潜江市区话和荆州市区话区别大吗

就潜江本土观点来看。越是往重庆四川靠近。语言就越靠近。依次排过来。恩施。宜昌。荆州。潜江。仙桃。武汉。。。。湖北省的方言特征是以潜江。仙桃。天门为主。扩散开来就是越靠近哪个省。方言的变动就会越像哪个地区的方言。

基本上相隔比较近的地区方言的区别不是很大。

春申君黄歇，“疑为黄国之后，《左传》所谓‘汉阳诸姬， 楚实尽之’， 灭国以后归于楚， 故称为楚人”[1]。据《左传》记载，故黄国应有二，一是楚文王十五年时为巴人所败，接着楚文王又伐黄，“败黄师于足昔陵。还，及湫，有疾”[2]。足昔陵，今河南潢川西南，地处淮河，“自郢及我九百里”[3]。湫，《清一统志》谓在湖北钟祥北， 《春秋大事表》谓在湖北宜城东南，故此黄，非远离郢本土的淮水南岸之赢姓国，而是郢附近汉水东岸之一小国，即“汉阳诸姬”之一。二是上述离郢“九百里”、淮水南岸的黄，楚成王时因背楚亲齐，为楚所灭[4]。但不论是汉东之黄，抑或淮南之黄，均系楚之异姓国[5]，被灭后一直臣属于楚， 并成为楚国古老的贵族。楚国晚期，黄歇先为左徒，后任相、封君，执掌楚国军政大权，与这一名门望族地位是分不开的。

见于《史记》等文献记载，黄歇出现在楚国政治舞台上，始自楚顷襄王二十六年（公元前273年）， 时秦正大举南下攻楚，楚使黄歇至秦上书，要求秦亲楚，第二年即侍太子完为质于秦。这时任左徒，以善“辩”受到重用。过十年，楚顷襄王病，黄歇与太子完归。顷襄王卒，太子完立，是为楚考烈王。“考烈王以左徒为令尹，封以吴，号为春申君”[6]。 楚考烈王（公元前262椙？38年）在位二十五年，黄歇“虽名相国，实楚王也”[7]，一直主持楚国军政大事。 考烈王死后十五年，楚即为秦亡，故黄歇的政治生涯正处在楚国晚期，其军政活动与对外策略，决定着楚国的命运。楚国晚期的统治实际上就是黄歇制定的对内对外政策的实践。列宁说：“历史是由个人创造的这一原理在理论上毫无意义。全部历史本来由个人活动构成，而社会科学的任务在于解释这些活动……”[8]把黄歇与楚国晚期政治联系起来考察，并对其作出客观评价，对认识楚国晚期历史，是有重要意义的。

一 公元前273年，秦在击败韩、魏后，即领韩、 魏南下攻楚。在这一严峻时刻，楚遣黄歇至秦，给秦昭王上书，要秦亲楚，并兵锋指向山东诸国。这封“上书”的内容，《战国策·秦策》、《史记·春申君列传》和《资治通鉴》等均有详尽的记载。这封书洋洋洒洒，黄歇亦以善“辩”和“游学博闻”著称，以致近人还认为黄歇才智难得，一封书就阻止了秦的进攻，使楚国赢得了和平环境，延缓了败亡进程。如果从当时阻止了秦的兵锋的急功近利看， 黄歇使秦上书，确为急中生智，不失为一虑之得，但如果从战国中晚期以来秦楚关系史及楚国败亡历史整体考察，黄歇的这封“上书”，完全是站在秦国的立场上，害人误己的献策书，危害极大。

首先，从“上书”的内容看，黄歇一开始就热烈歌颂了秦昭王的赫赫武功：服韩、魏，“断齐、秦之要，绝楚、魏之脊，天下五合六聚而不敢救也”[9]， 然后为秦提出了灭中原诸国及亡楚的总体方针与具体方略。第一步，秦楚联合，全力攻韩、魏，迫使韩魏服而为“关内侯”。第二步，秦楚进一步合作，攻取齐之右壤，使秦地“一任两海，要绝天下也”[10]，割断燕、赵与齐楚联系，以“危动燕、赵，直摇齐、楚”[11]。第三步，燕赵齐楚四国，因割断联系，“不待痛而服矣”[12]，即可徐举而灭之。这三步具体方略，归结起来，就是教秦实现亡楚灭中原诸国，一统寰宇的总战略方针。秦昭王听了很高兴，立即停止对楚用兵，楚亦令黄歇侍太子完质于秦，为实现这一战略方针效劳。

秦国为什么对黄歇的上书这样看重，这是因为黄歇对天下形势了如指掌，对秦的进攻方向、步骤，也提出了切实可行的方略。如书中指出秦经文、庄、昭三代的征战，“能”、“功”、“威”并举，战绩辉煌，当今的主要任务是“持功守威，省攻伐之心而肥仁义之诚，使无复后患”[13]，威德并重，舒缓人心，谨慎行事。楚是秦近邻，又西北为韩、魏所隔，如果贸然进攻，必然会造成严重的后果：经韩、魏攻楚，韩、魏必抄秦后路；如不经韩、魏而经随水右壤，则此皆广川大水，山林溪谷不食之地，无战略意义。且攻楚时，魏、齐必趁机而起，魏攻宋地，“故宋必尽”，“齐人南面，泗北必举”， 结果“王破楚于以肥韩、魏于中国而劲齐”，又会对秦构成威胁。如秦楚合而为一，则局面顿时改观，不仅韩、魏成为“关内侯”，且燕赵齐楚亦必服。这种分析实属上乘，透彻明了。不幸的是立场颠倒了，完全是从秦的战略利益出发的，楚只是充当秦的伙伴，当完了打手后，再自己去套上绞索。因此，黄歇的这份“上书”，不啻于一份投降书和卖身契。

过三年，即公元前270年，魏人范雎至秦， 就秦的内政外交问题与对策，和秦昭王作了深入的交谈。其中就对外兼并的策略，提出了具体的建议：“大王越韩、魏而攻强齐，非计也。……昔者，齐人伐楚，战胜，……诸侯见齐之罢露，君臣之不亲，举兵而伐之，主辱军破，为天下笑。所以然者，以其伐楚而肥韩魏也。此所谓籍贼兵而齑盗食者也。王不如远交而近攻，得寸则王之寸，得尺而王之尺也。今舍此而远攻，不亦谬乎？……今韩、魏，中国之处，而天下枢也。王若欲霸，必亲中国而以为天下枢，以威楚、赵。赵强则楚附，楚强则赵附。楚、赵附则齐必惧，惧必卑辞重币以事秦，齐附而韩、魏可虚也。”[15]只要细加咀嚼，这一谈话与黄歇的“上书”内容，如同一辙，真可谓“英雄”所见略同。秦后来一段时间不攻楚，而集中力量攻打中原诸国，就是遵照黄、范两人的方略行事的。黄歇虽一时阻止了秦的兵锋，但从根本上却教秦亡楚，这位”游学博闻“之士，终究不过充当了为秦国战略利益效劳的策略家角色，而对自己的国家，则是一位地地道道的出卖者。

其次，从“上书”的历史背景看，这封书完全是楚怀王亲秦路线的继续，或者说是楚怀王投秦误国政策的翻版。春秋时期，秦之东进受晋所阻，秦晋结仇，楚则与晋长期争霸，故秦楚战略利益一致，世为盟国。入战国后，秦经商鞅变法后崛起，北击东进南下并举，进展顺利。秦对楚这个姻亲之国，一打一拉，服楚灭楚的战略意图已暴露无遗。楚威王时楚尚强盛，这个问题就很突出。纵横家苏秦就警告过楚威王：“夫秦虎狼之国也，有吞天下之心。秦，天下之仇雠也，横人皆欲割诸侯之地以事秦，此所谓养仇而亲雠者也。”[16]楚威王对此忧心忡忡，认识到“秦有举巴蜀、并汉中之心。

秦虎狼之国，不可亲也”，并因此，“卧不安，食不甘味，心摇摇如悬旌，而无所终薄”[17]。楚威王死，楚怀王继位后，对此失去戒心，特别是不听陈轸、昭睢、屈原等的忠告，坚持亲秦，终酿成“兵挫地削，亡其六郡，身客死于秦，为天下笑”[18]的悲剧。 楚威、怀两代，对秦的战略意图应该是认识得很清的，对秦的野心也应该领教得很深，且楚怀王本人也留下了血的教训，但其后，尤其是楚顷襄王还迷途不返，亲秦惧秦，越陷越深，以致蒙受亡郢辱祖之后，又造就了楚国末年一代的投机取巧的政治家黄歇，抛出误国的所谓“上秦昭王书”。

这份“上书”绝非偶然的巧辩之词，而是在被秦国打怕之后，推行屈辱投降路线的产物，是楚怀、顷襄两代腐朽没落的现实写照。在楚怀、顷襄、考烈王和黄歇这些没落的政治代表统治下的楚国，最终为秦所亡，是理所当然的。

其三，从“上书”的当时现实环境看，秦将白起拔郢后，楚已“东北保于陈城”[19]，政治、军事重心转向东北，即已向中原诸国，特别是向韩、魏靠拢。从战略观点看，楚既已北上，当应全力团结韩、魏及其他中原诸国，才能图存发展，舍此，别无出路。关于这一点，黄歇本人也是清楚的。

如他在“上书”中指出，秦如“借路于仇雠之韩、魏乎，兵出之日而王忧其不反也” [20]。故韩、魏实为楚之军事屏障，韩、魏存，楚存，韩、魏亡，楚危。黄歇明明知道韩、魏地位之如此重要，却反其道而行之，教秦攻韩、魏，把祸水泼向邻国。这位“辅国持权”者的嫁祸于人、侥幸求生的心态昭然若揭。楚国命运掌握在这样的政治代表手里，不能不是楚国末年政治的重大失误，是楚国的不幸。

二 黄歇至秦“上书”后，楚为博取秦之欢心，第二年即采取了两大行动：一是在秦的组织下，与秦、韩、魏一起出兵攻燕（燕相公孙操杀燕惠王）；二是使黄歇侍太子完为质于秦。其后，秦实行“远交近攻”方略，把楚搁置一旁，集中力量打击三晋。

公元前263年，楚顷襄王病危， 黄歇为保证太子完即位(实际上是让自己执政)，对秦相范睢恳切陈辞：“今楚王恐不起疾，秦不如归其太子。太子得立，其事秦必重而德相国无穷，是亲与国而得储万乘也。如不归，则咸阳一布衣耳；楚更太子，必不事秦。”[21]结果太子完、黄歇均得以回到楚国。太子完继位后，是为楚考烈王，黄歇则被任为相，封为春申君。太子完、黄歇得归， 历来也是为人们赞赏的事，认为黄歇工于心计，使君臣得以平安回归。其实这并非什么计谋取胜，而同十年前“上书”一样，仍然以“事秦”表白自己的忠心，决心继续亲秦降秦，秦昭王、范睢当然对此心领神会，欣然遣返。这次说辞比十年前的“上书”更加露骨，所谓“其事秦必重而德相国无穷”，“楚更太子，必不事秦”，十足的一副奴才嘴脸，哪里还有丁点儿策略家的味道！ 公元前262年，楚考烈王立，黄歇相楚。 以后的二十五年中，是战国末年风云变幻莫测的时期，也是秦对外兼并战争步步深入、不断取得胜利的时期。 作为“御中国之难”[22]， 中原诸国寄予厚望的楚国，在这一剧变时期扮演什么角色，完全是由黄歇对外路线和军事策略所决定的。黄歇相楚的二十五年，是黄歇政治生涯的主要时期。由于当时秦横兵中原，黄歇的政治生涯当然就与对外路线、军事斗争策略结绊在一起，故时人把春申君黄歇与齐孟尝君、赵平原君、魏信陵君一起并称为“四公子”。我们且不论四公子战功政绩如何，究竟谁优谁劣，但既为“四公子”，当然都是这一特定历史环境中叱咤风云的人物，对本国或各国的斗争起过重大作用。黄歇在这一剧变时期，究竟给本国带来什么好处，对中原诸国反秦兼并征服起过什么作用，是值得研究的问题。 现不妨将这一时期与黄歇有关的某些重大历史事件，作一初步探索，看黄歇究竟扮演的是什么角色，起过什么作用。

首先，关于出兵解邯郸之围问题。公元前262年， 赵受上党，于是秦赵于长平大战，达三年之久，赵前后所亡45万，国力大伤。公元前259年，秦乘胜围攻赵都邯郸， “十七月不下”[23]，赵人作了英勇顽强的抵抗。第二年，赵使平原君赴楚求援。“平原君与楚（王）合从，言其利害，日出而言之，日中不决。”[24]平原君“舍人”毛遂按剑而前痛斥楚考烈王，考烈王才被迫决定出兵援赵。黄歇名为相，实为“楚王”， 军政大权实际上是由黄歇所操纵的，出兵之事应由他决定。如后来魏、楚谋合纵攻秦，魏遣使至楚，“春申君闻之，谓使者曰：‘子为我返，无见王矣。十日之内，数万之众，今涉魏境’”[25]。此虽“事证未明”，但黄歇“以相倾夺”，出兵无须经考烈王，则是可信的。秦围邯郸，事关重大，平原君不先见黄歇，而径向考烈王面前痛切陈辞，最后还不惜大动干戈，说明黄歇态度暖昧，平原君才不得不在楚考烈王面前大做文章的。

楚考烈王决定出兵，谁统兵出征，或楚军承担什么任务，见于史料记载，也是模糊不清的。《史记·平原君列传》：“平原君既返赵，楚使春申君赴救赵。”《史记·春申君列传》：“邯郸告急于楚，楚使春申君将兵往救之，秦兵亦去，春申君归。”此两则史料说的是黄歇直接统兵去救援的，而《史记·楚世家》则载：“……赵告急楚，楚遣将军景阳救赵。……至新中，秦兵去。”说的是楚将景阳统兵，且兵至新中，十分明确。《索隐》谓：赵地无名新中者，“中”字误。巨鹿有新市，“中”当为“市”。由此可见，景阳率领楚军抵巨鹿，形成策应之势；魏信陵君则“窃符救赵”，率精兵八万，大败秦军于邯郸城下，邯郸之围遂解。故魏信陵君救赵，起了巨大作用；楚则声援，统帅是景阳，黄歇并非与魏信陵君一样，亲临前线，指挥作战。当然，秦围邯郸三年，楚出兵是一次或是两次，统兵者是一个，或是两个，并无明确记载，但景阳统兵救赵，并进抵“新中”，则说得很具体。故前后联系看，《史记·楚世家》记载较为可靠。楚国出兵是迫不得已的，作用也是有限的，黄歇固有的亲秦路线并未改变。

其二，关于攻鲁灭鲁问题。黄歇北上攻鲁灭鲁，历来被认为是楚国振兴复强的标志，黄歇也因而名声大噪，声价倍增。如《史记·春申君列传》载：“春申君相楚八年，为楚北伐灭鲁（灭鲁实为后六年），以荀卿为兰陵令。当是时，楚复强。”实际上，黄歇之攻鲁灭鲁，不仅是乘人危难之举，毫无功劳可言；而且在战略上，也犯了重大错误，楚国也并未因此真的“复强”起来。

黄歇从公元前261年攻鲁，至公元前249年贬鲁君为家人，前后长达十余年时间，其间共进行了二次大的攻伐，确实是黄歇政治生涯中一件大事。第一次，公元前261 年（楚考烈王二年），楚攻鲁，取徐州（今山东微山东北）。鲁为泗上十二诸侯国之首，历来是魏、齐、楚争夺的主要目标之一。

战国中期后，魏渐衰，齐、楚对泗上霸权，特别是对鲁国的争夺更加激烈。齐威、泯曰时期，齐国一直控制着泗上各个诸侯国。公元前280年，齐为燕、秦诸国败后，国力大损， 当然再无力维持泗上的霸权地位，对楚的北上攻鲁，也只好听之任之，难以反击。秦、赵两强正在长平酣战，无暇东顾。

楚国就是这样利用齐国衰弱、秦赵大战之际攻鲁取徐的。楚攻取鲁、徐，既不表明楚之强大，更使自己在泗上陷于孤立，错失团结魏、齐及泗上诸国自强抗秦之良机。而对秦，则仍然忍辱退让。如攻鲁前一年，当秦来攻时，楚割州陵（今湖北咸宁西北）屈与秦和。自己的大后方宁可让给敌国，而对邻国、友国则大肆攻伐，且又难长期占领和巩固其地，显然是战略眼光的短视和决策的失误。 第二次，公元前255年（楚考烈王八年）。 楚第二次攻鲁，迁封鲁君于艹吕(今山东艹吕县)，取其地，即所谓“楚复强”。

过六年，又迁鲁君于卞，贬为家人，鲁亡。其时正值邯郸大战之后，赵都之围虽解，但元气大伤，再也无力他顾。秦虽败邯郸城下，但国力未损，第二年就出兵猛攻韩、赵，先去韩之阳城，斩首四万，接着又攻赵，取二十余城，斩首九万。

西周背秦，即被秦灭，诸侯惊恐。在这一严峻的政治军事氛围中，黄歇又挥兵北上攻鲁灭鲁，把矛头对准齐国，以保自己淮北封地。这是典型的杀鸡取卵行为， 哪里还谈得上什么“楚复强”？过两年，由于韩、魏朝秦，楚恐，慌忙迁都于巨阳(今安徽太和东南)。公元前248年，黄歇刚趾高气扬地贬鲁君为家人不久，就又气急败坏地以“淮北地边于齐，其事急”为由[26]，请改封地于江东。既“边于齐”，又“事急”，可见黄歇的一味打击齐、鲁政策，已大大地激怒了齐国，楚齐关系紧张；又三晋战败或服秦，北部边境吃紧，只得匆匆往东南迁移。所以黄歇的攻鲁灭鲁，纯属短见投机行为，不仅没有给楚国带来“复强”局面，反而与齐国结怨，使自己陷于被动挨打的局面，加速了败亡。

其三，关于五国合纵击秦失误问题。楚迁都巨阳和灭鲁后，山东诸国或内部倾轧，或相互攻伐，形势日益恶化。其间除了魏信陵君于公元前247年率五国之师大败过秦外， 余均被动挨打，每况愈下。特别是公元前242年，秦大败魏后，建置东郡，使本国土与齐境相接。断“山东从亲之腰”，韩、魏危在旦夕，其他各国亦感唇亡齿寒，赵、魏、韩、燕、楚五国才又合纵抗秦。由于楚国版图最大，实力最强，故楚考烈王被推举为纵长，春申君“用事”。五国军队攻至函谷关，秦一反攻即溃散。对此，楚考烈王意识到问题的严重性，故“以咎春申君，春申君以此益疏”[27]。“以咎春申君”说明黄歇在这次行动中不积极不认真，谋画不慎;“以此益疏”，楚考烈王已对黄歇不信任了，但欲罢不能，用而无功，黄歇主持下的楚国政治，就是处在这种消极无为的状况中。黄歇这样辜负考烈王的信任，并非偶然，而是他主政以来惧秦心态和亲秦路线的必然结果。因此，所谓四公子之一的春申君黄歇，既无孟尝君谲诈善变的本领，又无平原君坚决抗秦的气魄，更无信陵君“窃符救赵”的胆略，只是一位平庸无奇、巧辩而不实的徒具虚名之士。

三 春秋时期的楚国，是朝气蓬勃、蒸蒸日上的强国；入战国后，楚国虽仍不失为一南方大国，但它扼杀了吴起变法，失去了改革图强的良机，国势已渐衰退，江河日下。宣威图治复强，但时仅四十年，之后即进入了楚怀王统治时期。“怀王不知忠臣之分，故内惑于郑袖，外欺于张仪”[28]，内政不张，外交失误，楚国败亡，历来归咎于楚怀王，不无道理。

但楚怀王毕竟对秦还敢于抗争，被骗入秦后，又至死不割地不低头，应该说对楚国统治集团留下了血的教训，这本来是足够楚人深思的，也能激励人们痛定思痛，立志复强，但可惜的是，楚怀王子顷襄王是一个软骨头，战则败，败则迎归于秦，“结和亲”[29]。对此，宋代大史学家司马光愤慨之极，并叹息道：“甚哉秦之无道也，杀其父而劫其子，楚之不竞也，忍其父而婚其雠！ 乌乎，楚之君诚得其道，臣诚得其人，秦虽强，乌得陵之哉！”[30]郢亡徙陈后，当务之急就是要迅速采取措施，革除弊政，励精图治，上下一心，着力恢复。但黄歇主政的二十五年，丝毫不见有紧迫感，更谈不上有任何卧薪尝胆精神；相反，黄歇置国家、民族利益于不顾，恣情享受，操弄权柄，激化矛盾，楚国更加岌岌可危。

楚国政治权力始终掌握在以王室为首的世袭贵族手里，但对贵族的封地还是有所限制的。吴起变法时，集中地打击了一下旧贵族，出现了昭、屈、景三大族联合执政的局面，一时生机盎然，政治上有一定活力。这是吴起变法后带来的积极成果。但吴起毕竟是被阳城君等数十家旧贵族杀害的，变法措施也因而被摧毁了，故楚自春秋末兴起的贵族封君制，更加向大（封邑大）、滥（滥封）、尊（位尊）的方向发展，以致楚考烈王继位后，任黄歇为相（令尹），又封为春申君，一身而二任，成为“实楚王也”的大封君。

见于史料，楚考烈王时的封君有两位，一是临武君，为时人视为“不可拒秦之将”，荣尊有限，另一位就是春申君黄歇。黄歇这位封君，凭其原侍考烈王入质于秦十年的经历，得到无限的信任，集政治、经济、军事、外交等特权于一身，名尊权高，在封邑内肆无忌惮，无所不为，俨然一独立王国。 其封地初在淮北，扼控陈城，掌握楚国命脉。后与齐关系恶化，又改封吴，远避兵锋，役使臣民，开渠建仓，以满足奢侈*逸生活的需求。《越绝书》载：“无锡河者，春申君治以为陂，凿语昭渎以东到大田，田名胥卑。凿胥卑下，以南注太湖，以泻西野。”《七国考》引《一统志》载：“南直常州申浦在江注太湖，昔春申君开，置田为上下屯，自大江南导，分而为二：东入无锡，西入武进、戚墅，俱达于运河。”工程如此浩大，可见役使臣民之众。水利的兴建，必然带来粮食的增产，黄歇于是赋税剥削源源不断，故又在吴地建有东西“两仓”[32]。在此同时，黄歇又大兴土木，“因城故吴墟，以自为都邑”[33]。后来太史公司马迁见此不由惊叹：“观春申君故城，宫室盛矣哉！”[34]黄歇这位独特的封君，实为楚国肌体的毒瘤，吞噬着楚国的人力物力与财力，哪里还能去励精图治和抗御强秦？黄歇还凭借其雄厚财力，结党营私，招徕食客， 多达“三千余人”，其中“上客皆珠履”[35]。人虽众，但这只是一种陈设，真正有才华的人则不多见。故楚国人才济济，至末年却几无可用之人，以至赵使魏加倡“天下合从”时问黄歇有将否，黄歇答以临武君，魏加则认为“……临武君，尝为秦孽，不可为拒秦之将也”[36]，不值一提。有一个叫汗明的怀才不遇，终不得不向黄歇倾吐衷言：“今仆之不肖厄于州部，土出穴穷巷，沈污鄙俗之日久矣，君独无意湔拔仆也，使得为君高鸣屈与梁乎？”[37] 在黄歇这种华而不实、设而不用的政策下，大名鼎鼎的荀子来到楚国受到冷遇，而楚人、荀子的学生李斯则离楚去秦效力，就非偶然。因此，黄歇的养士，绝非招揽人才，用于国难，而是私蓄势力，包藏祸心的。这从黄歇与其食客的所作所为可以得到证实。原来楚考烈王无子，食客李园让其妹与黄歇通，待有孕后，黄歇与李园妹谋，进幸考烈王，以期“赖天有子男，则是君之子为王也，楚国尽可得”[38]，做“娠姬窃国”[39] 的美梦。

另一食客朱英以为李园兄妹不可信，考烈王死后“必先入据权而杀君以灭口”，不如趁“楚王病”以“代立当国”，而后“南面称孤”[40]。黄歇以为李园虚弱， 不敢轻举妄动，考烈王死后仍入棘门吊，果被李园死士所杀。黄歇的养士适得其反，不仅自己招致杀身之祸，而且也把楚国推向隳亡的绝境。其时（公元前238年），秦王政杀女戮土毋，废吕不韦。

楚国由于黄歇篡国野心而内部相残，秦国则整肃奸宀九，政令划一，两相对照，楚国结局也就未卜可知了。因此，楚国晚期政治的腐朽没落，其根子在黄歇。黄歇对楚国的败亡，负有不可推卸的责任。古人论及楚败亡原因，指出楚国非无“坚甲利兵”可用，亦非无“固塞险阻”可守，而在于“其所以统之者非其道故也”[41]。此“道”即为统治之道。可见楚国晚期政治失误，用人不当，黄歇误国，是使自己招致败亡的真正原因。

　　《望洞庭》原文及翻译赏析 篇1

　望洞庭

　湖光秋月两相和，潭面无风镜未磨。

　遥望洞庭山水翠，白银盘里一青螺。

　古诗简介

　《望洞庭》是唐代诗人刘禹锡所作的一首七言绝句。《望洞庭》载于《全唐诗》卷三百六十五。此诗通过对洞庭湖高旷清超的描写，充分表现出诗人的奇思异采。表达了诗人对洞庭湖的喜爱和赞美之情。

　翻译/译文

　洞庭湖上月光和水色交相融和，湖面风平浪静如同未磨拭的铜镜。

　远远眺望洞庭湖山水苍翠如墨，好似洁白银盘里托着青青的螺。

　注释

　洞庭：湖名，在今湖南省北部。

　湖光：湖面的波光。两：指湖光和秋月。和：和谐。指水色与月光互相辉映。

　潭面：指湖面。镜未磨：古人的镜子用铜制作、磨成。这里一说是湖面无风，水平如镜；一说是远望湖中的景物，隐约不清，如同镜面没打磨时照物模糊。

　山水翠：也作“山水色”。山：指洞庭湖中的君山。

　白银盘：形容平静而又清的洞庭湖面。白银：一作“白云”。青螺：这里用来形容洞庭湖中的君山。

　赏析/鉴赏

　诗中描写了秋夜月光下洞庭湖的优美景色。微波不兴，平静秀美，分外怡人。诗人飞驰想像，以清新的笔调，生动地描绘出洞庭湖水宁静、祥和的朦胧美，勾画出一幅美丽的洞庭山水图。表现了诗人对大自然的热爱，也表现了诗人壮阔不凡的气度和高卓清奇的情致。

　诗从一个“望”字着眼，“水月交融”、“湖平如镜”，是近望所见；“洞庭山水”、“犹如青螺”，是遥望所得。虽都是写望中景象，差异却显而易见。近景美妙、别致；远景迷潆、奇丽。潭面如镜，湖水如盘，君山如螺。银盘与青螺相映，明月与湖光互衬，更觉情景相容、相得益彰。诗人笔下的君山犹如镶嵌在明镜洞庭湖上一颗精美绝伦的翡翠，令人美不胜收。其用词也极精到。

　首句描写澄彻空明的湖水与素月青光交相辉映，俨如琼田玉鉴，是一派空灵、缥缈、宁静、和谐的境界。表现出天水一色，玉字无尘的融和画面。“和”字下得工炼，表现出了水天一色、玉宇无尘的融和的`画境。而且，似乎还把一种水国之夜的节奏——演漾的月光与湖水吞吐的韵律，传达给读者了。

　第二句描绘湖上无风，迷迷蒙蒙的湖面宛如未经磨拭的铜镜。“镜未磨”三字十分形象贴切地表现了千里洞庭风平浪静、安宁温柔的景象，在月光下别具一种朦胧美。因为只有“潭面无风”，波澜不惊，湖光和秋月才能两相协调。否则，湖面狂风怒号，浊浪排空，湖光和秋月便无法辉映成趣，也就无有“两相和”可言了。

　第三、四句诗人的视线从广阔的湖光月色的整体画面集中到君山一点。在皓月银辉之下，洞庭山愈显青翠，洞庭水愈显清澈，山水浑然一体，望去如同一只雕镂透剔的银盘里，放了一颗小巧玲珑的青螺，十分惹人喜爱。诗人笔下秋月之中的洞庭山水变成了一件精美绝伦的工艺美术珍品，给人以莫大的艺术享受。“白银盘里一青螺”，真是匪夷所思的妙句。此句的擅胜之处，不止表现在设譬的精警上，还表现了诗人壮阔不凡的气度和寄托了诗人高卓清奇的情致。在诗人眼里，千里洞庭不过是妆楼奁镜、案上杯盘而已。举重若轻，自然凑泊，毫无矜气作色之态，这是十分难得的。把人与自然的关系表现得这样亲切，把湖山的景物描写得这样高旷清超，这正是诗人性格、情操和美学趣味的反映。没有荡思八极、纳须弥于芥子的气魄，没有振衣千仞、涅而不缁的襟抱，极富有浪漫色彩的奇思壮采。

《望洞庭》原文及翻译赏析 篇2

　湖光秋月两相和，潭面无风镜未磨。

　遥望洞庭山水翠，白银盘里一青螺。

　注释

　1．洞庭：湖名，在湖南省。

　2．和：和谐，这里指水色与月光融为一体。

　3．潭面：指湖面。镜未磨：古人的镜子用铜制作、磨成。这里一说是水面无风，波平如镜；一说是远望湖中的景物，隐约不清，如同镜面没打磨时照物不清楚。两说均可。

　4．白银盘：形容洞庭湖。青螺：一种青黑色的螺形的墨，古代妇女用以画眉。这里是用来形容洞庭湖中的君山。

　译文

　洞庭湖的水光与秋月交相融和，

　水面波平浪静就好像铜镜未磨。

　远远望去洞庭湖山水一片翠绿，

　恰似白银盘子托着青青的田螺。

　赏析

　这是人遥望洞庭湖而写的风景诗，明白如话而意味隽永。第一句从水光月色的交融不分写起，表现湖面的开阔廖远，这应该是日暮时分的景象，天还没黑但月亮已经出来，如果天黑就看不出两者色彩的融合了。第二句用镜子的比喻表现夜晚湖面的平静，因为太阳已落，湖水不反光，像镜子没磨时光泽暗淡的样子。第三句写远望湖中君山翠绿的色彩，这里的“山水”实际只是指山，即湖中的君山。用“山水”属于古代汉语中“偏义复词”的用法。第四句再用一个比喻，将浮在水中的君山比作搁在白银盘子里的青螺。全诗纯然写景，既有描写的细致，又有比喻的生动，读来饶有趣味。

《望洞庭》原文及翻译赏析 篇3

　秋登巴陵望洞庭

　清晨登巴陵，周览无不极。

　明湖映天光，彻底见秋色。

　秋色何苍然，际海俱澄鲜。

　山青灭远树，水绿无寒烟。

　来帆出江中，去鸟向日边。

　风清长沙浦，山空云梦田。

　瞻光惜颓发，阅水悲徂年。

　北渚既荡漾，东流自潺湲。

　郢人唱白雪，越女歌采莲。

　听此更肠断，凭崖泪如泉。

　翻译

　清晨登上巴丘山，极目远眺，四方的景物无不尽收眼底。

　湖面明净倒映着天光，湖水清澈见底可以映现秋色。

　秋天的物色多么苍茫，岸上与水色都明丽清朗。

　山色青翠掩映了远处的林木，水色碧绿没有清冷的烟气。

　帆船轻漂，自江中向这里驶来，小鸟远去飞向日边。

　长沙浦边秋风清朗，云梦田上霜迹已空。

　观览秋光使人叹惜头发脱落，注目湖水流过又令人悲悯流年已逝。

　北边的小洲随波荡漾，湖水向东潺潺而流。

　郢人唱起《白雪》，江南美女歌唱《采莲曲》。

　听到这些歌声更让人肠断，凭靠山崖泪如泉涌。

　注释

　巴陵：指巴陵郡（今湖南岳阳）的巴丘山。巴丘山，位于岳阳南。又名巴蛇冢。传说后羿屠巴蛇于洞庭，蛇骨久积成丘，故得名。

　周览：纵览，四面瞭望。

　际海：岸边与水中。

　长沙浦：指由长沙而入洞庭之湘水。

　云梦：古代泽薮名，位于南郡华容县（今湖南潜江县）西南。古云梦泽，跨江之南北，自岳州外，凡江夏、汉阳、沔阳、安陆、德安、荆州，皆其兼亘所及。

　瞻光：瞻日月之光。

　阅水：阅逝去之水。

　徂年：流年、年华。《后汉书·马援传》：徂年已流，壮情方勇。

　渚：小洲，水中小块陆地。

　潺湲：水流动貌。

　郢：春秋时楚国国都。

　采莲：梁武帝所制乐府《江南弄》，七曲中有《采莲曲》。此指江南女子采莲时所唱之歌。

　创作背景

　唐肃宗乾元二年（759年）春天，李白因永王李璘事件长流夜郎中途获赦，结束了十五个月的流放生活，重新得到自由。诗人随即乘舟东下，在江汉一带逗留了一段时间，然后又南游洞庭、潇湘。这首诗就是作于这一年秋天。

　鉴赏

　诗的开头“清晨登巴陵，周览无不极”写在秋天的一个早晨，诗人登上巴丘山，眺望洞庭湖的美丽景色：“明湖映天光，彻底见秋色。”居高临下，湖光山色，无不尽收眼底。清澈的湖水和明朗的天空交相映照，充分显示了天高气爽的秋色之美。诗人对之不禁赞叹不已：“秋色何苍然，际海俱澄鲜。”

　开头六句是写意，是概括的描写，淡淡几笔勾勒出大致的轮廓。接着六句则是工笔，用鲜明的色彩细致地加以刻画。“山青灭远树，水绿无寒烟”两句写静态：山青树也青，远看山和树简直浑然一体。水是碧绿的，没有被朦胧的寒冷的暮霭所笼罩。“来帆出江中，去鸟向日边”两句写动态：湖面上突然出现风帆，原来是过往的船只；天空中鸟儿翱翔而过，朝着日出的方向飞去，逐渐消失了。“风清长沙浦，山空云梦田”两句写洞庭湖周围的秋景：长沙浦水净风清，云梦泽的田野蒙上一层白霜是那样空明。

　“瞻光惜颓发，阅水悲徂年。北渚既荡漾，东流自潺湲。”这四句触景生情，抒发身世之感。诗人看到水流不息，联想到那已经过往的岁月和消逝的年华，不禁感慨万端，悲从中来。

　“郢人唱白雪，越女歌采莲。听此更肠断，凭崖泪如泉。”这里运用了“阳春白雪”“曲高和寡”的典故，意思是说，无论是善于唱歌的歌手唱起《白雪歌》，或者是越地的女子唱起《采莲曲》，都无法使作者高兴起来，反而更加悲伤。诗到这里，戛然而止。“泪如泉”的原因，诗人没说，留给读者去联想，去思索。

　此诗为五言古诗，而语言工致，对用对仗，可见是吸取了近体诗的特点。李白诗歌素以雄奇奔放、豪迈不羁著称，但这首诗表现出李白诗歌精细工致的另一面。

《望洞庭》原文及翻译赏析 篇4

　唐 孟浩然

　八月湖水平⑴，涵虚混太清⑵。

　气蒸云梦泽⑶，波撼岳阳城⑷。

　欲济无舟楫⑸，端居耻圣明⑹。

　坐观垂钓者⑺，徒有羡鱼情⑻。

　注释

　⑴洞庭湖：中国第二大淡水湖，在今湖南省北部。张丞相：指张九龄，唐玄宗时宰相。

　⑵涵虚：包含天空，指天空倒映在水中。涵：包容。虚：虚空，空间。混太清：与天混为一体。太清：指天空。

　⑶气蒸云梦泽，波撼岳阳城：云梦大泽水汽蒸腾，洞庭湖的波涛摇撼着岳阳城。云梦泽：古代云梦泽分为云泽和梦泽，指湖北南部、湖南北部一带低洼地区。洞庭湖是它南部的一角。

　⑷撼：一作“动”。岳阳城：在洞庭湖东岸。

　⑸欲济无舟楫：想渡湖而没有船只，比喻想做官而无人引荐。济：渡。楫（jí）：划船用具，船桨。

　⑹端居耻圣明：生在太平盛世自己却闲居在家，因此感到羞愧。端居：闲居。圣明：指太平盛世，古时认为皇帝圣明，社会就会安定。

　⑺坐观：一作“徒怜”。

　⑻徒：只能。一作“空”。

　（9）坐观垂钓者，徒有羡鱼情：意思是说，看着人家垂钓，只能白白的产生羡鱼之情了。这是隐喻想做官没有途径，言外之意就是希望张丞相能相助一臂之力。羡鱼，《淮南子·说林训》中说：“临河而羡鱼，不如归家织网”

　译文

　译文一：

　八月洞庭湖水暴涨几与岸平，水天一色交相辉映迷离难辨。

　云梦大泽水气蒸腾白白茫茫，波涛汹涌似乎把岳阳城撼动。

　想要渡湖却苦于找不到船只，圣明时代闲居又觉愧对明君。

　坐看垂钓之人多么悠闲自在，可惜只能空怀一片羡鱼之情。

　译文二

　秋水胜涨，几乎与岸平，水天含混迷茫与天空浑然一体。

　云梦大泽水气蒸腾白白茫茫，波涛汹涌似乎把岳阳城撼动。

　我想渡水苦于找不到船与桨，圣明时代闲居委实羞愧难容。

　闲坐观看别人辛勤临河垂钓，只能白白羡慕被钓上来的鱼。

　诗歌赏析

　孟浩然早年有志仕进，曾人京求仕，失意而归。唐时，士人要进人仕途，必须有达官贵人引荐。此诗是诗人写给张九龄的，希望张荐引他。张九龄在唐玄宗时曾任中书令，封燕国公，后因事徙岳州，孟浩然此时游经岳州，故作此诗。

　全诗先写景后抒情。

　前四句以景物点出“望洞庭湖”的题意，展示了诗人所望的洞庭湖的壮观远景。这时已届八月之秋，湖水涨满，一片汪洋浩瀚，水天相接，洞庭湖与太空混而为一；湖上迷蒙，似乎整个洞庭湖都笼罩在云梦泽所蒸发的水汽之中；湖里波翻浪涌，其磅礴的声势，使整个岳阳城都受到震撼。这几句写出了洞庭湖的雄伟壮阔，空蒙浩瀚的撼动乾坤的气势，也表现了诗人此时爽朗开阔的胸襟。

　后面四句由写景转人抒情表志，透露出以此诗“赠张丞相”的心意。先以“欲济”一句承接上文写景，似乎诗人在叹惜没有船可以渡过洞庭，而实际上并非如此。后面“端居”一句方表露出真意。两句意思说：我要进人仕途可是没人引荐，在这圣明的时代闲居独处真是有愧啊。最后两句运用《淮南子》“临河而羡鱼，不若归家织网”的典故，说独坐着看别人出仕，而自己空有这种愿望，没有这种机会。说得十分委婉，没有直接提出要求，而实际正是要求张九龄为他的出仕出力荐引。

　全诗借景抒怀，表现了诗人积极用世的思想，希望在政治上得到援引的心情。

　诗人写此诗匠心独运，与一般干谒诗不同。先从写景人手，写雄伟壮阔的景观，暗寓自己的心志。然后以“欲济”一句作为过渡，既承接前面写景，又巧妙地转人抒怀。而在抒怀之中，没有直接说出请求荐引的话，而是运用比喻和典故，委婉地表明了自己的希望，而请求荐引之意也无须直接表白而自明了。

　此诗不仅抒情婉转巧妙，写景也很出色。诗人紧扣诗题，突出湖水，不写其他。用“平”字写出湖水涨满之后，以广阔的太空、云梦泽和雄壮的岳阳城与之映衬，又用“涵”、“蒸”、“撼”等字加以点染，从而显出了洞庭湖水的雄伟壮观和震撼乾坤的气势。“气蒸云梦泽，波撼岳阳城”因之成为咏唱洞庭湖的名句。

应该说他即爱又不爱。

长期以来，周朴园爱不爱鲁侍萍，是一个争议较大的话题。周朴园对鲁侍萍的怀念应该是真的。能够三十年保留鲁侍萍生活过的房间格局、习惯，记住她的生日，如果心中没有对鲁侍萍的怀念是不可能的。他是一个人，有他的人性。尤其是在他老的时候，蘩漪不驯服，儿子跟他疏远，他感到孤独，生活不如意，因此他怀念鲁侍萍也是他一生中最温暖的回忆。周朴园对鲁侍萍是虚情假意。听说侍萍还活着，周朴园感到“惊愕”，更是避而不愿见。他为了维护自己的“尊严”，害怕欺辱侍萍的卑劣行径张扬出去，有损门第。当他得知眼前的鲁妈就是侍萍时，资产阶级的本性，使他一下子从往日的怀念回到现实的利害冲突中来，先是声色俱变的责问，接着试图以“你我都是有子女的人”为由稳住侍萍，使其不再提旧事；口口声声表白不忘旧情，以期逃避侍萍的谴责；最后凶相毕露，辞退四凤和鲁贵，开除鲁大海，暴露了他的冷酷和凶残。

《雷雨》由剧作家曹禺创作，所展示的是一幕人生大悲剧，是命运对人残忍的捉弄。《雷雨》是“中国话剧现实主义的基石”。作者出于一种“情感的迫切的需要”，“以一种悲悯的情怀来俯视这片土地上的人们”，通过两个在伦理血缘上有着千丝万缕联系的家庭，剖析了社会和历史的深重罪孽。

作者简介：曹禺(1910～1996)，原名万家宝，祖籍湖北省潜江县，出生于天津。1922年进入南开中学，1925年参加南开新剧团，先后演出过《玩偶之家》、《国民公敌》等剧，也曾改编并参加演出了《财狂》、《争强》等剧，舞台实践又给他的戏剧创作增添了丰富的经验。1928年，曹禺升入南开大学政治系，1930年转入清华大学西洋文学系。期间他通读了英文版《易卜生全集》，还学习了更多的西欧古典戏剧与现代剧作。1933年，曹禺完成了他的处女作《雷雨》，发表在1934年《文学季刊》上，1935年公演后受到热烈欢迎。1936年又创作了《日出》，由此奠定了曹禺在中国话剧史上的地位。之后，他还创作了话剧《原野》和《北京人》、《明朗的天》、《胆剑篇》、《王昭君》等。新中国成立后，曹禺历任北京人艺院长、作协书记处书记、中央戏剧学院名誉院长、中国戏剧家协会主席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