看过一部日本感人的电影.片名忘记了

是这个吧

片 名：我脑中的橡皮擦

别 名：拥抱这分钟 / 我脑海中的橡皮擦

英文译名：Nae meorisokui jiwoogae / A moment to remember / Eraser in my head

导 演：李载汉

主 演：郑宇成 孙艺珍

类 型：爱情 / 剧情

片 长：144 min

国 家：韩国

发行公司：Cathay-Keris Films Pte Ltd

上映日期：2004年11月5日 韩国

剧情梗概

影片描述身份悬殊的男女感人浪漫的爱情故事，饰演建筑公司老板掌上明珠的孙艺珍，是位迷糊又可爱的上班女郎，某日错把木工穷小子郑宇成，误以为是偷喝自己可乐的流浪汉，因而不打不相识，双双迅速坠入爱河。

秀真是富人家的千金，过着锦衣玉食的生活，可她却有着非常严重的健忘症，去便利店买东西时把东西和钱包都落在店里对她而言是家常便饭。去超市，经常将买好的物品与钱包落在那里。这一天，她返回超市去取落下的可乐和钱包时，发现柜台上已经空空如也。一个陌生的男人正拿着可乐站在旁边，这个男人乱糟糟的胡须，褴褛的衣衫。秀贞认定是他偷走了可乐，从他的手中一把抢过可乐一饮而尽，很响亮地打了个饱嗝，然后示威般地将空罐还给他，转身便走向了巴士车站。上了车，她才发现自己还是忘了拿钱包，于是返回超市，超市服务员见到她，立即将钱包和可乐还给她，秀贞这才知道自己刚才冤枉了别人，但那个男人早已不知去向。

哲洙是一个私生子，在建筑公司当工人，他虽然有母亲，却没有享受过家庭的温暖，他的梦想是成为建筑师。秀贞发现公司请来维修展示厅的木匠正是那天在超市遇见的男人，就在她以为他已经不记得她时，男人却抢过秀贞刚刚从自动售货机中取出的可乐一饮而尽，并故意向着秀贞打了一个很响的饱嗝。下班的路上，男人帮助秀贞抢回了被劫走的手袋……

随着一段时间的交往，二人都喜欢上了对方。一天傍晚，在小吃店里，哲洙对秀贞说：“喝了这杯，我们就交往，否则，从此不再相见。”秀贞毫不犹豫地喝掉杯中酒，两人开始交往。由于出身贫寒，哲洙不敢轻易地表白和允诺。终于，秀贞向哲洙求婚了，这对从来不知何谓家庭的哲洙来说太突然了：“想要与我结婚傻瓜，我到底有什么好”但是在秀贞的坚持下，他们还是结婚了。

婚后的秀真，记忆开始逐渐消退，就象被橡皮擦擦去一样。而事实上秀真得了阿兹海默氏症，大脑在逐渐死亡。哲洙经常在妻子为自己准备的爱心便当中发现只有两份米饭，而秀贞甚至连回家都会常常迷路。秀贞告诉哲洙：“我的脑子里有一个橡皮擦。”最后，秀真最终完全地失去了记忆，每天醒来，她都不认识身边的这个男人，但每天晚上临睡前，都会发现自己爱上了这个陌生人……

关于导演和**拍摄手法

导演李宰汉毕业于纽约大学艺术学院，曾经执导过英文片《深深的伤口》(The Cut Runs Deep)，《我脑中的橡皮擦》是他的第二部长片。在影片中，导演十分注重影像之美，并充分地发挥了他的才能，因此与常见的文艺片不同，该部**采用了多种**技巧，影像的速度、光的利用、特写等都被融汇到其中，画面非常优美，使略显单调的情节增加了活力和可看度。而所采用的**技巧有许多是广告片或MV中惯用的手法，使**看起来更像是一部唱片MV，突出和增强两位主演的魅力。

　　陈宗立，上世纪90年代初离开长乐，先后在邵武、永安、寿宁和湖南常德投资创办纺织厂。2002年5月创办福建省长乐市华源纺织有限公司。

在二十年前还是一个穷木匠以1300元起家开始创业，现在他已是身价过亿的纺织大亨。艰难创业路上，他经历了多少风雨;疯狂赚钱中，他有哪些赚钱绝招从一文不名的穷木匠变成身家上亿的纺织大亨，陈宗立的创富故事在福建省长乐市被人们当成了一段传奇。靠1300元起家，他是怎样一步步走上致富路的

　怀揣1300元榕城卖布

回忆当年创业，陈宗立说，妻子是他最该感谢的人。上世纪80年代初“草根工业”兴起，敢这一个字，挥霍了我所有的勇气。闯敢拼的长乐金峰人纷纷出外经商。看着身边不少人办企业、做生意，陈宗立的心也“痒”了。

可没本钱怎么办做裁缝的妻子一咬牙，将陪嫁的一之后他把QQ上女孩的号码删了！可是却无法将心中的那个她删了！条项链卖了。揣着卖项链得来的1300元，夫妇俩踏上了艰辛的创业路。

当时市后女孩创业故事之万元创业

年内挣百万！徐笺地铁商场其它商场的布局个样，服装店铺占据了绝对的主流。但是，其中家店铺的生意格外的火爆，名叫"衣物理念"。余平方米的小店里面，挤满了穿着时尚的年轻女孩。李佳是这家商铺的老板，同时也是上海其他家店铺的拥有者，活生生的女性创业故事。场上布料畅销，他们就通过亲友介绍，找到了当时的福州袜厂，早上从厂里批发出两捆布，下午用自行车驮到解放大桥桥头摆摊叫卖。渐渐地，从两捆布到两车布……再到后来，他们找了个空操场，把各种各样的布摊在地上，任小贩挑选，并把生意做到全国各地，在广东、辽宁等地开起了布店。

这样干了几年，夫妇俩手头渐渐积累了一些钱，开始有了自己办厂生产布料的想法。

19"你能不能不要老提你这失败的婚姻？"张晴实在受不粮亲，"这世上不是只有我爸个男人，也不是所有的男人都渣！"张晴摔门而去，在街上漫无目的地闲逛。88年，一个偶然的机会，陈宗立听说，连年亏本的寿宁丝绸厂想承包出去。他毅然离开了家乡，来到寿宁，租赁下这家丝绸厂，利用原厂设备、员工生产丝绸产品，再通过自己的渠道销售，很快获得了不错的回“我骑着单车载着你去学校。”报。

股市淘金两千万元

19警方决定另辟蹊径。在逐个排查陈娟的社会关系后，韩霞公司原来的的“股东”，42岁的吴蒙进入民警的视线――有路面监控显示，陈娟失踪前和吴蒙一起到过好几个地方！吴蒙存在重大的作案嫌疑。92年，中国股市初放光芒的时候，陈宗立就凭着敏锐的直觉加入了“炒股大军”，当了近十年“股民”，直到2001年才退出股市，那几年他从股票上赚了至少2000万元。他至今依然记得自己当年排队买福联股票的情形。

在股市上赚了钱，陈宗立又投资到生意上，他到处租赁、承包国有纺织企业厂房、设备，利用国有企业的优势生产纺织产品，再通过自己的渠道

她紧紧地抱住他痛哭起来。那一刻，她明白，能不顾生命危险救自己的，才是爱的最好表白。销售。发现了盈利空间的陈宗立王程这边的阻力来自于大伯，王程的父亲已经去世，家中最高的长辈就是大伯。大伯是位参加过抗美援朝战争的将军，在那次战争中，他的很多战友都牺牲了，他也失去了只胳膊。他听说王程要找个韩国女孩，就坚决反对，说：“无论许小年扬了扬头：“当然晓得啦。不过，你看起来老气横秋，我还以为是61岁呢！”如何也不能和敌国联姻！”一发不可收拾。

1992年，他同时承包了邵武丝绸厂、永安工贸公司，共有进口布机132台、国产布机40"你说什么？"我提高嗓音问。0多台，在浙江柯桥、成都鸳鸯池等地都设有销售的门面，在纺织这一行从丝绸到涤纶几乎做了个遍。

回乡终成纺织巨擘

2002年初，听到妻子一句“回家吧”，在外漂泊了14年的陈宗立回到了家乡。对家乡有着深厚感情，他希望能够把事业也搬回来。可一些朋友告诉他，在长乐办个小手续都要10天半个月，让他一度很是犹豫命运给了她最后一击――1972年，独生子兰斯死于空难，没给她留下一句话。母子永无互谅的机会了。她突然意识到自己犯了和母亲一样的错误：母亲目睹了父亲的不忠，用死亡逃避教育女儿的责任；她却在追逐爱情的过程中，错过了儿子的成长。。

2002年4月，陈宗立带着几位股东回长乐滨海考察。市领导的态度、家乡的投资环境，彻底打消201辞职后，我每天在街上晃。那天，刚出了**院，就看到两个女人在大街上撕扯对骂，个骂狐狸精，个骂肥婆。不用说定是小和原配了。原配人高马大，占了上风，小被抓了脸，头发还被薅下了缕。3年春节期间，徐景辉以公司需要扩大再生产为由向刘玉梅借钱，并许以3分利息，当时刘玉梅手头上也有钱，再说3分利息比存银行划算得多，于是先后两次把10万块钱交给了徐景辉，并要求他写下两张5万元的欠条，徐景辉许诺钱短期内就能还上。可到了2013年下半年，刘玉梅要用钱了还未见徐景辉还钱，便多次上门找他要账。由于此时工厂已经面临破产，徐景辉没钱还债，便开始东躲 ，躲避债主追债。了陈宗立的顾虑。

2002年5月15日，华源纺织有限公司注册了，6月26日厂房动工，11月8日开始生产，从征地到生产，才花了不到5个月的时间。

企业办起来了，陈宗立就想着如何做大做强。陈宗立决定从科技创新入手。他聘请了9位国内知名专家，组建了一个专家团，为企业提供技术支持。

2003 年，他联合台湾力丽、厦门翔鹭等知名企业，引进先进工艺联盟开发纳米级远红外纱线以及新颖吸湿排汗本色纱，开创了聚酯纤维混纺功能性产品的先例。英国很少发生地震，人们听到这一声喊，都慌乱地跑动起来。奥兰德拉着爱伦提醒着“小心空隙”，抄近道跨越铁轨，往安全地方跑。不料却被绊倒，由于奥兰德年事已高，这一跤导致他大脑血管破裂，就再也没能起来。但爱伦总觉得丈夫没有死，他还在地铁站等着她，还在提醒她“小心空隙”。所以，她每天都要来到车站，像这样坐在月台的长椅上，默默地倾听着丈夫亲切的提醒，静静地回味着过去相守的时光，轻轻地与响在耳边丈夫的声音叙谈。她会一直在这里坐上一整个上午，然后才带着小小的惬意踏上回家的路途。

“到今年底，华源的生产规模就能扩大到26万锭，打入全国纺织行业的前30强;2008年，我们打算上市。”陈宗立充满信心地说。

传奇创业木匠大亨

善良的张木匠辛勤劳动，将两个儿子拉扯成人，由于妻子早亡，他对他们很溺爱，长子大乖从小学做生意，后来发了财。他为人自私、贪婪，很会算计。他的妻子李氏刁泼狠毒，对张木匠冷酷无情。次子二乖粗通文墨，为人虚伪、狡猾。其妻赵氏从娘家带来一份厚家产，他们吃喝不尽，对此十分得意。但二乖也不愿奉养父亲，常常怨恨"老爹爹今年八十五，何不死在圣贤年"。张木匠年老体衰，已失去动能力，不得不依靠儿子为生。可这两个儿子都嫌弃他，但又毫无办法，只好立下字据，以半月为期，轮流养父。由于月份有大小，兄弟为此常发生争执。一天，大乖"照章"送爹到二乖门口，二乖夫妇恼于大乖又占了便宜，便装聋作哑，任凭大乖叫骂，就是不开门。大乖无奈，又不肯把爹爹再领回家，于是逼着老爹骑在二乖家的院墙上，并对爹说："你要掉往墙里掉，掉到墙外可没人管饭。"遂拔腿躲走。张木匠年轻时的好朋友王银匠，为人机智、诙谐、又富于正义感。这天，他挑着银匠挑子走街串巷，忽见张木匠昏倒在墙上，就将他救了下来。王银匠对张木匠的遭遇十分同情，他计上心头，要利用大乖和二乖爱财如命的本性，让他们养活老父，同时也趁机整他们一下。于是，王银匠从怀里掏出一个苞米面饼给张木匠，让他找个地方晒太阳，等着儿子来找他。王银匠先到大乖家，接着又到二乖家，都以要账为名，叙说当年张木匠怎样在他的炉子上化了许多银子，暗藏防老。大乖、二乖夫妇听后又惊又喜，各自都想先把爹弄到自己手里。于是，一场"争爹战"开始了。最后，还是张木匠提出的仍"照章"办事，以半月为期轮流养老，这场"争爹战"方告结束。不知不觉两年过去了，这两年中，大乖和二乖争相对爹大献殷勤，都希望爹能把藏银给自己。张木匠表面上生活是好多了，但内心痛苦却加重了。因为他没有银子，不愿在欺骗中生活，不久抑郁而死。张木匠死后，大乖和二乖想到他临终前说的一句话："看见那堵墙，想起王银匠。"认为这里一定有文章，于是他们又争着去找王银匠。王银匠得知老友病故，十分难过。大乖、二乖争相表白自己为爹的后事准备得齐全，王银匠听后也就放心了，哀悼一番准备回去。谁知，他们夫妻四人却苦苦缠住不放，一定让王银匠说出老爹藏银的地方。王银匠决心再一次戏弄他们，便让他们去刨墙。他们拼命地刨，结果墙倒被压在墙下，受到了惩罚。

　　吕剧《墙头记》脱胎于由山东省鲁剧院山东梆子剧团根据蒲松龄的同名俚曲改编的同名作品。1960年5月2日，山东梆子名家刘桂荣为毛主席演出了《墙头记》，受到毛主席亲切接见。1978年，山东省梆子剧团在济南山东剧院上演《墙头记》创下了连续演出45天不换剧目的记录。1982年，中央新闻纪录**制片厂将此剧制作为山东梆子戏曲艺术片。

　　内容简介：善良的张木匠辛勤劳动，将两个儿子拉扯成人，由于妻子早亡，他对他们很溺爱，长子大乖从小学做生意，后来发了财。他为人自私、贪婪，很会算计。他的妻子李氏刁泼狠毒，对张木匠冷酷无情。次子二乖粗通文墨，为人虚伪、狡猾。其妻赵氏从娘家带来一份厚家产，他们吃喝不尽，对此十分得意。但二乖也不愿奉养父亲，常常怨恨"老爹爹今年八十五，何不死在圣贤年"。张木匠年老体衰，已失去劳动能力，不得不依靠儿子为生。可这两个儿子都嫌弃他，但又毫无办法，只好立下字据，以半月为期，轮流养父。由于月份有大小，兄弟为此常发生争执。一天，大乖"照章"送爹到二乖门口，二乖夫妇恼于大乖又占了便宜，便装聋作哑，任凭大乖叫骂，就是不开门。大乖无奈，又不肯把爹爹再领回家，于是逼着老爹骑在二乖家的院墙上，并对爹说："你要掉往墙里掉，掉到墙外可没人管饭。"遂拔腿躲走。张木匠年轻时的好朋友王银匠，为人机智、诙谐、又富于正义感。这天，他挑着银匠挑子走街串巷，忽见张木匠昏倒在墙上，就将他救了下来。王银匠对张木匠的遭遇十分同情，他计上心头，要利用大乖和二乖爱财如命的本性，让他们养活老父，同时也趁机整他们一下。于是，王银匠从怀里掏出一个苞米面饼给张木匠，让他找个地方晒太阳，等着儿子来找他。王银匠先到大乖家，接着又到二乖家，都以要账为名，叙说当年张木匠怎样在他的炉子上化了许多银子，暗藏防老。大乖、二乖夫妇听后又惊又喜，各自都想先把爹弄到自己手里。于是，一场"争爹战"开始了。最后，还是张木匠提出的仍"照章"办事，以半月为期轮流养老，这场"争爹战"方告结束。不知不觉两年过去了，这两年中，大乖和二乖争相对爹大献殷勤，都希望爹能把藏银给自己。张木匠表面上生活是好多了，但内心痛苦却加重了。因为他没有银子，不愿在欺骗中生活，不久抑郁而死。张木匠死后，大乖和二乖想到他临终前说的一句话："看见那堵墙，想起王银匠。"认为这里一定有文章，于是他们又争着去找王银匠。王银匠得知老友病故，十分难过。大乖、二乖争相表白自己为爹的后事准备得齐全，王银匠听后也就放心了，哀悼一番准备回去。谁知，他们夫妻四人却苦苦缠住不放，一定让王银匠说出老爹藏银的地方。王银匠决心再一次戏弄他们，便让他们去刨墙。他们拼命地刨，结果墙倒被压在墙下，受到了惩罚。

　　《墙头记》是出轻喜剧，在欢快的气氛中，也凝结着张木匠一辈子的苦辣酸甜，同时也鞭挞着不孝儿女的扭曲心灵。从以上剧情介绍还可以看出，这出戏对于弘扬中华民族传统美德，培育尊老敬老风气，构建和谐社会，仍有着积极意义。

刘航琛素来是要以经济实力，作为自己的政治资本，再以政治势力来维护经济的发展。他充任刘湘的财政干员后，倚仗权势，亦官亦商，开办川康银行，巧夺川盐银行，以两行为支柱，大肆角逐，到处扩张，插手美丰，渗入聚兴诚，硬卡重庆银行，四处投资。他担任银行、工矿贸易企业的董事长、董事、总经理等头衔就有70多个，显赫一时。与杨粲三、杨季谦、康心如、潘昌猷并列为重庆金融界大亨。刘航琛四处搭架子、打楔子，拉到扯到，人们比之为“木匠”。 川康银行初名川康殖业银行，是1929年5月，刘航琛邀约卢作孚、何北衡等人发起的。最初由刘湘的副官长周见三临时负责，营业地点设在重庆曹家巷。1930年9月1日，川康殖业银行取得国民政府财政部的营业执照，迁入打铜街新建行址，正式营业。

为图压倒当时的商业行庄，虚张声势，拟定资本额为银元400万。实际上是刘航琛从禁烟款项下拿出60万以刘湘名义入股，另加一点商股，只凑足100万。1935年增资50万。共为150万元。

川康召开第一届股东会时，刘湘亲自出席，刘航琛任董事，由何北衡任董事长，卢作孚任总经理，周季悔任协理，汤壶峤任经理。希图借重这些商界闻人，以冲淡川康的政治色彩，而实际上川康的一切，由刘航琛代表刘湘主持。川康主要是为军阀刘湘和刘航琛私人服务。因此，对于一般商业银行经营的业务，如存、放、汇兑等，只不过聊备一格，并不重视，同聚兴诚、美丰相比，这些业务的发展大为逊色。但是，刘航琛运用所掌握的地方军阀财政大权，扶植川康，壮大经济力量，则是一般商业银行所望尘莫及。突出的有以下一些：（一）二十一军总金库收不抵支时，其经理兼收支组主任邹汝百（一作邹汝伯）发出大量期票（即“邹票”），川康首先办理“邹票”贴现业务，带动金融业相率经营，使军费获得暂时周转；（二）二十一军大量发行库券、公债，川康带头认购，在重庆金融市场上起着推波助澜的作用； （三）二十一军防区扩大到下川东沿江各县，向省外采购军火都由水道运输，在申汇价高无划时，川康就锞现到上海代刘湘交付军火价款；（四）替刘湘部队承汇转发军饷等等。这些方面部获利丰硕，单就1933年结算来看，川康赚了54．6万余元，其中利息和汇水收入就占收益额中的90%。此外，1931年刘航琛利用其财政大权，以“安定重庆金融”为理由，经刘湘批准，川康发行1元、5元、10元3种“无息存票”100万元，在市面流通。这种“无息存票”，名为存款收据，可以随时向银行兑取现金，其实就是变相发行钞票。川康还用刘航琛的招牌，向各军政机关吸收存款。这样，川康的活动资金大量增加，对刘湘的财政周转十分有利。

1937年，抗战爆发，全国和地方发行的公债暴跌，握存者无法抛售。重庆各银行钱庄投资公债办理押借的1200余万元，到期必须赎回。重庆利济、安济两财团所出的7底期票340万元。宣布延期兑付。中央银行现钞短缺，规定每户存款取现500元。重庆7底、8半银根相继抽紧，整个金融市场，突然陷于风雨飘摇之中。川康殖业银行历年投资各企业和债券不少，又握存桐油3000担在手，积压头寸，出现紧张局面。但有刘航琛这块招牌，东拉西扯，勉能应付。为要发展，必须改弦更张。当时重庆平民银行由宁芷邨任总经理、刘航琛任董事，资本为100万元，资金运转比较灵活。四川商业银行系范绍增任董事长、刘航琛为董事，资本为100万元。投资公债数字虽小，但在上海赌公债多头，行情吃亏，且难脱手，加以修建打铜街新行址，积压了36万元，以致资金周转出现严重危机。刘航琛乃极力倡议三行合并经营，谋求发展。在进行磋商时，各行主持人，各有打算。刘航琛认为兼并平民、商业两行后，资本共为350万元，倘凑足400万，就可超过聚兴诚、美丰两行资本的总和，而成为重庆最大的一家商业银行，执四川金融界的牛耳；在资金周转方面，平民银行资金是活动的，商业银行资金虽暂有困难，但其新建行址和经营的四川饭店全部家俱已商妥转让给交通银行，可得 40万元现金，三行合并后的资金是可以应付裕如的。宁芷邨考虑，重庆为抗战后方，市面金融如有波动，资力有限，恐难支持，川康有刘湘作后台，可以得到政治上的帮助；刘航琛共事有年，认为颇有应变之才，预计前途，合并有利。范绍增则想到商业银行资负相抵，股本仍然存在，如果停业清理，有伤体面，只好承认出售新建行址，合并经营。在研究行名时，经过—番商量，为保留其递嬗历史，决定三行各取两字成为“川康平民商业银行”，这样大家心安理得，各无异议。最后于1937年9月21日正式宣告三行合并。

1937年10月12日召开三行合并后第一次股东大会，选出周见三、范绍增、夏仲实等15人为董事，甘典夔、汤壶峤等5人为监事。董事会推出周见三、范绍增、罗震川、刘航琛、宁芷邨为常务董事，刘航琛为董事长；决定聘宁芷邨为总经理，周季悔、戴矩初为协理，不久戴任银行公会主席，改由范众渠继任，衷玉麟为渝行经理；确定资本为法币400万元，原川康殖业银行占200万元（实际收足150万元，余由刘航琛凑足），原重庆平民银行、四川商业银行各占100万元。

刘航琛担任川康董事长后，即提出集中人力财力，整理内部和谋求对外发展的经营计划。他口称胸无成见，一秉“大公”，实则大搞排挤，独揽大权。许多重大事件，如为了他个人政治目的的对外巨额投资，既不通过董事会，也不让常务董事晓得，以致引起常务董事周见三愤而辞职。代表商业银行大股东范绍增的范众渠（范部军需处长）出任川康协理，只能按月领工资，没有实权。当时范绍增已投靠蒋介石任蒋军第八十八军军长，住在重庆，由于开支大，曾多次向川康用款，常被刘卡住，造成隔阂。范部的编余人员，要求在川康工作，刘也拒不接受。这样加深了范、刘之间矛盾。范扬言：“我的钱是一枪一炮打出来的，刘航琛要我的钱，我要他的命。”直到抗战胜利前夕，由杜月笙、顾嘉棠出面，约集刘、范2人当面调解，协议由范退出川康，其股本每万元退给17万元计算，范将所退股金买了复华银行，为该行董事长了事。刘航琛同宁芷邨两人早在北京念书时相识，及至二十一、二十四两军在重庆设立财务统筹处时，刘、宁关系更密。但由于刘航琛有独霸川康野心。当川康增设天津、西安、衡阳各分行时，对经理人选，竟独自决定，不仅未通过董事会，连常务董事兼总经理的宁芷邨亦未预闻；刘航琛又好睹成性，随便支用川康公款，有次刘同杜月笙、顾嘉棠、康心如等赌牌九，一夜之间输了10余万元，他开出墨条向川康支取，适因市场银根甚紧，宁即拒付，以至刘、宁矛盾日益加深。抗战胜利后，刘航琛把川康所存外汇美金30万元投入利济轮船公司，事前宁毫无所知，因而宁感到川康底子挖空，前途险恶，职责所在，有拖累之虞。乃决意脱离川康。经王陵基出面调解，以范绍增为例，退股分家。按原股每万元退21万计算，共约退法币20多亿元了结。

刘航琛排挤了商业、平民两行的势力，退掉了范、宁等人的股款，扩大了他的股权，就是以刘湘名义投资的股款，也七转八转的化为己有。随着川康的不断增资，到1949年，刘已攫取川康股额70%，完全控制了川康。 川盐银行前身是“重庆盐业银行”，一直是当时盐运使王缵绪支撑的。1932年7月，经改组更名为重庆川盐银行，由吴受彤出任董事长，实行董事长制，大权独揽。资本主要是盐商筹集，资力较为雄厚。刘航琛对川盐一向垂涎，他极力拉拢吴受彤，曾助吴投机印花烟酒库券，使吴得利甚丰。1935年又同康心如、潘昌猷等，支持吴受彤当上重庆银行公会主席。吴对刘亦十分钦佩。吴、刘2人平素间互相标榜，彼此赏识，大有“天下英雄唯使君与操耳”的知遇情愫。在川盐选举第二届董事会之前，吴便拉了刘航琛和唐华、甘典夔等二十一军财政干员入股，使刘得以当上川盐银行董事。1937年吴病危，他召见行内主要负责人再三嘱咐：“刘航琛是个人才，办法多，各方面走得通。川盐董事长一职，非刘莫属。”“托孤”后不久，吴病故，董事会即推举刘航琛代理董事长职务，并由石竹轩、陈丽生、何说岩、曾子唯、马绍周等人赴大溪别墅迎刘劝驾。刘是一个以扩经济实力而发展政治势力的野心家，对于这个已经打好基础的川盐银行，觊觎已久，当然乐于接手。1938年春，董事会正式改选，刘即真除董事长。

川盐向被王缵绪视为掌中之物，刘航琛夺得董事长，战胜王缵绪，即以四川财政厅驻渝办事处主任何九渊为川盐董事会主任秘书，代行董事长职务，以田习之为川盐稽核室主任，以四川省银行上海办事处主任席文光为川盐香港办事处主任，牢牢控制着川盐。随后，刘航琛为王缵绪所迫，逃去香港时，表面上以曾子唯作董事会临时召集人，暗中仍以何九渊联络渝帮股东，田习之联络江津帮股东，掌握实权，把王缵绪亲信、西充帮的郭松年、杨鼎新等人排斥在外。渝帮同江津帮联合起来。以重庆警备副司令兼参谋长谢秉之（江津帮）代理董事长，保证“刘来谢走”。王缵绪仍未夺得董事长，愤而派人刺杀了何九渊。1940年1月，刘航琛由港返渝，谢秉之交卸，川盐仍归刘掌管。

1949年，刘先后收买了石竹轩、王缵绪、唐华、邓宅华、郭松年、陈介生等人的股本。通过这次收买，刘航琛在川盐的股权达资本总额70%。 刘航琛挟持川康、川盐两行的资力，俨然是重庆金融界的巨头。在工商各业四处插手，广为投资，进行扩张，一时声势赫赫。

1930年，军阀、盐商曾子唯，挟持康心如，强迫美丰银行退股。刘航琛借此插手，以刘湘名义收购曾子唯的股票。康心如为了投桃报李。送刘2万元股本，并安为美丰银行董事。从此，刘对美丰视同川康一样，遇事都给照拂。康心如想利用刘航琛主持的川康银行力量，以加快美丰发展速度。而刘航琛则因川康的政治色彩浓厚，利用美丰的资力以巩固川康。经康心如与刘航琛商定，仿照上海南四行成立联合公库的先例，于1934年10月，成立“川 （康）美（丰）联合营业事务总所”，由两行董事会推刘航琛任总所主任，康心如任副主任。首先在成都开辟业务，由总所派康心远、胡浚泉分任美丰、川康成都分行经理，分工合作，统算盈亏。但办了一年，在业务上、人事上、房屋使用上，都发生问题，终以得不偿失而解体。刘、康两人关系却始终拉得很紧。

杨粲三主持的聚兴诚银行，素称殷实，刘航琛向欲染指。他组织川康殖业银行时，便以聚兴诚的杨粲三、张茂芹为董事。1931年申汇大跌期中，刘与杨合作，由川康、聚兴诚两行从上海锞回现洋八九百万元，彼此分润不少。1933年中汇大涨时，刘航琛又叫川康借给聚兴诚银元50万元，并代为办妥打锞护照，使聚行赚得一笔可观汇水。但杨粲三对军阀势力素有戒心，尽管在1930年口头上曾对刘航琛表示：“我们先订合同，如果你将来下台，请到聚行担任总经理。”实际上生怕军阀势力的渗入。1935年，聚行存户陈子安等3人，具名向四川省财政厅控告杨家经营的谦吉祥和外国贸易部亏折甚大，杨家人实际上已无条件再作无限责任股东，故须查帐等等。刘航琛抓住这一机会，以财政厅长身份密令重庆市长张必果到聚行查帐。将聚行的财产目录、往来帐、房地产帐等提去。继后又迭次派员到聚行索阅事务委员会、股东会的会议记录、立案文件、资产负债表等。杨粲三对这突如其来的横祸，一时莫名究竟，乃叫任望南出面，向各方探询情由并进行调解。这时何北衡以探告人的代表身份出现。提出只要改组聚行公司组织，查帐问题即可解决。并还具体要求，要让刘航琛及其相近的几个人都参加聚行股份。杨始恍然大悟。乃就近求情于重庆行营秘书长杨永泰，由扬永泰专电刘航琛谓：“……搁而言之，殊非善策，万一因此而发生川省金融之剧变，则吾辈责任又不能避也。”嘱对聚行查帐一事早作处理。结果迫使杨粲三于1937年将聚行改组为股份有限公司，接纳刘航琛为常务董事，入股4万元了结此案。

潘昌猷经营重庆商业银行．倚仗其兄潘文华的势力，在重庆金融界争衡，同刘航琛素来不和。1936年，国民政府发行“统一公债”，规定公债按票面七折在上海证券交易所拍板成交。潘购进大量公债，进行睹博。1937年七七事变发生，全国各地金融市场掀起巨大风潮。银根奇紧，公债狂跌，重庆银行损失颇大，每天提存挤兑。吵闹不休，出现严重危机，弄得潘昌猷焦头烂额。刘航琛知道后，想趁机进行宰割。重庆银行向四川省银行借款应急，刘以省行总经理，断然拒借，还煽起商界向重庆银行提存，甚至去“下架子”。同时又以财政厅长身份去见重庆行营主任顾祝同和财政监理处处长关吉玉，主张在这次金融风潮中，关闭重庆银行等几家投机惨败的银行。以解救其他银行渡过难关。经潘昌猷向顾祝同等亟力表白，顾、关考虑到潘文华的关系，乃没有采纳刘航琛的意见，并叫潘昌猷向四川省银行办理抵押日拆，以应急需。刘航琛还是只同意办理3天日拆，卡住潘昌猷。后由于杨粲三的主动支援，调拨头寸，潘才渡过难关，没被刘航琛卡死。

刘航琛以川康、川盐两行为支柱，大搞扩张，大量投资各工商企业，发展经济势力，适应其政治上的需要。方式上，有的是他主动创办；有的是别人创办约他参加，以壮声势；有的趁增资改组时打入；还有的是迫使企业请他参加。投资范围，在工矿企业方面：有重庆电力公司、自来水公司、四川水泥厂、大华生丝公司、川康兴业公司、华西兴业公司、益和木材公司、润记营造厂、平光机器厂、华源织造厂、西安益世印刷厂、四川绢纺厂、民生公司、利济轮船公司等等；在商业方面：有中国国货公司、和源猪鬃公司、重庆猪鬃公司、南洋烟草公司、中复公司、四川旅行社等等；金融保险方面：有重庆银行、美丰银行、聚兴诚银行、华康银行、大夏银行、和通银行、兴华保险公司、太平洋保险公司等等，还有新闻事业的《商务日报》、《新民报》、《益世报》等。他自己说：“除了没有做大粪生意而外，其他的生意大概部做了。”他投资金融、保险、信托事业，是企图利用资金渗入或加强联系，俾能获得巨额利润分配；投资商业则主要是囤积投机，以图暴利；投资新闻事业，是希图成为他在政治经济活动方面的工具。例如他投资《益世报》（天主教主办）完全是为了攀附天主教南京主教于斌，另有所图。他到处投资，大大扩张了个人实力。 1945年抗战胜利了，刘航琛认为是发展个人野心的良好机会。他说：“抗战期中，重庆是经营重心。抗战胜利，上海是经营的前线，重庆是后方。将来纽约是经营的前线。上海是后方。”因此，他在重庆以川盐、川康两行联合了宝元、沱江、渝新、电力、水泥、丝业、广利、华西、沪西等公司、银行、厂矿、行号共18家，设立了一个“联合经济研究室”，以刘正华为主任，拨资2万美金．搜集有关经济情报，打算发行《经济通讯》月刊，以应各单位发展，业务之需。同时，他又在上海九江路川盐银行二楼成立了川盐、川康、和源、利济、电力公司等5单位的联合办事处，以涂重光任总秘书，以期实现他所渭的“使业务日臻现代化”。

1947年他又把川康总管理处迁到上海，并再度调整机构，在总管理处之下，划上海、重庆两个管理区。以汉口、南京、天津、广州、香港等地分行属上海区，成立上海区行。以西南各地的分支行处，属重庆区，成立重庆区行。两个区行的一切业务经营人权由刘航琛独揽。

他把经营的重心移到上海之后，于1946年，他伙同四川旅行社总经理汪代玺，拉上青帮头子杜月笙、顾嘉棠积极筹办利济轮船公司，刘航琛任董事长，由其亲信涂重光任总经理，汪代玺任协理。于斌答应把天津教区现有的一艘轮船交刘经营。李宗仁也表示，他正筹设一家海洋轮船公司（刘航琛曾挪用川康一笔外汇投资该公司），将来可交刘航琛办理。刘满以为有李、于的支撑，一定可以压倒垄断川江航运的民生公司。进而可以向海运事业发展。他为了开办利济轮船公司，挪用了川康、川盐两行大量外汇作为投资，由汪代玺介绍收买了“利济”、“利华”两条破烂不堪，载重3000吨的海轮，花掉美金60万，经过多次大小检修，才勉强航行于津、沪、穗、港之间。公司计划另订新船两艘，一艘取名“利镛”（杜月笙名镛），另一艘叫“利航”（刘航琛），准备航行国外，扩大海运事业。由于“利济”、“利华”两轮耗去的检修费和遭受停航损失太大，连同购船价款，总计花了百万美金以上，订造新轮，还须另筹资金，乃未实现。 刘航琛野心勃勃，正图力求一逞；国民党政权由于发动全面内战，受到致命打击，也正在土崩瓦解，东逃西散，财政金融全面崩溃。在这样情形下，刘航琛倾注全力经营的利济轮船公司，李宗仁、于斌的许诺都未兑现，而海运业务清淡，本身人员臃肿，财力薄弱，经营不善，“利济”、“利华”两轮长期停在香港，拖至1949年下半年，船员工资发不出而罢工，汪代玺无法解决，最后由总经理涂重光亲到香港把轮船卖掉遣散职工了事。利济的破产，给川康、川盐两行带来了重大灾难。特别是川康，从1946年起，陆续投资利济法币439．85亿元，1948年又增资金圆券9．6万元。川盐投入利济股本美金20万。刘航琛还挪用了川康美金30万和川盐美金25万给利济周转。还把和源猪鬃公司外汇40万美金，强作对利济的投资。更妙的是杜月笙、顾嘉棠见势不妙，将投入利济股本美金20万，逼着刘航琛以部分投资转为川康借款。这样，川康就为利济背上了沉重包袱，亦成为川康破产的另一致命伤。

1949年10月，刘航琛携眷逃窜香港后，川康银行已面临内外交困绝境，衷玉鳞出任董事长，当时川康急需解决的：一是对外负债中有部分系军款，催提甚急；另一个是决定裁遣职工90余人的遣散费和留行数百职工的生活费，需巨款应付。衷玉麟为此曾两次飞香港要求刘航琛解决，刘不得已，先后交由他女儿刘敬蓉带来黄金200余两，并挪用经济部资源委员会港币200万元汇渝，由川康和重庆猪鬃公司各用半数，终无济于事。截至1949年11月半期，川康对外负债尚有28万银元之巨。在重庆解放前夕，军官们向川康逼提存款愈趋严重，危及生命安全，所有经副襄理都逃避一空，衷玉麟成了刘航琛的替罪羊，只好施展脱身之术，匆匆宣布川康停业，带着被盖到龙王庙警察所投案，借以暂时获得庇护至重庆解放。

1949年4月，川盐银行万县帮石竹轩掀起倒刘风波，刘航琛改组董监会，以何兆青任董事兼总管理处业务经理，准备整顿业务，终因蒋政权面临覆灭，市场混乱，渝分行头寸尚差黄金400余两，多方设法填补无着，情况极为窘迫，更由于刘航琛到处投资，把资金扼死在许多企业里，“摇得动，扯不出来”。只好自食恶果，被迫接受高利贷借款来维持。但是，付出高利金额日增，差额更大，形成无法填补差额的严重局面。到6月8日川盐已无力应付存户的大量提存，只得关门暂时搁浅。一时聚集在行内数百户存款人，要求偿还本息，责骂不休。何兆青急电香港刘航琛请求接济，刘派女儿刘敬蓉飞渝携带黄金400两、美钞2000元。继后，川盐又派张政绩飞香港向刘取回黄金100余两。以这些金钞掉换成银元，陆续偿付各存户，8月中旬后业务逐渐恢复。不久国民政府发行银元券当硬洋使用，不到两月，贬值如废纸，闹得市面无市，许多商业银行无形搁浅，川盐亦不例外，只有第二次关门。解放后清理，资不抵债，宣告破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