g于宋庆龄的小故事

宋庆龄守信用的故事
一次，妈妈给小庆龄讲了“自食其言”的故事。春秋战国时，鲁哀公的身边有一个重臣叫孟武伯，他有一个最大的毛病，就是说话不算数。因此，鲁哀公对他很不满。一天，哀公举行宴会招待群臣，孟武伯和哀公的宠臣郑重也参加这次宴会。孟武伯向来不喜欢郑重，在宴会上借机出郑重的洋相，便问道：“郑先生怎麼长得越来越胖了？”哀公听到后，便插嘴道：“一个人常常吃掉自己的诺言，当然会长肥呀！”在座的大臣一听就知道哀公并不是批评郑重，是在暗中指责孟武伯说话不算数。妈妈的故事是教育她说话要算数，要谨守诺言。对此小庆龄铭记心间。初见"国母"

两天后的一个下午，岳欣调来了一辆军用吉普车，与焦万友一起，把靳三旺连同他早就准备好的简单的行李，接出了中央警卫师政保大队，然后把靳三旺送到了北京东城区的一座四合院前。趁哨兵验证开门的时候，靳三旺抬头看了一下门牌：方巾巷15号。当年，画家徐悲鸿及其夫人蒋碧薇从日本考察归来时，就曾听从康有为的建议，居住在这条方巾巷里。

进入院子，已有一位被岳欣称做卢秘书的年轻女子（卢季卿，宋庆龄1950年至1958年的秘书）笑吟吟迎上来。显然，岳欣与卢秘书很熟，一番握手寒暄后，她便把岳欣与靳三旺领进了正对院门的那个会客厅里。

会客厅正中的沙发上，坐着一位端庄典雅、面目慈善的中年妇女，她嘴唇微抿，面含微笑，向着来人微微点头示意。猛然间，靳三旺觉得这位女士很面熟，似乎在哪里见过，但一时却想不起来是谁。正回忆时，岳欣很有礼貌地向她介绍道：“宋副主席，他就是新来的靳三旺同志，经过组织上的考察，决定从现在起派他到您这里来工作。”

原来她就是大名鼎鼎的宋庆龄呀！不等岳欣把话说完，靳三旺便恍然大悟了。

怀着无比复杂的心情，靳三旺上前毕恭毕敬地向宋庆龄行了一个军礼：“宋副主席您好。”

“好，好。”宋庆龄目不转睛地打量着面前的俊小伙，不顾岳欣的示意，两手一撑扶手，从沙发上站了起来，同时向靳三旺伸出了手，“欢迎你来帮助我工作。听说你在部队里表现不错，打仗勇敢，又立过战功，你来帮助我工作我非常高兴。”

在当时靳三旺的眼里，宋庆龄顶多也就四五十岁，她那红润白皙的皮肤、略显发福的体态与一丝不乱的头发，无一不显示着她对自己的精心保养与呵护。其实，要是靳三旺知道当时的宋庆龄已是整整六十岁的老人的话，说不定他会吃惊得把双眼睁个溜圆！

李燕娥是广东中山人，从16岁就来到宋庆龄身边，陪伴了宋庆龄整整53年。她虽然没有文化，但爱憎分明、性格爽朗。解放前，在重庆、上海等地，国民党特务多次用金钱收买她，用介绍对象诱惑她，想通过她来刺探宋庆龄的情况，但李燕娥对宋庆龄忠心耿耿，丝毫不为所动。宋庆龄称赞她是“不拿枪的警卫员”。解放后，她尽心竭力地照看着宋庆龄在上海的寓所和那些孙中山留下来的遗物。
宋庆龄从不把李燕娥当作“下人”，而视她为家中的一员。李燕娥比宋庆龄小了近20岁，但却一直被称着“李姐”。吃饭时宋庆龄与她同桌，并且让她坐在主人的位置上，自己则坐侧座。李燕娥身体比较胖，宋庆龄又让人专门改制了一张矮床，方便她休息。
解放后，宋庆龄住北京时间居多，为了抚慰李燕娥的思念之情，宋庆龄把自己的照片和北京寓所主楼的照片寄给她。李燕娥把照片摆在自己的房间里，以便随时都能看到。有一次李燕娥受了伤，宋庆龄十分担心，专门指示上海的同志抓紧为李燕娥疗伤，还专程赶到上海看望。
宋庆龄为李燕娥想得非常周到、细致。她经常送一些小礼品给上海寓所的工作人员，每次总是专门准备一些火腿、广东腊肠等家乡食品，带给李燕娥。
1971年11月8日，宋庆龄专门给上海寓所的管理员周和康写信说：“现在委托你办一件事：旧历10月10日是李燕娥的生日。她在我处服务快40年了，我应该对她忠心耿耿的工作有些表示。请你在9日那天代买一只熟的大油母鸡及8斤苹果、2斤香蕉送给她（连同这张贺片）。多谢你！”
1979年，李燕娥患了子宫癌，宋庆龄万分焦急，亲自把她从上海接到北京，不仅请人照料她的生活，还嘱咐身边的工作人员要像对待她一样来照顾李燕娥。
她还请来最好的医生为李燕娥诊治。当医生确定她的癌变已到晚期时，宋庆龄十分伤心。她压抑着悲痛之情，尽可能抽出时间陪李燕娥聊天，以缓解她的痛苦。当时北京的青菜很少，她怕李燕娥不习惯，就请人想办法多买些新鲜蚕豆来补充。为了增加营养，宋庆龄特别吩咐每天要让李燕娥吃鸡肉，喝鸡汤。
对于病重的李燕娥，宋庆龄心情十分沉重。她曾给马海德写信说：“我亲爱的管家患了可怕的疾病，使我十分心烦意乱。她跟随我50年了，她是那么的忠诚，也是我最可信任的朋友。我害怕她很快会死去……她躺在床上全然不知真正折磨她的是什么病痛！我是如此悲伤和六神无主……”
第二天，她又写信给爱泼斯坦：“近日来我为李姐（我50多年的伴侣和管家）病重而极感心烦意乱。她不仅是我的助手，更胜过我的亲人……”
如果不是亲眼读到这些信件，简直难以想像，在任何巨大的压力面前都不曾惧怕、不曾退缩的宋庆龄，为了李燕娥竟会流露出如此强烈的悲伤。
1981年2月，在焦虑的煎熬中传来了李燕娥病逝的消息，宋庆龄顿时热泪盈眶。当李燕娥的骨灰盒被送到宋庆龄住所时，她迎上去，把脸紧紧贴在骨灰盒上，不住地抚摸着，亲吻着，泪水点点滴滴洒落……
在李燕娥骨灰移送上海那天，宋庆龄支撑着病体，亲自把骨灰盒从自己的卧室里抱出来，步履蹒跚地从楼上一直送到门口的汽车上。事后，她给一位友人写信说：“我痛心地告诉你，我亲爱的管家和同伴李燕娥……因患癌症逝世……我可怜的燕娥在几天前由一些信得过的朋友陪同，在上海埋葬了。她的骨灰将埋在宋氏墓地。我死后，将长眠在我忠心的同伴旁边。”
为了李燕娥的后事，宋庆龄特意写信给秘书说：“我一直答应让李姐的骨灰埋葬在我父母的坟的边头，要立她的碑。我以后也要埋在那里。”并要求：墓碑“和李姐要做同样的”。为此，她还专门画了一张草图。
就在李燕娥去世100多天之后，宋庆龄亦不幸病逝。宋庆龄的骨灰被送到了上海万国公墓宋氏墓地，就是今天的宋庆龄陵园。陵园中间，是宋庆龄父母——宋耀如和倪桂珍的合葬墓，东侧是宋庆龄墓，墓碑上刻着“中华人民共和国名誉主席宋庆龄同志之墓”。西侧对称位置，是形状相同的李燕娥墓。墓碑上刻着“李燕娥同志之墓——宋庆龄敬立”的字样。

宋蔼龄，自上海出发来到美国，开始了自己的留学历程宋蔼龄在美求学却是十分轻松而愉快的。宋蔼龄就读的威斯里安女子学院位于佐治亚州的梅肯市，濒临奥克穆尔吉河西岸。市内林木葱葱，幽静闲雅。威斯里安女子学院创立于1836年，原名为佐治亚女子学院。1843年改名的威斯里安女子学院，附属于联合卫理公会教堂。当初学院规模不大，仅有一幢主楼，学生自然不多。其学生来源一般都是南美富裕人家的**。后来才增建了配套建筑。二十世纪初，主楼由希腊复兴时代的建筑风格改为维多利亚式的华美楼房，又增盖了双层斜坡式楼顶，使之成为“教育用房之最完美的大厦”。学生宿舍在顶楼且内部装备舒适，有大洗脸室和更衣室，每层楼还有一间浴室，里边有浴盆和瓷制便器。1900年学院又建了一座附属建筑，以为新入学的住宿生提供住处。校园内清静、舒适的环境，为来这里读书的女孩子提供了一个良好的学习条件和生活条件。宋耀如的3个女儿：宋蔼龄、宋庆龄和宋美龄，都曾在威斯里安女子学院读书。后来，这所女子学院也因培养了宋氏三姐妹而名声大振。

宋蔼龄最初在学院里的“预科班”学习，与她未来的丈夫孔祥熙一样，她也是这里的第一个中国留学生。开始的时候，人们都用一种好奇的目光看待她，用一种说不清楚的复杂心理对待她。宋蔼龄能讲一口流利的英语，但最初她含蓄持重，落落寡合，不苟言笑。就好像全校的学生里只有她懂得一个人真正的价值不在于服饰打扮，不在于她的外表而在于她的学问。平时没事的时候，宋蔼龄就会站在一旁，去欣赏和研究其他学生的美式服装。宋蔼龄能从一个人的服装上推算出每个同学的父亲到底拥有多少财产。当然这种推断都是她心里琢磨出来的。宋蔼龄的同学们都把她的沉稳含蓄看成羞怯，而且都以为这个矮胖的圆脸中国姑娘不会给她们构成任何威胁。

但是，宋蔼龄的学习成绩异常突出，尤其是数学成绩，是所有同学都望尘莫及的。

慢慢地，同学们发现这个看上去很庄重、很严肃的中国姑娘，实际上待人非常坦率和友善，并且热情、开朗，很好接近，在音乐和表演方面也很有才华。于是，宋蔼龄成了同学们喜欢谈论的“热点”人物。

自从同学们发现了这位中国姑娘的真正性格后，闲暇时都愿意聚集在她的身边，或者怀着极大的兴趣挤进她的宿舍，聆听宋蔼龄用甜甜的声音，讲那遥远而神秘的东方故事。宋蔼龄的故事永远也讲不完，她的宿舍成了同学们的“俱乐部”。宋蔼龄的嗓音甜润而宏亮，在家父亲又教过她唱歌，这使她在演出方面占有绝对优势。每当学校集体活动或联欢时，宋蔼龄自然成为引人注目的人物。

这一切都应归功于威斯里安女子学院格里院长的太太格里夫人。

格里夫人是个和蔼可亲的热心肠妇女。是她尽力设法使宋蔼龄不感到拘束，慢慢地宋蔼龄对格里夫妇产生了终生难忘的感情。宋蔼龄变了，变得更加能适应美国的环境。她穿的全是美国服装，还学会了五花八门的美国俚语，且英语口语也运用自如。到美国仅1年宋蔼龄就剪掉了辫子，梳起了流行的高发式。

宋蔼龄的成长还得益于父亲的指导。宋耀如经常写信给自己的女儿，向她介绍最新的上海情况，推荐有关的中国历史书籍，鼓励她要自己努力。宋蔼龄从父亲的信中得到了启示也得到了力量，各方面都有了很大的进步。

用东方人的眼光看，宋蔼龄的长相并不漂亮，她的外貌常常使人发生误会。有一天、威斯里安学院的一位教授打量了她一下，说来蔼龄已经变成了一个“漂亮的美国公民”。宋蔼龄听了非常生气，当着全班同学的面反驳说：“我不是美国公民，而是一位中国公民，并且我为自己是中国公民而感到骄傲。”

宋蔼龄生活的年代，是一个极为动荡不安的年代。当时中国的落后和美国的进步是有目共睹的。为什么来蔼龄不愿做美国公民，而为自己是一名中国公民而感到骄傲呢？也许是因为她的出身、她的家庭以及受的传统思想的影响造成的，或者我们可以这样说，宋蔼龄自始至终都有一颗不变的爱国之心。

为了这位教授的一句话，也为了她初来美国时所遇到的遭遇，宋蔼龄的心里始终憋着一股火。这股火一旦遇到机会，就会发泄出来。

这个机会终于来了。

1906年1月，宋蔼龄经学院特别批准到北方去了一趟，原因是她的姨夫温秉忠到美国的首都华盛顿来了。温秉忠是受慈禧太后的派遣，率领一个清朝教育考察团来美国考察美国教育的。

一向瞧不起洋人但又十分惧怕洋人的慈禧太后，怎么会一下子变得开明起来了呢？

轰轰烈烈的义和团运动被清朝政府勾结西方列强共同镇压下去了，慈禧太后携带光绪皇帝出逃西安后重又返回北京。这时，不知何故慈禧一改往常主意，突然高喊起“变法”，并似乎真的要在全国范围内实行“新政”了。

慈禧太后之所以高唱“变法”，主要是为了应付国内外的危机。《辛丑条约》的签订虽然缓和了来自国外的威胁，但她要顺应帝国主义的要求，以一种新姿态出现在列强面前，向他们表明她的政权决不是一个顽固守旧的政权，而是一个能顺应“时代”需要的政权。与此同时，慈禧也深知来自国内的危机更加严重了。不但在被剥削压迫的下层广大群众中到处埋伏着待燃的火种，而且属于上层社会的一些阶层，包括各地的士绅、中小地主和商人等新兴的资产阶级对清朝政权的不信任感也空前增加了。为了缓和这种矛盾，为了维护自己的专制统治也为了使人们感到清政权还是有希望的，慈禧太后不得不高喊变法，实行新政。

当时慈禧的“新政”主要表现在三个方面：

一是提倡和奖励私人资本办工业。1903年9月，朝廷成立商部，由皇亲贵族载振任尚书，工矿业和铁路都归该部管理。同时，提出《奖励公司章程》，允许私人资本自由发展等等。以前清朝政府一直把新式工业紧紧控制在官方手里，到了外国资本已经深深地侵人中国工矿各种部门，官方再无力控制时，清廷才鼓励私人资本加人。这虽然是对资产阶级的一种让步，但为时已经太晚。

二是废除科举考试制度，设立学堂，并提倡出国留学。清政府下令，考试中废除八股文，整顿京师大学堂，把各省原有的书院改成学堂，要求各省城设大学堂，各府设中学堂，各县设小学堂。各省选派学生用官费送到外国留学。同时，承认了西学合法的地位。

三是改革军制，裁撤旧式的绿营和防勇，组成新式军队。清朝末年的各省“新军”均是在这时形成的。为了培养新式官兵，各省设武备学堂，并以从1904年起，每年要有百人左右到日本学习军事。

1905年，慈禧太后还接受了一些大臣的建议，居然要实行“君主立宪”了。其实，这只是清王朝妄图以此向新兴的资产阶级做一些让步，以达到他们“解散乱党”目的的一个伎俩而已。

正是在这种背景下，宋蔼龄的姨夫温秉忠率团来到了美国。宋蔼龄立即前往华盛顿看望姨夫。见到温秉忠之后，宋蔼龄非常高兴，这毕竟是她来美国后第一次见到来自故乡的亲人。

随后，宋蔼龄作为温秉忠的客人，一同出席了美国总统罗斯福为中国教育代表团举办的招待会。席间，宋蔼龄就自己初来美国时的遭遇，向美国总统发表了自己的看法，并批评了美国的“民主”。当时，这位美国总统也许是被眼前这位中国姑娘的气势给“镇住”了；据说，罗斯福总统当场向宋蔼龄表示了歉意。

当时，宋蔼龄的父亲来耀如也正在美国为同盟会进行募捐活动。他从当地报纸上得知爱女的表现时非常激动。消息也在同学们中间传开了。宋蔼龄成了新闻人物，大家都用羡慕的眼光看着她，向她打听当时的情况。

而最令同学们羡慕的还是宋氏三姐妹相聚在威斯里安女子学院的情景。

宋蔼龄和姨夫温秉忠在华盛顿参加完有关活动后，又前往纽约。在纽约，宋蔼龄和自己的父亲宋耀如重逢了。站在父亲面前的宋蔼龄已经不是两年前离家时梳着一根大辫子、脸上充满稚气的小姑娘了。她已经变成了一位操着一口流利英语且打扮入时的充满青春活力的妙龄少女了。宋耀如看着两年独立生活给女儿带来的变化，心里溢满了欣慰之情。

父女俩从纽约分手后，宋蔼龄返回梅肯市，宋耀如随着温秉忠渡过哈得孙河，到新泽西州的小镇萨米特去参观克拉拉•波特温**创办的一所朴实无华的学校。宋耀如很喜欢这所学校的气氛，所以他当场询问波特温**，明年是否愿意录取他的女儿宋庆龄和宋美龄来这里就学？

波特温**欣然同意了宋耀如的要求。

1907年夏天，二度赴美考察教育的温秉忠，带上外甥女宋庆龄和宋美龄，乘坐“满洲里”号邮轮启程。宋家的二女儿和小女儿步大姐宋蔼龄的后尘，后踏上了赴美留学的旅程。当时庆龄只有14岁，美龄只有10岁。

10岁的宋美龄是个非常天真和活泼的小姑娘。在旅途中，一天宋美龄同一位从上海回家的美国姑娘在甲板上谈天。美国姑娘问她：“你长大后，要成为什么样的人呀？”

“我要当大夫。”宋美龄脱口而出。

“大夫！哦，天哪，我想你不应该干那行，当大夫要去锯掉人家的腿，你知道吗？”

“是吗？”宋美龄大为惊讶，“那我不想当大夫了。这太脏了！”

抵达大洋彼岸时，她们没有遭遇到大姐蔼龄入境时所遭到的可怕经历，很顺利地在旧金山通过了关检。

最初，宋庆龄和宋美龄姐妹俩被安排在新泽西州萨米特小镇，在克拉拉•波特温**办的私立学校补习功课。这是去年来耀如赴美时说好的。

波特温的学生埃米莉•唐纳对宋氏姐妹要来学校的情景记忆犹新：“在我们这个小天地里，这是件饶有趣味的事情，但是在很长时间里没有再听到进一步的消息，因此大家把这件事情忘掉了。可是，有一天早晨我们来到学校的时候，发现她们已经来了。大的那一位非常庄重、文静，年龄约摸有15岁，看来比我们都大得多。我们当时都9岁左右。她的中国名字叫庆龄，但是不知为什么，我们总是称呼她‘罗莎蒙德’……我们不常见到她，因为由于年龄和性格上的差异，她自然不会来参加我们那些小孩子的玩耍和戏闹。但是，同时还来了一个可爱的小女孩，名叫美龄。她的年龄和我们差不多，非常活泼和欢跃，而且相当淘气。她长得像个滚圆的小黄油球娃娃，她对周围的一切都兴致盎然，不论是新奇的花草树木，还是房屋和人，她都要盘根问底，打听清楚。

“这两个女孩来波特温**的学校后没有多久，她们的姐姐宋蔼龄就来看望她们。蔼龄已是一个风华正茂的青年女子，她非常和蔼，非常友善。她脸上敷着厚厚的一层粉，嘴唇和两颊涂着朱色。当时已经是1908年，她这种打扮使我们大为吃惊。我们知道，象她这年龄的中国姑娘都喜欢这么打扮，就像年龄大一些的美国姑娘都喜欢轻轻地往脸上扑点香粉一样。我看得出，她是打扮得很漂亮的。但是我记得，当时还是个小女孩的我，确实是从内心里希望美龄长大后不要把面孔抹成这副模样。

“有一天，庆龄和美龄收到一个从中国寄来的包裹，里面全是给她俩的花花绿绿的漂亮衣物，其中有给美龄的一套漂亮的黑绸服，包括一条黑绸小裤子和一件绣有青龙图案的上衣。美龄穿上这套衣裤去爬树玩，爬到树梢上下不来了。我哥哥赶紧爬上去扶她下来。我们都提心吊胆地站在树下翘望，只希望她那身漂亮衣裳别扯破了。还好，衣服没有扯破。”

1908年9月5日，宋庆龄正式考人了姐姐蔼龄就读的威斯里安女子学院。此时，宋蔼龄正念四年级。

刚入学的宋庆龄在各方面都得到了姐姐无微不至的关心和照顾，姐姐还帮助她尽快熟悉那里的环境，宋庆龄对哲学课最感兴趣，文学水平很高又热心社会活动，因此担任了校刊《威斯里安》的文学编辑和哈里斯文学社的通信干事。

宋庆龄在威斯里安女子学院读书期间，在《威斯里安》上发表了《四小点》、《阿妈》、《现代中国妇女》和《受外国教育的留学生对中国之影响》等。这些文章宣扬了资产阶级民主主义和自由。平等、博爱的思想，表达了她追求真理的强烈愿望。

宋庆龄在美国度过了人生中最为重要的青年时期。正是留学期间的学习，使宋庆龄由一个天真烂漫的少女成长为一个成熟丰润的大姑娘，其爱国主义思想也随之日趋炽烈，逐渐升华到为革命献身的境地。

1909年宋美龄12岁时，也考进入了威斯里安女子学院。此时宋家三姐妹欢聚在了一起。美龄年纪太小，一时还不能当一名正式学生。她也受到了大姐的无微不至的照顾。

美龄从小就崇拜大姐。因为幼时姐妹们和其他孩子一起玩耍，她的年龄最小。每当她幼小的心灵受到伤害、伤心地大哭时，大姐蔼龄就会轻轻走过来安慰她，为她擦去眼泪和鼻涕。

每逢这时，美龄还是抽抽噎噎地问：“姐姐，你说我能够长大吗？”

“能！你一定能长成一个大人！”大姐蔼龄肯定的话语给小美龄极大的鼓励。从儿时起，美龄就产生了对大姐英雄般的崇拜，以后又逐渐转化为深厚的爱。可以说，这种爱在宋美龄则终其一生末已。

不久，宋美龄和另外两个和她年龄差不多的美国小姑娘，组成了一个非正式的班级。她们效仿大姐姐们组织的联谊会，成立了一个名叫“三个小家伙”的组织。为了使自己的组织有一间会议室，她们发展了院长为该组织的会员，从而获准使用大音乐室顶层的一间空房。不久，学校许多老师都成了她们的忠实会员。为了健全“三个小家伙”，她们还制定了口令、秘密暗号和组织规则。如规定在会议室开会时不准嚼口香糖。一般老师注意不到这一规定，总是津津有味地嚼着口香糖走进会议室，于是三个小家伙立即大喊大叫表示抗议。

她们还创办了一份报纸，美龄当文学编辑，另外两个女孩任美术编辑和记者。报纸是抄写的，每天发行5份，但每份内容各不相同，售价是每张5美分。

报纸内容独特，大受同学们欢迎，每天都销售一空。如其中一份的社会专栏评论说：“多萝西•迪尔是全校最聪明的姑娘！”

这份报纸卖给了多萝西•迪尔。

另一份报纸在同一专栏里写道：“校园里所有的姑娘都说帕蒂•布朗长得美，昨天，有人见她……”

这份报纸卖给了帕蒂•布朗。

三个小姑娘，每天经过辛勤的劳动挣得25美分。她们用钱买来冰激凌、花生和糖果，然后美美地大吃一顿。

三个小姑娘由于办报办出了名。一天，她们接到东部一所大学的学生来信，信中说他们听说了这份独特的报纸，很想得到一份，以便把它作为美国最年轻编辑的一项纪录。能受到如此的尊重，当时三个小姑娘们真高兴极了。

一个小姑娘说：“我们赶紧给他们寄一份吧。”

“不，”小美龄见解很深刻，“他们没有附订报的5分硬币来。如果这样便宜地送给他们，我们的报纸不是太没价值了吗？”

“对，我们必须让他们寄钱来。”另一个小姑娘说道。

于是，由文学编辑宋美龄执笔，她们写了一封信寄去，向对方指出没附订报费这一严重疏漏。寄信花了她们2美分。她们耐心等待着消息。

不久，东部的索报人寄来了5分硬币，小家伙们这才把她们的报纸寄出去。这次又花了2美分邮费。

宋家三姐妹欢聚在威斯里安子学院，这一事情是值得回忆和值得纪念的。但是欢聚的时间太短了。1909年，宋美龄刚刚跨进学院大门，而她的大姐来蔼龄做为学院的五年级学生马上就要毕业，并且面临着毕业后的选择。

由于宋蔼龄在音乐和表演方面的才能，其主演的《学院生活的变迁》，友善地取笑了卫理公会所属的学院。这个剧本是学院里的三名高年级的学生根据贝蒂•韦尔斯的著作改编的。其改编人之一就是宋蔼龄。

毕业典礼上，自然少不了宋蔼龄的表演。她先是朗诵了一段根据普契尼的歌剧《蝴蝶夫人》原歌词改写的台词，然后出演了被涉世不深的美国海军中尉平克尔顿遗弃的忠贞的日本妇女巧巧桑。为了这次演出，宋蔼龄专门写信给父亲宋耀如，要他寄绸缎来制作和服。宋耀如给女儿寄来了4丈玫瑰色的锦缎。

5年的时间一晃而过。1909年宋蔼龄以优异的成绩，毕业于威斯里安女子学院。留言册上，同学们为她写下了美好的预言：

“看这头版惊人的新闻！世界前所未闻的中国最伟大的改革领袖的妻子是人真正的靠山和力量，由于她的远见，中国已大步前进。我们现在才理解，当威斯里安女子学院的一位教授称她是一个优秀的美国公民时，她为何感到奇耻大辱。”

1910年，宋蔼龄带着一纸威斯里安女子学院的毕业文凭，带着同学们的良好祝愿，告别了正在同校低年级就读的两位妹妹，穿着一身时髦的美国服装，回到了风云变幻中的故乡。

可惜，同学们的美好预言并没有实现。后来宋蔼龄没有成为“领袖”的妻子，她未来的丈夫--孔祥熙，此时正在太谷老家继承和发扬着欧柏林精神，以实现他教育救国、实业救国的理想。

再后来，宋蔼龄嫁给了孔祥熙，成为中国最富有的女人。

宋庆龄7岁时入上海中西女塾读书，1907年，15岁时偕妹妹宋美龄赴美国留学。先在新泽西州斯密特城私立学校学习英语，次年考入佐治亚州梅肯市威斯里安女子学院文学系。宋庆龄聪敏好学，思想活跃，经常参加学校的活动。听到辛亥革命胜利的消息，热情欢呼辛亥革命是“二十世纪最伟大的事件”。

1913年，宋庆龄大学毕业，获文学学士学位。她怀着满腔爱国热情和振兴中华的理想毅然回国，投身于“求中国之自由平等”的民主革命斗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