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24年,打下成都后的杨森成了北洋政府在四川的代理人,名副其实的"四川王"。但已经名利双收、位高权重的杨森心中还有一件事情始终未能如愿……
如今是时候付诸行动了,杨森把这个任务交给了四太太、他最疼爱的女人田蘅秋来执行。在成都一公园,田蘅秋向自己的闺蜜摊牌:"军长(杨森)一直非常喜欢你,外面人也都说你是他的红人。他想迎接你成为我们家中的一员,我们共同生活……"
原来杨森的未遂之愿就是要将四太太的这位闺蜜收编到自己的"后宫"队伍之中。这位让他牵肠挂肚的女子是谁?她真的有那么大的魅力、那么高的颜值吗?
1901年,美女盛产地四川成都又降临了一位美女,她便是民国仅有的七位女将军、黄埔女四杰之一的胡兰畦。这些后表,此处单说她有多么美。
"中国画报之父"伍联德创办的《良友》杂志大概应该不太陌生吧。这本杂志的封面必须是资深美女、国民美女,创刊号便是一代影后胡蝶,此后徐志摩的夫人陆小曼、一代影星阮玲玉、**《色·戒》女主原型郑苹如等重量级美女轮番上阵。
胡兰畦也因其美貌、才艺荣登《良友》封面,这也让她的"美名"不胫而走,引来众多追求者,杨森便是其中的实力派之一。他对胡兰畦早就垂涎三尺,倾慕已久,这不,如今功成名就早已按捺不住,急着托人表白了。
可惜的是,胡兰畦并没有卖闺蜜和这位"四川王"的面子,当场就冷下脸来怼了回去,"让我做他的小老婆,做梦去吧!"胡兰畦不仅回绝了这门亲事,而且拒绝当杨森"登基大典"的总招待。
其实这并非胡兰畦的第一次拒婚。胡家算得上是殷实之家,胡兰畦19岁从成都毓秀女子师范学校毕业,父亲便将其许配给经商的表哥。包办婚姻和两人的距离,很显然,这不是胡兰畦想要的爱情。
已经接受先进思想的胡兰畦开始了第一次逃婚。婚后不久,胡兰畦从成都逃到川南,在巴县女学教书,并正式宣布和表哥解除本就是名义上的婚姻。
"告别"杨森的胡兰畦明白了自己此后的道路,她又考入川南师范学校,在这里教务长恽代英将其引领上了革命道路,她和另一位传奇女性黄一道联合组织了四川妇女联合会,热火朝天地投入到革命事业中。
不谈后面,光就两次拒婚,勇敢投入革命事业,胡兰畦的故事就已经是当时的一大热点了。碰巧,胡兰畦的好友秦德君是她这段经历的见证者和倾听者,而老师兼男友的茅盾又成了秦德君的倾听者,就这样胡兰畦就成了茅盾长篇小说《虹》中主人公的原型人物。
投身革命的胡兰畦很快就在成都闹得风生水起,成了四川女界了不起的人物。而此时的她却走进了另一个人的世界,并且深深地为之倾倒。
1922年,陈毅从法国勤工俭学归来,担任重庆《新蜀报》的主笔。帅且不说,他还十分有才,激扬文字,指点江山;帅有才不说,关键还是个未婚青年;陈毅这气质、思想、条件让胡兰畦心动不已。她直奔报社,指名道姓,要和陈毅做挚友。
巧的是,陈毅和胡兰畦不仅是四川老乡,更是老庚,当年他们都是21岁。就这样,两个同龄人成了亲密的朋友、志同道合的战友,关系十分融洽,差不多是无话不谈。
所以也就有人认为《陈毅诗词选集》中的《幽兰》是为这位红颜知己而写。究竟是不是,我不敢妄下结论,各位可以细品,细品!
革命时期的爱情很多时候是一种折磨和煎熬。不久,陈毅到北京中法大学文学院学习。而胡兰畦也在1925年嫁给了川军第三师政治部副主任陈梦云,婚后夫妻俩一起奔赴当时的革命中心广州。
在广州,她走进了何香凝、宋庆龄等重要人物的圈子,她们不仅仅是胡兰畦的引路人,也是她的保护神。1926年秋,胡兰畦第一次走上战场,奔赴北伐战争前线,后考入武汉中央军校(前身就是在广州的黄埔军校),和胡筠、赵一曼、游曦一起成为"黄埔女四杰"。
事情往往就是这么巧,此时的陈毅正在中央军校政治部工作,分别数年,他们相聚在江城武汉。虽然此时的陈毅依然未婚,但胡兰畦已经有了丈夫,相聚对他们可能更多的感伤和哀叹。
很快,蒋介石发动了"四一二"反革命政变,陈毅走上了更为坚定的革命斗争道路,南昌起义、湘南起义……胡兰畦继续在武汉开展妇女运动,并在1930年去了德国。
在德国,与法西斯展开斗争的胡兰畦被关进了女牢,宋庆龄和鲁迅等人通力运作,三个月后她才重获新生。不过,这异国狱中的经历,也给了胡兰畦创作灵感,《在德国女牢中》一书问世,并在《世界报》上连载。
这部著作的影响力不断扩大,胡兰畦也因此受邀参加了苏联第一次作家代表会议,会议主持人高尔基不仅热情接待了她,还帮忙在莫斯科帮她分了一套房,享受苏联国民待遇。1936年6月,高尔基因病去世,斯大林亲历丧事并抬棺,当时扶灵成了抢破头的事情,胡兰畦很荣幸被选入治丧委员会,为高尔基引灵执绋。
1936年,胡兰畦归国到了上海。1937年全面抗战爆发后,她组建妇女战地服务团,上前线救伤兵、运弹药,进行战地采访,组织慰问演出,极大地鼓舞了广大的抗日将士们。当年11月上海沦陷,胡兰畦和她的战地服务团撤离上海。
1938年初,江西南昌,抗战浪潮让胡兰畦和陈毅再一次相逢。当时陈毅奉命在南昌建立新四军,而胡兰畦的战地服务团也辗转到了这里。
一别十载,昨日靓女俊男已人到中年。陈毅这期间经历了两段婚姻。1930娶了萧菊英,一次他遭白匪袭击,看到丈夫的战马卧血而死,萧菊英以为陈毅牺牲了,竟然投井殉情黄泉寻夫君;1932年,陈毅又和革命战友赖月明结为夫妻,不久革命形势发生变化,二人不得不分离。
要说谣言害死人,这话真的不假。1937年,游击战争结束后的陈毅四处打听妻子下落,得到的消息竟然是——赖月明被捕后跳崖自尽。在妻子的老家江西兴国,客居旅舍的陈毅悲痛不已,彻夜难眠,为"亡妻"写下了那首催人泪下的《兴国旅舍》。
谣言害的不仅仅是陈毅,妻子一样是受害者。其实,赖月明没死,只是和组织失去了联系,无奈流浪乞讨,后来听人说陈毅被反动派挖了心肝,便再嫁他人,在乡下种地。
所以应该说,十年后坐在胡兰畦对面的陈毅依然单身,而胡兰畦也已经和那个国民党军官丈夫离婚,恢复自由身。没有了羁绊,他们定下婚约:下次聚首便是喜结良缘时。
可命运偏偏和他们作对。1939年夏,胡兰畦接到了蒋介石签署的委任状,成了中国近代史上的第一个女将军、国民政府任命的战地党政少将指导员。这顶帽子和她的特殊身份,正是她开展革命工作的最好平台,这期间,胡兰畦多次利用军衔为组织摆平了很多难题。
如果陈毅娶了胡兰畦,胡兰畦身份暴露非常危险。新四军政委项英出面阻止了这场婚事,"为了革命和个人安危,你们暂时不能结婚!"
为了伟大的革命事业,即便他们海誓山盟,爱得深沉,但上天还是跟他们开了一个玩笑,他们不得不牺牲爱情。
终于,革命胜利了,新中国成立了,喜出望外的胡兰畦也不用再戴着"面纱"了,她得知陈毅已经是上海第一届市长,便去信请求会面,好让生长在心中二三十年的爱情能够结出果实。
令人遗憾的是,此时的陈毅已为人夫(1940年,陈毅与张茜结婚)、为人父,孩子都好几个啦。胡兰畦爱情的花儿就此枯萎,她毅然选择了独身到老。
没有儿女,没有爱人,中间还遭受打击,几十年里胡兰畦孑然一身,孤独地活着。1994年底,93岁的胡兰畦带着遗憾告别了这个世界。
胡兰畦一生历经坎坷,对革命矢志不渝;在感情上,她更是伤痕累累,独自饮痛,正像她在个人回忆录中所说那般——
《荷塘月色》作于1927年7月,正值大革命失败,白色恐怖笼罩中国大地。这时,蒋介石叛变革命,中国处于一片黑暗之中。朱自清作为“大时代中一名小卒”,一直在呐喊和斗争,但是在四一二政变之后,却从斗争的“十字街头”,钻进古典文学的“象牙之塔”。但是作者既做不到投笔从戎,拿起枪来革命,但又始终平息不了对黑暗现实产生的不满与憎恶,作者对生活感到惶惑矛盾,内心是抑郁的,是始终无法平静的。于是作者写下了这篇文章。这篇散文通过对冷清的月夜下荷塘景色的描写,流露出作者想寻找安宁但又不可得,幻想超脱现实但又无法超脱的复杂心情,这正是那个黑暗的时代在作者心灵上的折射。
赵一荻陪伴张学良72年,他们之间这一段“真爱白头偕老”的感情俘获了不知多少红尘男女的眼泪,又不知多少人对他们的感情故事津津乐道。然而又有多少人知道,张学良刚刚恢复自由,不顾赵一荻的阻拦,却去纽约看望另一个四**;而在张学良的心里,和这一个“四**”在一起的3个月却是他最快乐的时光。
1990年,张学良却对传记作者说: “于凤至是最好的夫人,赵一荻是最患难的妻子,我的最爱却在纽约”
张学良口中的最爱就是另一个四**—— 蒋四**蒋士云 。蒋士云又是谁?她和张学良、赵一荻之间又有着怎样的 情感 故事呢?
历史 上赫赫有名的赵四**真名其实叫赵 绮霞。之所以后人多称她为“赵一荻”,不过是因为“一荻”是她英文名Edith的谐音。
赵一荻出生于1912年,家中排行第四,又是兄弟姐妹中最小的,幺儿最受父母疼爱。赵一荻也不例外,从小就集万千宠爱于一身,家人亲昵地叫她赵四**。
在当时的中国,赵家是一个颇具名望的官宦世家,赵一荻的父亲赵庆华当过东三省的外交顾问,官职做到了交通次长。
在这样的家庭中成长,又颇受父母宠爱,加上赵一荻容貌清秀,多才多艺,少女赵一荻就成了当时人人追捧的名媛,年纪轻轻更是成了《北洋画报》的封面女郎。
1927年(也有说法是1928年)5月的一个傍晚,天津蔡公馆内正在举办一场盛大的舞会。出席舞会的无一不是平津地区的名人望族。
这个时候的赵一荻还只是学生,今天来舞会不过是跟着姐姐来看热闹的。她怎么也不会想到,一场舞会, 从此改变了她的一生。
当晚的客人中还有一个人,他就是少帅张学良。
这一晚,赵一荻认识了张学良。两人在舞池中共舞了一曲,一个是数十万东北军的少帅,一个是青春靓丽的世家**。
自古以来美人和豪杰总是被联系在一起。青春年少的赵一荻初见张学良,便被他身上的风流倜傥所吸引,或者还有那么一丝对叱咤风云军人的崇拜。
崇拜,激动,甜蜜 ,这些复杂的情愫夹杂在一起,一下一下地冲击着少女的芳心。赵一荻在心里暗暗祈祷, 今晚的舞曲不要停,她要和她的汉卿一直跳下去。
赵一荻的天生丽质和优雅举止同样让张学良情动,少女的明眸皓齿深深地印在这个多情的男人心中。
这一晚的邂逅让这两个人一见钟情,从此纠葛一生。
从此,赵一荻和张学良往来甚密,这在当时的上层 社会 早已是公开的秘密。赵一荻的父亲听了之后大为关火,他不能接受自己的小女儿和一个有妇之夫厮混在一起——此时张学良已有妻子于凤至,便不准赵一荻和张学良再有来往。
然而在那个风云激荡的年代,旧有的家长权威制度也在经受着冲击。接受过西式教育的赵一荻又怎么会甘心就此放弃和张学良的感情呢?
1929年3月,张学良出任东北边防司令长官后,邀请赵一荻去沈阳旅行。 做父亲的虽然反对,但是却磨不过爱女的苦苦哀求。最终取得家人同意之后,赵一荻踏上了北上的火车,她满心欢喜准备和她的汉卿厮守一生。
赵家明明同意赵一荻去找张学良,为何又要来这一出呢?
这其中的缘由多半是因为张学良属于奉系,赵家在北洋政府做官。和张家联姻在当时很难说得清楚是福还是祸,惟有这样,即可成全爱女,又不至于让家族惹上不必要的麻烦。
到了东北之后,赵一荻和张学良的原配于凤至相处融洽,张学良称于凤至为大姐,叫赵一荻为小妹。张学良没有给赵一荻名分,对外她是张学良的私人秘书,长期伴随左右。1930年,赵一荻生下了张学良的第四个儿子张闾琳。
西安事变后,张学良执意送蒋介石回南京,结果被蒋介石软禁,从此开始了漫长的囚禁生涯。听到张学良被扣的消息,蒋介石允许于凤至和赵一荻去陪伴照顾张学良。起初,于赵二人是每人陪一个月再进行交换。
不过当时赵一荻的孩子年幼,于凤至考虑到孩子需要母亲陪伴,便让赵一荻回到上海,自己留下来陪伴张学良。
于凤至陪了张学良三年,这三年里她跟着张学良从溪口到江西,到湖南,原本就有病的于凤至身体每况愈下,张学良就向蒋介石申请让于凤至去治病,请赵一荻来陪伴自己。蒋介石虽然恨张学良,一辈子都要关着张学良,但是至少在其他方面上不会为难他,很快就批准了这一请求。
1940年,赵一荻听闻此事后,把还年幼的儿子托付给美国友人,自己收拾一番就只身前往陪伴张学良。 而这一次,他们再也没有分开过。
从贵州到重庆,再从重庆到台湾,赵一荻就这样一直陪伴着张学良。在失去自由,与世隔绝的日子里,她和张学良互相依靠,而她的人生也和张学良的人生牢牢地绑在一起,一同被圈禁于那无形的牢笼之中。
1964年3月,张学良和于凤至离婚;1964年7月,张学良正式和赵一荻结婚, 苦等了多年的赵一荻终于和自己的汉卿真正走到了一起。
张学良请求于凤至离婚时,于凤至是这样说:
人生有多少个25年?
赵一荻把自己的青春,赵一荻把自己最好的年华都给了张学良,两人患难与共,互相依存,所以张学良说她是“最患难的妻子”。
而这份历经岁月洗礼的感情也弥足珍贵。赵一荻去世的时候,张学良喊着对赵一荻的昵称,握着她的手久久不放,依恋和不舍溢于言表。
赵一荻为张学良付出了所有, 但是张学良内心深处那个最爱却是蒋士云。
很巧的是,蒋士云和赵一荻一样,都是在1912年出生,在家也是排行第四。蒋 士云就是那个让张学良念念不忘的另外一个“四**”。
蒋士云的出身也不差,她家是苏州的官宦世家。形容赵一荻那些美好辞藻同样可以用在她的身上,和赵一荻不同的是,蒋士云很小的时候就跟着外交官父亲在欧洲生活多年,通晓英语和法语,眼界开阔。
1927年,蒋士云跟着父母结束欧洲旅居生活回到故土。此时的蒋士云成了苏州和北京炙手可热的名媛,她的照片还刊登在《大光明》上。
那个时代,十六七岁的女孩是可以谈婚论嫁的。因为家世的关系,蒋士云每天面对的不是达官贵人,就是商界巨子。在当时的中国,这些人不论家世还是学识,都是上乘之辈,任何一个都可以算得上乘龙快婿了。
但是这些男人蒋士云就一个也看不上。
为什么? 因为蒋士云的心里已经有了张学良。
两人的第一次见面是在1927年。这一年夏天蒋士云刚刚回国,此时张学良是东北军第三军团总司令,驻地在河北保底。张学良擅于交际,他和顾维钧关系颇为密切。正是在顾维钧举办的宴席上,蒋士云第一次见到了这个天下闻名的少帅。
这一次的见面,太过匆匆,以至于张学良并没有把这个苏州小丫头放在心上。
1930年,张学良抵达上海。这个时候的蒋士云已经是沪上名媛,他们在舞会上再次相见。这一次的重逢,打开了蒋士云的心房。
蒋士云和张学良来往越来越密切,她对张学良的爱情也越发浓厚。
蒋士云时常给张学良写信,信中满是含情脉脉的悄悄话。蒋士云还精心挑选自己的照片,把最美的寄给张学良,对于一个出身名门世家的少女来说,蒋士云的所作所为已经足够主动,足够大胆。
当时张学良是有名的风流公子,身边美女如云,大部分时候都是女性倒追张学良。蒋士云敢爱敢恨,她并不介意到底是谁追的谁,她只希望能和自己的爱人厮守终身。
蒋士云就这样和张学良断断续续通信有一年的时间,她终于不想等了,鼓足勇气跑到北平去见张学良,她要向他表白心意。
张学良有老婆,蒋士云是知道的。 她并不介意,她愿意为了自己所爱的人屈居人后。
见到张学良之后,蒋士云才知道还有一个赵一荻,而且赵一荻已经有了张学良的儿子。接受于凤至,对蒋士云来说已经是底线了。 结果自己前面还有一个赵一荻。
年纪相同,都排行第四,出身都好,蒋士云又如何愿意排在赵一荻的后面呢?
一气之下,蒋士云远走欧洲。为了忘记张学良,为了斩断情丝,她这一走就是5年。
5年之后,蒋士云回到国内, 这个时候的她早已不是蒋四**,而是银行家贝祖诒的夫人。 这个贝祖诒有个儿子叫贝聿铭。
有的时候,刻意想去遗忘的人,反而却刻骨铭心。蒋士云的心里一直没有忘记过张学良,她一直将之埋藏在心里最隐秘的角落。
西安事变之后张学良被软禁,蒋士云也上下活动,试图营救张学良。但是在那个时候,又有谁敢去触碰蒋介石的逆鳞呢?蒋士云的努力不过是无用功罢了。
救不了张学良,那我就去见他。
张学良软禁在溪口的时候,蒋士云就通过戴笠的关系去见了张学良。在张学良的日记里是这样记载的: 贝淞荪夫妇来看,住旅行社——贝氏夫妇返沪,余送至关山桥。
贝淞荪就是贝祖诒,张学良虽然只记了寥寥数字。但是这个时候,其他人等生怕和张学良扯上关系,躲都来不及。偏偏蒋士云一个女人家,就这样上来看他。其中所含的情意怎能不让张学良感动。
1979年,蒋士云还专门从美国到台湾去见张学良。两次的看望,对于失去自由之苦的张学良来说就如雪中送炭,让他孤寂的心得以有所慰藉吧。
张学良风流多情,这一点他自己也知道。张学良倒从不遮掩,曾经说: 平生无憾事,唯一爱女人。
张学良的风流韵事多,情人也多,但是最后能陪在他身边的不过也就是赵四**。
赵一荻长久的陪伴,张学良固然感激,但是年复一年,日复一日的囚禁生涯,再好的感情也都被淹没在那些暗无天日的岁月之中。
或者,在张学良的心里, 赵一荻所代表的就是那段痛苦时光。 他自然也爱她,自然也尊重她,但是对于一个曾经的浪子来说,也许想要有那么一点点时间去忘记曾经的难堪和痛苦吧。
而能让张学良暂时忘记这一切的人就是蒋士云吧。
1990年张学良终于获得自由了,次年他和赵一荻去了美国。刚到旧金山,张学良就说: “我想一个
人到纽约去会会朋友,而且还是个女朋友”
身边人大吃一惊,91岁的张学良还有这个闲心?只有赵一荻知道,他要去见蒋士云。
张学良把赵一荻留在旧金山,自己去了纽约见到了蒋士云。张学良在蒋家一住就是3个月。这3个月里,这两个老人家似乎是想把曾经错过的时光被补回来,他们出双入对,毫不在意别人的目光。
蒋士云陪着张学良看赛马,看打球,找年轻人陪张学良打麻将吃饭,每天日程安排得满满的,久困于牢笼的张学良终于能自由自在,没有人去管他。这种畅快是多么地不容易。在蒋士云的陪伴下,张学良终于从阴霾中走了出来, 似乎又变回了当年那个迷倒万千少女的张汉卿。
这一段时光,日后被张学良反复回味,说这是他最开心的3个月。
这中间赵一荻来找过张学良3次,想带张学良走,但是都没有成功。两个曾经“情敌”的见面也是客客气气,赵一荻给蒋士云带小礼物,蒋士云请赵一荻吃饭。
在这和气之下却并不是真正的云淡风轻,张学良后来和赵一荻定居在美国,但是蒋士云打电话过去总是找不到张学良, 赵一荻并不想他们过多来往。蒋士云从此再也没见过张学良,她没想到纽约的3个月却是最后一面。
作为局外人,我们很难解释清楚为什么张学良把最爱的位置留给了蒋士云,而不是一直陪在他身边的赵一荻。
对于张学良来说,这两个四**, 蒋士云代表着自由和希望,代表着无拘无束,这是张学良多年来梦寐以求的;赵一荻虽然和自己共患难多年,但是这一段时光却偏偏又是自己不想回忆的。
这两个四**恰恰是张学良人生的两个不同的截面,一面是自由,一面是苦难;你问张学良爱哪个更多一点点?或许是那个短暂的自由吧。
全文完
参考资料
《蒋士云和张学良的情谊》
《张学良念念不忘的另一位“四**”》
原标题:蒋介石的结拜兄弟:当面叫哥哥,背后摸家伙
有一种说法认为:蒋介石一生有“三不知”:一不知官职有多少;二不知“手令”写了多少;三不知结拜弟兄有多少。
的确如此。
以官职论,有人统计,在抗战期间,蒋介石一人兼任1800多种官职,的确连他自己也弄不清楚有多少了。
以“手令”论,蒋介石总爱在一张纸上写几行字作为“手令”下达,以显示他有超乎任何组织、程序和法律的“总裁权”。但写多了,还不是和废纸一样无用。
对于结拜弟兄,蒋介石一向很热衷,并善于利用他们结成利益小圈子,以达到自己的目的。
早在1905年,17岁的蒋介石在家乡浙江奉化县城的凤麓学堂读书时,就结拜了所谓“凤麓十兄弟”。从那时起,蒋介石就结拜了连他自己也可能不知有多少的盟兄弟,作为自己小圈子中的“自己人”以及或短期或长期的合作者。其中也不乏陈其美、戴季陶这样志同道合的知心朋友。
早年的蒋介石,也是一个富有理想的热血青年。1907年,正在日本留学的蒋介石认识了陈其美,并与之结拜为兄弟。陈其美是蒋介石参加反清革命的引路人和导师。蒋介石认识孙中山、加入同盟会都是由陈其美介绍的。陈其美深受孙中山信任,辛亥革命时,他发动起义光复了上海,任沪军都督。蒋介石正是被陈其美召唤,未等到军校毕业就提前回国参加了杭州起义,随即被陈其美任命为沪军第五团团长的。陈其美对蒋介石早期的反清活动影响极大;蒋介石也视陈其美为导师和知己。因此,在陈其美不幸英年早逝后,蒋介石悲痛不已,当是发自内心的。
戴季陶1926年与蒋介石结拜后,一直充当蒋介石的忠实谋士,直到1949年自杀身亡。他算是极少能在较长时间与蒋介石保持“兄弟情分”而未公开反目为仇者之一。
张群也算其中之一。他与蒋介石结拜后,从不称兄道弟、以平起平坐的兄弟自居,而始终恪守“臣道”,对“领袖”恭敬有加,因而长期备受重用。从早年策动张学良在东北易帜、参加中原大战,到败退台岛,充当所谓“战略顾问”,张群可能是与蒋介石维持结拜兄弟关系时间最长的一个。
对蒋介石而言,对绝大多数结拜弟兄都只是利用和控制,而无什么真正的“兄弟情分”。结拜兄弟只是为了建立并维持小圈子,达到某些目的的手段而已。
时而举杯把盏、称兄道弟,发誓要共患难,同生死,情义何其大?时而刀枪相向,大打出手,恨不能食其肉、寝其皮,仇恨何其深?
“当面叫哥哥,背后摸家伙”,老百姓对这类把戏看得最为透彻。怎能如他们所表白的那样,只是“误会”和“被蒙骗”?
有用时信誓旦旦,似乎情同手足;无用时,弃之如敝屣,甚至反目为仇,仿佛不共戴天,是蒋介石对待结盟弟兄的惯用伎俩。
1927年初,蒋介石为了拉拢李宗仁、冯玉祥充当北伐的先锋,先后与二人结拜为兄弟。蒋介石与李宗仁互换的兰谱上写着四句誓词:“谊属同志,情比同胞,同心一德,生死系之。”由此可见,二人此时已结成了生死与共的小圈子,似乎不是兄弟已情同兄弟了。但曾几何时,誓词仍在耳畔回响,蒋桂战争就爆发了。蒋介石既想利用桂系的力量北伐,又不愿桂系占领更多的地盘,因而为争夺以武汉为中心的两湖地区,蒋介石与李宗仁这二位还在称兄道弟的盟兄弟,竟拉开架势,大打出手了。所谓的“兄弟情分”早在纷飞的战火中灰飞烟灭了。
同样,对于曾经发动“首都革命”驱逐清废帝出故宫、占据西北、虎视中原的冯玉祥,蒋介石也以与之结拜为兄弟相笼络,以鼓动其充当“二次北伐”的先锋。蒋介石写给冯玉祥的手书上这样写道:“安危同仗,同苦同尝,海枯石烂,死生不渝。”同样也结成了生死小圈子。但墨迹未干,蒋冯战争就爆发了。蒋介石与冯玉祥为争夺中原控制权,展开了一场空前规模的血战。善于见风使舵的阎锡山和被蒋介石所利用的张学良也先后加入到了这场被称为中原大战的军阀混战之中。各方总参战兵力达100多万,战火烧遍20多个省,是一场空前的民族大浩劫,其规模竟超过了世界大战的一些著名战役。
具有讽刺意味的是,参战各方,除阎锡山之外,李宗仁、冯玉祥、张学良与蒋介石都是结拜盟兄弟。
一切为了自己的圈子,结拜兄弟只不过是互相利用和排挤的遮羞布而已。
曾经有一幅名为《军阀图》的漫画形象地画出了军阀们貌合神离、勾心斗角的种种丑态:蒋介石一手拿着美元,一手举着长枪;冯玉祥一手捧窝窝头,一手举大刀;阎锡山戴着瓜皮小帽和老花镜,一直在低头打着自己的小算盘;张学良一手牵着洋狗,一手搂着美女的腰。
这真是一幅活灵活现的军阀“兄弟”争斗图!
蒋介石虽以“攘外必先安内”的基本方针,但强调安内并不等于无条件放弃攘外。作为当政者,蒋介石事实上不可能将其决策束缚于一个简单的判断,而必须根据形势随时调整政策,具体的时间、地点、场合,攘外安内的顺序并不是一成不变的。蒋介石的安内攘外是具有弹性的,在日寇进逼的时候,他就会相应的做出攘外的举动。但在安内未完成的情况下,蒋介石的攘外往往具有妥协性,也即以战促和,争取时间进一步安内和建设。
30年代前期与“攘外必先安内”政策关系最为密切的几大事件是“九一八”、“一二八”和长城抗战。 蒋介石虽然在“九一八”后反复强调“攘外必先安内”,但在蒋看来,“九一八”的处理并不代表“攘外必先安内”政策的真义。这一判断,和当时华北、东北的特殊情势紧密相关。东北易帜后,国民政府获得对东北的名义控制权,实权则操于张学良之手,尤其1930年张拥兵出关助蒋击破冯阎后,势力向华北伸展,握东北及华北部分地区财、政、军权于一手,蒋对之更退避三分。日军向东北发动进攻后,蒋对抵抗缺乏信心,哀叹:“天灾频仍,匪祸纠缠,国家元气,衰蔽已极,虽欲强起御侮,其如力不足何!” 而张学良指示所部不抵抗,坦言:“余窥透日军拟在满洲有某种行动后,即下令部下倘遇日军进攻,中国军警不得抗拒,须将军械子弹存入库房。当日军进攻消息传来时,余立时又下令收缴枪械,不得作报复行动。” “九一八”前东北的半独立状态,究竟使蒋有推托的借口。后来他曾谈到自己“于淞沪停战之后,宣布攘外必先安内的政策”,将“九一八”摒于“攘外必先安内”政策之外,此似应别有深意。
而且事实上在九一八事变后,蒋介石也曾作出一些抵抗的指示。如9月23日,蒋介石批示“如(在上海)日军越轨行动,我军应以武装自卫可也” ;9月25日,蒋介石致电山东韩复榘,如“日军侵入济南,我军决在潍县附近与之抗战” 。10月3日,蒋介石开始考虑全国备战计划,决定“以西北为政府之第二根据地,而以洛阳与西安为陪都”。10月6日,蒋介石再次电令上海方面“应规定一防御线,集中配备,俟其进攻,即行抵抗” 。11月14日,国民党第四次全国代表大会第一次大会通过决议“严令各省文武官吏若遇外侮入侵,应做正当防卫,严守疆土,与城存亡,不得放弃职守”。会上还作出了蒋介石率兵北上抗日的决定。11月23日,蒋介石致电张学良:“警卫军拟由平汉线北运,以驻何地为宜?中(正)如北上将驻于石家庄,兄驻北平,则可内外兼顾,未知兄意如何?”12月8日,针对张学良准备放弃锦州,蒋介石致电张:“锦州军队此时勿撤退。” 蒋介石下野后,12月25日、12月30日,南京新上台的孙科政府两次电令张学良在锦州“积极抵抗”。显然蒋介石和南京政府当时在对日问题上是既有妥协安内的一面,又有攘外的一面的,与张学良的绝对不抵抗有重大区别。 东三省失陷后,国民政府对日军下一个侵略目标热河十分重视。1932年6月,汪精卫专程北上,与张学良商议热河问题。7、8月份,蒋介石又多次电达张学良,提出:“热河问题,不得不从速解决,以后治乱关键全在乎此。” 催促张学良先发制人,出兵控制热河,但均不见下文。8月6日,汪精卫发出鱼电,指责张氏在兵力充分和地理便利情况下,“未闻出一兵,放一矢,乃欲借抵抗之名,以事聚敛”,直言要张“辞职以谢四万万国人” ,闹出南京政府的政坛风波。对蒋、汪这些表态虽不能估计过高,但至少反映了在严重民族危机下,其一方面以安内为重心,另方面也确有攘外的准备和行动。
1932年底,日寇图热日急,蒋介石密备部队准备北上,同时致电张学良指出:“今日之事,惟有决战,可以挽救民心,虽败犹可图存,否则必为民族千古之罪人。” 1933年3月热河失陷后,蒋介石北上保定,指挥长城抗战,中央军第一次在对日战争中使用于华北战场,同时,正在江西进行的第四次“围剿”也草草收场,部分主力北调转用于华北地区。当时,蒋曾明确表示:“此时以稳定抗日战线,加强北方防御,为目前之急务;至于江西剿匪,则只有付诸湘粤各军,逐渐紧迫而扑灭之。” 战局最紧急时,蒋介石甚至拟将负责拱卫南京的最精锐部队第八十七、八十八师北调,“以为背城借一之计” ,准备死守平津,绝地求生。他表白:如不奋起抵抗,“不惟世界之大无吾人立足容身之地,且为千秋万世后民族之罪人” ,传达出他内心对政权存废、民族兴亡乃至自身千秋毁誉的忧思。
长城抗战是“九一八”后、“七七”前中日间进行的规模最大、时间最久的一次武力交锋,最后虽仍以中国的退让妥协告终,但中国政府的抵抗意志得到更为充分的体现,日本此后也不得不有所戒惧。
蒋介石其实是想杀了张学良的,但是在宋美龄和宋子文的不断劝说下,***的努力下,打消了这个念头,他和张学良也是结为了异姓兄弟的但是蒋介石也没有放过张学良,把他一直软禁了54年 蒋介石不杀张学良之谜 张学良与杨虎城同是发动西安事变的爱国将领,杨虎城将军被蒋介石杀害了,而同被蒋介石恨之入骨的张学良将军却幸存下来,并同往台湾,这是什么原因? 据张学良智囊团的亲信、原东北大学秘书长王卓然先生和张的随从秘书等人回忆:“九·一八”前后,张学良先后收到蒋介石及军委发来的“不抵抗”的电令及函件达几十份之多。随后张学良赴欧洲考察时,将这些函电秘密存在伦敦的汇丰银行,这是蒋介石始料不及的。 西安事变后张学良陪蒋介石抵达南京,一些与张宿怨颇深的国民党党政委员,均力主将他处以极刑。张学良夫人于凤至得悉,即致电蒋介石及西安谈判的保证人宋子文,声称张学良如遭不测,她将公布“不抵抗之真相”。翌晨,蒋夫人急忙发来复电,表示委员长履行诺言,保证汉卿(张学良字汉卿)安全云云。张学良一直未遭暗害,不能不说与伦敦密存的函电有关。如果这些密函在国外公开,甚至制版在报上披露,蒋介石的卖国不抵抗嘴脸就会暴露无遗。于是蒋张二人彼此心照不宣,你不下毒手,我就不撕破你的脸皮。 张学良抗日与蒋介石反目 1928年底东北军“易帜”后,该军编为东北边防军,纳入南京政府军系统,拥有兵力约三十万。其统帅张学良为国民政府东北边防司令长官,又为全国陆海空军副司令。 蒋介石逼张学良辞职 1931年“九一八”事变,蒋介石命令“不抵抗”、“力避冲突”,张学良则幻想“依靠中央”和通过国际干涉来解决日军入侵问题。东北军拱手让出富饶的家乡,忍痛退入山海关内,在历史上写下耻辱的一页。1933年初形势急转直下,日军长驱直入,山海关失守,热河守军溃败。3月,在全国人民愤怒的谴责声中,蒋介石将失地罪责完全转嫁于张学良,逼张引咎辞职,下野出国。东北军按照张学良临行嘱托,集结在华北一带,筹谋还乡大计。 回国后谋求新出路 1934年1月张学良返国,3月就任鄂豫皖“剿总”副司令,部分东北军南下“剿共”。1935年秋中央红军长征胜利到达陕北。蒋介石在西安设立西北“剿共”,任命张学良为副司令,调东北军入陕甘。久而久之官兵厌倦内战,要求停止内战、团结抗日的呼声日益高涨;张学良也感到再继续下去将使全军覆灭,永无回乡之望,开始探求新出路。12月,张学良赴南京开会,秘密转上海会见杜重远、李杜等爱国人士。杜、李直率地向张学良进言:停止内战,联合一切爱国力量抗日是东北军最好的出路。后来,李杜辗转介绍中共秘密党员刘鼎赴张学良处工作。 规劝蒋介石抗日 1935年4月9日延安会谈后,张学良全力以赴进行抗日准备,不仅与红军停战,还与杨虎城的十七路军(驻防陕甘)友好相处。6月,张学良命人创办《西京民报》,向官兵和民众宣传抗日。同月15日,张、杨联合在王曲镇开办“长安军官训练团”,向中高级军官灌输抗日思想。22日张在该团发表题为《中国出路唯有抗日》的讲话,指出“抗日是东北军最大使命”,以“把全(民)族所有力量拉到抗日阵线上去长期抗战”为己任,号召全军将士“宁肯斗争致死,决不束手待毙!”张学良的抗日决心与信心,对全军提高思想、统一认识起了很大作用。在此期间,张学良还陆续派代表分赴晋、绥、冀、两广、新疆等地,联络各地方实力派,酝酿联合抗日;同时利用各种机会向蒋介石劝谏,要求他改变“攘外必先安内”的反动国策。 与蒋介石彻底反目 抗日救国事业把东北军、十七路军和各阶层民众紧紧联结在一起,在爱国热情激励下,将士们决心为抗日而献身。同年11月27日张学良上书蒋介石,恳切地请缨援绥。蒋严词拒绝,同时下令加紧镇压救亡运动,又策划调集其嫡系部队约三十个师进入陕甘,图谋全歼红军并迫张、杨就范。12月4日蒋介石坐镇西安威逼张、杨“剿共”,否则即将两军赶出陕甘。蒋的倒行逆施,使张、杨忍无可忍,终于激起震惊世界的西安事变。事变的和平解决,对推动国共两党第二次合作并团结抗日,起了重大的历史作用。张学良、杨虎城及东北军、十七路军广大官兵为中国人民的抗日事业做出了重要贡献。此后张学良被蒋软禁,东北军被缩编并调往豫、皖、苏各地。(1985.10.28《人民日报》) 面对学生请愿张学良哭了 在北平学生“一二·九”抗日救国运动的影响下,尤其是在党的领导和推动下,西安各界抗日救国运动蓬勃展开。到12月初,党组织分析了西北的新形势,决定在“一二·九”运动一周年的时候,通过“西北抗日救国会”和“东北民众救亡会”组织大规模的群众游行示威。 12月9日清晨,当游行队伍集合时,特务军警悍然开枪打伤一名小学生,顿时群情激愤,决定到临潼华清池直接向蒋介石请愿示威。蒋介石闻讯,急令侍从室主任钱大钧打电话给张学良,强令制止学生“胡闹”,并连声说“格杀勿论!格杀勿论!”张学良接电话后,亲自驾车追到灞桥,赶上游行队伍,极力劝说学生回去。他说,再向前走就有危险。站在前列的东北大学学生高呼:“我们愿为祖国而死!”全场痛哭,并高呼口号:“全国人民团结起来,誓雪国耻!”“中国人不打中国人!”“东北军打回老家去,收复东北失地!”张学良也哭了,他激动地高声向群众说:“我不是愿意当亡国奴的人。在一个星期之内,一定用事实来答复你们!如果失信,请你们把我处死!” 3天后,西安事变爆发了,西安事变爆发的当天晚上,在西安的西北学生救国联合会、西北民族解放先锋队以及西北各界救国联合会等立即召开紧急会议,一致决议拥护张、杨的革命行动。14日,西安各界集会,列举了蒋介石的十大罪状,义愤的群众强烈要求将蒋介石交付人民公审。12月16日,西安各界召开了市民大会,张学良、杨虎城到会,作了慷慨激昂的讲话。
雪豹大结局是:抗战胜利,陈怡和周卫国在一起了,就在要离开虎头山去接受日军投降的时候,周卫国带领大家去坟前看望死去的战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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九•一八事变以来,日本侵乱者从未停止蚕食中华大地的举动,反而将贪婪的爪牙伸向了中国的腹地。1932年,“一•二八”淞沪会战爆发。十九路军的将士同仇敌忾,浴血奋战,其钢铁的意志和精神深深感染了上海的民众,其中就包括富家子弟周文(文章 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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