延续了两千年之久。

学会主动，才能拥有掌握自身命运的权利，而被动者只有怨天忧人，苦苦哀求的份。要成为强者，首先必须学会主动出击。

主动与被动即使是做同一件事情，也会产生截然不同的结果。举个简单的例子来说，你的爷爷现在需要买一样东西，他提出要求，让你去为他买回来。你答应了。这样的话别人会说你是一个听话的孩子。然而如果你在你的爷爷未提出要求之前，就主动的发现了这个问题，而且为你的爷爷买回了他所正需的东西。那样的话不仅你的爷爷会非常的开心。就连你的邻居也会夸你是一个孝顺的孩子。做的事情是一样的，而得到的结果却是后者优于前者，原因就在于后者是主动，而前者则是被动。

学会主动，往往可以在事业上取得成就。而那些一心想要成功，却整日妄想会有人来到自己家门前，来请他出山的人得到却只有哀声叹气。

儒家思想之所以可以成为中华民族二千年封建王朝的正统思想，而且一直至今还让人深受其影响。这其中的原因之一就是因为儒家先师个个都是主动的宣传思想，而非坐等别人来向他求教。

先说孔子，为了宣传他的治国理念，政治思想，周游列国，不辞辛劳。如果说他只是苟安一隅，不思进取，坐等诸国之人来向他求教，我想至圣先知的称号也当让于他人了罢！孟子也是如此，依旧是遍访诸国，即使是遇到很大的打击也依旧是毫不气馁的为儒家思想的发扬光大而贡献自己的微薄之力。至于董仲舒，在以道家思想为主流的汉朝。依旧是勤学苦思，终于在发展了孔孟儒学之后，形成了适应封建制度的新儒家思想。于是寻找机会，主动出击。中国也便有了“罢黜百家，独尊儒术”这么一说。

战国的苏秦，张仪更是主动出击，取得事业辉煌的典范。

现代社会也依旧如此，主动才能成功，而被动只有失败的份。我们不可能像三国的诸葛亮一样，坐在茅庐之中，等着玄德公亲自来请。这并不是说这个社会缺少像玄德一样的识才之人，而是现代社会有了太多的诸葛孔明了，也就是说现代社会人才竞争严重。在这个人才辈出的时代，我们更加要以自信的态度去主动迎接人生的每一个挑战。也只有如此，才能掌握先机，成为自己命运的主人。

拥有自信，学会主动迎接人生每一个挑战的人，才是真正的强者，才是掌握二十一世纪中国命运的华夏优秀儿女。弱者只会被动，而强者永远主动。因此我们必须学会主动，也只有这样我们才拥有主宰自己命运的权利。

中文名： 司马迁

别名： 司马子长，太史公

国籍： 中国

民族： 汉族

出生地： 龙门（今陕西韩城或说山西河津）

出生日期： 前145年或前135年

逝世日期： 前87年？

职业： 史官

主要成就： 编著《史记》，开创纪传体史学

代表作品： 《史记》

目录

司马迁简介

家谱世系

生平事迹“迁生龙门”

少年受业

壮年游历

司马迁和父亲洛阳相会

编著《史记》

大事年表

存世作品

星象成就

历史评价汉代

唐代

宋元

明清

现代

纪念建筑

相关争议出生时间

出生地点

贴吧相册 司马迁简介

家谱世系

生平事迹 “迁生龙门”

少年受业

壮年游历

司马迁和父亲洛阳相会

编著《史记》

大事年表

存世作品

星象成就

历史评价 汉代

唐代

宋元

明清

现代

纪念建筑

相关争议

出生时间 出生地点贴吧相册 展开 编辑本段司马迁简介

　　司马迁,字子长，左冯翊夏阳，于公元前145年（汉景帝中元五年）生于龙门(今山西河津)，是中国古代伟大的史学家和文学家。他10岁开始读古书，学习十分认真刻苦，遇到疑难问题，总是反复思考，直到弄明白为止。20岁那年，司马迁从长安出发，到各地游历。后来回到长安，做了郎中。他几次同汉武帝出外巡游，到过很多地方。35岁那年，汉武帝派他出使云南、四川、贵州等地。他了解到那里的一些少数民族的风土人情。他父亲司马谈死后，公元前108年（元封三年），司马迁接替做了太史令。公元前104年（太初元年），与天文学家唐都等人共订“太初历”。同年，开始动手编《史记》。公元前99年（天汉二年），李陵出击匈奴，兵败投降，汉武帝大怒。司马迁为李陵辩护，触怒了汉武帝，获罪被捕,受了“腐刑”。公元前96年（太始元年）获赦出狱，做了中书令，掌握皇帝的文书机要。于是他发愤著书，全力写作《史记》，大约在他55岁那年终于完成了全书的撰写和修改工作。　司马迁以其“究天人之际，通古今之变，成一家之言”的史识，成就了《史记》-----中国历史上第一部纪传体通史。全书130篇，52万余字，包括十二本纪、十表、八书、三十世家和七十列传，对后世的影响极为巨大，被称为“实录、信史”，被鲁迅先生誉为“史家之绝唱，无韵之离骚” ，列为前“四史”之首，与《资治通鉴》并称为史学“双璧”。因此司马迁被后世尊称为史迁、史圣。与司马光并称“史界两司马”,与司马相如合称“文章西汉两司马”。　司马迁的著作，除《史记》外，《汉书·艺文志》还著录赋八篇，均已散失，唯《艺文类聚》卷30引征《悲士不遇赋》的片段和有名的《报任安书》（即《报任少卿书》）。《报任安书》表白了他为了完成自己的著述而决心忍辱含垢的痛苦心情，是研究司马迁生平思想的重要资料，也是一篇饱含感情的杰出散文。《悲士不遇赋》也是晚年的作品，抒发了作者受腐刑后和不甘于“没世无闻”的愤激情绪。

编辑本段家谱世系

　　 司马迁明代画像

[1]司马迁自称其先祖是颛顼时期的天官。《史记·太史公自序》记载“昔在颛顼，命南正重司天，北正黎司地。唐、虞之际，绍重、黎之后，使复典之，至于夏、商，故重、黎氏世序天地。”周宣王时期，司马迁的祖上来到秦国。他的直系祖先是战国时期秦国著名的武将司马错。秦惠文王时期，司马错曾经在朝堂上与张仪辩论，辩论内容被收入《战国策·秦策》，后收入《古文观止》，名为《司马错论伐蜀》。辩论胜利后，秦惠文王派司马错等人出兵巴蜀，得胜而守之。六世祖司马靳为名将武安君白起副手，参与长平之战，坑杀赵卒四十万人，司马错、司马靳等军事之功为秦国奠定了一统天下的军事基础。　司马迁的父亲是西汉武帝时期太史令司马谈。司马谈是当时一位非常杰出的学者，著有《论六家要旨》一文，系统总结了春秋战国秦至汉初以来阴阳、儒、墨、法、名、道各家思想的利弊得失，并对道家思想进行了高度肯定。该文是对春秋战国以来的诸子百家思想的高度概括和凝练总结。　司马迁世系：　卫系：？（无从可考）　赵系：司马蒯聩——司马浅——司马尚——司马卬　秦系：司马错→司马梗→司马靳（蕲）→司马欣（？）→司马昌→司马毋怿→司马喜→司马谈→司马迁→司马临、司马观、司马英（汉丞相安平候杨敞之妻）[2]司马迁说：“自司马氏去周适晋，分散，或在卫，或在赵，或在秦。其在卫者，相中山。”笔者就此查阅了大量先秦史书，却不见卫国司马氏的记载。赵国除了司马迁介绍的司马蒯聩外，司马氏见于史书的还有司马浅、司马尚及秦朝末年的司马卬。秦国的司马氏较多，早期有名将司马唐、司马错、司马梗、司马靳和秦朝末年的司马欣、司马昌。因为卫国无司马氏的记载，疑为司马迁误把中山写成了卫。如卫国实为魏国，在“魏”者相中山，那就说得通了。中山国有司马赒、司马憙、司马子期8。此外散见于先秦史书中的司马氏还有宋国的司马牛、齐国的司马悍、楚国的司马翦，此三人是否为少梁司马氏我们不得而知　司马迁以移花接木之术巧妙地把自己的前辈世系依附在司马错的名下，借以炫耀自己祖宗的威望，同时也掩盖了自己真正的直系先祖。　战国初期进入秦国的司马氏与后来秦国夏阳（少梁）的司马氏同族并不同支。秦国名将司马错并非少梁人，他生在咸阳死在成都，应该是秦国咸阳人。秦国夏阳的司马氏就是魏系司马氏，也就是司马迁的直系先祖。　按照司马迁的“一族三分”说，我们现在可以重新排列一下少梁司马氏家族的世系。（横线为父子相承世系，虚线为辈分不清世系）　赵系：司马蒯聩……司马浅……司马尚……司马卬　秦系：司马唐——？——司马错——司马梗——？——司马欣……司马相如　魏系：？——司马赒——司马憙——司马子期——司马靳——？——司马昌——司马无泽——司马喜——司马谈——司马迁

编辑本段生平事迹

　　司马迁生卒年代，史无明文。近人王国维《太史公行年考》认为司马迁生于公元前145年（汉景帝中元五年），一说生于公元前135年（汉武帝建元六年）；大约卒于公元前86年（汉昭帝始元元年），一说卒于公元前87年（汉武帝后元二年），又一说卒于公元前90年（汉武帝征和三年）。据说司马迁家自唐虞至周，都是世代相传的历史家和天文家。司马错是秦惠王时伐蜀的名将，司马昌是秦始皇的铁官，到了司马迁的父亲司马谈，又做汉武帝的太史令，恢复了祖传的史官恒业。

“迁生龙门”

　　司马迁是夏阳人。夏阳靠近龙门，所以司马迁自称“迁生龙门”（太史公自序）。龙门，龙门山，很有名气。传说大禹曾在龙门开山治水，而龙门山的南面就是黄河。司马迁的家正好在黄河岸边的龙门，当地名胜古迹很多。司马迁从小在饱览山河名胜的同时，也有机会听到许多历史传说和故事。他每天看到波涛滚滚的黄河从龙门山上呼啸而去。

少年受业

　　司马迁的少年时代，“耕牧河山之阳”。司马迁在这“山环水带，嵌镶蜿蜒”（《韩城县志序》）的自然环境里成长，既被山川的清淑之气所陶冶，又对民间生活有一定体验。　10岁，司马迁随父亲至京师长安，得向老博士伏生、大儒孔安国学习；家学渊源既深，复从名师受业，启发诱导，获益不浅。这个时候，正当汉王朝国势强大，经济繁荣，文化兴盛的时候，张骞奉使通西域，卫青、霍去病大破匈奴，汉武帝设立乐府，也是司马迁在京城里丰富见闻，热情迸发的时候。

壮年游历

　　 司马迁半身像

[3]　司马迁大约20岁开始外出游历——“南游江、淮，上会稽，探禹穴，窥九疑，浮于沅、湘，北涉汶、泗，讲业齐、鲁之都，观孔子之遗风，乡射邹、峄，厄困鄱、薛、彭城，过梁楚以归。”回到长安以后，做了皇帝的近侍郎中，主要职责是守卫宫殿门户，管理车骑，随从皇帝出行。他随汉武帝到过平凉、崆峒，又奉使巴蜀，他到得最南边是昆明。据司马迁自己说，他少年时期曾经“耕牧河山之阳”，也就是说他儿童时期曾经在家乡从事过一些农业劳动。后来他的父亲司马谈到长安做了太史令，司马迁随父亲也到了长安，然后在父亲的指导下，他刻苦读书，打下了深厚的文化基础，他拜了很多名师做老师。司马迁的家族，就是他这个家族，世代都是史官，而作为史官，他有责任来记载帝王圣贤的言行，也有责任来搜集整理天下的遗文古事，更有责任通过叙事论人而为当时的统治者提供借鉴。那么他的父亲司马谈就有志于整理中华民族数千年历史，试图撰写一部规模空前的史著。就是写一部史书，从

他父亲开始就已有这么一个理想，他的父亲做太史令之后，就开始搜集阅读史料，为修史做准备。但是司马谈感到自己年事已高，要独立地修成一部史著，无论是时间、无论是精力，还是才学知识都还不够，所以司马谈寄厚望于他的儿子司马迁，希望他能够早日参与其事，最终实现这样一个宏愿。　

司马迁像集锦(12张)于是，司马迁在读万卷书的基础上，开始行万里路，司马谈要求他儿子来进行一次为期两年多的一次全国的漫游。司马迁从20岁开始的全国漫游，是为写《史记》做准备的一次实地考察，他亲自采访，获得了许多第一手材料，保证了《史记》的真实性和科学性。他这个漫游，也是《史记》实录精神的一种具体体现。　比如说，他漫游到汨罗江畔，在当年屈原投江自沉的地方，他高声朗诵着屈原的诗，他痛哭流涕，所以他写《屈原列传》写得那么有感情，他是亲自去考察过，他是在学习屈原的基础上来写屈原的。比方说，在韩信的故乡淮阴，他也搜集了许多有关韩信的故事，并亲自去问别人，说当年韩信受胯下之辱，了解韩信为什么能够受胯下之辱而不发怒，不愿意去做出非法的事来，忍了。韩信那么高的个子，从一个流氓两个腿之间爬过去，如果按照他的个性，一刀就把他杀了。但是如果把他杀了，后来就不能够建功立业了。韩信后来帮助刘邦推翻了秦王朝，建立了西汉，封王封个侯，回了故乡，韩信自己说：如果当初我把你杀了，我就没后来的建功立业，所以小不忍则乱大谋。再比如说，在曲阜他去瞻仰了孔子的墓，还和孔子故乡的一些儒生在一起揽衣挽袖，一步一揖，学骑马，学射。学行古礼，以此表达他对孔子的纪念。再比如说，在孟尝君的故乡薛城，他走乡串巷，考察民风，而且他考察这个地方的民风跟当年孟尝君好客养士有什么关系，所以他走一路、考察一路。可以这样说，司马迁在漫游的旅程中，不放过任何一个了解历史的人，不放过任何一个存留于人们口碑上的故事，获得了许许多多从古籍当中所得不到的历史材料，同时他深入民间，广泛地接触了人民群众的生活，使得他对社会，对人生的观察、认识逐渐深入。　此外他遍历名山大川，饱览了祖国山河的壮美，陶冶了性情，从而也提高了他的文学的表现力。所以说司马迁的这次漫游，正是司马迁走向成功的极为坚实的一步，是非常典型的所谓读万卷书，行万里路。

司马迁和父亲洛阳相会

　　公元前110年（元封元年），汉武帝举行大规模的巡行封禅，步骑十八万，旌旗千余里，浩浩荡荡。司马迁的父亲司马谈是史官，司马谈这时候却病了，经过汉武帝的允许留在洛阳养病，正好司马迁从长安匆匆赶去追随汉武帝，在洛阳见到了他奄奄一息的父亲司马谈。　司马迁在为《史记》写的“自序”里，详细记录了司马谈在“河、洛之间”对他说的那番语重心长的遗嘱。司马谈说：余先，周室之太史也，自上世尝显功名于虞、夏，典天官事，后世中衰，绝于予乎？汝复为太史，则续吾祖矣。今天子接千岁之统，封泰山，而余不得从行，是命也夫，命也夫！余死，汝必为太史。为太史，无忘吾所欲论著矣。且夫孝始于事亲，中于事君，终于立身，扬名于后世，以显父母，此孝之大者。夫天下称颂周公，言其能歌文、武之德，宣周、邵之风，达太王、王季之思虑，爰及公刘，以尊后稷也。幽厉之后，王道缺，礼乐衰，孔子脩旧起废，论《诗》、《书》，作《春秋》，则学者至今则之。自获麟以来，四百有余岁，而诸侯相兼，史记放绝。今汉兴，海内一统，明主贤君忠臣死义之士，余为太史而弗论载，废天下之史文，余甚惧焉，汝其念哉！　司马迁俯首流涕，对父亲发誓说：“我虽不聪敏，请容许我把您已记录编排过的有关过去的传闻，完整地书写出来，绝不敢有缺漏。”洛阳相会，就这样成为这一对钟情于历史学的父子之间的生死之别。

编著《史记》

　　公元前108年（元封三年），司马迁38岁时，正式做了太史令，有机会阅览汉朝宫廷所藏的一切图书、档案以及各种史料的机会，他一边整理史料，一边参加改历。等到公元前104年（太初元年），中国第一部历书《太初历》完成，他就动手编写《史记》。　公元前99年（天汉二年），汉武帝派贰师将军李广利带兵三万，攻打匈奴，打了个大败仗，几乎全军覆没，李广利逃了回来。李广的孙子李陵当时担任骑都尉，带着五千名步兵跟匈奴作战。单于亲自率领三万骑兵把李陵的步兵团团围困住。但是李陵的箭法十分好，兵士也十分勇敢，五千步兵杀了五六千名匈奴骑兵单于调拨更多的兵力，然而仍然无力与李陵相抗衡。就 司马迁发愤写《史记》

[4]在单于准备退军之时，李陵手下有一名军候侯敢叛变，将李陵内部军情告发。告诉单于李陵后面没救兵，而且教单于部下制作连发连射的弓箭。单于于是继续与李陵作战。最后李陵寡不敌众，只剩了四百多汉兵突围出来。李陵被匈奴逮住，投降了。　大臣们都谴责李陵不该贪生怕死，向匈奴投降。汉武帝问太史令司马迁，听听他的意见。　司马迁说：“李陵带去的步兵不满五千，他深入到敌人的腹地，打击了几万敌人。他虽然打了败仗，可是杀了这么多的敌人，也可以向天下人交代了。李陵不肯马上去死，准有他的主意。他一定还想将功赎罪来报答皇上。”　汉武帝听了，认为司马迁这样为李陵辩护，是有意贬低李广利（李广利是汉武帝宠妃的哥哥），勃然大怒，说：“你这样替投降敌人的人强辩，不是存心反对朝廷吗？”他就把司马迁下了监狱，交给廷尉审问。司马迁被关进监狱以后，案子落到了当时名声很臭的酷吏杜周手中，杜周严刑审讯司马迁，司马迁忍受了各种肉体和精神上的残酷折磨。面对酷吏，他始终不屈服，也不认罪。司马迁在狱中反复不停地问自己：“这是我的罪吗？这是我的罪吗？我一个做臣子的，就不能发表点意见？”不久，有传闻说李陵曾带匈奴兵攻打汉朝。汉武帝信以为真，便草率地处死了李陵的母亲、妻子和儿子。司马迁也因此事被判了死刑。第二年汉武帝杀了李陵全家，处司马迁以腐刑。腐刑是个奇耻大辱，污及先人，见笑亲友。司马迁在狱中，又备受凌辱，“交手足，受木索，暴肌肤，受榜棰，幽于圜墙之中，当此之时，见狱吏则头抢地，视徒隶则心惕息”（司马迁《报任安书》）。几乎断送了性命。他本想一死，但想到自己多年搜集资料，说：“人固有一死，或重于泰山，或轻于鸿毛。”要写部有关历史书的夙愿，因此为了完成《史记》的写作，忍辱负重，希望出现一线转机。　公元前96年（太始元年）汉武帝改元大赦天下。这时司马迁50岁，出狱后当了中书令，在别人看来，也许是“尊宠任职”，但是，他还是专心致志写他的书。直到公元前91年（征和二年），《史记》全书完成，共得130篇，52万余言。[5]

编辑本段大事年表

　　公元前145年（汉景帝中元五年）　司马迁生于龙门。　公元前140年（汉武帝建元元年） 6岁，在故乡读书。　父亲司马谈任太史令。《太史公自序》：“谈为太史公，仕于建元元封之间。太史公既掌天官，不治民。”　公元前136年（建元五年） 10岁，在故乡。　《太史公自序》：“耕牧河山之阳，年十岁，则诵古文。”按：司马迁10岁左右，即在故乡过着半耕半读的生活。　公元前135年（建元六年） 11岁。　窦太后死，汉地区冲突罢绌老刑名百家之言，重新发动尊儒。一说司马迁出生于这一年。　公元前134年（汉武帝元光元年） 12岁。　是年董仲舒上“天人三策”。汉武帝罢黜百家，独尊儒术。司马迁时在夏阳耕读，时在长安求学。　公元前127年（汉武帝元年朔二年） 19岁，从夏阳迁居长安。　汉武帝从主父偃建议迁民于茂陵。司马迁随家迁于京城。从孔安国学《尚书》，从董仲舒学《春秋》。孔安国为侍中。　公元前126年（元朔三年） 20岁，游历各地。　司马迁漫游江淮，到会稽，渡沅江、湘江，向北过汶水、泗水，于鲁地观礼，向南过薛（今山东滕县东南）、彭城，寻访楚汉相争遗迹传闻，经过大梁，而归长安，历时数年，为协助父亲著作史记做准备。　公元前124年（元朔五年） 22岁。　公孙弘为丞相，请为博士置弟子员五十人。司马迁得补博士弟子员。　公元前123年（元朔六年） 23岁，为郎中。　以考试成绩优异为郎中，即皇帝的侍卫官。　公元前122年（汉武帝元狩元年） 24岁，为郎中。　司马迁侍从武帝巡视至雍，祭祀五。获白麟。司马谈始修《太史公书》。　《史记》原计划记事止于此年。 《史记》

[6]《太史公自序》：“述陶唐以来，至于麟止。”扣来司马迁修改下限述于太初末年。　公元前119年（元狩五年） 28岁，为郎中。　汉武帝游鼎湖，至甘泉（今陕西淳化县境内），司马迁以郎中身分侍从。　公元前113年（汉武帝元鼎四年） 33岁，为郎中。　随汉武帝祭祀五帝到雍（今陕西凤翔县），到河东（今山西夏县东北）。　有司与太史公司马谈、祠官宽舒议祭祀后祠。始立后土祠于汾阴（今山西万荣县）。冬十月，“武帝自夏阳东幸汾阴”，司马适随武帝回夏阳故乡。　公元前112年（元鼎五年） 34岁，为郎中。　冬十月，司马迁以侍中身分侍从汉武帝巡行至西北的扶风、平凉、空峒。　太史公谈、词官宽舒等向武帝建议立泰 坛。太史公谈议泰 典礼。　公元前111年（元鼎六年） 35岁，为郎中将。　汉武帝与公卿、诸生议泰山禅。司马迁受命为郎中将以皇帝特使身份奉使西征巴蜀以南，到达邛（今四川西昌一带）、笮（今四川汉源一带）、昆明（今云南曲靖一带），安抚西南少数民族，设置五郡。　公元前110年（汉武帝元封元年） 36岁，为郎中。　汉武帝前入泰山封禅，太史公司马谈随行，至周南（今河南洛阳）而病危。司马迁自西南归，见父于周南。谈临终嘱司马迁继孔子而续《春秋》。　司马迁以郎中身分侍从汉武帝至泰山，又至海边，自碣石至辽西。又经北边、九原（今包头市西），五月回到甘泉。　公元前109年（元封二年） 37岁，为郎中。　春，司马迁随汉武帝到缑氏（今河南偃师），又到东莱。四月，黄河决口，司马迁从武帝至濮阳瓠子决口处，与群臣从官负薪塞黄河决口。　公元前108年（元封三年） 38岁，为太史令。　继父职为太史令。《太史公自序》：“太史公卒三岁，而迁为太史令，绅石室金匮之书。”与朋友挚峻书信往还，勉励其抛弃隐居生活，立志于事业，从而立德、立言、立功。　公元前107年（元封四年） 39岁，为太史令。　冬十月，司马迁随汉武帝至雍，祭祀五帝。经回中道，批出萧关（今宁夏固原县东南），经涿鹿，从代地（今河北蔚县）而还，经河东回长安。　公元前106年（元封五年） 40岁，为太史令。　冬，司马迁随武帝至南郡盛唐（庐江），望祭虞舜于九嶷山，自寻阳（今湖北黄梅县西南）过长江，登庐山，北至琅琊（今山东诸城），增封泰山，沿海而行。　公元前105年（元封六年） 41岁，为太史令。　冬，司马迁随汉武帝行至回中（今陕西陇县西北）。三月，经夏阳至河东，祭于后土祠。　公元前104年（汉武帝太初元年） 42岁，为太史令。　司马迁与上大夫壶遂等制定《太初历》，汉武帝宣布废《颛顼历》，改用此历法。太初历对后代有极大影响。　冬十月司马迁随武帝祭泰山。　司马迁开始著述《史记》。　公元前103年（太初二年） 43岁，为太史令。　司马迁专心著述。　“绝宾客之知，忘室家之业，日夜思竭其不肖之材力，务一心营职。”　公元前100年（汉武帝开汉元年） 46岁，为太史令。　苏武出使匈奴被扣，武帝发兵讨伐匈奴。　李陵为将，请“自当一队”。　公元前99年（天汉二年） 47岁，为太史令。　三月，司马迁随汉武帝至河东，祭祀后土。　十一月，李陵战败被匈奴俘虏，司马迁因替李陵讲公道话，而被捕入狱，判死刑。　公元前98年（天汉三年） 48岁。　李陵被灭族。　司马迁为著作史记而忍辱苟活，自请宫刑。　《悲士不遇赋》约作于是年。　公元前97年（汉武帝天汉四年） 49岁，为中书令。　被赦出狱，任中书令。《汉书·司马迁传》：“迁既刑之后，为中书令，尊宠任职。”发愤著史记。　公元前93年（太始四年） 53岁，为中书令。　任安（少卿）此年四、五月间有信给司马迁。　公元前91年（汉武帝征和二年） 55岁，为中书令。　《报任少卿书》作于是年。　完成《史记》。《报任少卿书》说：“仆近自托于无能之辞，网罗天下放失旧闻，考之行事，稽其成改败兴坏之理，凡百三十篇。”“仆诚已著此书，藏之名山，传之其人。”　汉武帝患病，奸臣江充谎称宫中有人埋设木偶诅咒武帝，武帝命江充查抄。江充与太子有矛盾，勒逼皇后自杀，并要挟太子。太子杀死江充，武帝发兵讨伐太子，太子起兵反抗，兵败逃亡自杀。此即为历史上有名的巫蛊案。　公元前90年（征和三年） 56岁。　司马迁约死于这一年。死因不明。　一说司马迁死于公元前87年（汉武帝后元二年）， 又一说死于公元前86年（汉昭帝始元元年）。　《汉书·旧仪注》：“司马迁作《景帝本纪》极言其短，及武帝过，武帝怒而削去之，后坐举李陵，陵降匈奴，故下迁蚕室，有怨言，下狱死。”郭沫若《关于司马迁的死》：“下狱死事，必世有流传，故卫宏、葛洪均笔之于书，谅不能无中生有，以歪曲史实”。[7]

编辑本段存世作品

　　《史记》（原名《太史公书》，共一百三十篇，五十二万六千五百字，包括十二本纪、十表、八书、三十世家和七十列传）　《悲士不遇赋》（约二百字，是否全文，无从考察）　《报任安书》（又名《报任少卿书》，全文约五千字，是研究司马迁生平思想的重要资料）[8]

编辑本段星象成就

　　在两汉时 司马迁题跋像

[9]期的星象家中，首先要提出司马迁。大家都知道司马迁是一个伟大的史学家，而不知他也是一位对天文星象精到造诣的专家。其实只要仔细读其《史记》的《天官书》《律书》《历书》就可明白称他为天文星家专家决非虚誉。像司马迁这样博大精深的文学大师，绝对不会自划范围，限制自己的知识体系和探索领域。古代的史官本来以星历之事为其本职之一，故精通星象之学也不足为奇。不过司马迁能用史学家的高赡远瞩的眼光，把星象学与历史问题结合起来以究天人之际通古今之变，这可是其他星象家和史学家皆望尘莫及的高明之处。司马迁并末用星象学去占测具体的人事变异，而是用来总结历史规律，这不能不说是他对星系学的创造性应用。

列传·卷二十三

魏徵等

○明克让

明克让，字弘道，平原鬲人也。父山宾，梁侍中。克让少好儒雅，善谈论，博 涉书史，所览将万卷。《三礼》礼论，尤所研精，龟策历象，咸得其妙。年十四， 释褐湘东王法曹参军。时舍人朱异在仪贤堂讲《老子》，克让预焉。堂边有修竹， 异令克让咏之。克让揽笔辄成，其卒章曰：“非君多爱赏，谁贵此贞心。”异甚奇 之。仕历司徒祭酒、尚书都官郎中、散骑侍郎，兼国子博士、中书侍郎。梁灭，归 于长安，周明帝引为麟趾殿学士，俄授著作上士，转外史下大夫，出为卫王友，历 汉东、南陈二郡守。武帝即位，复征为露门学士，令与太史官属正定新历。拜仪同 三司，累迁司调大夫，赐爵历城县伯，邑五百户。高祖受禅，拜太子内舍人，转率 更令，进爵为侯。太子以师道处之，恩礼甚厚。每有四方珍味，辄以赐之。于时东 宫盛征天下才学之士，至于博物洽闻，皆出其下。诏与太常牛弘等修礼议乐，当朝 典故多所裁正。开皇十四年，以疾去官，加通直散骑常侍。卒，年七十。上甚伤惜 焉，赙物五百段，米三百石。太子又赠绢布二千匹，钱十万，朝服一具，给棺椁。 著《孝经义疏》一部，《古今帝代记》一卷，《文类》四卷，《续名僧记》一卷， 集二十卷。

子余庆，官至司门郎。越王侗称制，为国子祭酒。

○魏澹

魏澹，字彦深，巨鹿下曲阳人也。祖鸾，魏光州刺史。父季景，齐大司农卿， 称为着姓，世以文学自业。澹年十五而孤，专精好学，博涉经史，善属文，词采赡 逸。齐博陵王济闻其名，引为记室。及琅邪王俨为京畿大都督，以澹为铠曹参军， 转殿中侍御史。寻与尚书左仆射魏收、吏部尚书阳休之、国子博士熊安生同修《五 礼》。又与诸学士撰《御览》，书成，除殿中郎中、中书舍人。复与李德林俱修国 史。周武帝平齐，授纳言中士。及高祖受禅，出为行台礼部侍郎。寻为散骑常侍、 聘陈主使。还除太子舍人。废太子勇深礼遇之，屡加优锡，令注《庾信集》，复撰 《笑苑》、《词林集》，世称其博物。数年，迁著作郎，仍为太子学士。

高祖以魏收所撰书褒贬失实，平绘为《中兴书》事不伦序，诏澹别成《魏史》。 澹自道武下及恭帝，为十二纪，七十八传，别为史论及例一卷，并《目录》合九十 二卷。澹之义例与魏收多所不同：

其一曰，臣闻天子者，继天立极，终始绝名。故《谷梁传》曰：“太上不名。” 《曲礼》曰：“天子不言出，诸侯不生名。”诸侯尚不生名，况天子乎！若为太子， 必须书名。良由子者对父生称，父前子名，礼之意也。是以桓公六年九月丁卯，子 同生，《传》曰：“举以太子之礼。”杜预注云：“桓公子庄公也。”十二公唯子 同是嫡夫人之长子，备用太子之礼，故史书之于策。即位之日，尊成君而不名， 《春秋》之义，圣人之微旨也。至如马迁，周之太子并皆言名，汉之储两俱没其讳， 以尊汉卑周，臣子之意也。窃谓虽立此理，恐非其义。何者？《春秋》、《礼记》， 太子必书名，天王不言出。此仲尼之褒贬，皇王之称谓，非当时与异代遂为优劣也。 班固、范晔、陈寿、王隐、沈约参差不同，尊卑失序。至于魏收，讳储君之名，书 天子之字，过又甚焉。今所撰史，讳皇帝名，书太子字，欲以尊君卑臣，依《春秋》 之义也。

其二曰，五帝之圣，三代之英，积德累功，乃文乃武，贤圣相承，莫过周室， 名器不及后稷，追谥止于三王，此即前代之茂实，后人之龟镜也。魏氏平文以前， 部落之君长耳。太祖远追二十八帝，并极崇高，违尧舜 ，越周公典礼。但道武 出自结绳，未师典诰，当须南、董直笔，裁而正之。反更饰非，言是观过，所谓决 渤澥之水，复去堤防，襄陵之灾，未可免也。但力微天女所诞，灵异绝世，尊为始 祖，得礼之宜。平文、昭成雄据塞表，英风渐盛，图南之业，基自此始。长孙斤之 乱也，兵交御坐，太子授命，昭成获免。道武此时，后缗方娠，宗庙复存，社稷有 主，大功大孝，实在献明。此之三世，称谥可也。自兹以外，未之敢闻。

其三曰，臣以为南巢桀亡，牧野纣灭，斩以黄钺，悬首白旗，幽王死于骊山， 厉王出奔于彘，未尝隐讳，直笔书之，欲以劝善惩恶，贻诫将来者也。而太武、献 文并皆非命，前史立纪，不异天年，言论之间，颇露首尾。杀主害君，莫知名姓， 逆臣贼子，何所惧哉！君子之过，如日月之食，圆首方足，孰不瞻仰？况复兵交御 坐，矢及王屋，而可隐没者乎！今所撰史，分明直书，不敢回避。且隐、桓之死， 闵、昭杀逐，丘明据实叙于经下，况复悬隔异代而致依违哉！

其四曰，周道陵迟，不胜其敝，楚子亲问九鼎，吴人来征百牢，无君之心，实 彰行路，夫子刊经，皆书曰卒。自晋德不竞，宇宙分崩，或帝或王，各自署置。当 其生日，聘使往来，略如敌国，及其终也，书之日死，便同庶人。存没顿殊，能无 怀愧！今所撰史，诸国凡处华夏之地者，皆书曰卒，同之吴、楚。

其五曰，壶遂发问，马迁答之，义已尽矣。后之述者，仍未领悟。董仲舒、司 马迁之意，本云《尚书》者，隆平之典，《春秋》者，拨乱之法，兴衰理异，制作 亦殊。治定则直叙钦明，世乱则辞兼显晦，分路命家，不相依放。故云“周道废， 《春秋》作焉，尧、舜盛，《尚书》载之”是也。“汉兴以来，改正朔，易服色， 臣力诵圣德，仍不能尽，余所谓述故事，而君比之《春秋》，谬哉”。然则纪传之 体出自《尚书》，不学《春秋》，明矣。而范晔云：“《春秋》者，文既总略，好 失事形，今之拟作，所以为短。纪传者，史、班之所变也，网罗一代，事义周悉， 适之后学，此焉为优，故继而述之。”观晔此言，岂直非圣人之无法，又失马迁之 意旨。孙盛自谓钻仰具体而放之。魏收云：“鲁史既修，达者贻则，子长自拘纪传， 不存师表，盖泉源所由，地非企及。”虽复逊辞畏圣，亦未思纪传所由来也。

澹又以为司马迁创立纪传以来，述者非一，人无善恶，皆为立论。计在身行迹， 具在正书，事既无奇，不足惩劝。再述乍同铭颂，重叙唯觉繁文。案丘明亚圣之才， 发扬圣旨，言“君子曰”者，无非甚泰，其间寻常，直书而已。今所撰史，窃有慕 焉，可为劝戒者，论其得失，其无损益者，所不论也。

澹所著《魏书》，甚简要，大矫收、绘之失。上览而善之。未几，卒，时年六 十五。有《文集》三十卷行于世。子信言，颇知名。

澹弟彦玄，有文学，历扬州总管府记室、洧州司马。有子满行。

○陆爽侯白

陆爽，字开明，魏郡临漳人也。祖顺宗，魏南青州刺史。父概之，齐霍州刺史。 爽少聪敏，年九岁就学，日诵二千余言。齐尚书仆射杨遵彦见而异之，曰：“陆氏 代有人焉。”年十七，齐司州牧、清河王岳召为主簿。擢殿中侍御史，俄兼治书， 累转中书侍郎。及齐灭，周武帝闻其名，与阳休之、袁叔德等十余人俱征入关。诸 人多将辎重，爽独载书数千卷。至长安，授宣纳上士。高祖受禅，转太子内直监， 寻迁太子洗马。与左庶子宇文恺等撰《东宫典记》七十卷。朝廷以其博学有口辩， 陈人至境，常令迎劳。开皇十一年，卒官，时年五十三，赠上仪同、宣州刺史，赐 帛百匹。

子法言，敏学有家风，释褐承奉郎。初，爽之为洗马，尝奏高祖云：“皇太子 诸子未有嘉名，请依《春秋》之义，更立名字。”上从之。及太子废，上追怒爽云： “我孙制名，宁不自解？陆爽乃尔多事！扇惑于勇，亦由此人。其身虽故，子孙并 宜屏黜，终身不齿。”法言竟坐除名。

爽同郡侯白，字君素，好学有捷才，性滑稽，尤辩俊。举秀才，为儒林郎。通 侻不恃威仪，好为诽谐杂说，人多爱狎之，所在之处，观者如市。杨素甚狎之。素 尝与牛弘退朝，白谓素曰：“日之夕矣。”素大笑曰：“以我为牛羊下来邪？”高 祖闻其名，召与语，甚悦之，令于秘书修国史。每将擢之，高祖辄曰：“侯白不胜 官”而止。后给五品食，月余而死，时人伤其薄命。著《旌异记》十五卷，行于世。

○杜台卿

杜台卿，字少山，博陵曲阳人也。父弼，齐卫尉卿。台卿少好学，博览书记， 解属文。仕齐奉朝请，历司空西合祭酒、司徒户曹、著作郎、中书黄门侍郎。性儒 素，每以雅道自居。及周武帝平齐，归于乡里，以《礼记》、《春秋》讲授子弟。 开皇初，被征入朝。台卿尝采《月令》，触类而广之，为书名《玉烛宝典》十二卷。 至是奏之，赐绢二百匹。台卿患聋，不堪吏职，请修国史。上许之，拜著作郎。十 四年，上表请致仕，敕以本官还第。数载，终于家。有集十五卷，撰《齐记》二十 卷，并行于世。无子。

有兄蕤，学业不如台卿，而干局过之。仕至开州刺史。子公赡，少好学，有家 风，卒于安阳令。公赡子之松，大业中，为起居舍人。

○辛德源

辛德源，字孝基，陇西狄道人也。祖穆，魏平原太守。父子馥，尚书右丞。德 源沉静好学，年十四，解属文。及长，博览书记，少有重名。齐尚书仆射杨遵彦、 殿中尚书辛术皆一时名士，见德源，并虚襟礼敬，因同荐之于文宣帝。起家奉朝请， 后为兼员外散骑侍郎，聘梁使副。后历冯翊、华山二王记室。中书侍郎刘逖上表荐 德源曰：“弱龄好古，晚节逾厉，枕藉六经，渔猎百氏。文章绮艳，体调清华，恭 慎表于闺门，谦捴著于朋执。实后进之辞人，当今之雅器。必能效节一官，骋足千 里。”由是除员外散骑侍郎，累迁比部郎中，复兼通直散骑常侍。聘于陈，及还， 待诏文林馆，除尚书考功郎中，转中书舍人。及齐灭，仕周为宣纳上士。因取急诣 相州，会尉迥作乱，以为中郎。德源辞不获免，遂亡去。高祖受禅，不得调者久之， 隐于林虑山，郁郁不得志，著《幽居赋》以自寄，文多不载。德源素与武阳太守卢 思道友善，时相往来。魏州刺史崔彦武奏德源潜为交结，恐其有奸计。由是谪令从 军讨南宁，岁余而还。秘书监牛弘以德源才学显著，奏与著作郎王劭同修国史。德 源每于务隙撰《集注春秋三传》三十卷，注扬子《法言》二十三卷。蜀王秀闻其名 而引之，居数岁，奏以为掾。后转咨议参军，卒官。有集二十卷，又撰《政训》、 《内训》各二十卷。有子素臣、正臣，并学涉有文义。

○柳{巧言}

柳{巧言}，字顾言，本河东人也，永嘉之乱，徙家襄阳。祖惔，梁侍中。父晖， 都官尚书。抃少聪敏，解属文，好读书，所览将万卷。仕梁，释褐著作佐郎。后萧 詧据荆州，以为侍中，领国子祭酒、吏部尚书。及梁国废，拜开府、通直散骑常侍， 寻迁内史侍郎。以无吏干去职，转晋王咨议参军。王好文雅，招引才学之士诸葛颍、 虞世南、王胄、朱玚等百余人以充学士，而抃为之冠。王以师友处之，每有文什， 必令其润色，然后示人。尝朝京师还，作《归籓赋》，命抃为序，词甚典丽。初， 王属文，为庾信体，及见抃已后，文体遂变。仁寿初，引抃为东宫学士，加通直散 骑常侍，检校洗马，甚见亲待。每召入卧内，与之宴谑。抃尤俊辩，多在侍从，有 所顾问，应答如响。性又嗜酒，言杂诽谐，由是弥为太子之所亲狎。以其好内典， 令撰《法华玄宗》，为二十卷，奏之。太子览而大悦，赏赐优洽，侪辈莫与为比。 炀帝嗣位，拜秘书监，封汉南县公。帝退朝之后，便命入阁，言宴讽读，终日而罢。 帝每与嫔后对酒，时逢兴会，辄遣命之至，与同榻共席，恩若友朋。帝犹恨不能夜 召，于是命匠刻木偶人，施机关，能坐起拜伏，以像于抃。帝每在月下对酒，辄令 宫人置之于座，与相酬酢，而为欢笑。从幸扬州，遇疾卒，年六十九。帝伤惜者久 之，赠大将军，谥曰康。撰《晋王北伐记》十五卷，有集十卷，行于世。

○许善心

许善心，字务本，高阳北新城人也。祖懋，梁太子中庶子，始平、天门二郡守、 散骑常侍。父亨，仕梁至给事黄门侍郎，在陈历羽林监、太中大夫、卫尉卿，领大 著作。善心九岁而孤，为母范氏所鞠养。幼聪明有思理，所闻辄能诵记，多闻默识， 为当世所称。家有旧书万余卷，皆遍通涉。十五解属文，笺上父友徐陵，陵大奇之， 谓人曰：“才调极高，此神童也。”起家除新安王法曹。太子詹事江总举秀才，对 策高第，授度支郎中，转侍郎，补撰史学士。祯明二年，加通直散骑常侍，聘于隋。 遇高祖伐陈，礼成而不获反命，累表请辞。上不许，留絷宾馆。及陈亡，高祖遣使 告之。善心衰服号哭于西阶之下，藉草东向，经三日。敕书唁焉。明日，有诏就馆， 拜通直散骑常侍。赐衣一袭。善心哭尽哀，入房改服，复出北面立，垂涕再拜受诏。 明日乃朝，伏泣于殿下，悲不能兴。上顾左右曰：“我平陈国，唯获此人。既能怀 其旧君，即是我诚臣也。”敕以本官直门下省，赐物千段，皁马二十匹。从幸太山， 还授虞部侍郎。

十六年，有神雀降于含章闼，高祖召百官赐宴，告以此瑞。善心于座请纸笔， 制《神雀颂》，其词曰：

臣闻观象则天，乾元合其德，观法审地，域大表其尊。雨施云行，四时所以生 杀，川流岳立，万物于是裁成。出震乘离之君，纪雁司凤之后，玉锤玉斗而降，金 版金縢以传。并陶冶性灵，含煦动植，眇玄珠于赤水，寂明镜乎虚堂。莫不景福氤 氲，嘉贶’集，驰声南董，越响《云》《韶》。粤我皇帝之君临，阐大方，抗太极， 负凤邸，据龙图。不言行焉，摄提建指，不肃清焉，喉铃启闭。括地复夏，截海翦 商，就望体其尊，登咸昌其会。绵区浃宇，遐至迩安，腾实飞声，直畅傍施。无体 之礼，威仪布政之宫，无声之乐，缀兆总章之观。上庠养老，躬问百年，下土字民， 心为百姓。月栖日浴，热坂寒门，吹鳞没羽之荒，赤蛇青马之裔，解辫请吏，削衽 承风。岂止呼韩北场，頫勒狼居之岫，熄慎南境，近表不耐之城。故使天弗爱道， 地宁吝宝，川岳展异，幽明效灵。狎素游赪，团膏漱醴，半景青赤，孳历亏盈。足 足怀仁，般般扰义，祥祐之来若此，升隆之化如彼。而登封盛典，云亭伫白检之仪， 致治成功，柴燎靡玄珪之告。虽奉常定礼，武骑草文，天子抑而未行，推而不有。 允恭克让，其在斯乎？七十二君，信蔑如也！故神禽显贲，玄应特昭，白爵主铁豸 之奇，赤爵衔丹书之贵。班固《神爵》之颂，履武戴文，曹植《嘉爵》之篇，栖庭 集牖。未若于飞武帐，来贺文棕，刷采青蒲，将翱赤罽。玉几朝御，取玩轩楯之间， 金门旦开，兼留晕翟之鉴。终古旷世，未或前闻，福召冥征，得之兹日。岁次上章， 律谐大吕，玄枵会节，玄英统时。至尊未明求衣，晨兴于含章之殿。爰有瑞爵，翱 翔而下。载行载止，当扆宁而徐前，来集来仪，承轩墀而顾步。夫瑞者符也，明主 之休征；雀者爵也，圣人之大宝。谨案《考异邮》云：“轩辕有黄爵赤头，立日傍。” 占云：“土精之应。”又《礼稽命征》云：“祭祀合其宜，则黄爵集。”昔汉集泰 畤之殿，魏下文昌之宫，一见雍丘之祠，三入平东之府，并旁观回瞩，事陋人微， 奚足称矣。抑又闻之，不刳胎剖卵，则鸾凤驯鸣；不漉浸焚原，则螭龙盘蜿。是知 陛下止杀，故飞走宅心，皇慈好生，而浮潜育德。臣面奉纶綍，垂示休祥，预承嘉 宴，不胜藻跃。李虔僻处西土，陆机少长东隅，微臣惭于往贤，逢时盛乎曩代，辄 竭庸琐，敢献颂云：

太素式肇，大德资生，功玄不器，道要无名。质文鼎革，沿习因成，祥图瑞史， 赫赫明明。天保大定，于铄我君，武义乃武，文教惟文。横塞宇宙，旁凝射、汾， 轩物重造，姚风再薰。焕发王策，昭彰帝道，御地七神，飞天五老。山祗吐秘，河 灵孕宝，黑羽升坛，青鳞伏皁。丹乌流火，白雉从风，栖阿德劭，鸣岐祚隆。未如 神爵，近贺王宫，五灵何有，百福攸同。孔图献赤，荀文表白，节节奇音，行行瑞 迹。化玉黼扆，衔环陛戟，上天之命，明神所格。绥应在旃，伊臣预焉，永缉韦素， 方流管弦。颂歌不足，蹈儛无宣，臣拜稽首，亿万斯年。

颂成，奏之，高祖甚悦，曰：“我见神雀，共皇后观之。今旦召公等入，适述 此事，善心于座始知，即能成颂，文不加点，笔不停毫，常闻此言，今见其事。” 因赐物二百段。十七年，除秘书丞。于时秘藏图籍尚多淆乱，善心放阮孝绪《七录》， 更制《七林》，各为总叙，冠于篇首。又于部录之下，明作者之意，区分其类例焉。 又奏追李文博、陆从典等学者十许人，正定经史错谬。仁寿元年，摄黄门侍郎。二 年，加摄太常少卿，与牛弘等议定礼乐，秘书丞、黄门，并如故。四年，留守京师。 高祖崩于仁寿宫，炀帝秘丧不发，先易留守官人，出除岩州刺史。逢汉王谅反，不 之官。

大业元年，转礼部侍郎，奏荐儒者徐文远为国子博士，包恺、陆德明、褚徽、 鲁世达之辈并加品秩，授为学官。其年，副纳言杨达为冀州道大使，以称旨，赐物 五百段。左卫大将军宇文述每旦借本部兵数十人以供私役，常半日而罢。摄御史大 夫梁毗奏劾之。上方以腹心委述，初付法推，千余人皆称被役。经二十余日，法官 候伺上意，乃言役不满日，其数虽多，不合通计，纵令有实，亦当无罪。诸兵士闻 之，更云初不被役。上欲释之，付议虚实，百僚咸议为虚。善心以为述于仗卫之所 抽兵私役，虽不满日，阙于宿卫，与常役所部，情状乃殊。又兵多下番，散还本府， 分道追至，不谋同辞。今殆一月，方始翻覆，奸状分明，此何可舍。苏威、杨汪等 二十余人，同善心之议。其余皆议免罪。炀帝可免罪之奏。后数月，述谮善心曰： “陈叔宝卒，善心与周罗、虞世基、袁充、蔡征等同往送葬。善心为祭文，谓为 陛下，敢于今日加叔宝尊号。”召问有实，自援古例，事得释，而帝甚恶之。又太 史奏帝即位之年，与尧时符合，善心议，以国哀甫尔，不宜称贺。述讽御史劾之， 左迁给事郎，降品二等。四年，撰《方物志》奏之。七年，从至涿郡，帝方自御戎 以东讨，善心上封事忤旨，免官。其年复征为守给事郎。九年，摄左翊卫长史，从 渡辽，授建节尉。帝尝言及高祖受命之符，因问鬼神之事，敕善心与崔祖濬撰《灵 异记》十卷。

初，善心父撰著《梁史》，未就而殁。善心述成父志，修续家书，其《序传》 末，述制作之意曰：

谨案太素将萌，洪荒初判，乾仪资始，辰象所以正时，巛载厚生，品物于焉播 气。参三才而育德，肖二统而降灵。有人民焉，树之君长，有贵贱矣，为其宗极。 保上天之眷命，膺下土之乐推，莫不执大方，振长策，感召风云，驱驰英俊。干戈 揖让，取之也殊功，鼎玉龟符，成之也一致。革命创制，竹素之道稍彰，纪事记言， 笔墨之官渐著。炎农以往，存其名而漏其迹，黄轩以来，晦其文而显其用。登丘纳 麓，具训诰及典谟，贯昴入房，传夏正与殷祀。洎辨方正位，论时训功，南北左右， 兼四名之别，梼杌乘车，擅一家之称。国恶虽讳，君举必书，故贼子乱臣，天下大 惧，元龟明镜，昭然可察。及三郊递袭，五胜相沿，俱称百谷之主，并以四海自任， 重光累德，何世无哉！

逮有梁之君临天下，江左建国，莫斯为盛。受命在于一君，继统传乎四主，克 昌四十八载，余祚五十六年。武皇帝出自诸生，爰升宝历，拯百王之弊，救万姓之 危，反浇季之末流，登上皇之独道。朝多君子，野无遗贤，礼乐必备， 咸举。 弘深慈于不杀，济大忍于无刑，荡荡巍巍，可为称首。属阴戎入颍，羯胡侵洛，沸 腾碜黩，三季所未闻，扫地滔天，一元之巨厄。廊庙有序，翦成狐兔之场，珪帛有 仪，碎夫犬羊之手。福善积而身祸，仁义在而国亡。岂天道欤？岂人事欤？尝别论 之，在《序论》之卷。

先君昔在前代，早怀述作，凡撰《齐书》为五十卷；《梁书》纪传，随事勒成， 及阙而未就者，《目录》注为一百八卷。梁室交丧，坟籍销尽。冢壁皆残，不准无 所盗，帷囊同毁，陈农何以求！秦儒既坑，先王之道将坠，汉臣徒请，口授之文亦 绝。所撰之书，一时亡散。有陈初建，诏为史官，补阙拾遗，心识口诵。依旧目录， 更加修撰，且成百卷，已有六帙五十八卷，上秘阁讫。

善心早婴荼蓼，弗荷薪构，太建之末，频抗表闻，至德之初，蒙授史任。方愿 油素采访，门庭记录，俯励弱才，仰成先志；而单宗少强近，虚室类原、颜，退屏 无所交游，栖迟不求进益。假班嗣之书，徒闻其语，给王隐之笔，未见其人。加以 庸琐凉能，孤陋末学，忝职郎署，兼撰《陈史》，致此书延时，未即成续。祯明二 年，以台郎入聘，值本邑沦覆，他乡播迁，行人失时，将命不复。望都亭而长恸， 迁别馆而悬壶。家史旧书，在后焚荡。今止有六十八卷在，又并缺落失次。自入京 已来，随见补葺，略成七十卷。《四帝纪》八卷，《后妃》一卷，《三太子录》一 卷，为一帙十卷。《宗室王侯列传》一帙十卷。《具臣列传》二帙二十卷。《外戚 传》一卷，《孝德传》一卷，《诚臣传》一卷，《文苑传》二卷，《儒林传》二卷， 《逸民传》一卷，《数术传》一卷，《籓臣传》一卷，合一帙十卷。《止足传》一 卷，《列女传》一卷，《权幸传》一卷，《羯贼传》二卷，《逆臣传》二卷，《叛 臣传》二卷，《叙传论述》一卷，合一帙十卷。凡称史臣者，皆先君所言，下称名 案者，并善心补阙。别为《叙论》一篇，托于《叙传》之末。

十年，又从至怀远镇，加授朝散大夫。突厥围雁门，摄左亲卫武贲郎将，领江 南兵宿卫殿省。驾幸江都郡，追叙前勋，授通议大夫。诏还本品，行给事郎。十四 年，化及杀逆之日，隋官尽诣朝堂谒贺，善心独不至。许弘仁驰告之曰：“天子已 崩，宇文将军摄政，合朝文武莫不咸集。天道人事，自有代终，何预于叔而低徊若 此！”善心怒之，不肯随去。弘仁反走上马，泣而言曰：“将军于叔全无恶意，忽 自求死，岂不痛哉！”还告唐奉义，以状白化及，遣人就宅执至朝堂。化及令释之， 善心不舞蹈而出。化及目送之曰：“此人大负气。”命捉将来，骂云：“我好欲放 你，敢如此不逊！”其党辄牵曳，因遂害之，时年六十一。及越王称制，赠左光禄 大夫、高阳县公，谥曰文节。

善心母范氏，梁太子中舍人孝才之女，少寡养孤，博学有高节。高祖知之，敕 尚食每献时新，常遣分赐。尝诏范入内，侍皇后讲读，封永乐郡君。及善心遇祸， 范年九十有二，临丧不哭，抚柩曰：“能死国难，我有儿矣。”因卧不食，后十余 日亦终。

○李文博

博陵李文博，性贞介鲠直，好学不倦，至于教义名理，特所留心。每读书至治 乱得失，忠臣列士，未尝不反复吟玩。开皇中，为羽骑尉，特为吏部侍郎薛道衡所 知，恒令在听事帷中披检书史，并察己行事。若遇治政善事，即抄撰记录，如选用 疏谬，即委之臧否。道衡每得其语，莫不欣然从之。后直秘书内省，典校坟籍，守 道居贫，晏如也。虽衣食乏绝，而清操逾厉，不妄通宾客，恒以礼法自处，侪辈莫 不敬惮焉。道衡知其贫，每延于家，给以资费。文博商略古今，治政得失，如指诸 掌，然无吏干。稍迁校书郎。后出为县丞，遂得下考，数岁不调。道衡为司隶大夫， 遇之于东都尚书省，甚嗟愍之，遂奏为从事。因为齐王司马李纲曰：“今日遂遇文 博，得奏用之。”以为欢笑。其见赏知音如此。在洛下，曾诣房玄龄，相送于衢路。 玄龄谓之曰：“公生平志尚，唯在正直，今既得为从事，故应有会素心。比来激浊 扬清，所为多少？”文博遂奋臂厉声曰：“夫清其流者必洁其源，正其末者须端其 本。今治源混乱，虽日免十贪郡守，亦何所益！”其瞽直疾恶，不知忌讳，皆此类 也。于时朝政浸坏，人多赃贿，唯文博不改其操，论者以此贵之。遭离乱播迁，不 知所终。

初，文博在内校书，虞世基子亦在其内，盛饰容服，而未有所却。文博因从容 问之年纪，答云：“十八。”文博乃谓之曰：“昔贾谊当此之年，议论何事？君今 徒事仪容，故何为者！”又秦孝王妃生男，高祖大喜，颁赐群官各有差。文博家道 屡空，人谓其悦，乃云：“赏罚之设，功过所归，今王妃生男，于群官何事，乃妄 受赏也！”其循名责实，录过计功，必使赏罚不滥，功过无隐者皆尔。文博本为经 学，后读史书，于诸子及论尤所该洽。性长议论，亦善属文，著《治道集》十卷， 大行于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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黑白分明代表数字几1一16——答案：8。

黑白分明

hēi bái fēn míng

解释黑色与白色对比鲜明。比喻事非界限很清楚。也形容字迹、画面清楚。

出处汉·董仲舒《春秋繁露·保位权》：“黑白分明，然后民知所去就。”

结构主谓式。

用法多含褒义。比喻两者反差极大；好坏区分明显。也形容字迹、画面清楚。一般作谓语、定语。

正音分；不能读作“fèn”。

辨形明；不能写作“名”。

近义词泾渭分明、一清二楚

反义词不分皂白、混淆是非、颠倒黑白

辨析～和“是非分明”；都可指对是非、好坏能分得清楚。但～还可指字迹、图画等清晰明朗。

例句再翻下去就是穆时英先生的《墨绿衫的**》里；有三幅插画；有些像麦绥莱勒的手笔；～。

孔子思想核心的问题，是孔子研究中的最大问题。理论界对此的说法已不下十种，几乎穷尽了孔子思想的全部范畴，如：“礼”说，“仁”说，“忠君”说，“三纲”说，“孝”说，“仁孝”说，“忠恕”说，“中庸”说，“仁恕”说等，其中以“礼”说和“仁”说的影响较大。

一、“礼是孔子思想核心”说之商榷

“礼是孔子思想核心”说，在现代的主要代表是蔡尚思先生，这里就想以蔡先生的观点为例来探讨。

如蔡先生的主要根据是：“孔子生长于鲁国，‘周礼在鲁’。孔子从少好礼，入周公庙问礼，而成为名闻天下的礼教家”；孔子还常说：“夏礼，吾能言之，杞不足征也；殷礼，吾能言之，宋不足征也”；“殷因于夏礼，所损益可知也；周因于殷礼，所损益可知也”等；“孔子主张以礼治国，如说：‘礼让为国’，‘齐之以礼’”；“教育宗旨最重礼”，“强调‘不学礼，无以立’”；“以为礼的根本一直相因不变，礼的枝叶可以有所损益，周礼虽到百世也不会变革”；乃至经常批评别人不守礼，并主张“克己复礼”等；许多后儒如司马迁、柳宗元、张载、朱熹、顾炎武、王船山、颜元、阮元、章学诚、陈沣、张謇等，“都看出礼是孔子的中心思想”。（1）

笔者认为，以上蔡先生所言均属事实，但这都值得商榷。第一，“孔子从小学礼，知礼，立于礼”与其思想的核心无因果关系。孔子生当重礼时代，他不学礼学什么？他从小学礼，难道将来其思想核心就一定是礼吗？

第二，“以礼治国”不是孔子的发明。这里先要解决几个问题：1、中国历史上有无数个孔子，有现实存在的孔子和被后人加工了的孔子，我们现在研究的是哪一个孔子？回答应当是春秋后期现实存在的孔子。2、春秋后期现实存在的孔子至少又要一分为三：作为政治家的孔子、作为思想家的孔子和作为教育家的孔子，我们现在研究的又是哪一个孔子？回答只能是作为思想家的孔子。3、如果我们现在研究的是作为思想家的孔子，那么判定一个思想家的思想核心的思想标准是什么？是看他从前人那里接受或继承了什么思想呢？还是看他自己创立了什么新思想？回答显然是以他自己创立的新思想为准。只有他自己创立的新思想，才是他思想的真正精髓。如果说判定一个思想家的思想核心应以他自己创立的新思想为准，那么蔡先生所引孔子对礼的全部论述都成了一纸空文，因为这些观点均不出自孔子，都是他前人的思想。如以《左传》为例：1、“礼让为国”。桓公二年载：师服说：“礼以体政”；僖公十一年载：内史过说：“礼，国之干也”等；2“教育宗旨最重礼”。昭公七年载：当年孟僖子办学时，教育宗旨就是礼；他只开一门课，就是教礼；还告戒学生说：“礼，人之干也；无礼，无以立”；3、“周礼虽到百世也不会变革”。昭公二十六年载：晏子说：“礼之可以为国也久矣，与天地并”；4、“批评他人不守礼”。如僖公三十二年载：王孙满说：“秦师轻而无礼，必败，轻则寡谋，无礼则脱，入险而脱，又不能谋，能无败乎？”5、“克己复礼”。昭公十二年载：孔子自己就说过：“古也有志：‘克己复礼，仁也。’”由此可见，孔子关于礼的主要思想无不来自前人，它根本不是孔子本人的思想，不能作为孔子思想的核心。

第三，“许多后儒都看出礼是孔子的中心思想”不等于此说已成定论。这里蔡先生所举的人虽多，但笔者只想举一个人，即能说明问题。这个人是谁呢？就是孟子。孟子是公认的亚圣，名字长期与孔子相并，只有他最了解孔子和孔子思想的核心。孟子之所以为孟子，在于他压根儿就没有发展孔子的礼，而是发展了“仁”，“仁政”是孟子思想的核心。如果蔡先生硬要将礼作为孔子思想的核心，“孔孟之道”又该作何解释？

二、“仁是孔子思想核心”说以往论证之献疑

“仁是孔子思想的核心”说，在现代的主要代表是匡亚明先生，这里就想以匡先生的观点为例来探讨。

如匡先生认为：“在《论语》中仁字出现109次，礼字出现75次，可见仁在孔子学说中的重要”；“孔子的仁包含哪几层意义？最通常的意思仍然是爱人……樊迟问仁。子曰：‘爱人’”；“仁的另一层意思是修身，是对道德准则的遵从……颜渊问仁。子曰：‘克己复礼为仁’”；“孔子说：‘仁者人也’……孟子说：‘仁也者人也’……这是仁的第三层意思，是作为孔子人本哲学核心概念的仁的涵义”；“在《国语》中仁凡二十四见，基本意义是爱人，《左传》中仁凡三十三见，除爱人之外，其他几种德行也被称作仁，然而这些材料中反映的有关仁的思想，都是零散的，无系统的，思想内涵也是比较肤浅的，孔子在形成自己的思想时，抓住当时在意识形态中已经出现的仁的观念，明确它，充实它，提高它，使它升华为具有人道主义博大精深的人本哲学。”（2）

应当指出，匡先生的论证并不充分。第一，关于《论语》中仁、礼频数问题。应当肯定，这种频数统计对研究孔子思想的核心具有一定帮助，特别是再将《左传》、《国语》中仁、礼的频数与之比较，就更能说明问题。但是，仁作为孔子思想的核心是一个特定的学术范畴，学术范畴必须要用揭示其内涵的方法来证明，仅用频数统计来证明欠妥。

第二，对孔子的仁的内涵揭示不确。匡先生对孔子的仁的论证，只局限于伦理道德领域。应当说，把仁作为伦理道德，也是孔子前人的思想成果，不是孔子的新发明。如以《国语》为例：《周语》说：“爱人能仁”；“言人必及人”；《晋语》说：“为仁者，亲爱之谓仁”等。前引孔子自己的话也说：“古也有志：‘克己复礼，仁也。’”这些谈的都是仁的伦理道德。匡先生所论孔子的仁，与蔡先生所论孔子的礼，在方法论上是一样的，都欠妥。

第三，关于孔子对仁的升华。首先，匡先生对《国语》与《左传》中仁的频数的统计不准，仁在《国语》中，至少62见；在《左传》中，至少39见；其次，在《左传》与《国语》中，仁虽都主要是伦理道德，但有时也有向政治领域跃进的趋向。如：《左传》僖公三十三年说：“出门如宾，承事如祭，仁之则也”；《国语·周语》说：“仁，所以保民也”，“不仁，则民不至”等。这是企图用仁来治国理民的思想萌芽，不能说这里的仁的思想内涵都“比较肤浅”。再次，匡先生对孔子的仁的思想内涵之揭示，全都停留在伦理道德领域，这种“人本哲学”本质上仍是伦理哲学，还不是政治思想，而孔子思想的本质是一种治国学说。

三、“孔子思想核心的其他说法”之一瞥

关于孔子思想的核心，理论界还有许多其他说法。笔者认为，这亦值得商榷。如：

第一，“礼、仁”说。“礼、仁”说的主要坚持者，据说是冯友兰先生。冯先生将“礼、仁”合起来作为孔子思想的核心，目的是想回避与调和孔子思想核心的“礼”说与“仁”说的矛盾，但冯先生这样做显然不合适：1、作为孔子的思想的核心，只能有一个学术范畴，不能有两个或两个以上的范畴，否则岂不成多核心了吗？2、冯先生将“礼”作为孔子的政治纲领，将“仁”作为其最高道德原则。这样，事实上还是承认“礼是孔子思想的核心”，“仁”要从属于礼，与“礼是孔子思想核心”说本质相同。因此，将“礼、仁”合起来作为孔子思想的核心，说不通。

第二，“忠君”说。“忠君”说的主要坚持者是梁启超、易白沙、陈独秀诸先生，这种说法在“五四”时期很盛行。事实上，“五四”时期所有因反孔而成名的青年学者，他们无一懂得历史上的真孔子是什么样子，他们所砸碎的孔家店，严格说来是南宋朱熹开的朱家店。孔子代后人受过，冤哉，屈哉！忠君思想亦不是孔子的发明，如《左传》成公十年说：“君赐臣死，死且不朽。”相反，孔子主张“君使臣以礼，臣事君以忠”（3）。也就是说，孔子的忠君是有条件的，如果君不“使臣以礼”，而臣只单方面“事君以忠”，那么“事君尽礼，人以为谄也”（4）。怎么能说孔子思想的核心是忠君呢？

第三，“三纲”说。“三纲”说与“忠君”说实质相同，宋明理学即本于此。我们知道：“三纲”之为“三纲”，非孔子所发明，孔子至多是有点三纲思想的萌芽（当然笔者对此仍有异议，拟另文商榷）。“三纲”的形成过程是这样：始作俑者是法家的重要代表韩非，如《韩非子·忠孝》说：“臣事君，子事父，妻事夫，三者顺则天下治，三者逆则天下乱，此天下之常道也，明王贤臣而弗易也。”后西汉董仲舒将其发展成“三纲”，如他在《春秋繁露·基义》中说：“君臣、父子、夫妇之义，皆取诸阴阳之道。君为阳，臣为阴，父为阳，子为阴，夫为阳，妻为阴……王道之三纲，可求于天。”在东汉的白虎观会议上，一些学者正式用“三纲”来解经。因此，将“三纲”说成是孔子思想的核心，这是自我作古。

第四，“孝”和“仁孝”说。本于前者者，据说是钱穆先生；本于后者者，据说是李石岑先生。应当指出：“孝”，作为一个伦理道德范畴，早在孔子之前就有了，并且有将其作为政治思想的倾向，孔子对此曾持肯定态度。但如何将“孝”升华为政治思想，孔子未有突破性的理论贡献。“孝”作为一个政治范畴，是孔子之后提出来的，即出自《孝经》。《孝经》虽假托孔子所作，但《孝经》所引的孔子的语录，却在《论语》、《国语》、《左传》等枣记载孔子言行最早的文献中找不到。所以，“孝”不能成为孔子思想的核心。“仁孝”说。该说的侧重点在“仁”，但李先生对“仁”的论证与匡亚明先生一样，也不充分。同时，亦有陷入“多核心”说之嫌。

第五，“忠恕”说、“中庸”说、“仁恕”说等。“忠恕”说的代表者是清初陈锡嘏。“忠恕”与“孝”一样，孔子只是将其作为一个伦理道德范畴，并且作为伦理道德范畴的“忠恕”在孔子之前亦已有之。中庸”说亦然，孔子只有中庸思想的萌芽，这种萌芽在孔子之前亦可找到，并且主要在伦理道德领域，把“中庸”作为一个政治范畴，是孔子以后的事。“仁恕”说与“仁孝”说一样，实质是仁，宗此说的是焦循，但他对“仁”的论证亦落俗套。因此，“忠恕”说、“中庸”说和“仁恕”说等，也均不能成为孔子思想的核心。

四、“仁是孔子思想核心”之我见

笔者认为：“仁是孔子思想的核心”，但这个问题必须要从政治的角度来看，不能从伦理道德的角度来看。孔子的仁不是伦理道德，而是政治思想，即他已将仁的伦理道德升华成了一种政治思想，从而创立了一种新的治国学说。以往关于“仁是孔子思想核心”的论证，最根本的缺陷，就是没从政治上看问题。

第一，把“仁”作为治国思想是孔子的新发明。孔子是怎样将仁的伦理道德升华成仁的政治思想的呢？以《论语》为例（下同）：如《颜渊》说：“仲弓问‘仁’。子曰：‘出门如见大宾；使民如承大祭；己所不欲，勿施于人；在邦无怨，在家无怨。’”这是继承了前人“出门如宾，承事如祭”的试图将仁超越伦理道德而向政治领域跃进的思想倾向。《卫灵公》说：“子曰：‘民之于仁也，甚于水火。水火，吾见蹈而死者矣；未见蹈仁而死者也。’”这是对前人“仁所以保民也”、“不仁则民不至”的思想的升华，明确提出了用仁来治国理民，仁已被当成政治思想。在《子路》中，孔子还预言：“如有王者，必世而后仁。”对此，杨伯峻先生解释说：“假如有王者兴起，一定需要三十年才能使仁政大行。”（5）其说基本正确。正如毛泽东把中国古代“实事求是”的优良学风概括为“实事求是”的辩证唯物主义的根本原则、并以此完成马克思主义哲学的中国化一样，孔子把仁作为政治思想，确是前无古人的，它标志中国古代一种新的治国思想家的诞生。

第二，孔子对“仁”比对其他范畴都重视。从统计频数上来看，在《论语》中，仁的频数最多，109次；而礼只有75次。其中，他人讲仁25次，孔子自己讲仁84次，孔子自己讲仁的频数比礼的总数还多，表明孔子对仁的重视。在《论语》中，孔子的弟子及他人问仁的现象特别多，问仁包括问仁人，仁行等总计达20次，这与问礼形成了鲜明的对照：《论语》中无孔子弟子问礼之记载，只有“林放问礼之本”（6）一则。可见，孔子及其弟子对仁重视的程度。在《左传》中，仁的频数为39次，礼为517次；而在《国语》中，仁为62次，礼为121次，礼的频数都远远超过了仁。在《论语》中，仁对礼在频数上的首次胜利，是中国古代思想史上仁对礼的第一个和具有决定意义的胜利。

第三，在对仁的伦理道德和仁的政治的问题上，孔子的着眼点始终不是个人伦理道德的仁，而是接近政治的仁。如《公冶长》说：“子张问曰：‘令尹子文三仕为令尹，无喜色；三已之，无愠色。旧令尹之政，必以告新令尹。何如？’子曰：‘忠矣。’曰：‘仁矣乎？’曰：‘未知；焉得仁！’‘崔子杀齐君，陈文子有马十乘，弃而违之。至于他邦，则曰，“犹吾大崔子也。”违之；之一邦，则又曰：“犹吾大夫崔子也。”违之。何如？’子曰：‘清矣。’曰：‘仁矣乎？’子曰：‘未之；焉得仁？’”又《宪问》说：“子路曰：‘桓公杀公子纠，召忽死之，管仲不死。’曰：‘未仁乎！’子曰：‘桓公九合诸侯，不以兵车，管仲之力也。如其仁！如其仁！’子贡曰：‘管仲非仁者与？桓公杀公子纠，不能死，又相之。’子曰：‘管仲相桓公，霸诸侯，一匡天下，民到于今受其赐。微管仲，吾其被发左衽矣！岂若匹夫、匹妇之为谅也，自经于沟渎，而莫之知也！’”子产也是这样，孔子先前受别人影响，认为其“不仁”，后听说他“不毁乡校”，感慨地说：“以是观之，人谓子产不仁，吾不信也。”（7）

第四，在孔子思想中，仁对礼具有统帅作用。特别当碰到仁礼冲突时，孔子则毫不犹豫地站在仁一边，让礼服从于仁。如《阳货》说：“宰我问：‘三年之丧期已久矣！君子三年为礼，礼必坏；三年不为乐，乐必崩。旧谷既没，新谷既升；钻燧改火，期可已矣。’子曰：‘食夫稻，衣夫锦，于女安乎？’曰：‘安！’‘女安，则为之！夫君子之居丧，食旨不甘，闻乐不乐，居处不安，故不为也。今女安，则为之！’宰我出。子曰：‘予之不仁也！子生三年，然后免于父母之怀。夫三年之丧，天下之通丧也；予也，有三年之爱于其父母乎？’”孔子为什么如此关注“三年之丧期”？道理很简单：如《学而》载，有子说：“孝弟也者，其为仁之本与！”

五、如何正确理解孔子的“克己复礼”

理论界坚持“礼是孔子思想核心”说的人，经常援引《论语·颜渊》中的“颜渊问仁。子曰：‘克己复礼，为仁。一日克己复礼，天下归仁焉。为仁由己，而由人乎哉？’颜渊曰：‘请问其目？’子曰：‘非礼勿视，非礼勿听，非礼勿言，非礼勿动。’颜渊曰：‘回虽不敏，请事斯语矣’”，认为：“克己复礼”是孔子提出来的，目的是复礼，要害是复辟倒退。这一看法也值得商榷。

第一，“克己复礼”的发明权不在孔子。从上文可知，孔子自己就说过：“古也有志：‘克己复礼，仁也。’”

第二，“克己复礼”的目的不是“复礼”，而是归仁。因为孔子之前的人就说“克己复礼，仁也”；孔子讲的就更清楚了：“克己复礼，为仁。一日克己复礼，天下归仁焉。为仁由己，而由人乎哉？”怎么能说“‘克己复礼’的目的是‘复礼’”呢？

第三，孔子的“克己复礼”也不是复辟倒退，而是倡导“以仁治国”。《颜渊》中的这段语录分三层意思：1、“克己复礼，为仁。”这是孔子复述前人的“克己复礼，仁也”。2、“一日克己复礼，天下归仁焉。”这句话不是对上句话的简单重复，或语气上的加重，而是对“克己复礼，仁也”的升华。这里最重要的是要弄清什么是“天下”。古往今来，凡是解释这句话的人，之所以没解释通或解释对，原因都在对天下一词作了今文意义上的理解，即普天之下。事实上，“天下”在春秋以前是个专有名词，与今天的“国家”同义。那时的国，只相当于今天的省、自治区；家，只相当于县、乡，都是中央政权下属的地方行政机构，而且国与家根本不并称。以西周为例，周的王称天子，其整个统治区域称天下（即今之国家）；周天子分封诸侯建国（即今之省、自治区）；分封大夫立家（即今之县、乡），这样就形成了整个统治系统。如《诗·小雅·北山》说：“普天之下，莫非王土；率土之滨，莫非王臣。”即是其证。如果将天下释为今之国家，那么，这句话的仁就再也不是伦理道德上的仁，而是政治上的仁了。“一日克己复礼，天下归仁焉”就是：有一天在政治上做到了“克己复礼”，整个国家就实现仁的政治了。或者换句话说，礼的政治的尽善尽美就是仁的政治，仁的政治远比礼的政治的要求高，是对礼的政治的升华。这样，“克己复礼”就是由礼的政治过渡到仁的政治的桥梁。3、“非礼勿视，非礼勿听，非礼勿言，非礼勿动。”这是讲，作为政治的仁统帅下的伦理道德，包括了作为伦理道德的礼，礼是仁德的非常重要的、必不可少的一个内容。

六、关于孔子的“仁”的几点补充说明

要科学地理解孔子的仁，还应对仁的政治的基本内涵、仁人与仁的政治的关系、以及怎样才能由仁的伦理道德过渡到仁的政治等，做进一步的探讨。

关于孔子的仁的政治的基本含义。应当指出，孔子虽将仁从伦理范畴升华成了政治范畴，首次提出了仁的政治的概念，但孔子始终没有使用“仁政”一词，“仁政”是后来孟子概括出来的。尽管孔子、孟子提出了仁政思想，但他们对仁政的基本含义却未阐释清楚。马克思、恩格斯说过：“唯物主义在它的第一个创始人培根那里还在扑素的形式下包含着全面发展的萌芽，物质带着诗意的感情光辉对人的全身心发出微笑。”（8）如同培根的物质内涵“在相素的形式下包含着全面发展的萌芽”又“带着诗意的感情光辉对人的全身心发出微笑”一样，孔、孟都仍只用“仁者爱人”，或“仁者人也”、“仁也者人也”来说明仁政。这是不科学。那么，升华为政治范畴的仁的基本含义究竟应是什么？回答是“爱民”。爱人”与“爱民”虽一字之差，但真正搞清楚却是孔、孟以后的事。后来，中国的封建皇帝几乎都将“爱民如子”当作口头禅，事实上，就是在向人民表白：他们所实行的是孔、孟的仁政。不过，在《论语》中，孔子确有将“爱人” 转化为“爱民”的倾向，如《学而》说：“道千乘之国，敬事而信，节用而爱人，使民以时。”

孔子是怎样由仁的伦理道德概括出仁的政治的？仁作为伦理道德，在春秋后期是一种理想的社会行为规范，孔子正是在这个基础上，进一步将其概括成了一种理想的政治的。孔子的概括方式有二：一是把政治伦理化，同时把国家人格化。如《阳货》说：“子张问‘仁’于孔子。孔子曰：‘能行五者于天下，为仁矣。’‘请问之？’曰：‘恭、宽、信、敏、惠：恭则不侮，宽则得众，信则人任焉，敏则有功，惠则足以使人。’”这里的“天下”即今之国家；“仁”，即仁政；孔子在用伦理道德的恭、宽、信、敏、惠等概念来说明仁政，二是把个人群体（国家）化，把伦理政治化。如《尧曰》说：“子张问于孔子曰：‘何如，斯可以从政矣？’子曰：‘尊五美，屏四恶，斯可以从政矣。’子张曰：‘何谓五美？’子曰：‘君子惠而不费；劳而不怨；欲而不贪；泰而不骄；威而不猛。’子张曰：‘何谓惠而不费？’子曰：‘因民之所利而利之，斯不亦惠而不费乎？择可劳而劳之，又谁怨！欲仁而得仁，又焉贪！君子无众寡，无小大，无敢慢，斯不亦泰而不骄乎！君子正其衣冠，尊其瞻视，俨然人望而畏之，斯不亦威而不猛乎！’子张曰：‘何谓四恶？’子曰：‘不教而杀谓之虐；不戒视成谓之暴；慢令致期谓之贼；犹之与人也，出纳之吝，谓之有司。’”也许因为子张问的是“从政”的缘故，孔子在跟他谈个人的修养时，一下子就转到了治国的问题上，把个人置于国家的角度，把仁的伦理道德也理性化为政治，这里的第一个仁是伦理道德，第二个仁是政治思想。

仁人与仁的政治的关系。如《雍也》说：“子贡曰：‘如有博施于民而能济众，何如？可谓仁乎？’子曰：‘何事于仁！必也圣乎！尧舜其犹病诸！夫仁者，己欲立而立人，己欲达而达人。能近取譬，可谓仁之方也已。’”可见，仁的政治要由仁德的统治者来实现，但又不是所有仁德的统治者都能做到仁政，象尧、舜那样的仁人君主尚且“病诸”。也就是说，仁的政治的要求远比仁人高，从仁人到仁政还有相当的距离，要实现仁政必须花大力气才行。

七、从“仁”反思孔子的历史地位

过去，理论界有人虽曾肯定“仁是孔子思想的核心”，但由于他们对仁的内涵揭示得不准，未能对孔子的历史地位作出科学的评价。相反，关于孔子的历史地位，理论界长期占主导地位的看法，是持“礼是孔子思想核心”说的观点，即认为：“孔子主张‘克己复礼’，就是要开历史倒车。”这种看法不对。

正如黑格尔的“凡是现实的都是合理的，凡是合理的都是现实的”重要命题一样，孔子的“克己复礼”表面上象是保守的，而实质上也是革命的。黑格尔的命题曾“引起近视的政府的感激和同样近视的自由派的愤怒”（9），而孔子的命题亦受到了近视的封建领主的感激与同样近视的自由隐士的愤怒。如《颜渊》说：“齐景公问政于孔子。孔子对曰：‘君，君；臣，臣；父，父；子，子。’公曰：‘善哉！信如君不君，臣不臣，父不父，子不子，虽有粟，吾得而食诸？’”又《微子》说：“长沮桀溺耦而耕。孔子过之，使子路问津焉。长沮曰：‘夫执舆者为谁？’子路曰：‘为孔丘。’曰：‘是鲁孔丘与？’曰：‘是也。’曰：‘是知津矣！’问于桀溺，桀溺曰：‘子为谁？’曰：‘为仲由。’曰：‘是鲁孔丘之徒与？’对曰：‘然。’曰：‘滔滔者，天下皆是也，而谁以易之？且而与其从辟人之士也，岂若从辟世之士哉？’耰而不辍。”不要忘记：“克己复礼”的落脚点是“归仁”，仁是孔子的新世界观，所以“克己复礼”不是向旧礼治的简单回复，而是向更高的政治枣仁政跃进；“克己复礼”只是手段，而达到仁政才是目的；孔子是想在吸取旧礼治的积极因素的基础上，推进其仁政的改革。所以，“克己复礼”不仅不是要开历史倒车，而是变革社会的政治宣言。

从“仁是孔子思想的核心”出发，我们今天重新审视孔子的历史地位，最恰当的语言莫过于类比恩格斯对但丁的评价：“意大利是第一个资本主义民族，封建的中世纪的终结和现代资本主义的纪元的开端，是以一位大人物为标志的，这位人物就是意大利人但丁，他是中世纪的最后一位诗人，同时是新时代的最初一位诗人。”（10）因此，我们可以说：孔子是中国古代封建领主制的最后一位思想家，同时又是封建统一中央集权制的最初一位思想家。（11）作为封建领主制的最后一位思想家，孔子曾惋惜封建领主制，曾赞同当时流行的“礼让为国”、“周礼百世不变”等理论；作为统一中央集权制最初一位思想家，孔子则痛斥当时已腐败了的封建领主制是“天下无道”，并创立了新的、适合未来封建社会发展的统治思想枣仁政。中国古代封建统一中央集权制，长期将孔子奉为圣人，岂虚然哉？

注：

（1）这里所引蔡先生的看法，均出自其《孔子一生都尚礼》一文，见蔡尚思：《中国古代学术思想史论》，广东人民出版社，1990年8月第1版；平装本。

（2）这里所引匡先生的看法，均出自其《孔子评传》，齐鲁书社，1985年3月第1版，平装本，第181——183页。

（3）（4）（6）《论语》：《八佾》；《八佾》；《八佾》。

（5）杨伯峻：《论语译注》，中华书局，1980年12月第2版，第137页。

（7）《左传》：襄公三十一年。

（8）（9）《马克思思格斯全集》：第2卷，第163页；第1卷，第249页。

（10）《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四卷，第221页。

（11）关于中国古代封建领主制与统一中央集权制问题，请参见拙作：《中国古史分期新探》，载《南京社会科学》，1990年第1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