桃花源记中渔人为何叮嘱“不足为外人道也”,急哦

不足为外人道也

足，值得

道，言说

句意为：不应当向外面人的传说（这里的事）。

因为这是个隐居避世的场所，他们选择这种生活就是为了逃避外界纷纷扰扰的尘世。当然不希望这种生活被公诸于世，更不希望被外人打破这种安静详和的日子。因此源中人千叮咛万嘱咐，告诉渔民“不足为外人道也”。

但是渔民未能信守然诺，最终使这一桃花源消失于人际。这其实也正说明了，这样的桃花源其实只是一个理想的田园，仅仅是一种虚幻的人生理想。

导语;事情要分清本末主次和轻重缓急，未成功之前不要急着考虑享受成果。下面是古代含有寓意的小故事，欢迎阅读：

《凿井得一人》

战国·吕不韦《吕氏春秋》

宋国有户姓丁的人家，家里没有井，需要到河边打水。因此，家里必须有个人经常出去挑水。家里打了一口井以后，他告诉别人说：“家里打了一口井，就等于多了一个人啊。”

有人听说了就传开了：“老丁家打井挖出一个人来。”宋国人都在传扬这件事，后来连国君也听说了。

国君派人问这户人家到底是怎么回事，他解释说：“我们的意思是，凿了井以后，家里省出人手，便多了一个劳动力，并不是打井的时候挖出了一个人。”

感悟：要懂得辨别信息的真伪，不要以讹传讹，间接途径获得的信息可能会不可靠。

《猫头鹰搬家》

西汉·刘向《说苑》

猫头鹰碰见了斑鸠。斑鸠问：“你到哪里去啊”猫头鹰说：“我打算搬到东边去住。”

斑鸠又问：“为什么呢”猫头鹰说：“西边的人们都讨厌我的叫声，所以我想搬走。”

斑鸠说：“如果你能改变自己的叫声，搬走是可以的。不然的话，迁到东边，那里的人一样会不喜欢你的叫声啊。”

感悟：对于自己的缺点和错误，不要选择逃避的态度，而是要勇于改正。

《狂 泉》

南朝·沈约《宋书》

从前有一个国家，国中有一条河流，名叫“狂泉”，国人饮用狂泉里的水，都毫无例外的发狂。

只有国君饮的是井水，没有发狂。但由于国人全都疯了，反而觉得国君是个不正常的狂人。

大家商量，如何来治好国君的“狂病”，于是抓来了国君，给他针灸吃药，什么方法都用到了。

国君被折磨得受不了，便取狂泉的水来喝，结果国君和大家一样，也得了狂病。这样一来，该国再没有一个不一样的人了，全国人一个个都非常高兴。

感悟：要警惕群体性的疯狂，在群体只流行一种荒诞的意识，只贯彻一种虚伪的做法的情况下，一个有健康头脑和正常行为的人，要想在众人颠倒黑白的环境下保持清醒，那是极其困难的。

《赵人患鼠》

明·刘基《郁离子》

赵国有一户人家被老鼠害苦了，就到中山国去借猫，中山人给了他一只。

这只猫很会捉老鼠，但是也喜欢捉鸡吃。

一个月之后，他家的老鼠被捉干净了，而鸡也被吃光了。

他的儿子认为这只猫是个祸害，对父亲说：“为什么不把它除掉呢”

父亲说：“我们的祸患在于家里有老鼠，不在于没有鸡。老鼠偷吃粮食，咬烂衣物，钻穿墙壁，啃坏家具，这样下去我们就要挨饿受冻，这比没有鸡更糟!没有鸡，我们只不过不吃鸡肉罢了，离挨饿受冻还远呢!为什么要把猫除掉呢”

感悟：古人云：“两害相权取其轻，两利相权取其重。”意思是两种利益同时放面前，当然是选择利益较大的那种;两种损害放面前，当然是选择伤害较轻的那种。简单地说，就是权衡利弊，首选利重害轻。

《许金不酬》

明·刘基《郁离子》

济水南边有一个商人，渡河时船翻了，他大喊救命。

有一个渔人驾船去救他，船还没有开到，商人大声叫道：“我是大富翁，你救我，我给你一百两银子!”

渔人把他救上岸，他却只给了渔人十两银子。渔人说：“你刚才说的是一百两，现在怎么只给十两”

商人大怒：“你一个打鱼的一天能挣多少钱呢一下子得了十两银子，还不知足吗”渔人沮丧地走了。

过了一些日子，这个商人渡河时船碰到石头又沉了，恰好这个渔人又在场。有人问：“你怎么不去救人呢”

渔人回答说：“这是一个说话不算数的人。”结果商人被淹死了。

感悟：做人要讲诚信，否则最终会害人害己。

《认 真》

明·陆灼《艾子后语》

艾子到郊外出游，两个弟子跟着他，一个名字叫“通”，另一个名字叫“执”。

艾子感到口渴，便派执到村舍去要喝的。田舍中有个老者迎着门坐在那里看书，执上前行过礼，说明来意。

老者指着书上一个 “真”字问道：“你若认识这个字，我就给你喝的。”执说：“这是‘真’字。”

老者听了很生气，不给他喝的。执只好回去告诉艾子。艾子说：“执不懂变通，还是通去吧。”

通见了老者，老者又像问执那样问他。通说：“这是‘直’‘八’两个字。” 老者很高兴，把家里酿造的最好的酒拿出来给了他。

艾子喝了之后觉得很可口，说：“通真是聪明!如果像执那样‘认真’，一点喝的也没有!”

感悟：人活在世上，到底该不该认真，认真到什么程度，如何变通，这些都是值得思考的问题。

《兄弟争雁》

明·刘元卿《贤奕编》

有一个人看到大雁飞来，连忙拿弓箭去射，一边拉弓，一边自言自语道：“射下来就煮了吃。”

在他旁边的弟弟听了急忙说：“鹅是煮了好吃，大雁却是烤了好吃!”这个人就放下弓箭，与弟弟争论起来。

兄弟俩争执不休，就去请社伯评理。社伯告诉他们可以大雁平分成两半，煮一半烤一半，他们都同意了。

等他们再回去找大雁时，大雁早就飞得不见踪影了。

感悟：事情要分清本末主次和轻重缓急，未成功之前不要急着考虑享受成果。

《按图索骥》

明·杨慎《艺林伐山》

伯乐的《相马经》上有这样描述千里马的话：“额头高高隆起，双眼像铜钱一样又大又圆，蹄子又大又端正。”

伯乐的儿子拿着《相马经》去找千里马，看见一只很大的癞蛤蟆，带回来对父亲说：“我找到一匹好马，样子跟您书上说的差不多，只是蹄子还不够端正。”

伯乐又好气又好笑，说：“可惜你找的这匹马只喜欢跳，不能驾车。”

感悟：理论与实践相结合才能发挥作用，只依赖书本知识会闹出笑话的。

《翠鸟移巢》

明·冯梦龙《古今谭概》

翠鸟为了避免灾祸，开始时往往把它的巢筑得很高。

小鸟孵化出来以后，翠鸟非常喜爱它们，生怕它们不小心掉下来摔坏，就把鸟巢移低一些。

等小鸟长出了羽毛，翠鸟更疼爱它们了，把鸟巢移得更低。这样，人们轻而易举地就把小翠鸟捉走了。

感悟：父母过分地溺爱孩子，反倒会害了孩子。孩子终久要成长，要独自面对危险和困难，所以孩子也要追求自我独立。

拼音yú rén zhī lì

成语故事战国时期赵国准备攻打燕国，燕王派苏代去赵国劝阻赵王，给他讲述一只河蚌在岸上晒太阳，鹬去啄它，蚌夹住鹬鸟的长嘴，双方争执不让，最后被一个渔翁轻易擒住的故事。如果燕赵发生战争，秦国就像渔翁那样吞并燕赵。赵王放弃了战争。

典故《战国策·燕策二》记载：蚌张开壳晒太阳，鹬去啄它，嘴被蚌壳夹住，两方面都不相让。渔翁来了，把两个都捉住了。

释义渔人：比喻第三者。比喻双方争执不下，两败俱伤，让第三者占了便宜。

用法作宾语；含贬义

相近词渔翁得利

成语举例王世充残忍褊隘之人，刻刻在那里觊觎非望，以收渔人之利。　清·禇人获《隋唐演义》第五十二回

　　战国时，赵国、燕国都不是实力很强的国家，然而赵惠文王无视对赵、燕两国虎视眈眈的强大的秦国，打算出兵攻打燕国。

　为了避免一场国破家亡的战乱，燕国的苏代跑到赵国去求见赵惠文王，以游说赵与燕两相和好、共同抗秦。苏代对惠文王说：

　“大王您先别谈打仗的事，我且讲个故事给您听：一只河蚌好久没上岸了。有一天出了太阳，河岸上十分暖和，于是河蚌爬到岸上，张开蚌壳晒太阳。河蚌只觉得浑身舒服极了，它懒洋洋地打起瞌睡来。这时，一只鹬鸟飞过来，悄悄落在河蚌的身边，很快地用长长的尖嘴伸过去啄河蚌的肉。河蚌猛一惊醒，迅速用力把蚌壳一合，将鹬的尖嘴紧紧地夹住了。

两千多年前的孔子说的话被他的弟子记录下来，我们都看得懂，桃花源中的人不过是秦朝时期流民的后裔，而陶渊明是东晋的人，他笔下的渔夫不可能更靠后，所以跟秦朝也没有隔得太远，语言还不至于变化到无法交流的程度。

楚辞《渔父》中渔父的人物特点：看破尘世、随遇而安、乐天知命的隐士形象。

《渔父》

先秦 屈原

原文：

屈原既放，游于江潭，行吟泽畔，颜色憔悴，形容枯槁。渔父见而问之曰：“子非三闾大夫与？何故至于斯？”屈原曰：“举世皆浊我独清，众人皆醉我独醒，是以见放。”

渔父曰：“圣人不凝滞于物，而能与世推移。世人皆浊，何不淈其泥而扬其波？众人皆醉，何不哺其糟而歠其醨？何故深思高举，自令放为？”

屈原曰：“吾闻之，新沐者必弹冠，新浴者必振衣；安能以身之察察，受物之汶汶者乎？宁赴湘流，葬于江鱼之腹中。安能以皓皓之白，而蒙世俗之尘埃乎”

渔父莞尔而笑，鼓枻而去，乃歌曰：“沧浪之水清兮，可以濯吾缨；沧浪之水浊兮，可以濯吾足。”遂去，不复与言。

译文：

屈原遭到了放逐，在沅江边上游荡。他沿着江边走边唱，面容憔悴，模样枯瘦。渔父见了向他问道：“您不是三闾大夫么，为什么落到这步田地？”屈原说：“天下都是浑浊不堪只有我清澈透明，世人都迷醉了唯独我清醒，因此被放逐。”

渔父说：“圣人不死板地对待事物，而能随着世道一起变化。世上的人都肮脏，何不搅浑泥水扬起浊波，大家都迷醉了，何不既吃酒糟又大喝其酒？为什么想得过深又自命清高，以至让自己落了个放逐的下场？”

屈原说：“我听说：刚洗过头一定要弹弹帽子，刚洗过澡一定要抖抖衣服。怎能让清白的身体去接触世俗尘埃的污染呢？我宁愿跳到湘江里，葬身在江鱼腹中。怎么能让晶莹剔透的纯洁，蒙上世俗的尘埃呢？”

渔父听了，微微一笑，摇起船桨动身离去。唱道：“沧浪之水清又清啊，可以用来洗我的帽缨;沧浪之水浊又浊啊，可以用来洗我的脚。”便远去了，不再同屈原说话。

扩展资料：

《渔父》是一篇可读性很强的优美的散文。开头写屈原，结尾写渔父，都着墨不多而十分传神；中间采用对话体，多用比喻、反问，生动、形象而又富于哲理性。从文体的角度看，在楚辞中，唯有此文、《卜居》以及宋玉的部分作品采用问答体，与后来的汉赋的写法已比较接近。

《渔父》创作背景：

《渔父》的写作背景，按司马迁本传和东汉文学家王逸的说法，大约是在楚顷襄王执政时期，屈原遭到流放，政治上遭到重大打击，个人和楚国面临着厄运的情况下，诗人心情忧愤苦闷，来到汨罗江畔，边行边吟而成的。

《渔父序》在末尾说：“楚人思念屈原，因叙其辞以相传焉。”为楚人因怀念屈原而收集整理屈原之诗词互相传赠。这说明《渔父》在秦汉以前已经广为流传。

-渔夫

一本《史记》肯定是不够的，《春秋》《左传》《公羊传》《谷梁传》《东周列国志》《战国策》《国语》《史记》《资治通鉴》都是非常不错的 其中重点推荐你看《春秋》《战国策》《左传》和《资治通鉴》 《战国策》和《左传》内容比较全，基本上都是给你一个立体的，很多方面的信息都有，《春秋》是春秋时期的，《资治通鉴》从三家分晋开始写起。 《东周列国志》要谨慎一些，这是古代的一部小说，不是正史 王宇的《品读春秋战国》也不错。建议你再看看新浪读书上的一些书，有你比较心仪的。好书挺多的，还有问题用HI联系我吧

　屈原投江

　　屈原早年受楚怀王信任，任左徒、三闾大夫，常与怀王商议国事，参与法律的制定，主张彰明法度，举贤任能，改革政治，联齐抗秦。同时主持外交事务。主张楚国与齐国联合，共同抗衡秦国。在屈原努力下，楚国国力有所增强。但由于自身性格耿直加之他人谗言与排挤，屈原逐渐被楚怀王疏远。前305年，屈原反对楚怀王与秦国订立黄棘之盟，但是楚国还是彻底投入了秦的怀抱。使得屈原亦被楚怀王逐出郢都，流落到汉北。屈原被逐出郢都，流放期间，屈原感到心中郁闷，开始文学创作，在作品中洋溢着对楚地楚风的眷恋和为民报国的热情。其作品文字华丽，想象奇特，比喻新奇，内涵深刻，成为中国文学的起源之一。前278年，秦国大将白起挥兵南下，攻破了郢都，屈原在绝望和悲愤之下怀抱大石投汨罗江而死

　　伍子胥过昭关

　　在诸侯大国争夺霸权的斗争中，大国兼并小国，扩张了土地。可是大国的诸侯不得不把新得到的土地分封给立了功的大夫。大夫的势力大了起来。他们之间也经常发生斗争。大国国内的矛盾尖锐起来，都想把争夺霸权的战争暂时停止下来。

　　为了这个缘故，宋国大夫向戍在晋、楚两国之间奔走，做调停人。

　　公元前546年，晋楚两国和其他几个国家，在宋国举行了“弭兵会议”（弭兵就是停止战争）。在这次会议上，晋国的大夫和楚国的大夫代表南北两个集团讲了和，订了盟约。规定除齐、秦两个大国外，各小国都要向晋、楚两国同样朝贡。晋楚两国平分霸权，以后五十多年里，没发生大的战争。

　　到楚庄王的孙子楚平王即位之后，楚国渐渐衰落了。公元前522年，楚平王要把原来的太子建废掉。这时候，太子建和他的老师伍奢正在城父（在河南襄城西）镇守。楚平王怕伍奢不同意，先把伍奢叫来，诬说太子建正在谋反。

　　伍奢说什么也不承认，立刻被关进监狱。

　　楚平王一面派人去杀太子建，一面又逼伍奢写信给他的两个儿子伍尚和伍子胥，叫他们回来，以便一起除掉。大儿子伍尚回到郢都（今湖北江陵西北），就跟父亲伍奢一起，被楚平王杀害。太子建事先得到风声，带着儿子公子胜逃到宋国去了。

　　伍奢的另一个儿子伍子胥，也从楚国逃出来，他赶到宋国，找到了太子建。不巧宋国发生内乱，伍子胥又带着太子建、公子胜逃到郑国，想请郑国帮他们报仇。可是郑国国君郑定公没有同意。

　　太子建报仇心切，竟勾结郑国的一些大臣想夺郑定公的权，被郑定公杀了。伍子胥只好带着公子胜逃出郑国，投奔吴国（都城在今江苏苏州）。

　　楚平王早就下令悬赏捉拿伍子胥，叫人画了伍子胥的像，挂在楚国各地的城门口，嘱咐各地官吏盘查。

　　伍子胥带着公子胜逃出郑国后，白天躲藏，晚上赶路，来到吴楚两国交界的昭关（在今安徽含山县北）。关上的官吏盘查得很紧。传说伍子胥一连几夜愁得睡不着觉，连头发也愁白了。幸亏他们遇到了一个好心人东皋公，同情伍子胥，把他接到自己家里。东皋公有个朋友，模样有点像伍子胥。东皋公让他冒充伍子胥过关。守关的逮住了这个假伍子胥，而那个真伍子胥因为头发全白，面貌变了，守关的认不出来，就被他混出关去。

　　伍子胥出了昭关，害怕后面有追兵，急忙往前跑。前面是一条大江拦住去路。伍子胥正在着急，江上有个打鱼的老头儿划着一只小船过来，把伍子胥渡过江去。

　　过了大江，伍子胥感激万分，摘下身边的宝剑，交给老渔人，说：“这把宝剑是楚王赐给我祖父的，值一百两金子。

　　现在送给你，好歹表表我的心意。”

　　老渔人说：“楚王为了追捕你，出了五万石粮食的赏金，还答应封告发人大夫爵位。我不贪图这个赏金、爵位，难道会要你这宝剑吗？”

　　伍子胥连忙向老渔人赔礼，收了宝剑，辞别老渔人走了。

　　伍子胥到了吴国，吴国的公子光正想夺取王位。在伍子胥帮助下，公子光杀了吴王僚，自立为王。这就是吴王阖闾。

　　吴王阖闾即位之后，封伍子胥为大夫，帮助他处理国家大事；又用了一位将军孙武，是个善于用兵的大军事家。吴王依靠伍子胥和孙武这两个人，整顿兵马，先兼并了临近几个小国。

　　公元前506年，吴王阖闾拜孙武为大将，伍子胥为副将，亲自率领大军，向楚国进攻，连战连胜，把楚国的军队打得一败涂地，一直打到郢都。

　　那时，楚平王已经死去，他的儿子楚昭王也逃走了。伍子胥恨透了楚平王，刨了他的坟，还把平王的尸首挖出来狠狠鞭打了一顿。

　　中国春秋战国时期最有名的刺客是六大刺客，即曹沫、专诸、要离、豫让、聂政、荆轲。他们在汉代名气很大。

　　一、曹沫

　　春秋早期人，是鲁国的刺客。在六大刺客中，年代最早。古书对他的名字有许多不同写法，其中一种是曹刿。这两个名字是属于同一个人(详拙作《为什么说曹刿和曹沫是同一人》)。过去，我们在《左传》中见过这位先生，名作曹刿。他曾在长勺之战，为鲁庄公出谋划策，用“一鼓作气，再而衰，三而竭”的治气之术，出人意外地打败了齐桓公，因而受到毛泽东的称赞。 此人出身卑贱，但足智多谋，想为鲁庄公献计献策。

　　他的老乡说，打仗是人家贵族的事，你不要多管闲事，他说，“肉食者鄙，未能远谋”（《左传》庄公十年），一定要插手，结果证明，他确实是优秀的军事家。毛泽东说“卑贱者最聪明”，举例很多，其中就有他。这是一种记载。另一种记载，是《史记·刺客列传》的记载。司马迁笔下的曹沫主要是勇士，他“以勇力事鲁庄公”。“庄公好力”，任为将。鲁与齐战，三战皆北，被迫在柯地签订不平等条约。在庄严的仪式上，曹沫突然用匕首顶住齐桓公，逼他退还鲁国的土地。在死亡的威胁下，桓公被迫答应。一经承诺，曹沫立刻投其匕首，下坛，北面就群臣之位，脸不变色心不跳，说话和原来一模一样。

　　这些记载，有两点值得注意：第一，曹沫不是贵族，而是卑贱者中的聪明人，他不会像贵族那么死心眼（如相信“蠢猪式的仁义道德”的宋襄公）。卑贱者爱使用非常手段，即贵族不耻的糙招，特别是在实力悬殊、强弱不敌的战争中；第二，曹沫参加的战争，正是这样的战争，齐国非常强大，鲁国非常弱小，他以奇谋侥幸打败齐桓公，但三战皆北，不能扭转战局，万般无奈，才铤而走险。

　　他的成功是靠两点：一是齐桓公地位高，名气大，他老人家怕死，曹沫不怕死；二是齐桓公“九合诸侯，一匡天下”，说话非同小可，不便在庄严的会盟仪式上出尔反尔，管仲劝他不可背约。这两条都是抓住了贵族的弱点。当然，在其他古书中，还有汉画像石中，这次劫持，参加者还有鲁庄公。逼急眼了，鲁庄公也放得下架子。

　　道理很简单，穿鞋的打不过光脚的（当然，这只是事情的一面）。

　　现在，在上海博物馆藏楚简中，我们发现了曹沫的兵法，名叫《散蔑之陈》。它的出土有一个意义，就是证明了我的看法，恐怖活动和兵法有不解之缘，两者不一定是对立的东西。

　　正规的战法是战法，不正规的战法也是战法。

　　二、专诸

　　年代比曹沫晚，是春秋晚期人，事见《刺客列传》，乃吴国的刺客。他和曹沫不同，只是个重诺轻死的亡命徒，类似侠客。公子光(后来的吴王阖闾)善遇专诸，答应死后为他赡养老母弱子，目的很明确，就是派他搞刺杀。刺杀是为了政变。其结果，必然是一死。这些都很清楚。但他和曹沫不同，曹沫所行，其实是劫持，不是刺杀，严格讲，是属于下面要谈的另一类。劫持，是以被劫持者为人质，提出各种要求（如赎金），杀人并不是最终目的（虽然其结果，常常和刺杀一样，人质还是死于非命）。

　　专诸和曹沫，共同点是不要命，勇敢。孙子讲御兵之法，说吴、越世仇，同舟共济，也会齐心协力，关键是死无退路。人心都是肉长的，勇是逼出来的。当兵的也是人，没有多余的命，令发之日，泪流满面，效死拼命靠什么？曰“投之无所往者，诸、刿之勇也”《孙子兵法·九地》，“诸”就是专诸，“刿”就是曹刿（即曹沫）。他们是春秋时期最有名的刺客（注意，劫持者也算刺客）。

　　三、要离

　　也是吴王阖闾的刺客。吴王派他刺杀另一个吴公子，名叫庆忌。要离是个枯黄干瘦风吹都要倒的弱者，庆忌是个武艺非凡膂力过人的壮汉。要离断臂刺庆忌，事见《吴越春秋·阖闾内传》（《刺客列传》不载），也是惊天动地。这事在战国时期很有名。如唐且使秦，拒绝秦王的无礼要求。秦王威胁说，您难道没有听说过“天子之怒”吗？“天子之怒”是“伏尸百万，流血千里”。

　　唐且反问说，那大王听说过“布衣之怒”吗？“布衣之怒”是“伏尸二人，流血五步，天下缟素”。当时，他举了三个刺客，一个是专诸，一个是要离，一个是聂政，其中就有要离。说罢“挺剑而起”。结果是“秦王色挠，长跪而谢之日：‘先生坐，何至于此，寡人谕矣’”（《战国策·魏四》）。

　　四、豫让

　　战国早期人，是晋国的刺客。此人也是亡命徒，他受过智伯的大恩，非常忠诚。赵襄子杀智伯，漆其头骨以为饮器，他发誓要为智伯报仇。为此，不惜残身毁容，隐姓埋名。先装受过刑的残废，给厕所刷墙。后装麻风病人，把自己弄成哑巴。两次刺杀都不成功。襄子感其诚，解衣令之刺，让他撒气，然后伏剑自杀。这是决意恩仇的个人行为（和《游侠列传》有交叉），不是由政治家导演，也许够不上“主义”。但刺杀和劫持，从法律角度讲，是最低级的犯罪形式，它们和称为“主义”的活动在形式上无法区分。

　　五、聂政

　　战国中期人，是韩国的刺客。聂政刺韩累（韩国的相邦），也属于快意恩仇。事见《刺客列传》，不必多谈。他的故事之所以出名，是烈士背后还有烈女，即聂政的姐姐，名叫聂荣（也作“聂嫈”）。弟弟死了，无人收尸，姐姐发现，终举其名，最后哭死在尸体旁边。郭沫若写过一个剧本，叫《棠棣之花》，就是歌颂聂政和他姐姐。

　　六、荆轲

　　战国末年人，是燕国的刺客（其先乃齐人，徙于卫，又入燕），也见于《刺客列传》。这是距司马迁最近，他亲自做过调查（向熟悉此事的公孙季功、董生和夏无且请教），着墨最多，记述最详，也最震撼人心的刺客。故事比较复杂，大家都很熟悉，这里不必多谈。有趣的是，陈凯歌拍了《刺秦》，正是讲荆轲刺秦王。**主题很前卫（但艺术水准不怎么样，窃以为），秦王要搞“全球化”，但杀人盈野，太残酷，荆轲代表“被侮辱与被损害的”祖国人民和各国人民，想去除掉这个暴君，“风萧萧兮易水寒，壮士一去兮不复还”，乃千古绝唱的慷慨悲歌。但他这么干，岂不是逆历史潮流而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