胡适和鲁迅的包办婚姻:一个爱成诗,一个情成劫

胡适和鲁迅的包办婚姻:一个爱成诗,一个情成劫,第1张

01

民国文人里,鲁迅胡适无疑是两种完全不同类型的人。

鲁迅先生,一生横眉冷对千夫指,性格多疑,轻信,迁怒,极尽的尖酸刻薄,一辈子怼天怼地怼宇宙,咋咋呼呼的骂个不停。

胡适先生,为人谦逊厚道,无论如何也是从不轻易给别人难堪,让别人下不了台。至于公开撕逼怼架,这就更是极少在他的身上发生了。

对于胡适,鲁迅评价他时是这样说的:适之先生的是紧紧的关着门,门上粘一条小纸条道:"内无武器,请勿疑虑。"这自然可以是真的,但有些人--至少是我这样的人--有时总不免要侧着头想一想。

不知道为什么,看到鲁迅这逗逼又不失含蓄的评语,我总是忍不住想笑。

对于鲁迅,胡适从不和他公开怼骂,甚至鲁迅多次公开批评他的时候,他都装的跟没事人一样,从不做应答。鲁迅去世后,面对诬蔑鲁迅的人,他还主动反驳,维护鲁迅。

对于鲁迅而言,做人的极致是说个痛快。对于胡适而言,做人的极致却是厚道。

02

倘若非要从鲁迅和胡适这样两个截然不同性格的人身上找出某些相同点的话,那至少有两样他们是一样的。

第一、 同为新文化运动的****。

第二、 都接受了母亲一手包办的旧时封建婚姻。

03

鲁迅先生是个极孝顺的人,只是他的一时孝顺,却苦了妻子一辈子。

鲁迅的妻子名叫朱安,是一个性格温和,善良,待人宽容,厚道,又懂得礼仪的旧式小脚女人。虽然鲁迅与她仅是夫妻之名,朱安却将鲁迅的母亲侍侯了一辈子。

1906年,26岁的鲁迅被母亲装病骗回国,娶了一个大她三岁的女人,这个女人就是朱安。

听说鲁迅喜欢大脚,因此在出嫁那天朱安特意穿了双大鞋,鞋里面塞了很多棉花。意外的是在出花轿时,轿子太高,朱安的鞋子掉了下去,露出了代表旧式特征的三寸金莲小脚。

成亲时掉鞋,是凶兆。这似乎预示着朱安以后一生的不幸。

婚礼当天,鲁迅表现的非常顺从,司仪让他干什么他就干什么,以至于让所有的人的都感到惊讶,异常。

新婚当天,是鲁迅第一次见到朱安。映入鲁迅眼帘的是一个面色黄白,尖下颏,薄薄的嘴唇使嘴显得略大,宽宽的前额显得微秃的朴实姑娘。她是鲁迅本家叔祖周玉田夫人的同族,平日似乎跟鲁迅的母亲谈得挺投机,亲戚们都称她为"安姑"。

婚后,鲁迅很少向外人诉说过他与朱安的婚姻生活,仅对好友许寿裳说过这么一句沉痛的话:她是母亲给我的一件礼物,我只能好好地供养它,爱情是我所不知道的。

鲁迅的这句表白很著名,曾被许多人引用,以证明他对朱安确实毫无感情,只有供养的义务。

可惜的是,作为"礼物"的朱安本人却没有意识到这一点。婚后第四天,鲁迅就携二弟周作人去了日本,离开了母亲强加给他的女人。没有人提到,朱安在这新婚的三四天里是怎么熬过来的。不知她是一动不动呆坐在新房里呢还是一边垂泪,一边听那些过来人现身说法,教她如何慢慢熬出头

也许,就是在那一刻,她想到自己就像一只蜗牛,只要慢慢爬,慢慢熬,总能等到周家少爷回心转意的那一天。可遗憾的是,朱安到死都没等来这一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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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27年10月,鲁迅在上海与许广平同居,开始了共同生活。

这一年,鲁迅46岁,许广平28岁。

鲁迅和许广平的恋情,更是让朱安断了希望。我不知道这个可怜的女人在听到这个消息后是什么反应,当时的人也没人注意过她,只是在人们提到鲁迅夫人的时候,才会想到有一个叫朱安的女人。

鲁迅的一生既是伟大慈爱的,也是自私绝情的,对于朱安,这个他压根就不爱的女人,他一辈子也没有给过她爱情和温暖。能给予的,也仅是周家太太的头衔和力所能及的生活赡养。

1936年,鲁迅在上海逝世。

1944年,生活拮据的朱安,接受周作人的意见,出售鲁迅藏书。得知这个消息后,上海文化界进步人士都很焦急,不仅由许广平、内山完造出面写信阻止,还推举唐弢、刘哲民二人去北京解释劝阻。

当着前来劝阻她禁止出售鲁迅遗物的代表,朱安,这个苦命的女人悲愤的说出了一句让人心酸的话:

你们总说鲁迅遗物,要保存,要保存!我也是鲁迅遗物,你们也得保存保存我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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和鲁迅一样,胡适也是因为对母亲的孝顺,接受的包办婚姻。

只是和鲁迅不同的是,他和妻子江冬秀的婚姻被称为“民国七大奇事”之一,诚如张爱玲所说:“他们是旧式婚姻罕有的幸福的例子。”

胡适的妻子名叫江冬秀,是旧式望族江家的千金**。她貌陋没文化,小脚脾气爆,爱打麻将夫管严,一个活脱脱的“母老虎”形象。然而就是这样一个女人,却将鼎鼎大名的胡适之调教的像只猫一样温顺。江冬秀的厉害可见一斑。

胡适三岁时就没了父亲,由母亲一人拉扯长大,因此上他对母亲非常孝顺,不敢有丝毫悖逆。13岁那年,胡适要到上海读书,临行前母亲为他和江冬秀订了婚。虽然胡适对这门婚事不感兴趣,可是他对母亲非常孝敬,就默认了。

1918年,27岁的胡适在母亲来信的一再逼迫下,回到了安徽老家。这年冬天,他和江冬秀结婚了。

当天,胡适在新房门上贴下来这样一副对联:三十夜大月亮,二十七老新郎。

在时兴早结婚的安徽,二十七岁的胡适就算老新郎了,而比胡适大一岁的江冬秀,自然是老的不能再老的新娘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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胡适的婚后生活,并不是恬淡安闲的风平浪静,而是惊涛汹涌的波澜壮阔。

他的绯闻女友,从共穿幽径趁溪斜韦莲司,到半年内通了四十几封信陈衡哲,从烟霞洞里的佳人曹诚英,再到上海的罗曼蒂克徐芳,以及恩师杜威的妻子洛维茨,民国四大才女之一的陆小曼,可谓群芳争艳。

这些女人,随便一个,无论是才华、修养、学识、气质、颜值、品味,都能甩江冬秀八条街。其中尤以江冬秀的表妹曹诚英最为突出。

1923年,胡适在杭州疗养期间与前来照顾他的曹诚英相恋,两人瞒着江冬秀爱的死去活来。回到北京后,江冬秀以此事质问胡适,胡适心虚气怯,死不认账,事情暴露后又吵着要离婚。

属虎的江冬秀面对属兔的胡适,说出手就出手,菜刀、剪刀一齐上,并以杀死两个儿子相威胁,摆出了一副你敢离婚,老娘就敢跟你玩命的架势,吓得胡适连忙认怂,此后再也不敢提离婚之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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自然,胡适之所以能跟江冬秀这样一个旧时妇女白头偕老,也不全是因为因为他的厚道,这自然也跟江冬秀个人有着一定关联。

江冬秀虽然泼辣,却也不是一昧的任性胡闹,除了对于自己的名分认定不容商议外,其他方面她还是很理解胡适的,她从干预胡适的学问研究和政治生涯。反而在适当的时候,她也给过胡适贤内助般的建议,虽然胡适后来并没有采纳,她却也不生气。

生活上,江冬秀也并不完全像旧式妇女般枯燥无趣,相反她也有自己兴趣爱好。譬如打牌。

除了为胡适的生活服务以外,江冬秀经常以打牌消遣日子。她每次打牌必赢,不知何故。她在麻将桌上赢来的钱,也是胡家的经常收入之一。后来,胡适在台湾任研究院长时,胡太大也经常邀朋友来家打牌,胡适也从不干预,有时当四缺一时,她还要胡适来凑一角。

身为院长的胡适,为了维护前院长(蔡元培)规定不准在公房打牌的好传统,曾对他的秘书说,请帮我买所房子给我太太住,因为太太打麻将的朋友多,在公房打牌不方便。由此可见,胡适对太太还是蛮体贴的。

让人意外的是,江冬秀还有一个喜好就是爱读武侠小说,金庸的作品,她如数家珍。大概,这也和她风风火火的性格有着一定关联吧。

08

1975年,江冬秀在台湾去世,终年85岁。

当时,距离他的丈夫胡适去世,已经有13个年头了。

不般配的爱情,往往最深情!

传记

书的正文前或文章标题后的注释

作为鲁迅的老太太,一个不识字的小脚女人,朱安留下的话不多,但句句发人深省。她悲惨的一生给世人留下了许多回味。通过走访朱后裔、实地考察采访、收集相关史料和各界人士回忆等方式,作者追溯了朱安69年的人生轨迹,探讨了她对鲁迅的影响,让我们依稀听出了武魂sf的传奇,看到了这样一个女人无声的声音。

陌生人婚姻

按照周作人的说法:“那一年,鲁迅准备回家,办完了婚事。”但他也表示,当时在国外读书,对于重建房子和嫁给鲁迅的事,他也不是很清楚。值得注意的是,周贯五的回忆中还说:“后来,他把这个情况告诉了鲁迅。结果鲁迅回信很干脆,说他到了就结婚,所以已成定局。日期定下来,鲁迅从日本回到中国。他妈又惊又喜又疑,就让我和明山当好人。他穿着长袍,非常顺从地鞠了一躬。”当然,事情的过程不可能像周贯五说的那么简单,但他所说的和我们通常所了解的有很大不同,这也是值得注意的。

孙伏园是鲁迅的学生和朋友,他与鲁迅家的关系很深。他在1939年纪念鲁迅逝世三周年的会议上也说过这样的话:“鲁迅先生最初是学医的。他接受过严格的科学训练,所以他不相信很多精神生活。他经常对人说,‘我不知道什么是爱。’但家人多次要求他回国结婚,他不肯放弃学业。后来家里来了电报,说妈妈病危,老师已经回国。回到家,我看到房子已经修好了,家具也是崭新的,婚礼的一切安排都井井有条,就等他做新郎了。鲁迅老师一生为物英勇奋斗,但对人很好。他总是不忍心残忍地对待自己最善良的人,所以他屈服了。"

在清末的中国,包办婚姻是天经地义的事,解除婚约是很严重的事。鲁老太太把鲁迅骗回国,无奈。其实这一天是早晚的事。逃避终究不是办法。鲁迅既然不忍心违抗母亲的意愿,就只能牺牲个人意志,默默接受这种命运。

鲁迅和朱安婚后疏远,在新婚之夜已成定局。

朱安是鲁迅的原配妻子,她是一个矮小、不识字的小脚女人。当时鲁迅在日本潜心学医。“他不懂爱”。鲁迅决定回到中国,因为他收到了日本家里发来的电报,说他母亲病危。回到家才知道,妈妈已经选好了他的媳妇,一切都安排好了,就等他回来结婚。鲁迅既然不忍心违抗母亲的意愿,只好牺牲个人意志,默默接受。

鲁迅像木偶一样完成了这一系列麻烦的仪式,但作为新婚夫妇,他果断地做了,搬出了新房,睡在母亲的房间里。结婚后,他很少跟外人说自己的婚后生活。他只对好朋友徐守尚说了一句伤心的话:“这是我妈送的礼物。我只能好好支持。爱情是我不知道的东西。”婚后第四天,鲁迅和二哥周作人去了日本,离开了母亲强加给他的女人。

那天晚上,鲁迅像木偶一样被人推来推去,进了洞房。那时周贯五20岁。他回忆起那天晚上的情形:“新婚之夜,我和新台门衍太太的儿子明山扶着新郎上楼。在一个旧楼梯上,每一级台阶上都挂满了袋子。楼上是两栋低矮的房子,用木板隔开。新房位于靠近东边的那栋,那里有一张红漆的木床和新婚妻子的嫁妆。当时鲁迅没有说一句话,我们也不会拒绝帮助他。当他见到他的新妻子时,他保持沉默,他的脸阴沉而呆滞。”

王从13岁开始就在周家当起了近30年的佣人。鲁迅1906年结婚时18岁。这还是他第一次见到这位周先生。

鲁迅在结婚的第二天,行动非常果断。那晚发生了什么?一个仆人王力可赵贺是不可能知道的,但他透露了一个不为人知的细节:鲁迅婚礼后的第二天早上,靛青染了他的脸,让人以为他那晚大概是把头埋在被子里哭了。

王的回忆提供了令人回味的细节,但缺乏旁证。有人指出,绍兴是大夏天,没必要盖被子。周广义也讲述了他新婚之夜的场景,看起来没那么戏剧化。据他说,当时刚当上祖母的周伯宜夫人很担心这对新人的行动。夜深了,她就去新房隔壁听。我发现他们很少说话,儿子一直喜欢看书,熬夜。三天后,鲁迅住进了母亲的房间,晚上看书,然后睡在母亲床边的一张床上。

王说,因为第二天早上鲁迅不高兴,“当时按老套路,新婚夫妇要去老台门祠堂,鲁迅老师没去”。即使鲁迅没有拜老门,按照老套路,结婚第二天还是有很多复杂的仪式:

首先是“送别孩子”,天亮了,新娘洗完,吹完手,站在门外唱好字。老人带进来一双穿红绿裤子的木小人,放在新娘的床上,说:“官来了。”向新娘道贺,并索要报酬。

一起吃饭自然只是一种仪式。“上殿”后,新人坐轿子,后面跟着老嫂子,吹手。他们会先去党坊的土古寺看看,然后照常去祠堂拜祭祖先。

早上会“拜三朝”,堂上摆两桌十碗汤饭。全家男女老少拜完之后,新郎新娘并排拜。然后“互致问候”,依次按辈分拜本族长辈,与同辈互致敬意,最后接受晚辈的拜礼。

初三,新婚夫妇通常“归家”,也叫“转郎”。新婚夫妇回到家里,在老嫂子的簇拥下,吹着手,坐轿子到家里,去灵堂祭祖,看望公公婆婆等等。之后,新郎被邀请进入内室,像往常一样坐在婆婆的身上听她讲“八句话”。八句说完,新人就要告别轿子了。

朱家客人陈曾回忆鲁迅回门:“我十岁左右,听一个叫刘的浑水故事,说‘朱叔叔家不扎辫子回门。大家都很好奇,我就冲过去看热闹。”“刘和尚的朱家姑爷是鲁迅写的。当时剪掉辫子简直就是特大新闻,引来不少围观群众看热闹。

鲁迅虽然像木偶一样走过这一系列麻烦的仪式,但在新婚之际,搬出新房,睡在母亲房里,他还是果断地做了。我们不知道新婚之夜发生了什么,也不知道鲁迅为什么这么失望。对此,周的解释是,朱安既不识字也不识相:“我大哥结婚后,发现新娘既不识字也不识相。他以前的信都是白写的。新娘名叫朱安,是玉田叔叔的外甥女,媒人是谦姨。他们婆媳是很要好的朋友,一直认为媒人的话不靠谱,自己人永远靠谱。然而,据周贯五回忆,朱安拒绝学习和研究。远在日本的鲁迅事先被告知,他不可能对此有所准备。

周作人说“新人极其矮小,有身怀绝技的样子”。从照片来看,朱安身材矮小,但鲁迅不喜欢她,肯定有更深层次的原因。这门亲事是他妈包办的,他只能默默承受。结婚后,他很少向外人说起自己的婚后生活,只对好朋友徐守尚说过这么一句沉痛的话:

这是来自的礼物

鲁迅的表白很有名,被很多人引用,证明他对朱安真的没有感情,只有赡养他的义务。

由于“母亲”的要求,鲁迅被迫成为“礼物”的接受者。据孙伏园说,鲁迅虽然是新郎,穿着靴子,长袍,戴着红缨帽,但什么都是他做的。但当时他已经下定决心:“婚前我听你的,婚后我自己做决定。那你一定要听我的。”很明显,鲁迅把朱安只是当作礼物。作为受礼人,只要他接受了礼物,他就可以随心所欲地安排礼物。从这个角度来说,他还是一个主动者。

可惜,作为“礼物”,朱安自己是无法意识到这一点的。婚后第四天,鲁迅和二哥周作人去了日本,离开了母亲强加给他的女人。没人提到朱安是怎么熬过这三四天的婚姻生活的。我不知道她是不是一动不动地坐在新房子里。还是一边哭,一边听那些来过的人说,教她怎么慢慢熬过去?也许,就是在那一刻,她觉得自己像一只蜗牛。只要她慢慢爬,慢慢煮,总可以等到周师傅回心转意的那一天。

第一次在开头“我的心禁不住悲凉起来了阿!这不是我二十年来时时记得的故乡”作者由回家的愉悦转为悲凉 第二次在和闰土见面“我看时,不由的非常出惊,慌忙站起身,迎着走去”“ 我这时很兴奋,但不知道怎么说才好”“我似乎打了一个寒噤;我就知道,我们之间已经隔了一层可悲的厚障壁了我也说不出话”这儿由惊——惊于闰土的变化,转为兴奋——多年未见的喜悦,在转为失望——两人之间已有隔阂 第三次是在船上“老屋离我愈远了;故乡的山水也都渐渐远离了我,但我却并不感到怎样的留恋 我只觉得我四面有看不见的高墙,将我隔成孤身,使我非常气闷;那西瓜地上的银 项圈的小英雄的影像,我本来十分清楚,现在却忽地模糊了,又使我非常的悲哀”他记忆中的家乡和人都发生了巨大的变化,使他不禁“悲哀”,通过这一系列的情感变化点出“希望本是无所谓有,无所谓无的这正如地上的路;其实地上本没有路,走的人多了,也便成了路”

在1925年3 月到7 月之间,鲁迅与许广平通信四十余封,他们共同的理想和信念,渐渐升腾为爱情的火焰。但是,他们信中没有花呀月呀的辞藻,没有悱恻和缠绵的柔情,而是对社会人生难题严厉的探讨。许广平说:“没有灿烂的花,没有热恋的情,俺们的心换着心,为人类工作,携手偕行……”

  他们的爱情碰到了守旧者的讥讽和反对。在讥笑和压力面前许广平表现了超凡脱俗的远看见,坚韧不屈的精神。1925年10月,她在鲁迅主编的《国民新报》副刊颁发了《同行者》一文,象烈火一样炽热,公开表达了对鲁迅的爱,她说,她不畏惧“人间的冷漠,压迫”,“一心一意的向着爱的方向奔驰。”

  许广平还在《风子是俺的爱》的文章中公布誓言。针对旧礼教的威吓,她说:“不自量也罢,不相当也罢,合法也罢,不合法也罢,这都与俺不相干!”这铿锵有力的声音,百折不回的决心,赢得了爱情的胜利。1927年10月3 日,鲁迅和许广平同到上海,开始了共同的生活。那一年,鲁迅46岁,许广平28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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