南行记序原文

原文如下：

人生哲学的一课一 早卖草鞋碰了壁昆明这都市，罩着淡黄的斜阳，伏在峰峦围绕的平原里，仿佛发着寂寞的微笑。从远山峰里下来的我，右手挟个小小的包袱，在淡黄光霭的向西街道上，茫然地踯躅。这时正是一九二五年的秋天，——残酷的异乡的秋天。

虽然昨夜在山里人家用完了最后的一文钱，但这一夜的下宿处，总得设法去找的，而那住下去的结果将会怎样，目前是暂时不用想象。铺面卖茶的一家鸡毛店里，我从容不迫地走了进去。把包袱寄在柜上，由闪有小聪明眼光的幺厮使着欺负乡下人的脸色，引我到阴暗暗的一间小房里。

这里面只放一张床，床上一卷肮脏的铺盖，包着一个白昼睡觉的人，长发两寸的头，露在外面。幺厮呼喝一声：“喂！”那一卷由白变黄以至于污黑的铺盖，蠕动了几下，伸出一张尖下巴的黄脸，且抬了起来，把两角略现红丝含着眼屎的眼睛张着，不高兴地望望幺厮的脸，又移射着我。

“你们俩一床睡！”幺厮手一举，发出这道照例的命令，去了。睡的人“唔”的一声，依然倒下，尖下巴的黄脸，没入铺盖卷了。我无可奈何地在床边坐下。这同陌生人一床睡的事，于我并不觉得诧异。我在云南东部山里漂泊时，好些晚上都得有闻不识者足臭的机会。

如今是见惯不惊了。屋里，比初进去时，明亮些了。给烟熏黄的粉壁上，客人用木炭写的歪歪斜斜的字也看得十分清楚。“出门人未带家眷……”这一类的诗句，就并不少。但我一天来没有吃饭，实在提不起闲情逸致来叹赏这些吃饱饭的人所作的好东西。

出处：出自现代作家艾芜的《南行记》

扩展资料：

人物介绍：

艾芜(1904～1992年) ，中国现、当代作家，原名汤道耕，笔名刘明、吴岩、汤爱吾等,艾芜是道耕的笔名，他开始写作时，因受胡适“人要爱大我（社会）也要爱小我（自己）”的主张的影响，遂取名“爱吾”，后慢慢衍变为“艾芜”，

1921年考入四川省立第一师范学校。

1925年因不满学校守旧的教育和反抗旧式婚姻而出走，漂流于云南边疆、缅甸和马来亚等地，当过小学教师、杂役和报纸编辑，并两次差点病得差点死去。

因为同情缅甸的农民暴动，1931年被英国殖民当局驱逐回国到上海。

1932年加入中国左翼作家联盟，开始发表小说。在上海期间，出版有短篇小说集《南行记》、《山中牧歌》、《夜景》和中篇小说《春天》、《芭蕉谷》以及散文集《漂泊杂记》等。

作品大都反映西南边疆和缅甸等地下层人民的苦难生活及其自发的反抗斗争，开拓了新文学创作的题材领域。他所描写的传奇性故事，具有特异性格的人物和边地迷人的绮丽风光，使作品充溢着抒情气息和浪漫情调。

-艾芜

阿垅

阿垅（1907年—1967年3月15日），中国文艺理论家、诗人。原名陈守梅，又名陈亦门，浙江杭州人。"七月诗派"骨干成员之一。早年就读于上海工业大学专科大学，为国民党中央军校第十期毕业生。参加过淞沪抗战，写有《闸北打了起来》等报告文学。1939年到延安，在抗日军政大学学习。后在重庆国民党陆军大学学习，毕业后任战术教官。1946年在成都主编《呼吸》。次年曾遭国民党当局通缉。建国后任天津市文协编辑部主任。1955年因胡风案被捕，1967年患骨髓炎死于狱中，1980年获平反。著有《南京》（《南京血祭》）《无弦琴》《人和诗》《诗与现实》《作家的性格和人物的创造》等。

中文名：陈守梅

别名：阿垅，陈亦门

国籍：中国

民族：汉族

出生地：浙江杭州

出生日期：1907年2月

逝世日期：1967年3月15日

职业：文艺理论家，诗人

毕业院校：重庆国民党陆军大学

代表作品：《南京血祭》《无弦琴》《人和诗》《诗与现实》《作家的性格和人物的创造》

人物生平

1907年2月，阿垅生于杭州一个市民家庭，只念了几年私塾和高小，就被送到绸布店做学徒。他利用夜晚的时间自学，20岁时就在杭州的报刊发表旧体诗和小品文。他读中学时酷爱文学，尤其喜欢诗歌，尝试着给杭、沪、宁等地的报纸副刊和文学刊物投稿。发表了一些诗作。他的诗风沉郁，自具一格，曾受到郁达夫、徐志摩等名家的好评。上世纪30年代初，阿垅多以笔名“S·M”发表作品。他当过职员、编辑，思想追求进步，“九一八”以后多次参加抗日救国游行，曾被当局拘禁。不久，绸布店倒闭，阿垅只身来到上海。在“实业救国”思潮的影响下，考入上海中国公学大学部经济系。他读到鲁迅的著作，深受感染。

一·二八事变爆发，阿垅目睹吴淞口的校舍被日军炮火摧毁。他感到在强敌面前，仅靠“实业救国”远远不够。1933年他考入国民党中央陆军军官学校（黄埔军校）第10期步兵科，至南京受训。毕业后在国民党第88师任见习军官及少尉排长。没过多久，他就参加了淞沪会战。他身先士卒，带领士兵们来到闸北最前线。在一次敌机轰炸中，阿垅脸部受伤，不得不离开队伍治疗。这段经历给他留下了刻骨铭心的感受，他将其写入报告文学《闸北打了起来》和《从攻击到防御》，以S·M的笔名发表在胡风主编的《七月》杂志上。

《大晚报》特聘记者曹聚仁也写了大量战地通讯，但他只能在88师师长孙元良的司令部根据地图、战报和消息写作。“七月派”诗人罗飞说：“淞沪抗战期间，当时前线也有随军记者在活动，但像阿垅这样深潜在生活的最底层，手持武器与士兵同生死共荣辱一起战斗的作家是极少的。”

阿垅不仅写到了爱国的热情，也写到了战争的残酷和真实的人性。晚年，胡风在回忆录中写道：“他（阿垅）把战争初期雄壮的东西和悲惨的东西都送给了读者，是抗战初期的忠实的记录之一。”

部队中的种种情况使阿垅失望。少年时的好友陈道生是中共地下党员，受到他的影响，阿垅逐渐倾向革命和***。

1938年7月，胡风在武汉第一次见到阿垅。胡风记得他身材不高，但面容坚毅、真诚，满怀激情却不溢于言表。他们成了志同道合的朋友。阿垅向胡风透露了对国民党政治体制和人事作风的不满，对***则充满信任和希望。

在胡风的介绍下，阿垅去见了当时在八路军办事处工作的吴奚如（周恩来的政治秘书之一）。吴奚如对阿垅印象很好，决定介绍他到延安去学习，并计划让他在学习之后回到国民党部队，从事情报工作和统战工作。

1938年11月，阿垅动身去延安。为掩人耳目，他只身从衡阳步行到西安，与18集团军取得联系后，再进入他“梦想的王国”（阿垅语）。他先后在抗日军政大学和延安抗大学习，感受到和国民党部队截然不同的气息。那里的生活深深吸引着他，他赞美窑洞像蜂巢，而这里的人似酿蜜的蜜蜂。在诗歌《哨》中，他写道：

一月的夜的延安

前线带回来的一身困倦

从这深深的夜逾越过去

又是新红太阳的战斗的明天

几个月后，他的眼睛在一次野战演习中受伤。在组织的安排下，他来到西安治病。病未痊愈，去延安的交通就被国民党封锁了。

在西安与日本友人聊天时，阿垅听说一位日本通信兵写了部关于侵华战争的报告文学。尽管是歌颂战争的，但从作者放一枪又写一笔的写作态度来说，又是中国的作者所不及的。

阿垅深受触动，他不能接受“伟大的作品不产生于中国，而出现于日本；不产生于抗战，而出现于侵略”，在不断遭到日军空袭的西安，开始写作《南京》。

阿垅以纪实的笔触记述了士兵们英勇杀敌、视死如归的壮举，同时也描写了陷于战事的市民形形色色的艰辛、绝望与挣扎。他写了发生在南京中华门、光华门、中山门的激战，也写了之后中国军队的多次重大会战。他想通过这部作品表达出“中国军人悲壮的爱国情怀和最终战胜敌人的光明前途”。

他说，南京一战所产生的消极影响，一方面从南京的失陷开始，一方面又从南京的失陷完结了。徐州的一战，使中国在军事上从溃败和混乱的泥海里振作起来；武汉的一战，使中国收获了有利于持久战的、宝贵的稳定；豫南、鄂北的一战，和洞庭湖畔的争夺，胜利的晨光已经熹微地照着中国的军旗了。

正是由于写到了国民党军队的正面作战，《南京》在解放后没有任何出版机会。

阿垅认为，最重要的是“真实”：

“人不能够改变历史，也就不能够改变真实，更不需要改变真实。”

“为什么非要在红色上再涂些红色，使它变紫、变黑呢？”

胡风曾这样形容阿垅：“战士和诗人是一个神的两个化身。”

1941年，阿垅奉命到重庆“潜伏”。经黄埔同学介绍，他进入国民党军事委员会任少校参谋。后又考入陆军大学，毕业后任战术教官。他为***提供了大量情报，但随着当事人的纷纷离世，这段历史也逐渐湮灭。

直到2001年，当年参与审理“胡风反革命集团”案、如今已经退休的王增铎撰文回忆了对阿垅的审查情况，才使这段历史浮出水面。

根据王曾铎的记述，1942年阿垅曾托诗人绿原将刊载有国民党部队编制、番号及部署地点的一包袱小册子带给胡风，由他转交给地下党。

诗人冀在一篇文章中更详细地回忆了这段历史：

“1942年，我和绿原同时考进了复旦大学。有一天，绿原从重庆回到学校之后，不无余悸地告诉我守梅（阿垅）托他带一包东西给胡先生（胡风），并严肃而郑重地告诉他，那是比生命更宝贵的东西，丢失了它，同时也就丢失了生命。”他后来才知道那“东西”原来是国民党军队编制、部署的印本和图表。

不久，阿垅遭到国民党的怀疑。他收到了一封匿名信，里面写着“你干的好事，当心揭露你的真面目”。阿垅认为这是深知内情的同情者的警告。他丢下了工作，对孩子匆匆做了安排，逃到重庆。刚到重庆，通缉令也跟着过来了。他乘船离开，一路东下。作为一名逃亡者，他混在众多旅客中，小心翼翼，避免与人接触交谈。之后他化名“陈君龙”避居杭州、南京一带。

1947年，阿垅在气象台当临时雇员，由于感到并不安全，随即称病辞职，匿居军界朋友家中。为了装出有病的样子，他养了热带观赏鱼、寄居蟹和花草，深居简出。

从旧同事那里，阿垅获知了国民党对沂蒙山区的作战计划。他敏感地意识到这个情报的重要性，连夜跑到上海通知胡风。胡风将情报转给地下党的负责人廖梦醒。

冀还记得当时的情景：一天他和阿垅在新街口闹市漫步，见一家照相馆的临街橱窗中陈列着许多国民党高级将领的照片，阿垅指着整编第74师师长张灵甫的照片悄声说：“等着，有好消息听，有好戏看。”阿垅的话当时并没有引起他的注意。当年5月，孟良固一役，74师全军覆没，张灵甫被击毙，南京震动，冀才又记起这件事。阿垅笑道：“早从军界朋友那里知道了这支部队的调动和作战部署，并且把它传到那边去了。”

不久，胡风也在信中转达了组织对阿垅的褒奖，以隐语说：“上次转告友人的话，他听了似乎高兴，并嘱以后有同类的话还想听到。这也可以作为找职业的参考。”

组织交给阿垅又一个艰巨的任务：想尽办法，利用旧关系再入国民党的军事系统。

1948年夏，他化名进入国民党陆军大学研究院12期任中校研究员，后任国民党参谋学校中校、上校战术教官。他受到了监视，但只要有机会，仍然通过胡风和罗飞继续向地下党组织提供情报。

当年，阿垅5次将从军校同学蔡炽甫处了解到的国民党部队军事调动、军队番号、驻地资料，交待给地下党郑瑛。1948年至1949年春，他说服蔡炽甫，将蔡所知国民党有关军事布置、武器配备等资料通过罗飞转交给了上海地下党组织。1948年冬，他通过方然向浙东游击区转交由蔡炽甫提供的浙江全省军用地图百余份。

这些事实在“胡风反革命集团案”调查中就已查明，但他还是被打成了“胡风反革命集团骨干”。

1950年3月，阿垅受鲁藜和芦甸之邀来到天津，被安排在文联工作。尽管当时刚入中年，他的双鬓已经斑白了。

不久，阿垅连续发表了两篇论文——《论倾向性》和《略论正面人物与反面人物》，提出了自己对当时高度敏感的文学与政治关系的理解。他反对政治内容的概念化表现，反对除工农兵以外不能写的论调，反对对正面人物的神话和对反面人物的丑化。

阿垅没想到这两篇文章会为他惹下大祸。

拍摄过讲述右派群体的纪录片《红日风暴》的导演彭小莲说，阿垅的观点实际上也是胡风文艺思想的呈现。胡风是鲁迅的弟子，在鲁迅晚年曾帮助鲁迅打过很多笔仗。“鲁迅逝世后，胡风以及他身边的一批作者，以鲁迅精神为楷模。”彭小莲说，“在他们看来，鲁迅代表了独立于政治之外的理想的知识分子形象。”

阿垅的文章一发表就遭到了《人民日报》的猛烈批判——“反对艺术为政治服务”、“歪曲和伪造马列主义”。阿垅给《人民日报》写信，并附上一篇辩论文章。信中，他做出了某种程度的“检查”。很快，检查在《人民日报》发表，辩论文章则遭到扣押。对他的批判其实不是针对他个人的。

随后的思想改造和文艺整风运动中，阿垅不断遭到批判。他的入党申请支部早就通过了，但报到上级又被压了下来。1955年5月，阿垅以“胡风反革命集团骨干分子”和“反动军官”的罪名被捕入狱，秘密关押。独子陈沛由公安局托管。

陈沛当时只有10岁，半个多世纪之后，他向本刊记者描述了当时的情景：“5月15日，来了很多人搜查我父亲的手稿和书信。当时我爸爸说，是出版社的叔叔。公安局的一个叔叔就把我带出去玩。不久，公安局长万晓棠找我爸爸谈话。我爸爸说，我一辈子追随***，我想不到说我是反革命，说胡风是反革命。”

1946年7月15日，阿垅曾以隐语写信给胡风：“至于大局，这里一切充满了乐观，那么，也告诉你乐观一下。三个月可以击破主力，一年肃清。曾经召集了一个独立营长以上的会，训话，他底自信也使大家更为鼓舞。同时，这里的机械部队空运济南，反战车部队空运归绥。一不做，二不休，是脓，总要排出！”

1955年6月8日，在得到这封信后，毛泽东致信中宣部部长陆定一：“我以为应当借此机会，做一点文章进去。”

两天后《人民日报》以编者名义给信下了如此按语：“阿垅在一封给胡风的信里，对蒋介石在一九四六年七月开始的在全国范围发动的反革命内战‘充满了乐观’；认为中国人民解放军的‘主力’‘三个月可以击破’，‘一年肃清’；并对蒋贼的‘训话’加以无耻的吹嘘，说甚么‘他底自信’‘使大家更为鼓舞’。阿垅把人民革命力量看做是‘脓’，认为‘总要排出’，并认为进攻人民革命力量必须坚决彻底，‘一不做二不休’！”

胡风在交代材料中曾对此作详细解释：“当时是在和谈和军事调解期间，但蒋介石在疯狂地暗地里准备发动内战。阿垅在陆军大学，有些同学在军界做事，知道了信里所说的情况，就急于告诉了我。为了防止信被检查，所以用了伪装的口气，但受信人是一眼可以感到那所包含的严肃的战斗的心情的。”

实际上，早在办案初期公安部门就已完全搞清了阿垅的无辜和他对革命的贡献，周恩来也对把阿垅定为“反动军官”、“国民党特务”提出了异议，但既然最高领导早已定下了调子，阿垅的命运最终便未能改变。

1955年，19岁的文学青年林希（原名侯红鹅）因曾向阿垅请教写作被打为“胡风反革命集团分子”。

1966年2月，被监禁了10年之后，阿垅开始正式在法庭受审。他从未在“原则”上“低头认罪”，一直被审讯者认为“态度极端恶劣”。在审判中，林希被强迫出庭作证。当阿垅看到林希也被卷入时，他决定承担全部责任。在美国的林希至今还清晰地记得当时的情景：

对阿垅宣判的那天，法官宣布开庭后，阿垅被带到法庭。当时，阿垅和我只有几步之遥。他的头发全白了，脸上那种永远和善的笑容不见了，皱纹己经僵硬了，目光变得凝重。他坐在一只小木板凳上，前面有一张小课桌，课桌上放着对他的起诉书。我看到那起诉书上有阿垅画的红道，起诉书旁边放着一副眼镜。阿垅坐在被告席上，好像已经没有什么愤怒了，甚至于给人一种平静的印象，比我还要平静。

我按照官方审定的证词讲了一遍，这时法官问阿垅：“对于侯红鹅的证词，你有什么质问吗？”我显得有些紧张了，我想阿垅一定会向法庭争辩的，因为事先检察院的人就对我说过，阿垅有申辩的可能，而且他们还告诉我，如果阿垅申辩，你不必直接回答，法庭会有办法让你出来的。

“没有。”阿垅只说了两个字，就再也不说话了。前前后后只用了几分钟的时间，我完成了自己“证人”的表演。法官宣布我可以退出法庭，法警又带着我从法庭走了出来。

阿垅再次走进法庭，没有让他坐下，只让他面对法官站着。法官和陪审员也站了起来，站在中间的首席法官一字一字地读着宣判书。宣判书自然是概述了阿垅的“罪行”，最后判决阿垅有期徒刑12年。法官向阿垅说：“被告如对判决不服，可于×日内提出上诉。”这时整个法庭一片死寂，大家都在紧张地等待阿垅的公开表态，等待着阿垅最后的申辩。

“我放弃上诉，”阿垅的声音很镇定，“一切事情都由我负责，与任何人无关。”说罢，他站起身来，由4名法警押着走出法庭。他从法庭两廊座位中间走过，他的身子挺得笔直笔直，头微微地昂着，目光平视，步子迈得极是镇定。就像我第一次见到阿垅时那样。

“文化大革命”爆发，阿垅发现自己患了骨髓结核病。他每天忍着巨大的病痛，面壁而坐。他感到自己将不久于人世，写下了一封遗书。他仍然相信党一定能够对他的问题作出公正的裁决。

1967年3月15日，阿垅死在狱中，身边没有亲人。负责处理尸体的人，是一位姓刘的公安干警。他将阿垅的尸体送到了火化场。

按照规定，这类没亲属认领的“死囚”骨灰是不保留的，但他还是在火化场工人协助下找到一只木箱存放阿垅的骨灰。在一间骨灰盒停放室的墙外，他深深地挖了一个坑，将木箱埋了进去。

陈沛如今退休在家。他用大量时间整理父亲的手稿，希望有生之年可以写出一部父亲的传记。

父亲被捕时，他只有10岁。面对铺天盖地的批判，他曾相信父亲是“反革命分子”、“国民党特务”，拒绝去监狱探望。谈起这一段往事，他至今抑制不住心中的悲伤。1963年，阿垅第一次获准与他通信。然而，在特殊环境里长大的他却不敢与父亲联系，来信被退回监狱。

这对阿垅是一个沉重打击。从此，两人再无联系，甚至阿垅病重时，陈沛也未敢去看望父亲。

审判结束4个月后，阿垅给审判员写了一封信谈他最后的想法。陈沛向本刊记者出示了这份遗书的复印件。

审讯员，并请转达：

首先，从根本上说，“胡风反革命集团”案件全然是人为的、虚构的、捏造的！（重点为原有，下同）

所发布的“材料”，不仅实质上是不真实的，而且还恰好混淆、颠倒了是非黑白。

一方面歪曲对方，迫害对方，另一方面则欺骗和愚弄全党群众，和全国人民！

因此，我认为，这个“案件”，肯定是一个错误。

就像巴西政变当局一样！就像“松川事件”一样！但那是资产阶级政权，那是资产阶级政客。

如果一个无产阶级政党也暗中偷干类似的事，那它就丧失了无产阶级的气息，就一丝一毫的无产阶级的气息也保留不住了，那它就成了假无产阶级政党了！

何况被迫害的人，政治上是同志，并非敌人。

即使是打击敌人，也应该用敌人本身的罪过去打，不能捏造罪名，无中生有，更不能颠倒是非，混淆黑白。

谎话的寿命是不长的。一个政党，一向人民说谎，在道义上它就自己崩溃了。并且，欺骗这类错误，会发展起来，会积累起来，从数量的变化到质量的变化，从渐变到突变，通过辩证法，搬起石头打自己的脚，自我否定。它自己将承担自己所造成的历史后果，再逃避这个命运是不可能的。正像想掩盖事实真相也是不可能的一样。

从1938年以来，我追求党，热爱党，内心洁净而单纯，做梦也想不到会发生如此不祥的“案件”。当然，我也从大处着眼，看光明处。但这件“案件”始终黑影似的存在。我还期望着，能够像1942年延安鲁迅艺术学院整风的结果那样，能够像毛主席亲自解决问题那样，最终见到真理，见到事实。

我也多次表白：我可以被压碎，但绝不可能被压服。

陈亦门1965年6月23日

1980年中共中央发文予以彻底平反。1982年6月23日天津文联举行追悼会。阿垅著作，解放前出版有诗集《无弦琴》、报告文学集《第一击》、诗论《人和诗》。解放后到1955年入狱前出版有诗论《诗与现实》（三卷本）、《诗是什么》、《作家底性格与人物的创造》等。平反后已出版的有周良沛编《无题》、罗洛编《人·诗·现实》、路莘编《垂柳巷文辑》等。另有《南京血祭》北京、宁夏两种版本。

个人作品

阿垅虽然职业从军，本质上却是一个文化人。他一生写过几百万字的著作，其中有风格凌厉的新诗、情怀壮烈的旧诗、还有诗论、散文、报告文学等。他在1938年就写出了最早的抗战报告文学《从攻击到防御》《闸北打了起来》等名篇；1939年写出报告体小说《南京》，后获全国文艺界抗敌协会征文奖；1940年又写出报告文学《斜交遭遇战》，这些抗战文学作品当时都产生过相当大的影响。1942年他的抗战诗集《无弦琴》由希望社在桂林出版，收集了他在延安和国统区两地写的诗作，其中不少是抨击国内外法西斯的，如《小兵》《难民》《再生的日子》等，其中有这样的诗句：“起来！/全世界的人/我们底地球已经着火了/不是壮烈地扑灭这火就是刻毒地给这火焚烧而死/我们底地球着火了啊！”阿垅是一位真正的抗战军人兼抗战作家，政治上爱祖国、爱民族，追求共产主义赤心不改；对朋友，他慷慨大方；对亲人，他忠贞不贰。1944年他与文学青年张瑞相爱结婚，两年后张不幸离世，阿垅悲痛异常，为亡妻写了大量动人的情诗，将这种浓郁的爱情保持终身。

阿垅是七月派的重要诗人，也是中国新诗理论的系统研究者。他的新诗以想像奇特、风格遒劲著称，在新诗界有其不可忽视的地位；他的诗论见解深透，体系完整，深得行家和初学者的好评。在创作新诗的同时，阿垅还写过许多旧体诗词，情感真挚，格律严谨，读者从中能够领略到浓郁的艺术气质。

著名诗人绿原在发言中称，阿垅的诗，不论是新体还是旧体，都不是轻易产生的，“而是伴着战斗的生命节奏，透过深刻的生命体验，蘸着或从身上或从心头流出的血发出来的。”其代表作《纤夫》《无题》《去国》等为多种新诗选集所收藏。人民文学出版社出版了《阿垅诗文集》。孙郁还说，自己特别喜欢阿垅的诗，很多诗人都受到了他的影响。

阿垅著有长篇小说《南京》（《南京血祭》），诗集《无弦琴》，文艺论集《人和诗》《诗与现实》《作家的性格和人》。

从阿垅诗歌峻厉、桀骜的气质类型上来说，他更像是同黑暗“天廷”激战的诗歌的刑天。有过短期延安抗大生活经历的阿垅，于1939年初到延安时曾写过一首题名为《哨》的短诗。在记述了“嘉岭山上的塔对着蹀踱在广场上的伙伴”这种初夜的松弛与安详后，他的笔锋又继而从午夜峭立的哨位陡然一转：“天上/orion（猎户星座）横着灿烂的剑/北极星永恒的光/从太古以前/直到春风的将来/照着人间”——随着这样一重意象的切换，那种以北极星与哨兵的对应定位，猎户星座飒亮的光与哨兵刺刀的暗示性联结，恍然将全诗提升到地质纪年的时空感中，并使人感受到一种太古清风的涤荡。它所呈示的巨大空间张力，正是阿垅心灵深巨时空结构的映现。《哨》几乎是阿垅仅有的一首静谧宁馨之作。

1941年至1947年在四川、成都、重庆的六年间，阿垅以来自延安的隐蔽身份，一直在国民党的军事部门工作，他因之而把自己的处所称之为“虎穴”。并因此相继使用了诸如S·M、师穆、圣门等许多笔名。毫无疑问，他因此而比一般人更深刻地感受到周围黑暗的巨大挤压。这种挤压不但构成了对他自由的束缚、思想的监控，甚至也包括对他爱情生活的摧残。我们不难设想，对于阿垅这样一位有着先天性抗逆精神的诗人，当这种挤压到了连最小的私人生活空间都要被剥夺的地步，将会意味着什么。而挤压留给个人的空间越小，心灵反弹中要求的空间就越大，灵魂对于理想的愤怒求诉就越强烈。这样，总汇在阿垅生命中的激愤便由近及远地直指覆盖着人类漫长历史的大黑暗，并促使他以绝不妥协的姿态与之对峙。而阿垅抚奏爱情的《琴的献祭》，就是以这样旷世的大愤怒，出现在中国新诗史上。

在四川的六年间，阿垅以自己痛楚峻厉的灵魂奔赴为中国新诗史划开了一条雪亮的光带。从此间所书写的《写于悲愤的城》《孤岛》《不要恐惧》《去国》等诗歌的标题中，我们便不难想见他的精神指向。这种“悲愤的城”中和悲愤的时代的处境，在同他心灵深巨时空大光明地不断抵触中，不但加深着他的悲愤，甚而更反挫出他要在“这屠宰场和垃圾桶的世界上毁灭地放火”，乃至刑天式的执锐斧以相搏的桀骜。1947年，他终因被告密而遭受通缉，在被迫离开重庆开始流亡时，他写下了《去国》一诗——“我无罪；所以我有罪了么/而花有彩色和芳香的罪/长江有波浪和雷雨的罪么”，“我难道不是在我的祖国然而这难道是为我所属的国/这难道不是在我之前所展开的风景，这山，这江，这人烟和鸟影然而这难道是为我所有的国”这是中国新诗史上惟阿垅所有的一种诗歌句式。

在他的诗中，一个关键意念或语词（诸如这其中的“罪”和“祖国”，以及“祖国”与“国”之间微妙又是原则性的差异）一经出现，他便绝不轻易放过，而是层层追击、步步跟进，直到穷尽其根。并以句型上回环往复的紧逼，使其超越常规性的表达，直至以新的意味对阅读实现全面包抄和致命性的冲击。我们自然可以用犀利激越、峻厉雄辩来指说阿垅的诗歌，但这些又都不足以说明他在中国新诗中的贡献——他锐利奔赴的大灵魂在迢递时空中所看见的纵深度，他诗歌庞杂丰富的句型结构和元素构成，由这一切综合呈现的写作难度甚至是胡风和艾青在自己的诗歌视野中所不曾见到的。

在四十年代的阿垅的诗歌中，竟那么丰富地浸渗着来自《圣经》、天文、地质、宇宙天体学乃至植物昆虫学以及人类文化源头的神话中的元素。并且，他的诗歌主体又更渗透着诸如“我的人啊，我记得极清楚/在白鱼烛光里为你读过《雅歌》”这种来自古典文化中高古典雅的底色——也就是在1944年的这首《无题》中，阿垅竟于最后写下了这样两行具有谶言性质的诗句：“要开作一枝白色花/因为我要这样宣告，我无罪，然后我们凋谢”——两年之后，他年仅24岁的妻子“无罪”地在黑暗中“凋谢”；而1967年，他自己则同样以“无罪”之身而戴罪“凋谢”，留下了“白色花”这样一个清白痛楚的形象，若干年后在一部诗歌合集的封面上，为一代诗人的生命与精神历程作证。具有天才属性的诗篇是不可复制的。但在他这种气质类型的诗人中，于此后独立着自成单元的昌耀、杨炼、海子；而在他遥远的前端，则是去国问天的屈原。

唐朝是一个诗人辈出的朝代，也是一个历代诗人心向往之的朝代，更是一个诗人非正常死亡最多的朝代。如“七绝圣手”王昌龄被人杀死，刘希夷被人用土囊压死，而“初唐四杰”中的王勃坠海受惊而死，卢照邻因不愿受疾病的折磨投水而死，骆宾王则下落不明，有被杀、自杀和逃匿不知所终等诸多传说。只有杨炯死于官，还算死得其所，等等，不一而足。当然，诗仙李白之死也是其中的一个。

李白的一生，是传奇的一生。众所周知，李白的祖籍在陇西成纪（今甘肃省天水市附近），先世于隋末流徙中亚，他诞生在中亚的碎叶城（今吉尔吉斯斯坦国碑城）。五岁时随父亲迁居绵州的彰明县（今四川省江油县）青莲乡。但是《旧唐书》说他是山东人，就有点让人费解。他自称“五岁诵六甲（道家典籍），十岁观百家（诸子百家）”，“十五好剑术”，二十五岁“仗剑去国，辞亲远游，南穷苍梧，东涉溟海”（《上安州裴长史书》），虽未免有自夸之嫌，但足以证明他从小就受过正规的教育；从他留下的一些不朽的诗篇，也可以佐证他曾游遍祖国的名山大川。“读万卷书，行万里路”的经历，为李白日后妙笔生花打下了坚实的基础，为他开创一代浪漫主义的诗风打下了深刻的烙印。后来李白寓居安陆达十年之久，并成为安陆的女婿。此后十年间，他又北上太原，西入长安，东至鲁郡，结识了不少名流，写下不少诗文。传闻初至长安时，贺知章一见，惊叹为“谪仙人”，称其诗可“泣鬼神”，因而誉满京师。

李白的一生，也是坎坷的一生。始于隋朝的科举制度发展到唐朝，已经相当完善了。想“优而则仕”的士子，几乎都得通过科举以博取功名。封建统治者也通过此种途径，网罗了一大批人才。但李白走的则是“终南捷径”。由于唐代李氏天子尊老子李耳为祖先，使得道教在唐代盛极一时。于是，一些追名逐利之徒，纷纷入居名山，扮成道士或隐士，等着当朝天子诏见。我们可以通过终南捷径典故的来历窥见一斑。据《新唐书·卢藏用传》载，卢藏用想做官，就假装为隐士，住在京城附近的终南山里，希望被皇帝征召。后来果然被召去做了官。同时代的司马承祯也曾用同样的方法取得官位。一次，卢藏用指着终南山对司马承祯说：“此中大有佳处！”承祯回答说：“依我看来，不过是仕宦之捷径耳！”《旧唐书》说，李白“天宝初，客游会稽，与道士吴筠隐于剡中。既而玄宗诏筠赴京师，筠荐之于朝，遣使召之，与筠俱待诏翰林。”也有人说，天宝元年（742年）由于玉真公主的荐举，李白才被召入京，供奉翰林。但是不管是谁举荐的，都是因为道教的缘故，而不因为他的诗才，这对李白来说，不能不说是一种莫名的悲哀；对世道而言，则是一种莫大的嘲讽。只是当时的李白已无暇顾及这些，激动之情依旧溢于言表，“仰天大笑出门去，我辈岂是蓬蒿人”，自以为从此可以一展“辅弼天下” 的弘愿。其实，李白因为道教而进入宫廷，也实属无奈之举。因为他在“酒隐安陆，蹉跎十年”期间，曾给当时以识拔后进而闻名的韩朝宗写过一封请求引荐的信，这就是有名的《与韩荆州书》。因为韩朝宗曾任荆州长史，故人称韩荆州。为了能得到韩的引荐，孤傲的李白甚至不惜吹捧，说什么“生不用封万户侯，但愿一识韩荆州”之类肉麻的话。但是不知何故，结果心愿未遂。以至等到得以被人举荐时，李白已是四十有二，诗酒年华也流走了三分之二。

但是唐代设翰林院，不过是养一批能做文章、懂经学、擅书法和会下棋的人以至卜祝、僧道之流，等待皇帝随时召唤，李白不过是其中的一名普通的待诏翰林罢了。只不过凭着“斗酒诗百篇”的诗才，依旧受到特殊礼遇，经常得到唐玄宗李隆基的诏见。但此时的李隆基已不是“开元盛世”时的李隆基，一个杨贵妃早就让他神魂颠倒，长期不理朝政，大权早已旁落于杨国忠与高力士之流之手。李隆基诏见他，不外乎写写歌功颂德的应景文章和怜香惜玉的艳词，如“云想衣裳花想容”就是其中一例。而此时的李白也是郁郁不得志，自认为是“倡优同畜”，“辅弼天下”的弘愿早已化为泡影。于是，他不再安于充当侍臣，整日与长安的文朋诗友在酒肆呼酒买醉，这其中就有四明狂客贺知章。由于不愿催眉折腰侍奉权贵，加上受到同僚中人的谗毁，仅在宫廷里待了不到两年，便被“赐金放还”。促使他离开宫廷的一个直接原因则是，“尝沉醉殿上，引足令高力士脱靴”等放肆之举。后人又演绎成另一种传奇。说某国前来下战书挑衅，而且偌大唐朝只有李白一人识得该国文字（因为他出生在碎叶城，自幼精通外语）。于是他耍足了威风，玩够了味，让杨国忠给他戴帽，高力士为他穿靴，并由杨贵妃为他磨墨。结果，李白下笔千言，一挥而就，言词尽显大唐威严，导致该国从此俯首称臣，不敢造次。不言而喻，这是一些好事者为了突出李白非凡的能耐，而作的善意杜撰，只能姑妄读之。其实，李白做出让皇帝的宠臣脱靴的放肆之举，是可以理解的。因为李白虽然整天侍奉在皇帝老儿身边，但依旧不过是一个身不由己的“御用文人”，而杨氏兄妹的飞扬跋扈，以高力士为首的宦官专权，等等，诸多官场黑暗，让“不得开心颜”的他早就想一走了之。于是文人那种自视清高的德性也就日益暴露无遗，为了自己一时的得意，不惜作忘形之举。

离开长安后，李白“浪迹江湖，终日沉饮”，足迹遍及梁宋、齐鲁、幽冀，并多次往返于东越、金陵、宣城。安史之乱后，他本想隐居庐山，却被永王李璘邀请参加了幕府。至德二年（757年），李璘违背肃宗的命令东巡，被肃宗击败。李白因此受牵连坐罪，被流放夜郎，行至巫山遇赦得还。我们现在可以假设，如果李白不接受李璘的邀请，他一定会有一个比较好的结局，至少可以寿终正寝的。李白接受李璘的邀请，足以证明其时他“辅弼天下”的弘愿还没有完全泯灭，以致归为永王幕下后，还抱有“为君谈笑静胡沙”的幻想。更为可叹的是，当李璘公然与肃宗对着干的时候，李白作为幕僚，居然还没有看清他的真实嘴脸，糊里糊涂地上了他的贼船，落得个让后人哀之的结局，实为可叹。

李白之死，历来众说纷纭，莫衷一是。总体可以概括为三种死法：其一是醉死，其二是病死，其三是溺死。第一种死法见诸《旧唐书》，说李白“以饮酒过度，醉死于宣城”。应该比较可信。第二种死法亦见诸其他正史或专家学者的考证之说，不能偏信。说当李光弼东镇临淮时，李白不顾61岁的高龄，闻讯前往请缨杀敌，希望在垂暮之年，为挽救国家危亡尽力，因病中途返回，次年病死于当涂县令、唐代最有名的篆书家李阳冰处。而第三种死法则多见诸民间传说，极富浪漫色彩，与诗人性格非常吻合。可信可不信。说李白在当涂的江上饮酒，因醉跳入水中捉月而溺死。但是不管哪一种死法，都因参与永王李璘谋反作乱有着直接的关系。因为李白流放夜郎，遇赦得还后不久，就结束了他传奇而坎坷的一生，这是一个不争的事实。纵观李白的三种死法，笔者比较相信《旧唐书》之说。理由有三：其一是因为它是后人修的正史，如果说他“烈士暮年，壮心不已”，而且“出师未捷身先死”，它不可能不记载的。其二是因为李白一生嗜酒如命，放言“古来圣贤皆寂寞，唯有饮者留其名”，“五花马，千金裘，呼儿将出换美酒”。年老力衰，因饮酒过度而亡，让人可以理解并接受。其三之所以死于安徽的宣城，而不是当涂，是因为李白一生对宣城情有独钟，他的诗中多次提及。而他对宣城的偏爱，只是因为他仰慕有加的谢眺曾在此为官。

总而言之，我们有理由相信“白也诗无敌”，但是李白只适合做一个纯粹的诗人，而不是翻云覆雨的政治家。因为诗人狂放不羁、恃才傲物的秉性根本不适合在尔虞我诈、欺上瞒下的官场混。历览前贤国与家，文人只要涉足官场，似乎注定没有好果子吃。他们中的一些人虽然能通过科举考试，捞得一官半职，但是那官常常做得卑微，做得窝囊。陶潜不愿为五斗米折腰就是明证。偶有位居显要的，只是此时的文人已不再是文人，经过官场的摸打滚爬，早已脱胎换骨成一个地地道道的官员。江淹为什么会才尽，不是因为传说中有人收回了他生花的妙笔，而是违背了“穷而后工”的定律。李白一生既想在官场上实现“辅弼天下”的弘愿，又不愿改变自己狂放不羁的性格，结果也只能借诗抒怀，“痛饮狂歌空度日”，用酒麻醉自己的灵魂，了此一生。正如小他十一岁的好友杜甫所言，纵使能赢得“千秋万岁名”，那也不过是“寂寞身后事”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