帮助以鱼华宁辉霞梅为名做首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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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诗是诗人对当时情景及所处环境感受的表达方式。无论是离骚体、古诗体、近代诗还是现代诗都不过是诗的一种形式。

  最优美之处在于站在人类历史的高度来闪现出诗的时代光环。因而诗是文学中的文学。在艺术领域中,诗无所不在。

  诗美是艺术美的最高体现。诗的美也不时出现在非文学艺术的领域中,科学著作中的精美片段,甚而在人的生活状态、工作状态中也散发出智称。

一、牧甫的生平梗概 黄士陵,字牧甫,亦作穆甫、穆父,晚年别署黟山人、倦游窠主。青年时,书斋取名蜗篆居;中年一度名延清芬室;晚年所居曰倦游窠、息倦窠、古槐邻屋。安徽黟县人。清道光二十九年(一八四九年)出生於家乡黄村,他的父亲黄德华,字仲和,是个读书人,诗文之外,还通文字训诂之学,著有《竹瑞堂集》。牧甫由於家庭濡染,少时便对篆学发生兴趣,八九岁开始学习刻印。同治二年(一八六三年)他的家乡因太平军与清军在那里展开了激烈的战争,兵燹所及,流离颠沛其困境是可以想见的。父丧不久,牧甫的嫡出之兄,即提出分家,他要独占一半:牧甫为继母所出,其生母与牧甫弟妹;亡人共得一半。牧甫之母为此气得自缢而死。按当地俗例,非正常死亡不得入祀祠堂,经牧甫哭争始获准暂厝於家祠。自母之逝,牧甫哀毁逾恒,卧母棺之侧守灵者半年,孝行闻於乡里。为了照顾弟妹的生活,还未到二十岁的牧甫,迫得离开家乡,跑到江西南昌去谋生活了。

关於牧甫青年时代的生活,我们可以从他四十八岁那年所刻『末伎游食之民』一印的边跋中得到一些消息。边跋写道: 『陵少遭寇扰,未尝学问,既壮失怙恃,家贫落魄无以为衣食计,溷迹市井十余年,旋复失业,湖海飘零,藉兹末伎以糊其口。今老矣,将抱此以终矣。刻是印以志愧焉。这里所说,当指曾在南昌作过多年店员的事。据少长南昌、又癖崇牧甫的傅抱石先生在一九四零年所写《关於印人黄牧父》一文(载《傅抱石美术文集》)所述,牧甫曾在南昌东湖之滨百花洲的『波月轩』照相馆任职,抱石先生少时还见过这家铺子的招牌。至於牧甫具体的职责,据说是招呼一切来照相客人,如收定钱、写号单等。傅文还谈到: 『但牧父先生对此是很不尽职的,天天有很多人进店,而不是来照相的,只是来找牧父先生谈天,甚么金石书画,他们一谈就半日。老板不高兴了,不但招徕不了顾客,反而弄的损失茶水,於是离开了那照相馆。』当然,这绝不是牧甫初到南昌时已经如此,而是居住了一段日子,艺术上有了一定名声之后的景况。 抱石先生还谈到:牧甫有位胞弟厚甫以擦笔画像驰名南昌,在董家塘小巷内设『澄秋馆』为人画像。牧甫先生失业后,就住在弟弟那里,靠卖字卖印过活。有一年农历十二月廿八日,有人拿了一本汉碑的拓本求售,索价八元,牧甫和弟弟正在吃饭,身无分文,也不顾弟妇的阻止,脱下皮袍,马上上当铺典了钱,把拓本买下来。热切追求艺术的寒士生涯,於兹可见。过去曾有人说,牧甫与『从兄』在南昌曾开设过照相馆,看来是一种误传。不过,牧甫先生作店员时,尽管是作写单等工作,对显影、定影黑房技术还是有相当认识的。容希白师旧藏《穆甫杂录》原稿,其内抄有显影、定影的配方就是明证。 牧甫在南昌住了多少日子,没有留下确实的记载。『胸有方心身无媚骨』巨印印跋说: 『时戊寅(即一八七八年,牧甫三十岁)夏五月牧父客豫章(即南昌)作』、 『刘庆嵩印』印跋说:『岁己卯(即一八七九年)客江西』,接著的年份未见印刻和边跋,无从推知其行止。但一到光绪八年壬午(一八八二年)的印跋,便大量地出现时客羊石』、『作於佗城』、『寓粤中作』等等的话,可能在此之前的十多年一直都住在南昌。

光绪八年(一八八二年) ,牧甫来到广州,这时已经三十四岁。广州无论经济、文化等方面比南昌活跃,这对欲以鬻艺营生的牧甫来说,无疑是比较优越的条件。抵粤翌年,名士符子琴就为他代定了刻印的润例,加以推介。当时在广东担任将军的长善,是一位雅爱文流的官僚,一时文士像沈泽棠、梁肇煌、梁鼎芬、文廷式等,或延入幕,或为座上客。长善的儿子志锐,字伯愚,光绪庚辰进士,后授编修,是瑾妃、珍妃的从兄,他十分钦佩牧甫的篆刻,请他刻了很多印,而且在经济上经常周济他。我们试读『同听秋声馆印』印跋便可了然:『士陵篆刻无所师承,每自愧不足为知己者用,而偏中伯愚太史嗜痂,太史将闵其饥寒而周之耶?诱之而使之至是耶?将有以为取乎此也。』牧甫在广州很快便结识了一班文士,以及爱好书刻的官员,他们给牧甫提供习艺的金石资料,在生活上也支持他,正因为有了像志锐那样有力的人物的揄扬荐举和大力资助,所以才有机会到北京国子监去求学。

牧甫是在光绪十一年乙酉(一八八五年)八月到北京国子监肆业的。那是全国最高的学府。由於一段时间他失过学,这时亦年已三十七岁了,所以只侧重在金石学方面下功夫。北京是文物荟萃之地,又得从盛昱、王懿荣、吴大澄等名家问学,视野扩大多了,艺术提高也很快。那段时间刻印也不少,印跋中常有『游笈停都门』 、『志於南学西舍』的话。光绪十二年(一八八六年)八月起,牧甫以国子监祭酒盛昱之命摹宋本《石鼓文》 ,准备将刻石置韩文公祠壁,学录蔡赓年担任校文,未全部刻竣,牧甫便有广州之行,续刻的工作,由拔贡生诸城尹彭寿担任。

光绪十三年(一八八七年) ,两广总督张之洞、广东巡抚吴大澄在广州设立广雅书局从事经史的校刻。牧甫与吴大澄有旧,大澄便邀请牧甫来广雅书局校书堂担任校刻工作,凡广雅书局所刻好几百种书籍,扉页的篆书,多出牧甫之手,遇上得意之笔,背面还写上『光绪某年黄士陵署』的字样。钱君陶先生那文章和乔曾劬的《黄先生传》都说牧甫是大澄的幕客,我以为不如说是座上客比较妥当。牧甫绝不是行政人材,也不一定有兴趣於仕进,乔氏所写的传说:『(大澄)讽以纳粟为官,先生夷然不屑。』我以为是可信的。而作为金石学者的吴大澄,许多金石器物的墨拓、整理工作,是需要像牧甫这样的人来帮助的。光绪十四年(一八八八年)五月,吴大澄借到川沙沈树镛宋拓《刘熊碑》 ,以赵撝叔的双钩本加以校定,曾请牧甫用端石重为摹勒。同年七月,大澄又请牧甫与尹伯圜合作,将他所藏的古印,编排钤印为《十六金符斋印存》三十册。不久,吴大澄调河东河道总督。牧甫仍留在广雅书局校书堂工作。 (原设在南园旧址,即广州市文明路与文德路交界处的中山图书馆) 。广雅书院为张之洞所创办,院长梁鼎芬是牧甫的旧好,因此他为这所学府也贡献了力量。广雅书院特制的印有『广雅书院』的青砖,及印有『广雅』的瓦当,都是牧甫手笔,乃至连藏书橱两门用磨沙玻璃磨制的『广雅』二字,也是牧甫所作。院中印章固其刻制。据老辈相传:过去『无邪堂』有一石碑也是他写的,今已无存。而『文革』前仍保存的《广雅书院教规》、《创建广雅书院奏摺》、《请颁御书扁额摺》的篆额,虽无题款,但一看便知是牧甫的书迹。即使说是张之洞篆的《许君说文解字序》 ,也可能为牧甫所捉刀。牧甫在校书之暇,鬻书卖印,生涯并不寂寞。其中为黄绍宪、俞旦、李茗柯兄弟、欧阳务耘、龙凤镳、孔性腴、江仁举、潘宝璜、锺保珩、伍懿庄等刻印较多,多者约百方,少者亦数十方,其他如张之洞、梁鼎芬、潘兰史、黄遵宪、苏若瑚、潘衍桐、朱一新、康有为、陈乔森、胡汉秋等也各有一些。外地的不少女士也经常来信求印。

牧甫在广州还有这么一段韵事。李茗柯与他的四兄雪涛、六兄若日,同时拜牧甫为师,或习篆刻,或问书画。茗柯的父亲对牧甫所藏的汉吉羊大镜倾慕备至,亟欲得之;但牧甫却视如性命,不肯割爱。李父便每日遣其婢给牧甫送点心,希望通过这样的表示,得偿所愿。不久,牧甫锺情於其婢,这件精美的汉镜便作为聘礼而入於李家了。这位李家之婢姓朱,为牧甫生了一子名子牧(早夭)和两个女儿。据说牧甫婚后,曾在今广卫路的华宁里居住过。

牧甫第一次来粤,住了近四年。第二次来粤,一住便十四年,到光绪二十六年庚子(一九OO年) 五月才离开广州回安徽,这时已经五十二岁。前后一共在粤十八个年头。『臣度上言』印的印跋说:『牧甫篆刻,时乙未(一八九五年)夏四月舟次歙东尾滩埃港。』这告诉我们:牧甫在粤期间,曾回安徽探望过,或许是为以后回乡作准备吧。

牧甫少小离开了家乡,浪迹天涯,年纪大了,就想著家乡,他后来以『倦游窠主』和『息游窠主』自号,正是这种心情的反映。本来,五十二岁,正是如日方中的时候。以牧甫的才华和当时的健康情况,在艺术上应该再事创造,但他过早地产生退隐的意念了。这是令人可惜的。光绪二十六年(一九OO年)回到故乡黟县,仅仅住了两年光景。到光绪二十八年(一九O二年)秋间,便为湖北巡抚、署湖广总督端方所邀,又带同大儿子少牧一道到武昌去,协助端方从事《陶斋吉金录》等书的技术性辑著工作。当然,这时也刻了好些印。除为端方、褚德彝等镌刻外,在广州的盛季莹等旧好也去函索刻。《黟山人黄牧甫先生印存》卷首的『倦游窠主五十四岁小景』 ,就是住在武昌时由其擅绘人像的弟弟厚甫据摄影彩绘而成的,逼真如同照相。牧甫在上面题了这么一段文字:『光绪壬寅游笈停鄂州,食武昌鱼,适逢贤东道主,既无弹铗之歌,又乐嘉鱼之美,处之稘年而貌加丰。』这正是当时生活的一个侧面。

光绪三十年(一九O四年) ,牧甫归老故乡,从此不再复出,这时才五十六岁。他寄情於故乡秀丽的山水,又解囊存恤孤寡,周给贫困,很得乡人的称颂。对於同乡书法篆刻爱好者的求索,则有『在黟减半』的优惠。后来由於修建自住房子被人诬告侵占土地而对簿公堂,情绪很受刺激,加之哮喘复发,身体逐渐走下坡。本来,回乡以后,对艺术的研究,牧甫并没有放松过。光绪三十四年(一九O八年)正月开春,他还刻一方『古槐邻屋』的印章,才隔两三天,在正月初四日,便病逝於家,享年才六十岁。

牧甫是个国子监学生,一生中又两次作为贵官的座上客,要想仕进,不是没有机会的。但他始终自乐其乐地过著鬻艺自给的廉介生活。这彷佛有点像他曾经私淑过的完白山人邓石如似的,牧甫晚年常常自称『黟山人』 ,或许多少也有这点意思吧。端方在挽牧甫的长联中写道: 『执竖椽直追秦汉而上,金石同寿,公已立德,我未立言;以布衣佐於卿相之间,富贵不移,出乃名臣,处为名士』。可说搔著痒处。

最后,附带在这里对近人某些有关牧甫的叙述,作必要的澄清。一个是牧甫从哪里到北京国子监求学问题。钱君陶先生《我所知道的黄士陵》一文(载《艺林丛录》第八编) ,说牧甫在南昌常到一家旧书铺看书、借书,并为该书铺写了不少书签、扉页,以为交换条件,后为江西一位高官赏识他用篆书写的书签、扉页,要见牧甫,并把他介绍到国子监读书去。又乔曾劬的《黄先生传》说:『……父卒,母谢夫人殉焉。先生形毁骨立,蔬食三年,孝行闻於乡。服阕,诣燕京肆业国子监南学。』这两段叙述都不确切。牧甫既不是在江西夤缘北上,也不是从安徽直接而去,而是在广州为有力者所荐举的。这在前边已有具体的说明,於此不再重复。另一个是牧甫两次入粤的年份问题。黄文宽在《黄牧甫印存自序》(见冼玉清《广东印谱考》油印本)中说:『光绪八年壬午,(牧甫)第一次来粤,客吴清卿幕中。』又说:『(牧甫)戊子第二次来粤,客张南皮幕中。』这都不对。按光绪八年吴大澄尚在北京任太常寺卿,哪有牧甫从之来粤之理而第二次的来粤,既不在戊子,亦非入张之洞幕。我藏有《寄盦集古印》原钤本,前有牧甫在戊子十月亲笔为俞旦作的题记,中有『岁丁亥(即戊子的前一年,一八八七年),陵来东粤就食吴客翁门下』之语,可作确凿的证明。上述资料恐人误引,因并辨之。

二:牧甫的篆刻艺术

牧甫在少年时代开始篆刻的学习,并无师承,主要是靠自己的摸索。牧甫的胞弟志甫在牧甫的《般若波罗密多心经》的跋语上说:『兄八九岁时,诗礼之暇,旁及篆刻,自鸟迹虫篆,以及商盘周鼎,秦碑汉碣,无不广为临摹,至今积二十年,酷暑严寒,未尝暂废,其嗜之之笃,至於如此。天下事,未有嗜之而不工者,其所造亦可想矣。近镌《多心经》一卷,章法典雅,运刀如笔,余不工篆刻,亦能辨之。』从这里可以知道,牧甫学印甚早,到二十八、九岁已有《心经印谱》之作。此谱各印,可以看到当时牧甫走的是师法邓石如,陈曼生、吴让之等名家的路子。

牧甫第一次来粤,因为得到一册让之晚年的印册,反覆钻研,很有收获,所以这个时期的作品摹拟让之风致的特多。他在『丹青不知老将至』一印的印跋上说:『张心农自江南来,购得让老晚年手作印册,知余攒仰,据出授观,余闭门索隐,心领而神会之,进乎技矣,质诸振老以为然耶否耶?欣喜之情,溢於言表。但有时仍用石如、钝丁、曼生的家数。

到北京的前后三年,牧甫广泛地涉猎周金汉石,转益多师,从中领悟到『印中求印』的不足,以及赵撝叔寻求的印外求印的必要,因而作品出现了新的意趣。那时,牧甫如饥似渴地搜集金石资料,大胆地进行各种试探。一次,他刻了『我生之初岁在丙辰惟时上已一印,在边跋上刻道: 『朱博残石出土未远,余至京师,先睹为快,隶法瘦劲,似汉人镌铜,碑碣中绝无而仅有者,余爱之甚,用七缗购归,置案间耽玩久之,兴酣落笔,为蕴贞仿制此印,蕴贞见之,当知余用心之深也。』又有『国钧长寿』一印,亦住在北京时的作品,得印者见到牧甫当面给他镌刻,颇有体会,特意写了一段文字,要求牧甫附刻在石上。这段话说: 『篆刻之难,向特谓用刀之难难於用笔,而岂知不然。牧父工篆善刻,余尝见其篆矣,伸纸濡豪,腋下风生,信不难也。刻则未一亲寓目焉。窃意用刀必难於用笔,以石之受刀,与纸之受笔,致不同也。今秋同客京师,凡有所刻,余皆乐凭案观之,大抵聚精会神,惬心贵当,惟篆之功最难,刻则迎刃而解,起讫划然,举不难肖乎笔妙。即为余作此印,篆凡易数十纸,而奏刀乃立就,余乃悟向所谓难者不难,而不难者难,即此可见天下事之难不难,诚不关乎众者之功效,而在乎独运之神明,彼局外之私心揣度者,无当也。质之牧父,牧父笑应日:唯。因并乞为刻於石,亦以志悟道之难云。乙酉秋,西园志。』这番话,生动地记述了牧甫在创作时对篆稿的严肃认真和求变的精神,以及镌刻时的淋漓痛快。如果说,牧甫第一次来粤在篆刻创作上是摹拟期的话,那末在京的期间该是他的蜕变期,而第二次来粤以后的三数年,则应是牧甫的创新期了。

牧甫经过长时期艰苦细致的探索,遍摹了古印和各名家印,到了四十岁以后,已形成自己独特的风格。

他的刻印的特点是:平正中见流动,挺劲中寓秀雅,既无板滞之嫌,也无妄怪之失。他取法於汉印中光洁的作品,而借镜於赵撝叔。撝叔是用切刀来体现汉印,牧甫则改用冲刀,使汉印原来銛锐峻峭能够得到更好的表现。他在印跋上说: 『汉印剥蚀,年深使然,西子之颦,即其病也:奈何捧心而效之。』(见『季度长年』印跋)又说:『赵益甫(即撝叔)仿汉,无一印不完整,无一画不光洁,如玉人治玉,绝无断续处,而古气穆然,何其神也。他临仿和摹拟过撝叔的作品,但怎样才能像撝叔那样,既学到古印的精神,又不为前人所羁绊呢牧甫是有过一个探索过程的,在绍宪长年印的印跋中说: 『仿汉铸印,运刀如丁黄,仍不脱近人蹊径』。过了三数年,终於摆脱清代名家喜用的切刀,改用酣畅挺拔的冲刀来治石。当然,清人用切刀有用得好的,但浙派的末流,却变成锯牙燕尾,非来一个改革不可了。请看,牧甫在『菽堂』一印印跋上揭示道: 『用冲刀法仿古铜印』 ,而这印正是他的本色。到这时,牧甫算是真正闯出自己的路子来了。从这些印跋里,我们可以看到牧甫印艺创作的发展途径。牧甫给他的学生李茗柯刻了『师实长年』的印章,在边款上说:『此牧甫数十石中不得一也。平易正直,绝无非常可喜之习,愿茗柯珍护之。』这方师实长年的白文印,是牧甫平常最习见的面目。 『平易正直,绝无非常可喜之习』 ,说起来简单平淡,而这正是牧甫经过一、二十年的探讨,像孙过庭论书所说的那样:『既能险绝,复归平正』 ,他是掌握了石如的峻拔奇纵,曼生的英迈爽利,让之的稳练自然,再回到『平易正直』上来的,所以看似干实,貌不惊人,但却静中有动,方入圆出,以巧为拙。在字的处理上,为了疏密变化,他往往从秦代权量诏版上摄取似欹反正的神理;在笔画的粗细变化上,也加以适当的调整。白文如此,朱文亦然。前人作印,每在笔画的交叉处或交接处弄得圆浑厚实,就像梁退庵所挖苦过的:在黑漆方几上贴四张圆纸,就说成『田』字那样,牧甫则反其道而行之,在朱文印的笔画交接处上却特见锋棱,斩钉截铁,这不仅是他的手眼明快,亦所以见牧甫印格的清刚挺拔。如果篆刻也可以跟书法打比方的话,那么,牧甫的篆刻的巧妙,无疑是最合适跟伊秉绶的隶书相提并论了。伊秉绶的隶书,结构平正,笔画劲直,由於在结构上注意疏密变化,每字都有那么一两笔的险笔,这样,整个字便活了起来。这不就是牧甫自谦地说的『平易正直,绝无非常可喜之习』吗这点,我们还可以找到切实的证据,牧甫在『叔铭』一印的边款上自我表白道:『伊汀州隶书光洁无伦,而能不失古趣,所以独高,牧甫师其意。』这就最清楚不过了。

牧甫对章法有特别的造诣。邓尔雅说他『尤长於布白,方圆并用,牝牡相衔,参伍错综,变化不可方物。』这是很有见地的。他配字很讲究疏密、穿插,彷佛有意,又若无意,密字清疏,意趣横溢。牧甫在国子监时曾刻过一方四十七字的多字印,用周金文字入印,但每字不是平列如彝铭,而是大小参错、上下左右疏密向背极有情味地组成在一起,刻成之后,他在边款上说:『多字印排列不易,停匀便嫌板滞,疏密则见安闲。』过了十多年,又刻下『锻客』一印,在边款上说道:『填密即板滞,萧疏即破碎,三易刻才得此,犹不免二者之病,识者当知陵用心之苦也。』看看印面,想想边款所云,可以使人悟到许多道理。

牧甫自成家法后的用刀,也有自己的特点。他的弟子李茗柯告诉人说,牧甫刻印所用的冲刀法,完全遵照传统,执刀极竖,无异笔正,每作一画,都轻行取势,每一线条的起讫,一气呵成,乾脆利落,绝不作断断续续的刻划,和三翻四复的改易。我们看到钤本,可以领略到这点。如得到牧甫的原刻,将它洗乾净,用放大镜仔细揣摩用刀的方法,将更证实茗柯是言之有据的。

李茗柯曾经说过:『悲庵(指赵撝叔)之学在贞石,黟山(指黄牧甫)之学在吉金,悲庵之功在秦汉以下,黟山之功在三代以上。』不少人都以这番话为知言,赵撝叔的暂不讨论。以牧甫而言,他的自成体貌,确得於吉金为多,但主要在两汉的凿款,得其銛锐纵横,光洁挺劲,而并非在三代以上。这是该辨明的。他所资极博,彝鼎、权量、泉币、镜铭、古陶、砖瓦,以及周秦汉魏的石刻,当然少不了玺印:他都能摄其意趣:熔铸到篆刻中来。在牧甫以前的篆刻家,古玺都无深究,只有到了牧甫,才尽窥其奥,而且巧妙地参用金文,他在四十岁那年为黄绍宪所刻的『绍宪之章』 ,黄氏得到了,致函牧甫说:『得此仿古玺,令我不复思周秦故物矣,乐何如之』。看来不是瞎捧场的话。

傅抱石先生曾评论牧甫的印艺说:『我个人往往以为他的印,刚而有余,但变化不足以副之。若把书法作譬,他似是颜鲁公而绝非赵文敏;把画作譬,则密近『院体』在『马』、『夏』之间,而不是石格与梁楷。他的朱文胜过白文,他的小印胜过大印。他既能在细微处显出功力;又能在承转间芟去支蔓。任你如何的天禀,可以学徐三庚很快的得名,然不能短期蹈袭他的步履。他的可贵在此!他的可敬在此!他的可惜,我看亦复大半在此!』所说颇有见地。

牧甫的边款也有必要谈谈。他早年曾经学过明人那样的行书双刀刻法(见『胸有方心身无媚骨』印款) ,但平常最习见的单刀意拟六朝碑刻的楷书款刻,沉厚而又棱厉,一如其书,或大或小,无不有笔有墨,大者每见沉雄,小者时露秀雅。曾见『石邻白牋』一印,印款也是楷书,但风致颇与撝叔为近,可能是一时的戏拟吧了。牧甫偶尔也有用金文的(见『俞伯惠』) 、篆书的(见『逸休堂』) ,和隶书的(见『哀五封事』印款。至於文词的隽永,以及往往抒发他对印艺的见解,这是爱好牧甫印艺的人都注意到的。牧甫半生以鬻印为生,刻了大量的印章。他为友好、学生,和巨室所刻大批印章中确是佳作如林;但一般的随意应酬之作,个别亦容有失之纤诡或平淡。这是我们不能为贤者讳的。

清朝

一、牧甫的生平梗概 黄士陵,字牧甫,亦作穆甫、穆父,晚年别署黟山人、倦游窠主。青年时,书斋取名蜗篆居;中年一度名延清芬室;晚年所居曰倦游窠、息倦窠、古槐邻屋。安徽黟县人。清道光二十九年(一八四九年)出生於家乡黄村,他的父亲黄德华,字仲和,是个读书人,诗文之外,还通文字训诂之学,著有《竹瑞堂集》。牧甫由於家庭濡染,少时便对篆学发生兴趣,八九岁开始学习刻印。同治二年(一八六三年)他的家乡因太平军与清军在那里展开了激烈的战争,兵燹所及,流离颠沛其困境是可以想见的。父丧不久,牧甫的嫡出之兄,即提出分家,他要独占一半:牧甫为继母所出,其生母与牧甫弟妹;亡人共得一半。牧甫之母为此气得自缢而死。按当地俗例,非正常死亡不得入祀祠堂,经牧甫哭争始获准暂厝於家祠。自母之逝,牧甫哀毁逾恒,卧母棺之侧守灵者半年,孝行闻於乡里。为了照顾弟妹的生活,还未到二十岁的牧甫,迫得离开家乡,跑到江西南昌去谋生活了。

  关於牧甫青年时代的生活,我们可以从他四十八岁那年所刻『末伎游食之民』一印的边跋中得到一些消息。边跋写道: 『陵少遭寇扰,未尝学问,既壮失怙恃,家贫落魄无以为衣食计,溷迹市井十余年,旋复失业,湖海飘零,藉兹末伎以糊其口。今老矣,将抱此以终矣。刻是印以志愧焉。这里所说,当指曾在南昌作过多年店员的事。据少长南昌、又癖崇牧甫的傅抱石先生在一九四零年所写《关於印人黄牧父》一文(载《傅抱石美术文集》)所述,牧甫曾在南昌东湖之滨百花洲的『波月轩』照相馆任职,抱石先生少时还见过这家铺子的招牌。至於牧甫具体的职责,据说是招呼一切来照相客人,如收定钱、写号单等。傅文还谈到: 『但牧父先生对此是很不尽职的,天天有很多人进店,而不是来照相的,只是来找牧父先生谈天,甚么金石书画,他们一谈就半日。老板不高兴了,不但招徕不了顾客,反而弄的损失茶水,於是离开了那照相馆。』当然,这绝不是牧甫初到南昌时已经如此,而是居住了一段日子,艺术上有了一定名声之后的景况。 抱石先生还谈到:牧甫有位胞弟厚甫以擦笔画像驰名南昌,在董家塘小巷内设『澄秋馆』为人画像。牧甫先生失业后,就住在弟弟那里,靠卖字卖印过活。有一年农历十二月廿八日,有人拿了一本汉碑的拓本求售,索价八元,牧甫和弟弟正在吃饭,身无分文,也不顾弟妇的阻止,脱下皮袍,马上上当铺典了钱,把拓本买下来。热切追求艺术的寒士生涯,於兹可见。过去曾有人说,牧甫与『从兄』在南昌曾开设过照相馆,看来是一种误传。不过,牧甫先生作店员时,尽管是作写单等工作,对显影、定影黑房技术还是有相当认识的。容希白师旧藏《穆甫杂录》原稿,其内抄有显影、定影的配方就是明证。 牧甫在南昌住了多少日子,没有留下确实的记载。『胸有方心身无媚骨』巨印印跋说: 『时戊寅(即一八七八年,牧甫三十岁)夏五月牧父客豫章(即南昌)作』、 『刘庆嵩印』印跋说:『岁己卯(即一八七九年)客江西』,接著的年份未见印刻和边跋,无从推知其行止。但一到光绪八年壬午(一八八二年)的印跋,便大量地出现时客羊石』、『作於佗城』、『寓粤中作』等等的话,可能在此之前的十多年一直都住在南昌。

  光绪八年(一八八二年) ,牧甫来到广州,这时已经三十四岁。广州无论经济、文化等方面比南昌活跃,这对欲以鬻艺营生的牧甫来说,无疑是比较优越的条件。抵粤翌年,名士符子琴就为他代定了刻印的润例,加以推介。当时在广东担任将军的长善,是一位雅爱文流的官僚,一时文士像沈泽棠、梁肇煌、梁鼎芬、文廷式等,或延入幕,或为座上客。长善的儿子志锐,字伯愚,光绪庚辰进士,后授编修,是瑾妃、珍妃的从兄,他十分钦佩牧甫的篆刻,请他刻了很多印,而且在经济上经常周济他。我们试读『同听秋声馆印』印跋便可了然:『士陵篆刻无所师承,每自愧不足为知己者用,而偏中伯愚太史嗜痂,太史将闵其饥寒而周之耶?诱之而使之至是耶?将有以为取乎此也。』牧甫在广州很快便结识了一班文士,以及爱好书刻的官员,他们给牧甫提供习艺的金石资料,在生活上也支持他,正因为有了像志锐那样有力的人物的揄扬荐举和大力资助,所以才有机会到北京国子监去求学。

  牧甫是在光绪十一年乙酉(一八八五年)八月到北京国子监肆业的。那是全国最高的学府。由於一段时间他失过学,这时亦年已三十七岁了,所以只侧重在金石学方面下功夫。北京是文物荟萃之地,又得从盛昱、王懿荣、吴大澄等名家问学,视野扩大多了,艺术提高也很快。那段时间刻印也不少,印跋中常有『游笈停都门』 、『志於南学西舍』的话。光绪十二年(一八八六年)八月起,牧甫以国子监祭酒盛昱之命摹宋本《石鼓文》 ,准备将刻石置韩文公祠壁,学录蔡赓年担任校文,未全部刻竣,牧甫便有广州之行,续刻的工作,由拔贡生诸城尹彭寿担任。

  光绪十三年(一八八七年) ,两广总督张之洞、广东巡抚吴大澄在广州设立广雅书局从事经史的校刻。牧甫与吴大澄有旧,大澄便邀请牧甫来广雅书局校书堂担任校刻工作,凡广雅书局所刻好几百种书籍,扉页的篆书,多出牧甫之手,遇上得意之笔,背面还写上『光绪某年黄士陵署』的字样。钱君陶先生那文章和乔曾劬的《黄先生传》都说牧甫是大澄的幕客,我以为不如说是座上客比较妥当。牧甫绝不是行政人材,也不一定有兴趣於仕进,乔氏所写的传说:『(大澄)讽以纳粟为官,先生夷然不屑。』我以为是可信的。而作为金石学者的吴大澄,许多金石器物的墨拓、整理工作,是需要像牧甫这样的人来帮助的。光绪十四年(一八八八年)五月,吴大澄借到川沙沈树镛宋拓《刘熊碑》 ,以赵撝叔的双钩本加以校定,曾请牧甫用端石重为摹勒。同年七月,大澄又请牧甫与尹伯圜合作,将他所藏的古印,编排钤印为《十六金符斋印存》三十册。不久,吴大澄调河东河道总督。牧甫仍留在广雅书局校书堂工作。 (原设在南园旧址,即广州市文明路与文德路交界处的中山图书馆) 。广雅书院为张之洞所创办,院长梁鼎芬是牧甫的旧好,因此他为这所学府也贡献了力量。广雅书院特制的印有『广雅书院』的青砖,及印有『广雅』的瓦当,都是牧甫手笔,乃至连藏书橱两门用磨沙玻璃磨制的『广雅』二字,也是牧甫所作。院中印章固其刻制。据老辈相传:过去『无邪堂』有一石碑也是他写的,今已无存。而『文革』前仍保存的《广雅书院教规》、《创建广雅书院奏摺》、《请颁御书扁额摺》的篆额,虽无题款,但一看便知是牧甫的书迹。即使说是张之洞篆的《许君说文解字序》 ,也可能为牧甫所捉刀。牧甫在校书之暇,鬻书卖印,生涯并不寂寞。其中为黄绍宪、俞旦、李茗柯兄弟、欧阳务耘、龙凤镳、孔性腴、江仁举、潘宝璜、锺保珩、伍懿庄等刻印较多,多者约百方,少者亦数十方,其他如张之洞、梁鼎芬、潘兰史、黄遵宪、苏若瑚、潘衍桐、朱一新、康有为、陈乔森、胡汉秋等也各有一些。外地的不少女士也经常来信求印。

  牧甫在广州还有这么一段韵事。李茗柯与他的四兄雪涛、六兄若日,同时拜牧甫为师,或习篆刻,或问书画。茗柯的父亲对牧甫所藏的汉吉羊大镜倾慕备至,亟欲得之;但牧甫却视如性命,不肯割爱。李父便每日遣其婢给牧甫送点心,希望通过这样的表示,得偿所愿。不久,牧甫锺情於其婢,这件精美的汉镜便作为聘礼而入於李家了。这位李家之婢姓朱,为牧甫生了一子名子牧(早夭)和两个女儿。据说牧甫婚后,曾在今广卫路的华宁里居住过。

  牧甫第一次来粤,住了近四年。第二次来粤,一住便十四年,到光绪二十六年庚子(一九OO年) 五月才离开广州回安徽,这时已经五十二岁。前后一共在粤十八个年头。『臣度上言』印的印跋说:『牧甫篆刻,时乙未(一八九五年)夏四月舟次歙东尾滩埃港。』这告诉我们:牧甫在粤期间,曾回安徽探望过,或许是为以后回乡作准备吧。

  牧甫少小离开了家乡,浪迹天涯,年纪大了,就想著家乡,他后来以『倦游窠主』和『息游窠主』自号,正是这种心情的反映。本来,五十二岁,正是如日方中的时候。以牧甫的才华和当时的健康情况,在艺术上应该再事创造,但他过早地产生退隐的意念了。这是令人可惜的。光绪二十六年(一九OO年)回到故乡黟县,仅仅住了两年光景。到光绪二十八年(一九O二年)秋间,便为湖北巡抚、署湖广总督端方所邀,又带同大儿子少牧一道到武昌去,协助端方从事《陶斋吉金录》等书的技术性辑著工作。当然,这时也刻了好些印。除为端方、褚德彝等镌刻外,在广州的盛季莹等旧好也去函索刻。《黟山人黄牧甫先生印存》卷首的『倦游窠主五十四岁小景』 ,就是住在武昌时由其擅绘人像的弟弟厚甫据摄影彩绘而成的,逼真如同照相。牧甫在上面题了这么一段文字:『光绪壬寅游笈停鄂州,食武昌鱼,适逢贤东道主,既无弹铗之歌,又乐嘉鱼之美,处之稘年而貌加丰。』这正是当时生活的一个侧面。

  光绪三十年(一九O四年) ,牧甫归老故乡,从此不再复出,这时才五十六岁。他寄情於故乡秀丽的山水,又解囊存恤孤寡,周给贫困,很得乡人的称颂。对於同乡书法篆刻爱好者的求索,则有『在黟减半』的优惠。后来由於修建自住房子被人诬告侵占土地而对簿公堂,情绪很受刺激,加之哮喘复发,身体逐渐走下坡。本来,回乡以后,对艺术的研究,牧甫并没有放松过。光绪三十四年(一九O八年)正月开春,他还刻一方『古槐邻屋』的印章,才隔两三天,在正月初四日,便病逝於家,享年才六十岁。

  牧甫是个国子监学生,一生中又两次作为贵官的座上客,要想仕进,不是没有机会的。但他始终自乐其乐地过著鬻艺自给的廉介生活。这彷佛有点像他曾经私淑过的完白山人邓石如似的,牧甫晚年常常自称『黟山人』 ,或许多少也有这点意思吧。端方在挽牧甫的长联中写道: 『执竖椽直追秦汉而上,金石同寿,公已立德,我未立言;以布衣佐於卿相之间,富贵不移,出乃名臣,处为名士』。可说搔著痒处。

  最后,附带在这里对近人某些有关牧甫的叙述,作必要的澄清。一个是牧甫从哪里到北京国子监求学问题。钱君陶先生《我所知道的黄士陵》一文(载《艺林丛录》第八编) ,说牧甫在南昌常到一家旧书铺看书、借书,并为该书铺写了不少书签、扉页,以为交换条件,后为江西一位高官赏识他用篆书写的书签、扉页,要见牧甫,并把他介绍到国子监读书去。又乔曾劬的《黄先生传》说:『……父卒,母谢夫人殉焉。先生形毁骨立,蔬食三年,孝行闻於乡。服阕,诣燕京肆业国子监南学。』这两段叙述都不确切。牧甫既不是在江西夤缘北上,也不是从安徽直接而去,而是在广州为有力者所荐举的。这在前边已有具体的说明,於此不再重复。另一个是牧甫两次入粤的年份问题。黄文宽在《黄牧甫印存自序》(见冼玉清《广东印谱考》油印本)中说:『光绪八年壬午,(牧甫)第一次来粤,客吴清卿幕中。』又说:『(牧甫)戊子第二次来粤,客张南皮幕中。』这都不对。按光绪八年吴大澄尚在北京任太常寺卿,哪有牧甫从之来粤之理而第二次的来粤,既不在戊子,亦非入张之洞幕。我藏有《寄盦集古印》原钤本,前有牧甫在戊子十月亲笔为俞旦作的题记,中有『岁丁亥(即戊子的前一年,一八八七年),陵来东粤就食吴客翁门下』之语,可作确凿的证明。上述资料恐人误引,因并辨之。

  二:牧甫的篆刻艺术

  牧甫在少年时代开始篆刻的学习,并无师承,主要是靠自己的摸索。牧甫的胞弟志甫在牧甫的《般若波罗密多心经》的跋语上说:『兄八九岁时,诗礼之暇,旁及篆刻,自鸟迹虫篆,以及商盘周鼎,秦碑汉碣,无不广为临摹,至今积二十年,酷暑严寒,未尝暂废,其嗜之之笃,至於如此。天下事,未有嗜之而不工者,其所造亦可想矣。近镌《多心经》一卷,章法典雅,运刀如笔,余不工篆刻,亦能辨之。』从这里可以知道,牧甫学印甚早,到二十八、九岁已有《心经印谱》之作。此谱各印,可以看到当时牧甫走的是师法邓石如,陈曼生、吴让之等名家的路子。

  牧甫第一次来粤,因为得到一册让之晚年的印册,反覆钻研,很有收获,所以这个时期的作品摹拟让之风致的特多。他在『丹青不知老将至』一印的印跋上说:『张心农自江南来,购得让老晚年手作印册,知余攒仰,据出授观,余闭门索隐,心领而神会之,进乎技矣,质诸振老以为然耶否耶?欣喜之情,溢於言表。但有时仍用石如、钝丁、曼生的家数。

  到北京的前后三年,牧甫广泛地涉猎周金汉石,转益多师,从中领悟到『印中求印』的不足,以及赵撝叔寻求的印外求印的必要,因而作品出现了新的意趣。那时,牧甫如饥似渴地搜集金石资料,大胆地进行各种试探。一次,他刻了『我生之初岁在丙辰惟时上已一印,在边跋上刻道: 『朱博残石出土未远,余至京师,先睹为快,隶法瘦劲,似汉人镌铜,碑碣中绝无而仅有者,余爱之甚,用七缗购归,置案间耽玩久之,兴酣落笔,为蕴贞仿制此印,蕴贞见之,当知余用心之深也。』又有『国钧长寿』一印,亦住在北京时的作品,得印者见到牧甫当面给他镌刻,颇有体会,特意写了一段文字,要求牧甫附刻在石上。这段话说: 『篆刻之难,向特谓用刀之难难於用笔,而岂知不然。牧父工篆善刻,余尝见其篆矣,伸纸濡豪,腋下风生,信不难也。刻则未一亲寓目焉。窃意用刀必难於用笔,以石之受刀,与纸之受笔,致不同也。今秋同客京师,凡有所刻,余皆乐凭案观之,大抵聚精会神,惬心贵当,惟篆之功最难,刻则迎刃而解,起讫划然,举不难肖乎笔妙。即为余作此印,篆凡易数十纸,而奏刀乃立就,余乃悟向所谓难者不难,而不难者难,即此可见天下事之难不难,诚不关乎众者之功效,而在乎独运之神明,彼局外之私心揣度者,无当也。质之牧父,牧父笑应日:唯。因并乞为刻於石,亦以志悟道之难云。乙酉秋,西园志。』这番话,生动地记述了牧甫在创作时对篆稿的严肃认真和求变的精神,以及镌刻时的淋漓痛快。如果说,牧甫第一次来粤在篆刻创作上是摹拟期的话,那末在京的期间该是他的蜕变期,而第二次来粤以后的三数年,则应是牧甫的创新期了。

  牧甫经过长时期艰苦细致的探索,遍摹了古印和各名家印,到了四十岁以后,已形成自己独特的风格。

  他的刻印的特点是:平正中见流动,挺劲中寓秀雅,既无板滞之嫌,也无妄怪之失。他取法於汉印中光洁的作品,而借镜於赵撝叔。撝叔是用切刀来体现汉印,牧甫则改用冲刀,使汉印原来銛锐峻峭能够得到更好的表现。他在印跋上说: 『汉印剥蚀,年深使然,西子之颦,即其病也:奈何捧心而效之。』(见『季度长年』印跋)又说:『赵益甫(即撝叔)仿汉,无一印不完整,无一画不光洁,如玉人治玉,绝无断续处,而古气穆然,何其神也。他临仿和摹拟过撝叔的作品,但怎样才能像撝叔那样,既学到古印的精神,又不为前人所羁绊呢牧甫是有过一个探索过程的,在绍宪长年印的印跋中说: 『仿汉铸印,运刀如丁黄,仍不脱近人蹊径』。过了三数年,终於摆脱清代名家喜用的切刀,改用酣畅挺拔的冲刀来治石。当然,清人用切刀有用得好的,但浙派的末流,却变成锯牙燕尾,非来一个改革不可了。请看,牧甫在『菽堂』一印印跋上揭示道: 『用冲刀法仿古铜印』 ,而这印正是他的本色。到这时,牧甫算是真正闯出自己的路子来了。从这些印跋里,我们可以看到牧甫印艺创作的发展途径。牧甫给他的学生李茗柯刻了『师实长年』的印章,在边款上说:『此牧甫数十石中不得一也。平易正直,绝无非常可喜之习,愿茗柯珍护之。』这方师实长年的白文印,是牧甫平常最习见的面目。 『平易正直,绝无非常可喜之习』 ,说起来简单平淡,而这正是牧甫经过一、二十年的探讨,像孙过庭论书所说的那样:『既能险绝,复归平正』 ,他是掌握了石如的峻拔奇纵,曼生的英迈爽利,让之的稳练自然,再回到『平易正直』上来的,所以看似干实,貌不惊人,但却静中有动,方入圆出,以巧为拙。在字的处理上,为了疏密变化,他往往从秦代权量诏版上摄取似欹反正的神理;在笔画的粗细变化上,也加以适当的调整。白文如此,朱文亦然。前人作印,每在笔画的交叉处或交接处弄得圆浑厚实,就像梁退庵所挖苦过的:在黑漆方几上贴四张圆纸,就说成『田』字那样,牧甫则反其道而行之,在朱文印的笔画交接处上却特见锋棱,斩钉截铁,这不仅是他的手眼明快,亦所以见牧甫印格的清刚挺拔。如果篆刻也可以跟书法打比方的话,那么,牧甫的篆刻的巧妙,无疑是最合适跟伊秉绶的隶书相提并论了。伊秉绶的隶书,结构平正,笔画劲直,由於在结构上注意疏密变化,每字都有那么一两笔的险笔,这样,整个字便活了起来。这不就是牧甫自谦地说的『平易正直,绝无非常可喜之习』吗这点,我们还可以找到切实的证据,牧甫在『叔铭』一印的边款上自我表白道:『伊汀州隶书光洁无伦,而能不失古趣,所以独高,牧甫师其意。』这就最清楚不过了。

  牧甫对章法有特别的造诣。邓尔雅说他『尤长於布白,方圆并用,牝牡相衔,参伍错综,变化不可方物。』这是很有见地的。他配字很讲究疏密、穿插,彷佛有意,又若无意,密字清疏,意趣横溢。牧甫在国子监时曾刻过一方四十七字的多字印,用周金文字入印,但每字不是平列如彝铭,而是大小参错、上下左右疏密向背极有情味地组成在一起,刻成之后,他在边款上说:『多字印排列不易,停匀便嫌板滞,疏密则见安闲。』过了十多年,又刻下『锻客』一印,在边款上说道:『填密即板滞,萧疏即破碎,三易刻才得此,犹不免二者之病,识者当知陵用心之苦也。』看看印面,想想边款所云,可以使人悟到许多道理。

  牧甫自成家法后的用刀,也有自己的特点。他的弟子李茗柯告诉人说,牧甫刻印所用的冲刀法,完全遵照传统,执刀极竖,无异笔正,每作一画,都轻行取势,每一线条的起讫,一气呵成,乾脆利落,绝不作断断续续的刻划,和三翻四复的改易。我们看到钤本,可以领略到这点。如得到牧甫的原刻,将它洗乾净,用放大镜仔细揣摩用刀的方法,将更证实茗柯是言之有据的。

  李茗柯曾经说过:『悲庵(指赵撝叔)之学在贞石,黟山(指黄牧甫)之学在吉金,悲庵之功在秦汉以下,黟山之功在三代以上。』不少人都以这番话为知言,赵撝叔的暂不讨论。以牧甫而言,他的自成体貌,确得於吉金为多,但主要在两汉的凿款,得其銛锐纵横,光洁挺劲,而并非在三代以上。这是该辨明的。他所资极博,彝鼎、权量、泉币、镜铭、古陶、砖瓦,以及周秦汉魏的石刻,当然少不了玺印:他都能摄其意趣:熔铸到篆刻中来。在牧甫以前的篆刻家,古玺都无深究,只有到了牧甫,才尽窥其奥,而且巧妙地参用金文,他在四十岁那年为黄绍宪所刻的『绍宪之章』 ,黄氏得到了,致函牧甫说:『得此仿古玺,令我不复思周秦故物矣,乐何如之』。看来不是瞎捧场的话。

  傅抱石先生曾评论牧甫的印艺说:『我个人往往以为他的印,刚而有余,但变化不足以副之。若把书法作譬,他似是颜鲁公而绝非赵文敏;把画作譬,则密近『院体』在『马』、『夏』之间,而不是石格与梁楷。他的朱文胜过白文,他的小印胜过大印。他既能在细微处显出功力;又能在承转间芟去支蔓。任你如何的天禀,可以学徐三庚很快的得名,然不能短期蹈袭他的步履。他的可贵在此!他的可敬在此!他的可惜,我看亦复大半在此!』所说颇有见地。

  牧甫的边款也有必要谈谈。他早年曾经学过明人那样的行书双刀刻法(见『胸有方心身无媚骨』印款) ,但平常最习见的单刀意拟六朝碑刻的楷书款刻,沉厚而又棱厉,一如其书,或大或小,无不有笔有墨,大者每见沉雄,小者时露秀雅。曾见『石邻白牋』一印,印款也是楷书,但风致颇与撝叔为近,可能是一时的戏拟吧了。牧甫偶尔也有用金文的(见『俞伯惠』) 、篆书的(见『逸休堂』) ,和隶书的(见『哀五封事』印款。至於文词的隽永,以及往往抒发他对印艺的见解,这是爱好牧甫印艺的人都注意到的。牧甫半生以鬻印为生,刻了大量的印章。他为友好、学生,和巨室所刻大批印章中确是佳作如林;但一般的随意应酬之作,个别亦容有失之纤诡或平淡。这是我们不能为贤者讳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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