汉武帝刘彻

汉世宗孝武皇帝刘彻（前156年－前87年），汉族，是汉王朝的第7位天子，中国古代伟大的政治家、战略家、诗人、民族英雄。刘彻是汉景帝刘启的第十子、汉太宗刘恒的孙子、汉太祖刘邦的重孙子。7岁时被册立为皇太子，16岁登基，在位五十四年（公元前141年－公元前87年），汉武帝在位期间击破匈奴、吞并朝鲜、遣使出使西域。独尊儒术，首创年号。他开拓汉朝最大版图，功业辉煌。公元前87年刘彻崩于五柞宫，享年70岁，葬于茂陵，谥号“孝武”，庙号世宗。

汉武帝刘彻

刘彻生于景帝前元元年七月初七（公元前156年），公元前141年3月21日登基。刘彻的母亲王娡进宫前曾嫁作金家妇，生有一女。刘彻的外祖母听了算命的话，将她从金家带走，进与皇太子，也就是后来的汉景帝。刘彻4岁被册立为胶东王，7岁时被册立为太子，16岁登基，在位54年（公元前141年3月21日—公元前87年3月29日），死于公元前87年3月29日（后元二年二月丁卯日（十四））。　汉武帝开创了西汉王朝最鼎盛繁荣的时期，那一时期亦是中国封建王朝第一个发展高峰。他的雄才大略、文治武功，使汉朝成为当时世界上最强大的国家，他也因此成为中国历史上伟大的皇帝之一。此外，汉武帝是中国第一个使用年号的皇帝。　其在位期间，曾用年号有：建元、元光、元朔、元狩、元鼎、元封、太初、天汉、太始、征和、后元。谥“孝武”，葬于茂陵。　《汉书》评叙刘彻“雄才大略”，《谥法》说“威强睿德曰武”，就是说威严，坚强，明智，仁德叫武。在中国历史书内，“秦皇汉武”经常互相衔接。今天我们看他的历史，不能否定他是一个杰出而特殊的人物。他的功业，对中国历史进程和后来西汉王朝的发展影响深远。　登基之初，汉武帝继续父亲生前推行的养生息民政策，进一步削弱诸侯的势力，颁布大臣主父偃提出的推恩令，以法制来推动诸侯分封诸子为侯，使诸侯的封地不得不自我缩减。同时，他设立刺史，监察地方。加强中央集权，将冶铁、煮盐、酿酒等民间生意编成由中央管理，禁止诸侯国铸钱，使得财政权集于中央。思想上，采用董仲舒“罢黜百家，独尊儒术”的建议，为儒学在古中国的特殊地位铺平了道路。当然，汉武帝时期，汉朝亦不曾缺少法治思想。在宣扬儒学的同时，汉武帝亦采用法规和刑法来巩固政府的权威和显示皇权的地位。因此，汉学家认为这更应该是以儒为主以法为辅，内法外儒的一种体制，对广大百姓宣扬儒道以示政府的怀柔，而对政府内部又施以严酷的刑法来约束大臣。　 刘彻全身彩像

经文景之治的休养生息等一系列的发展经济与民生政策之后，西汉王朝的国力已蒸蒸日上。汉武帝在承袭这些政策同时，积极准备军事力量的发展。　继位后，先平定南方闽越国的动乱。后开始着手以军事手段代替带有屈辱性质的和亲政策来彻底解决北方的匈奴的威胁。派名将卫青、霍去病三次大规模出击匈奴，收河套地区，夺取河西走廊，打通西域，封狼居胥，将当时汉朝的北部疆域从长城沿线推至阴山甚至更远。　在对匈奴的战争同时，采取和平手段和军事手段使西域诸国臣服。丧失肥沃茂盛的漠南地区后，匈奴王庭远迁漠北，从此一蹶不振，这就基本解决自西汉初期以来匈奴对中原的威胁，为后来把西域并入中国版图奠定基础。张骞出使西域，丝绸之路由此而始。　春节始于太初改历，汉武帝改正朔。

中华民族发展史上汉武帝创造了数个第一：　一、罢黜百家，表彰六经（易白沙将其曲解为罢黜百家，独尊儒术）　听取董仲舒的建议，“罢黜百家，表彰六经”开创中国传统主流文化之正统，在中华传统文化舞台上独领风骚两千余年，受到历代统治者所推崇。这里要说明的是，汉武帝并非限制其他各家的发展，致使大力提倡儒家的发展儒法结合，即所谓的“儒表法里”。例如夏侯始昌既研习儒家又通晓阴阳五行家；宰相公孙弘兼治 中年刘彻

儒法两家；主父偃以纵横家起家；耿直的汲黯司马谈司马迁以黄老学说起家。　二、设立中朝 抑制外朝　在惠文景帝期间，丞相大多主要是随刘邦打天下的功臣丞相受到礼遇，武帝和丞相多有不合，经常会借口打压杀死丞相，导致朝中大臣不愿意接任丞相之职。为贯彻自己的命令，他便设立中朝，尚书台也是这一时期出现的。　三、建立年号　中国历史上第一位使用年号的皇帝，公元前113年武帝以当年为元鼎四年，并追改以前为建元，元光，元朔 元狩，每一年号六年。　四、太初改历　太初元年（公元前104）改太初历，以正月为岁首，色尚黄。　五、盐铁官营　盐铁官营自汉代延续至今，今天盐铁茶主要仍由政府及国企控制。　六、通西域　中国传出了冶铁术、凿井术、丝绸制造、漆器制造等技术，西方（域）传入胡（黄）瓜 胡豆 胡麻 石榴胡萝卜 葡萄 汗血马 核桃 天马等。中原大量的丝织品和金属工具向西输送，铸铁技术，井渠法也传到西域 历史意义重大　七、创立太学　汉武帝创建太学、乡学，设立举贤制度，形成了中国独特的文官制度　八、罪己诏　征和四年（前89年），汉武帝向天下人昭告：自己给百姓造成了痛苦，从此不再穷兵黩武、劳民伤财，甚至表白内心悔意。这就是《轮台罪己诏》。这份诏书，是中国历史上第一份帝王罪己诏。

　　汉武帝是第一个奠定中国辽阔疆域的皇帝。

　　千古一帝秦始皇统一六国，建立了秦王朝。但是，以秦帝国的版图之辽阔，不过是汉武帝时代版图的二分之一。

　　汉武帝对匈奴用兵44年，如此大事武功，在中国历代帝王中，前无古人，后无来者。

　　建元元年（前140年），武帝执政。其时匈奴气焰嚣张，西域神秘莫测。

　　汉武帝绝不能忍受乃父乃祖的“和亲外交”，忍气吞声，换取短暂和平。他有足够的财力和人力，持久的雄心和野心，去征服，去开拓。

　　汉武帝即位第二年（建元二年，前139），派遣张骞出使大月氏，希望借此形成反击匈奴的战略联盟，压缩匈奴的生存空间，实现对匈奴的战略包围。年仅18岁的帝王竟有如此眼光，历朝历皇，谁可比拟？张骞出使西域，开辟了千古丝绸之路，促进了东西方经济与文化的交流；中原汉族政权力量延伸到了今天新疆以西。

　　即位第八年（元光二年，前133），汉武帝第一次运筹帷幄征战匈奴，马邑之战失利。但是，短暂的失利，丝毫不能影响24岁天子的征战豪情，反而促使汉武帝破釜沉舟，毅然抛弃汉王朝施行近七十年的和亲国策，全力出击匈奴！变和平体制为战争体制，弃祖宗制度启现实制度。其间的勇气和魄力，令人叹为观止！

　　汉武帝曾在一篇求贤《诏》中说：盖有非常之功，必待非常之人。这篇踌躇满志、殷情恳切的求贤《诏》，收录在萧统《文选》中，千百年来，英雄传诵，志士吟咏。当年汉武帝以此“广延天下人才”，今日反观汉武帝一生功过，此语更是恰如其分！汉武帝之所以立下非常之功，皆因他就是非常之人！

　　《史记·卫将军骠骑列传》记载汉武帝曾打算亲自教霍去病兵法（天子尝欲教之《孙吴兵法》），霍去病虽未学，但可见汉武帝深通兵法，这是他成为卓越的战略军事家的基础。

　　论及汉武帝一朝的军事战役，人们往往言必称卫青、霍去病、李广，没有人注意到璀璨四射的将星、帅才背后，远在庙堂之上，那位足以与西方亚历山大、恺撒、拿破仑相匹敌的最高统帅——汉武帝。

　　当年，汉武帝决意改变祖制、对匈开战，韩安国、汲黯等前朝老臣，公孙弘、主父偃等当朝新锐，纷纷高唱反调。群臣应者寥寥，首战无功而返，年轻的总指挥却岿然不动。此后，河南之战、漠南之战、漠北之战，对匈奴作战的三大重要战役，都由汉武帝亲自决策部署，选将调兵。至于具体的用兵时间、出兵地点、兵力部署、攻击方向，汉武帝都事无巨细，总揽无遗。

　　与此同时，汉武帝又剑指东方、南方、东南方、东北方，使汉朝的势力到达今天西方的中亚，西南的云贵川，东北的黑吉辽，南方的海南与福建，勾勒出了现代中国版图的基本框架。

　　但44年旷日持久的征战杀伐，毕竟劳民伤财。对于汉武帝的军事外交战略，司马迁也非常矛盾。《史记·匈奴列传》是中国历史上第一篇少数民族史，司马迁给匈奴立传，把匈奴看作炎黄子孙之一，表达了他对这场战争的性质定位：这是中华民族内部的一场悲剧，战争使双方付出了极高的代价。

　　虽然当时的汉帝国，还无法形成统一的多民族背景，两个民族最好的办法也应该是和平相处。可惜，到了汉武帝时代，和亲政策已走入绝路，不得已而对匈用兵，司马迁对此是理解的；而战线越拉越长，汉武帝偶有任人失当，司马迁也是痛心疾首。

　　为了宠幸李夫人，汉武帝任命李广利为贰师将军，率领数万人出征，讨伐大宛，不过艳羡其汗血宝马。结果，打了两年，军队损失十分之八。如此轻率，可谓草菅人命！

　　欲侯宠姬李氏，拜李广利为贰师将军。发属国六千骑，及郡国恶少年数万人，以往伐宛。期至贰师城，取善马，故号贰师将军。

　　时间是抚平创痛的良药。和平年代，人心思定，我们早已无法体察战争带来的切肤之痛；所以，今人的评价理智多于感情。而两千多年前，司马迁与天下百姓一道，亲历家园变废墟，忍看朋辈成新鬼；一代史家的良心，使司马迁不可能面对战争之害无动于衷，必然会对汉武帝连年征战，导致民生凋敝有所批评。

　　汉武帝是第一个用儒家学说统一中国思想文化的皇帝。

　　一统江山容易，聚拢人心困难。秦皇汉武深解其中三昧。秦始皇“焚书坑儒”，汉武帝则“独尊儒术”。

　　窦太后去世前，汉武帝就暗度陈仓，设立五经博士，为尊儒打基础。即位之初，汉武帝迫不及待，举国推选贤良方正直言敢谏。一位寂寞书生董仲舒，凭《天人三策》，石破天惊，脱颖而出。从此，本为民间一家的儒学被指定为官方思想，与政治、皇权紧密相连。

　　据此，汉武帝创建太学、乡学，设立举贤制度，形成了中国独特的文官制度。秦代至汉初，选拔人才用的是军功爵制；到了汉武帝时代，逐渐转变为察举征辟制，从根本上解决了大汉人才匮乏的局面。

　　文景崇黄老，宽厚无为，垂拱而治；汉武帝则一反祖宗定法，尊儒术以约束官吏，效法家而严惩贪官，王道霸道，交错为用。而其中尊儒兴教，首立太学，尤予后世以至深影响。倘非此举，儒家学说何以成“教”？倘非此举，华夏文明何以存续？倘非此举，学而优则仕何以体现？

　　然而，后世不乏对《天人三策》，对“独尊儒术”深恶痛绝者，他们的批评并非毫无道理。

　　儒家对中国政治：以人为本，民为重，君为轻，社稷次之。水可载舟，亦可覆舟。“独尊儒术”让人们都懂得礼义教化，精忠报国等一个臣子应该做的事。儒家对人才素质：穷则独善其身，达则兼济天下。儒家把“道德”作为衡量一个人的品质，将“从政”作为实现人生价值的一种途径。汉武帝时代，对应内在的儒家统治思想，就是中央集权体制。秦始皇首创了中央集权的政治体制；但是，秦朝短命，未能设计一整套执政方针。西汉王朝，到了汉武帝，彻底肃清了诸侯王分裂势力，巩固了中央政权。

　　对此，司马迁击节称道！《淮南衡山列传》中，太史公曰：

　　淮南衡山，亲为骨肉，疆土千里，列为诸侯。不务遵蕃臣职以承辅天子，而专挟邪僻之计谋为畔逆，仍父子再亡国，各不终其身，为天下笑。

　　秦行郡县，不王不藩，是真正社会政治学意义上的封建体制。刘邦建汉，首封异姓诸王，后封同姓诸王。从政治体制的发展着眼，无疑是一种社会的倒退。继而，吕后大封诸吕，终酿祸乱。因此，直到景帝朝，乃有吴楚七国之乱。汉武帝上接秦始皇，行郡县以推行国家政令，此后两汉四百年，虽有外戚、党锢之祸，但无藩镇之患。

　　不仅如此，汉武帝在强化中央集权上多方探索，利用酷吏打击权贵即其大手笔之一。

　　打击不法豪强与贪官污吏，势在必行。但是，酷吏政治走到极端，难免会带来各种后遗症。

　　司马迁对此直言不讳：其好杀伐行威不爱人如此，天子闻之，以为能，迁为中尉。

　　汉武帝称赞这样的杀人魔王，提拔他担任中尉，赐予更多的生杀大权。惨遭宫刑、深受酷吏之苦的司马迁，能不有非议吗？

　　汉武帝是第一个用“罪己诏”进行自我批评的皇帝。

　　征和四年（前89年），汉武帝向天下人昭告：自己给百姓造成了痛苦，从此不再穷兵黩武、劳民伤财，甚至表白内心悔意。这就是《轮台罪己诏》。这份诏书，是中国历史上第一份帝王罪己诏。

　　敢于罪己，置自己过失于天下舆论中心，汉武帝无疑是第一人！至此，后代皇帝犯了大错，也会下“罪己诏”，公开认错，展示明君姿态。

　　直言敢谏的汲黯曾批评汉武帝：皇上杀人太多，即使平日信任的人，也不予宽恕，这样搞下去，天下人才早晚都会被杀光。汉武帝不为所动，漠然一笑：何世无才，只是人主没有识得人才的慧眼，如果能够辨明人才，何必担心天下无才？（上招延士大夫，常如不足。然性严峻，群臣虽素所爱信者，或小有犯法，或欺罔，辄按诛之，无所宽假。汲黯谏曰：陛下求贤甚劳，未尽其用，辄已杀之。以有限之士，恣无已之诛，臣恐天下贤才将尽，陛下谁与共为治乎？黯言之甚怒。上笑而谕之曰：何世无才？患人不能识之耳。苟能识之，何患无人？夫所谓才者，犹有用之器也，有才而不肯尽用。与无才同，不杀何施？）

　　就是这样一位视人才如草芥的汉武帝，一方面又极端地爱才、惜才。

　　封建专制体制下，人才使用有两大陋习：一是任人唯亲，只用自己熟悉亲信的人；二是论资排辈，必须按“三十九级台阶”，一级一级往上爬，不能“乱”了规矩。而汉武帝一不会因言废人：只要有才华，主父偃持不同政见，汉武帝照样求贤若渴；二是敢于破格提拔：因为有能力，卫青家奴出身，汉武帝竟然破格提拔。

　　不仅如此，汉武帝甚至摈弃正统，容纳异类，慧眼发现东方朔，将庄严的朝堂变成一个充满温情和快乐的休息室，君臣之间宛如玩伴；同时，他不以狎亵而丧失原则，对东方朔的诤言击节赞叹，言听计从。

　　他初读《子虚赋》，即大为倾慕；得见作者司马相如，如获至宝，让他享受与自己同等的写作待遇。能识人、能容人、能用人，汉武帝千古无二。秦始皇、汉高祖视文人为腐儒，唐太宗、清高宗或能知人，终究雅量阙如。

　　而他生平中的一个错误，就是阉割了中国历史上最伟大的史家——司马迁。汉武帝因此备受误解和争议。

　　司马迁在《史记》中对他褒有贬，班固的《汉书·武帝纪》对他的文治大加赞扬：

　　班固赞曰：孝武初立，卓然罢黜百家，表章六经，遂畴咨海内，举其俊茂，与之立功。兴太学，修郊祀，改正朔，定历数，协音律，作诗乐，建封禅，礼百神，绍周后，号令文章，焕然可述，后嗣得遵洪业，而有三代之风。如武帝之雄材大略，不改文景之恭俭以济斯民，虽诗书所称，何有加焉。

　　班固绝口不提汉武帝的武功，表明对汉武帝的武功是有保留的。

　　到了司马光的《资治通鉴》，也是表扬、批评兼而有之：

　　臣光曰：孝武穷奢极欲，繁刑重敛，内侈宫室，外事四夷。信惑神怪，巡游无度。使百姓疲敝起为盗贼，其所以异于秦始皇者无几矣。然秦以之亡，汉以之兴者，孝武能尊先王之道，知所统守，受忠直之言。恶人欺蔽，好贤不倦，诛赏严明。晚而改过，顾托得人。此其所以有亡秦之失而免亡秦之祸乎？

　　为什么人们对汉武帝的评价分歧如此之大呢？

　　首先，汉武帝是一个非常多面的人。他是一个政治家，非常有政治头脑；但又是一个普通人，喜怒哀乐俱备。他是一位明君，深知自己的历史责任；但他又是一位暴君，杀伐任性；他既立下盖世之功，又给天下苍生带来巨大灾难；他宠爱他喜欢的女人，可是，他不仅移情别恋，还为了江山，杀掉了自己最宠幸的女人。他绝顶聪明，又异常糊涂；为了传说中的宝马，居然不惜牺牲数万人的生命。当更近地走近他时，我们会发现，在这些对立的角色中，他不是简单地非此即彼。两难之地，非常之时，他也会犹豫不定，甚至异常痛苦；同样有普通人的欢喜和哀愁、小气和算计、失眠和焦虑。在平常人眼里他果决、自信、雄才大略。然而，我们在对他盖棺论定时，往往流于偏激，说好时千古一人；说坏时罄竹难书。这样，分歧就在所难免了。

　　我们无法使用单一的标准评价任何人。人性本就复杂，更何况封建帝王！或许他的好发自本心，也可能是笼络人心的手段；或许他的坏是皇权使然，不得已而为之，也可能是天性如此，薄情寡恩。因此，既然我们无法剥离他身上的帝王枷锁，我们的评价，就只能在他的帝王与凡人两种身份之间游移。当年天真无邪的“彘儿”，如何蜕变成一个既可爱又可怕的皇帝？怎么可能一言蔽之、一书尽之？

　　正所谓：

　　天风浩荡，瀚海阑干，金戈铁马，万死千伤，俱往矣；

　　长城巍然，丝路悠长，大赋煌煌，美人凄凉，俱往矣；

　　唇枪舌剑，纵横捭阖，君臣相倾，千秋家国，俱往矣；

　　威加四海，功震八荒，千载以往，意气飞扬，俱往矣。

　　唯有孤星冷月，晨钟暮鼓，青灯黄卷，村社戏场，在年年评说，岁岁兴叹。

内强皇权，外服四夷。迷信神仙，晚年改辙。

汉武帝是中国封建王朝中最杰出的君主之一，奠定了汉王朝强盛的局面，成为中国封建王朝第一个发展高峰，还开辟了辽阔的疆域，奠定了汉地的基本范围。

但汉武帝在位的五十四年荒*无道，欲望强烈，刑法残酷，大兴土木，百姓民不聊生。而且晚年还信奉鬼神，荒唐至极。

扩展资料：

1957年6月13日毛泽东在同《人民日报》负责人吴冷西等人谈话时，评述了汉代几位皇帝。他认为广为史家赞誉的“文景二帝”实乃无名之辈，守旧之君，原因是跟在前人后面，“萧规曹随，偏于保守，没有创新。”倒是汉武帝雄才大略，开拓刘邦的业绩，晚年自知奢侈、黩武、方士之弊，下了罪己诏，不失为鼎盛之世。

汉武帝时代是英才荟萃的时代。文学、史学、哲学、政治学、经济学、军事学等，在这一时期都有繁盛丰实的创造性的成果。

汉王朝对西域的影响，在世界文化史上有值得重视的意义。正是由于这一历史变化，汉王朝才开始真正地面对世界。正如张维华《论汉武帝》一书所说：“张骞通西域，不仅对于中国的历史，具有重大意义，即对于整个东方的历史，亦具有重大意义。”

《淮南子》和《史记》是汉武帝时代的两座文化丰碑。此外汉武帝时，赋的创作走向全盛阶段。名家名作迭出。其中最为著名的是司马相如及其作品。他的《子虚赋》和《上林赋》，是这一时期赋作中有代表性的精品。这些赋以气势恢廓，景物华美，词藻奇丽为特征，正反映了当时文化气度的宏阔广大，时代精神的豪迈勇进，物质生活和精神生活的丰富多采。

参考资料：

--汉武帝刘彻

汉武帝以后的皇帝是汉昭帝

汉武帝刘彻（公元前156年7月14日[1] －公元前87年3月29日），西汉第七位皇帝，杰出的政治家、战略家、诗人。

刘彻十六岁登基，[2] 为巩固皇权，汉武帝建立了中朝，在地方设置刺史。开创察举制选拔人才。采纳主父偃的建议，颁行“推恩令”，解决王国势力，并将盐铁和铸币权收归中央。文化上采用了董仲舒的建议，“罢黜百家，独尊儒术”。结束先秦以来“师异道，人异论，百家殊方”的局面。汉武帝时期开疆拓土，击溃匈奴、东并朝鲜、南诛百越、西愈葱岭，征服大宛，奠定了中华疆域版图，首开丝绸之路、首创年号，兴太学。

刘彻开拓汉朝最大版图，在各个领域均有建树，汉武盛世是中国历史上的三大盛世之一。晚年穷兵黩武，又造成了巫蛊之祸，征和四年（公元前89年），刘彻下罪己诏。后元二年（公元前87年），刘彻崩于五柞宫，享年70岁，谥号孝武皇帝，庙号世宗，葬于茂陵。

汉武帝生于汉景帝前元年（公元前156年）；据《史记》、《

刘彻画像[3]

汉书》的后妃传记载，汉武帝生于汉文帝后七年（公元前157年）。母王氏，汉景帝中子。[4-5] 其母王氏在怀孕时，汉景帝尚为太子。王氏梦见太阳进入她的怀中，告诉景帝后，景帝说：“此贵征也。”刘彻还未出生，他的祖父汉文帝就逝世了。汉景帝即位后，刘彻出生，他亦是王氏唯一的儿子。[6]

前元四年（公元前153年），刘彻以皇子的身份被封为胶东王。[7] 同年，景帝的长子、他的异母长兄刘荣获封为太子。前元六年（公元前151年）秋九月，无子无宠的薄皇后被废。第二年（公元前150年）春正月，废栗太子刘荣为临江王；夏四月乙巳，其母王氏被立为皇后，丁巳，刘彻被立为太子。[8] 他成为太子与其母孝景王皇后和其姑母馆陶公主刘嫖有很大关系。刘嫖许诺将她的女儿陈氏嫁给当时四岁（古代按虚岁计算）的胶东王刘彻。[9] 刘彻后娶陈氏为妃，两人成婚的时间无考。

后元三年（公元前141年）正月，景帝逝世。甲子，太子刘彻即皇帝位，尊皇太后窦氏曰太皇太后，皇后王氏曰皇太后。[2]

登基之初，汉朝建立已经有六十多年了，天下安定，朝廷大臣们都希望天子举行祭祀泰山和梁父山的封禅大典，改换确定各种制度。[10] 而皇上也崇尚儒家的学说，就通过贤良方正的科目招纳贤士。赵绾（wǎn，晚）、王臧等人靠文章博学而做官，达到公卿的高位。他们想要建议天子按古制在城南建立宣明政教的明堂，作为朝会诸侯的地方。[11] 他们所草拟的天子出巡、封禅和改换历法服色制度的计划尚未完成，正赶上窦太后还在推崇信奉黄帝、老子的道家学说，不喜欢儒术，于是派人私下里察访赵绾等人所干的非法谋利之类的事情，传讯审查赵绾、王臧，赵绾、王臧自杀，[12] 他们所建议兴办的那些事情也就废止了。[13]

直至窦太

汉武帝时期的名将李广[14]

后去世，汉武帝才得以掌握大权。[15] 他进一步削弱诸侯王的势力，颁布大臣主父偃（yǎn）提出的推恩令，以法制来推动诸侯王分封诸子为侯，使诸侯王的封地不得不自我缩减。[16] 同时，他设立刺史，监察地方。加强中央集权，将冶铁、煮盐、酿酒等民间生意编成由中央管理，禁止诸侯国铸钱，使得财政权集于中央。思想上，采用董仲舒“罢黜百家，独尊儒术”的建议，[17] 为儒学教育在中国古代的特殊地位铺平了道路，在长安创立专门的儒学教育——太学，是当时的最高学府。汉武帝时期，汉朝亦不曾缺少法治思想。在宣扬儒学的同时，汉武帝亦采用法规和刑法来巩固政府的权威和显示皇权的地位。因此，汉学家认为这更应该是以儒为主以法为辅，内法外儒的一种体制，对广大百姓宣扬儒道以示政府的怀柔，而对政府内部又施以严酷的刑法来约束大臣。[18-19]

经文景之治的休养生息等一系列的发展经济与民生政策之后，西汉王朝的国力已蒸蒸日上。汉武帝在承袭这些政策同时，积极准备军事力量的发展。[18]

在军事上，汉武帝先平定南方闽越国的动乱。[20-21] 后开始着手以军事手段代替带有屈辱性质的和亲政策来彻底解决北方的匈奴的威胁。派名将卫青、霍去病三次大规模出击匈奴，收河套地区，夺取河西走廊，征服西域，封狼居胥，将当时汉朝的北部疆域从长城沿线推至漠北。[22] [23]

在对匈奴的战争同时，采取和平手段和军事手段使西域诸国臣服。丧失肥沃茂盛的漠南地区后，匈奴王庭远迁漠北，这就基本解决自西汉初期以来匈奴对中原的威胁，为后来把西域并入中国版图奠定基础。张骞出使西域，丝绸之路由此而始。[18]

在天文历法上一直是汉承秦制，汉初一直推行秦历——颛顼历，以10月为岁首。直至汉武帝太初改历，施行新历法。而春节正是始于太初改历，汉武帝改正朔。[24]

征和二年的巫蛊之祸是汉武帝末年皇室内部发生的重大政治事件。当时人对神怪诅咒之说深信不疑，汉武帝也不例外。有一天中午，他正躺在床上睡觉，忽然梦见几千个手持棍棒的木头人朝他打来，把他给吓醒了。他以为有人在诅咒他，立即派江充去追查。[25]

丞相公孙贺之子公孙敬声擅自动用军费1900万钱，事败后被捕下狱。时值汉武帝下诏通缉阳陵大侠朱安世，公孙贺为赎儿子之罪，将朱安世捕获移送朝廷。孰料朱安世在狱中上书，声称公孙敬声与阳石公主私通，在驰道上埋藏木人以诅咒皇帝。汉武帝大怒，公孙贺父子死狱中，满门抄斩。阳石公主、诸邑公主，卫青之子长平侯卫伉相继被牵连入内，被杀。[25]

江充率领胡人巫师到各处掘地寻找木头人，并逮捕了那些用巫术害人。江充一直搜查到卫皇后和太子刘据的住室，把事先准备好的木头人拿出来陷害太子。[26] 此时汉武帝在甘泉宫养病，不在长安。

征和二年（公元前91年）七月壬午，太子派人假冒使者收捕江充等人，把江充杀了。苏文逃到汉武帝处，向汉武帝控诉太子，汉武帝开始并不相信此说，派使者召太子，但使者不敢到太子那里，回报武帝说“太子反已成，欲斩臣，臣逃归。”汉武帝大怒，下令丞相刘屈氂率兵平乱。太子带人离去，将长安四市的市民约数万人强行武装起来，到长乐宫西门外，正遇到丞相刘屈髦率领的军队，与丞相军激战五日，死者数万人。[27] 长安城有流言说太子谋反，所以人们不敢依附皇太子，而丞相一边的兵力却不断加强，最终，太子势孤力弱而兵败，唯有逃离长安。[28]

汉武帝愤怒异常，唯有壶关三老令孤茂敢上书汉武帝为太子申冤。[29]

汉武帝画像[30]

太子向东逃到湖县（今河南灵宝西），隐藏在泉鸠里。主人家境贫寒，经常织卖草鞋来奉养太子。[31] 太子有一位以前相识的人住在湖县，听说很富有，太子派人去叫他，于是消息泄露；八月辛亥（初八），地方官围捕太子；太子知道自己难以逃脱，便回到屋中自缢而死；[32-33] 主人与搜捕太子的人格斗而死，二位皇孙也一同遇害。[34]

太子有三子一女，全部因巫蛊之乱而遇害，太子之子、史皇孙刘进有一子刘病已幸存，尚在襁褓中，后改名刘询，为汉宣帝。[35]

久之，巫蛊事多不信。官吏和百姓以巫蛊害人罪相互告发的，经过调查发现多为有不实。上颇知太子惶恐无他意，高寝郎田千秋讼太子冤曰：“子弄父兵，罪当笞；天子之子过误杀人，当何罢哉！臣尝梦见一白头翁教臣言。”于是汉武帝霍然醒悟，立即就任命田千秋为大鸿胪，并下令将江充满门抄斩，将苏文烧死在横桥之上。曾对太子兵刃相加的人也陆续被杀。[36] 汉武帝怜太子无辜，就派人在湖县修建了一座宫殿，叫作“思子宫”，又造了一座高台，叫作“归来望思之台”，借以寄托他对太子刘据和那两个孙子的思念，天下闻而悲之。

轮台罪己

主词条: 轮台罪己诏

汉武帝晚年求神仙又不成，又因巫蛊之祸造成父子相残、太子刘据自杀，种种打击使武帝心灰意冷，对自己过去的所作所为颇有悔意。在登泰山、祀明堂之后，武帝下《轮台罪己诏》说“朕即位以来，所为狂悖，使天下愁苦，不可追悔。自今事有伤害百姓，糜费天下者，悉罢之！”[37-38] 以表示承认自己的错误。天下也因此又逐渐归于和谐，为昭宣中兴的盛世奠定了基础。

托孤霍光

主词条: 霍光

公元前88年，汉武帝叫画工画了一张“周公背成王朝诸侯图”送

接受汉武帝托孤的霍光[39]

给霍光，意思是让霍光辅佐他的小儿子刘弗陵作皇帝。[40] 在这段时间里（具体时间不详），刘弗陵的母亲钩弋夫人“因过”受到斥责，忧死于云阳宫。一般认为是子幼母壮，为了防止钩弋夫人重演吕后称制的局面，汉武帝找借口处死了她。[41]

公元前87年二月，汉武帝于弥留之际立刘弗陵为太子，四天后的丁卯日，汉武帝驾崩于五柞宫，享年七十岁。[42] 三月甲申葬于茂陵。霍光正式接受汉武帝遗诏，成为汉昭帝刘弗陵的辅命大臣，与车骑将军金日磾、左将军上官桀、御史大夫桑弘羊等人共同辅佐朝政。[40] [43] 其后继者昭帝（实为霍光掌政）和宣帝坚持执行武帝晚年制定的与民休息的政策，因而在西汉中期出现了被后世称颂的昭宣中兴局面。

刘彻去世后，谥号孝武皇帝，庙号世宗，葬于茂陵。[42]

魏晋南北朝之前，去世的皇帝能否追尊庙号有非常严格的规定，按照“祖有功而宗有德”的标准，开国君主一般是祖、继嗣君主有治国才能者为宗。西汉十四帝，历经211年，仅有四位皇帝拥有庙号，即太祖高皇帝刘邦、太宗孝文帝刘恒、世宗

汉武帝即位初，一方面政治形势比较稳定，国家经济状况也比较好，另一方面诸侯王国的分裂因素依然存在，边境匈奴袭扰不断，而封建统治思想尚待确立。[45] 经济上采纳桑弘羊的主张，由政府直接经营运输和贸易；军事上任用卫青、霍去病为大将，[46] 解除了匈奴的威胁，统一今两广一带，推动了经济文化的发展。

加强中央集权

为加强中央集权，武帝接受主父偃的建议，颁布推恩令，即允许诸王将自自己的土地分给子弟，建立较小的诸侯国。内容主要是：诸侯王的王位除了由嫡长子继承以外，还可以用“推恩”（也就是广布恩惠，让更多的人来享受特权）的形式把其他的儿子在本侯国内分封。新的侯国就脱离原来王国的限制，地域独立，而且政治权力也基本被剥夺，受当地郡县官吏的管辖。这样，就使原来独立的地方王国自动地将权力上交给了国家。此后，地方的王与侯仅仅享受物质上的特权，即享用自己封地的租税。但是没有了以前的政治特权。[16] [44] 武帝还找借口，一次就削去当时一半的侯国。[24] 汉武帝奠定了中国大一统的政治格局。

设立中朝

在惠帝、文帝、景帝期间，丞相大多主要是随刘邦打天下的功臣丞相受到礼遇，汉武帝和丞相多有不合，经常会借口打压杀死丞相，导致朝中大臣不愿意接任丞相之职。为贯彻自己的命令，他便设立中朝，尚书台也是这一时期出现的。汉武帝削弱丞相的权力还有一个很有利的条件，这就是原来做丞相的都是开国的功臣，他们已经年老，或者去世。汉武帝便利用这个有利的时机来让众多的儒生代替元老们，掌握国家政权，同时通过打击丞相来加强自己的权力。在公元前124年，汉武帝便让平民出身的儒生公孙弘来做丞相，这样就改变了以前总是由贵族来做丞相的惯例。[47]

建立年号

汉武帝是中国历史上第一位使用年号的皇帝，公元前113年汉武帝以当年为元鼎四年，并追改以前为建元，元光，元朔 元狩，每一年号六年。但根据一些出土的文物来看，上面都标有建元、元光等年号，证明建元、元光等年号并非后来追命

孝武帝刘彻、中宗孝宣帝刘询。 [44]

为了进一步加强君主权力，汉武帝用派御史的方式对地方的豪强、官吏进行监督。公元前106年，将全国分成了十三个监察区，每个区叫做部，每部派出一名刺史，中央的刺史叫做司隶校尉，其他十二个州都叫刺史。[49]

刺史的地位在当时是相当高的，相当于钦差大臣，而且是常年的，在地方还有自己的办公地点。就"刺史"名字本身来说，其实它已经具备了这种特点。"刺"即是刺举，也就是侦视不法，"史"是指皇帝派出的使者。[50]

用人方针

汉武帝时任用官吏是多元化的。二千石以上官吏可通过任子

刘彻时期留居匈奴十九年持节不屈的苏武[51]

制度使子孙当官；有钱人可通过“赀选”当官，如司马相如[52] ；先贤的后裔可以受照顾，如贾谊的两个儿子就被关照当了郡守。[53] 然而，尤为突出的是武帝用人惟才是举、不拘一格。如皇后卫子夫是从奴婢中选拔出来的。卫青、霍去病分别是从奴仆和奴产子中选拔出来的。[54] 而丞相公孙弘、御史大夫儿宽，以及严助、朱买臣等人都是从贫苦平民中选拔上来的；[55-56] 御史大夫张汤、杜周和廷尉赵禹则是从小吏中选拔出来的。[57] 尤其值得注意的是汉武帝任用的一些将军是越人、匈奴人。而金日磾（音：jin'mi'di）这样一位匈奴的俘虏在宫中养马的奴隶，[58] 竟然与霍光、上官桀一齐被选拔为托孤的重臣。这些情况说明汉武帝选拔人才是不受阶级出身与民族差别限制的。

汉武帝用人标准是惟才是举，其在位期间曾于元光元年及元封五年两次颁布求贤诏。[59-60] “博开艺能之路，悉延百端之学”[61] ，“州郡察吏民有茂材异者，可为将相及使绝国者”[60] 。意思是只要愿为汉朝事业奋斗，有艺能、有才干的人，能为将相和可以出使遥远国度的人都可任用。[62]

正因如此，汉武帝时人才济济。班固就惊叹地说：“汉之得人，于此为盛！”这种现象的出现是值得认真研究的。

罪己诏

征和四年（公元前89年），汉武帝向天下人昭告：自己给百姓造成了痛苦，从此不再穷兵黩武、劳民伤财，甚至表白内心悔意。这就是《轮台罪己诏》。[38] 这份诏书，是中国历史上第一份帝王罪己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