汉乐府有虾米＜什么＞诗

　　朱鹭

　　《仪礼·大射仪》曰：“建鼓在阼阶西南鼓。”《传》云：“建犹树也，以木贯而载之，树之跗也。”《隋书·乐志》曰：“建鼓，殷所作。又栖翔鹭於其上，不知何代所加。或曰，鹄也，取其声扬而远闻。或曰，鹭，鼓精也。或曰，皆非也。《诗云》：‘振振鹭，鹭于飞。鼓咽咽，醉言归。’言古之君子，悲周道之衰，颂声之息，饰鼓以鹭，存其风流。未知孰是。”孔颖达曰：“楚威王时，有朱鹭合沓飞翔而来舞，旧鼓吹《朱鹭曲》是也。”然则汉曲盖因饰鼓以鹭而名曲焉。宋何承天《朱路篇》曰：“朱路扬和鸾，翠盖曜金华。”但盛称路车之美，与汉曲异矣。

　　朱鹭，鱼以乌。鹭何食？食茄下。不之食，不以吐，将以问诛者。

　　思悲翁

　　思悲翁，唐思，夺我美人侵以遇。悲翁也，但我思。蓬首狗，逐狡兔，食交君。枭子五，枭母六，拉沓高飞暮安宿。

　　艾如张

　　艾与刈同，《说文》曰：“芟草也。”如读为而，犹《春秋》曰“星陨如雨”也。古词曰：“艾而张罗。”又曰：“雀以高飞奈雀何？”《谷梁传》曰：“艾兰以为防，置旃以为辕门。”谓因搜狩以习武事也。兰，香草也，言艾草以为田之大防是也。若陈苏子卿云：“张机蓬艾侧。”唐李贺云：“艾叶绿花谁翦刻。”俱失古题本意。

　　艾而张罗，行成之。四时和，山出黄雀亦有罗，雀以高飞奈雀何？为此倚欲，谁肯礞室。

　　上之回

　　《汉书》曰：“孝文十四年，匈奴入朝那萧关，遂至彭阳。使骑兵入烧回中宫，候骑至雍甘泉。”回中地在安定，其中有宫也。《武帝纪》曰：“元封四年冬十月，行幸雍，祠五畤。通回中道，遂北出萧关。”吴兢《乐府解题》曰：“汉武通回中道，后数出游幸焉。”沈建《广题》曰：“汉曲皆美当时之事。”按石关，宫阙名，近甘泉宫。相如《上林赋》云“蹶石关，历封峦”是也。

　　上之回所中，益夏将至。行将北，以承甘泉宫。寒暑德。游石关，望诸国。月支臣，匈奴服。令从百官疾驱驰，千秋万岁乐无极。

　　翁离

　　拥离趾中可筑室，何用葺之蕙用兰。拥离趾中。

　　战城南

　　战城南，死郭北，野死不葬乌可食。为我谓乌：“且为客豪，野死谅不葬，腐肉安能去子逃？”水深激激，蒲苇冥冥。枭骑战斗死，驽马徘徊鸣。筑室，何以南何北，禾黍不获君何食？愿为忠臣安可得？思子良臣，良臣诚可思，朝行出攻，暮不夜归。

　　巫山高

　　《乐府解题》曰：“古词言，江淮水深，无梁可度，临水远望，思归而已。若齐王融‘想像巫山高’，梁范云‘巫山高不极’。杂以阳台神女之事，无复远望思归之意也。”又有《演巫山高》，不详所起。

　　巫山高，高以大；淮水深，难以逝。我欲东归，害不为？我集无高曳，水何汤汤回回。临水远望，泣下沾衣。远道之人心思归，谓之何！

　　上陵

　　《古今乐录》曰：“汉章帝元和中，有宗庙食举六曲，加《重来》《上陵》二曲，为《上陵》食举。”《后汉书·礼仪志》曰：“正月上丁祠南郊，次北郊、明堂、高庙、世祖庙，谓之五供。礼毕，以次上陵。西都旧有上陵。东都之仪，太官上食，太常乐奏食举。”按古词大略言神仙事，不知与食举曲同否。宋何承天《上陵者篇》曰：“上陵者相追攀。”但言升高望远、伤时怨叹而已。

　　上陵何美美，下津风以寒。问客从何来，言从水中央。桂树为君船，青丝为君笮，木兰为君棹，黄金错其间。沧海之雀赤翅鸿，白雁随。山林乍开乍合，曾不知日月明。醴泉之水，光泽何蔚蔚。芝为车，龙为马，览遨游，四海外。甘露初二年，芝生铜池中，仙人下来饮，延寿千万岁。

　　将进酒

　　古词曰：“将进酒，乘大白。”大略以饮酒放歌为言。宋何承天《将进酒篇》曰：“将进酒，庆三朝。备繁礼，荐嘉肴。”则言朝会进酒，且以濡首荒志为戒。若梁昭明太子云“洛阳轻薄子”，但叙游乐饮酒而已。

　　将进酒，乘大白。辨加哉，诗审搏。放故歌，心所作。同阴气，诗悉索。使禹良工观者苦。

　　君马黄

　　君马黄，臣马苍，二马同逐臣马良。易之有騩蔡有赭，美人归以南，驾车驰马，美人伤我心；佳人归以北，驾车驰马，佳人安终极。

　　芳树

　　《乐府解题》曰：“古词中有云：‘妒之子愁杀人，君有他心，乐不可禁。’若齐王融‘相思早春日’，谢朓‘早玩华池阴’，但言时暮、众芳歇绝而已。”

　　芳树日月，君乱如於风。芳树不上无心温而鹄，三而为行。临兰池，心中怀我怅。心不可匡，目不可顾，妒人之子愁杀人。君有他心，乐不可禁。王将何似，如孙如鱼乎？悲矣。

　　有所思

　　《乐府解题》曰：“古词言‘有所思，乃在大海南。何用问遗君？双珠玳瑁簪。闻君有他心，烧之当风扬其灰。从今已往，勿复相思而与君绝’也。”按《古今乐录》汉太乐食举第七曲亦用之，不知与此同否。若齐王融“如何有所思”，梁刘绘“别离安可再”，但言离思而已。宋何承天《有所思篇》曰：“有所思，思昔人，曾、闵二子善养亲。”则言生罹荼苦，哀慈亲之不得见也。

　　有所思，乃在大海南。何用问遗君？双珠玳瑁簪，用玉绍缭之。闻君有他心，拉杂摧烧之。摧烧之，当风扬其灰。从今以往，勿复相思。相思与君绝！鸡鸣狗吠，兄嫂当知之。秋风肃肃晨风飔，东方须臾高知之。

　　雉子斑

　　《乐府解题》曰：“古词云：‘雉子高飞止，黄鹄飞之以千里，雄来飞，从雌视。’若梁简文帝‘妒场时向陇’，但咏雉而已。”宋何承天有《雉子游原泽篇》，则言避世之士，抗志清霄，视卿相功名犹冰炭之不相入也。

　　雉子，斑如此。之于雉梁。无以吾翁孺，雉子。知得雉子高蜚止，黄鹄蜚，之以千里，王可思。雄来蜚从雌，视子趋一雉。雉子，车大驾马滕，被王送行所中。尧羊蜚从王孙行。

　　圣人出

　　圣人出，阴阳和。美人出，游九河。佳人来，騑离哉何。驾六飞龙四时和。君之臣明护不道，美人哉，宜天子。免甘星筮乐甫始，美人子，含四海。

　　上邪

　　上邪，我欲与君相知，长命无绝衰。山无陵，江水为竭，冬雷震震夏雨雪，天地合，乃敢与君绝。

　　临高台

　　《乐府解题》曰：“古词言：‘临高台，下见清水中有黄鹄飞翻，关弓射之，令我主万年。’若齐谢朓‘千里常思归’，但言临望伤情而已。”宋何承天《临高台篇》曰：“临高台，望天衢，飘然轻举凌太虚。”则言超帝乡而会瑶台也。

　　临高台以轩，下有清水清且寒。江有香草目以兰，黄鹄高飞离哉翻。关弓射鹄，令我主寿万年。

　　远如期

　　一曰《远期》。《宋书·乐志》有《晚芝曲》，沈约言旧史云“诂不可解”，疑是汉《远期曲》也。《古今乐录》曰：“汉太乐食举曲有《远期》，至魏省之。”

　　远如期，益如寿。处天左侧，大乐万岁，与天无极。雅乐陈，佳哉纷。单于自归，动如惊心。虞心大佳，万人还来，谒者引乡殿陈，累世未尝闻之。增寿万年亦诚哉。

　　石留

　　石留凉阳凉石水流为沙锡以微河为香向始〈奚禾〉冷将风阳北逝肯无敢与于扬心邪怀兰志金安薄北方开留离兰。

　　汉铙歌上·朱鹭梁·王僧孺

　　因风弄玉水，映日上金堤。犹持畏罗缴，未得异凫鹥。闻君爱白雉，兼因重碧鸡。未能声似凤，聊变色如珪。原识昆明路，乘流饮复栖。

　　同前裴宪伯

　　秋来惧寒劲，岁去畏冰坚。群飞向葭下，奋羽欲南迁。暂戏龙池侧，时往凤楼前。所叹恩光歇，不得久联翩。

　　同前陈·后主

　　参差蒲未齐，沉漾苦浮绿。朱鹭戏苹藻，徘徊留涧曲。涧曲多岩树，逶迤复断续。振振虽以明，汤汤今又瞩。

　　同前张正见

　　金堤有朱鹭，刷羽望沧瀛。周诗振雅曲，汉鼓发奇声。时将赤雁并，乍逐彩鸾行。别有翻潮处，异色不相惊。

　　同前苏子卿

　　玉山一朱鹭，容与入王畿。欲向天池饮，还绕上林飞。金堤晒羽翮，丹水浴毛衣。非贪葭下食，怀恩自远归。

　　同前唐·张籍

　　翩翩兮朱鹭，来泛春塘栖绿树。羽毛如翦色如染，远飞欲下双翅敛。避人引子入深壍，动处水纹开滟滟。谁知豪家网尔躯，不如饮啄江海隅。

　　作者： 瑜玥 2006-5-9 20:29 回复此发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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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9 《乐府诗·卷十六》

　　艾如张陈·苏子卿

　　谁在闲门外，罗家诸少年。张机蓬艾侧，结网槿篱边。若能飞自勉，岂为纟曾所缠。黄雀傥为诫，朱丝犹可延。

　　同前唐·李贺

　　锦襜褕，绣裆襦。强强饮啄哺尔雏。陇东卧穟满风雨，莫信笼媒陇西去。齐人织网如素空，张在野春平碧中。网丝漠漠无形影，误尔触之伤首红。艾叶绿花谁剪刻，中藏祸机不可测。

　　上之回梁·简文帝

　　前旆拂回中，后车临桂宫。轻丝驻云罕，春色绕川风。桃林方灼灼，柳路日曈曈。笳声骇胡骑，清磬詟山戎。微臣今拜手，原帝永无穷。

　　同前陈·张正见

　　林光称避暑，回中乃吉行。龙媒蹑影駃，玉辇御云轻。风乌绕鳷鹊，彩鹢照昆明。欲知钟箭远，遥听宝鸡声。

　　同前隋·萧■

　　发城西畤，回舆事北游。山寒石道冻，叶下故宫秋。朔路传清警，边风卷画旒。岁馀巡省毕，拥仗返皇州。

　　同前陈子良

　　承平重游乐，诏跸上之回。属车响流水，清笳转落梅。岭云盖道转，岩花映绶开。下辇便高宴，何如在瑶台。

　　同前唐·卢照邻

　　回中道路险，萧关烽候多。五营屯北地，万乘出西河。单于拜玉玺，天子按雕戈。振旅汾川曲，秋风横大歌。

　　同前李白

　　三十六离宫，楼台与天通。阁道步行月，美人愁烟空。恩疏宠不及，桃李伤春风。*乐意何极，金舆向回中。万乘出黄道，千旗扬彩虹。前军细柳北，后骑甘泉东。岂问渭川老，宁邀襄野童。但慕瑶池宴，归来乐未穷。

　　同前李贺

　　上之回，大旗喜。悬虹彗，挞凤尾。剑匣破，舞蛟龙。蚩尤死，鼓逢逢。天高庆雷齐坠地，地无惊烟海千里。

　　战城南梁·吴均

　　躞蹀青骊马，往战城南畿。五历鱼丽阵，三入九重围。名慑武安将，血污奏王衣。为君意气重，无功终不归。

　　同前陈·张正见

　　蓟北驰胡骑，城南接短兵。云屯两阵合，剑聚七星明。旗交无复影，角愤有馀声。战罢披军策，还嗟李少卿。

　　同前唐·卢照邻

　　将军出紫塞，冒顿在乌贪。笳喧雁门北，阵翼龙城南。雕弓夜宛转，铁骑晓参潭。应须驻白日，为待战方酣。

　　同前李白

　　去年战，桑乾源；今年战，葱河道。洗兵条支海上波，放马天山雪中草。万里长征战，三军尽衰老。匈奴以杀戮为耕作，古来唯见白骨黄沙田。秦家筑城备胡处，汉家还有烽火然。烽火然不息，征战无已时。野战格斗死，败马号鸣向天悲。乌鸢啄人肠，衔飞上挂枯树枝。士卒涂草莽，将军空尔为。乃知兵者是凶器，圣人不得已而用之。

　　同前刘驾

　　城南征战多，城北无饥鸦。白骨马蹄下，谁言皆有家。城前水声苦，倏忽流万古。莫争城外地，城里有闲土。

　　同前二首僧贯休

　　万里桑乾傍，茫茫古蕃壤。将军貌憔悴，抚剑悲年长。胡兵尚陵逼，久住亦非强。邯郸少年辈，个个有伎俩，拖枪半夜去，雪片大如掌。

　　碛中有阴兵，战马时惊蹶。轻猛李陵心，摧残苏武节。黄金锁子甲，风吹色如铁。十载不封侯，茫茫向谁说。

　　作者： 瑜玥 2006-5-9 20:29 回复此发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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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0 铙歌

　　铙歌，是汉代的武乐，用於军旅之中，以壮军威、扬士气的凯歌。铙，形状像铎无舌，有柄可执，是一种铜制的打击乐器，配合萧、笳、笛、鼓，故称铙歌。铙歌的名称，起於东汉明帝时，后汉书礼仪志引蔡邕礼乐志云：「汉乐四品，…其短箫铙歌。军乐也。其传曰：『黄帝、歧伯所作，以建威扬德，风劝士也。』盖周官所谓『王大捷，令凯乐，军大献，令凯歌』者也。」今存汉铙歌十八曲，即朱鹭、思悲翁、艾如张、上之回、拥离、战城南、巫山高、上陵、将进酒、君马黄、芳树、有所思、雉子斑、圣人出、上邪、临高台、远如期、石留。据古今乐录云：又有务成、玄云、黄爵、钓竿四曲，也是铙歌，但歌词已亡佚。铙歌的名称，虽始见於东汉，但铙歌之实，西汉武帝时已有。据陈沆的诗比兴笺考证，认为圣人出、上之回、上陵、远如期为宣帝时的作品，据吴兢乐府解题及郭茂倩乐府诗集所载，上之回是武帝元封四年（西元前一○七）所发生的故事。且其中尚有武帝前后的诗，内容也不限於军中的凯歌，大抵是杂言体民间的歌谣，其间尚有歌辞与声辞相杂的现象，以致不可句读。陈本礼汉诗统笺云：「汉铙歌不尽军中乐，其诗有讽、有颂、有祭祀乐章，…似汉杂曲。」（邱燮友）

　　东方晦指东方朔

　　东方朔（前154－前93）

　　字曼倩，平原厌次（今山东惠民东北）人。性诙谐幽默，善辞赋，武帝时大臣、文学家。 武帝即位初年，征召天下贤良方正和有文学才能的人。各地士人、儒生纷纷上书应聘。东方朔也给汉武帝上书，上书用了三千片竹简，两个人才扛得起，武帝读了二个月才读完。在自我推荐书中，他说：「我东方朔少年时就失去了父母，依靠兄嫂的扶养长大成人。我十三岁才读书，勤学刻苦，三个冬天读的文史书籍已够用了。十五岁学击剑，十六岁学《诗》，《书》，读了二十二万字。十九岁学孙吴兵法和战阵的摆布，懂得各种兵器的用法，以及作战时士兵进退的钲鼓。这方面的书也读了二十二万字，总共四十四万字。我钦佩子路的豪言。如今我已二十二岁，身高九尺三寸。双目炯炯有神，像明亮的珠子，牙齿洁白整齐得像编排的贝壳，勇敢像孟责，敏捷像庆忌，廉俭像鲍叔，信义像尾生。我就是这样的人，够得上做天子的大臣吧！臣朔冒了死罪，再拜向上奏告。」 武帝读了东方朔自许自夸的推荐书，赞赏他的气概，命令他待诏在公车署中，俸绿不多，也得不到武帝的召见。 过了一段时间，他不满意目前的处境。一天出游都中，见到一个侏儒，恐吓他道：「你的死期要到了！」那侏儒问他为何，他说：「像你这样矮小的人，活在世上无益，你力不能耕作，也不能做官治理百姓，更不要说拿兵器到前方去作战。像你这样的人，无益于国家，只是活在世上糟蹋粮食，所以如今皇上一律要杀掉你们。」侏儒听后大哭起来。东方朔对他说：「你暂时不要哭，皇上就要来了，他来了你去叩头谢罪。」一会儿，武帝乘辇经过，侏儒号泣叩首。武帝问：「为何哭！」侏儒说：「东方朔说皇上对我们这些矮小的人都要杀掉！」武帝问东方朔为什么要如此说。东方朔回答道：「臣朔活着要说，死了也要说这些话。那矮子身长只有三尺多，一袋米的俸禄，钱二百四十。我身高九尺多，却也只拿到一袋米的俸禄，钱二百四十。那矮子饱得要死，我饿得发慌。陛下广求人才，您认为我讲的话对的，是个人才，就重用我；不是人才，也就罢退我，不要让我在这里浪费粮食。」皇上听了哈哈大笑，任命他为待诏金马门，这样见到皇帝的机会就多了些。 一天武帝在宫里玩耍，把一只壁虎放在盂盆下要大臣们猜是何物。大臣们都猜不出。东方朔上前猜道：「它是龙吧，没有角；是蛇，却有脚，它跂跂脉脉地会在墙壁上爬行，这不是壁虎，就是四脚蛇！」皇上说「是的」，便赐给他十疋缎子。接连又叫他猜，他都能猜中，得到很多的赏赐。 武帝身旁的宠优郭舍人有些不服气，把一个长有菌芝的树叶放在盂盆下让他猜，如猜出他甘愿受笞一百。东方朔说：「生的肉叫脍，较的肉叫脯；生在树上寄生的东西叫芝菌，盂盆下就是这个东西。」一听东方朔又猜对了，汉武帝叫人打郭舍人一百下。郭舍人被打得哇哇直叫。东方朔又说：「咄！口上没有毛，声音謷謷叫，屁股翘得半天高。」郭舍人怒道：「东方朔胆敢讥笑皇帝身旁的近臣，罪当弃市。」武帝问东方朔：「为何要笑他？」东方朔说：「臣并未笑他，只是与他作个谜语罢了！」武帝说：「谜语是怎么说的？」东方朔说：「那口上没有毛的，是狗洞，声音謷謷是乌在哺他的小乌，屁股翘得很高的，是仙鹤低头在啄食。」郭舍人仍不服气，说道：「我要再问他一个谜语，他如果猜不出也应受打。」接着他用谐音作一谜：「令壶龃，老柏涂，伊优亚，狋吽牙。这是什么？」东方朔想了一会儿说：「令，就是命令。壶，是盛东西的器具；龃，是牙齿长得不整齐；老，是人们对他的敬重；柏，就是鬼廷；涂，是慢慢浸湿的路；伊优亚，是说话不定；狋吽牙，是两只狗在争斗。」凡是郭舍人出的谜语，没有能难倒他的，大臣们对东方朔的思路敏捷，幽默风趣都很惊讶，汉武帝也非常喜欢他，任他为常侍郎。 一天，大伏酷暑，武帝下诏官员到宫里来领肉。等了好久，分肉的官员还未来，东方朔就自己拔出剑割了一大块肉，并对同僚们说：「大伏天，肉容易腐烂，大家快快拿回去吧！」第二天，武帝对东方朔说：「昨天赐肉，你为何不等诏书下来，擅自割肉归家，这是为什么？你要自作批评！」东方朔说：「朔来！朔来！受赐不等诏书下来，为何这样的无礼！拔剑割肉，为何这样勇敢！割得不多，为何如此廉俭！带回家给细君（妻妾），又为何表现得如此的仁爱！」汉武帝听后说：「要你自作批评，倒是表扬起自己了！」又赏赐给他酒一石，肉一百斤。他都拿回家去孝敬老婆。 武帝喜欢微服出巡，恣意游猎。常率卫队西到黄山，南到长杨宫，西至宜春宫。一路上带了一帮武骑浩浩荡荡，他们骑马射鹿，追逐狐兔，甚至空手格斗熊罴，在游猎过程中，马队践踏庄稼，百姓怨声载道。有人建议武帝搞一个皇家苑囿。武帝命吾丘寿王等人设计，南至阿房宫，东至盭厔，西至宜春宫的一大片土地内围造上林苑，专供武帝游猎、休憩。要用这么大的一片土地筑造苑囿，东方朔上书力劝武帝。他说：「如筑造这样的苑囿，破坏了陂池水泽的环境。侵占了百姓膏腴的土地。这上对国家无用，下对百姓无利。这是第一个不能造的理由。其次，它破坏了百姓的冢墓，拆黎民的室庐，使百姓死无所葬，生无所居。其三，造这样的苑囿，用马东西跑着，用车南北走着，还要挖深沟大渠，这是劳民伤财的事，以陛下一日之乐，来损害皇上无上的圣名，这是万万不可的。」东方朔的谏阻上林苑书写得真切感人，武帝读罢奏疏后，任东方朔为太中大夫，给事中，赐黄金百斤。然而武帝仍按吾丘寿王所上奏的那样，建造了上林苑。 隆虑公主的儿子昭平君是个骄奢*逸的公子哥儿，娶了武帝的女儿夷安公主。其母怕自己死后，儿子闯祸犯罪，于是预先拿出黄金千斤、钱千万给政府，赎他的死罪。隆虑公主去世后，儿子果然日益霸道，一天酒后杀了夷安公主身旁的仆人，被拘系在内官那里。因为他是皇亲国戚，不能随便惩处，廷尉于是把他交给武帝处置。武帝身旁的大臣都为他求情，说「他母亲已为他出了一笔钱，赎了他的死罪，陛下也答应过」。武帝说：「我那可怜的妹妹，年纪很大了才有这个儿子，生前还托付给我。」说看流下了眼泪。过了一会儿，他擦干了眼泪，又说：「法律是先帝制订的，如果是妹妹的关系破坏了先帝的规矩，我有何脸面进高帝的宗庙呢！如何去下对黎民百姓呢？」于是核准了对他外甥的惩处，同时武帝又悲伤地哭了起来。这时东方朔上前高高举起酒杯献酒道：「臣听说圣王为政，赏赐不避仇家，诛罚不分骨肉，如今您陛下遵循古训，所以四海之内兆民百姓都能各得其宜，这是天下的荣幸。今天，我捧了这杯酒，为皇上敬酒，冒着死罪，再拜万岁、万万岁！」武帝对他说：「古书上讲『该说话的时候才说话，这样人们才不会讨厌他』，今天的情景，是你应该上寿酒的时候吗？」东方朔说：「臣听说快乐过度了，阳气要溢满；悲哀过度了，阴气要减损。阴阳变了，心气就要动；心气既动，精神澳散，邪气乘虚而入，能够消忧解愁的最好是酒。所以我奉上寿酒，一来表明陛下公正无私，二来要解除你的悲哀。我不知忌讳，真是罪该万死！」这时东方朔已喝得酪盯大醉，在殿上小便，大臣们弹幼他「大不敬」罪，被下诏罢官，贬为庶人。后待诏在宦者署中，因对策有功，任中郎，赐帛百匹。 武帝的姑妈馆陶公主，亦叫窦太主，其夫堂邑侯陈平去世后，守寡多年，已五十多岁。一个卖珠宝的女子经常到她家去，还带了个十三岁的儿子董偃。董偃长得很漂亮，窦太主就把他留在身旁，教他御射术数。到了十八岁他已是个仪表堂堂的英俊少年。他与窦太主出则执辔，入则侍侧，关系非同一般，整个京师都知道他与窦太主的关系，叫他董君。 一天武帝到窦太主家做客，公主激动万分，亲自下厨做菜。武帝坐定后对姑妈说：「希望见见你的主人翁。」窦太主就把董偃引了出来。只见董雇头戴绿帽子，手套皮筒子，跟在公主的后面，对武帝说：「臣董偃，公主家的庖人，冒死叩拜皇上万岁！」武帝见他长得很美貌，也很喜欢，赏赐他很多东西，并喊他「主人翁」。从此，董偃经常与武帝斗鸡走狗，游猎踢球。由于他与武帝关系日趋亲热，董雇名声大噪，京城王公贵戚没有一个不认识他的。一天，武帝在宣室设酒宴款待窦太主和董偃。当他们要进入宣室时，东方朔执戟上前阻拦，对武帝说：「董偃有三个罪名可杀：他以人臣的名义，私侍公主，这是第一条死罪。败坏男女风化，搞乱婚姻礼制，有伤先王的制度，这是罪二；陛下正当壮盛之年，须积思放六经，留心于王事，追慕唐虞的政治，仰敬三代的教化，而董偃却不知依经书劝学，反而以靡丽为重，奢侈为称，尽狗马之乐，极耳目之欲，行邪枉之道，径*辟之路，这是国家之大贼，社会之大害，这是他第三条死罪。」武帝听后，默不作声，过一会说：「我已经摆好酒宴，下次再改吧！」东方朔说：「不可以。宣室是先王的正殿，不是议论正当的国事，不能进去！正是这样，*乱的事情才渐渐消除下去。不要弄到这样的境地：竖貂教桓公*乱，后来终究和易牙一同为患；庆父缢死于莒国，鲁国方得安宁；管蔡诛灭了，同室方得治安。」武帝听罢说：「是的。」便下诏停摆酒宴于宣室，改摆在北宫。让董雇从东司马门进去，后又把它改称东交门。赏赐给东方朔黄金三十斤。从此，董偃逐渐失去了宠爱，三十岁就去世了。过了几年，偃太主也去世，董偃与她一起合葬在霸陵。 东方朔还是一个文学家，他的散文赋《答客难》，假设客人向作者问难，嘲笑他虽有「博闻辩智」，却难与苏秦、张仪的地位相比。然后便辩解道：「彼一时也，此一时也，岂可同哉！」战国之时，诸侯并争，「得士者强，失士者亡」，谈说之士，身处尊位，而如今天下一统，由朝廷掌握用人大权，贤与不肖没有区别。文章表达了知识分子在汉代大一统局面下才智无所施展的压抑感，暴露了统治者随意抑扬人才，致使贤愚不分的现实。作品采用说反话的形式，充满了牢骚不平之气。他的另一篇《非有先生论》，假托非有先生之口，发表「谈何容易」的感慨，也是抒写怀才不遇之情的作品。 东方朔的散文赋以上述两篇最著名。现存作品十八篇，以《七谏》、《答客难》最着。《七谏》借屈原的身世写自己的不遇，表白对国君的诚贞。《答客难》用滑稽口吻说明了专制君主愚弄臣下的把戏，反映了当时政治上的混乱。两篇虽不以赋标题。实际上却是赋体。属于神话传说的《神异经》、《海内十洲记》，虽题为东方朔撰，实际上是伪托

　　历史上的东方朔还有一个特点,就是好色,一年一定要娶一个老婆,皇帝赏给他的钱财全被当成了聘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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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主父偃(～公元前126年)，复姓主父，名偃，汉齐国临淄(今淄博市临淄区)人，以中大夫的职位得宠汉武帝，因与齐有隙而邀得齐相位，到齐后因调查后宫阴事而致齐王自杀，主父偃引咎被诛，成为千古以诈术取事者之鉴。

　　一、主父偃其人

　　主父偃幼年家贫，好学，习长短纵横之术，又学《易》、《春秋》及诸子学说。曾游学于齐诸子之间，因其为人不随，难得诸儒生相容，遂去齐游学燕、赵、中山诸国。但因他的主张不随诸候意，故不得用。由于他“游学四十年，身不得遂”(《史记·平津候主父列传》下称《主父偃传》)，落得游资困乏，借贷无门，穷途潦倒。时逢汉武帝诏选贤良，“诏贤良曰：……贤良明于古今王事之体，受策察问，咸以书对，著之于篇，朕亲览焉。”(《汉书·武帝纪》)这使主父偃遇到了最好的进身机遇，于是，于元光元年(元前134年)西行入关，拜见将军卫青，要求引荐。但卫青几次推荐，均未能得到汉武帝恩召。他失意的遭遇，招来了同进西安儒生们的鄙视，处境更加困难。然而窘境没有迫使他放弃进取的信心，因诏书中有“著之于篇，朕亲览”之说，遂把自己对时政的见解，引古稽今地分九个问题“著之于篇”，上书朝廷，结果，早朝时送上，下午就被召见了。他上书所言九事中，有八件为律令方面事，一为谏伐匈奴。谏伐匈奴书曰：“昔秦皇帝，欲伐匈奴，李斯谏曰：‘不可。夫匈奴无城郭之居，委积之守，迁徒鸟举，难得而制也。轻兵深入，粮食必绝，踵粮以行，重不及事。得其地不足以为利也，遇其民不可役而守也。胜必杀之，非民之父母也。靡弊中国，快心匈奴，非长策也。’秦皇帝不听，遂使蒙恬将兵攻胡，辟地千里，以河为境。地国泽卤，不生五谷。然后发天下丁男以守北河。暴兵露师十有余年，死者不可胜数，终不能逾河而北。”

　　“及到高皇帝定天下，略地于边，闻匈奴聚于代谷之外而欲击之。御史成进谏曰：‘不可，夫匈奴之性，兽聚而鸟散，从之如搏影。今以陛下盛德攻匈奴，臣窃危之’。高帝不听，遂北至于代谷，果有平城之围。高皇帝盖悔之甚，乃使刘敬往结和亲之约，然后天下忘干工戈之事。”

　　“故《周书》曰：‘安危在出令，存亡在所用。’原陛下孰计之而加察焉。”(《汉书·主父偃》)

　　内地与匈奴的边境关系，一直是影响及于双方边境安危的大问题。历史事实证明，和则两利，战则两伤。主父偃的建议，实是利国利民良策，但汉武帝并没有采纳。然而对他另外八议赞赏，遂于召见他与徐乐时说：“公皆安在何相见之晚也!”(《主父偃传》)即委他以郎中之职。郎中，是皇帝的侍从官员，从此主父偃侍从武帝左右，媚上邀宠，获得了连升三级的幸运。《主父偃传》云：“偃数见上，上疏言事，诏拜偃为谒者，迁为中大夫，一岁中四迁偃。”中大夫，乃是汉代掌论议的官员，他正是利用这一条件，短时间内成了左右朝廷的人物之一。致连王爷级大员也顾忌他三分：“赵王欲上书其阴事，为偃居中，不敢发。”群僚更是惧他，“大臣皆畏其口”，谓“偃太横”(《主父偃传》)。他听此议后，回应道：“丈夫生不五鼎食，死即五鼎烹。吾日暮途远，故倒行逆施之。”(《汉书·主父偃》)这是主父偃内心世界的自白，也是他为人的品行所在。

　　二、侍君与相齐

　　主父偃得宠成为汉武帝随员，侍君左右，曾对国有的大政国策，产生过一些影响，并收到了较好的效果，有的还影响及于后世。如他向汉武帝献“推恩策”，让武帝下诏，令诸候把封地不只传给嫡子，而是推恩分子弟，让他们各得一份，从而把连城数十，地方千里”的诸候国，分割成地不及百里的小地方，从而削弱了诸候王的割据势力，加强了中央集权，有利于国家的安定，人民也从中获利，不失为利国良策。再如他建议汉武帝“徒天下豪杰于茂陵”，上书曰：“茂陵初立，天下豪杰并兼之家，乱众之民，皆可徒茂陵，内实京师，外销奸猾，此所谓不诛而害除也。”(《主父偃传》)汉武帝从其计，“徒郡国策豪杰及訾三百万以上于茂陵”(《汉书·武帝纪》)，确实收到了外安地方，内实京师之功，并对后世产生了较长远的影响。

　　然而，由于他急功逐利，心胸偏狭，为达到个目的，不异误国害民，从而也给历史来了些许遗憾。如建议汉武帝置朔方郡以制匈奴。主父偃本来是主张对匈奴实施和边政策的，但他来到汉武帝身边后，逐步参透了武帝要凭雄厚的国力灭匈奴以振帝威的心机，遂一反常态改弦更张，上书“盛言朔方地肥饶，外阻河，蒙恬城之北逐匈奴，人省转输戍漕，广中国，灭胡之本也。”(《主父偃传》)在众臣“皆言不可”的情况下，汉武帝从主父偃计，置朔方郡，筑要塞，屯重兵。此行于主父偃是得计，于国是劳民伤财，并因仇边，还带来了后患无穷。

　　再如为尊立卫皇后而参与后宫的争宠斗争。将军卫青的姐姐子夫，入宫后得武帝宠，主持后宫的陈皇后对子夫十分嫉妒，遂请来巫妇诅咒她，此事让汉武帝知道后，大怒，处死了与此有关的三百余人，并废了陈皇后，继而立子夫为皇后。在这场争宠斗争中主父偃替卫皇后出了力，从此影响达到了后宫，一举而成了外得宠皇帝，内获皇后信任的左右逢源人物。可他的追求目标还远不止于此，他想要有朝堂上势压群儒，独占鳌头，于是便做出了诬陷害董仲舒的事。董仲舒原是和他一样经赀选入宫的，其才学、名气均高于主父偃，于是他因嫉妒而陷害他，致使董仲舒差点丢了性命：时辽东高祖庙与长陵高园殿先后发生火灾，董仲舒从其“天人感应”谶言神学观点出发，释其为“天灾示警”，欲上书汉武帝劝他警惕“天罚”而行仁道善政。书未送上的时候，主父偃来访董仲舒，竟把书偷去私献给了汉武帝。汉武帝顺从主父偃意，召集诸儒生对此当殿议论，董仲舒的弟子们不知此书是其师所写，皆大加批驳，说其“讥讽当朝。”汉武帝遂以“讥讽当朝”款，治董仲舒死罪。后经众儒生、董的同僚解释、求免，才获诏赦免刑。董仲舒经此打击，终生再不言“灾异”。

　　主父偃深深意识到自己宦场争势“日暮途远”的处境，急于加快发展，不惜“倒行暴施”以求激进。遂谋把女儿嫁给皇家，以求深结皇室而快步进入最高层。但要得随愿，必须有后宫的人协助，于是，便托宦官徐甲同谋成全。当时恰逢齐国后宫不稳，正好给主父偃带来了取事机会：齐王次昌年少即位，其母纪太后把侄女嫁给他做王后，次昌不爱她，拒不进她的宫门。纪太后为了挟制次昌就范，就安排女儿纪翁主入王宫，劝说次昌转意，接近王后。没想到齐王次昌竟与姐姐发生了奸情。偏偏在这个时候，徐甲来到了齐王宫中，禀纪太后说主父偃愿以女儿充王后宫。纪太后闻言大怒，说：“主父偃何为者，乃欲以女充后宫”(《汉书·高五王传》)。断然拒绝。徐甲无功而返，实言以告主父偃，主父偃心生嫉恨。当听说了齐王与姊的奸情后，感到正可作为报复齐王的可乘之隙，于是顿生以监齐王正后宫为理由而达到个人报复目的的权谋之心。遂进言汉武帝说：“临淄十万户，市租千金，人众殷富，非天子亲爱子不得王此。今齐王于亲属益疏。”又“从容言吕太后进齐欲反，及吴、楚时(齐)孝王几为乱。今闻齐王与其姊乱。”(同上)谏汉武帝遣近臣监齐。汉武帝不知主父偃此举乃是以诈谋权，乃从其言，拜主父偃为齐相，让他入齐以正其事。主父偃奉命入齐任相后恃势作威，把亲朋故交齐集相府，先每人赠予百金，继而“数之曰：始吾贫时，昆弟不我食，宾客不我内门；今吾相齐、诸君迎我或千里，吾与诸君绝矣，毋再复入偃之门。”(《主父偃传》)与所有亲朋故交断绝了关系。

　　为胁制齐王，他调查后宫宦官，要他们检举、证实齐王与姊通奸的事，在谈话时，毫无顾忌地直接言及齐王。这些活动，齐王知道后，因年少识浅，很难以对付得了主父偃这样的恃宠老臣，十分害怕。又看到此前曾发生过主父偃因游燕未被接纳而嫌燕，燕王定国与父姬奸被揭发时，主父偃便进言他的父皇严惩燕王并诛杀王后进行报复，致使燕王定国自杀的事。前车有鉴，主父偃挟嫌而来怕是不会放过他的，为了不被递解长安受辱遭诛，竟服药自杀了。

　　齐王自杀后，有司迅速上报了汉武帝。时赵王听说主父偃离开朝迁去了齐国任相，也上书举报主父偃“受诸候金，以故诸候子弟多以得封。”又有人检举主父偃“赂累千金”。(《主父偃传》)汉武帝闻奏大怒，即拿主父偃下了天牢。在审讯中，主父偃只承认受贿罪，却拒绝承认胁迫齐王自杀。于是，汉武帝又萌发了对他从宽处理的念头。御史大夫公孙弘识破帝意后上奏汉武帝说：“齐王自杀无后，国除为郡，入汉，主父偃本首恶，陛下不诛主父偃，无以谢天下。”(同上)汉武帝遂下诏族主父偃。

　　主父偃“游学四十年，身不得遂”，上书召见发迹后，攻于心计，以诈获齐相位，却因“倒行逆施”而引咎入狱，偏又遇上了一位“外宽入深”的公孙弘，终致落了个“族诛”的下场，可悲可怜。太史公对此亦感慨三分，曰：“主父偃当路，诸公皆誉之，及名败身诛，士争言其恶，悲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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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历史上主父偃是一个很有争议的人,而东方朔是公认的智者

　　;"前有东方晦,后有主福颜",是电视中汉武帝说的,历史上 汉武帝可没这么说,也不可能这么说,因为主父偃比东方朔至少大二十几岁

司马迁

（公元前145年—公元前90年）

西汉史学家、文学家、思想家。字子长，左冯翊夏阳（今陕西韩城西南靠近龙门。所以司马迁自称"迁生龙门"《太史公自序》龙门，龙门山，很有名气。传说大禹曾在龙门开山治水。龙门山的南面是黄河。司马迁的家正好在黄河、龙门之间。当地名胜古迹很多。司马迁从小在饱览山河名胜的同时，也有机会听到许多历史传说和故事。）人。生于汉景帝中元五年（公元前145），一说生于汉武帝建元六年（公元前135），卒于公元前87年，48岁终。现司马迁墓祠，在韩城市城南10公里芝川镇南门外，位于黄河西岸的梁山东麓,为全国重点文物保护单位。

司马迁10岁开始学习古文书传。20岁时，从京师长安南下漫游，足迹遍及江淮流域和中原地区，所到之处考察风俗，采集传说。元封三年（前108），司马迁继承其父司马谈之职，任太史令,此后，司马迁开始撰写《史记》。后因替投降匈奴的李陵辩护，获罪下狱，受宫刑。出狱后任中书令，继续发愤著书，终于在公元前91年完成了《史记》的撰写。人称其书为《太史公书》。是中国第一部纪传体通史，对后世史学影响深远

司马迁还撰有《报任安书》,记述了他下狱受刑的经过和著书的抱负，为历代传颂。据《汉书•艺文志》著录，司马迁有赋八篇，但大都不传，只有《悲士不遇赋》保存在唐欧阳询等编纂的《艺文类聚》卷三十之中。

补注1：关于司马迁出生年份的争论

前145取自《太史公自序》的《正义》，所依据的是唐代张守节《正义》注称：“太初元年，迁年42岁。”太初元年（公元前104年）往上推42年，则是景帝中元五年（公元前145年）王国维，梁启超等主此说。前135取自《太史公自序》的《索隐》，依据晋代张华《博物志》称“大夫司马迁，28岁古六月乙岁卯，石也”。也就是说，汉武帝元封三年（公元前108年），司马迁升为太史令，年28岁，由此上推二十八年，即武帝建元六年（公元前135年）应为司马迁生年。郭沫若等主此说。一般采用前说。

持“建元六年说”者，千方百计证明《博物志》是对的，而认为张守节《正义》的记载是错误的。理由主要有以下几点：其一，《博物志》该条所录的是汉代记籍簿，它记载着司马迁的姓名、年龄、居住地、官爵、拜官年月和俸禄等等。如此详细而真切，是录自汉代文书，其真实无疑。这是一种原始材料，它的价值远远超过一般史书中的材料。其二，司马迁《报任安书》中有一句话：“今仆不幸早失二亲。”如按《正义》所言司马迁生于景帝中元五年，元封元年（公元前110年）其父司马谈死时，司马迁应是36岁。按常理，36岁死去父母说不上“早失二亲”。如按《博物志》所言，司马迁生于武帝建元六年，即26岁父死，说早失父母尚说得过去。其三，司马迁《报任安书》作于征和二年（公元前91年），如果他生于景帝中元五年，这一年应是55岁，他做郎中是在20岁左右邀游各地回来后的事，那么，他应该说待罪辇毂下30余年了。显然，司马迁不会连自己做过的事都记不清楚。只有晚生10年，即武帝建元六年，才符合其说。

持“景帝中元五年说”者除依据张守节的《正义》外，还提出以下几个问题或论据。其一，王国维在《太史公行年考》中认为后人引用《博物志》所以年“二十八”应是“三十八”之误。《正义》注称太初五年，司马迁“处四十二”是正确的。其二，根据〈史记•游侠列传〉所载武帝元朔二年（公元前127年），下令将各地毫强和资财三百万缗以上的富户迁往茂陵，郭解财产不多，也被强行迁徙，司马迁也见到郭解，他说：“吾观郭解状貌不及中人，言语不足采者。”若司马迁生于建元六年，当时年仅九岁，决不可能对人有如此深刻的观察和心理活动。如果按司马迁生于景帝中元五年，年龄为十九岁，似更合适。其三，根据《汉书•儒林传》，司马迁曾向孔安国学习古文，然据《史记•孔子世家》和《资治通鉴》，孔安国在元朔二年为博士，元朔二年司马迁年方九岁，一个九岁的孩子是不可能去太学向一个经学大师求教和商量问题的；如果生于景帝中元五年，此年十九年，似较合理。

补注2：司马迁出生于何地？

《太史公自序》云：“迁生龙门，耕牧河山之阳。”此龙门在何处，历来有两种不同的观点，一说在今陕西韩城，一说在今山西河津县。

最早持陕西韩城说者是唐代的张守节，他在《史记》“正义”中说：龙门山在夏阳县(今韩城)。同时，韩城鬼东乡徐村住有冯、同二姓，均自认为是太史公后裔。他们自称，原本为司马姓氏，因为司马迁受宫刑，后人感到不光彩，改了姓氏：在司马的“司”字左边加一竖，成为“同”字；在“马”字左边加两点，成为“冯”字，并列陕西韩城芝川镇司马迁庙为佐证。

持山西河津县说者认为，自古以来，龙门(包括龙门山、禹门口)都记载在山西河津县。黄河自西北而东南出禹门口，急转弯由北而南流去，正是司马迁所说的“耕牧河山之阳”的地方。据悉此处曾有“汉太史司马故里”碑，只可惜此碑兴修水利时被毁之。而且现在该村仍有司马姓氏的居民。

司马迁生平

司马迁是中国历史上伟大的史学家"他因直言进谏而遭宫刑，却因此更加发愤著书，创作了名震古今中外的史学臣著《史记》，为中国人民，世界人民留下了一笔珍贵的文化遗产。

一、继父志，任史官

司马迁的父亲司马谈在汉中央政府做太史令，负责管理皇家图书和收集史料，研究天文历法。司马谈打算编写一部通史，愿望没有实现就死去了。临死的时候，嘱咐司马迁完成他未竟的事业。

元封三年（前108年），司马迁继承其父司马谈之职，任太史令，掌管天文历法及皇家图籍，因而得读史官所藏图书。太初元年（公元前104），与唐都、落下闳等共订《太初历》，以代替由秦沿袭下来的《颛顼历》，新历适应了当时社会的需要。

司马迁的祖先并不十分显要，其家族世代掌管太史的官职。但是司马迁和他的父亲都以此为荣，在他们的心目中，修史是一项崇高的事业。他们为此奉献了自己一生的精力。

在父亲的直接教导下，司马迁十岁时便开始学习当时的古文。后来，他又跟着董仲舒学习《春秋》，跟孔安国学习《尚书》。司马迁学习刻苦，进步非常快，极有钻研精神。

司马迁的父亲病危时，拉着儿子的手，流着眼泪对他说:"我死了以后，你一定要接着做太史，千万不要忘记我一生希望写出一部通史的愿望。你一定要继承我的事业，不要忘记啊!"这一番谆谆嘱托极大地震动了司马迁，他看到了父亲作为一名史学家难得的使命感和责任感，他也知道父亲将自己毕生未竟的事业寄托在自己的身上。司马迁低着头，流着泪，悲痛而坚定地应允道:"儿子我虽然没有什么才能，但我一定完成您的志愿。"

司马迁做了太史令以后，就有了阅读外面看不到的书籍和重要资料的机会。这为他以后著史记提供了良好的条件。可是，资料整理工作非常繁复。由于当时的那些藏书和国家档案都杂乱无序，连一个可以查考的目录也没有，司马迁必须从一大堆的木简和绢书中找线索，去整理和考证史料。司马迁几年如一日,绞尽脑汁，费尽心血，几乎天天都埋着头整理和考证史料。

司马迁一直记得父亲的遗志，他决心效法孔子编纂《春秋》,写出一部同样能永垂不朽的史著。公元前104年，司马迁在主持历法修改工作的同时，正式动手写他的伟大著作史记 。

二、直言受宫刑

天汉二年(公元前99年)，正当司马迁全身心地撰写《史记》之时，却因李陵事件，而受到宫刑。宫刑它是中国五大酷刑之一，也是最残酷的刑罚之一。执刑人用刀子剜掉受刑男子的睾丸，如果受刑者是女的，那么，这么女性将永远地失去生育能力。总之，这是一种对人格施以极大侮辱的酷刑。

这年夏天，武帝派自己宠妃李夫人的哥哥、二师将军李广利领兵讨伐匈奴，另派李广的孙子、别将李陵随从李广利押运辎重。李陵带领步卒五千人出居延，孤军深入浚稽山，与单于遭遇。匈奴以八万骑兵围攻李陵。经过八昼夜的战斗，李陵斩杀了一万多匈奴，但由于他得不到主力部队的后援，结果弹尽粮绝，不幸被俘。

李陵兵败的消息传到长安后，武帝本希望他能战死，后听说他却投了降，愤怒万分，满朝文武官员察言观色，趋炎附势，几天前还纷纷称赞李陵的英勇，现在却附和汉武帝，指责李陵的罪过。汉武帝询问太史令司马迁的看法，司马迁一方面安慰武帝，一方面也痛恨那些见风使舵的大臣，尽力为李陵辩护。他认为李陵平时孝顺母亲，对朋友讲信义，对人谦虚礼让，对士兵有恩信，常常奋不顾身地急国家之所急，有国士的风范。司马迁痛恨那些只知道保全自己和家人的大臣，他们如今见李陵出兵不利，就一味地落井下石，夸大其罪名。他对汉武帝说:"李陵只率领五千步兵，深入匈奴，孤军奋战，杀伤了许多敌人，立下了赫赫功劳。在救兵不至、弹尽粮绝、走投无路的情况下，仍然奋勇杀敌。就是古代名将也不过如此。李陵自己虽陷于失败之中，而他杀伤匈奴之多，也足以显赫于天下了。他之所以不死，而是投降了匈奴，一定是想寻找适当的机会再报答汉室。"

司马迁的意思似乎是二师将军李广利没有尽到他的责任。他的直言触怒了汉武帝，汉武帝认为他是在为李陵辩护，贬低劳师远征、战败而归的汉武帝李夫人的哥哥李广利，于是下令将司马迁打入大牢。

司马迁被关进监狱以后，案子落到了当时名声很臭的酷吏杜周手中，杜周严刑审讯司马迁，司马迁忍受了各种肉体和精神上的残酷折磨。面对酷吏，他始终不屈服，也不认罪。司马迁在狱中反复不停地问自己"这是我的罪吗这是我的罪吗我一个做臣子的，就不能发表点意见？"不久，有传闻说李陵曾带匈奴兵攻打汉朝。汉武帝信以为真，便草率地处死了李陵的母亲、妻子和儿子。司马迁也因此事被判了宫刑。

据汉朝的刑法，死刑有两种减免办法:一是拿五十万钱赎罪，二是受"腐刑"。司马迁官小家贫，当然拿不出这么多钱赎罪。腐刑既残酷地摧残人体和精神，也极大地侮辱人格。司马迁当然不愿意忍受这样的刑罚，悲痛欲绝的他甚至想到了自杀。可后来他想到，人总有一死，但"死或重于泰山，或轻于鸿毛"，死的轻重意义是不同的。他觉得自己如果就这样 "伏法而死"，就像牛身上少了一根毛，是毫无价值的。他想到了孔子、屈原、左丘明和孙膑等人，想到了他们所受的屈辱以及所取得的骄人成果。司马迁顿时觉得自己浑身充满了力气，他毅然选择了腐刑。面对最残酷的刑罚，司马迁痛苦到了极点，但他此时没有怨恨，也没有害怕。他只有一个信念，那就是一定要活下去，一定要把 史记写完，"是以肠一日而九回，居则忽忽若有所亡，出则不知所往。每念斯耻，汗未尝不发背沾衣也。"正因为还没有完成史记，他才忍辱负重地活了下来。

三、 发愤著《史记》

司马迁从元封三年(公元前108年)为太史令后开始阅读、整理史料，准备写作，到太始四年(公元前91年)基本完成全部写作计划，共经过十六年。这是他用一生的精力、艰苦的劳动，并忍受了肉体上和精神上的巨大痛苦，拿整个生命写成的一部永远闪耀着光辉的伟大著作。

《史记》

是中国第一部纪传体通史，司马迁撰。全书包括十二"本纪"，三十"世家"，七十"列传"，十"表"，八 "书"，共五个部分，约五十二万六千多字。记述了从传说中的黄帝至汉武帝太初年间上下三千年的历史。它同时也是一部文学名著，是中国传记文学的开创性著作。它的主体部分是本纪、世家和列传，其中列传是全书的精华。

1、力求真实

司马迁撰写史记，态度严谨认真，实录精神是其最大的特色。他写的每一个历史人物或历史事件，都经过了大量的调查研究，并对史实反复作了核对。司马迁早在二十岁时，便离开首都长安遍踏名山大川，实地考察历史遗迹，了解到许多历史人物的遗闻铁事以及许多地方的民情风俗和经济生活，开扩了眼界，扩大了胸襟。汉朝的历史学家班固说，司马迁 "其文直，其事核，不虚美，不隐恶，故谓之实录"。也就是说，他的文章公正，史实可靠，不空讲好话，不隐瞒坏事。这便高度评价了司马迁的科学态度和史记的记事翔实。

司马迁要坚持"实录"精神，就必须面对现实、记录现实，这就不可避免地会发生"忌讳"的问题。可是他在给人物作传记时，并不为传统历史记载的成规所拘束，而是按照自己对历史事实的思想感情记录。从最高的皇帝到王侯贵族，到将相大臣，再到地方长官等等，司马迁当然不会抹杀他们神奇、光彩的一面，但突出的是揭露他们的腐朽、丑恶以及对人民的剥削和压迫。尤其揭露了汉代统治阶级的罪恶。他虽是汉武帝的臣子，但对于他的过失，司马迁丝毫没有加以隐瞒，他深刻揭露和批判了当时盛行的封禅祭祖、祈求神仙活动的虚妄。在《封禅书》中，他把汉武帝迷信神仙，千方百计祈求不死之药的荒谬无聊行为淋漓尽致地描绘了出来。

司马迁想为封建统治者提供历史的借鉴作用，反映的是真实的历史，这是非常可贵的。本着实录的精神，司马迁在选取人物时，并不是根据其官职或社会地位，而是以其实际行为表现为标准。比如，他写了许多诸如游侠、商人、医生、倡优等下层人物的传记。在司马迁心目中，这些人都有可取之处。司马迁首创了以人载事，始终叙述一个人生平事迹的写法。着重写其"为人"，并注意其"为人"的复杂性，是司马迁的笔法。他在作传时，把自己的看法寓于客观的事实叙述之中，来表示自己对人物的爱憎态度。比如项羽这个人物，司马迁同情他，以非常饱满的热情来写这位失败英雄。他既称赞项羽的骁勇，又对他的胸无大志、残暴自恃作出批评。可是，在《项羽本纪》中，司马迁并没有发议论，但是他对项羽的爱憎态度却于叙事之中明显地表现了出来。这便是司马迁作传的最大特点，即真实性和倾向性的统一。

2、爱憎分明

司马迁爱憎分明的感情在史记当中表现得非常充分。他高度评价了秦末农民大起义。陈涉出身贫农，是农民起义的领导者，可司马迁却将他和诸侯并列，放在"世家"当中来叙述。对于一个封建史学家来说，能做到这一点是非常不容易的。他在《史记•太史公自序》中，将陈涉和古代有名的帝王--商汤和周武王相提并论，同时明确地指出，只要封建帝王暴虐无道，人民就有权利起来推翻他。陈涉领导的这支农民军虽然没有取得成功，但却掀起了波澜壮阔的秦末农民战争，最后终于推翻了秦朝的无道统治。对陈涉首先起义、推翻秦朝的历史功绩，司马迁是完全持肯定态度的。

对于历史上许多忠于祖国、热爱人民的英雄人物，司马迁也大加赞赏。他当年游历时，曾到过湖南长沙北面的汨罗江，并在江畔凭吊了伟大的爱国诗人屈原。这次凭吊极大地影响了司马迁，他的心灵中深深地印入了屈原的诗篇和一生的遭遇。在给屈原作传时，他认为屈原可以同日月争辉，并愤怒地谴责了楚国贵族统治者不辨忠奸的丑恶行径。当年，司马迁还曾到湖南零陵郡瞻仰舜的葬地，对舜的事迹作了实地考查。后来在写史记时，他便把舜的事情写在《五帝本纪》里，赞扬他忧国忧民的高贵品质。司马迁也非常推崇"完璧归赵"和"将相和"故事中的主人公--蔺相如和廉颇，对他们的爱国行为大加赞赏。

在史记中，司马迁还歌颂了那些为了反抗强暴，置自身性命于不顾的刺客以及救人急难、见义勇为的游侠。比如"凤萧萧兮易水寒，壮士一去不复返"的荆轲，为报燕太子丹的知遇之恩不惜只身刺秦王，最终血溅秦廷。司马迁对这些人物进行大胆的歌颂，实际上便是对劳动人民的同情，赞赏人民反抗强暴的愿望。司马迁对名医扁鹊、谆于意等有益于人民的人，用很长的篇幅记录了他们的生动事迹和医学理论。这些人在当时都没有社会地位，可在司马迁的心目中，他们远比某些王侯将相高贵。

对封建统治者的丑恶面貌，司马迁也有比较深刻的认识，并无情地揭露了统治阶级的罪恶。比如《酷吏列传》一共为十个残暴冷酷的官吏作传，其中汉武帝的臣子就有九人。汉武帝当时重用张汤，而"汤为人多诈，舞智以御人。始为小吏，乾没，与长安富贾田甲、鱼翁叔王属交私"。所谓"乾没"，即空手得到的意思。这里描写的是张汤为小吏时好用计谋以制服人的情况。张汤得势后，与赵禹一起制定了各种残的法令，其中有一条叫"腹诽之法"，即不管有罪与否，只要被指控为对朝廷心存不满，就可以据此治罪。张汤不仅善于巧立法令名目，而且还会迎合汉武帝的心意去处置"犯人"。在他的主持下，往往一个案件会使无数人家受到牵连，以致杀人如麻，视人命如草芥。这些人的罪恶活动都被司马迁记录了下来，他便是通过这些对汉武帝时期专制统治的残酷和黑暗加以暴露和控诉的。

司马迁的进步历史观和敢于揭露帝王过失的大胆作风值得肯定。对于历史的演进过程，他的思想也比较完整。他在给予历史正确的评价后，又充分肯定了历史是不断发展进化的这一结论。

3、史家绝唱

鲁迅先生曾说，”史记是’史家之绝唱，无韵之《离骚》’”。也就是说，作为一部规模宏大、体制完备的中国通史的史记，同时也是一部非常优秀的文学作品。

在司马迁的笔下，篇幅不多的文字就能非常生动地刻画出一个历史事件或一个历史人物。例如，对《田单列传》中田单防守即墨城的描写。田单用了六条妙计大胜燕国，使齐国得以恢复。"火牛阵"便是其中最重要的一条计策。晚上，田单将紫红色的带有龙纹的布帛披在一千多头大牛身上，又在其角上绑上锋利的刀剑，用油浸透它们的尾巴，再用火点着。于是，一千多头牛带着熊熊火焰，像怪兽一样冲进了燕兵的阵地。而齐国士兵也拿着武器冲向了敌人，还有一些人敲锣打鼓，高声喊叫，以壮声势。摸不着头脑的燕兵吓得争相而逃，结果被杀得丢盔弃甲，燕兵的尸体遍布于战场上，齐国大获全胜。司马迁虽着墨不多，可"火牛阵"就如一幅图画一般出现于读者的脑海中。

司马迁还栩栩如生地刻画了不同类型的历史人物。他对西楚霸王项羽的描写非常精彩。巨鹿战役中，项羽率领大军渡河，然后沉掉所有的船只，并下令只允许带三天的粮食，这便形象而又具体地刻画了项羽破釜沉舟、与秦军决一死战的决心和气概。项羽的军队一个抵十个，消灭了数量上远远超过自己的秦军，在推翻强秦统治的战争中，发挥了举足轻重的作用。项羽在战斗结束之后，召见各路将领，当他们进入项羽的辕门时，没有一个人敢抬起头走路。这是对项羽威风的描写。对项羽被围的场景，司马迁描绘得更是感人。项羽慷慨而歌:"力拔山兮气盖世，时不利兮骓不逝。"司马迁通过这歌声，完全刻画出了这位英雄在失败以后时慷慨悲壮，而又无力挽回失败命运的复杂心情。接下来，司马迁又对项羽突围后，在东城决战时的勇猛作了描绘。当时项羽只剩下二十八个骑兵，当几千名追兵迫近时，项羽圆睁双目，怒喝一声，把汉军吓得后退了好几里。看到这样的描写，不禁使人觉得这位失败的英雄似乎就在眼前。

再如，司马迁描写汉高祖入关时与民众约法三章，充分表现出了一个政治家的风度。而汉高祖也具有好谩骂的流氓习气和随机应变的性格。有一回，韩信给汉高祖写信，要求封自己为假齐王。汉高祖非常生气，刚想发作，张良却在一旁暗示他别发作，他立即转过口风说:"大丈夫平定诸侯，要做就做真王，做什么假王呢？"这里用字也不多，却活灵活现地刻画出了汉高祖善于随机应变和玩弄权术的性格。

司马迁在书中的叙述语言非常生动，人物形象鲜明。他广泛采用口头流传的谚语、成语、歌谣，而且不回避方言土语。他的语言是一种接近口语的"方言"，通常叙述和人物对话和谐一致，虽明快但含蓄，话外有音，值得玩味;繁复而简洁，不拘一格，各得其所，一般都为人物特征的描写服务。他刻画人物说话口吻的描写最令人玩味，充分表现了人物的精神态度。为了突出人物形象，他还常常适当地强调、夸张。比如，《高祖本纪》:"(五年)正月，诸侯及将相共请尊汉王为皇帝。汉王三让，不得已，曰:。诸君必以为便，便国家。，"这一段汉高祖让帝位的话，是直接模拟当时的口语，生动形象地反映了汉高祖惺惺作态的样子，读完不禁觉得汉高祖说话的情景就在眼前似的。再者，司马迁使用古史资料时，一般以当时通用语翻译古语。如《五帝本纪》写尧舜的事迹，取材于今文《尚书•尧典》，把书中的"百姓如丧考妣，三载四海遏密八音"、"允厘百工，庶绩咸熙"等语，翻译为"百姓如丧父母，三年四方莫举乐"、"信伤百官，众功皆兴"等，译文与原文相比较，就会发现更容易读懂。史记的人物传记之所以这么出色，是与司马迁驾驭语言的高超能力分不开的。

一个人在遭到无辜的迫害以后，通常有两种选择: 要么悲观消沉，要么发愤图强。而司马迁选择了后一条路。他秉着"究天人之际，通古今之变，成一家之言"的目的，将自己心中所有的"愤"全部倾注到史记的创作中去。司马迁独创了中国历史著作的纪传体裁，开创了史学方法上全新的体例。司马迁以个人传、纪为形式，以社会为中心记载历史，为后人展示了一部规模宏大的社会变迁史。无论在历史上还是文学上，司马迁都取得了光辉的成就。

他那伟大的爱国主义精神，崇高的人格将永远闪耀着不朽的光芒。

古史杂识之 不可鄙薄司马迁

葛剑雄先生《货殖何罪》（《读书》一九九六年第九期）纵横恣肆，古今事例信手点化，可谓文理俱佳，令人获益匪浅。但说“深感太史公的远见卓识，不仅在一般学者之上，也比当代某些史家高明”，很有模拟不当的意味。司马迁何止比现在某些史家高明。关于为史一道，司马迁无人可及大概已是古今共识。再往宽泛处看，司马迁身后还没有任何学人能在对历史、社会、人事诸多方面的综合把握上可与之比肩，这恐怕也不算妄言

司马迁说过：“先人有言：自周公卒，五百岁而有孔子。孔子卒后至于今五百岁，有能诏明世，正易传，继《春秋》，本《诗》《书》《礼》《乐》之际。意在斯乎，意在斯乎！小子何敢让焉。”(《太史公自序》)司马迁向来将其著述之举视为同《春秋》等量齐观的事业，这一点应该说也做到了。恕笔者孤陋，似乎还没看到什么人对司马迁 “究天人之际，通古今之变，成一家之言” 的自许说三道四。从这个意义上来说，司马迁应该算是完成了圣人般的事业。既然司马迁功同《春秋》，他是否享有过哪怕片刻，如同孔圣人般的社会崇敬呢？答案是，从来没有。于是，司马迁又给后人留下了一个沉重的命题：为何写出过“圣人级”专著的作者，得不到圣人级的待遇？之所以要这样说，是因为葛先生的上述句式，绝不会转换成“才深感孔夫子的远见卓识……也比当代的某些……高明”。而且从古至今，也没有出现过类似的转换句式。

其实，司马迁留下的这个命题，他自己已先行破解过，他说：“刑余之人，无所比数，非一世也，所从来远矣……自古而耻之。”（《报任安书》）原来大质已亏的刑余之人已失去了受人尊敬的资格。所以，司马迁又说：“虽累百世，垢弥甚耳。”看来司马迁椎心疾首还不仅仅是因为尘世间的屈辱以腐刑为最，更重要的是经此一创，其人其书再也不会被后人视为圣人圣物。果不其然，不仅后世学人每每发出“史迁不察”之类的词句，即使高明如葛先生者，也不自觉地将他所不值之人以司马迁这杆大秤掂量。从这个意义上来说，司马迁的伟大不仅在于能打理前史，也在于其能预见其身后之事。当人们为司马迁惊天地泣鬼神般的文思欷嘘不已的同时，又免不了堕入其生前已存在、身后仍延绵不去的世俗观念中去，从而不会以虔诚的崇敬面对司马迁。

需要指出的是，尽管司马迁已先行预见了两千年之后的世态，但也无法料定自己的命运。或许会有人说，司马迁受宫刑是咎由自取。这种认识无疑是指责司马迁烧糊过洗脚水，完全是厚颜无耻地替统治者的残暴张目。且不说司马迁受刑时李陵降否不明，即使坐实，两国交兵，叛来降去，在汉代也是寻常之事，至少在司马迁时代还不是当局用以定罪的名目。在《卫将军骠骑列传》里就记有一个赵破奴，曾被匈奴俘去十年，未闻失侯夺爵。所以对司马迁的受刑原由还应当遵从他本人的说法，即“上以为仆沮贰师”，也就是蒙受了莫须有的腹诽罪。因此，可以断言，两千年前司马迁蒙受的冤屈，是的罪过。

当然，葛先生丝毫没有认为司马迁是罪有应得。这可以从文章处处表现出来的对统治的厌恶及对司马迁的崇敬之情上得出结论。但葛先生的无意识还是受了世俗观念的影响，以至于他把自己不以为然的人和现象与司马迁扯到了一起。须知，不论对什么人来说，只要能与司马迁放在一处较高下，都是一种抬举，而不是相反。另外，有关货殖问题，胡适先生曾有过与葛先生类似的结论，这就是所谓的英雄所见略同!

参考资料：

1司马迁纪念馆http://wwwlifeallcom/mem/849/mainahtml

2太史公祠--司马迁 http://simaqianmemskycom