平凡的世界讲的是什么

第一部   

1975年初农民子弟孙少平到原西县高中读书，他贫困，自卑；后对处境相同的地主家庭出身的郝红梅产生情愫，在被同班同学侯玉英发现并当众说破后，与郝红梅关系渐变恶劣，后来郝红梅却与家境优越的顾养民恋爱。少平高中毕业，回到家乡做了一名教师。但他并没有消沉，他与县革委副主任田福军女儿田晓霞建立了友情，在晓霞帮助下关注着外面的世界。

少平的哥哥少安一直在家劳动，与村支书田福堂的女儿——县城教师田润叶青梅竹马。少安和润叶互有爱慕之心，却遭到田福堂反对。经过痛苦的煎熬，少安到山西与勤劳善良的秀莲相亲并结了婚，润叶也只得含泪与父亲介绍的一直对她有爱慕之情的李向前结婚。

这时农村生活混乱，又遇上了旱灾，田福堂为了加强自己的威信，组织偷挖河坝与上游抢水，不料竟出了人命。为了“农业学大寨”，他好大喜功炸山修田叫人搬家又弄得天怒人怨。生活的航道已改变地步。    

第二部    

1979年春，十一届三中全会后百废待兴又矛盾重重，田福堂连夜召开支部会抵制责任制，孙少安却领导生产队率先实行，接着也就在全村推广了责任制。头脑灵活的少安又进城拉砖，用赚的钱建窑烧砖（大部分为贷款），成了公社的“冒尖户”。

少平青春的梦想和追求也激励着他到外面去“闯荡世界”，他从漂泊的揽工汉成为正式的建筑工人，最后又获得了当煤矿工人的好机遇，他的女友晓霞从师专毕业后到省报当了记者，他们相约两年后再相会。润叶远离她不爱的丈夫到团地委工作，引起钟情痴心的丈夫酒后开车致残，润叶感到内疚回到丈夫身边，开始幸福生活。

她的弟弟润生也已长大成人，他在异乡与命运坎坷的郝红梅邂逅，终于两人结为夫妻。往昔主宰全村命运的强人田福堂，不仅对新时期的变革抵触，同时也为女儿、儿子的婚事窝火，加上病魔缠身，弄得焦头烂额。    

第三部   

1982年孙少平到了煤矿，尽心尽力干活，从学生成了一名优秀工人。可是，就在孙少平与田晓霞产生强烈感情的时候，田晓霞却因在抗洪采访中为抢救灾民光荣牺牲了，后来田福军给孙少平发了封电报，少平悲痛不已。

少安的砖窑也有了很大发展，他决定贷款扩建机器制砖，不料因技师根本不懂技术，砖窑蒙受很大损失，后来在朋友和县长的帮助下再度奋起，通过几番努力，终于成了当地社会主义建设的领头人。却没想到，少安的妻子秀莲，在欢庆由他家出资一万五千元扩建的小学会上口吐鲜血，确诊肺癌。

润叶生活幸福，生了个胖儿子，润生和郝红梅的婚事也终于得到了父母的承认，并添了可爱的女儿。27岁的少平在一次事故中为救护徒弟也受了重伤，英俊面容尽毁，却遇少时玩伴金波之妹表白，少平为她的前途与自己的感情选择拒绝；他们并没有被不幸压垮，少平从医院出来，面对了现实，又充满信心地回到了矿山，迎接他新的生活与挑战。

扩展资料：

人物介绍

孙少平

一个穷困的农村青年，然而他又是有知识的农村青年。务实，勇于听从精神的召唤。无论是吃着高粱面馍、喝着剩菜汤的高中生活，还是下地务农的农民生活，甚至走出土地后的打工生活，孙少平身上都昂扬着精神的高傲、挥洒着灵魂的矜持。物质的匮乏和精神的充盈让孙少平的生活始终五味杂陈。而生活考验的不断加剧和知识视野的不断拓展，也造就了孙少平保尔般的工作热情和圣徒般的道德修养。

面对歧视他忍辱负重，看到不平他拔刀相助，关键时刻不计前嫌等等，自身的物质穷困根本没有成为他道德修养的束缚，反倒映衬出他人格的完善。而他的爱情选择也显示了他的个性特征。面对高干子女、大学生田晓霞，他没有逃避，也没有感到自卑，他的精神高度足以和她站在一起。而最终他拒绝金秀的爱情回到惠英的身边，同样是他圣徒精神的延伸，强大的责任意识和担当感促成了他的选择。 

孙少安

哥哥孙少安是奋斗精神的另一个代表，与孙少平追求飞扬的生活不同。他的沉稳和精明都是内敛的。长子的家庭责任和过早的承担世事，使得孙少安难以走出土地和家族的束缚，变成了农村变革的先觉者。然而，他的爱情和婚姻都遭遇了挫折。最终，孙少安在初尝成功滋味的时候不得不面对妻子的去世，正如孙少平在享受爱情甜蜜的时候不得不接受田晓霞的突然死亡一样，唾手可得的完美生活消失殆尽。 

田润叶

田润叶同样是一个农民的女儿，所不同的是，她生活在城市，这里的文明与开放程度较高，所以在润叶身上脱离了世俗的偏见，敢于追求自己的爱情。对于孙少安这个从小生活在一起的人，润叶一直是喜欢的，她并不认为门第有多重要，在她看来，“门当户对不如两个人有情意”，所以她并不介意孙少安贫寒的家境，更没有看不起孙少安的农民身份。

止因如此，她主动向孙少安表白，告诉少安自己愿意一辈子跟他好。但孙少安偏偏又是一个极为理性的人，他明白彼此之间有养不可逾越的障碍和巨大的反差，所以即使润叶到少安结婚当天去“抢人”，少安仍然选择了秀莲。

田晓霞

田晓霞天真烂漫、单纯、善良、勇敢，当她与孙少平偶遇以后，渐渐地发展成志同道合的好朋友。田晓霞的家庭条件比较优越，从小在城市中长大，没有经受过陕西农村的艰苦生活，但是她丝毫没有城市娇**的样子，反而非常的朴实、坚强。

田晓霞从小受父亲田福军的影响，形成了正确的价值观，具有较高的文化修养和道德觉悟，她很希望自己能够游览祖国的大好山川，领略人们的豪情壮志，她很欣赏孙少安的胆量，不止一次地向孙少安吐露自己的志向。

贺秀莲

贺秀莲是孙少安从山西娶回来的媳妇，她没有什么文化，性格泼辣，与温柔知性的润叶形成鲜明的对比。她自从嫁给孙少安以后就成为孙少安的贤内助。贺秀莲身强体壮，吃苦耐劳，家里家外是一把好手。贺秀莲的加入，让孙家的日子逐渐好转，孙少安的事业也逐渐步入正轨。

贺秀莲有不服输的精神，她坚信，只要踏实肯干，一定能够上好日子，她也把这种信念传递给孙少安，给孙少安强有力的精神支持和物质支持，让孙少安安心地在外而忙事业，自己把家料理得井井有条，从而促使家中的光景逐步发生改变。

获奖记录

2018年9月27日，由中国作协《小说选刊》杂志社、中国小说学会、人民日报海外网主办，青岛市作家协会承办的中国改革开放四十周年最有影响力小说评选在青岛揭晓。《平凡的世界》入选改革开放四十年最具影响力小说。 

作者简介

路遥（1949—1992），原名王卫国，中国当代农村作家。1949年12月23日生于陕西榆林市清涧县石咀驿乡王家堡村一个贫困的农民家庭，7岁时因为家里困难被过继给延川县农村的伯父；1969年回乡务农。1973年进入延安大学中文系学习，其间开始文学创作。大学毕业后，任《陕西文艺》（今为《延河》）编辑。1980年发表《惊心动魄的一幕》，获得第一届全国优秀中篇小说奖，1982年发表中篇小说《人生》。

1992年11月17日上午8时20分，路遥因肝病医治无效在陕西西安英年早逝，年仅42岁。

参考资料：

-平凡的世界（路遥著长篇小说）

王士光，是刘少奇的夫人王光美的四哥。20世纪30年代先在北京大学物理系读书，后转到清华大学电机系，学无线电专业。标准的“理工男”，用现在的说法，有点学霸的意思。他为人严谨，不苟言笑，为此还闹过笑话。

1948年，党中央迁到西柏坡，王光美和刘少奇相识并结为夫妻。这时，王光美得知四哥王士光也在西柏坡附近，立即赶去探望。自从1938年王士光离家加入地下党，兄妹二人已经10年没有见面了。

兄妹重逢，互述离别之情，双方总感觉有说不完的话，王光美喜滋滋地告诉哥哥，自己刚刚结婚。王士光关切地问道：

“是吗？太好了！我的这位妹夫是哪里人？叫什么名字？” “是刘少奇。”

王光美笑着轻轻地答道。一向做事稳重、心态平和的王士光却认为这是妹妹在捉弄自己，他有点生气：

“简直就是异想天开！别胡思乱想了！”“真的！就是刘少奇。”“你懂什么！那是党的领袖！以后不许瞎说。”

王光美哭笑不得，她知道哥哥是做技术工作的，有时候单纯的就像个孩子。

后来，王光美跟儿子刘源提起此事时，仍觉得很有趣：

“多半你舅舅认为那完全是八杆子打不着的事，根本不信，不听”。

王光美和刘少奇

王士光，原名王光杰，1915年生于天津一个官宦之家。父亲王治昌，日本早稻田大学毕业，做过北洋政府农商部的总长；母亲董洁如，名门望族的大家闺秀，毕业于北洋女子师范学校。夫妻二人思想进步，倾向革命。

王士光从小就聪明好学，特别喜欢研究无线电。很多小孩把父母给的零花钱，都用来购买糖果和零食，王士光却把零钱积攒起来，用来购买无线电器材和零件。有一次，他还以看**的借口拿去王光美的零花钱，私下里都去买了无线电器材。据说，王光美还帮他缠过无线电线圈。他还自己设计图纸，把家里的收音机改装成电台。后来，王士光干脆从“北大”物理系，转考到清华大学电机系。对于王士光的学习兴趣和爱好，父母从不干预，反而持支持和鼓励态度，这样的家庭培养出来的孩子，一定是品学兼优的好孩子，王家的几个孩子均是如此：长女，王光美，辅仁大学毕业，是中国第一个原子物理专业女硕士；次子，王光琦，清华大学毕业，美国宾西法尼亚大学硕士，民国政府经济顾问；

三子，王光超，协和医科大学毕业，著名皮肤科专家；六子，王光英，辅仁大学毕业，中国光大（集团）董事长兼总经理、第八届全国人大常委会副委员长。其他的几个子女，在各行各业也均有建树，这里就不一一赘述了。

王士光在校期间和俞启威（又名黄敬，建国初期任天津市市长，俞正声之父）成了好朋友，俞启威也是出身豪门，堂叔俞大维是是国民党兵工署署长（后任交通部长、国防部长，蒋经国的亲家）。

俞启威是早期天津天津地下党重要骨干，在俞启威的引领下，王士光加入了“中华民族解放先锋队”，积极参加了“一二九”学生运动。

1937年，抗日战争爆发。王士光痛恨蒋介石政府的不抵抗政策，不久，在俞启威的介绍下，毅然加入了中国***。

一天，天津地下党负责人姚依林找到王士光，通知他，组织上有重要任务要交给他。在交代任务前，姚依林先问了他三个问题：

婚否、有无对象、有无目标。

王士光笑着回道：

“我是‘三无’分子，什么时候打败日本侵略者和国民党反动派，我才结婚！”

姚依林听后很高兴，他进一步交代工作：组织上要在敌占区设立一步秘密电台，考虑到王士光在无线电方面的特长，决定由他负责此事。但是，现在日为特务活动猖獗，他一个人工作容易引起敌人的怀疑，组织上给他配了个女助手，对外假称是他的妻子，二人以夫妻的名义掩护真实的身份。王士光愉快地答应了：

“坚决服从组织决定，保证完成任务！”

第二天，姚依林领来了一位梳着两根小辫子的年轻的姑娘。王士光一见，吓了一跳，脱口而出：

“这么小！你几岁了？”

小姑娘倒是落落大方地伸出了右手：

“我叫王新，今年17岁了！”

姚依林向王士光介绍了王新的一些情况：王新，原名王兰芬，父亲是东北军陆军中将王瑞华，曾经担任东北讲武堂教育长。王新是河北女师附中的学生，别看她年纪小，党龄比王士光还早。原计划王新即将奔赴延安，去“抗大”学习，此时，接到潜伏任务，她义无反顾地留了下来。

王新笑着对王士光说：

“我今天特意穿了件有点‘土气’的蓝布旗袍，想把自己打扮得‘老气’一点，没想到还是被你发现了。”

姚依林提醒他们，敌人非常狡猾，稍有疏忽就可能被发现。今后，你们无论是穿着打扮，还是居家生活，各个细节都要注意。

王士光和王新按着组织的要求，分头做了准备：王士光留起了背头，还打了发蜡，身穿一套姚依林为他准备的裁剪得体的西装；王新一狠心，剪掉了两根又粗又长的辫子，烫了一头时髦的“波浪”发。

王士光和王新

组织上在英租界给他们租了一套公寓，这里离英国兵营很近，英国人频繁的电台信号可以为他们的电台作掩护。姚依林从根据地找来一位姓潘的烈士家属扮作王士光的母亲，潘大娘还带来了一个男孩，装扮成王士光的弟弟。

这样，一个普普通通的四口之家组成了。丈夫名叫吴厚和，在天祥市场一家电料行做技师；妻子叫黄慧，和婆母在家操持家务，照顾小叔子。

为了不引起房东的怀疑，“小两口”借口丈夫得了肺结核，目前只能分床而居，在婚房里摆了两张单人床，中间隔着一张八仙桌和四把椅子，王新称它们是“黄河”，以此作为两人的分界线。王士光把电台巧妙地伪装成收音机，刚开始，使用的是美国产的发报机，但是它的发射机和电源噪音太大。后来，王士光把家里自己组装的电台拿来，才解决了问题。

每当深夜来临，王士光家里就像是**《永不消逝的电波》里的剧情一样，用厚厚的窗帘把窗户遮挡得严严实实，再把电台用毛毯包裹起来，然后向党中央、根据地发报。王新在一边负责抄稿、记录。

他的第一个收发报对象，是邓宋支队司令部的电台。这支部队由八路军宋时轮支队和邓华支队合并，组成了八路军第四纵队。对方很快就发来 “QSA一5”,表示信号很好，王光杰也用“RO K ”回复，以说明接收完毕。

地下潜伏工作是很危险的，王士光和王新设计了一套安全信号：每当王士光下班回家时，只要看见“妻子”在阳台上跳绳，就会明白家里是安全的。有时候，他回到家，也会陪“妻子”玩一会

跳绳，这个时候，是王新最开心的时光。

一次，王士光突然发起了高烧。王新就像真正的妻子那样，烧水煎药，精心照顾，还出色地代替他完成收发报工作，这让王士光非常感动：

“没想到你年纪这么小，还是娇**出身，真是太能干了！”

王新听后，脸上泛起了红晕。这件事悄然拉近了两个人的关系。

两个人的感情得到升华，还是在一次遇险中。

一天晚上，王新发现有几个鬼鬼祟祟的家伙，不时地对着她家的窗户指指点点。长期的潜伏经验告诉她，可能有“情况”。她和王士光立即带着电台，从后门离开。二人来到一家旅馆，商量下一步对策。此时，王士光考虑的是宁肯牺牲自己，也要保证电台和王新的安全；而王新考虑的是王士光是电台负责人，必须不惜一切代价，也要保证王士光的安全。

当两个人把自己的想法都说出来的时候才发现，彼此是那么的在意对方，此时，两个人都明白了对方的心意。

终于有一天，快人快语的王新问王士光：

“老姚他们都问过你了，你的‘三无’怎么样了？你为什么吞吞吐吐地不回答，为什么还脸红？你要老实交代？”

王光杰大胆地说：

“因为有了你。”

“那你还等什么？还是怕羞不肯说。”

王新步步紧逼。

“我现在向你请求，我们结婚吧! ”

王士光红着脸说。

1938 年12月，经上级党组织批准，这对假夫妻结为真正的革命伴侣，从这时起，他们携手共同度过了65个春夏秋冬。

一年后，日伪势力渗入英租界，形势日益严峻，上级党组织决定停止电台工作。在这一年多的时间里，王士光和王新潜伏的这部电台，为抗战做出了巨大贡献。

据姚依林的女儿回忆：

在当时著名的“冀东暴动”中，这部电台发挥了巨大的作用。

王士光王新夫妇被调往平西抗日根据地接受新的任务。并正式更 名为王士光和王新，被同事们称作“大王”和“小王”。大王担任晋察热辽军区司令部无线电中队机务主任，小王在各地开展妇女工作。

1940年春天，由于战场形势的变化，他们各自随着部队转移就此失去了联系。王士光与妻子失去联系后，一度情绪失落。他把对爱人的思念化做工作的动力，不久，王士光调到八路军前总通信科材料股任股长。

王士光是电讯方面的“奇才”，早在学生时代，他就能自己组装电台。为了研制出更多更好的无线电台，王士光带领全股30多名同志，研制出了电子交连式线路组装电台发信机。在装机过程中，他们不断改进工艺，提高技术质量，1945年上半年小批量生产后定型，成为当年八路军自制的高性能无线电台。它的体积只有枕头包大小，重量只有7公斤，功率达到15瓦，比当时的日式、美式电台还实用。解放战争中，从上党战役到平汉战役，从刘邓大军挺进大别山到决战淮海，从解放南京到进军大西南，这种电子交连式电台都发挥了重要作用。电子交连式电台小批量生产成功后，王士光组织大家扩大生产，相继生产近百部，为解放战争初期的防御作战提供了良好的通信装备，受到刘伯承司令员的高度赞扬。

1947年，华北局机关报以《人民的电机工程师——模范电讯技术员王士光》为题，作了特别报道。文中称王士光为“电讯大王”。从此，“电讯大王”的名声越来越大，远在延安的毛主席都知道了。

毛泽东曾经为通信兵的题词：

“你们是科学的千里眼顺风耳！”

这不仅仅是对通信兵的肯定，更是对像王士光这样的电讯英雄的赞誉。

为此，晋冀鲁豫中央局、军区司令部和军区政治部联名授予王士光 “特等功臣”奖旗和 “人民功臣”银质奖章。

一转眼，王士光和王新分别已经8年了，这期间，王士光曾经托人到东北局去打听，得知有5个名叫王新的***员。不久，甚至传来了王新牺牲的消息。

战争年代，这种事也是司空见惯的。当时，王士光三十几岁，个子高大、长相英俊，是清华大学的高材生；又有“电讯大王”的美名，追求他的大有人在。一位模样漂亮的女老师向他表白，得到的回复却是

“目前暂不考虑”

。

也许是上天眷顾他和王新的这份感情，终于有一天，他和王新见面了。

原来，王士光的模范事迹登上了解放区的报纸，王新得知了丈夫的消息后，从东北的牡丹江一路风尘仆仆地来到了太行山。

两人的第一次见面竟然出奇的平静，只是相互端详着对方，足足有好几分钟。过了一会，王士光说：

“我可以抽烟吗？”

从来不抽烟的王新回答道：

“我也想抽一支烟！”

王士光一家

建国后，王士光任第四机械工业部副部长，主要负责为原子弹、导弹和人造地球卫星等中国国防重点工程提供了测控设备，为舰艇、坦克、火炮等常规武器提供了配套电子设备，军事通信、电子对抗等装备的科研开发，取得了从基础元器件到新的成套设备的大量成果，为中国国防现代化建设做了大量富有成效的工作。“文化大革命”期间，王士光受到迫害，蒙受不白之冤，被打入监狱。

王士光的外甥，刘源上将曾经说过：

“舅舅是因为与我父母的亲戚关系，让他倒了大霉：批判斗争、审查检讨，没完没了。”

在刘源印象里，舅舅王士光从未借助父亲刘少奇的关系谋利。甚至，到中南海探望自己的母亲董洁如时，他也从来不找刘少奇夫妇。王光美甚至觉得哥哥总是躲着自己。

不过，在监狱里，王士光也没闲着。从1973年3月开始，他在没有任何技术资料和计算工具的情况下，开始在监狱里撰写书稿，内容包括雷达、电子对抗和集成电路等等。1975年4月7日出狱，这些书稿共计70万字，订了39本。

上个世纪80年代，江泽民任电子部部长，在他的提议下，年过七旬的王士光，作为特例，仍被留任为电子部总工程师。

王士光不负众望，组织开发研制了一批新型雷达、导航、通信和计算机等装备，组织了自动化防空系统、通信卫星电子系统、“三七工程”等大型系统工程的实施。在北京正负电子对撞机工程建设中，他高度重视，精心组织，作出了重要贡献，因而受到国务院的嘉奖。

离休后不久，王新患上了老年痴呆症，像孩子一样寸步不让王士光离开。有时候，她的病情发作起来，经常摔东西、骂人，可是王士光总是默默地包容一切。

由于王新酷爱鲜花，王士光更是在庭院里种上10多棵月季。起初，女儿王更买来的品种只有淡粉色和艳红色，王士光专门要求加上**和白色等多种色彩。

隔上几天，他就会挑选最艳丽的花朵剪下来，送到王新面前。这时，王新就会像孩子般兴奋地拍起手来。此时的王士光已经到了耄耋之年，手不知道被花刺扎过多少次，但他依然欣慰地笑着。

即便在病重最后一次住院期间，为了替王新填写单位发的一张履历表，身体已经相当虚弱的王士光依然艰难地坐在沙发上，用颤抖无力的手，坚持写了1个多小时。

2003年6月24日，王士光因病逝世，享年88岁，妹妹王光美亲自为他题写了12个字： “人民的功臣，兄弟姐妹的楷模。”

王士光

失去了亲密爱人的王新，时常坐在轮椅上发呆，她已基本上不能说出完整的句子。

不过，当有人趴在耳边，大声说出

“永不消逝的电波”

几个字时，一直面无表情的王新，脸上会透出一丝微笑来。

哪有什么岁月静好，只是有人替你负重前行。

谨以此文，向那些为祖国解放事业默默奉献的英雄们致敬！

　我爱这土地

　　艾青

　　假如我是一只鸟，

　　我也应该用嘶哑的喉咙歌唱：

　　这被暴风雨所打击着的土地，

　　这永远汹涌着我们的悲愤的河流，

　　这无止息地吹刮着的激怒的风，

　　和那来自林间的无比温柔的黎明……

　　——然后我死了，

　　连羽毛也腐烂在土地里面。

　　为什么我的眼里常含泪水？

　　因为我对这土地爱得深沉……

[编辑本段]作者相关

　　艾青（1910年03月27日—1996年05月05日） 中国现代诗人。原名蒋海澄，笔名莪伽、克阿等。浙江金华人。1932年在上海加入中国左翼美术家联盟。1933年第一次用艾青的笔名发表长诗《大堰河——我的保姆》，感情诚挚，诗风清新，轰动诗坛。以后陆续出版诗集《大堰河》（1939）、《火把》（1941）、《向太阳》（1947）等，笔触雄浑，感情强烈，倾诉了对祖国和人民的情感。解放后的诗集有《欢呼集》、《春天》等。1948年以后发表了《在浪尖上》、《光的赞歌》等诗作。出版了《艾青选集》等。另有论文集《诗论》、《论诗》、《新诗论》等著作。1985年,获法国艺术最高勋章。其诗作《我爱这土地》《大堰河--我的保姆》被选入人教版中学语文教材。

　　1935年10月，经保释出狱。1937年抗战爆发后到武汉，写下《雪落在中国的土地上》。1938年初到西北地区，创作了《北方》等著名诗篇。同年到桂林，任《广西日报》副刊编辑，又与戴望舒合办诗刊《顶点》，此间较重要作品有《诗论》。

　　1940年到重庆任育才学校文学系主任，不久赴延安，在陕甘宁边区文化协会工作。此时代表作有《向太阳》等。1944年获模范工作者奖状，并加人中国***。

　　1945年10月随华北文艺工作团到张家口，后任华北联合大学文艺学院领导工作，写有《布谷鸟》等诗。

　　1957年被错划为右派分子，1958年到黑龙江农垦农场劳动，1959年转到新疆石河子垦区。1979年彻底乎反后，写下《归来的歌》、《光的赞歌》等大量诗歌。

　　从诗歌风格上看,解放前，艾青以深沉、激越、奔放的笔触诅咒黑暗，讴歌光明；建国后，又一如既往地歌颂人民，礼赞光明，思考人生。他的“归来”之歌，内容更为广泛，思想更为浑厚，情感更为深沉，手法更为多样，艺术更为圆熟。建国后出版的诗集有《欢呼集》、《宝石的红星》、《海岬上》、《春天》、《归来的歌》、《彩色的诗》、《域外集》、《雪莲》、《艾青诗选》等。艾青以其充满艺术个性的歌唱卓然成家，实践着他“朴素、单纯、集中、明快”的诗歌美学主张。

[编辑本段]写作背景

　　《我爱这土地》一诗写于抗日战争开始后的1938年，当时日本侵略军连续攻占了华北、华东、华南的广大地区，所到之处疯狂肆虐，妄图摧毁中国人民的抵抗意志。中国人民奋起抵抗，进行了不屈不挠的斗争。诗人在国土沦丧、民族危亡的关头，满怀对祖国的挚爱和对侵略者的仇恨，写下了这首慷慨激昂的诗。

[编辑本段]整体赏析

　　艾青是土地的歌者，“土地”是他诗中出现最多的两个意象之一（另一个是“太阳”）。“土地”象征着生他养他而又多灾多难的祖国。对“土地”的热爱，是艾青作品咏唱不尽的旋律。

　　“假如我是一只鸟”，全诗以这样一个出人意料的假设开头，使读者不禁发出疑问，“鸟”的形象和作者所要歌颂的“土地”有着什么样的联系呢？

　　作者对此作出了阐释。

　　“我也应该用嘶哑的喉咙歌唱”。在炮火连天、国运危急的时刻，一只看似微不足道的小鸟也要奋力抗争，用自己的歌喉发出不屈的声音。这使人联想到“国家兴亡，匹夫有责”。“嘶哑的喉咙”，让我们看到这是一只饱受磨难的鸟，它的歌声，是用整个生命发出的。

　　下面四行诗，分别描述了鸟儿歌唱的四个对象：土地、河流、风、黎明，它们的核心是“土地”。值得注意的是，作者在这四个对象前面都加了长长的修饰语。

　　“这被暴风雨所打击着的土地”，是正在遭受日寇欺凌的国土的写照。

　　“永远汹涌着我们的悲愤的河流”，土地上的河流，像长期郁结在人民心中的悲愤一般汹涌奔流。

　　“无止息地吹刮着的激怒的风”，土地上空吹刮着的风，象征人民心中对侵略者暴行的愤怒。

　　“来自林间的无比温柔的黎明”，预示着人民为之奋斗献身的独立自由的曙光，必将降临于这片土地。

　　“然后我死了/连羽毛也腐烂在土地里面”，小鸟活着时，倾尽全力为土地而歌唱，死后，又将自己的全身投入土地的怀抱，连羽毛都与土地融为一体。

　　在诗的第二节，作者笔锋一转，由上文对歌唱者动态的描述，转而对“我”进行了一个近镜头的特写。这是以设问的方式进行的。“为什么我的眼里常含泪水”，“眼里常含泪水”这样一个静态的特写，表现了悲愤痛苦的情感恒久萦绕于“我”的心中。“因为我对这土地爱得深沉”，目睹山河破碎、人民涂炭的现实，对祖国爱得愈深，心中的痛苦也愈强烈。

　　最后两句是全诗的精华，它是那个苦难的年代，一切爱国知识分子对祖国的最真挚的爱的表白。这种爱刻骨铭心，至死不渝，不仅来自诗人内心深处，更是全民族普遍的爱国情绪的浓缩。艾青以这两句诗，抒发了那个时代华夏儿女共同的心声。

[编辑本段]具体赏析

　　■点出土地情结

　　先欣赏起始两句:“假如我是一只鸟，/我也应该用嘶哑的喉咙歌唱。”诗人对土地的酷爱，已到了不知道如何倾诉的地步。于是，他只能舍弃人的思维语言而借用鸟的简单朴素的语言倾泻他的爱情，在诗人看来，这简单朴素的往往是最真诚热烈的。形容词“嘶哑”，已不能再唱出美丽悦耳清亮动听的情歌，但这“嘶哑”的歌声正能抒发对土地的义无反顾的真诚和执著。于是土地情结的激越歌声由此响起。

　　■倾吐土地情结

　　诗的第一节可分四层。

　　第一层:隐喻人民苦难。“这被暴风雨所打击着的土地，这永远汹涌着我们的悲愤的河流”。“暴风雨”、“悲愤的河流”这些意象告诉我们，艾青魂牵梦绕地爱着的土地，是布满痛苦、躯体上有太多凝结成块的流不动的悲愤的土地。当时日寇连续攻占了华北、华东、华南等广大地区，所到之处疯狂肆虐，草菅人命。艾青在《雪落在中国的土地上》有着相似的描写:“雪落在中国的土地上，/寒冷在封锁着中国呀……风，/像一个太悲哀了的老妇，/紧紧地跟随着/伸出寒冷的指爪/拉扯着行人的衣襟，/用着像土地一样古老的话/一刻也不停地絮聒着……”诗人用“寒冷”、“雪”、“风”、“封锁”等意象勾勒出扼杀着一个个求生的生命的悲惨处境。两首诗写于同一时期，都表现出诗人对人民苦难的深情关注。

　　第二层，隐喻人民反抗。“这无止息地吹刮着的激怒的风”一句象征着中华民族不屈不挠的反抗精神，神州土地养育了中华民族，也养育了一种坚韧不屈的民族精神。“无止息”暗寓反抗精神的传承，“刮”、“激怒”表示力量的强大，由悲土地之苦难转入赞土地的抗争，诗人的土地情结深了一层。

　　第三层，“那来自林间的无比温柔的黎明”一句可以看作是斗争前景的象征，也可以更“实”一点，看作是充满生机的解放区的象征，伟大的民族解放战争的象征。总之，诗人的情思已由悲愤、称颂进入憧憬，表现出坚定的必胜信念，构思又进一层。

　　第四层，“—然后我死了，连羽毛也腐烂在土地里面。”诗人没有沉溺于对“温柔”恬静的“黎明”的欣赏中，为了自己的爱永远留给土地，他作出了上述郑重庄严的抉择。这种献身精神可以作这样的诠释:我来自土地而最终归于土地，这样，爱才得以升华，得以永恒。这是一种多么超凡脱俗、悲壮高尚的土地情结啊!

　　■升华土地情结

　　第二节的一问一答，诗人由借鸟抒情转入直抒胸臆:“为什么我的眼里常含泪水因为我对这土地爱得深沉”，太“深沉”太强烈的土地之爱，已使诗人难以诉诸语言，只能凝成晶莹的泪水。“深沉”一词也许达不到与实际感情相应的表达强度，于是，其后紧跟的六个沉重的省略，似乎涌动着潜流地火般的激情，更为沉重地叩击着读者的心房，激起读者持续的共鸣。全诗在这问答中达到高潮，那炽热、真挚的爱国情怀，留下不尽的余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