暗恋橘生淮南胡一天版什么时候表白 胡一天版暗恋橘生淮南简介

1、暗恋橘生淮南胡一天版的表白是在第31集图书馆之吻后，盛淮南回想过去种种，他早就已经知道，在振华阳台的窗台与自己相识的人是洛枳。洛枳忽然想起文渊曾经说过，女人需要作一点，才会引得男人在乎，她故意不见盛淮南，故意与张明瑞相处亲近。盛淮南依旧锲而不舍地追求洛枳，在默默跟随而不得其果时，他主动要求成为蒂芙尼兄妹的家教，趁机接近洛枳。渡过美好一天，回家的路上，盛淮南向洛枳表白要求交往。

2、《暗恋橘生淮南》是由李木戈执导，胡一天、胡冰卿领衔主演，张逸杰、刘美含，邓凯等主演的都市青春校园剧。

3、该剧根据八月长安的同名小说改编，讲述了洛枳与盛淮南长达十五年从暗恋到相恋的青春成长故事。

1、徐述夔的《一柱楼诗集》案

乾隆二十八年(1763)， 徐述夔病故。生前曾著有《一柱楼诗集》，乾隆四十三年被仇家蔡嘉树告发。徐诗中有“明日天子重相见，且把壶儿搁半边”，“明朝期振翮，一举去清都”徐述夔已死15年，厝棺在乡间，被剖棺割首悬于东台县城示众。

2、石卓槐案

湖北黄梅县监生，在其所著《芥圃诗抄》中，有“大道目以没，谁与相维持”等句。经仇家告发，乾隆批道：“大清主宰天下，焉有大道没落之理，更焉用外人维持”于乾隆四十五年下令将石凌迟处死。

3、程明湮案

乾隆四十六年，湖北孝感县生员程明湮在读《后汉书赵壹传》中的五言诗“文籍虽满腹，不如一囊钱”句后批道：“古今同慨”四字，被仇家告发为以古讽今，判斩立决。

4、魏塾案

山东省寿光县民魏塾读史时，对一千多年前晋代大夫江统写的《徙戎论》作了一些批注。《徙戎论》针对晋朝时原居住西北的羌、氐族人逐渐迁入中原居住的情况，建议把他们迁徙回原处，以使“戎晋不杂，各得其所”。此议未被晋政权采纳。

魏塾对此加批注，说那时“在朝诸官俱是驽才猪眼，不用江统之论，遂酿成五胡之灾”。经人告发，乾隆认为五胡、戎狄等都是影射清朝，魏塾因此被判斩立决。

扩展资料

文字狱的危害：

清朝文字狱的危害不仅限于当时，那些珍贵的历史文化典籍受到了严重摧残，导致现在所读的许多名著都是经过补撰的，对我国的历史文化造成了严重的伤害和无法弥补的缺憾。

对于文字狱的刑罚，更是残酷，一旦被定罪，无论生死都必须遭受酷刑，最轻的也要被杖责，就连身边稍有关系的人也不能免受其害。

清朝文字狱的危害是没有办法估量的，它禁锢着人们的思想，踩躏着人们的身心，人们都生活在恐惧之中，文化局面万马齐暗。最终在十九世纪未期与其他不良因素混合在一起造成了中国被列强肆意宰割的被动局面。

清朝文字狱是统治者为了禁锢思想巩固统治所犯下的泯灭人性的罪恶。细数清朝文字狱影响，在文学人士中造成了极大的恐慌。他们不敢发表任何论述，生怕一不小心跌入文字狱的深渊。

在满清残暴的文化压迫下，文化遭到了残酷的催残与扭曲。文人学士为了避免灾祸，不敢议论时政。他们丢掉气节，只会死板呆滞的读书。

-文字狱

　　1简介

　　（？—前186）字子房，汉初三杰之一。战国晚期韩国人（今河南新郑）

　　传为汉初城父（《后汉书注》云：“张良出于城父”，即今安徽亳州市东南）人。先世原为韩国贵族。秦灭韩后，他图谋恢复韩国，结交刺客，在博浪沙（在河南原阳东南）狙击秦始皇未遂，逃亡至下邳（今江苏睢宁北）。秦末农民起义中，率部投奔刘邦，不久游说项梁立韩贵族成为韩王，为韩司徒。后韩王成被项羽杀害，复归刘邦，为其重要谋士。楚汉战争期间，提出不立六国后代，联合英布、彭越，重用韩信等策略，又主张追击项羽，歼灭楚军，刘邦西入武关后，在峣下用计破敌；鸿门宴上帮助刘邦脱离险境；“为汉王请汉中地”；在楚汉战争中“长计谋平天下”，都为刘邦所采纳。汉朝建立，封留侯。见刘邦封故旧亲近，诛旧日私怨，力谏刘邦封夙怨雍齿，释疑群臣。刘邦曾赞其“运筹帷幄之中，决胜于千里外，子房功也”。传见《史记·留侯世家》、《汉书·张良传》。

　　2生平

　　“运筹于帷幄之中，决胜于千里之外”的汉代开国谋臣张良，并非体魁雄伟、英气非凡的人物，而是貌若妇人的文弱书生。他身居乱世，胸怀国亡家败的悲愤，投身于倥偬的兵戎生涯，为汉王朝的建立立下了不可磨灭的功劳。

　　3点评张良

　　张良虽系文弱之士，不曾挥戈迎战，却以军谋家著称。他一生反秦扶汉，功不可灭；筹划大事，事毕竟成。历来史家，无不倾墨书载他那深邃的才智，极口称赞他那神妙的权谋。北宋政治家王安石曾写诗赞道：“汉业存亡俯仰中，留侯于此每从容。固陵始义韩彭地，复道方图雍齿封。”应该肯定张良的一生有助于秦亡汉立的历史进程，但他也有值得非议、至少值得探讨的地方，比如前期反秦的动机及其暗杀秦王不正当的行为。

　　4墓地与祀庙考

　　由于张良的晚年活动鲜为人知，以至被人蒙上一层神秘色彩，而张良死后究竟葬于何处，也成为千古之谜。

　　关于张良的墓地，人们曾有多种猜测。有人认为，张良墓地在今河南省兰考县。兰考县城西南六公里的三义寨乡曹辛庄车站南侧，紧靠陇海铁路确有一座张良墓，墓冢高10米，周围长100米，保护区面积35000平方米。周围古柏环绕，郁郁葱葱，似有一定来历。又据传说，刘邦死后，吕氏专权，张良便托病隐居于东昏县(今河南兰考)西南的白云山，死后就葬于该地。后世的戏曲、小说也有相似描写，说张良纳还冠盖，辞朝学道，刘邦追至白云山，张良幻化而去，从此不知下落。可见这种看法是有所依据的。

　　建国以后，张良墓侧尚存张良庙，有山门3间，大殿3间，东西厢房各4间，呈四合院布局。庙内外共有石碑6通，墓区内有柏树209棵，杨树16棵。在“文革”期间，庙宇被拆除，石碑全被砸。三棵杨树被砍伐做在桌椅。后来拆除庙宇的建筑材料在三义建了一所中学。1978年在修筑陇海铁路复线时又占去墓北边茔地400平方米，砍伐柏树12棵，今剩有柏树197棵，杨树13棵。据对最大的柏树年轮考察，树龄约有230年左右。

　　也有人认为，张良墓地在今徐州沛县。据唐代《括地志》记载：“汉张良墓在徐州沛县东六十五里，与留城相近也。”又载：“故留城在徐州沛县东南五十五里，今城内有张良庙也。”当初刘邦封侯的时候，曾许诺让张良“自择齐三万户”。但张良以在留城与刘邦首次相见为理由，要求封给他留。既然封地在留，死后葬于留城附近，应属合情合理的事情。这一看法以唐代文献为依据，且与史实较接近，也有一定说服力。

　　还有人认为，张良墓地在今湖南张家界的青岩山。当地山水奇丽、林木清幽，是著名的风景区。据《仙释志》记载：“张良，相传从赤松子游。有墓在青岩山，时隐时现。”《陵墓志》也记载：“汉留侯张良墓，在青岩山。良得黄石公书后，从赤松子游。邑中天门、青岩各山，多存遗迹。核以史实，张良确实曾在封侯之初，便向刘邦作了“愿弃人间事，欲从赤松子游”的表白。综合上述记载，说他晚年前往景色秀美酌青岩山，隐居学道，死后即葬于该地，并不是不可能的。

　　此外，位于微山县微山岛西南部微山南麓也有张良墓，在微子墓南15公里处。墓下方上圆，红黄粘土加鹅卵石块筑成，夯土层次清晰，高15米，长宽各100米。墓前有清乾隆二年(1737年)所立石碑，题“汉留侯张良墓”，高17米，宽09米，厚016米。墓东侧原有张良祠，“文化大革命”中拆除。

　　与张良墓一样，张良庙也是为纪念张良而建。据说，最早的张良庙是由张良的10世玄孙汉中王张鲁所建，历经1700年，原址已无从考察。而今的张良庙位于柴关岭南麓，紫柏山东南脚下，距留坝县城17公里处的庙台子街上。相传张良激流勇退后，隐居于此。后人仰慕他“明哲保身”的策略和“功成不居”的风格，在此建庙奉祠。因他曾封“留侯”，故名“留侯祠”，俗称“张良庙”。

　　张良庙有6大院，150余间殿宇，总面积14200余平方米，为陕西大型祠庙之一。总的布局是院院相连，亭阁星罗。庙内现存摩崖石碑100多块，木匾50多面，木、石刻对联30多副。

　　张良庙傍山依水，古朴典雅，终年云霭缭绕，颇有仙家灵气，它融名胜古迹、文物、风景于一体，现在已是陕南著名的游览胜地。

　　来到山前，青砖砌成为山门,可见上方横刻“汉张留侯视”5个朱红大字，大门左右刻着一副对联：

　　博浪一声震天地，

　　圮桥三进升云霞。

　　入山门，便踏上一木桥，名曰“进履桥”，取张良在圮桥为黄石公捡鞋穿鞋一事。桥上有栏杆和靠椅，桥下流水潺潺。越过木桥，便是高大的保安观，入门后，左右有钟、鼓楼，院中央几立着“灵霄殿”，但见八角飞檐，琉璃瓦饰顶，彩绘拱斗屋檐，颇为壮观。殿侧分列“三清殿”、“三官殿”、“三法殿”等配殿。

　　从殿侧北面经过庭，便进入大殿所在院落。大殿雄伟庄严，上县“明哲风高”、“帝王之师”，殿门有对联：“毕生彪炳功勋启自授书始；历代崇丰烟祀端由辟谷开。”殿内原有张良塑像，文化大革命中被毁掉，现有歌颂德条幅多幅。大殿前有拜殿，左右厢房对称而立。院内清幽、古雅。殿堂门楣遍布称颂的匾额，如“急流勇退”、“机谏得宜”、“智勇深沉”。殿堂立柱饰有众多对联，如：“秦世无双国士；汉廷第一名臣，“富贵不*，有儒者气；淡泊明志，作平地神”。

　　从北花园西南出去，地势升高，游客登上层层石阶，可见阶旁的摩崖石刻，石刻上留有明代赵文渊、清代林则徐，以及后来冯玉祥、杨虎城将军的诗文。登上山顶，就是紫柏山的中峰。山顶上的亭子叫“授书楼”，取黄石山向张良授书之意。这座重檐飞角的亭子是用大理石和南阳玉砌筑而成，高离地面100米，显得高雅别致。登楼远眺，峰峦起伏，林海苍茫。

　　5相关文学作品

　　苏轼《留侯论》：

　　古人所谓豪杰之士者，必有过人之节,人情有所不能忍者，匹夫见辱，拔剑而起，挺身而斗，此不足为勇也。天下有大勇者，卒然临之而不惊。无故加之而不怒；此其所挟持者甚大，而其志甚远也。

　　夫子房受书於圯上之老人也，其事甚怪。然亦安知其非秦之世有隐君子者出而试之。观其所以微见其意者，皆圣贤相与警戒之义。而世不察，以为鬼物，亦巳过矣。且其意不在书。当韩之亡，秦之方盛也，以刀锯鼎镬待天下之士，其平居无事夷灭者，不可胜数。虽有贲、育，无所复施。夫持法太急者，其锋不可犯，而其势未可乘。子房不忍忿忿之心，以匹夫之力，而逞於一击之间。当此之时，子房之不死者，其间不能容发，盖亦危矣！千金之子，不死於盗贼。何哉？其身可爱，而盗贼之不足以死也。子房以盖世之才，不为伊尹、太公之谋，而特出於荆轲、聂政之计，以侥幸於不死，此圯上老人所为深惜者也。是故倨傲鲜腆而深折之，彼其能有所忍也，然后可以就人事，故曰：「孺於可教也。」

　　楚庄王伐郑，郑伯肉袒牵羊以迎。庄王曰：「其君能下人，必能信用其民矣。」遂舍之。勾践之困於会稽，而归臣妾於吴者，三年而不倦。且夫有报人之志而不能下人者，是匹夫之刚也。夫老人者，以为子房才有余，而忧其度量之不足，故深折其少年刚锐之气，使之忍小忿而就大谋。何则？非有平生之素，卒然相遇於草野之间，而命以仆妾之役，油然而不怪者，此固秦皇之所不能惊而项籍之所不能怒也。

　　观夫高祖之所以胜，而项籍之所以败者，在忍与不能忍之间而已矣。项籍不能忍，是以百战百胜，而轻用其锋。高祖忍之，养其全锋以待其敝，此子房教之也。当淮阴破齐而欲自王，高祖发怒，见于词色；由此观之，犹有刚强不能忍之气，非子房其谁全之！

　　太史公疑子房以为魁梧奇伟，而其状貌乃如妇人女子，不称其志气。呜呼，此其所以为子房欤！

　　译文：

　　古时候被人称作豪杰的志士，一定具有胜人的节操，（有）一般人的常情所无法忍受的度量。普通人受到侮辱，拔剑而起，挺身上前搏斗，这不值得算作勇敢。天下有一种真正勇敢的人，遇到突发的情形毫不惊慌，无缘无故的对他施加侮辱也不动怒。为什么能够这样呢？因为他胸怀大志，目标高远（的缘故）啊。

　　张良被桥上老人授给兵书这件事，确实很古怪。但是，又怎么知道那不是秦代的一位隐居君子出来考验张良呢？看那老人用以微微显露出自己用意的方式，都具有圣贤相互提醒告诫的意义。一般人不明白，把那老人当作神仙，也太荒谬了。再说，桥上老人的真正用意并不在于授给张良兵书（而在於使张良能有所忍，以就大事）。在韩国已灭亡时，秦朝正很强盛，秦王政用刀锯、油锅对付天下的志士，那种住在家裏平白无故被抓去杀头灭族的人，数也数不清。就是有孟贲、夏育那样的勇士，没有再施展本领的机会了。凡是执法过分严厉的君王，他的刀锋是不好硬碰的，而他的末余之势可以驾驭（连上句意思是：在锋芒之势上，是没有可乘之机的）。张良压不住他对秦王愤怒的情感，以他个人的力量，在一次狙击中求得一时的痛快，在那时他没有被捕被杀，那间隙连一根头发也容纳不下，也太危险了！富贵人家的子弟，是不肯死在盗贼手里的。为什么呢？因为他们的生命宝贵，死在盗贼手里太不值得。张良有超过世上一切人的才能，不去作伊尹、姜尚那样深谋远虑之事，反只学荆轲、聂政行刺的下策，侥幸所以没有死掉，这必定是桥上老人为他深深感到惋惜的地方。所以那老人故意态度傲慢无理、言语粗恶的深深羞辱他，他如果能忍受得住，方才可以凭藉这点而成就大功业，所以到最后，老人说：「这个年幼的人可以教育了。」

　　楚庄王攻打郑国，郑襄公脱去上衣裸露身体、牵了羊来迎接。庄王说：「国君能够对人谦让，委屈自己，一定能得到自己老百姓的信任和效力。」就此放弃对郑国的进攻。越王勾践在会稽陷於困境，他到吴国去做奴仆，好几年都不懈怠。再说，有向人报仇的心愿，却不能做人下人的，是普通人的刚强而已。那老人，认为张良才智有余，而担心他的度量不够，因此深深挫折他年轻人刚强锐利的脾气，使他能忍得住小怨愤去成就远大的谋略。为什麼这样说呢？老人和张良并没有平生的老交情，突然在郊野之间相遇，却拿奴仆的低贱之事来让张良做，张良很自然而不觉得怪异，这自然，秦始皇不能使他惊恐，项羽不能使他发怒。

　　看那汉高祖之所以成功，项羽之所以失败，原因就在於一个能忍耐、一个不能忍耐罢了。项羽不能忍耐，因此战争中是百战百胜，因此随便使用他的刀锋（不懂得珍惜和保存自己的实力）。汉高祖能忍耐，保养那完整的刀锋（把自己的精锐实力保养得很好，等待对方的衰弊），这是张良教他的。当淮阴侯韩信攻破齐国要自立为王，高祖为此发怒了，语气脸色都显露出来，从此可看出，他还有刚强不能忍耐的气度，不是张良，谁能成全他？

　　司马迁本来猜想张良的形貌一定是魁梧奇伟的，谁料到他的长相竟然像妇人女子，与他的志气和度量不相称。啊！这就是张良之所以成为张良吧（言外之意：正因为张良有能忍之大度，所以，尽管他状貌如妇人，却能成就大业，远比外表魁梧的人奇伟万倍）！

我想你说的那个太监应该姓沈

直隶献县人沈吉祥，于十四岁时，父母为其净身，在裕亲王府中充当太监。嘉庆十二、三年间（1807－1808），沈吉祥因跌伤左腿骨折，请求红阳教的教首刘兴礼医治

南宋时代的江湖诗派，是一个以当时的江湖游士为主体的诗人群体。属于这一诗派的江湖游士，是由下层知识分子构成的社会阶层。江湖诗派的出现，是一种文学现象，也是一种社会现象。

江湖诗派大约兴起于13世纪初叶，即南宋中期。当时，盛极一时的江西诗风开始衰落，代表着南宋诗歌创作最高成就的杨万里、范成大、陆游等人也相继谢世。一向热闹的诗坛，开始寂寞起来。最早打破这种寂寞的是“四灵”：徐照、徐玑、翁卷、赵师秀寒砧注：徐照，字道晖，又字灵晖，号山民；徐玑，字致中，又字文渊，号灵渊；翁卷，字续古，一字灵舒；赵师秀，字紫芝，又字灵秀，亦称灵芝，号天乐。四人同为南宋永嘉（今温州）人，因其字号中皆有灵字，人称“永嘉四灵”。这四位永嘉诗人，在大儒叶适的揄扬、鼓励下，提倡姚、贾寒砧注：贾岛、姚合，诗以境界狭仄而语言工巧为特点，世称“姚贾”，反对“江西”，为诗坛注入了一股清新的空气。“四灵”的创作，受到了同时一大批江湖诗人的推崇和效法。宝庆元年（1225），钱塘书肆陈起把以当时江湖诗人的作品为主体的一些诗作汇辑起来，刻成《江湖集》，客观上总结了宝庆前江湖诗歌的创作成果。在他的周围，吸引了一批江湖诗人，进一步促进了江湖诗风的普及。而在江湖诗人不断扩展活动规模之时，更出现了一位领袖人物——刘克庄。在江湖诗人中，刘克庄不仅创作成就最高，而且还有着丰富而深刻的创作理论。他喜欢指导青年，奖掖后进，因而受到许多人的追随。同时，他又不满足于对“四灵”亦步亦趋，而是带动一批江湖诗人，开拓创作领域，使得江湖诗风不断得到了深化。这样，以“四灵”为先驱，以陈起为声气联络，以刘克庄为领袖的江湖诗派，便正式以一个群体的面目出现，成为笼罩南宋中后期诗坛的主要力量。

江湖诗派的成员，计有138人之多。这样一大批诗人，是在宋代的政治、经济状况进一步恶化，文化思想发生了较大变化的背景中产生出来的一个特定的社会阶层，在文化史上，也常被称为江湖游士或江湖谒客。林希逸《竹溪鬳斋十一稿续集》卷十三《跋玉融林鏻诗》说：“今世之诗盛矣，不用之场屋，而用之江湖，至有以为游谒之具者。少则成卷，多则成集，长而序，短而跋。虽其间诸老亦有密寓箴讽者，而人人不自觉。”方回《瀛奎律髓》卷二十评戴复古《寄寻梅》说：“庆元、嘉定以来，乃有诗人为谒客。龙洲刘过改之之徒，不一其人，石屏亦其一也。相率成风，至不务举子业。干求一二要路之书为介，谓之‘阔匾’，副以诗篇，动获数千缗以至万缗。如壶山宋谦父自逊，一谒贾似道，获楮币二十万缗，以造华居是也。钱塘湖山，此曹什佰为群。”赵文《青山集·诗人堂记》说：“近世士……为诗者益众。……夷考其人，衣冠之不改化者鲜矣。其幸而未至改化，葛巾野服，萧然处士之容，而不以之望尘于城东车马队之间者，鲜矣，”从这些出自晚宋或宋元之际作家之手的记载中，我们可以看出：其一，谒客已形成了一个较广泛的群体；其二，谒客的主要干谒手段是诗；其三，行谒的主要对象是达官权贵；其四，行谒的目的是求乞钱财。所有这些，构成了江湖谒客的基本特征。对此，以往的学者每认为反映了这些文人人品之卑污；而换一个角度看，实则也反映了中国的文化传统发展到宋代尤其是南宋所发生的变化。

仕与隐，是中国封建社会中知识分子的两种最基本的生活方式。自魏晋以来，这两种方式实际上已经并行不悖，不再存在什么矛盾了，王康琚提出的“大隐隐陵薮，小隐隐朝市”（《反招隐诗》），就为那些真正的或号称为市朝形迹、山林心肠的文人找到了最好的依托，从此可以堂而皇之的出仕，而不必有任何心理障碍了。但南宋江湖谒客游谒权门，丐私书，求俸余，既不愿走科举之道，也不愿枯守山林，从而成为一个既非“大隐”，也非“小隐”的非官非隐的群体的现象，使得这一传统发生了倾斜。尤其值得提出的是，他们中的不少人一生都在漫游江湖，行谒贵门，追求物质享受是他们主要的甚至是全部的生活内容。这种情形，反映出日渐发达的商品经济对读书人的影响。如果与许多反映市民意识的话本小说中鼓吹发财致富，追逐物质享受的描写比观，真是若合符契。再者，江湖谒客以诗游谒江湖，靠投献诗作来换得达官贵人的资助，使得原来被孔子认为“可以兴，可以观，可以群，可以怨。迩之事父，远之事君”的诗变成了具体的谋生手段，这也是一个不小的变化。它意味着诗歌由对政治的依附，转为兼对经济的依附；诗歌在客观上进入了市场，也就出现了诗人有作为一个职业而独立存在的可能。在这种情况下，艺术的传播可以经过艺术市场的中介来实现，受到艺术市场的价值规律的支配，来达到一定的经济效益。因此，艺术的商品化，便有可能成为艺术家表现独立人格的前提。正是在这个意义上，我们认为，应该对这一现象所出现的意义给予足够的重视，尽管对其商品化的不充分性和相应出现的弊病也应该有所认识。

江湖诗派的出现尽管在文学上有着种种必然性，但其中书商陈起（字宗之，号芸居）的作用明显是极其重要的。就其出版活动而言，他刊刻了许多中晚唐诗人的集子，不仅迎合了当时盛行的晚唐诗风，而且在一定程度上起到了推波助澜的作用。当然，他的贡献更主要地表现在通过开书铺与江湖诗人的联系上。

首先，他为同时江湖诗人刊诗，常常兼有选家的身分。黄文雷《看云小集》自序说：“芸居见索，倒箧出之，料简仅止此。自《昭君曲》而上，盖经先生印正云。”许棐《梅屋四稿》自跋说：“甲辰一春诗，诗共四、五十篇，录求芸居吟友即可。”张至龙《雪林删余》自序说：“予自髫龀癖吟，所积稿四十年，凡删改者数四。比承芸居先生又为摘为小编，特不过十四之一耳。……予遂再浼芸居先生就摘稿中拈出律绝各数首，名曰《删余》。”陈起将这三位诗人的作品选为小集，当然带有使其易售的目的，但也不可否认，其中还有艺术上的考虑。陈起的审美观即对晚唐诗的偏嗜，不可避免地要影响他对所刊之书的选择。由于陈起为江湖诗人刊诗是常见而且多见的，因此，他的影响便自然反映在其中。

其次，他往往直接向诗人索诗，有类于现在出版社的组稿。黄文雷的例子已见上。又如危稹《巽斋小集·赠书肆陈解元》二首之一说：“巽斋幸自少人知，饭饱官闲睡转宜。刚被旁人去饶舌，刺桐花下客求诗。”赵师秀《清苑斋诗集·赠陈宗之》说：“每留名士饮，屡索老夫吟。”这说明陈起经常关注着同时江湖诗人的创作情况，并与他们保持着最密切的联系。江湖诗人作为陈宅书铺的基本作者队伍，其创作自然得到了陈起的鼓励和扶持。

第三，陈起的书铺是当时江湖诗人的一个活动中心。在他这里可以借到书，如张弋《秋江烟草·夏日从陈宗之借书偶成》：“案上书堆满，多应借得归。”赵师秀《清苑斋诗集·赠陈宗之》：“最感书烧尽，时容借检寻。”这样，他的书铺便兼有了图书馆的性质。另外，对一些无力购书的贫士，他还赠送书籍，允许他们赊书。如许棐《梅屋四稿·陈宗之叠寄书籍小诗为谢》：“君有新刊须寄我，我逢佳处必思君。”黄简《秋怀寄陈宗之》：“惭愧陈征士，赊书不问金。”这样，他的书铺就并不完全是商业性经营；而一大群江湖诗人聚集在他的周围，也不完全是功利性交往。题为陈起所编的《南宋六十家小集》，60位诗人中，有18位和他有唱酬，足见他在当时的号召力和吸引力。

当然，最能反映出陈起的影响的，是他在宝庆元年（1225）所刊刻的《江湖集》。 这部主要收录当时江湖诗人作品的集子，标志着江湖诗派开始左右诗坛，管领一代风骚。书一刊出，即引起很大反响。当时名家韩淲写诗赞云：“雕残沈谢陶居首，披剥韦陈杜不卑。谁把中兴后收拾？自应江左久参差。”《〈江湖集〉钱塘刊近人诗》）应该说，江湖诗人能够作为一个群体在诗坛上出现，陈起起到了非常重要的作用。在中国古代文学中，流派的产生有着多种多样的原因，但以一个书商之力就能促使一个流派的形成，却还是不多见的。尽管后世书商并没有像陈起那样与一个文学流派有着如此密切的关系，但他们的作用却越来越广泛，越来越明显。尤其是明、清两代，各种思潮此起彼伏，其间书商的活动往往起了迎合或推动作用。如明代嘉靖年间，翻刻旧籍之风甚盛，显然与复古运动有关；清代乾嘉之际的刻书业，似乎与乾嘉学派的出现互相配合；一直到现代，茅盾、叶圣陶等组织文学研究会，主编《小说月报》等刊物，郭沫若、郁达夫等组织创造社，主编《创造》诸刊，在当时都产生了极大的影响。这两个组织后来形成两个流派，当与他们的出版活动不无关系。站在整个学术文化史的高度，反观陈起的诸项活动，就更能看出其独特意义了。

在诗歌主题上，江湖诗派也有自己的特色。这里有两点值得特别提出来。一是对于江湖诗中的政治现实内容应该给予充分的肯定，而不能像过去有些学者那样，不加分析地就说这个流派“在内容上琐屑、细碎，不敢接触当时社会的主要问题”。在收诗5340首的《南宋六十家小集》中，体现忧国忧民之怀即具有政治内涵的诗便有180首以上。而通过具体考察，我们发现，当时所有的与国家安危有关的重大时事，在江湖诗人的作品中几乎都有反映。如赵汝鐩《野谷诗稿》卷二《古剑歌》、黄大受《露香拾稿·老寋行》、毛珝《吾竹小稿·甲午江行》等，或借写“开禧北伐”，表示对恢复大业的期待；或写四川宣抚副使吴曦的叛变给南宋政权造成的危害；或对宋蒙联合灭金发表自己的见解，无不浸透着深刻的现实感。江湖诗人揭露南宋租赋之重，同情民生疾苦的作品也写得比较出色。如赵汝鐩的《耕织叹二首》，将农民生活的悲惨与统治阶级的剥削加以对比，淋漓尽致地揭露了社会的黑暗，被钱钟书先生评为“是把这个不合理现象（即劳者不获，获者不劳）写得最畅达的宋代诗篇”（《宋诗选注》）。其实，放在整个古代诗歌中，也可以得出这个结论。完全可以说，这类作品是南宋政治社会的形象的反映。二是应该看到江湖诗人对于羁旅生涯的体验有着独到之处。如我们所熟知，古人的乡土观念很重，他们向往安宁，留恋故土，对于行役有着本能的排斥。但是，社会环境和个人生活都有不容自由选择的情况，人们由于种种需求，不得不离乡背井，跋涉风尘。于是，乡愁羁恨便成为中国古代文学中的永恒的主题。但同样的主题，在不同的人身上，感受的层次和表现的方式都有不同。拿江湖诗人和南渡诗人比较，后者虽然也写乡愁羁恨，但总是同时含蕴着国难的内涵。在他们的羁旅诗中，我们较难找到对个人生活的精心刻画。深沉的感喟冲淡了他们对自己生活方式的内省，导致了他们对乡愁羁恨的粗线条勾勒。江湖诗人则不然，行役的生活方式虽然是他们为改善自己的处境所作的选择，但这条道路也往往导向不可知的未来。因此，自然的变化，人情的冷暖，使他们加倍的敏感；而客路的艰难，羁旅的悲苦，更使他们有着入微的感受。这样，在他们的笔下，飘泊的生活往往更带有纪实性，表现得更加切近，更加细腻。比如说，他们的作品中总爱写清晨和深夜，因为这两段时间对他们的心灵刺激特别深。又比如说，他们的作品中出现了大量的友谊题材，也与他们飘泊在外的心灵感受有关。所有这些，都反映出这个群体的独特之处。

江湖诗从整体上来说，艺术水准是不高的。但作为那个特定时代的产物，作为那个特定群体的心灵活动，却有其特殊的认识价值。对于江湖诗，前人经常加以讥评的，一是“小”，二是“粗”，三是“俗”。如果不戴有色眼睛，这能否理解为一种不同于前人的审美情趣呢？这就要涉及江湖诗人的审美情趣。首先，江湖诗中有一种纤巧之美，包括小、巧、纤、细四个方面。江湖诗的气象确实小，体制也小，但这并不一定是他们的失败之处。生活是多侧面的，文学作为表现生活的一种手段，也应该是丰富多彩的。峻岭奇峰固然壮观，小桥流水也同样能给人以美的享受。而江湖诗人不擅大篇，只能说明他们的才力较小和爱好较偏，因而未能全面地掌握各种体裁。况且，他们之所以能够领数十年风骚，恐怕也与此不无关系。相反，如果他们抹杀了自己的这一特点，强不能以为能，则等待着他们的只有失败。其次，江湖诗中有一种真率之美，具体表现为真率放任，无所拘检，特别是在对个人欲望的表白上，几乎毫无遮掩。如危稙《上隆兴赵帅》和刘过《上袁文昌知平江》诸诗，都是如此。这种感情形态对诗风有着一定的影响。江湖诗往往或一气呵成，不假修饰；或在近体诗中多用流水对和复辞对仗，都与此有关。第三，江湖诗中有一种平俗之美。这是因为江湖诗人低下的社会地位，使他们的生活与一般市民较为接近，能够观察到市民阶层的生活层面，也能够体味到市民阶层的思想感情。先说题材。在江湖诗中，或写书商卖书，如陈起《〈史记〉送后村刘秘监兼致欲见之悰》；或写村儿学字，如宋伯仁《嘲不识字》； 或写乡人接客，如危稹《接客篇》；或写塑偶求子，如许棐《泥孩儿》，都是前人不写或少写的。再说表现手法。江湖诗在情感上是露而尽，在描写上是切而近，在对仗上是工而巧，固不待言。尤其值得提出的是江湖诗中句意求熟的倾向。江湖诗或字句陈熟，或命意凡熟，影响了其创造性。如徐玑《山居》中“开门惊燕子，汲水得鱼儿”二句，不失清新，实则出自杜甫《水槛遣心》“细雨鱼儿出，微风燕子斜”。朱继芳《听雪》：“瓦沟初瑟瑟，隐几坐虚日。良久却无声，门前深几尺。”也还不错，但句意则全自陶潜《癸卯岁十二月中作与从弟敬远诗》来。陈陈相因，缺乏新意，当然是不值得称赏的。但是，江湖诗人迹近市民，而江湖诗歌亦在市民中很有市场。当时的市民阶层虽已具有一定的文化修养，但受其身分和地位的制约，不可能太博学，也不可能大量地接触前代文化遗产。从这个意义看，江湖诗人的创作，在文学史上固然是熟句、熟意，但对那些具体的读者来说，却仍然能够引起新的感受。因此，我们不妨把江湖诗人的许多作品，视为古代若干优秀作品在较低层次上的再现，因而这些诗虽无很高的审美价值，却仍然被许多人所接受，甚至喜爱。

江湖诗派是宋代最大的一个诗歌流派，活动时间也很长，达半个多世纪，而且是当时诗坛的主要力量。对于这个流派，还有许多问题，如江湖诗祸、诗派成员的共性与个性以及他们的时空观念等，也都是饶有意味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