违章代码1351什么意思

交通违章代码：1351

记分（扣分）：3分

违章罚款金额：20-200元

其他处罚：警告

交通违法行为：驾驶危险物品运输车辆在高速公路、城市快速路以外的道路上行驶超过规定时速未达20%的

艺术专硕专业代码135100，隶属于艺术学门类。艺术硕士专业学位的英文名称为MasterofFineArts，英文缩写为MFA。

行为艺术是20世纪五六十年代兴起于欧洲的现代艺术形态之一。

行为艺术是经艺术家亲身加入，精心策划而推出行为或事件，并通过与人交流，一步步发展，形成结果的过程。我们定义这个事件或过程为行为艺术。

法兰彻斯科·彼脱拉克(Francisco Petrach，1304—1374)，意大利早期文艺复兴时期的著名诗人和学者，人文主义的奠基者，早期资产阶级的艺术和道德观的建立与他是分不开的。

彼脱拉克的父亲原是佛罗伦萨的一个律师，因与黑党领袖不和于1302年被逐出城，迁居阿雷佐。1304年7月20日彼脱拉克即出生于此。以后几经搬迁，终于1312年迁到法国南部的阿维农，当时的教廷就在那儿。因此彼脱拉克一方面与佛罗伦萨，另一方面与教皇等上层分子都有密切联系。这种情况既关系到他的成长，也有助于他以后的人文主义活动。

彼脱拉克少时便喜好文学、修辞，对古典作品尤为倾倒，古罗马维吉尔的诗歌、西塞罗的讲演都强烈地吸引着他。但他父亲却要他成为一个法学家。因此，自1316年起，他先后在法国的蒙特波利和意大利的波伦亚学习法律。1326年他父亲死后，他得以放弃法学，自由地发展自己的爱好。同年，他回到阿维农，担任一个次要的教职。1330年到1347年，他一直在红衣主教乔万尼·科伦那手下任职，但时有中断。

在教会中的工作并不忙，这保证了彼脱拉克的收入。他一面参与教廷的一些政治、外交活动，一面不倦地学习、作诗。作为诗人，他的名声很快传开。1340年，巴黎和罗马争相邀请诗人去接受桂冠。彼脱拉克选择了罗马。1341年4月8日，他在罗马的卡匹托利山上光荣地接受了“桂冠诗人”的称号。

彼脱拉克一生不断地到处旅游。他去过西欧各著名城市，如巴黎、根特、科伦等，结织了不少学者名流。与此同时，他不惜金钱，不辞辛劳，四处收集拉丁文的古代残稿，亲自抄录古典作品。他不懂希腊文，但依然精心地收藏希腊的古代作品，并鼓励和赞助翻译这些作品。正是在他和卜迦丘的帮助下，希腊人里昂古奥·彼拉多把《荷马史诗》全部译成了拉丁文。他十分珍视古罗马的遗物，诸如钱币、碑刻、雕像，都一一加以搜集，收藏。彼脱拉克在挖掘古代文化上的贡献，在同时代人中是卓有成效的，也正是他第一个提出要来“一个古代学术——它的语言、文学风格和道德思想的复兴”。

彼脱拉克反对中世纪教会宣扬的禁欲主义，热爱生活，热爱美丽的大自然。他喜欢旅行，尤喜登高远眺。他常和友人登临古罗马皇帝戴克里先大浴室的遗址，有一次还登上了阿维农附近的文图克斯山眺望周围的景色。这在今天是不值一提的事，但在当时，为领略自然风光而登山是没有听说过的。彼脱拉克喜欢在风景秀丽的地方从事创作、研究。他的大量诗文、论著就是写成于远离市尘喧嚷的田园山庄之中。他描绘过斯佩西亚的海湾、威尼斯的港口、那不勒斯的城市。彼脱拉克已经把作为审美对象的大自然与具有实用价值的大自然区别开来。他是最早从自然中发现美的人之一。

彼脱拉克的著作很丰富，其中《歌集》、《阿非利加》、《意大利颂》和《名人列传》尤其著称于世。

《歌集》是用意大利文写成的366首抒情诗，主要歌咏诗人对劳拉的爱情。彼脱拉克是1327年在阿维农的一个教堂与劳拉相识的，虽然他们没有更多的接触，但彼脱拉克却对劳拉产生了真挚而热烈的爱慕之情。他用诗来抒发这种强烈的感情。1348年，黑死病夺去了劳拉的生命，彼脱拉克哀伤不已，又在诗中表达了沉痛的悼念之情。有人怀疑劳拉的故事纯属虚构。但重要的是，彼脱拉克与教会的禁欲主义相对，用细腻的笔调坦率地表达了世俗人们向往幸福的内心世界。他摒弃了中世纪骑士文学中令人高攀不上的贵族妇女的形象。他也没有象但丁那样，把爱情象征化、哲理化。他描写、歌颂的是一个实实在在的人间妇女。他使爱情诗更接近生活，充分反映了人文主义的精神。《歌集》主要采用了14行诗的形式，这是他从普罗旺斯“温柔的新体”诗派那儿继承过来的，但他使之达到了完美的境地。无论是《歌集》的内容还是形式，都对以后欧洲的诗歌发生了巨大而持久的影响。

彼脱拉克的《阿非利加》(始作于1338年或1339年，但一直未完成)是描述第二次布匿战争的。这首用拉丁文写的长诗，颂扬了罗马将领西庇阿·阿非利加努斯，西庇阿击败了迦太基统帅汉尼拔，战功可与庞培、恺撒相比。对阿非利加的赞美，实际上是对伟大的意大利民族之赞美。

中世纪的意大利，政治上处于四分五裂，常遭德意志、法兰西、西班牙等国的侵扰，始终没有形成统一的国家。彼脱拉克在《意大利颂》中，表达了他反对封建割据、渴望统一的强烈愿望，诗中写道：

“我的意大利啊!

纵然我的诗句不能治好

那些折磨你美好躯体上血迹斑斑的创伤，

可我的心好象生了重病，

我的叹息从庄严的海岸吹到了台伯河上。

……

看吧，

我的祖国，

你所喜爱的我的故乡，

正在为无名原因引起的战争

和那不能抑制的纠纷，

受着多么残酷的

折磨和煎熬!”

对战争、割据之损伤祖国的切肤之痛，跃然纸上，字里行间充满了血和泪。

彼脱拉克的《名人列传》是用拉丁文写的，书中写了21位伟大的罗马人——从罗慕洛到恺撒的传记。彼脱拉克试图通过历史名人的传记，提供一部罗马史，并把过去强大的罗马帝国与四分五裂的意大利现状进行对比，从而进行爱国爱民的道德教育。然而撰写历史非彼脱拉克的特长，他未能批判地运用史料，正确地反映历史事实和英雄人物的面貌。

值得一提的是，作为一个历史学家，彼脱拉克已明显地感觉到了自己是处在一个新时代。这个时代与古代希腊罗马时代有类似之处，与处于古代和现代之间的时代却大不相同。这样，他就形成了历史发展三阶段论。古代和现代是历史发展的两个高峰，而中世纪(他有了“中世纪”这个概念的最初萌芽)是黑暗的、倒退的时代，它应该结束。可见他对中世纪从历史的角度作了批判。

不过，诗是彼脱拉克的主要武器。他用诗猛烈抨击教廷的黑暗：

“这里是数不清的悲伤，野蛮凶狠的庙堂，

这里是邪教徒的寺院，引入邪途的学堂，

这里是眼泪的发源地，

是黑暗的监狱，是个充满欺骗的场所，

在这里， 善良被扼杀，

凶恶却在成长，

这儿是人们死前的黑夜和地狱，——

难道上帝不将惩治你”

他也用诗鞭挞热衷于内战的诸侯：

“唉!命运把统治国家的政权

给了你们，

你们对国家可并无同情之心……

你们污辱了故乡

这块最好的土地，

彼此互相残杀敌对无情……”

他用诗向意大利呼吁，“挣脱你身上沉重的锁链”，争取统一和独立。100年后，意大利早期资产阶级政治思想家、历史学家马基雅弗利还在其《君主论》的书尾附上彼脱拉克的诗句，以祈祷意大利早日实现统一：“美德，面对狂暴，拿起武器站了起来。战争立刻就要结束，因为，在意大利民众的心中，古代的勇气尚未泯灭。”

1347年彼脱拉克曾支持过发生在罗马的科拉·迪·里恩佐起义，这次起义一度建立了共和国。起义失败后，他还致书罗马人民表达了自己的婉惜之情。1351年他拒绝了位尊禄厚的教皇秘书职务，为的是能为罗马人民进行一些有意义的改革。他提出君主应是臣民的父亲，而不应是他们的主人。君主应治理好国家，维修教堂和公共建筑，维持城市治安，疏导沼泽，保证酒和谷物的供应，帮助无依靠的患病者，反对野蛮的骑士比武。这些反映了他较进步的政治思想。

彼脱拉克终究是一个处于两个时代交替时期的人，时代的矛盾在他的身上也反映出来。他大胆地追求世俗幸福、名誉，但他对基督教的道德观念的批判是不彻底的。他在《秘密》(作于1342年秋和1343年冬，1353年和1358年修订)中以向奥古斯丁忏悔的形式表白了他内心的斗争，认为自己对爱情和对荣誉的追求是罪恶的。不过，他承认自己不能改变，并认为尽管沉迷于个人世俗生活，人仍然能找到通向上帝的道路。这反映了人文主义的宗教观和道德观，基督教的因素并未被彻底排除。对于教廷，彼脱拉克一方面攻击其腐败，一方面又长期在教廷中任职，并与几位教皇过从甚密。此外，作为一个早期资产阶级知识分子的代表，彼脱拉克的生活有一个时期是放荡的。而他的思想和活动也都充满了个人主义色彩。

彼脱拉克很少长时期地定居于一地。其后半生主要往来于意大利的一些城邦之间，先后在帕尔马的卡拉乔、米兰的威斯孔第以及帕图阿的卡拉拉等宫廷中待过，也曾一度是威尼斯共和国的宾客。在此期间，各城邦常借他做些外交工作。最后，他在一个小村阿克瓦买下一所房子。1374年7月18日至19日晚彼脱拉克就在这个村子去世。当人们发现他的遗体时，他的头还埋在维吉尔的手稿中。

1351和1534代表的是同一趟车，都是从城都开往上海的。

车次的编制和上行下行有关,铁路规定进京方向或是从支线到干线被称为上行,反之离京方向或是从干线到支线被称为下行上行的列车车次为偶数(双数),下行的列车车次为奇数(单数)如T11次是从北京开往沈阳北方向,为下行所以是奇数(单数)的;它的回头车T12次是从沈阳北开往北京方向,为上行,所以是偶数(双数)的另外还有的车在运行途中会因为线路上下行的改变而改变车次,例如K388/385 386/387次,是运行沈阳北到成都区间内的,从沈阳北始发是开向北京的,所以上行,车次为K388次车经停天津以后开始向离京方向行驶,改为下行,所以车次同时改为K385次从成都向沈阳北开的时候也是一样,在到天津前是上行,所以车次是K386次,经停天津后改下行,所以车次为K387次同时在改车次前后的区间内,车次自成一对比如沈阳北到天津区间车次是上行K388,下行K387铁路车次的编排就是这样的

意思是说读书时无人问津，中举后天下皆知，用来激励人努力读书，考取功名的。

这是元代高明在《琵琶记》中说的：“十年寒窗无人问，一举成名天下知”，他以“头悬梁、锥刺股”的苦读精神，来激励读书人追求做大官、发大财。“十年寒窗”意指要通过艰辛的努力，十年并非实数。

《琵琶记》　元・高明作。高明(1307？～1359)，字则庆，号菜根道人。浙江瑞安人。自少即以博学著称，求学于理学家黄溍门下，深受儒家思想的影响。至正五年(1345)中进士，做过多任地方官。

任职期间，颇有能声，也意欲有所作为。至正十一年(1351)，从军南征方国珍起义，因与统帅论事不合，兼之目睹时政日非，在对现实生活失望的同时，感悟“功名为忧患之始”(元赵汸《东山存稿》卷二《送高则庆归永嘉序》)，萌生了隐遁的念头。

约在至正十六年(1356)之后，隐于浙东宁波的栎社，以词曲自娱，并创作了《琵琶记》。此外，据徐渭《南词叙录》，他还作有南戏《闵子骞单衣记》，今佚。诗文集《柔克斋集》共20卷，亦散佚，今存五十馀篇。

剧情是：书生蔡伯喈与赵五娘新婚不久，恰逢朝廷开科取士，伯喈以父母年事已高，欲辞试留在家中，服侍父母。但蔡公不从，邻居张大公也在旁劝说。伯喈只好告别父母、妻子赴京试。应试及第，中了状元。牛丞相有一女未婚配，奉旨招新科状元为婿。

伯喈以父母年迈，在家无人照顾，需回家尽孝为由，欲辞婚、辞官，但牛丞相与皇帝不从，被迫滞留京城。自伯喈离家后，陈留连年遭受旱灾，五娘任劳任怨，尽服侍公婆，让公婆吃米，自己则背着公婆私下自咽糟糠。婆婆一时痛悔过甚而亡，蔡公也死于饥荒。

而伯喈被强赘入牛府后，终日办思念父母。写信去陈留家中，信被拐儿骗走，致音信不通。一日，在书房弹琴抒发幽思，为牛氏听见，得知实情，告知父亲。牛丞相为女儿说服，遂派人去迎取伯喈父母、妻子来京。蔡公、蔡婆去世后，五娘祝发卖葬，罗裙包土，自筑坟墓。

又亲手绘成公婆遗容，身背琵琶，沿路弹唱乞食，往京城寻夫。来京城，正遇弥陀寺大法会，便往寺中募化求食，将公婆真容供于佛前。正逢伯喈也来寺中烧香，祈祷父母路上平安。见到父母真容，便拿回府中挂在书房内。五娘寻至牛府，被牛氏请至府内弹唱。

五娘见牛氏贤淑，便将自己的身世告知牛氏。牛氏为让五娘与伯喈团聚，又怕伯喈不认，便让五娘来到书房，在公婆的真容上题诗暗喻。伯喈回府，见画上所题之诗，正欲问牛氏，牛氏便带五娘入内，夫妻遂得以团聚。五娘告知家中事情，伯喈悲痛至极，即刻上表辞官，回乡守孝。

得到牛相的同意，伯喈遂携赵氏、牛氏同归故里，庐墓守孝。后皇帝卜诏，旌表蔡氏一门。

扩展资料：

琵琶记蕴含的感情：

《琵琶记》的前身是宋代戏文《赵贞女蔡二郎》。据记载，其情节大致写蔡二郎应举，考中了状元，他贪恋功名利禄，抛弃双亲和妻子，入赘相府。

其妻赵贞女在饥荒之年，独力支撑门户，赡养公婆，竭尽孝道。公婆死后，她以罗裙包土，修筑坟茔，然后身背琵琶，上京寻夫。可是蔡二郎不仅不肯相认，竟还放马踩踹，致使神天震怒。最后，蔡二郎被暴雷轰死。

宋代戏文所写的蔡二郎，亦称蔡中郎，也就是汉代著名文士蔡邕，字伯喈。戏中所写的情况，只是出于民间传说。陆游在《小舟游近村舍舟步归》一诗中说： “斜阳古柳赵家庄，负鼓盲翁正作场。死后是非谁管得？满村听说蔡中郎。”可见该故事流传之广。

类似这种题材，在宋代说话、鼓词、诸宫调、杂剧等民间伎艺中，还有《王魁负桂英》、《陈叔文三负心》、《王宗道负心》等。这表明书生负心婚变现象在当时相当普遍，书生贪新弃旧、攀龙附凤的行为尤其受到市民阶层的关注。

书生发迹变泰后负心弃妻的现象，与宋代科举制度有着密切的关系。科举制度规定，不论门第出身，只要考试中式，即可为官。这为寒士发迹提供了一条捷径。“朝为田舍郎，暮登天子堂”，便是这种情况的写照。书生初入仕途，需要寻找靠山，权门豪贵也需要拉拢新进以扩充势力

。联姻便成了他们利益结合的手段。而当书生攀上高枝，抛弃糟糠之妻时，便与原来的家庭以及市民阶层报恩的观念，不可避免地发生了冲突，导致一幕幕家庭和道德的悲剧。市民大众厌恶书生这种薄幸的行为，不惜口诛笔伐，这就是宋代民间伎艺产生大量谴责婚变作品的原因。

宋代婚变故事一般都把矛头指向书生，是因为当时他们不仅有着优渥的社会地位，而且作为知书达礼的道德传承者，肩负着社会的责任。地位和行为的反差，自然使他们成为人民大众特别是市民阶层谴责的主要目标。

在元代，社会情况发生了巨大的变化，书生的处境，从天上跌到地下。元代科举一度中断达七十馀年，终元之世，考试制度时兴时辍

。这使许多士人失去进身之阶，社会地位急遽下降，以至出现“九儒十丐”的说法。与此相联系，谴责书生负心婚变的悲剧作品，逐渐失去了现实的针对性。地位低下的书生，反成了同情的对象。所以元代戏曲里的书生形象，或是平庸怯懦，或是迂阔拘谨，尽管多半缺乏光彩，但很少作为被鞭挞的对象。

到元代后期，人们对地位得不到改善的书生愈加怜惜，正面歌颂书生志诚的作品渐渐成为戏曲的主流。高明的《琵琶记》，以同情宽恕的态度，刻划蔡伯喈的形象，正体现了当时的社会情态。

《琵琶记》基本上继承了《赵贞女》故事的框架。它保留了赵贞女的“有贞有烈”，但对蔡伯喈的形象作了全面的改造，让他成为“全忠全孝”的书生。为了终养年迈的父母，他本来并不热衷于功名，只是辞试不从，辞官不从，辞婚不从，这“三不从”导致一连串的不幸，落得个“可惜二亲饥寒死，博换得孩儿名利归”的结局。

高明在《琵琶记》的开头，写了这么一段话：

秋灯明翠幕，夜案览芸编，今来古往，其间故事几多般。少甚佳人才子，也有神仙幽怪，琐碎不堪观。正是不关风化体，纵好也徒然。论传奇，乐人易，动人难，知音君子，这般另眼儿看。休论插科打诨，也不寻宫数调，只看子孝与妻贤。

《琵琶记》所叙写的，确是“子孝与妻贤”的内容。高明强调封建伦理的重要性，希望通过戏曲“动人”的力量，让观众受到教化。因此，明太祖曾盛誉《琵琶记》是“山珍海错，贵富家不可无”(《南词叙录》)。在这方面，《琵琶记》产生过一些消极的作用。

但高明主张戏曲必须有关风化、合乎教化的功用，把当时士大夫所不屑的南戏看作可以“载道”的工具，却意在抬高南戏的地位和价值。同时，高明能正视社会生活的真实，在肯定孝子贤妻的同时，揭示封建伦理本身存在的矛盾，展示由于封建伦理而产生的社会悲剧，而给予观众强烈的震撼。

《琵琶记》的戏剧冲突，是围绕着“三不从”而展开的。剧本第四出“强试” 是冲突的开端。蔡伯喈考虑到父母年老，无人照顾，在面临科举考试的前夕，决意暂时放弃功名，谢绝了州司的推荐。

但其父蔡公却迫切期待儿子获得功名，强调只要儿子中举，改换门庭，他纵然死了，“一灵儿终是喜”。甚至责备蔡伯喈以尽孝为借口，其实是贪恋新婚的妻子。深受封建思想熏陶的蔡伯喈，既不能违背孝道伦理原则，又不能违抗父命，在无可奈何的情况下，只好离开了家门，向悲剧的境地迈开了第一步。

蔡伯喈如期赴试，得中状元，便得到牛丞相的青睐。牛相执意招他为婿，皇帝也玉成其事。蔡伯喈倒不想滞留京师，他在辞婚的同时，上表辞官，希望皇帝任命他为乡官：“乡郡望安置。庶使臣，忠心孝意，得全美。

”但朝廷的答复是： “孝道虽大，终于事君；王事多艰，岂遑报父？……可曲从师相之请，以成《桃夭》之化。”君命难违，蔡伯喈有苦难言，有家难归，不得已入赘牛府。但荣华富贵的生活，始终无法消除他的内疚和痛苦。

另一方面，蔡伯喈家乡灾祸频仍，蔡公蔡婆衣食无着，最后家破人亡。就这样，一个努力按照封建伦理行事的“孝子”，却因伦理纲纪的不合理以及伦理纲纪自身的矛盾，成为可怜可悲的牺牲品。

封建伦理，是统治者赖以维护封建秩序的支柱。儒家以血缘为基础，推衍出一套君臣父子的伦理纲常，以规范人的行为准则，要求人们按伦理纲常行事，也即是要求人们通过礼教的自律，抑制个人的欲望，实现社会的和谐。然而，伦理纲常本身是存在缺陷的。

所谓“忠孝不能两全”，即是因为伦理纲常本身经常出现抵牾的局面。蔡伯喈服从了皇帝朝廷，便照顾不了父母家庭；反过来，他要做 “孝子”，便做不了“忠臣”。至于个人的意愿，更遭到无情的践踏。这一来，努力按照伦理纲常行事的蔡伯喈，只能陷入两难的境地之中。

有烈”的赵五娘的悲剧命运，从而可以引发对封建伦理合理性的怀疑。在封建时代，恪守道德纲常的知识分子，经常陷入情感与理智，个人意愿与门第、伦理的冲突之中。《琵琶记》的悲剧意蕴，具有深刻性和普遍性，它比单纯谴责负心汉的主题，更具社会价值。

中国作家网—《琵琶记》的悲剧意蕴

1351艺术类包括音乐、戏剧、戏曲、**、广播电视、舞蹈、美术、艺术设计等艺术创作领域。具体分为以下小类：

1 音乐。

2 舞蹈。

3 戏剧与影视。

4 戏曲与曲艺。

5 美术与书法。

以上就是艺术类1351的具体分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