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于司马迁和史记的资料

　　司马迁(前145—87)，字子长，左冯翊夏阳(今陕西韩城)人。父司马谈有广博的学问修养，曾“学天官于唐都，受易于杨何，习道论于黄子”。又曾为文“论六家之要旨”，批评了儒、墨、名、法和阴阳五家，而完全肯定地赞扬了道家，这说明他是深受当时流行的黄老思想的影响的。司马谈在这篇论文中所表现的明晰的思想和批判精神，无疑给司马迁后来为先秦诸子作传以良好的启示，而且对司马迁的思想、人格和治学态度也必然有影响。汉武帝即位后，司马谈做了太史令，为了供职的方便，他移家长安。在此以前，司马迁“耕牧河山之阳”，即帮助家人做些农业劳动，同时大概已学习了当时通行的文字——隶书。随父到长安后，他又学习了“古文”(如《说文》的“籀文”和“古文”等)，并向当时经学大师董仲舒学习公羊派《春秋》，向孔安国学习古文《尚书》。这些对年轻的司马迁都有很深的影响。

　　司马迁在二十岁那一年开始了漫游生活。这就是他在《史记·太史公自序》中所说的：“二十而南游江淮，上会稽，探禹穴，规九疑，浮于沅湘。北涉汶泗，讲业齐鲁之都，观孔子之遗风，乡射邹峄，乙困鄱薛彭城，过梁楚以归”。归后“仕为郎中”；又“奉使西征巴蜀以南，南略邛、笮、昆明”。以后又因侍从武帝巡狩、封禅，游历了更多的地方。这些实践活动丰富了司马迁的历史知识和生活经验，扩大了司马迁的胸襟和眼界，更重要的是使他接触到广大人民的经济生活，体会到人民的思想感情和愿望。这对他后来著作《史记》有极其重要的意义。

　　元封元年(前110)，汉武帝东巡，封禅泰山。封建统治阶级认为这是千载难逢的盛典，司马谈因病留在洛阳，未能参加，又急又气，生命危在旦夕。这时司马迁适从西南回来，他就把自己著述历史的理想和愿望遗留给司马迁，司马迁流涕说：“小子不敏，请悉论先人所次旧闻，弗敢阙!”三年后，司马迁继任为太史令，他以极大的热情来对待自己的职务，“绝宾客之知，亡室家之业，日夜思竭其不肖之才力，一心营职以求亲媚于主上”。并开始在“金匮石室”即国家藏书处阅读、整理历史资料。这样经过了四、五年的准备，在太初元年(前104)，他主持了改秦汉以来的颛顼历为夏历的工作后，就开始了继承《春秋》的著作事业，即正式写作《史记》，实践他父亲论载天下之文的遗志。这年司马迁是四十二岁。

　　正当司马迁专心著述的时候，巨大的灾难降临在他的头上。天汉二年(前99)李陵抗击匈奴，兵败投降，朝廷震惊。司马迁认为李陵投降出于一时无奈，必将寻找机会报答汉朝。正好武帝问他对此事的看法，他就把他的想法向武帝说了。武帝因而大怒，以为这是替李陵游说，并借以打击贰师将军李广利。司马迁就这样得了罪，并在天汉三年下“蚕室”，受“腐刑”。这是对他极大的摧残和耻辱。他想到了死，但又想到著述还没有完成，不应轻于一死。他终于从“西伯拘而演《周易》，仲尼乙而作《春秋》，屈原放逐，乃赋《离骚》，左丘失明，厥有《国语》”等先圣先贤的遭遇中看到自己的出路，于是“就极刑而无愠色”，决心“隐忍苟活”以完成自己著作的宏愿。出狱后，司马迁升为中书令，名义虽比太史令为高，但只是“埽除之隶”、“闺合之臣”，与宦者无异，因而更容易唤起他被损害、被污辱的记忆，他“每念斯耻，汗未尝不发背沾衣”。但他的著作事业却从这里得到了更大的力量，并在《史记》若干篇幅中流露了对自己不幸遭遇的愤怒和不平。到了太始四年(前93)，司马迁在给他的朋友任安的信中说：“近自托于无能之辞，网罗天下放失旧闻，考之行事，稽其成败兴坏之理，凡百三十篇。”可见《史记》一书这时已基本完成了。从此以后，他的事迹就不可考，大概卒于武帝末年。他的一生大约与武帝相始终。

　　司马迁接受了儒家的思想，自觉地继承孔子的事业，把自己的著作看成是第二部《春秋》。但他并不承认儒家的独尊地位，他还同时接受了各家特别是道家的影响。他的思想中有唯物主义因素和批判精神，特别由于自身的遭遇，更增加了他的反抗性。班彪、班固父子指责司马迁“是非颇谬于圣人：论大道则先黄老而后六经，序游侠则退处士而进奸雄，述货殖则崇势力而羞贫贱”，这正说明了司马迁的思想比他的许多同时代人站得更高，而为一些封建正统文人所无法理解。我们今天正是从这些封建正统文人的指责中，看到了司马迁进步思想的重要方面。

　　《史记》是我国历史学上一个划时代的标志，是一部“究天人之际，通古今之变，成一家之言”的伟大著作，是司马迁对我国民族文化特别是历史学方面的极其宝贵的贡献。全书包括本纪、表、书、世家和列传，共一百三十篇，五十二万六千五百字。“本纪”除《秦本纪》外，叙述历代最高统治者帝王的政迹；“表”是各个历史时期的简单大事记，是全书叙事的联络和补充；“书”是个别事件的始末文献，它们分别叙述天文、历法、水利、经济、文化、艺术等方面的发展和现状，与后世的专门科学史相近；“世家”主要叙述贵族侯王的历史；“列传”主要是各种不同类型、不同阶层人物的传记，少数列传则是叙述国外和国内少数民族君长统治的历史。《史记》就是通过这样五种不同的体例和它们之间的相互配合和补充而构成了完整的体系。它的记事，上自黄帝，下至武帝太初(前104—101)年间，全面地叙述了我国上古至汉初三千年来的政治、经济、文化多方面的历史发展，是我国古代历史的伟大总结。

　　司马迁的著作，除《史记》外，《汉书·艺文志》还著录赋八篇，今仅存《悲士不遇赋》一篇和有名的《报任安书》。《报任安书》表白了他为了完成自己的著述而决心忍辱含垢的痛苦心情，是研究司马迁生平思想的重要资料，也是一篇饱含感情的杰出散文。《悲士不遇赋》也是晚年的作品，抒发了作者受腐刑后和不甘于“没世无闻”的愤激情绪。

　　司马迁家族世代掌管太史的官职，修史是家族的事业。他写《史记》前，是中国封建时代空前绝后的漫游者，他在父亲的要求下，从二十岁开始曾作为期两年的漫游，司马迁的漫游，是一次实地考察。他亲自采访，获得了许多第一手材料，保证了日后写《史记》的真实性、科学性。

　　司马迁因李陵事件而蒙受人生灾祸。他因为替李陵辩护，汉武帝震怒，司马迁下狱。他想到了接受死亡甚至有自杀的念头。但他毅然接受宫刑，在死刑与宫刑之间选择。为了著述的理想，司马迁忍辱含诟，隐忍苟活，选择了辱没祖先和个人人格的宫刑。生前人所不耻，死后光耀千古，成为一个另类的英雄。

　　自从司马迁写完《报任安书》之后，人们便再也不知道他的消息了，历史的记载在这里留下了一页空白，后人只能从零星的、甚至是互相矛盾的传说中去揣测他的结局。司马迁死了，在《史记》完成之后，悄然无声地离开人世了。他以生命的终结，换来了《史记》的诞生；他的死留下一个历史之谜，他的著作却矗立起一块历史的丰碑。

　　（全文）

　　司马迁是汉武帝时期的一位执掌天时星历，记录、搜集保存典籍文献的一个史官。史官无权无势，无名无利，他因罪得罪了汉武帝，在死刑和宫刑之间他选择了一个男人最为耻辱的宫刑，包羞忍耻活了下来。后来呢，他又充当了本应该由太监来充当的一个官，也就是中书令。当中书令的时候，他为官又不能推贤进士，也就是说并不是个好官。但是就是这位司马迁，撰写了中华文化史上一部宏伟的巨著《史记》。这部《史记》影响了，并且继续影响着中国文化和社会生活，司马迁是不是一位英雄？如何评价他的人格？司马迁有着怎样的传奇的人生？他对中华民族的贡献究竟在哪里呢？这就是我们今天要探讨的问题，我们将沿着司马迁生命的轨迹走进这位历史文化名人的精神世界，来解读两千多年前的一个历史之谜。

　　我想分四个问题讲一讲，第一个问题谈的是二十漫游，二十岁的一次漫游。司马迁字子长，生于公元前145年，出生地在龙门，也就是今天的陕西省韩城县。据司马迁自己说，他少年时期曾经“耕牧河山之阳”，也就是说他儿童时期曾经在家乡从事过一些农业劳动。后来他的父亲司马谈到长安做了太史令，司马迁随父亲也到了长安，在父亲的指导下，他刻苦读书，打下了深厚的文化基础，他拜了很多名师做老师。司马迁的家族，就是他这个家族，世代都是史官，而作为史官，他有责任来记载帝王圣贤的言行，也有责任来搜集整理天下的遗文古事，更有责任通过叙事论人而为当时的统治者提供借鉴。那么他的父亲司马谈就有志于整理中华民族数千年历史，试图撰写一部规模空前的史著。就是写一部史书，从他父亲开始就已有这么一个理想，他的父亲做太史令之后，就开始搜集阅读史料，为修史做准备。但是司马谈感到自己年事已高，要独立地修成一部史著，无论是时间、无论是精力，还是才学知识都还不够，所以司马谈寄厚望于他的儿子司马迁，希望他能够早日参与其事，最终实现这样一个宏愿。

　　于是，他让儿子在读万卷书的基础上，开始行万里路，他要求他儿子来进行一次为期两年多的一次全国的漫游。所以我这里要介绍司马迁的漫游，于是司马迁从20岁开始，就做了一次漫游，司马迁是为写《史记》做准备的一次实地考察，他亲自采访，获得了许多第一手材料，保证了《史记》的真实性和科学性。那么他这个漫游，也是《史记》实录精神的一种具体体现。

　　我举几个例子，比如说他漫游到汨罗江畔，在汨罗江畔，在当年屈原投江自沉的地方，他高声朗诵着屈原的诗，他痛哭流涕，所以他写《屈原列传》写得那么有感情，他是亲自去考察过，他是在学习屈原的基础上来写屈原的。比方说，在韩信的故乡淮阴，他也搜集了许多有关韩信的故事，你比如说他亲自去问别人，说当年韩信受胯下之辱，这大家知道，这个典故，韩信为什么能够受胯下之辱而不发怒？而不愿意去做出非法的事来，忍了。韩信那么高的个子，从一个流氓两个腿之间爬过去，如果按照他的个性，一刀就把他杀了。但是如果把他杀了，后来还能够建功立业吗？韩信后来帮助刘邦推翻了秦王朝，建立了西汉，封王封个侯，回了故乡，韩信自己说，如果当初我把你杀了，我就没后来的建功立业，所以小不忍则乱大谋。

　　再比如说在曲阜他去瞻仰了孔子的墓，还和孔子故乡的一些儒生在一起揽衣挽袖、一步一揖，学骑马、学射箭，学行古礼，以此表达他对孔子的纪念，高山仰止，对孔子的纪念。

　　再比如讲，在孟尝君的故乡薛城，他走乡串巷，考察民风，而且他考察这个地方的民风跟当年孟尝君好客养士有什么关系，所以他走一路、考察一路，可以这样说，司马迁在漫游的旅程中，不放过任何一个了解历史的人，不放过任何一个存留于人们口碑上的故事，获得了许许多多从古籍当中所得不到的历史材料，同时他深入民间，广泛地接触了人民群众的生活，使得他对社会，对人生的观察、认识逐渐深入。

　　此外他遍历名山大川，饱览了祖国山河的壮美，陶冶了性情，从而也提高了他的文学的表现力，所以我要讲司马迁这的这次漫游，正是司马迁走向成功的极为坚实的一步，是非常典型的所谓读万卷书，行万里路。

　　第二件事情，就是李陵之祸。就是司马迁因为受李陵事件的影响，而被下到牢里边去了，所谓“李陵之祸”。司马迁22岁漫游回来以后，22岁就开始做官，但是做的是一个郎中，郎中是什么，就是“掌守门户，出充车骑”，就是皇帝的一个侍从。一直到38岁的时候，他才继承他父亲的职位，就是他父亲去世以后，他继承了父亲的职位做了太史令。从做太史令那天开始，他就开始《史记》的资料准备和撰写工作，38岁一直当太史令，然后就开始写《史记》。

　　正当司马迁专心著述，专心写《史记》的时候，巨大的灾难降临到他的头上，我刚才讲了，一部文学史，就是文人的辛酸史，文人的不幸才给我们文学史上留下了这么伟大的作品。在汉武帝天汉二年，也就是公元前99年，司马迁47岁。这一年的秋天，匈奴发动了对汉朝的进攻，汉武帝就任命他的宠妃，李夫人的哥哥，李广利为主帅去抗击匈奴，而要李陵，李陵是什么人物呢？就是汉代另外一个很有名的人物飞将军李广的孙子，李陵这个人心劲很高，他提出来，我带一支军队，五千人，我要横行匈奴。名将之后很有气魄，汉武帝看他如此有勇气，于是就给他五千精兵，这五千精兵都是五千荆楚壮士，非常勇敢、非常能打仗，李陵开到前线去，到前线去以后，跟匈奴打仗，连打了几仗，连打连胜，消灭了几倍于他的匈奴敌人。

　　当李陵打胜仗的消息不断传到朝廷的时候，汉武帝非常高兴。看着汉武帝高兴，那么周围大臣都纷纷祝贺汉武帝，哎呀！陛下得此良将，李陵不愧是名将之后，都恭贺汉武帝。但李陵毕竟带的是五千人，寡不敌众，而且后来匈奴以为这就是汉朝的主力军，整个匈奴把军队都拉来对付李陵，最后李陵终于敌众我寡，打了几次仗以后，最后战败被俘了。李陵被俘虏之后，汉武帝非常生气，挫败了我大汉王朝的军威，挫动了我的国威，很恼火，很生气，而这些大臣朝廷大臣们，看着汉武帝生气，于是又转过来纷纷来咒骂李陵，说李陵本来就不是个好东西，李陵本来就不是个好人，就纷纷骂李陵。

　　结果有一次在朝廷议事的时候，史官不是陪侍在旁边吗？汉武帝就问司马迁对这个问题的看法，司马迁就说了一番话，是替李陵辩护，好！这就惹恼了汉武帝，于是司马迁被定了一个什么罪呢？“诬罔主上”。就是攻击诬蔑咒骂皇上，于是把司马迁打入大牢，司马迁这样得罪了汉武帝，开始司马迁并没有定为死罪，大概过了将近一年，半年多到一年的时间，一直没有李陵消息，汉武帝就想派人打听李陵被俘虏以后，究竟是投降了？还是现在情况怎么样呢？就派一个人叫公孙敖到匈奴去打听李陵的消息，公孙敖在匈奴那个地方转了几个月，始终没有得到李陵的准确的消息，到底李陵现在怎么样了？是死了？还是活了？是投降了？还是干什么去了？不知道。后来听信一个传言，说李陵正在某处帮助匈奴训练军队，他得不到别的准确消息，于是带着这个消息回来告诉汉武帝，说李陵在那里帮助匈奴训练军队，汉武帝大怒，这就是叛徒，你被俘虏还不说，你现在帮助匈奴训练军队打我们，于是李陵被诛灭九族，那么司马迁就被定为死罪。司马迁是为李陵辩护，因此我的结论是：在李陵事件当中，司马迁只是尽到了一个史官直言的职责。司马迁如果不说话什么都没有，皇上问我，我不说，或者跟其他大臣一样，也把李陵骂一通，他什么事都没有，他不过是尽到了一个史官坦诚说自己意见，也许这个意见可能错，但是这个史官该说真话，所以坦诚直言的职责，他因此而蒙冤下狱，甚至被判了死刑，死罪，那么这正是封建统治者的专横。

　　关于司马迁生平第三件事情，就是“痛下蚕室”，司马迁以诬罔主上而被定为死罪，那么按照汉朝的刑法呢，死罪犯人有两种方法可以免死：一就是缴纳五十万钱，二是接受宫刑。司马迁作为史官，家境清贫，再加上下到死牢里面去，人们逃避惟恐不及，谁还去资助他钱呢？就算借得到钱，也没有人敢借给他，自己拿不出来，也没有人借，所以无法筹措那五十万。因此，司马迁要想活命，只能接受宫刑，什么叫宫刑呢？宫刑就是施刑于男人的下身，而且接受这种刑法的人，他畏冷怕风，随时都有生命危险，因此在施刑的牢房当中必须保暖，就好像民间养蚕的屋子一样，所以，受宫刑也叫下蚕室。司马迁对此事来说，去死和接受宫刑更容易接受的是什么？是死。司马迁并不怕死，因为他知道，死有重于泰山，或轻于鸿毛。这是他自己的话了，那么他认为，即使是奴隶，即使是婢妾在受到侮辱的时候，也知道以死来摆脱，何况我司马迁。自己是一个深明是非的史官，我难道不懂得羞辱的活着比死还可耻吗？难道还怕死吗？但是司马迁不能够选择死，这是因为他不能让《史记》的写作半途而废，因为这是继承祖业实现父亲遗愿的大事，如果自己死去，他将以何种面目去见九泉下的先人呢？而作为一位史官，没有留下半点文字，如何向后人交代？再说，如果他选择自杀，或者是被杀，人们并不会把他看做是殉节，而只会认为他智尽无能，或者是罪大恶极，死有余辜。在这种情况下死，那就是轻于鸿毛了。那么惟一的选择就是接受宫刑，在这时候司马迁想到了，古代的周文王、孔子、屈原、孙膑、吕不韦、韩非子等这样一些圣贤，他们都是在逆境当中坚韧不拔，最后都完成了轰动天下的文化巨著。于是司马迁为了保存自己以完成撰写《史记》的大业，决定自请宫刑，减死一等，我愿意接受宫刑，免死。

　　司马迁终于被处以宫刑，他前后在狱中呆了三年，他隐忍苟活，在狱中还坚持写《史记》，大概是在汉武帝太始元年，也就是公元前96年，司马迁50岁的时候，他出狱了，47岁被打到牢中，50岁出狱，出了狱以后做了中书令，中书令的职务是“领赞尚书，出入奏事”，什么意思呢？就是把各部的尚书有什么表，有什么奏章呈现给皇上，把皇上有什么圣旨，旨意，传达给大臣们。但这个职务一般是由宦官来担任的，现在司马迁担任这个职务，也就是说汉武帝实际上把他看作一个宦官，实际上是以一个宦官的身份在朝廷做官。司马迁是为了做官活下来的吗？不是！所以他对中书令，对朝廷的事务没有兴趣，出狱以后的司马迁，须发脱落、形容枯槁、弱不禁风，他经常是精神恍惚，他自己在《报任安书》里边这样写到，他说我“居则忽忽若有所亡，出则不知所如往”，他说我动不动人精神恍惚，不知道怎么回事，或者走着走着，哎呀！我怎么走到这儿来了，人处在一种恍惚状态，心里面经常忍受着痛苦的煎熬和无限的愤恨。他想到他受宫刑，想到是作为一个男人接受最耻辱的刑罚，侮辱祖先，所以这是奇耻大辱。“每念斯耻，汗未尝不发背沾衣也”，什么意思？想到我司马迁受了这种刑罚，我一想到冷汗直冒，经常是汗湿衣裳，衣裳都湿透了。可以看到此时司马迁这种精神状态，而且由于古代这种被阉割的人，历来被人们所鄙视，为人所不耻，所以司马迁被视作是“无行之人”。常常遭到诽谤和中伤，他的好朋友任安也不理解他，任安写信给他，劝他要谨慎地待人接物，要以推举贤能引荐人才为己任，实际上是委婉地批评他，你做官不谨慎，你做官不推举贤能，你不引荐人才，你是个默默无语，没有什么创见，没有什么创新，没有什么主见的中书令。连朋友都不理解他，其实出狱之后，司马迁在精神上是十分痛苦的，我们刚才讲到，经常是恍恍惚惚的，经常走着走着不知道走到这个地方来干什么。但是一提到《史记》，一写《史记》他清醒了，只有一个伟大的理想支持着他，那就是著书的事业，可以说司马迁为《史记》而活着，为《史记》而奋斗。

　　在汉武帝太始四年，也就是公元前93年11月，司马迁给他的朋友任安写了一封信，这就是著名的《报任安书》，在这封信里面他详细地申诉了自己对李陵事件的看法，以及接受宫刑前后的心态。他为什么接受这个刑罚，接受这个刑罚之后，他又是一种什么心态，也就是我刚才讲这些，也是这封信里面他跟他朋友诉说的。而且在这封信里面，最后他郑重的宣布《史记》一百三十篇完成了。

　　司马迁用生命写成的《史记》原来准备是藏之名山，传之其人，也就是司马迁原来写《史记》，并不是要公开，这个书准备藏之名山的，特别在他写书过程中遭受那么多经历，那么多挫折，那么多磨难，所以这部书他是准备藏之名山，这是司马迁在《报任安书》里面说的，那么司马迁《史记》写成之后，他传给谁了呢？在司马迁死后，他的家人把《史记》转移藏匿在他女儿家中，现在的人所看到的史料很少谈到司马迁的亲属，关于司马迁的材料很少，一个就是《报任安书》，再就是《史记》有个《太史公自序》，再就是后来《汉书》上有个《司马迁传》，《司马迁传》基本上是抄他的《太史公自序》，所以司马迁的直接史料是非常少的。但是司马迁有一个女儿，而且女儿所嫁的丈夫，叫杨敞，这是有史可据的，杨敞在汉昭帝时期，还曾经官至宰相。杨敞有两个儿子，也就是司马迁的女儿给杨家生了两个儿子，大儿子名叫杨忠，小儿子名叫杨恽。杨恽呢，自幼聪颖好学，他的母亲也就是司马迁的女儿把自己珍藏着的并且深爱着的这个《史记》，拿出来给他读。杨恽初读此书，便被书中的内容吸引住了，爱不释手，一字字、一篇篇，非常用心地把它读完了。杨恽成年之后，还把它读了好几遍，每读一遍总是热泪盈眶，扼腕叹息。在汉宣帝的时候，杨恽被封为平通侯，那么这时候他看到当时朝政清明，想到他的外祖父司马迁这部巨著正是重见天日的时候，于是上书汉宣帝，把《史记》献了出来，从此天下人得以共读这部伟大的史著。

　　一部《史记》经历了多少磨难多少坎坷，司马迁《史记》完成了，完成之后呢？历史上再也找不到司马迁的消息，司马迁是怎么死的呢？这就是我谈的第四个问题，神秘之死。自从司马迁写完《报任安书》之后，人们便再也不知道他的消息，历史的记载在这里留下了一页空白，后人只能从一些零星的，甚至互相有些矛盾的一些传说当中，一些不完全的资料当中，去揣测司马迁后来的结局。我搜集些资料，我认为司马迁后来结局有四种可能。第一、司马迁可能是自杀身亡。《史记》完稿之后，生命对于司马迁而言，已经无足轻重了，特别是受宫刑之后，人们对他所谓贪生怕死的误解该是洗刷时候了。我司马迁是不是个贪生怕死的人，那么基于这些，他可能自杀，我是从《报任安书》分析出来的。也就是说，司马迁有自杀的这种意图，从《报任安书》里面已经可以透露出不少信息了，你们想一想，司马迁当时给任安写信的时候，当时任安在狱中，后来任安被处死了，司马迁给任安回信，任安写信给司马迁，是在下狱之前，他一直没有时间给他回信，后来任安在狱中，要把汉武帝杀了的时候，他匆忙写这封信给他，写那么长，为什么写这么长，任安因为受了一个案子的牵连，正在狱中羁押在牢中，而且随时可能行刑处斩，司马迁为什么要对一个快要死的人，写下如此长篇，而又悲愤激昂的书信呢？他又为什么要在信中反复诉说自己忍受不了腐刑之后的这种耻辱呢？他又为什么要选择这样一个时机和对象来宣告《史记》一百三十篇完成呢？他又为什么在信中大谈“人故有一死，死有重于泰山，或轻于鸿毛”？而且在信里面说，“要死之日，然后是非乃定”。他说一个人生前你不要说我是和非，人生的是非留在身后，一个人等死后的若干年，人们才能给他论定是非，那就是说我司马迁究竟是个什么人，留待后人评价，现在你们怎么攻击我，怎么瞧不起我都可以，死后你们来看我是个什么人。我这个信把我的心情、我的想法、事实经过，我都讲清楚了，所以《报任安书》也许就是一封遗书。

　　第二种可能，司马迁受任安这个案子的牵连，被汉武帝下令腰斩于市。当时宫廷里面有一场斗争，那么任安牵涉进去了，而当司马迁辗转托人把他的《报任安书》送到狱中以后，任安已经被腰斩了。任安腰斩以后，狱吏在抄检狱室的时候发现了司马迁的信，于是便呈奏给汉武帝，信里面是非常愤慨地表达对汉武帝的不满，那么汉武帝读罢，看到信里面那么多怨愤之词，勃然大怒，再加上有人趁机诬告司马迁和任安是同党，他们俩是好朋友嘛，于是汉武帝便下令把司马迁打入天牢，随后腰斩于市。那么这样看来，似乎是《报任安书》惹的祸，其实司马迁何以不知道《报任安书》会带来什么结果呢，司马迁并非不知道任安作为死囚犯，可能终生读不到这封信，司马迁也并非不知道这封信可能成为一封公开信，因为自己在信中所发泄的不满会招致灾祸，这点司马迁是非常清楚的。但是他不能不说，因为当他完成了《史记》的伟大的著述以后，灾祸对于他而言已经是无足轻重了，况且他选择这样一个与他患难与共的朋友写信的这种方式，选择给朋友写信，而且向世人公布《史记》的完成，这本身就是一种抗争，也是对朋友甚至对朋友死后的灵魂是一种极大的安慰。

　　第三种可能司马迁再次下狱之后，随同长安狱中的罪犯，无辜地被集体处死的，这是怎么回事呢？据《汉书·宣帝纪》记载，当《报任安书》被汉武帝知道之后，汉武帝看到信中有很多怨言，于是便下诏把司马迁逮捕了，并且叫御史台论罪，就是说并没有判死罪、论罪。就在论他的罪这个期间，不久汉武帝病重，那么有巫师就给他算风水，然后巫师告诉汉武帝，说长安监狱当中有天子气冲撞了圣上，究竟是谁呢？不知道，于是汉武帝下令把狱中所有的囚犯，无论轻重一律处死。这是历史上有记载的，曾经一次把长安城的犯人全部杀了，所以司马迁就这样集体地无辜地被杀了，一代史家就这样死于非命，这是第三种可能。

　　第四种可能司马迁寿终正寝，其实关于司马迁是被杀，史料还不能够充分地予以证实，说司马迁是自杀，也不过是一种推测。在史料不足的情况下，我们还只能够把他看成是正常病故，司马迁大概活了60岁，司马迁死了，在《史记》完成之后，他悄然无声地离开人世了，他以生命的终结换来了《史记》的诞生，他的死留下一个历史之谜，他的著作却竖立起一块历史的丰碑。

当年冒着断子绝孙的风险，也要娶比自己大30岁的舅妈，李玉成和马玉琴现在过得非常幸福，唯一的遗憾就是没有孩子。

倘若在我们的身边听说有男人娶比自己大三十多岁的女人，那么大家可能就会猜测这个女人一定非常的有钱，毕竟谁都想吃软饭，都不想再奋斗了。

而且如今富婆让很多的帅气小伙都丧失了奋斗的动力，但是在辽宁的一个乡下村庄里面却发生了这样一件事，一对忘年恋的夫妻他们在一起生活了26年，而双方都是普普通通的老百姓而已，这件事情当年是非常惊天动地的。

这对主角分别是李玉成和马玉琴，那一年李玉成刚好24岁，但是马玉琴已经56岁了，虽然女方已经不能够在生育，但是他们仍然结了婚并且拥有了自己的婚房，可是他们这一路走来是相当艰辛，不仅得不到家人的认可，而且旁边的人经常冷嘲热讽，不过他们坚持到现在足以向世人证明他们之间确实是真心相爱。

李玉成从小就喜欢马玉琴。

据说在李玉成八岁的时候，他就特别喜欢看戏，当时的马玉琴已经40岁了，而马玉琴在村里面靠唱戏为生，小时候李玉成根本不懂大人之间的爱恨情仇。

但是他却被马玉琴声音所吸引，觉得马玉琴就是他的女神，特别是她那白白的皮肤和长长的头发，尽管他并不懂得什么是爱情以及婚姻，但是在那一刻他对马玉琴的爱慕已经在心里种下了种子。

虽然两个人之间的年龄差距非常大，但是他们却拥有着一段幸福的婚姻，按理说李玉成应当叫马玉琴舅妈，因为马玉琴是李玉成父亲的同学。

时间一天一天的过去了，李玉成早就长成了帅气的小伙子，但是马玉琴的青春已经不在了，她眼角上长满了皱纹。

想一想都知道李玉成与马玉琴之间的黄昏恋应该是不可能的，不仅是因为他们不般配，而且两个人的年龄相差实在是太大了，但是他们之间却还能够擦出不一样的火花。

李玉成与马玉琴因戏生情。

其实在李玉成与马玉琴结婚之前，李玉琴有过一段婚姻，她的丈夫很早就去世了，所以自己只能够在村里面唱戏谋生。

并且她与前夫有两个儿子，为了将孩子抚养长大不得不卖力地干活，据说马玉琴的大儿子比李玉成还要大，不过这并不影响他们日后幸福的生活。

可能从小的时候特别喜欢听戏，所以李玉成在村里面特别喜欢唱歌，由于声音非常的具有感染力，所以村里面的人都特别喜欢他，后来知道马玉琴在戏团里面没有了搭档，他自告奋勇地想成为团里面的顶梁柱，因此他就有了和马玉琴在一起的机会。

李玉成能够和马玉琴在一起工作是非常幸福的事情，因为从小就特别爱慕马玉琴，现在能够看到真人他的内心是相当激动的。

在台上表演的时候他们是搭档，而在幕后他们却以舅妈和外甥相称，后来他们之所以感情迅速升温就是因为戏班子解散了，因此他们都失去了在团里面表演的机会。

但是隔壁村的戏班子向他们伸出了援手，邀请他们去隔壁村唱戏，但是据说两个村之间有一条小河，河上并没有桥，因此每次过河的时候李玉成都会主动背马玉琴过河，这也是两个人最亲密的时候。

毕竟在过河的过程当中两个人都能够彼此感受到双方的心跳，也就是在那一刻李玉成就坚定了自己的想法，他的心里已经深深地喜欢上了这个比自己大32岁的女人。

李玉成勇敢向马玉琴表白。

因为两个人是台上的搭档，因此有了很多独处的机会，一来二去的李玉成就想向马玉琴表白，毕竟一直相爱而不在一起的话确实非常的难受。

其实我们每一个男人都是这样的，如果喜欢一个女孩子的话都会勇敢地向对方表白，因为只有这样才能够让关系进一步发展，才能够名正言顺的照顾和体贴对方。

李玉成非常坦诚地对马玉琴提出了求婚的请求，马玉琴当时听到这句话之后非常地紧张，而且顿时手足无措，因为内心有很多的顾虑，所以在第一时间并没有答应李玉成的表白。

据说李玉成在年轻的时候，也谈过几个女朋友，而且年龄也和他相仿，到最后却没能够找到属于自己的另一半。

后来李玉成表示自己和马玉琴在一起的时候，找到了最真的自己，因为能够和马玉琴一起唱歌一起跳舞感觉十分的幸福。

他认为马玉琴不仅是自己的女神，而且还是自己的知己，从小的时候就喜欢和马玉琴在一起，因为那样内心才会有安全感和幸福感，这也许就是李玉成一直喜欢马玉琴的原因吧。

李玉成坚持要娶马玉琴，被父母轰出家门。

被李玉成表白的马玉琴回到家后彻夜难眠，毕竟李玉成对自己非常的好，可是顾忌他们之间的年龄相差太大，而且她觉得没有脸面对李玉成的父母，更没有脸面对周围的邻居，而且害怕别人在她后面嚼舌根。

因为自己的年龄很大也不能够给李玉成生孩子，这些问题马玉琴都不能够解决，于是她就将问题抛给了李玉成，但是李玉成觉得这些都不是事，只要两个人能够在一起就是最幸福的。

不要孩子他们两个也能够生活，同时父母这边他会好好的沟通，得到了李玉成坚定地答复马玉琴的内心些许有了一些波动。

马玉群自己有两个儿子，而且大儿子比李玉成的年纪还要大，可是为了母亲的个人幸福他们也没有再说什么，而李玉成的人家都不同意这门亲事，他的父母更是大发雷霆，把所有难听的话都骂了出来。

李玉成的父母觉得儿子要娶一个与他们年纪相仿的人做老婆，而且将来还成为自己的儿媳妇，他们感觉难以接受，但是李玉成所说过的话就一定能够做到，看到看李玉成没有悔改之意，父母只能够将其轰出家门。

两个人在一起之后面对最多的就是村里面人的闲言碎语，但是不管别人怎么说李玉成一如既往的喜欢马玉琴。

从他们两个宣布在一起之后每天基本上都会手牵着手一起外出，而且不久之后马玉琴也穿上了婚纱成为了李玉成真正的妻子，虽然在婚礼上没有亲人的祝福，但是他们两个人的内心是相当幸福的。

爱情虽甜蜜，生活很寒酸。

由于李玉成被父母轰出了家门，所以领完证之后他们并没有一个漂亮和温暖的婚房，而他们只能够简单地搭建了一个小窝，听上去就十分地寒酸。

据说当时他们就在路边捡一些树枝和塑料，然后就搭建成了他们的婚房。而且一个月挣两三百块钱他们就非常的开心了，这一刻能够看出他们爱情的甜蜜。

可是生活的苦却被他们吃了个遍，每次只要能够赚到一点钱他们都会补贴家用，第一间婚房据说只有30平方米，这其中的辛酸可能就只有他们两个人才能够体会得到吧。

在盖婚房的过程当中，身边没有一个朋友和家人来帮忙，他们什么事情都是自己做，房子虽然搭建好后但是里面没有电也没有水，更没有彩色的电视机，就好比原始的生活一样，而且这样的生活一过就是十年。

在这十年当中艰苦的生活并没有让他们的感情变淡，同时他们的争吵很少，一如既往地相互尊重和相互体谅，精神世界是十分幸福的，这也许是我们很多人都感受不到的。

婚房烧毁，从头再来。

有一次李玉成和马玉琴在节假日去看望李玉成的父母，但是两个老人从来没有把他们放在眼里，而且自始至终都没有承认过马玉琴这个儿媳妇。

不仅如此，据说李玉成的母亲去世的时候都还没有原谅儿子，有一次夫妻两个外出回家时发现他们辛苦建立起来的婚房竟然被火烧着了。

他们也没有抱怨生活，只能够从头再来，毕竟这样艰苦的生活他们已经习惯了，可是没有钱盖房子他们只能够露宿街头，所以李玉成只能动了歪脑筋去偷村里面的电线杆，可是后来被抓进警局拘留了十个月。

马玉琴回忆称在那十个月当中，每天白菜蘸盐巴就是一顿的伙食，但是从来没有后悔自己和李玉成过的艰苦生活。

其实在他们26年的婚姻生活当中，马玉琴曾经和李玉成提过分手，并且给李玉传写了很长的一封信，但是最终在李玉成的坚持之下他们才没有离婚。

26年的婚姻生活是相当艰苦的历程，同时李玉成与马玉琴之间的故事传遍了大江南北，被越来越多的人接受，因为在如今这个快节奏的时代，如此珍贵的爱情是十分难得的。

据说现在李玉成和马玉琴已经在一些短视频平台上入驻了，虽然他们没有日入斗金，但还是可以改善他们此前艰苦的日子。

如今的李玉成已经五十多岁了，而他的妻子已经84岁，在这一段婚姻当中他们是辛苦的，同时也是幸福的，唯一遗憾的就是没有共同的孩子。

李玉成和马玉琴之间的感情确实非常的珍贵，但是在现实生活当中我们一定要理性地去寻找自己的另一半，因为有网友表示李玉成和马玉琴之间的爱可能是在小的时候缺少亲情所致的，这种爱是畸形的。

不管怎样他们之间的爱情持续了二十多年依然没有消散。他们能够彼此一直爱着对方值得我们去学习。

在我们每个人的生活当中，如果你觉得你爱对了，那么就请珍惜眼前人，倘若你觉得你爱错了，那么请及时止损。希望每一个人都能够找到属于自己的幸福。

《史记》最初没有固定书名，或称“太史公书”，或称“太史公记”，也省称“太史公”。“史记”本来是古代史书的通称，从三国开始，“史记”由通称逐渐成为“太史公书”的专名。

《史记》是一部贯穿古今的通史，从传说中的黄帝开始，一直写到汉武帝元狩元年，叙述了我国三千年左右的历史。

据司马迁说，全书有本纪十二篇，表十篇，书八篇，世家三十篇，列传七十篇，共一百三十篇。班固在《汉书·司马迁传》中提到《史记》缺少十篇。三国魏张晏指出这十篇是《景帝本纪》、《武帝本纪》、《礼书》、《乐书》、《律书》、《汉兴以来将相年表》、《日者列传》、《三王世家》、《龟策列传》、《傅靳列传》。后人大多数不同意张晏的说法，但《史记》残缺是确凿无疑的。

今本《史记》也是一百三十篇，有少数篇章显然不是司马迁的手笔，汉元帝、成帝时的博士褚少孙补写过《史记》，今本《史记》中“褚先生曰“就是他的补作。

《史记》取材相当广泛。当时社会上流传的《世本》、《国语》、《国策》、《秦记》、《楚汉春秋》、诸子百家等著作和国家的文书档案，以及实地调查获取的材料，都是司马迁写作《史记》的重要材料来源。特别可贵的是，司马迁对搜集的材料做了认真地分析和选择，淘汰了一些无稽之谈。对一些不能弄清楚的问题，或者采用阙疑的态度，或者记载各种不同的说法。由于取材广泛，修史态度严肃认真，所以，《史记》记事翔实，内容丰富。

《史记》的写作

《史记》是一部纵横古今数千年的巨著。它的出现一方面是时代提出的必然要求，另一方面则是史学家艰苦劳动的产物。

对司马迁而言，首先是秉承遗命，继续先祖的太史事业。他的父亲司马谈早就打算编写一部史书，但是，这个愿望未能实现。临终司马谈嘱咐儿子：“余死，汝必为太史，为太史，无忘吾所欲论著矣！且夫孝始于事亲，中于事君，终于立身，扬名于后世，以显父母，此孝之大者！夫天下称诵周公，言其能论歌文武之德，宣周召之风，达太王王季之思虑，爰及公刘以尊后稷也。幽厉之后，王道缺，礼乐衰，孔子修旧起废，论《诗》《书》，作《春秋》，则学者至今则之。自获鳞以来，四百有余岁，而诸侯相兼，史记放绝；今汉兴，海内一统，明主贤君，忠臣死义之士，余为太史而弗论载，废天下之史文，余甚惧焉！汝其念哉！”

修纂史记，这是延续祖先文化生命的名山事业，作为太史令，不能履行使命，罪莫大焉。此后，父亲的遗命总是在司马迁的耳际回旋着：“先人有言，自周公五百岁而有孔子，孔子卒后至于今五百岁，有能绍明世，正《易传》，继《春秋》，本《诗》《书》《礼》《乐》之际，意在斯乎！意在斯乎！”�

时代也提出了构建新的历史文化文本的内在要求——�“余闻之先人曰：‘伏羲至淳厚，作《易》八卦。尧舜之盛，《尚书》载之，礼乐作焉。汤武之隆，诗人歌之。《春秋》采善贬恶，推三代之德，褒周室，非独刺讥而已也！’汉兴以来，至明天子，获瑞符，封建禅，改正朔，易服色，受命于穆清，泽流罔极。海外殊俗，重译款塞，请来献见者不可胜道。臣下百官，力诵圣德，犹不能宣尽其意。且士贤能而不用，有国者之耻；主上明圣而德不布闻，有司之过也。且余尝掌其官，废明圣盛德不载，灭功臣世家贤大夫之业不述，堕先人所言，罪莫大焉！”�

为了写作，司马迁可以说耗尽了毕生精力。撰写史书，需要大量收集材料。《史记》的取材极其广泛，一是文献材料，其中有《夏小正》、《世本》、《秦纪》、《春秋》、《国策》、《楚汉春秋》等数十种。二是交游所得。司马迁一生交游很广，彼此过从往来，也获得了许多极珍贵的史料。三是实地采访。司马迁二十岁即四处游历，行程几乎达到西汉王朝的全境，看了好些古代遗迹，听到了好些古代的轶闻，这也极大地丰富了他的历史材料宝库。在游历的过程中，司马迁还特别注意金石碑刻的记录，开创了运用金石材料的先例，如《秦始皇本纪》等。

如果仅仅是历史材料的堆积，当然也完成不了一部伟大的著作。司马迁之所以蒙受奇耻大辱却“就极刑而无愠色”，是因为具有伟大的抱负。他说：“仆窃不逊，近自托于无能之辞，网罗天下放失旧闻，考之行事，稽其成败兴衰之理，凡百三十篇，亦欲以究天人之际，通古今之变，成一家之言。”（《报任安书》）只有如此崇高的理想和坚定的信念，才支撑着艰苦卓绝的编写工作，给中国历史学留下一部光辉不朽的著作。

《史记》的体例

《史记》是一部贯穿古今的通史，从传说中的黄帝开始，一直写到汉武帝元狩元年（前122年），叙述了我国三千年左右的历史。据司马迁说，全书有本纪十二篇，表十篇，书八篇，世家三十篇，列传七十篇，共一百三十篇。�

“本纪”实际上就是帝王的传记，因为帝王是统理国家大事的最高的首脑，为他们作纪传而名之曰“本纪“，正所以显示天下本统之所在，使官民行事都有一定的纲纪的缘故。

同时，也是全书的总纲，是用编年体的方法记事的。在“本纪”的写作中，司马迁采取了详今略远的办法，时代愈远愈略，愈近愈详。“本纪”托始黄帝，是因为黄帝是中华民族的始祖，又是“正名百物”的祖师。将项羽列入“本纪”，一是秦汉间几年“政由羽出”，一是推崇其人格。�

“表”，所以列记事件，使之纲举而目张，以简御繁，一目了然，便于观览、检索。

“书”，是记载历代朝章国典，以明古今制度沿革的专章，非是熟悉掌故的史家，是无法撰写成书的。班固《汉书》改称“志”，成为通例。“书”的修撰，为研究各种专门史提供了丰富的资料。

“世家”是记载诸侯王国之事的。这因诸侯开国承家，子孙世袭，也就给了他们的传记叫做世家。从西周的大封建开始，发展到春秋、战国，各诸侯国先后称霸称雄，盛极一时，用“世家”体裁记述这一情况，是非常妥当的。司马迁把孔子和陈涉也列入“世家”，是一种例外。孔子虽非王侯，但却是传承三代文化的宗主，更何况汉武帝时儒学独尊，孔子是儒学的创始人，将之列入“世家”也反映了思想领域的现实情况。至于陈涉，不但是首先起义亡秦的领导者，且是三代以来以平民起兵而反残暴统治的第一人，而亡秦的侯王又多是他建置的。司马迁将之列入“世家”，把他的功业和汤放桀，武王伐纣，孔子作《春秋》相比，将他写成为震撼暴秦帝国统治、叱咤风云的伟大历史英雄，反映了作者进步的历史观。

“列传”是记载帝王、诸侯以外的各种历史人物的。有单传，有合传，有类传。单传是一人一传，如《商君列传》、《李斯列传》等。合传是记二人以上的，如《管晏列传》、《老庄申韩列传》等。类传是以类相从，把同一类人物的活动，归到一个传内，如《儒林列传》、《循吏列传》、《刺客列传》等。司马迁把当时我国四周少数民族的历史情况，也用类传的形式记载下来，如《匈奴列传》、《朝鲜列传》、《大宛列传》等，这就为研究我国古代少数民族的历史，提供了重要的史料来源。

七十篇列传的最后一篇，是《太史公自序》，把自序摆在全书的最后，这是古代学者著书的惯例。

总之，司马迁写作《史记》以“本纪”叙帝王，以“世家”载诸侯，以“列传”记人物，以“书”述典章制度，以“表”排列大事，网罗古今，包括百代，打破了以年月为起迄如《春秋》的编年史、以地域划分如《国语》的国别史的局限，创立了贯穿古今和社会生活各个方面的通史先例，成为正史的典范。

《史记》的评价

《史记》的诞生，是中国文化史上的一件大事。鲁迅先生在他的《汉文学史纲要》一书中称赞《史记》是“史家之绝唱，无韵之离骚”，的为知言。就中国史学的具体发展而言，《史记》的贡献巨大。

第一，建立杰出的通史体裁。《史记》是中国史学史上第一部贯通古今，网罗百代的通史名著。无论说它是古代中国史学史的最辉煌成就，还是说它是世界古代史学史的最辉煌成就，都毫不为过。这一点，只要将之与希罗多德的《历史》相比较，就会非常明白。正因为《史记》能够会通古今撰成一书，开启先例，树立了榜样，于是仿效这种体裁而修史的也就相继而起了。通史家风，一直影响着近现代的史学研究与写作。

第二，建立了史学独立地位。我国古代，史学是包含在经学范围之内没有自己的独立地位的。所以史部之书在刘歆的《七略》和班固的《艺文志》里，都是附在《春秋》的后面。自从司马迁修成《史记》以后，作者继起，专门的史学著作越来越多。于是，晋朝荀勖适应新的要求，才把历代的典籍分为四部：甲部记六艺小学，乙部记诸子兵术，丙部记史记皇览，丁部记诗赋图赞。从而，史学一门，在中国学术领域里才取得了独立地位。饮水思源，这一功绩应该归于司马迁和他的《史记》。

第三，建立了史传文学传统。司马迁的文学修养深厚，其艺术手段特别高妙。往往某种极其复杂的事实，他都措置的非常妥贴，秩序井然，再加以视线远，见识高，文字生动，笔力洗炼，感情充沛，信手写来，莫不词气纵横，形象明快，使人“惊呼击节，不自知其所以然”。（《容斋随笔·史记简妙处》）

《史记》不但是中国史传文学的集大成者，而且，它的文章对于魏晋小说、唐宋古文，甚至宋元戏曲，都有很大影响，成为中国文学重要的源头活水。

当然，司马迁修撰《史记》的最高理想是“欲以究天人之际，通古今之变，成一家之言”。是要建立一个包罗万象的历史哲学体系。更深入的理解，要留待我们对《史记》的具体学习中去体会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